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开放教育

① 电大法学专业有哪些科目

本科：
案例行政法学
法律文书
法学基础知识＃
法学基础知识(B)＃
国际内法容学概论
国际公法
国际经济法
国际私法
合同法
计算机应用基础(本)
经济法学#
开放教育入学指南
劳动法学
民法＃
商法
宪法学＃
刑法＃
行政法学(1)
行政法学(2)
行政诉讼法专题
行政执法文书
学位论文指南
学位外语(法学)
英语Ⅱ(1)
英语Ⅱ(2)
证据学
知识产权法
中国法制史

专科：
邓小平理论概论
法理学
婚姻家庭法学
经济法学
开放教育入学指南
民法学(1)
民法学(2)
民事诉讼法学
宪法学
刑法学(1)
刑法学(2)
刑事诉讼法学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英语Ⅰ(1)
英语Ⅰ(2)

② 大学专业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试点

法学专业介绍

一、培养目标及规格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系统掌握法学知识，熟悉我国法律、法规，达到相当于全日制高等学校法学专业四年制本科毕业的水平，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工作的高级应用型法律专门人才。

（二）业务培养要求：

主要学习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接受法学思维和业务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运用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与创新意识，并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

二、学制

二年制。实行学年学分制或试行完全学分制。在大学专科基础上，中央电大按三年业余学习安排教学计划。学分有效期8年。

三、课程设置

专业教学计划中设置必修课、限选课、选修课和集中实践环节。课程性质有统设、统设服务和自开等。

专科必修课：邓小平理论概论、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学（1、2）、刑事诉讼法学、民法学（1、2）、民事诉讼法学、经济法学等9门。

本科必修课：中国法制史、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合同法、商法、知识产权法、法律文书、劳动法、英语（1）（2）等10门。

限选课：婚姻家庭法、证据学。

选修课：中国法律思想史、外国法制史、环境法学、国家赔偿法、犯罪侦查学、法医学、监狱法学、检察实务、律师实务、犯罪学、犯罪心理学、法律逻辑学、竞争法、公司法、仲裁法、现代产权法律制度专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税法、房地产法、财政金融法、涉外经济法总论、国际投资法、国际贸易法、国际商法与实务、计算机应用基础、大学语文、英语（1）（2）、英语（3）（4）、大学英语（3）、科学发展简史、财务管理、工商企业经营管理、现代管理综合专题、期货交易实务、房地产评估、商务谈判实务等36门。

四、教学模式与教学媒体

采用多种现代远程教学技术手段，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学习支持服务。

文字教材、音像教材、CAI课件（含网络版）为主要教学媒体，文字教材为基本依据。

通过面授辅导、函授辅导、网络教学、BBS、电子信箱、VBI、电话和双向视频系统、电视直播教学等多种形式提供学习支持服务。

五、教学与教学管理

统设必修课由中央电大统一开设，执行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考试、统

一评分标准。采用集中辅导和巡教巡考等方式，加强教学过程管理。

学生在专科阶段已修完英语（1）（2）的，在本科阶段可将英语（3）（4）作为必修课，替代英语（1）（2）；亦可选择大学英语（3）作为必修课替代英语（1）（2）。

限选课为专业必修课程，由中央电大统一课程名称，执行统一教学大纲（或教学

要求），并推荐教材。婚姻家庭法为专科阶段限选课程；证据学为本科阶段限选课程。

选修课为专科阶段和本科阶段共同设置的课程。地方电大或学生可根据需要自由

选择，但专科阶段已选的选修课，在本科阶段不得重复选用。地方电大亦可根据培养目标及当地的需要自开选修课。

参加专科阶段学习的学生如今后不参加本科阶段的学习，可将本科阶段的必修课程作为专科阶段的选修课。

4.非法学专业专科及专科以上学历毕业的学生参加法学本科学习时，必须补修：法理与宪法、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民法与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经济法等课程。

5.统设服务的课程，可由中央电大提供教学大纲、多种媒体教材、考试等教学资源的支持服务。

6.学生可以从公共选修大表中选修课程，也允许学生跨科类选修。但这部分课程的学分一般不超过课程总学分的10%。

7.各门法学专业课程均须安排平时作业，由中央电大和地方电大共同组织。作业成绩计入课程总成绩。英语平时作业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20％。无平时作业成绩者不得参加课程结业考试。

8.法学专业各门课程的考核应以教学大纲和文字教材为依据，命题时应适当安排理论知识和应用能力两部分内容。考试试卷采用百分制，卷面成绩占总成绩的85％。平时作业成绩占总成绩的15％。本科阶段单门课程考核成绩合格者，由中央电大和中国政法大学共同颁发课程考试合格证书。

9.集中实践环节由地方电大根据教学大纲（要求）负责组织实施。可采取模拟法庭、法律咨询、专题辩论、实习、社会调查等形式，不得免修。

10.毕业论文重点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题目可以多样化，选题应符合法学专业教学要求。

六、毕业

最低毕业学分为71学分。学生通过学习取得规定的毕业总学分，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即准予毕业。由中央电大和中国政法大学共同颁发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其高等教育本科学历。凡通过国家规定的英语本科水平考试的，由中国政法大学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七、教学计划进程表（附后）

八、课程说明

1．中国法制史

本课程讲授我国自夏、商。西周至建国前法律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各时期重要的立法状况和重要法律的基本内容，旨在使学生对我国法律制度的形成有个大致的了解，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历代法制中有益的东西，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法学基础理论的理解，并打好部门法学历史知识的基础。

本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夏朝的法律制度；商朝的法律制度；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秦朝的法律制度；两汉的法律制度；三国魏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隋唐的法律制度；宋元的法律制度；明清的法律制度；鸦片战争后清朝的法律制度；太平天国的法律制度；中华民国的法律制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民主政权的法律制度。

2．国际法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国际法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及国际关系方面的基本常识。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部分阐述国际法基本的理论问题，包括国际法的性质与基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国际法的主体、国家等。分论部分阐述国际关系各个领域中的国际法原则、规则的规章制度，包括领土法、海洋法、空间法、国际法上的个人、国际组织法、外交和领事关系、条约法、国际经济法、国际争端法和战争法等。国际法的定义及渊源，国际法主体，国家领土，海洋法，空间法，外交及领事法，战争法等。

3．国际私法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国际私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并能据此分析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有关涉外民事法律问题。本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国际私法的基本原理，讲授国际私法的对象、范围、性质、定义、原理及其发展，国际私法的基本规范一一冲突规范，外国人的民事法律地位；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讲授涉外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适用，适用于婚姻与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于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合同性债务的法律适用，对外贸易中的法律适用，适用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法律，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涉外继承；涉外民事诉讼与商事仲裁，讲授涉外民事诉讼中的司法管辖，涉外民事诉讼的一般法律程序与国际司法协助，区际私法等。

