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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法社会学

发布时间: 2022-04-03 08:57:21

1. 怎样从法律和道德方面分析社会热点案件啊

1、法律方面:结合当前法律规定进行分析,得出该案件的处理结果及依据。

2、道德方面版:结合社会普遍道德观权念去分析该案件的社会影响是好是坏,聆听不同人群对案件的不同声音,分析案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1)案件法社会学扩展阅读

道德属于一般性规范,而法律属于强制性规范。所以我们在分析思考问题时,在一般情况下,既要符合道德标准,也要符合法律的意志。

但是当道德与法律相冲突时,我们只能站在法律的角度上。比如引产,如果站在道德的框架下,这属于非人性的;但如果站在法律的高度上,却又是符合的。这非人性的,却又是合法的,最后应以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来裁判。

以专业背景为基准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法律专业的知识名人,另一类是非法律专业的知识名人,并就他们对社会热点案件的评论模式做出分析。

2. 法律社会学 案例

从案例1看,按照一来般法理,群众会议自以不参加公益事业为由将卢进发等7户卢姓村民开除村籍的决议是无效的决议。后来对村民进行罚款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也是无效的决议。

从案例2上看,政府的执行力显然不如在少数民族中头人的执行力。按照一般法理,政府实施行政行为不应当建立在某些个人的权威之上。

从案例3上看,按照一般法理,民间一些接近迷信的风俗不应当在法律上获得公力救济。

但是,一些善良风俗和少数民族的习惯法如果不影响社会的稳定健康状态,甚至促进社会的稳定健康状态,就可以排除一些民事法律的适用。司法和行政机关在遇到一些少数民族地方的善良习惯和一些地区无害社会的善良风俗时候,应当在引导的同时,也要尊重这些已经形成一定社会规范的特殊规则。当然前提是这些规范不影响社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以追求行政和司法过程中的最大社会效益。

