论述经济法的价值

『壹』 经济法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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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求救<论中国经济法的价值和理念>

摘要： 我以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价值理念可以从多角度来阐述。从价值取向谈即专公平竞争与平衡利益。从属适用领域谈即市场竞争与政府调控，用政治术语谈即经济民主与经济集中。在本文中，我试图从公平与效率的角度来论述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和价值理念。如同爱情是人类生活中永恒的主题，公平与效率也始终是法律和经济争论的主题。作为一个法律人，我追求着公平与正义的终极理念，同时，作为一个准经济人，我又迷醉于效率的逻辑趣题。在公平与效率这一对矛盾冲突中，我一直试图寻找出二者的结合点，在现有的知识水平下，我寻找到了一部最反映公平与效率的法律-经济法。 关键字： 公平，效率，竞争，市场经济，社会公平目 次一、导论—两个经济时代的启示二、市场·竞争·效率三、社会·分配·公平四、经济法与民商法五、总结

『叁』 经济法价值的含义是什么

经济法价值是指以经济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的，经济法对人所具有的意版义，是经权济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也是人关于经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也就是说，经济法价值在于经济法对人所具有的意义，包括经济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关于经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

『肆』 你认为学习经济法有意义吗有哪些意义

请领会如下四个方面，对你学习经济法及了解其意义，可能会有所帮助。
1、经济法学的概念：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规律的新兴法学学科。经济法是一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法学产生和发展的制度基础。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是由德国学者提出和归纳的经济法。（也正因为如此，经济法学较为全面的发端，是以20世纪20年代德国学者的研究为标志。并且，德国成为经济法学的发祥地）。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市场失灵等问题的出现需要有新的法律规范来解决新问题，从而促使经济法的产生，学术界对其开始重视。经济法学在中国的真正发展，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2、经济法概念：是调整在现代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单地说，经济法就是调整调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经济法概念的价值：
（1）有助于理解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a.经济法具有突出的现代性、经济性和规制性，这是它与其他所有部门法的不同。
b.经济法概念可以涵盖日益打通的国内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这本身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c.经济法不仅关乎个体利益，也关乎社会公益乃至国家利益。
（2）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经济法的特征、宗旨等问题。
3、经济法的地位：
（1）从部门法的维度看：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整个法律体系有自己独立地位。它是我国7个部门法之一
（2）从法域维度看：无论把经济法放入争论中的社会法法域，还是将其放入经过拓展的公法法域，经济法在上述法域中都有自己的地位，同时，一般不把它放入私法的法域
（3）从与相邻近部门法的关系看：
A、与宪法：从总体上说，两者是根本法与普通法的关系
从制度形成上说，宪法为经济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经济法的各类制度，不过是对宪法规定的具体化
B、与民法：
联系：在法律调整上具有互补关系。两部门法只有有效配合，才能更好地保障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提供。
区别：性质不同：民法是私法而经济法不是
调整对象不同：（此区别也适用于经济法与民法的特别法——商法之间的关系）
C、与行政法
联系：两者的执法主体在形式上都是行政机关
两者所调整的社会关系都侧重于“纵向关系”
区别：调整对象不同：行政法调整的是行政关系，主要是行政管理关系而经济法主要调整特定的经济关系，即“调制关系”
宗旨、手段不同：行政法主要解决政府失灵问题，因而要规范行政权，确保依法行政，保护人权。经济法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因而要运用间接的调制手段、协调矛盾
D、与社会法
联系：都属于现代法，都具有突出的现代性和一定的政策性、社会性。
区别：调整对象不同：社会法侧重解决社会运行过程中的社会问题。经济法侧重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经济问题。
突出的特征不同：社会法的社会性更突出。经济法的经济性最为突出
E、与诉讼法：关系较为密切，尤其在经济法制度的“可诉性”问题上表现突出
F、与刑法：
联系：都属于公法、在一些保护私权的原理上具有一致性、经济法的规定还需与刑法的规定相衔接。
区别：调整对象、调整手段不同。
4、经济法的价值：
1、经济法价值的确立：经济法的价值，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内在的客观功用价值”，即经济法自身的有用性或使用价值。另一类是“外在的主观评判价值”，即社会公众或研究者所认同的或所期望的经济法所具有的价值。
2、对经济法的两类价值的解析：
（1）内在的客观功用价值：经济法的功用，主要是规范调制行为，保障有效调制。同时，经济法可以成为用以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工具，以及各类主体在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方面保护自己权益的工具。这些经济法的制度功用，就是经济法的内在价值。
（2）外在的主观评判价值：效率、公平和秩序，作为经济法调整所追求的更高层次的价值目标，反映了经济法主体对经济法功用的外在评判，因而是经济法外在的主观评判价值。
总之，对于两类不同层面价值的研究，可以形成一种内、外部结合，主、客观统一、功用与评判相联系的“二元价值论”。
3、经济法价值体系的构成：由内在的客观功用价值与外在的主观评判价值组成，两者分别属于不同的层面，前者所处的层面是更为基本的。而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的，因而是更高层次的。