4．国际经济法

本课程阐述了国际经济法的概念、特征和基本原则。并结合我国有关立法、司法实践活动，介绍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

主要内容包括：国际贸易法律制度、国际结算与支付法律制度、调整和管制国际贸易的法律制度、国际投资法律制度、国际金融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国际法律保护、国际税法、国际商事仲裁等。

5．知识产权法 本课程主要阐述了知识产权的概念、原则，系统论述了我国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以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及其具体操作的基本技能，并结合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活动，介绍了国际知识产权有关公约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趋势：旨在使学生能够较全面地掌握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及其规定，了解国际知识产权的主要规定及发展。

6．合同法

本课程系统阐述了我国合同法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以及各种民事、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合同规范。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合同的订立、合同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变更和转让、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违约责任等有关问题进行系统的论述。并具体介绍了有关买卖、供用电、水、气、热力、赠与、借款、融资、承揽、建设工程、运输、技术、保管、仓储、委托、行纪、居间等合同。

7.商法 本课程概括阐述了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和破产法等方面的概念、特点、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介绍我国有关的法律制度和本学科的发展趋势。通过学习商法可以使学生对公司、票据、保险、证券等法律制度有所了解。

8．法律文书 法律文书包括规范性的法律文书和非规范性的法律文书，本课程主要讲授司法文书与民用诉论文书，属于非规范性的法律文书的基本内容。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有关司法文书及民用诉讼文书的写作要求和写作方法，培养学生写作有关司法文书及民用诉讼文书的能力。

本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包括：司法文书的作用、特点和写作的基本要求；公安机关的司法文书；检察机关的司法文书；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书；律师事务所常用文书；司法机关的笔录类文书等。

9．劳动法学

本课程为必修课。

本课程讲授我国劳动法方面的各种法律法规。通过学习本学科，要求全面理解劳动法学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全面系统掌握我国劳动法的内容，并能理论联系实际，运用劳动法学的基本理论，解决我国劳动关系法律调整中的实际问题。学生在学习本课基础上，可对国外劳动法进行比较性的研究。

③ 法律本科自考科目有哪些

法律自考本科的公共课：

1、毛泽东思想概论；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3、英语。

必考科目有：

1、法律文书写作；

2、 国际私法；

3、国际经济法概论；

4、合同法；

5、劳动法；

6、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7、知识产权法；

8、婚姻家庭法。

选考的有：

1、外国法制史；

2、中国法律思想史；

3、西方法律思想史；

4、金融法；

5、税法；

6、保险法；

7、公证与律师制度；

8、房地产法。

(3)合同法开放教育扩展阅读：

1、本专业计划共设置毕业课程15门。

2、报考条件：各类国民教育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可直接报考。

3、从2007年起，“婚姻家庭法（一）（00855）（3学分）”调整为“婚姻家庭法（05680）（3学分）”：“金融法（一）（00256）（4学分）”调整为“金融法（05678）（4学分）”。

4、考生已通过原计划有关课程，可顶替本计划中的相应课程：

①“行政法”可顶替“法律文书写作（00262）（3学分）”；

②“政治学原理”、“国际关系”或“海商法”可顶替“合同法（00230）（4学分）”或“公司法（00227）（4学分）”或其他选修课（原计划中的一门课程只能顶替现计划的一门课程）；

③“金融法（一）”可顶替“金融法（05678）（4学分）”；

④“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可顶替“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00228）（4学分）”；

⑤“专利法和商标法”可顶替“知识产权法（00226）（4学分）”；

⑥“婚姻家庭”。

⑦“国际关系史”可顶替选修课中的任意一门课程。

5、已通过专科“婚姻法”或“公证与律师制度”，在本科段不需重考这两门课，应在选考课中另行选取两门课程考试。

④ 事业单位劳动合同法是怎样的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包括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合伙合作律师事务所等组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

实践中事业单位人员的构成是由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实行聘用制的人员；一般劳动者。由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不适用《劳动合同法》，一般劳动者适用《劳动合同法》，实行聘用制的人员部分适用。《劳动合同法》"附则"规定：“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将实行聘任制的工作人员交由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来来决定，部分适用于事业单位，扩大了调整范围。

因此，你的情况属于那一种情况，我也无法确定。如果是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人员的话就不适用劳动合同法；如果是实行聘用制的人员，那么部分适用劳动合同法。

事业单位适用本法，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如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其录用工作人员是参照公务员法进行管理，不适用本法。一种是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这类事业单位与职工签订的是劳动合同，适用本条的规定。还有一种事业单位如医院、学校、科研机构等，有的劳动者与单位签订的是劳动合同，签订劳动合同的，就要按照本条的规定执行；有的劳动者与单位签订的是聘用合同，签订聘用合同的，就要按照本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另有规定的，就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规定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没有特别规定的，也要按照本法执行。

这次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违约金条款只适用于两者情况：一是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约定服务期和违约金，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二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的，可以约定违约金，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在适用违约金条款时，立法还作了特别限制，如规定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除了这两者情形之外，劳动合同法特别规定，“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

因此，你若是今年开始与单位签订的合同，那么只有符合上述规定的违约金约定才具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说你辞职时只须承担这样违约赔偿责任，其它的则概不理会。

《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内容如下：

第九十六条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

【解释】本条是关于事业单位聘用制的工作人员的规定。

一、我国事业单位用人制度的基本情况

事业单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所谓事业单位，是指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国家通过编制管理实现对事业单位人员的配置和调控。按照国家财政拨款的多少，可以将事业单位分为三种：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和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我国事业单位数量众多，类型不一，队伍庞大。截至2006年底，全国事业单位总计126万个，涉及教育、卫生、农业、文化、科研等多个领域，职工人数近3035万，其中正式职工2923万（包括原固定职工和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合同制职工）。职工人数中教育业占51. 3%，卫生业占14.3%，农业占9.5%，文化业占5.1%，科研占2.4%。长期以来，我国的事业单位实行的是一套不同于企业，近似于国家机关的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在企业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对国家机关公务员的管理通过立法加以规范，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仍在原来制度的基础上运行，改革进展缓慢。为了转换事业单位用人机制，就要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2002年7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要求事业单位除按照国家公务员制度进行人事管理的以及转制为企业的以外，都要逐步试行人员聘用制度。到2006年底，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合同的人员1700多万，约占总人数的51％。

