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的产生有无规律

A. 经济法产生的条件

客观上：1、市场经济发展到了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国家被动或者自觉地承担了对经济的组织协调职能；2、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存在了国家直接或间接调控经济的司法实践。
主观上：1、法学家的不间断努力，一定经济法学说产生；2、法学自身逻辑发展。

B. 如何理解经济法产生的规律

经济法产生背景问题是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论题之一，然而，我国以往对该论题的探讨存在标准不一、各行其是的缺陷，动摇了经济法体系的根基。事实上，作为部门法的经济法只能是国家针对市场缺陷进行干预，谋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公益协调共生的历史产物。在此前提下，各国经济法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又不尽相同，中国的经济法产生背景尤其复杂：一方面，市场经济以及相应的私法精神不够发达，另一方面，缺乏自律的干预又时有发生。
一、通说的缺陷
国内各种教材或著作在论及经济法产生背景时，通常存在如下缺陷：
1．分别阐述不同地域或国家经济法产生发展过程，一般是美国—德国和日本—中国，有的还涉及到东欧和苏联经济法产生发展情况，但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结论。从科学角度看，这种论述方法是不妥当的，更让人感觉到似乎世界范围内经济法产生背景千差万别，无可比性。
2．关于“经济法”的含义标准不统一。由于“经济法”这一概念可以在经济法规范和经济法部门甚至经济法学等多重含义上来理解，因此，含义不同，结论就不尽相同，甚至相去甚远。如果把经济法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法规范，必然得出经济法与国家、法律同时出现的结论。这种思路的缺陷在于，表面上以历史沿革为主线，实际却无视历史事实，更无法将经济法同其他法律部门相区分，最终丧失了经济法的独立性；如果把经济法理解为法律部门，则经济法产生不过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的事情。
可见在明确阐述经济法产生背景问题上，统一经济法的含义是关键性的前提。否则，表面上制造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虚假的繁荣，实际上却无益于该学科的发展。从其他法律学科研究的启示来看，将经济法理解为部门法，进而考察经济法产生的背景，才是合适的。
3．论者前后标准不一。其典型的思路是将近代以前的“经济法”界定为经济法规范，而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界定为独立的部门法。例如，“国家出现以后，便要对社会经济进行一些这样那样的干预、管理，发生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并以法的形式予以调整。这种调整国家经济管理关系的法，便是早期的经济法……那时的经济法不是作为独立部门法而存在的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严格地说，它只是经济法性质的法。”[1]这种对近代以前“经济法”采取“宽容”态度的本意也许在于表明经济法并非在现代社会突然产生，而是有着历史发展的渐进性和必然性。但作为科学研究的态度，这种宽容是不可取的。笔者认为，经济法并无近代以前和现代意义上经济法之分。
正如李昌麒先生所言，学者们对经济法产生的表述并无实质区别[3]，而这正好可以作为我们探讨经济法产生背景的共同平台和基本前提。基于此，下文将进行经济法产生一般背景比较分析，对学者达成共识的事实不再赘述，而只是针对共识本身进行更为细致的解析、梳理，总结经济法产生背景的共性和个性。目的只是尊重事物发展的“求同存异”的基本规律，并应用于我国经济法的基础理论研究。
二、经济法产生一般背景比较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共性与个性的矛盾统一，经济法产生也遵循这一规律，即经济法产生背景虽然表面看来千差万别，但仍有共性的规律可循，分析如下：
总体上，经济法产生有两个渊源，即以美国为代表的暂称之为和平主义的自然演进型经济法与以德日等为代表的战争经济法（包括苏俄），前者常被称为经济法产生的“常态”，后者则为“非常态”。的确，在前者，经济法产生与战争并不直接关联，而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时期过渡的必然产物，是在和平（美国本土远离战争策源地）的环境中，国家顺应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调整经济管理职能，有目的立法的结果，并与二战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一脉相承。学界通常将竞争法比作经济宪法和经济法诞生的标志，而最早在美国产生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890）便是这个论断的注脚。而该法既与经济危机对策无关，也与战争无涉。而在后者，经济法产生却往往直接与战争的蓄意发动、战时保障以及战后重建等战争诸要素相关，体现出浓重的战争法味道，更与战后和平发展时期作为一种经常的国家适度干预手段的经济法不同。
但是这样的表述并不否认两个经济法产生渊源存在的共性。实际上，只要我们承认，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新型手段，而暂不考虑具体国家基于何种目的进行干预，我们就应得出二者之间存在共性的必然结论，即经济法产生背景源于两个基本的前提：市场经济和社会公益的追求。首先，不论美国还是德日等国，在经济法产生之时都是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的。不同的是美国素有自由的传统，其市场经济在没有外界力量介入的情况下自然生长，充分发展，至垄断产生，负面影响凸显，国家以“看得见的手”主动进行干预。德日等国的资本主义则是在外界力量介入下（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产生的，并因为其发展时间较短，又较多地具有封建色彩，因而也成为战后经济民主化、自由化的重要原因。前者可称为市场主导型，后者可称为政府主导型。其次，经济法本质在于国家针对市场的天然缺陷进行必要干预，将个体正当利益的追逐限制在社会公益的前提下，追求二者的协调统一。表面上看，美国经济法中才真正体现出社会公益，即维护自由竞争秩序，从而维护美国的自由传统，而德日经济法由于战争法的味道浓厚，其体现的不过是被军阀、财阀控制的政府或国家的利益，而与社会公益有天壤之别。但本质上各国经济法立法都是统治阶级谋求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协调的反映。

