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法与德的关系
⑴ 现代法律与道德分离
社会结构的实质是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组织成员的行为的集合主要表现，取决伦理、道德、法律等意识形态的多元总和综合反映，并非人为机械分离某个文化因子，而可以见木无林地诠释客观社会。现实中往往表明光靠道德或者法律都不能消除社会矛盾和冲突，原始母系社会的形态就靠伦理维持，套用现代社会观念硬解母是德和法集合体。
在还在存私有经济的社会中，法律规限是社会行为的底线，道德标准是社会精神意识的标杆，伦理是个人、家庭、组织、民族、国家等社会各向纽带，还有诸多地域、资源、人口、文明难以一一列举因素影响，最根本的是社会制度私有化程度决定了人与人关系平等性，因为不平等折射社会各种矛盾，如在奴隶社会连人都是私有的，奴隶主每句话就是道德就是法律，主仆试间你死我活不可调和，这是真实的社会历史见证，美国那个惠及百分之七十大多数人的利益医疗法案长期通不过，还有枪案频繁、种族歧视，推翻别国政府等国际国内等事实例子，证明代表大资本利益为主体的美国法律、道德意识，完全不能制约能源金融军火等各垄断寡头破坏国际社会和平、诱发国内冲突的贪婪自私行径和本性，消灭私有恶根，社会大同人类和平才可降临。
⑵ 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 法律和道德的作用不同 法律和道德都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作用。 法律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的要求，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国家靠法院、警察机关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法律的实施。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是“法治”的主要内涵。从维护社会的秩序、保障社会的稳定来说，法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我们十分重视运用法律的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并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因为，没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就不可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尽管道德也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和法律不同，道德的实施不是依靠强制性手段，而是通过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影响和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使人们自觉地遵守这些行为规范。道德诉诸人们的“良心”，诉诸人们内心的“道德信念”。所谓“说服力”，主要是指通过启迪人们的道德觉悟、激励人们的道德情感、强化人们的道德意志、增强人们的荣辱观念，培养和形成古人所说的“羞耻之心”，从而使人们在内心深处形成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因，培养和形成人的道德行为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所谓“劝导力”，就是指通过形成广泛的道德舆论，培育良好的道德环境，增强人们的道德责任感，使人们认识到，如果一个人不能履行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或者违反了社会的道德要求，就必定要受到舆论的谴责和公众的批评，甚至招致事业的挫折和失败。社会舆论的力量是无形的，却是不可忽视的。强大的社会舆论，能够对社会的一些重大问题发生重要影响。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性情和气质，改变社会的风气，形成某种道德的氛围。这种社会舆论，一旦同内心信念相结合，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之，从维护和保障社会的稳定来说，法律和道德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 正确对待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法治和德治一直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根本手段，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对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治”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必须正确对待古代儒家的“德治”思想，既汲取它的合理的、正确的方面，又抛弃其不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错误的内容。
⑶ 分析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要分析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必须先理解道德的含义。笼统的说，一提起道德，人们毫无疑问的会将它与善良，美丽，正义，光荣等联系起来，和法律一样，也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通过社会风俗，人们的内心信念来实行。所以将道德理解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道德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根源于风俗和习惯，在原始社会，人们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中，氏族成员之间主要靠风俗习惯调整的，从食物分配到婚姻缔结，都体现了风俗习惯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社会关系愈变得复杂，单纯的靠风俗和习惯已不可能完全调整，因此道德便产生了，所以道德的产生并不是抽象的来源于人们的内心，更不是来源于宗教神学，而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产生的。哲学上将道德划入上层建筑，是维护本阶级经济基础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习惯风俗和道德去调整全部的社会关系已不可能，社会需要更有力，更广泛的标准和规范去调整，法律便应运产生。法律的出现，并不是意味着社会关系的调整不再依靠道德，法律在调整方式，调整范围上也有着局限性，道德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法律与道德彼此都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