国家对事业单位实行编制管理，按照编制核算拨款的数额。目前事业单位编制都是多年前核定的，编制基数多年不变，不能满足事业单位不断发展的需要。在编制满额的情况下，各事业单位只好大量扩充编外人员和其他人员，这样造成事业单位人员结构复杂，人事管理分割。事业单位人员结构，归纳起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编制内聘用人员，包括签订聘用合同的编制内聘用人员和无须签订聘用合同的编制内聘用人员；第二类是编制外人员，包括档案内部管理的编外人员和档案外部管理的编外人员，编外人员一般实行企业化管理，与事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第三类是劳务派遣人员，是通过劳务派遣形式招用的。

二、事业单位人员如何适用本法

事业单位人员是否应当纳入本法进行调整，是立法中争论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反对的意见提出，聘用合同与劳动合同有本质的区别，不应当纳入劳动合同法调整。从目前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发展趋势看，履行公共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要变成行政机关，从事经营的事业单位要回归企业，从事公共服务的如教育、卫生、文化、科研等事业单位，还要保留公共服务的职能，按照事业单位进行管理。事业单位有编制、有财政拨款，内部管理机制与企业也不一样，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在合同期限、试用期、加班费、工资、福利、保险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殊性，都与企业不同，它与国家机关比较近似。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制，只是要比公务员要有一点灵活性，但不是完全推向市场。聘用制合同与劳动合同的性质不一样，调整的手段也不一样。如果将事业单位也纳入劳动合同法管理，将比较难以处理好本法与事业单位改革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之间的衔接，并可能产生其他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会引起事业单位管理的混乱，出现不安定因素。处理事业单位的问题，应当循序渐进，把管理体制理顺后，再对事业单位人事制度进行立法。这样比较妥当。赞成将聘用合同纳入本法调整的意见认为，长期以来，我国人事制度是由政策和行政文件相结合建立起来的，调整人事关系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性文件。1994年劳动法颁布时，企业的劳动关系由劳动法调整，对事业单位职工是参照公务员管理体制进行管理。公务员法出台后，公务员法将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能参照公务员法，如果也不适用劳动合同法，那么，对事业单位人员的权利保护缺乏法律依据。聘用合同与劳动合同虽然有不同的地方，但本质上并无区别，不应存在两种合同制度，不应当两个部门管就变成两个性质的合同，将聘用合同纳入劳动合同法的适用范围，解决事业单位人员实体权利保护无法可依的局面，有利于事业单位劳动关系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有利于保护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合法权利，有利于促进我国事业单位的改革。

考虑到目前事业单位正处于改革过程中，用人制度的情况比较复杂，事业单位的聘用合同具体特殊性和复杂性，将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制工作人员纳入本法调整需要慎重。同时，考虑到事业单位中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如不纳入本法调整，将缺乏实体法依据，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因此，本法第二条关于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维持了劳动法第二条第二款的表述，另外在本条中规定：“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对事业单位聘用制工作人员的劳动合同如何适用本法做出特别规定。这样规定，既解决了本法与现行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的衔接，解决了事业单位聘用合同无法可依的局面，也为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留下空间。

⑤ 论合同法中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两个原则结合起来论述)

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比较
作者： 高兴江 发布时间： 2007-10-16 14: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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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原则的确立都是相对的，只要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没有发生变化，它们便有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合同自由原则体现合同的本质，并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合同法的一项最基本原则。诚信原则受到重视也是由其特性以及社会的需求所决定的。二者共同服务于市场经济中商品自由流通与宏观调控的需要，都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合同自由原则信赖诚信原则获得更充实的发展，诚信原则依赖合同自由原则获得更广泛的活动空间，二者不可替代，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现代合同法的两大支柱。
一、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意义和要求

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决定合同内容以及在变更和解除合同、选择合同补救方式、选择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最基本的原则。

合同自由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在东罗马帝国优士丁尼编纂的《民法大全》中有关诺成契约的规定已基本包含了现代契约自由的思想。从十五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契约自由的观念得到广泛的传播。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国富论》一书，提倡彻底的自由经济。正如我国台湾学者苏明诗所指出的“每个人不分强弱、贫富，均得以自己的意思活动，而社会之利益，亦当与其成员之个人利益相一致，故自由竞争，成为社会之最好指导原理。” 因此，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契约自由原则提供了经济理论的根据。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哲学提出，人生而平等自由，追求幸福和取得财产是个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自由。因此，尊重当事人的意思成为近代契约法的重要原则。 自原始积累以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并随着国际贸易发展，世界市场得以建立。因此，契约自由的原则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立法得以确认，成为近代西方合同法的精髓和核心，并被大陆法系国家奉为民法的三大原则之一。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合同自由原则有其存在的经济基础。我国合同法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一般认为，该条即是对合同自由原则在我国合同法中的确立。

合同法中确认合同自由原则，乃是完善我国合同立法的重要步骤，对于保障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确认合同自由原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巩固改革成果并保障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重要举措，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须采取的法律措施，是正确处理合同纠纷的重要条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指令性计划适用范围缩小，企业自主权扩大，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也日益受到尊重。1993年我国立法机关修改原《经济合同法》，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确认改革以来扩大当事人合同自由方面的成果。例如，修改后的《经济合同法》将原《经济合同法》涉及“计划”的10个条文删除了大部分，仅保留两条“计划”的规定。现颁行的《合同法》虽仍有“计划”的影子，但减少了政府对合同关系的不必要干预。这显然是扩大了合同当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也是改革和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发展市场经济前提是尊重市场主体所享有的合同自由，当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越充分，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就越强，交易就越活跃，市场也将随之得到发展，社会财富也将因此而增长。所以合同自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关系发展的基础和必要条件，而以调整交易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合同法当然应以此作为最基本的原则。

合同自由原则包括两方面：一是确认当事人的合法的合意具有优先于法定的任意性规范适用的效力。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合同法限制合同法的强制性规范的同时，努力扩大了任意性规范。在一般情况下，有约定时则依约定，无约定时依法律规定。合同法条文中，有许多“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之条款，例如关于违约金和损害赔偿，有约定的则适用约定，没有约定时才适用法定的赔偿责任。只要当事人的合意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公序良俗，合同法不应对其合意进行干预。二是尊重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确定合同内容和形式、确定违约责任等方面的选择自由。具体来讲，合同自由原则的表现和具体要求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在合同法的立法过程中，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应从商品交换关系的根本特点出发，结合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要求，赋予合同关系主体以最大的自由。商品交换遵循的首要规律就是价值规律。这也是合同法应考虑的经济规律。(二)除国家下达了指令性计划外，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主地决定签订或不签订某个合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干涉他的这种自由，包括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不得违背当事人的意志，强迫当事人签或不签某一合同。自由自愿原则的这一内容和要求，也反映在《合同法》第52条第1款的规定中，“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合同”无效。(三)在签订合同时，任何一方主体都有选择对方当事人，与对方当事人共同决定合同的形式和具体内容等权力。(四)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在不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前提下，当事人双方可以通过协商转让合同权利和义务、变更合同内容，或者解除合同。如《合同法》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当事人一方经对方同意，可以将自己在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诸如此类的规定都体现了当事人变更、转让和解除合同的自愿原则。(五)在发生合同争议或纠纷时，当事人有选择解决争议或纠纷方式的自由。发生争议或纠纷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或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解决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任何一方可根据合同规定的仲裁协议或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向合同仲裁机关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提起诉讼时，当事人还享有在不违反民事诉讼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的前提下，选择管辖法律的自由。