『伍』 经济法的基本价值是什么啊

经济法的作用主要在于构建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法律秩序以及良好的宏观经济法律环境,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据此,经济法的价值表现为经济安全、实质正义、社会整体效益、经济自由...

『陆』 试以科学发展观论经济法的价值论点和论据是什么

【科学发展观的概念】：每一个人都应该理解文明的永恒、普适、唯一性就是科学，再理解战略的连续性就是发展，发展就是创新，我们把大脑对科学和发展的抽象快照看成观念，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概念。
科学发展观作为一种文化，它和其他的文化一样表现出同样的性质。人们开始愿意接受的文化观点都是先接受了它们的表象，经过一段时期后，真正与主题基因发生亲缘似地互动时经过了那个飞秒瞬间，文化派别就这样被哲学确定了，派别的立场就成了分离不变性的“博弈实体”。《博弈圣经》中说过，两次直观才可进入实体，实体是国，可以从中剥离出无数的可能。由此得出结论，不经过飞秒瞬间看似融入主题的文化派别，也只是进入了一个空间单位，一半的行为仍是个人的性质，不能代表稳定的“博弈实体”。正因为实体文化的虚无性质，才需要根据主题要求，在飞秒瞬间进行分离，并吸收扩大文化派系，才能保持派别情感的实体特性。
经过飞秒瞬间将主题的文化基因积累的爱融入科学发展观的实体基因里，那才是对科学发展观真正的爱。《博弈圣经》对爱这样陈述说：“我们把文化进程中被瘾魂驱动的欲望抛弃了自我之后，自由给予的真、善、美，定义为爱。”这样一个个被唤醒的高官，他的行为有一种无私的爱，才是忠诚的骨干，就是一颗拥有魅力的野性种子；他会利用各种发起、召唤、倡导、指导的优质遗传特征，传播科学发展观的主题文化基因；他会改变一大片，这一大片里还会出现种子。
聪明的文化基因，总是优先被唤醒，呈现出中心，它是防止自身衰变进行生物博弈的创新繁殖。这是我们从遗传学那里得到的启示。在连续的文化进程中，让他人接受科学发展观的文化，要靠多次的遗传交流才能逐渐地接近派别的飞秒瞬间。我们可以看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步伐很大，口号响亮，仍不见奇效，完全可以想象，唤醒人类在第三空地里的创新行为是与时俱进的发展历程。只有不断地对科学发展观的“一观二论”进行相互的红移轰击，喊多了，就变成了自我的内容，看到了科学发展观就像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影子。《博弈圣经》曾有一段描述：“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肖像和名字的敏感性，仍是存在一种神秘的知觉，因为无论什么人的生物特性都可以对实体影子和实体肖像产生神秘性，像把梦境看成实体知觉一样，有一定的实在性。”
科学发展观的“一观二论”一旦被接受，适用文化相对性，随时都可以跨越飞秒瞬间，分出真假文化派别，分出博弈的阵营，表现出感情，正像《博弈圣经》中说的：“感情是依赖，是瘾魂驱动欲望过程中的殷勤创作。”如果不能依据国正论的哲学，在飞秒瞬间区别出大小（就是博弈实体与性质），就不能对科学发展观表现出感情，就不能信仰它那至高无尚的主题，也不能融入它的内容；即使在一个阵营也只是一种形式，一旦遇到困难，一半的可能性不会表现出感情忠诚和坚定实体的信念，内部将会出现消极、论争、障碍、麻烦和危险。
任何虚假或不实在的表现，都是想用博弈的手段，战胜对方，独享支配权。
科学发展观是领袖对战略文化的思考，是社会持续发展的纲领。在实践的过程中，文化只有一次次达成，文化没有成功，只有前行。
每一个人都应该理解文明的永恒、普适、唯一性就是科学，再理解战略的连续性就是发展，发展就是创新，我们把大脑对科学和发展的抽象快照看成观念，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概念。
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科学发展观红移辐射的冲击。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实体，任何一个实体都是一个博弈的平台，站在实体一边会占优。每个人都有机会竞争，竞争就是博弈，博弈的飞秒瞬间都是有输有赢。
失败是博弈的结果，所谓成功也是博弈的庇护。