反之,如果一味以机械的遵照一般法理进行行政和司法,不仅效果不好,而且不能体现法律在解决社会冲突时的作用,降低法的价值和功能。

3. 当前我国法律社会学研究有何重要意义

一、促进了法学理论在价值观、方法论等方面的变革
随着社会的变革及法学研究的进步,我国的法学理论逐渐走出了苏联的模式,开始寻找自己的发展路径。但是,仍然存在过多注重研究“应当是怎样的法”,而忽视“实际上是怎样的法”;过分强调“书本上的法律”,而忽视“行动中的法律”等缺陷和不足。
20世纪80年代,法社会学逐步走入中国法学研究的视野,它注重法的社会性,重视研究法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益,强调法与民族传统模式及心理结构的关系,要求法学家走出书斋,改变繁琐的注释方式,从事社会实证的考察分析,致力于解剖社会的“活法”,这些对旧有的法理学的僵化模式和教条化理论不啻是一种强有利的冲击和改造。受法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我国出现了一批倾向于社会学研究的法学家,他们从社会对法的实际需要出发,将“习惯法”、“民间法”等概念纳入法学研究的范畴,并试图从“本土资源”、“本土文化”中探索适合于中国的法治之路,提出了很多大胆而创新的观点,逐渐推动着法学理论在价值观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变革。
二、促进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
法社会学在中国起步虽然较晚,但是发展的却很迅速。随着法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广泛传播与运用,法学理论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的变革及我国法制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很多学者看到了我国社会中实践与理论严重脱节的现象,在对原因进行探讨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
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其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这是对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等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体现了法及法治的最终目标和追求。在这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是善、功利、义,也不是将法治理念单单界定为正义,而是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从内容上来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在法治的大背景下,结合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在平衡了法与社会的关系的前提下而得出的。这种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一种法社会学的方法。
法社会学不但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法社会学理论及方法与中国法治实践相结合而取得的成果,它看到了法与社会的互动和制约关系,并将这种关系进行处理和总结,从而得出一个适合于中国社会的法治理念。自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被提出来以后,全国各地除了理论上认真学习和体会以外,还将其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联系起来,采取各种方法和途径将该理念贯彻于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并取得了很多切实的成果,使我国的法治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三、为解决价值冲突提供了广泛的途径
法的价值冲突是我国司法实践的困境之一。法的价值冲突导致实践中出现很多有争议的案件,甚至冤假错案的出现。冲突的解决必须从社会入手,必须将法与社会融合起来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法社会学的研究在这个时候就更显得必要和重要了。
首先,法社会学者为我们提供的解决价值冲突的基本原则---最佳利益原则。
在当代中国,解决价值冲突的原则包括法定价值优先原则、合阶级性原则、综合测评原则等等。但这些原则在适用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很多问题,需要其他原则作为补充,最佳利益原则可以作为其中一个。权利冲突是价值冲突的表现形式,而权利冲突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冲突。最佳利益原则是利益原则和效益原则的统一,是解决价值冲突的有效途径。利益原则源于庞德关于法律任务的理解。他认为,法律的任务在于以最小的浪费来调整各种利益的冲突,保障和实现社会利益。庞德的社会利益理论受到了耶林社会功利主义法学的影响,可以说这种社会利益理论,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当利益发生冲突时,需要对利益进行一种权衡,同时还要考虑一种成本,这也是功利主义的应有之意,这里被称为是效益原则。当然,现实中的冲突往往很复杂,而且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原则就可以解决的,在必要的时候将利益与效益统一结合,从而实现一种最佳的利益。至于选择的方法问题,庞德的理论是立足社会利益,通过经验的方法、理性的方法、和权威性观念的方法在最小的阻碍和最少浪费的情况下给予整个利益方案以最大的效果。
其次,关于价值冲突的解决途径。就我国目前价值冲突的解决途径来看,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主体认同方式和外在统一方式、民主方式与专制方式、不违法方式与违法方式。在法治实践中,这些价值冲突的解决方式确实存在,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些方式还不够具体。法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我们提供了更广泛更理性的途径。
(一)谨慎立法。这不但是解决价值冲突的有效途径,也是预防价值冲突的前提。谨慎立法的关键在于立法者。首先立法者要有正确的、统一的法价值观。在价值多元的时代,要建立法的信仰,立法者就必须要明白法的价值是什么,法追求的是什么。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着立法者的价值观,也指导着我国的法治实践。谨慎立法还要求立法者在正确、统一的价值观的指导下制定出良好的法律。良好的法律一定是适合于一国实际的可以被普遍实施的法律。这就要求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不能脱离一国国情而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法的价值寓于“法的精神”之中,立法者一定要在正确的价值观的指导下充分的理解法的精神,根据法的精神去挖掘法治的“本土资源”,变“送法下乡”为“下乡寻法”,然后制定出适合于本民族、本国家的法律,这样的法律才是良好的法律。在正确的价值观基础上制定出的良好的法律,可以预防并解决法的价值冲突,也才能被普遍的实施并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是解决法价值冲突的必要途径。
在我国,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说是一个争论已久的问题,到现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我国的司法审判中并没有真正的发挥。长期以来,法官只能严格依法办事,被动地适用法律,使法律适应已经变动的社会需要那是立法机关的事,法官只是一个没有意志的生灵。事实上,法官的作用和地位不止于此,作为最重要的法律职业者之一,在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法治实践中,法官发挥着举足轻重地作用。埃利希作为自由法学的创始人,主张“自由判决”,发挥法官个人对法的创制作用。他在《法律的自由发现和自由法学》一书中说:“法律是社会有机的基础,法官只适用国家制定的法律是不够的,法律适用的任何学说都不可能摆脱下面这些困难,即:第一次制定出来的规则,从本质上说,都是不完整的,一旦当它被制定出来时,它在实际上就变成了旧的东西了。这种规则,既难治理现在,更不用说治理将来了……负责适用法律的人,既然是本民族和本时代的人,它就会根据本民族的时代的精神,就不会根据立法者的意图,用以往世纪的精神来适用法律”。霍姆斯,美国一位重要的法社会学家,也是法官,他认为“法律的发展不是来自历史,也不像分析法学家认为的完全来自自身逻辑的演绎,而主要是来自执法者自身的经验。也就是说,发展法律的任务主要落在法官身上”。以上两位法社会学家的论述,充分说明了法官的作用。法律的具体生命需要法官来赋予,法律的血肉最终隐藏在法官的具体判决中,在没有制定法和司法解释予以规范的情况下,要充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解决价值冲突。
(三)正视类法律规范的作用。
类法律规范包括党的政策、组织纪律、习惯规范和道德规范等等。这些类法律规范就是“活的法律”、“行动中的法律”。庞德说社会控制的手段除了法律还有道德、宗教和教育等。在法律不能或者不及时,我们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解决问题。在我国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多元文化的共存和相互撞击,以及社会生活复杂性和多样性等原因, 在社会生活中,类法律规范在规范组织和个人行为、弥补制定法的不足、调解矛盾和冲突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正视类法律规范的作用,不但可以健全我们的法制,还可以在价值冲突时多一种选择,从而使法制建设和法治实践更顺利地进行。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4. 举例说明事件常识常理和社会学知识的区别