法律与道德产生的历史与方式不同，从产生的历史过程看，法律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原始社会没有法律，而道德风俗则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任何社会都有的行为准则，另外，道德随民族，种族，宗教，习俗的不同而不同，而法律在一国或一定区域内，则是统一的，从他们产生的方式看，法律是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修改和废止的，只有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才能将本阶级的意志转化为具有国家强制性，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而道德则是由人民长期的生活习惯转化而来，法律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更多的依靠社会舆论和人民内心的信念良知来遵守[3]第二，法律与道德适用的范围不同，法律是划分罪与非罪，合法与违法的标准，道德则主要是划分善与恶的界限，这两种界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互相重叠，也可以互相独立，有多种情况：（1）道德所否定的法律也是禁止的。如杀人，放火，投毒等一系列犯罪行为。（2）某些道德规范不否定，而法律则是禁止的。如过失犯罪。（3）道德规范所肯定，而法律则是禁止的，如在封建社会哈姆雷特式的人物，或是反抗统治阶级的恶法。（4）道德上不提倡，法律却许可，如：离婚，但是如果一个人长期受家庭暴力迫害而提出离婚，现代法律和道德都是支持的。综上所述，法律与道德所调整和适用的范围，有相互重合的部分，也有相互矛盾的部分，单就与道德相关的法律而言，这一部分一般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遵守这些法律规定，是道德的起码义务，但是法律不干预或是无法干预道德可以干预。如个人操守品质或是人际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适用的范围比法律广。那些与道德无关的法律，非道德所能调整，只能由法律调整。如新崛起的经济法律，行政法律，环保法，有的只是程序性的规定，与道德关系较少，或是没有关系，这些法律不像刑法那样仅凭道德就可以判断，因此，从这方面看，法律所调整的范围比道德广。当然，在调整人与自然的法律中，如环保法，并非完全与道德无关，由于环境的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人对自然的态度被认为是一个新的道德问题。如乱砍滥伐，大气污染等行为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也为道德舆论所谴责。总之法律和道德都随人类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发展，调整的范围日益扩大。最后，后果不同，违法道德无非引起两种后果，一是惩罚，在原始社会没有法律，只有道德风俗习惯，原始社会人们自然部落都会形成一些禁忌，他们视违反禁忌为罪，对违反者往往施以各种各样的惩罚，如忏悔，驱逐。二是良心的谴责和社会舆论压力，每个人的良心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如果个人不存在这种良心，甚至无视社会舆论，那么道德规范自然无效。例如，面对一个落水者，一个人有能力抢救而不去实施抢救，如果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并无不妥，那么道德对他而言就失去了作用。有时候个人的良心不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而在另一时期，而在另一时期又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而法律则不同，它以国家强制力做后盾，当个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并不必考虑违法主体的承受能力，只需根据准则适用法律，做出评价而已，违反法律就要承担法律后果，受法律制裁。道德与法律的区别并非完全在强制力的有无，道德的强制力，可以借助社会无形的压力，迫使人民履行法律与道德的区别说明，法律不是万能的，保障法律实施的强制手段也不是万能的。法律其固有的局限和短处，需要由道德辅助和补充，我们要充分利用法律与道德两种机制加以调整，以形成和维护有序高效公正自由博爱的社会生活方式[4]。人们通常会认为，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个人违反了法律也就违反了道德，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他们固然有许多相同点，但毕竟二者性质不同，受民族历史等因素的影响，表现最强烈之处就是二者的价值冲突。
⑷ 76当今社会法律与道德谁更重要
我个人认为：
第一、法律和道德都是重要的，要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第二、法律具有强制性和普遍约束力，实施了违反法律的行为，将受到法律的严惩。道德不具备强制性，主要依靠人们自觉遵守，违反了公共道德，并不会导致实际的惩罚结果。
第三、我个人认为，法律和道德在调整社会关系和秩序方面的作用和地位是不相同的，法律应该基于优先、主要的位置；道德可能出于辅助或从属的位置。法律是必须要有的，法律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是“雪中送炭、不可或缺”；道德是有重要作用的，道德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是“锦上添花、越来越好”。只要法律切实发挥作用，就能维护基本的社会秩序；如果没有法律或法律不能切实发挥作用，社会秩序就可能得不到有效维护。关于社会道德水准的高低，并不会涉及到影响社会秩序的程度。
第四、综上，我的答复是：一是法律与道德都是重要的；二是法律的作用比道德更重要些。
以上建议，仅供参考。
⑸ 如何看待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来说，提升人们的道德修养十分重要，制定法律规则同样重要。法律与道德二者各有各的边界，道德是道德，法律是法律，它们有各自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不能简单偏重于某一个方面。
1、对于法律规则来说，无论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还是社会习俗演化而成的法律，都适用于社会公共行为领域。在法律规则管辖的公共领域，维护社会正义、任何人不得侵犯他人权利是根本要求。而道德更多涉及个人内心的自我修为，它可以高标特立，但只能针对自己，不能强迫他人。因此，法律以公共利益为指针，道德以效法圣贤为理想；法律讲求的是底线正义，道德追求的是高尚人格。
2、法律与道德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律能够为社会道德的生成提供有益制度构架，为个人道德培育提供良好生活环境。法律固然不是道德，但能够净化人们的内心，让人们激浊扬清、去恶存善。因此，虽然法律规则不等同于道德良知，但可以培育和激发人们的道德良知。
3、法律要深入人心、发挥作用，也必须符合社会的道德追求。换言之，法律规则要有道德性。这个道德性不是法律规则自身生长出来的，而是法律规则吸收了道德理念，从而彰显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与此同时，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提升，可以使人们强化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弘扬社会公序良俗，自觉遵守法律。另外，实践中被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也可能上升为法律规则。
(5)现代社会法与德的关系扩展阅读：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分割或统合。使二者绝缘甚至截然对立起来肯定不行，但混同乱用的做法也行不通。应当明确，依靠法律所建立的正义秩序，是任何一个社会都离不开的基础。今天，我们既要赞美道德，更要信奉法律。法律并不排斥道德，相反，它可以促成道德生长。这个促成不是代替，而是为道德提供一个制度环境。一个法治昌明的社会，才有望成为一个道德纯净的社会。
⑹ 法制与德制辩证关系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将这一治国方略载入了宪法，紧接着，又提出了法治和德治双管齐下的治国理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科学理论。那么，法治和德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去深刻理解法治和德治的内在联系，才能充分认识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治国理念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才能真正发挥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大作用。