『柒』 经济法的立法价值

论经济法的立法价值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国家干预和调整经济关系的重要手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的客观需要而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现代意义的经济法产生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可以说，经济法的产生既是客观经济生产的需要，也是法发展的必然结果。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关系更加复杂，经济关系亦是如此。在这个实行市场经济的时代，大多数的市场调节都由市场本身来进行，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将它比作 “看不见的手”，并且认为如果没有任何外力的干预，这只手可以引导人们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使社会利益最大化，这就是所谓的无形之手理论。①然而虽然市场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但它并不像无形之手理论所描述的那样是万能。以庇古等人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通过规范分析得出，由于垄断、外部性和社会不平等是内生于自由竞争市场而市场自身又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市场是存在缺陷的，无形之手是会失灵的。这时就需要政府这个强有力的组织机构采取一定的手段和措施来干预市场内部的关系，协调市场秩序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而制定相应的法律就是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说，经济法的产生是客观经济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新兴的法律部门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其往往有个发展过程；但也正是在这些过程中，法律部门体系逐步发生巨大演变。从诸法合体到刑民分裂，进而出现民商分离……如前所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立法已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根据其调整的对象、手段等来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我们都没有充足的理由把它归入民法或行政法等法律部门中。所以经济法也在法律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与其他法律相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是法发展的必然，也是法学理论发展的必然。

现在多数观点对经济法下这样的定义：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② 由此可见，经济法是一个不同于国内法体系中的其他法的重要的法律部门。在此仅讨论其与民法的差异性。首先，就调整对象而言，经济法调整的是特定的经济关系，主要指生产领域中的资源分配关系，包括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市场管理关系、社会经济保障关系等。而民法虽然也有调整经济关系，但是这个经济关系并不在经济法所调整关系范围内，他们并不是重叠或交叉的。民法所调整的是流通领域中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及非财产的人身关系，如夫妻关系等。其次，从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来说，民法采取自愿、平等、等价有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来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而经济法除采取命令与服从的方法外，还采取命令与平等自愿相结合的方法，强调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提倡性规范的结合。再次，从救济手段来说，民法采用民事制裁方法，承担民事责任方式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赔礼道歉等。经济法采用追究经济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相结合的综合的制裁方法。同时，经济法除了采用经济法责任和经济法制裁等否定式法律后果的调整方法以外，还实行了奖励办法（包括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对履行经济法规定义务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或个人给与奖励，以激励和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第四，民法与经济法的作用或称调整宗旨或立法价值不同，民法强调法人和公民权利的自治，在于满足私人权利，体现的是个人本位思想；经济法则强调国家对全局经济活动的干预，在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它体现的是社会本位的思想。但是经济法与民法也有一定的联系。它们调整的都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其作用紧密相关，民事权利的行使往往受到经济权利的制约，而经济权利的行使又要充分尊重民事权利。另外，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社会关系，需要经济法与民法的相互共同作用才能建立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所以经济法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对其它法律部门的否定。正如科斯所指出的，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降低交易费用的法律方法可以有多种选择。作为市场失灵催生的法律部门，民法、商法、经济法有其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有不同的侧重和取舍。经济法的价值虽不能脱离公平、自由、秩序、效率等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范畴，但经济法的社会法性质决定了经济法独特的法律价值观，并以特有的制度规范实现其实质公平、理性自由、整体秩序、社会效率等法律价值。