二、诚信作用原则的确立、现实意义和具体要求

诚实信用原则是指当事人在从事活动时，应诚实守信，以善意的方式履行其义务，不得滥用权利及规避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义务。在大陆法国家，它常常被称为债法中的最高指导原则或“帝王规则”。

诚信原则最早起源于罗马法，它被称为“善意原则”。之后，大陆法国家的民法都先后确认了诚实信用原则。在我国，《民法通则》将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作出规定，我国《合同法》也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确认。王泽鉴教授认为，诚实作用实际上被称为帝王条款，君临法域。诚实作用原则之所以被各国立法所为基本原则，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法律的不周延性为立法者所认识。立法史表明，以法律来涵盖一切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民事关系是难以做到的。有的学者因此指出，成文法制度中法律漏洞存在具有不可避免性，法律体系存在着违反立法计划的不圆满性状态，其特点在于违反计划性和不圆满性。基于这种情况，只能用设立弹性条款的方法来克服法律的不周延性。通过对当事人提出诚实信用的要求，为当事人订立非典型契约的活动以及以自己的协议变更法律的任意性规定的活动订立一个范围，以保证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同时确保社会利益不致因当事人的协议受到损害。其次，各种矛盾的激化需要诚信原则作为缓冲器。进入20世纪后，各种社会冲突加剧导致社会利益的危机，法律由权利本位走向社会本位，与“诚实信用”所蕴涵的对他人利益的尊重不谋而合，从而法律获得长足发展。德国法院依靠诚信原则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经济、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而产生的极其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是提高了诚信原则的地位。第三，衡平观念与道德向法律的渗透。法律由严峻走向衡平，并吸收一定道德因素是法律进化中的普遍现象。诚信原则在大陆法系的确立，反映了观念和道德向法律的渗透。法律仅是实现正义的工具，一旦与其目的不合便应进行调整。法律只是对人们的基本要求，仅此是难以维持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的，必须以对人们提出更高道德要求作为补充，才能构成理想的交易秩序。

诚实信用原则具有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交易和维护交易安全的作用。我国合同法将其确认为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保持和弘扬传统道德和商业道德。我国社会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历来崇尚诚实信用的道德伦理观念，诚实信用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信者，言之实也(朱熹注)”。在我国商业习惯中，也历来将诚实守信、童叟无欺作为重要的商业道德。我国合同法确认诚实信用原则，是对我国传统道德及商业道德习惯在法律上的确认，对于弘扬道德观念、规范交易活动，具有重要意义。第二，保障合同得到严守，维护社会交易秩序。合同法要求合同当事人在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的各个阶段，甚至在合同关系终止以后，都应当严格依据诚信原则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法律确认交易当事人在交易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遵循诚信原则，才能使商业交易当事人既能遵循商业道德，又能严格守约和正确履约，从而形成交易关系的正常秩序。只有在交易当事人具有诚实守信的观念时，合同才能得到严守。甚至在合同本身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当事人如果是诚实守信的商人也会努力消除合同的缺陷、诚实地履行合同。反之，即使合同规定得再完备，而交易当事人是非诚实守信的，合同也难以被严守。第三，原则的功能随着交易的发展而不断扩大，诚信原则不仅具有确定行为规则的作用，而且具有衡平利益冲突、为解释法律和合同提供准则等作用。尤其是考虑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生活变化很快，许多法律规则已不符合现实的经济情况，如果采纳诚信原则，使法官依据诚信原则补充法律漏洞，也不失为完善法律的一条途径。

在合同法中，诚信原则具体体现和要求是：

第一，合同订立阶段应遵循诚信原则。在合同订立阶段，尽管合同尚未成立，但合同当事人彼此间已具有订约上的联系，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负有忠实、诚实、保密、相互照顾和协力的附随义务。任何一方都不得采用恶意谈判、欺诈等手段牟取不正当利益，并致使他人损害，也不得透露和不正当地使用他人的商业秘密。依据诚信原则产生的订约过程的附随义务，随着当事人之间联系的不断密切和发展，当事人一方不履行这些义务而给另一方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第二，合同订立后到至履行前应依循诚信原则。在合同订立后，尚未履行以前，当事人双方都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严守诺言，认真做好各种履约准备。如果一方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另一方在履约前经营状况严重恶化，或者存在着其他法定情况，可以依据法律的规定，暂时中止合同的履行，并要求对方提供履约担保。但在行使中止权时应严格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及法律规定的条件。

第三，合同的履行应依循诚信原则。在合同的履行中，当事人应当严格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及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和保密的义务。遵守诚信原则，一方面要求当事人除了应履行法律和合同规定的义务以外，还应履行诚信原则所产生的各种义务。 另一方面，在法律和合同规定的义务内容不明确或者尚缺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应依据诚信原则履行义务。

第四，合同终止以后应遵循保密和忠实的义务。在合同关系终止以后，尽管双方当事人不再承担义务，但也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承担某些必要的附随义务如保密、忠实等义务。此种义务在学术上称为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后契约义务。因一方违反这种义务给另一方造成损害的，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第五，合同的解释应遵循诚信原则，在实践中，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所使用的文字词句可能有所不当，未能将其真实意思表达清楚，或合同未能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合同难以正确履行，从而发生纠纷。此时，法院或仲裁机构应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考虑各种因素(如合同的性质和目的，合同签订地的习惯等)以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并正确地解释合同，从而判明是非，确定责任。此外，在合同发生争议以后，当事人双方都应当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妥善地处理争议，避免给对方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无论是实行替代性购买还是替代性销售，都应依据诚信原则进行，不得高价购买、低价变卖，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诚信原则由于其极大的伸缩性而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但它并不是万能钥匙，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援引它。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权利如果不加以限制，都有滥用的可能。因此，为防止诚信原则的滥用，必须对适用加以限制。比如对某一案件，法律有规定，但依法律规定所得结果与适用诚信原则所得结果正好相反，亦应依法律的规定而不能适用诚信原则，其理由是为维护法律的权威，禁止对现行法律的修正，防止诚信原则的滥用。