C. 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原因和一般规律如何

学术探讨。建议当面沟通交流。

D. 经济法产生发展

经济法最早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学家关于经济法的概念，主要见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学术文献中。英美法系国家尽管存在我们看来属于经济法的法律规范，但它们不注重法律部门的区分，没有民法的概念，更没有经济法这一概念。因此，要说明大陆法系国家，尤其是德日学界对经济法的解说。

拓展资料：

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在现阶段，它主要调整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要从以下三点把握这个概念：

（一）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三）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

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不能简单地认为经济法就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民商法也调整经济关系。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既要体现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又要贯穿于经济法体系的始终，具有较强的涵盖性和衍生性，而不能只适用于经济法部门内的某一法域，当然在不同法域中此三原则各自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平衡和谐是贯穿于经济法调整社会关系过程始终的一种基调，而营造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原则更侧重于对市场规制法提出要求，涵盖了一些学者提出的平衡协调原则和维护公平竞争原则。

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的出现是法学与经济学相互渗透融合从而体现在经济法上的客观需要，更侧重于对宏观调控法提出要求，即以客观规律为指导防止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力求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一过程体现了国家适度干预的特点，既是责权利效相统一，也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各方利益的公平体现。

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是经济法的根本目的性原则，是对经济法本质在基本原则上的深层次体现，而营造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原则与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与手段性原则。

E. 经济法的产生

通常认为，现代民法源于古罗马市民法。古罗马法包括市民法和万民法，市民法是适用于罗马市民的法律，调整罗马市民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万民法是调整罗马市民以外的人的相互间及其与罗马人之间的法律。因为在古罗马民时期，商品交换十分频繁，从事商品交换的人们渐渐的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交易规则来维护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于是商品交换的习惯产生，进而习惯发展为法，这就是最初的民法。民法主要是为了保护从事交易的人们权益和利益，保障商品的正常流通，保证交易秩序的井然有序。因而，为适应商品交换的要求，保证人格的独立性，保证商品交换者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也就形成了近代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意思自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民法的这三大原则在法学领域中确立了权利本位主义，可以说都是自由精神的体现。近代民法在一段时间内大大的推动了自由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法的一些局限性也就逐渐的显露出来了
为了弥补民法的各种不足，经济法应运而生。可以说,经济法就是为了弥补民法的不足，是自由资本主义在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完全由民法对市场经济进行法律调整遇到障碍的必然结果。单纯以私法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法律调整已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需要，经济法突破了经济是市民的私事，国家不干预的观念，在尊重市场主体私权利的前提下，以适度公权力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法律调整。它是社会化生产与社会关系矛盾运动的产物；是生产力要求国家干预市场和政府参与经济的反映；是经济管理的现代化与现代国家介入经济生活的必然产物。

F. 关于经济法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经济法产生的条件: 经济法产生的主观条件；经济法产生的客观条件；生产集中与垄断是经济法产生的内在原因；战争的需要是经济法产生的直接原因。

G. 经济法产生的条件有什么啊

经济法产生的条件:

经济法产生的主观条件；经济法产生的客观条件；生产集中与垄断是经济法产生的内在原因；战争的需要是经济法产生的直接原因。

H. 经济法的发展有何规律

经济来法产生背景问题是经济法源学研究的基本论题之一，然而，我国以往对该论题的探讨存在标准不一、各行其是的缺陷，动摇了经济法体系的根基。事实上，作为部门法的经济法只能是国家针对市场缺陷进行干预，谋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公益协调共生的历史产物。在此前提下，各国经济法产生的具体历史背景又不尽相同，中国的经济法产生背景尤其复杂：一方面，市场经济以及相应的私法精神不够发达，另一方面，缺乏自律的干预又时有发生。