常识常理与社会学知识没有本质上的抵触,比如社会学讲的血缘、地缘、业缘,在生活中体现为其他方式。
从常识角度讲,血缘就是具有遗传基因的血亲,以血统来联系的三姑六九,结合了婚姻关系的姻缘,以亲等来划分,亲疏远近分明,是中国宗法社会的基础;地缘就是因地域纽带而结成的关系,如同乡、邻居,历来有“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的观念,也有远亲不如近邻之说;业缘指同事、同行、客户,这是维持生计的基础,进入陌生人社会后的主要社会关系。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血缘是指以血统的或生理的联系为基础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地缘关系是指人类社会的区位结构关系或空间地理位置关系;业缘是指以人们广泛的社会分工为基础而形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
社会学来自社会生活,不会歪曲社会实际,但可能会批判社会现状。

5. 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与社会学法学派的比较

法理中西方三大法学流派的观点在西方三大法学流派中,各学派各有自己不同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比较而言:
(1)、自然法学派的主要内容是:
其一,关于法的本质。自然法学派认为,法从本质上是一种客观规律,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必须以客观规律为基础,这种客观规律是宇宙、自然、事物以及人的本性,是“理性”的反映。
其二,法来源于永恒不变的本性、自然性、社会性、理性。真正的法律应当与之相符合,特别是与理性相符合,或以理性为基础,它永恒不变,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其三,法的功能和目的在于实现公意和正义。
其四,法律及其观念应当与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相一致,自然法是人类寻求正义之绝对标准的结果。
归纳而言,自然法学派特别重视法律存在的客观基础和价值目标,即人性、理性、正义、自由、平等、秩序,他们对法律的终极价值目标和客观基础的探索,对于认识法的本质和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2)、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主要观点是:
其一,着力分析真正的法或“严格意义的法”,即国家制定的法律“国家法”,而不是什么自然法,由于这种法律能为经验所感知和真实存在着,因而也叫实在法或实证法。至于其他所谓的“法”,如自然规律、自然法、荣誉法则,只是有比喻意义,不值得研究。
其二,实在法或国家法是由法律规则构成的,是一个法律规则或法律规范的体系。
其三,法律是中性和价值无涉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纯粹技术性和工具性的东西。至于政治道德等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与法律并无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因此不能从政治上和道德上对法进行评价,即不存在什么道义与不道义、良与恶的问题。“恶法是法”。
其四,一个由立法机关制定的好的法律规则体系,即形式上合理性的法律规则体系是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为宗旨的,执法者或法官只要遵循规则就可以审理各种案件,也就是说,执法者只是法律推理的机器,不应当有任何的自由裁决权。
在分析主义法学法律观指导下的西方法律实践活动,使西方在其后的几十年里,法律规则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规则体系,几乎涉及了人的一切生存领域。但是,这种法律观只注意到法与国家密切联系,却忽略、否认和割裂了法与其他事物,特别是政治、道德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揭示了法的技术性、工具性、独立性,却否认了它的价值性、目的性、依赖性。
(3)、社会法学派的主要观点
社会法学派将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工具引进到法学领域,在社会中研究法律,并通过法律研究社会,强调法律的社会作用和效果。
其一,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秩序,真正的和主要的法律不是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则,而是社会立法中的秩序或人类联合的内在秩序。
其二,法律与国家之间并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并非一定由国家机关特别是立法机关所制定和实施,在没有国家的时侯和地方也存在着法律。
其三,法律绝非仅仅是规则的体系,而是由规则、原则、政策 多种复杂的要素构成,法律的本身必不是单纯的一种规则。
其四,法律不仅是一个规则体系,还是一项过程和事业。
社会法学派的观点,表明了他们坚持在法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以法的实际运作为对象,揭示了法产生于社会之中,目的是消解彼此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对立和斗争,以平衡各种利益。而且,他们还把法置于整个社会之中,分析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心理的以及文化的诸因素对于法及其运作的作用和影响。应当说,法律社会学有利于对法的内涵的理解,有利于扩展法学研究的领域和视野。

6. 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的读后感 跪求!!!!