三、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相辅相成

我国合同法所确定的合同自由是一种相对的自由，而非绝对的自由。为了保障市场经济有秩序地发展，国家有必要对市场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和正当干预。为此，应对合同自由做出必要限制：

对合同自由的限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现代各国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是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正如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所说的“契约自由应受限制，系事理之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一部契约自由的历史，是契约如何受到限制，经由醇化，而促进实践契约正义的记录” 。因此，这种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的目的，并非从根本上否定或取消合同自由，而是为了消除这一原则的缺陷，使其更好地适应发展了的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而将诚实信用原则引入合同法，就可以根据各种具体情况灵活阐释“自由”的具体形式，只是消除了自由的绝对性，避免了一方自由的滥用对创议自由的跟踪，使自由与平等、公正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合同自由注重形式上的平等自由转向注重实质上的平等自由，使自由更加真实，使合同自由原则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一般认为，诚信原则具有三项功能：第一，指导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如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款规定，凡一切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二，解释、评价和补充法律行为，如德国民法第157条规定，契约之解释应斟酌交易上的习惯，按诚实信用原则为之。第三，解释和补充法律，即对于法律上的明显缺陷和不足，应按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修正和补充。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表明，其发挥作用要信赖其业以存在的法律行为和法律。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般条款，其内涵和外延具有不确定性，只能针对特定情形进行利益衡量，或对规定不明的予以解释，或对有漏洞的予以补充，或对某一具体义务加以扩张以满足双方当事人的利益需要。比如在合同关系中，由于一方违约而致损害发生，另一方当事人在能够控制损害的发生的情况下，就合同本身而论，他没有任何义务去采取措施，但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他应当尽可能减少损害的发生，否则不能就扩大损失要求赔偿，这就是基于诚信原则而对其所负的合同义务的扩张。因此，单纯的诚信原则并不能创设合同的全部义务或消灭合同的全部权利，只是起解释和补充法律与法律行为的作用，因此它不能取代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2、王利明、崔建远主编，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合同法》

3、中国政法大学李春霖《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4、武汉大学张素华《诚实《短缺坚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

5、王利明著《合同法研究》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

⑥ 法律专业本科都开设哪些课程

第一学期课程 1、法理学; 2、宪法学; 3、外国法制史 ; 4、中国法制史。
第二学期课程 5、民法总论;6、刑法总论; 7、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8、婚姻家庭继承法。
第三学期课程 9、刑法分论； 10、刑事诉讼法； 11、民事诉讼法 ； 12、物权法； 13、合同法； 14、公司法； 15、经济宪法与经济行政法。
第四学期课程 16、证券法； 17、环境与资源法； 18、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19、税法；20、金融法；21、反垄断法；22、国际法； 23、国际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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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按照《合同法》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合同中约定的哪些条款仍然有效