这里的公平是指经济生活的公平，并且注重的是社会总体的经济公平。③经济法的公平观是一种和谐的社会公平观，社会总体公平要求绝大多数个体和团体间必需公平，但并不是要求所有个体和团体间都绝对公平。它在重视形式公平、机会公平、代内公平的同时，还强调分配公平、结果公平、代际公平。所以说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的有机统一。形式公平是经济法公平价值的基础，是在追求实质公平的条件下的形式公平。经济法重视个体差异，将市场主体按一定的标准细化为不同类型，属于同等条件的，同等对待。如同样的消费者，享有的权利相等；同样的生产者，所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相等。民法则忽视市场主体的经济实力、技术经验等方面的个性特征，而对他们一视同仁的规定，势必造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盛行，产生实质不公平。经济法以实质公平为其更高公平价值目标。实质公平是在承认经济主体的资源和个人禀赋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④实质公平要求一方面对具备特殊条件、地位和能力的市场主体的某些行为进行一定的限制，增加其义务或减少其权利。以反垄断为例，从现代反垄断法实现来看，（一个企业）单纯的市场控制力通常并不被法律作否定性评价，只有当特定的具有市场控制力的企业将其控制力滥用时，法律才对其进行限制或禁止。而企业仅仅具有市场控制但未行滥用，或企业之行为虽有滥用之嫌，但其能力本身不具有市场控制力，则两者均不违反反垄断法。另一方面，实质公平对遭受或易于遭受经济特权侵害的弱小主体进行特别保护，赋予其更多的权利，而承受较少的义务。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销售者在销售中存在欺诈，消费者可以商品价格的两倍向销售者索赔。为方便消费者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消费者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这些规定，从形式上看在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他们的权利义务是不公平的。但是，生产者有责任生产出质量合格的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有诚实信用的义务。与消费者相比，他们具有较多的专业知识，消费者处于弱者地位。由此可见，经济法的实质公平体现了对弱者进行保护的实质公平，剥去了所谓人格抽象平等、权利机会平等的外衣，而对于“人”进行真实具体的价值关怀。

自由源于人的本性，康德宣称：“自由乃是每个人基于人性所拥有的一项唯一的和原始的权利。”洛克认为：“法律的目的并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扩大和保护自由。”杰斐逊确信：“自由是人人与身俱来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话语无不显示出人们对自由的渴望。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中，绝对完全的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正所谓完全的自由就是没有自由。倘若每个人都无所顾忌的追求自己的权利，处处侵犯他人的权利，最终将导致所有人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也就无自由可言了。因此，经济法的自由强调的是理性的自由、规则的自由。为了维护一种理性的自由秩序，必须对个体自由的发展予以限制，这就是经济法的自由价值观。他所强调的是社会整体的自由。例如，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与垄断行为的规制，就是对经济自由的一种限制。虽然垄断的形成是自由发展的产物，但由于这种自由已经限制阻碍了竞争、破坏了社会整体的市场环境，所以必须受到竞争法的约束规制。社会整体的自由不仅是经济法独特自由价值取向追求的结果，更可以认为其表现为一种秩序，这是关于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的秩序，重在维护社会经济总体结构和运行的秩序，更强调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应有广阔的空间。在经济法秩序下，个体虽然仍是自由的，享有充分的权利，但不得妨害和损害他人和其他公众的自由和权利，不得损害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个体自由和权利的行使受到社会必要限制。要协调个体与团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社会尊重个体，个体服从社会。所以这里的秩序也是整体的秩序。可见，经济法所追求的自由与秩序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割裂的，而是统一的、和谐的。现代经济法更是保障和实现经济自由的法律手段，经济自由是其出发点和归宿，通过为保障和实现经济自由而采取干预、限制的手段，以达到一种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从而实现自由与秩序之平衡，维护使社会经济得以良好发展的良好环境。经济法中的效率指经济效率（即经济效益），包括劳动生产效率、经营效率、资源利用效率、利润率等等；并且这主要是指社会总体经济效率。⑤社会总体效率为价值取向是经济法自身的要求。从经济法的法律体系构成来看，经济法主要由市场规制方面的法律规范和宏观调控方面的法律规范两部分组成。经济法所调节的是整个市场的秩序，所追求的是社会整体的自由，保障的是大多数主体的权利，故其目的是实现社会总体效率的最大化。这里的社会总体既指静态，也含动态。经济法的效率虽然直接是指经济效率，但它不仅指经济量的增长，还包括经济质的提高。经济的质不局限于经济性指标，还包括如对环境、人的思想精神等的影响；后者即人们所谓同经济效益相对应的社会效益。所以，经济效率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经济法是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的法。具体而言，经济法把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评价视角从自身延展到整个社会，也就是说，经济主体追求效益的行为，必须置于社会效益之中来认识和评价，只有符合社会效益的行为，才能得到肯定。经济法从社会效益的需要出发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即通过经济法的一些强制性规范来规制经济生活，重新确立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界定经济个体活动领域和行为方向。