I. 经济法产生的必然性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法从产生到发展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尽管如此，法学界对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仍然争论不休。否定派认为由于经济法不存在独立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方法，因此它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肯定派则主要从社会实践角度尤其是克服市场失灵来论证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新兴的法律部门。从表现上看，两大不同观点的争论似乎只是局限于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问题上；其实，从更深层次上看，二者实际上是对经济法产生的必然性认识上存在截然相反的观点。本文拟对传统经济法理论有关经济法产生的必然性研究进行修正与完善来进一步论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一、市场失灵现象分析
（一） 市场存在失灵情形
市场，原本意义上是指人们交换物品的场所，后来逐步演化为一种社会资源配置机制。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将它比作 “看不见的手”，并且认为如果没有任何外力的干预，这只手可以引导人们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使社会利益最大化，这就是所谓的无形之手理论。[①]虽然市场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但它并不像无形之手理论描述的那样是万能。以庇古等人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家通过规范分析得出，由于垄断、外部性和社会不平等是内生于自由竞争市场却又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因此市场是存在缺陷的，无形之手是会失灵的。[②]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又翻译为市场失败，它一般是指市场机制在一定场合下会导致资源不适当配置，使自由的市场均衡背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市场出现失灵的情形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从哲学角度来讲，事物的两面性以及发展变化原理说明市场不可能一直是完美无暇的，当市场运行环境变化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时，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必然会暴露出来，市场也就出现失灵情形；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也证明：在现代经济环境下，由于公共产品、外部性、垄断（包括自然垄断）、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均衡等因素的作用，单一的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不可能完成良性市场秩序的建设任务。[③]现代市场失灵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⑴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⑵外部负效应问题 ；⑶竞争失败和市场垄断的形成 ；⑷失业问题 ；⑸区域经济不协调问题 ；⑹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⑺公共资源的过渡使用等等。这些表现形式都是市场内部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市场失灵也是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之一。
（二） 市场失灵是一种抽象的表述
市场失灵是人们对市场无法完成全部社会资源配置的经济现象所作地一种抽象语言概括。它虽然在形式上具有普遍性的，但其各自内容却往往具有相对的特定性。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同阶段的市场失灵的程度与具体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作为一种社会资源的配置机制，市场本身的功能是有限的。当市场运行的环境对市场本身的要求越来越高时，市场的相对缺陷也就暴露的越多，市场也就越发显得失灵甚至出现完全的瘫痪。西方国家的的社会发展过程就是最好的证明。当西方资本主义刚刚摆脱封建制度的约束时，由于当时的经济运行环境要求相对较低，市场几乎能够完成所有的社会资源的配置。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催生了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理论，它滥觞于整个古典经济学时代。好景不长，伴随着商品经济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市场失灵日益严重，例如弱性的交易规则导致欺诈泛滥逐步上升到商行为的不规范导致交易费用的大幅度增加直至出现1933年资本主义的经济大危机。第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失灵也有差异。由于各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所不同，因此市场失灵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间表现的也有很大的差异。有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市场失灵已经达到了政府公权必须赤裸的光明正大的进行干预的地步，目前世界上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或者地区大部分属于这种类型；而有的国家或者地区尚还处于市场自由配置的末期阶段，这种情形一般发生在经济比较落后的中小国家。值得指出的是，即使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处于同一层次的国家或者地区，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它们之间市场失灵具体情况也是不尽相同的，往往表现出带有个性色彩。研究市场失灵的相对特定性对于我们界定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意义，它表明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具体时间是不尽相同，对经济法产生时间进行笼统下结论的做法是不科学的。
市场失灵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的抽象表述，它本身具有客观性，它不以人们的发现与否而改变存在。人们能够认识到市场也会失灵的意义就在于能够充分发挥人类的主动性去创造条件来逐步改变市场失灵的存在形式，逐步减轻其给社会带来的副面影响。但人类不可能彻底的消除市场失灵，除非人类社会不存在商品交换。认识与肯定市场失灵的客观性对于我们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必然性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我国传统的经济法理论一般都是以公共福利理论的“市场失败”论作为经济法产生的必然性的最基本理由。笔者认为，虽然我国传统的经济法理论基本上清楚阐述了经济法产生的必然性，但是其本身的表达方式和推理逻辑上需要进行局部的修正与完善，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学科之间的争论。
二、经济法产生的必然性
（一）市场失灵催生相应的法律部门产生