法律社会学,目前的译著并不多,只有科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布律尔《法律社会学》,埃利希的《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作为法律社会学奠基者的韦伯,国内对其宗教社会学的重视远超过对其法律社会学的重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简惠美和康乐翻译的《法律社会学》则填补了这个空白。这本书是由韦伯《经济与社会》中的专门一章《法律社会学》,曾由美国两位学者将该章与《经济与社会》中其他与法律社会学相关的章节编成一集《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后由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出版,此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韦伯作品集之IX的《法律社会学》以德文原著为准,并结合英译本翻译而成,且将英文、日文译本添加的译注和中文译本的译注连同德文文本作者的原注一并收入。
法学中的法律观与法律社会学中的法律观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观,前者从参与者的内在视角考察法律中的正义问题,后者则从观察者的外在视角看法律。早期的社会学如孔德、斯宾塞只是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直接引入社会科学,称为“社会物理学”。韦伯作为一个新康德主义者,坚持事实与价值二分的思想,试图结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种研究方法,他最早将主观意图、行为动机引入社会学研究,强调社会科学也是一种经验事实,对社会行动的主观意义可以进行理解,并对其过程及结果可以进行因果解释。他采用的理念类型的方法,从杂多现实中抽离出某些特征组成一系列清楚定义的理念型概念,它们代表着行动者在特定情境下,其行动中之“意义关联”的种种可能形式,从而对价值进行实证研究。
在《法律社会学》一书中,全书共分八章,韦伯的旁征博引,其中很多史实与术语对于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我们理解起来是比较困难,但韦伯《法律社会学》的主题只有一个即法律的合理化。这是与他的中心论题即资本主义为何出现在西方相关联。从法律是如何在此种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角度出发将法律与统治、与政治(国家形式、行政层级)、法律与经济作了全面的考察。
法律的演进过程经历习惯、习俗、惯例到法四个阶段,首先是一种呆板的、机械式的重复,纯粹事实的习惯,经由心理对此习惯的“拟向”,让人感到具“拘束性的”,既而形成一种普遍的共识,即令人在有意无意之中越来越“期待”他人也做出意义相对应的行为,最后此种价值共识被赋予法规范的特征,由强制机构予以保障。也就是说秩序的合法性不仅建立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之上,而且需要外在的保障。由此将法律的内在面向(理念和价值)和外在面向(利益、制裁等构成的整体)统一起来。
法律的合理化是三种合理化结合下实现的。一种是规则的合理化。市场的扩大,贸易的发展使个人从团体中分离,主观权利设定方式即授权规范不断增多,财产责任取代身体责任,个人责任取代团体责任。
在传统型社会和卡里斯玛型社会,主观的权利与客观的规范合二为一,即拥有特权的个人依据为他而设的客观规定来当作自己的主观权利。因此,特别法无非是支配者的主观权利,普遍有效的规范不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形式上的法律平等以客观的形式规范予以保障,要求用“规则”取代“特权”,代议制国家于是形成,行政体制的“合理”构造,即行政事务的连续性和文牍性,以能力而不是以身份为标准的行政组织,严格的等级科层制结构,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的分离,形成一个官僚科层制的非人格化统治的社会。
二是社会行动的目的合理性,韦伯将人的行为分为四种,基于情感的,导源于感情沉迷;基于价值合理的:取决于对秩序作为某种伦理、信念;基于传统性行动,源于传统;基于目的理性,由对特定外在后果的预期、即由利益情势所保障。商品经济的可计算性要求主体基于目的理性而行动。
三是科学合理性。贸易的发展,使得交易的复杂需要法律人士专业知识的帮助。新兴的市民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保障自己的权利,也需要借助法律专业人员来为他们提供咨询,充当他们与政府之间进行谈判的中介人,并在政治和司法程序中代表他们的利益。法律职业共同体运用从罗马法和教会法中传承而来的各种解释技术,通过对社会中现有的规范性因素进行收集、概括和总结,创造出一套抽象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使每一具体案件都可以通过逻辑方法得出判决,从而形成是一个没有漏洞的、逻辑一致的体系。
三个面向“合理化”构成近代资本主义形式理性法律,其形成过程是教会法与世俗法、实质与形式分离的过程。道德等实质价值技术化进入法律,自主的道德中立的法律可以用于任何调整目的,法律合理化的过程也是现代化过程。韦伯意识到现代社会是一个“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灵魂”信仰缺失的社会,形式与实质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形式重视个人能力,能排除绝对恣意和集体主义,但形式化之抽象性格在给予形式上合法之利益最大自由的同时,却处处伤害了“实质公道的理想”。
韦伯是现代文明之子,其创造的概念如理念型、形式理性等一直沿用至今,其意识到的形式与实质之矛盾我们仍无法超越,韦伯《法律社会学》中价值的实证研究进路对于处于转型中的中国意义重大。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很多时候是日益分化的利益与价值之争,因此只有对价值进行实证研究,对法治的具体路径进行描述,法治目标才会离我们越来越近。