仲裁、诉讼、纠纷处理、保密条款等有效。也可以约定合同终止后有效的事项

⑧ 比较我国合同法与CISG的区别和联系

一、合同的订立
如果比较 CISG 第二部分“合同的订立”( 第 14 条 － 第 24 条)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订立”( 第 9 条 － 第 43 条)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合同法对于 CISG 规定作了相当充分的借鉴和吸收。比如，关于要约是否具有拘束力以及要约是否可以撤销，这是合同缔结法统一化过程中遇到的最为困难的问题之一，因为不同国家的做法并不一样。CISG 第 16 条等规定反映出了调和不同见解的意图，第 1 款以要约可撤销为原则，不过，它对这一原则作了限制。中国原来的民法理论受德国民法理论的影响，承认要约的形式拘束力[4]290，目的在于保护受要约人的利益，维护正常交易的安全。不过，中国合同法并没有明文规定要约的形式拘束力，而是参考了 CISG，规定了要约的撤回及撤销，惟对此作了若干的限制( 中国合同法第19 条) 。
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国合同法“总则”与“分则”的结构，就会明白，该法规定的合同的订立并不限于买卖合同，而是对于所有的合同都可以适用的。
二、合同解除
( 一) 根本违约
根本违约( fundamental breach) 的思想被中国合同法接受了，体现在第 94 条第 2 － 4 项。但是，与 CISG 第 25 条相比，二者有一些差异。其一，CISG 第 25 条对于根本违约的构成作了限制: “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这在中国合同法中是没有的。对于这一差异，有的学者指出: “我国法律规定对根本违约的判定标准不如《公约》那么严格，没有使用可预见性理论来限定根本违约的构成，只是强调了违约结果的严重性可以成为认定根本违约的标准。这实际上是抛弃了主观标准，减少了因主观标准的介入造成的在确定根本违约方面的随意性以及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因素。”（注：参见王利明: 《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4 页; 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7 － 288 页。中国学者对于公约第 25 条“可预见性”要件的理解，在公约起草时便已有同类观点存在。Schlechtriem 教授对此指出，这个概念更容易被错误地理解为主观归责因素。由于这里最决定性的问题是对合同以及约定的义务的解释，所以最终涉及的就是对每一项义务违反所产生的影响的证明和举证责任。参见[德]彼得·施莱希特里姆: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评释》，李慧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8 页。）其二，对于所违反的合同义务，CISG 没有进一步要求，只强调其结果（被违反的义务是( 用德国法术语) 主要义务( Hauptpflicht) 抑或是附随义务( Nebenpflicht) ，是给付义务( Leistungspflicht) 抑或是保护义务( Schutzpflicht，参照德国民法第 241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 ，是无所谓的; 附随义务( 或许宜称为附加义务) 也可能对债权人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可能决定合同“应存续抑或解消”。Vgl． Peter Schlechtriem，Internationales UN － Kaufrecht，4． Aufl． ，2007，Rn 114．）;中国合同法第 94 条第 2 项和第 3 项强调了违反的是“主要债务”，同条第 4 项则未再要求“主要债务”，中国的学说解释亦承认在个别场合，附随义务违约亦得构成根本违约，发生解除权[5]462。
( 二) 协议变更或者终止合同
CISG 第 29 条第 1 款规定，合同只需双方当事人协议，就可更改或终止。类似的规则在中国合同法中规定在第 77 条第 1 款和第 93 条第1 款。二者的差异是，CISG 第29 条第2 款规定，规定任何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必须以书面做出的书面合同，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但是，一方当事人的行为，如经另一方当事人寄以信赖，就不得坚持此项规定。中国合同法对于合同的协议变更或者解除，并没有规定类似的规则。但是，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有特别的约定，要求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的协议须采取书面形式，该约定仍有效力。另外，依中国合同法第 36 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该规定也可以适用于当事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协议，最终的效果，与 CISG 相去不远。
( 三) 解除通知的生效
依 CISG 第 26 条及第 27 条，解除合同的声明须向相对人发出通知，方始有效。依通常解释，该 通 知 不 以 送 达 为 生 效 要 件[6]48。依Schlechtriem 教授的观点，从 CISG 第 26 条及第27 条本身的措辞和制订者们的本意出发，应该确认意思表示是从发出时生效的。尽管他本人从法的应然性角度出发，赞同 Neumayer 的观点，即形成权性质的意思表示不应当被视为在受领 人 完 全 没 有 知 晓 的 情 况 下 就 可 以 生效[6]109。而依中国合同法第 96 条第 1 款，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在这一点上，中国合同法与 CISG 存在差异。
( 四) 解除的法律后果
中国合同法第 97 条和第 98 条的规定与CISG 第 81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差异体现在，CISG 规定“如果双方都须归还，他们必须同时这样做”。中国合同法没有这样明文的规定，学者解释上主张，可以类推适用合同法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规定( 第 66条)[5]263。
CISG 第 82 条规定了买方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或者要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的权利。类似的规则在中国合同法上并不存在。在学者解释上，学者指出，《德国债务法现代化法》废止了原来民法典第 350 －354 条，于第 346 条第 2 款规定了以作价偿还来代替返还，解除权并不消灭。德国法的这一转向，殊值重视。我国《合同法》就上述问题，未设明文规定，可以视为法律漏洞，在填补漏洞时，宜取法德国新法做法，不以因解除权人的事由使受领的标的物严重毁损灭失或者其他事由不能返还，作为解除权消灭的原因，而应当肯定解除权人仍保有其解除权，但行使解除权后须对受领的标的物作价偿还[5]484。
三、违约责任与免责
( 一) 关于先期违约
CISG 第 71 条和第 72 条是对先期违约( an-ticipatory breach) 的规定，同时，第 71 条也吸收了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 Unsicherheitseinrede) 的内容[6]256。在中国合同法中，一方面规定了不安抗辩权，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发端于普通法的先期违约制度。与 CISG 相比，一个形式差异在于，中国合同法并非规定在并排的两个条文，而是在不同的地方，规定了这两个制度，分别是第 68条、第69 条、第94 条、第108 条。
由于混合继受了两个法系的相似的制度，所以，中国合同法上述条文的解释适用遇到了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这里存在一些冲突或者不和协，特别是对于默示的拒绝履行场合的解除，是否需要经过催告及合理期限，在第 94 条第 2 项的规定上没有反映出来。在学说上，有见解主张宜采体系解释方法，对于94 条 2 项中“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形，在解释上应参照第69 条，进一步要求解除权的发生以“催告”为前提[5]462。这一解释结论，如果对照 CISG第72 条的规定，也可以进一步获得印证。
( 四) 要求特定履行
关于特定履行( specific performance) ，CISG采取折衷方案( 第 28 条) ，以“法院没有义务做出判决，要求具体履行此一义务”为原则，以“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对不属本公约范围的类似销售合同愿意这样做”为例外。CISG 第46条规定了买受人的履行请求权，第 62 条规定了出卖人的履行请求权。中国合同法第 107 条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条款，并列规定违约方“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肯定非违约方有履行请求权，在通常解释上，非违约方原则上有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法院对于非违约方的选择有一定的裁量权。中国合同法第 109 条规定了金钱之债的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第 110 条规定了非金钱之债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这种区分，虽然可以从形式上能够分别对应于 CISG 第46 条和第62条，从实际内容上看，似乎没有鲜明的受 CISG影响的痕迹。
中国合同法第 110 条针对非金钱债务规定了三种排除履行请求权的情形: ( 1) 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 ( 2) 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 ( 3) 债权人在合同期限内未要求履行。与之相比，CISG 虽未作相似的规定，但通过解释，也可以获得相似的效果。比如，学者指出，在 CISG 中在货物交付原始不能场合并不妨碍合同成立，由此引发是否可能就不能的给付请求履行的问题，不过，参照CISG 第 46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有排斥对于出卖人过酷且不合理的要求交付代替货物以及要求修理的意旨，故应解释为，对于不能义务的履行请求不予承认[7]22。
中国合同法第 111 条针对质量不符合约定，规定了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其中的“修理、更换、重作”属于强制履行的表现形态[8]314，被称作“补救的履行请求”[5]543。CISG 第 46 条第 2 款规定了更换，同条第 3 款规定了修理，并分别规定了相应的请求权要件，前者要求“此种不符合同情形构成根本违反合同”，且要求“必须与依照第 39 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通知发出后一段合同时间内提出”; 后者要求“必须与依照第 39 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通知发出后一段合同时间内提出”。与之相比，中国合同法第 111 条的规定比较富有弹性，“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救济方式，这里的“合理”一词，其实也是在赋予裁判者以裁量权。另外，修理、更换、重作，作为强制履行的表现形态，也要适用《合同法》第 110 条对履行请求权所做的限制[5]546，包括“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场合( 第110 条第3 项) ，排除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值得探讨的是，《合同法》第 110 条第3 项与《合同法》第 158 条所规定的检验期间( 瑕疵发现期间) 的关系。我个人初步的意见是，二者所规定的属于同一类性质的问题，可将前者理解为一般规定( 在总则部分) ，将后者理解为特别规定( 在分则部分) ，并依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解决( 三) 减少价款