市场失灵是对社会资源优化配置机制的反动，它往往会给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副面影响。因此当市场秩序与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明显的不协调时，政府必然会采取一定的措施与手段进行的干预，制定相应的法律便是其中重要手段之一。由于市场失灵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表现，因此不同时期针对市场失灵的立法也有所不同。有的学者对此进行作了一定的归纳与总结，他认为“伴随着商品经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交易费用逐渐增大，民法、商法、经济法相继产生。其产生的轨迹具体呈现为：首先，平等交易主体之间因欺诈、违约等行为导致的交易费用增加，不具体强制性的交易规则演变成具有强制性的民法规范，以保证交易规则被遵守，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其次，市场主体规模扩大，内部交易费用增加，商行为不统一、不规范导致交易费用增加，商法产生并从民法中独立出来；再者，交易费用继续增加、市场经济秩序崩溃，以政府公权力直接干预市场交易行为和间接调空宏观经济的经济法产生。”[④]依据上述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市场失灵催生了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三个法律部门的相继产生这样的结论。
（二）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不可替代的法律部门
通过前面的分析，市场失灵理论已充分的证明了相关法律部门产生的必然性。目前，虽然法学界对民法与商法的关系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总体上还是没有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争论的那么激烈。肯定派与否定派是针锋相对，各执一词。从争论的结果上来看，如果从纯粹的传统理论分析，否定派则占有很大的优势；如果从社会实践来看，肯定派则占有上风。这场争论实质反映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因此，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检讨并试图寻求新的理论来论证经济法部门的存在。笔者认为，既然市场失灵理论已经证明相关法律部门产生的必然性，那么我们就应该从社会现实来讨论经济法的存在情况，而不是固守和套用传统的理论。由于所谓的法律部门本质上只不过是学者根据大量已经存在某类法律规范而在理论上对它们所作的一种抽象上的归纳与表述，因此讨论一个法律部门是否存在，其最直观有力的依据就是看看相关法律规范是否大量存在；如果社会现实客观存在大量的某类法律规范，那么该法律部门就是独立存在的。民法和刑法两个法律部门的形成与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以此为标尺，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则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从目前社会现实来看，无论是我国还是其它相对发达国家都现实的存在数量相当多经济法律规范。理论源于实践。既然社会实践中客观的存在经济法部门，那么理论上则一定可以得到论证。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市场失灵必然催生一大批法律和一系列法律部门的产生与发展，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新老法律部门的分离和新兴的法律部门的独立。虽然新兴的法律部门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其往往有个发展过程；但也正是在这些过程中，法律部门体系逐步发生巨大演变。从诸法合体到刑民分裂，进出现民商分离……。社会环境的变化发展注定法律部门体系不是一成不变。当社会发展到传统的法律部门无法包容时，新兴的法律部门则应孕而生。民法如此，经济法亦是如此。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现存的法律对现实的调节与控制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社会现实呼吁新类型法律的产生以弥补现存法律的漏洞与不足。这种现象最先出现在美国的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中，罗斯福新政就是最好的证明。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政府制定了大量的与传统立法风格迥异法律。学者将这些众多而且带有政府干预内容这一共性的法律笼统称为经济法。经济法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本身的内容都是民法、商法等传统法律部门无法包容。对于这点，我国很多学者的著作已经做了很多的比较与论述，这里就不赘述了。但值得补充的是有关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问题。在讨论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时，我国曾经出现经济行政法论之说。笔者认为，该理论的最大缺陷就在于混淆经济法与行政法产生的根源。行政法产生的根源与刑法一样，主要基于显示国家主权；而经济法的产生则是基于市场失灵。政府因市场失灵而所做的行为与政府基于国家主权而所做的行为在本质上有着根本的差异。前者是政府与市场的博弈；而后者是政府对公民的统治。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活动主体的竞合而否定经济法的独立性。
经济法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对其它否定法律部门的否定。正如科斯所指出的，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降低交易费用的法律方法可以有多种选择。作为市场失灵催生的法律部门，民法、商法、经济法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
(三)经济法产生的绝对必然性与相对偶然性
市场客观上是会失灵的，市场失灵需要大量的法律来矫正，而这些法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传统的法律部门所无法涵盖，这些法律又被很多学者命名为经济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经济法的产生是客观必然的，而且具有绝对性。它是市场失灵的抽象普遍性的重要表现和必然结果。只要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市场失灵达到一定的程度时，经济法必然应社会发展需求而产生。认识到市场失灵与经济法产生的绝对必然性对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超前立法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但值得指出的是，超前经济法立法并不意味着对市场失灵导致经济法产生理论的否定，因为超前的经济法立法目的还是在于规制市场失灵。
哲学原理告诉我们，绝对的必然性与相对的偶然性是有机统一的。肯定经济法产生的绝对必然性并不能否定其产生的相对偶然性。所谓经济法产生的相对偶然性是指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法产生时间和方式往往因各种具体因素的影响呈现很大的差异，它是市场失灵的相对特定性的表现与必然结果。认识到经济法产生的相对偶然性对于我们解决经济法产生的时间争议问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经济法产生具有相对偶然性说明了笼统讨论经济法产生时间的做法非科学性。

结束语
掐指一算，有关经济法独立性之争已有将近上百年的历史。适度的理论峥嵘能够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如果忽视现实而过度的进行理论争议则适得其反。客观规律和现代社会实践已经证明了经济产生与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因此从理论研究的社会目的角度来看，有关经济法的独立性问题有必要画上一个相对完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