综上所述，经济法与一般意义的法以及民法、行政法的价值取向定位差异，是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法律体系中必然分野的根源所在。这不仅决定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各自迥然有异的法律精神与基本观念，从而使它们在根本价值取向或法律理论上大异其趣。由此也突显和验证了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和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独特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参考资料：
① 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27页。

② 杨紫煊 徐杰主编《经济法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P10

③ ⑤漆多俊：《经济法价值、理念与原则》，载于《经济法论丛》第2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年10月

④ 李昌麒：《经济法学》[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希望能够帮上忙：）

『捌』 经济法的社会价值

IRR是财务净现值为零时的收益率，一般用试算法求得。求的正实根与负实根中间无限接近零的值才是内部收益率

『玖』 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有哪些

论经济法的公平价值

摘要：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统一，也是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平。

关键词：公平 社会本位

一、以社会为本位是经济法公平价值的基石

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是指经济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对，但又不是后者的集合或某种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后者合力的结果或有机总和。〔1〕经济法的公平价值具有独特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建立在以社会为本位的基石之上。

经济法是在公法对私法的介入，以国家之手对市场失灵的干预中产生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学上形成了孟德斯鸠、霍布斯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自然法学派从天赋人权的哲学思想出发，认为法就是由人类理性和由事物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联系。法律是自然的理性表现，是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律。在经济学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占主导地位。他认为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客观经济规律会自发实现“自然秩序”。人是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即理性人，在这种“自然秩序中”，当理性人在追求其个人利益的目标时，他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公共最好福利。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他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策，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是有害的，政府的权力应主要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全，即“夜警国家”的模式。自然法学派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近代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法受到削弱，民法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

然而，亚当·斯密所描绘的完全依靠市场调节，来达到的理性的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自然秩序”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图画：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采、贫富分化、市场垄断、公共产品短缺等。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也桎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调节的盲目和滞后，个体组织生产的有序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个体利益的局部性与短期性，往往使个人利益得以彰显，社会公共利益受到忽视。对此，以个人为本位的民法是无能为力的。尚须“国家之手”的干预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进而恢复经济的自由与有序、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格局。经济法所追求的公平，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平。它强调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须对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不只是对个别人的特定利益承担义务。〔3〕有些行为，在民法来看，也许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这种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甚或造成威胁时，就会受到经济法的规制。如微软收购Intuit软件公司，可谓是个互赢的商业行为。Intuit的股东希望通过其企业被收购而获得微软的投资，并利用微软庞大的国际分销网分得好处。微软则希望获得Intuit公司开发的已占有个人财务软件市场近70%分额的Quicken软件。这场收购双方平等互利，完全符合民法的条件要求。然而美国政府担心收购完成后，微软会独霸全美的个人财务软件市场，执意向法院起诉，最终导致了这场交易的流产。〔4〕经济法总是以个别经济活动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对比效果为参照，来评价公平价值的实现。