CISG 第 50 条规定了减价 ( price rec-tion) ，就此规定，是理解为对于大陆法继受自罗马法的减价之诉( actio quanti minoris) ，抑或理解为合同改订的一种情形，抑或理解为普通法( common law) 中的一种损害赔偿，看法并不统一。大陆法圈的文献倾向于持“合同的一部解除”或者合同改订的观点加以说明; 而在普通法圈中，一方面引用大陆法圈的见解，又以之可以通过本来的损害赔偿加以处理，对于减价规定的设置表示怀疑，这样的文献也是存在的。不过，也有学者提示，从 CISG 对于条文的安排来看，减价( 第 50 条) 被放在合同解除( 第 49 条) 与出卖人的一部不履行( 第51 条) 之间，故将减价放在合同的一部解除( partial avoidance) 的位置上，也是可能的[7]24。
中国合同法在总则第 111 条规定了“减少价款或者报酬”，在立法体系安排上，将减价规定在合同法总则，而不是像德国民法第 441 条规定在“买卖”部分（注：对于德国新债务法的规定，Zimmermann 教授不无遗憾地指出，鉴于新债务法起草人的总体目标是尽可能地将对于隐蔽瑕疵的责任统合进规范违约的一般制度，看到在新的德国民法典中保留着分裂着的减价规定，真是让人吃惊。See Reinhard Zimmermann，TheNew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pp． 115 － 116．）。中国的学说对于减价的探讨尚不多见，既有的探讨将减价权理解成为一种形成权，同时认为与其将减价权建构在“一部解除”思想之上，不如建构在“合同变更”思想之上[9]21。
( 四) 损害赔偿
如果卖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受方可以按照公约第 74 条至第 77 条的规定，要求损害赔偿( CISG 第 45 条第 1 款 b项) 。如果买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卖方可以按照第 74 条至第 77 条的规定，要求损害赔偿( CISG 第 61 条第 1 款 b项) 。CISG 第 45 条第 1 款 b 项所规定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所基于的原理是，卖方担保其对于合同义务的履行。该责任并非基于过错、在卖方控制下的特定情事的存在或者关于履行的特别合同担保，而只是由于不履行合同义务而产生责任。如果不履行是由于第 79 条所谓的无法预见的客观障碍，则不产生损害赔偿义务（注：See Hub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45 Rn 37 － 38． Vgl． auch Müller － Chen in: Schlechtri-em / Schwenzer ( hrsg． ) Kommentar zum Einheitlichen UN － Kaufrecht，5． Aufl． ，2008，Art． 45 Rn 8．）。在 CISG 第 61 条第 1 款，违约亦无须是由于买方的过错，尽管人们须意识到存在着依第 79 条和第 80 条免责的可能（注：See Hag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61 Rn 2．）。CISG 就违约方损害赔偿责任的发生，不以过错为要件，但有免责的可能，这种规定在中国被称为“严格责任”，并被认为是合同法的发展趋势，进而影响到了中国《合同法》的起草[10]45。对此，虽有中国学者从立法政策立场提出反对意见，（注：参见崔建远: 《严格责任? 过错责任?》，载《民商法论丛》第 11 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0 页以下; 韩世远: 《违约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8 页以下。）《合同法》第107 条最终并未将“过错”作为违约责任或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在这点上，应该承认中国合同法确实受到了 CISG 的影响。
CISG 第 74 条规定确定损害赔偿范围的可预见性规则( foreseeability) ，这一规定被中国合同法第 113 条第 1 款完全吸收。CISG 第 75 条规定的替代交易场合的损害赔偿计算方式、第76 条规定的未从事替代交易场合依时价计算损害赔偿的方法，在中国合同法中虽未明确规定，在中国实务中的做法，也是大致相当。CISG第 77 条规定的减轻损害规则，中国合同法第119 条的规定与之大致相当。
( 五) 免责
CISG 第 79 条规定的免责事由是“不能控制的障碍”( an impediment beyond his control) ，中国合同法规定的免责事由则是“不可抗力”( force majeure) 。后者被定义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第 117 条第 2款) ，而 CISG 所用的不是 and，而是 or。因而，中国合同法上的免责事由被限定得严格。CISG 第 79 条第 5 款规定，“本条规定不妨碍任一方行使本 CISG 规定的要求损害赔偿以外的任何权利”。这包括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中国合同法第 94 条第 1 项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而，二者在这点上是共同的。
四、买卖合同
( 一) 买卖的标的物
CISG 所规定的买卖的标的物，正如其名称所反映出来的，是货物( goods) ，同时 CISG 又明确排除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经由拍卖的销售、根据法律执行令状或其他令状的销售、公债、股票、投资证券、流通票据或货币的销售、船舶、船只、气垫船或飞机的销售、电力的销售( CISG 第 2 条) 。
中国《合同法》所规定的买卖的标的物是有体物，并不包括权利。这里的有体物，并不以动产为限，尚包括不动产。当然，土地不能成为买卖的标的物( 只是土地使用权可以流转) ，故这里的不动产主要指房屋之类建筑物。这里的买卖，既可以是商事买卖，也可以是民事的买卖，包括消费者为买受人的买卖。拍卖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买卖。
( 二) 卖方的义务
卖方的义务( CISG 第 30 条、中国合同法第135 条、第 136 条) 、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地点( CISG 第31 条、中国合同法第 141 条) 、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时间( CISG 第 33 条、中国合同法第138 条、第 139 条) 等，中国合同法学习了 CISG。
( 三) 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统合入违约责任
中国法是大陆法系大家庭中的一员，因而，起源于罗马法的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便很容易被想当然地以为存在于中国法中。这一问题，在中国统一的合同法之前，学说上存在分歧。中国合同法第 153 条规定了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第 155 条规定，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依照本法第 111 条的规定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第111 条是合同法总则“违约责任”章中的一个条文，它规定: “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 61 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对于中国合同法的上述规定，尽管有个别学者认为瑕疵担保责任在中国合同法上相对独立，它与一般的违约责任竞合，买受人可以根据个案择一而主张[11]，主流的学说则主张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在中国合同法上已被统合进了违约责任，中国法奉行的是违约责任“单轨制”，而不是违约责任与瑕疵担保责任并存的“双轨制”[12]。中国合同法的这一立场，实际上是学习了 CISG。违反 CISG 第 35 条第 1 款而质量不符的情形，既可以包括有瑕疵的履行( peius) ，也可以包括给付他种物( aliud) ，且均可因瑕疵通知期间的徒过( 错过责问 Rügeversaeumung) 而“治愈( geheilt) ”[6]123。同样，依中国合同法第 158条，买受人怠于将标的物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不存在另外追究出卖人一般违约责任的余地。在中国合同法之后，同为大陆法系一员的德国民法，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也已实现了这种统合[13]79 －121。
CISG 第 35 条对于标的物在数量、质量、规格、包装方面的符合性作了专门规定，对此，中国合同法并没有完全照搬，而是分散地作了规定。换言之，在中国合同法上，买卖标的物的合同符合性并非集中地规定的，而是分散的。其中，对于质量的符合性，规定在第153 条、第154条( 指引向第 62 条第 1 项) 、第 155 条( 指引向第 111 条) 、第 168 条、第 169 条等。对于数量的符合性，虽然没有像质量那样明确规定了出卖人的相关义务，但从其他条文可以看出，合同法还是作了相关的要求的，体现在第 158 条、第162 条以及第 72 条等。对于所谓“规格”，合同法没有专门的规定，而是体现在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 比如第 153 条) 或者凭样品买卖( 第169 条) 。合同法没有像 CISG 那样使用“通常使用的目的”和“特定目的”，但在第 169 条规定了凭样品买卖出卖人的买受人不知道样品有隐蔽瑕疵的，即使交付的标的物与样品相同，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的质量仍然应当符合同种物的通常标准。这里的“通常标准”概念，在功能上与 CISG 所谓的“通常使用目的”相当。对于包装，中国合同法第 156 条照搬了 CISG 第 35条第 2 款第 4 项。
CISG 第 38 条规定了买方检验货物的时间。中国合同法第 157 条的规定并不完全一样，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在没有约定场合的及时检验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中国合同法没有进一步区分情形详细规定，而是作了简化处理。这一做法并不意味着中国合同法的起草人认为 CISG 的规定不合理，而是考虑到了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便于使立法通过的考虑，在一些规定上删繁就简。
( 四) 风险负担
中国合同法第 142 － 149 条是关于买卖标的物风险负担的规定，这些规定显而易见是受到了 CISG 的影响，但又有所变化。
中国合同法吸收 CISG 的地方体现在: 规定了风险移转的交付主义( 第 142 条，CISG 第 69条第 1 款) 。规定了一些特别的规则，包括: 债权人迟延场合的风险移转( 第 143 条) 、在途标的物买卖中的风险负担( 第 144 条，中国法缺少但书) 、第一承运人规则( 第 145 条) 、特定地点规则( 第146 条) 。中国合同法规定了出卖人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标的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的转移( 第 147 条、CISG 第 67 条第 1 款后段) 。并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的，不影响因出卖人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买受人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第 149 条，CISG 第 70 条) 。
中国合同法第 148 条规定: 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这一规则以CISG 中是没有的。这一条是参考美国统一商法典作出的规定[14]229，但是，该条与统一商法典第 2 －510 条相比，也不是完全一样的，而是作了若干改动。
由于 CISG 中不存在标的物交付原始不能场合合同不成立的规定，该合同仍得有效成立，出卖人不交付标的物只是构成违约[6]36，故CISG 中的风险负担制度，被认为是与以双务合同概念为媒介的履行牵连关系机制无关[7]21。