第一，法治和德治具有同一性。社会主义的“法”和“德”都是人们共同生活行为准则、规范。他们所反映的都是社会正义，这个正义就是现代社会人们所追求的共同价值目标，尽管德所强调的是实质正义，即内容和目的，法所强调的是形式正义，即形式和手段，但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虽然人们还不能说法和德完全一致，但在价值追求上则日益趋向重合、一致，至少从宏观上或原则上讲，他们不存在根本性的冲突与矛盾。
在人类社会里，人们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普遍心理所共同认同的准则、规范，这种准则、规范在被国家权力认可前是德的范畴，而一旦被国家权利认可，就成了法的范畴。所以区分法与德的重要标准，就是看这个准则、规范是否被国家赋予强制人们遵守的效力。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行为准则、规范将越来越多地赋予国家意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社会主义法律所确认保护的也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道德准则、规范。我们党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实质也体现了德治的方向。
第二，德治和法治具有互补性。我们应该清楚，任何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是”法治“，而法治的前题是立法。任何国家不管立法如何快速，甚至于“超前 ”，依然赶不上飞速发展的社会形势，也就是说任何时期的法律法规都不可能完全规范一定时期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项活动，这叫做立法“滞后 ”。这种立法的“滞后性”，决定了德治的完全必要。也就是说，人们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必须受人们普通认同的准则、规范，即德的约束。
此外，法也受社会历史阶段的限制，也反映在立法上。如人们普遍认为某些行为规范、准则应当上升为法，即人们渴望确认保持某些行为规范、准则，却得不到法的确认，即法不能赋予某些行为准则、规范以国家的强制力。从法理上讲，人人可以做法律不禁止的事，但从道德角度而言，骂人、乱扔垃圾、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婚外情都是违反人们普遍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规范，所以对这类问题，在“法”还不能治的情况下，就必须靠德来治。
再说，法作为调节人类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规范，调整手段必须遵守形式规范。如顺手牵羊的盗窃行为，从德的角度而言是不道德的行为，从法的角度而言是违法犯罪的行为，他们的评判标准及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但从盗窃的个案而言，德可以从任何角度，采取任何法律允许的方式对盗窃行为进行批判，但法则不能，法律必须注重证据，即须有充分证据证明盗窃行为存在，且达到能治罪的数额才能确认为犯罪，给予惩处，而且刑法在犯罪确认的时间上有严格的限制，即在人民法院还未确认是犯罪的不能认为是罪犯。所在，有些问题仅靠法治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仅靠法治手段根治陋习是不能完全奏效的，必须德治与法治并举。
第三，法治和德治具有差异性。从价值目标取向而言，德治和法治具有宏观上的一致性，但法律作为上层建筑，与普遍的道德规范必然具有并存在着差异性，不管是法还是德同样受到各阶层，各自利益的制衡，在某一阶段认为是符合道德准则，却不符合法律规范，另一阶段可能判定为不符合道德规范，却符合法律规范，这就产生了道德与法律的差异。如目前存在私营企业雇用工人做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私营企业主获取了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如果用道德规范来衡量，是不道德的行为。但从国家社会长远发展利益而言，只有允许存在诸如类似情况的一定“获取”，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充分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才能增强综合国力，然而，这种人们普遍认为不符合道德范畴的东西，法律却往往难以禁止，甚至从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标出发，不仅不加以禁止，反而视其为合法收入加以保护。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虽然在一时符合传统道德，也接近于相当一些人的心里承受能力，但却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甚至成了阻碍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桎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均主义从现代社会来看，也是不道德的。同样在人们普遍认为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准则，法律却不给予确认和保护。如小偷盗窃你家的东西，被你抓住后将其捆起来打一顿出出气，看起来似乎天经地义，但法律却是禁止的。又如未成年人由于家庭困难，要求在企业打工，老板考虑其生活着落，收下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以养温饱，看似符合道德准则，但却明显的违反法律规范。
在这种差异前面，道德并不是简单地从属于法律，相反仍要高举起“道德”的大旗，从舆论上影响富有者的心理，尽可能减少获取，逐步缩小富有者与非富有者的收入差距，而最终消除差距。在此种情况下，法律所能担当的角色则是运用国家权力，通过税收的、经济的立法调节双方的收入差距，在这种背景下，立法的进度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道德的力量。可见，德和法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也需要德治和法治双管齐下。
第四，法治和德治又具有依赖性。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人类要共同生存和发展，必然要相互依存和合作，合作的基础是基本道德观念。如果人们没有基本的、起码的道德观念，那社会就会混乱不堪。但在道德的约束过程中，由于人的私欲杂念的产生，就迫使社会考虑将某些道德赋予强制实行的效力，在国家的参与下，有些道德规范及行为准则便以强制的面目出现，这就上升为法律，也就是说道德的实行依赖于法律。这还不够，人们许多行为准则，规范是不是符合道德，并不完全依赖于人们的一般理念，而在于法律是否赋予其正义的内涵，现实生活中，许多行为准则只有法律规定其符合道德才会符合道德规范。如杀人是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同时也是违反刑法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杀人都是违反道德和刑法的。法律规定某些杀人行为就符合道德的，如正当防卫杀死了人，死刑执行者的杀人等都是符合道德的。因此，道德的判定、道德的强制实行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法律。