国家干预也应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从某种方面讲，政府因其本身的特点，在某些时候，也有产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首先政府干预经济，往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例如，保护耕地与发展经济占用耕地是矛盾的。所以，依照《土地管理法》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规划，严格占用耕地审批制度，遵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彻底落实占用耕地补偿制度。这样，就会既有利于保护耕地，维护农民的权益，又保障了国家的建设用地，达到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一。但是，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也会有冲突。如国家为快速发展经济，过度占用耕地，则可能暂时有利于国家利益，而损害了社会利益。其次，政府干预手段的落后，反应的迟钝，往往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形势。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有优势，而微观管理方面不足。政府处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信息广泛，但也难免会有偏差，导致决策的失误。最后，政府作为社会的一个组织，在发挥经济职能，对社会进行规划、引导、控制、调节和监督的同时，难免会有寻租现象。且由于目前监督机制不完备，在我国官本位历史传统影响下，易滋生腐败。有鉴于此，在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干预的程度、方式、方面，都应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加强政府干预的科学性，提高政府人员的素质。

二、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统一

罗尔斯认为，形式正义执行法律和制度时应当平等适用于属于它们所规定的各种各样的人。由形式正义产生形式上的公平。在民法上，公平主要是指形式公平。它意味着机会平等。而机会平等至少要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即社会资源平等地向市场主体开放；竞争的起跑线均等；市场主体同等的不受歧视；市场主体平等的拥有实现其经济目的的手段。〔5〕民法所强调的机会公平，是以实现抽象的人格平等和个人自由为条件，将作为民事主体的人视为完全相同的理性人，而忽视客观存在的人所处的环境和其自身所具备的一切具体特征，给予民事主体同样的法律保护。

但是，法律的普遍性并不能应对社会生活的复杂组合。在以竞争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主体形式上的公平却产生着实质上的不公平。就如一个亿万富翁不可能与一个乞丐具有的条件一样，经济法认为，一个经济巨人与一个经济侏儒也是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的，即使法律赋予他们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诸如行政垄断、地方保护、信息偏差、经济实力、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差别因素的存在，给市场经济带来的实质不公，使得民法的形式公平难以实现。形式公平，也是经济法所要追求的首要目标。每个市场经营主体，不论其所有制形式、所在区域的不同，都有进入市场进行平等竞争的机会。经济法既不为某个市场经营主体在竞争中获胜创造特别优越的条件，也不特别给某个市场经营主体制造障碍，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失败。〔6〕

形式公平是经济法公平价值的基础，是在追求实质公平的条件下的形式公平。民法忽视市场主体的经济实力、技术经验等方面的个性特征，而对他们一视同仁的规定，势必造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盛行，产生实质不公平。经济法恰恰重视个体差异，将市场主体按一定的标准细化为不同类型，属于同等条件的，同等对待。如同样的消费者，享有的权利相等；同样的生产者，所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相等。

经济法以实质公平为其更高公平价值目标。实质公平是在承认经济主体的资源和个人禀赋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7〕实质公平要求一方面对具备特殊条件、地位和能力的市场主体的某些行为进行一定的限制，增加其义务或减少其权利。以反垄断为例，从现代反垄断法实现来看，（一个企业）单纯的市场控制力通常并不被法律作否定性评价，只有当特定的具有市场控制力的企业将其控制力滥用时，法律才对其进行限制或禁止。而企业仅仅具有市场控制但未行滥用，或企业之行为虽有滥用之嫌，但其能力本身不具有市场控制力，则两者均不违反反垄断法。另一方面，实质公平对遭受或易于遭受经济特权侵害的弱小主体进行特别保护，赋予其更多的权利，而承受较少的义务。如各国的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如销售者在销售中存在欺诈，消费者可以商品价格的两倍向销售者索赔。为方便消费者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消费者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这些规定，从形式上看在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他们的权利义务是不公平的。但是，生产者有责任生产出质量合格的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有诚实信用的义务。与消费者相比，他们具有较多的专业知识，消费者处于弱者地位。由此可见，经济法的实质公平体现了对弱者进行保护的实质公平。