⑨ 大家对新合同法有什么看法

坦率地说，《劳动合同法》(草案)确实存在着立法思路僵化，缺乏灵活性的问题。在社会关系多元化的今天，资本与劳动的结合呈现出复杂的状态，劳动合同关系只是资本与劳动结合的法律方式之一。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加工承揽，还是全员持股，都是规避劳资纠纷的重要手段。在华的外国商会之所以敢于公开叫板，原因就在于他们可以采取许多替代性选择方案。

在笔者看来，我国《劳动合同法》(草案)至少存在下列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立法的重心不稳。虽然《劳动合同法》着重解决劳动合同签订、履行中的问题，但由于当事人缺乏契约意识，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没有为劳动者提供签订契约的基本环境和辅助手段，《劳动合同法》实施的社会基础并不存在。如果不把立法的重心放在改善劳动合同签订的条件方面，而只是机械地在《劳动合同法》中罗列劳动者的权利和用工单位的义务，那么，法律颁布之后必然会激化矛盾，产生许多不必要的纠纷。通俗地说，既然双方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意识，那么，《劳动合同法》中规定再多劳动者的权利，也没有实际意义。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首先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必须规定劳动“前合同义务”，为签订劳动合同扫清障碍，确保《劳动合同法》能够贯彻落实。如果不解决劳动合同签订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而只在劳动权利义务方面做文章，那么，中国的《劳动合同法》仍然无法跳出传统的窠臼，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仍然得不到切实的保障。

其次，政府义务“市场化”现象十分严重。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政府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应当用来提高整个社会的保障水平，通过教育、职业培训等手段，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竞争能力和职业素质。但是改革开放以后，绝大多数地方政府财政主要用来促进经济建设，投资兴建各类企业；更糟糕的是，由于中国的教育成本不断增加，大学毕业生为了尽快收回教育投资，毕业以后纷纷选择待遇较好的企业工作，而那些本来就难以吸引高素质劳动力的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这种政府培训义务的“市场化”，不但导致整个社会劳动力资源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而且使得许多用工单位人为地增加了用工成本，降低了市场竞争的能力。《劳动合同法》(草案)不但没有强调政府的义务，特别是在教育和培训方面的义务，反而将宪法和其他法律所规定的政府义务转嫁给用工单位，这样一来，用工单位当然会表示不满。如果不明确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劳动合同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强化政府的职能，而试图通过法律在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建立权利义务平衡关系，必然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矛盾。

正确的做法是，在《劳动合同法》中专门辟出一章，规定政府在劳动合同法律关系中的义务，将政府视为是独立的法律关系当事人，而不仅仅是劳动合同管理者或者仲裁人，通过强化政府在劳动合同关系中应当承担的法定义务，譬如上岗前培训、提供必要的教育资源等，实现劳动权利义务的平衡。

第三，没有考虑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用工形式的多样化，在立法上抱残守缺。比如我国温州地区和珠江三角洲许多企业仍然采用计件工资制。《劳动合同法》(草案)过分强调签订劳动合同的形式，而没有注意到这种传统的用工方式，没有采取措施通过法律保护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

当然，从法律上来说，加工承揽合同与劳动合同具有本质的区别。但从保护劳动者的切身利益出发，必须在两种合同之间找到共同的法律规范，防止部分加工企业通过改变合同的性质，规避国家现行的法律。

同样道理，在实行全员持股的企业，劳动者的保护需要新的法律规范。如果因为劳动者同时也是企业的股东，而疏于对其保护，那么，《劳动合同法》就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劳动合同法》(草案)没有触及到此类问题，没有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规范，这就为未来产生问题埋下了伏笔。立法机关应当未雨绸缪，尽可能地考虑到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顾此失彼，弱化法律的作用。

第四，没有明确劳动者的基本保障条款，法律重点不突出。劳动者基本权利保护制度就是最低工资制，至于是否签订合同，只是形式上的要求。如果不坚持最低工资制，而只是在合同形式方面做文章，那么，《劳动合同法》毫无意义。

关于是否应该制定最低工资制，学术界确实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认为制定最低工资制以后，可能会提高用工单位的生产成本，用工单位会采取各种措施减少就业岗位，而这样一来，又会造成大量的失业人群。其实，企业是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契约，它必须受制于整个社会的大契约，如果不能通过最低工资制，保护公民宪法上的基本权利，那么，整个社会将处于失衡状态，企业的生存环境就会面临危机。
回答者：阿甘·肖恩克 - 助理 二级 12-11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