而法也同样依赖于德，在依法治国进程中，同样离不开德。如在公正司法、执法、法律监督中需要的就是有正义感、责任心和有道德良知的执法者，一个执法者当他面临情与法，金钱与法的选择时，在其主观意志中起决定因素的往往是他的基本道德素质。在执法现实中，人们往往会发现，同一个案件，在不同的执法者手中，有时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这除了执法者的法律水平不同对法律的理解上存在差异外，这就不排除道德因素了。作为执法者即便没有权钱交易的邪念，但法的适应并不是教条、僵化、死板的过程，因此同样需要道德的理念去追求正义价值的实现，只有正义的执法者，才能赋予法以正义的灵魂。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统治历史演变过来的文明古国，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真正意义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并实行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理念，才能真正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
⑺ 法与德的联系是什么
①法与德是紧密联系的，获得财富要受到道德的约束。见利不能忘义。“义”是我们心中的“法”。在社会生活中，法律对人的约束是外在的，“义”对人的约束是内在的，才是最有效的。）②见利忘义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取的。在追求利益的时候应该将“义”放在重要位置，符合“义”的利益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你和政治干上了……）
⑻ 如何理解法律和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的关系，如题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的论文作内容摘要: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体制。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理论上的抽象。再论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一)道德的法律化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二)法律的道德化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三)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嬗变的特点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
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论思想道德与法律有关一从社会学角度讲，我国正在融入法治社会。对置身于未来社会的任何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场主体都得遵循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从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丰功伟业之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当我们以审思发展和关切生活的态度来判断实践视域时，自然会发现，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何为法律素养，简言之，是指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质。一个人的法律素养如何，是通过其掌握、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识表现出来的。法律知识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制定法中关于规则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条文体系;二是法律学问中关于原理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原理或法律理论。一般意义上的学法、懂法，就是要求既熟知一些基本的法律条文，同时又掌握一定的普遍适用的法律原理。而法律意识，它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
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积极守法。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识，才能使守法由国家力量的外在强制转化为公民对法律的权威以及法律所内含的价值要素的认同，从而就会严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就会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权利和自由;就会积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和争议，自觉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就会主动抵制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另外，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理性守法，实现法治目标。理性守法来自以法律理念为基础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认知。法律意识，一般由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理论、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构建，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识的最高层次，也是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核心。
来源：网络收集
⑼ 谁能告诉我在社会主义的现代中国,法律和道德有什么关系
道德是靠公民自我的约束而实现的，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来实现的。
违反道德的行为是不会受到司法制裁的，而违反法律的行为是一定会受到制裁的。
违反道德不一定违反法律，违反法律一定是违反道德的。
法律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根据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而制定的。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
⑽ 什么是法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一般认为法律是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规范，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属于法律调整的范围。法律的渊源主要包括成文法，判例法等等。
法律与道德都属于社会规范，但是二者也存在明显的区别：
法律关注人的行为，不单独调人的思想活动。比如，想杀人的行为并不受法律调整，只有在实施行为的时候才考虑人的思想因素。而道德则同时调整人的思想与行为。
实施方式不同。法律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实施，而道德主要依靠人们的自觉遵守。
调整范围不同。法律的调整范围比道德小，不如法律不调整恋爱关系但是却受道德的调整。
表现形式不同。法律包括成文法与判例法都是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的，而道德往往是人们口口相传的一种传统。
内容不同。法律规定的内容是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道德则不突出权利，注重义务。
有理论认为法律是最低标准的道德，但是现代法理学有很多观点也认为二者其实没有这样一种包含关系，法律是最低程度的道德的说法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