经济法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还相统一于社会本位的基石之上，体现在：经济法为社会公共利益，不同时期调整内容也不同，其公平价值取向也不同。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为鼓励吸引外商来投资，加速我国经济发展，促进改革开放的步伐，就出台了许多优惠政府，使得那些在资本、管理经济上比我国企业雄厚、丰富得多的外国企业，享受到了中国企业都享受不到的有利条件。这对我国企业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不公平的。在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并初步完善，作为WTO的成员，我国的市场竞争规则要同世界接轨，就要求市场经营主体平等地参与竞争，就需要逐渐减少外资企业的优惠条件，让他们享受国民待遇。再如，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企业的经济力量非常强大，所以，反垄断法是这些国家经济法的核心。而在我国目前，为增强经济全球化中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发挥企业的规模效应，应鼓励、支持建立大型企业集团，实现同我国企业间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

经济法既追求形式公平，即同等条件下同等对待；又追求实质公平，即不同等条件下不同等对待，二者是统一的。形式公平是实质公平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形式公平的实质公平是平均主义。平均就是在机会的拥有和财富的分配上，无视能力和特殊需要的存在而曲解为简单的按份分摊，是与平等背道而驰的。〔8〕实质公平是经济法的更高目标。实质公平是形式公平的必然发展。没有实质公平的形式公平，形式公平的目标也不能最终实现。

三、经济法的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

随着人类文明的加速发展，尤以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以来，人类面临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世界财富的增长并没有使所有的国家以及每个国家中所有的地区受益，相反，却加大了他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人类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口大爆炸，使得他们能够而又不得不向大自然攫取更多的资源。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利用，导致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森林面积锐减、矿产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延续。在对传统的工业文明和发展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和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目前，可持续发展的比较权威的解释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9〕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人类有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权利，但这些权利必须通过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争取；第二，当代人在创造与追求自己的发展时，应承认并努力作到使自己的机会和后代人的机会平等；第三，为了今世和后代的利益，环境必须成为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10〕

经济法的公平观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观，既体现当代人间的公平，又蕴涵代际人间的公平，是追求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当代人间的公平，即维护所有当代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并满足其为此的基本需要。它要求一国内地区间有平衡的发展。在一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由于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不同，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在某些特定时期，国家为了整体发展的需要，甚或对一些条件好的地区予以政策优惠，来推动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加剧了不平等的存在。我国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区域经济不平衡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11〕代际间的公平，即当代人不能因为自身的发展与需要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满足需求与发展的条件，要给子孙后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能力的权利。科技的发展，使得后代人有可能开发出新的能源并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但其发展仍然离不开大量的自然资源。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应留给下一代一个清山绿水的世界。因而当代人既要考虑自身的发展，也要考虑后代人的发展。经济法还为实现公平的可持续发展作了具体的规制，如土地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水法、渔业法等，都有所体现。

经济法可持续发展的公平价值观，是注重社会效益的价值观。效益是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效益之间的比较。经济法的公平价值，不仅限于经济效益，更强调社会效益。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我国的现代化，也就没有社会效益。在消除地区经济差距上，东部地区要加强与中西部地区全方位的经济技术合作，支持和参与西部开发，更好地发挥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中央也应多给予政策、税收、财政上的支持，如鼓励外商到中西部投资，加强中西部水利、交通、通信、电网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相关的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社会效益必然要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的短期高速发展。我们应走出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老路，将简单粗放的消耗型经济转变为高技术含量多的集约型经济，进行产业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注重生态效应与经济利益的统一。“经济法的效益观所追求的社会效益，在于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微观经济成果的优化和发展也是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之一。”〔12〕只有注重社会效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

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确立在社会公共利益基础上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它不只强调代内公平，更将视野扩展到代际公平，显示了其对整个人类发展的终极关怀。它也是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法律部门的产生、发展、繁荣的重要的活力源泉。

注 释：

〔1〕程宝山：《经济法理论的新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2〕李昌麒：《经济法》[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3〕江合宁：《对经济法与行政法价值定位的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4〕美国司法部将微软收购之举提交法院[N]，《国际电子报》，1995年8月7日，转引自：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68页。

〔5〕公丕祥：《论当代中国法制的价值基础法制与社会发展》[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2期。

〔6〕王保树：《经济法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7〕李昌麒：《经济法学》[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8〕卓泽渊：《法理学》[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9〕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年。

〔10〕程信和、李挚萍：《可持续发展———经济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创新》[J]，广州：学术研究，2001年第2期。

〔11〕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12〕史际春、邓峰：《经济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刍议》[J]，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

赖达清 李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