7. 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怎样看待“赔钱减刑”这一现象

不同利害相关方的参与和合意即使不是对“是否正义”真理性的证明——根本不存在这种证明——也是对“正义”的指示器。而“矫正正义”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多方间寻求平衡的机制,因此我们需要在犯罪人、被害人与国家的关系中,全面分析各自的“所得”与“所失”。
(1)犯罪人
犯罪人从其犯罪行为中得到其不应得的“所得”,这时他就违背了分配正义,成为了一个不公正的人,要做的就是对他进行矫正。既然刑罚和赔偿不能同时施行,那么,仅仅刑罚能否对这个不公正予以矫正?回答是肯定的,如前所论,只要让他不应得的东西失去就使其得到了矫正,而刑罚恰恰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就连提倡刑罚宽和的贝卡利亚也不会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说:“只要刑罚所带来的恶果大于犯罪所带来的好处,刑罚就会收到它的效果。这种大于好处的恶果中应该包含的,一是刑罚的坚定性,二是犯罪即得利益的丧失。”
(2)被害人
“给予每一个人任何所需要的补救,只要他的权利为他人所违反”,是“矫正原则”的核心。因此,必须恰当补偿犯罪人从犯罪人的犯罪行为中不应失的“所失”。被害人的受损首先是尊严和精神上,这种损害可以用对犯罪人的刑罚来补救,其次是非尊严的损害,可以用对被害人的物质补偿来实现。这种补偿可由国家来承担,即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也可由犯罪人来履行,而其履行结果就是 “应得”刑罚的相应减轻,这一制度或者体现为我国“赔钱减刑”的司法操作,或者规范化为“强制赔偿命令”制度。
“强制赔偿命令”,又名损害赔偿命令制度(Compensation Order),是指作为缓期执行、缓期宣告、缓刑(probation)及假释的条件而命令犯罪人向被害人赔偿损失的制度。这一制度在19世纪向20世纪过渡之际几乎为所有的欧洲国家所采用。如意大利1921年刑法草案规定,以履行赔偿损失作为刑罚减轻、宣告缓刑、假释的理由或条件,前联邦德国刑法规定恢复因犯罪所引起的损害,是对犯人实行保护观察和假释的条件之一。1972年,英国从“让犯罪人赔偿犯罪损害,比目前用以对付重大犯罪的主要武器——拘禁更具抑制效果”的见解出发,强调其回避自由刑的刑事政策上的意义。根据该制度,法院对一定的犯罪案件在宣告有罪判决之时,有权依职权或者依被害人的申请,做出被告人因其犯罪行为给被害人所造成的直接的物质损害及治疗费予以赔偿的命令,并以命令的执行作为从轻、减轻刑罚或缓刑的考虑情节。“强制赔偿命令”制度既保证了规范逻辑的自洽,消弭人们对“赔钱减刑”的争议,又能最大程度地避免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程序扞格,进而解决民事赔偿无法实际执行的实践困境,完全能够成为刑事责任和民事侵权责任完全分离后,实现被害人正义的有效途径。
(3)国家
在国家看来,犯罪人的行为是对法律秩序和国家政权的侵犯,犯罪人必须通过“刑罚”的矫正才能使国家的权利得到回复。“刑罚”对国家最直观的功能就是它的经济补偿,包括财产刑的执行和无偿占有犯罪人强制劳动的财富。而从根本上看,作为排他性、垄断性国家暴力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刑罚权是国家基于独立主权对犯罪人实行刑事制裁的权力,是国家自我保护的手段,在对犯罪人道德上的否定和精神上、肉体上的严厉惩罚的过程中,国家的侵害也得到了矫正。
作为一项从一系列实践性假说中选取的命题,“赔钱减刑”制度一方面需要规范的和价值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它的正当化论证又依赖于社会常识和大众常情。如何将法律人的判断与理解和公众意识与心理相联结,从而相互交流,彼此认同,仍然是一个重大艰难的问题。因此,“赔钱减刑”的正当化并非一劳永逸的,而须不断接受实践理性的检验。在这一意义上,一种正当的制度必须在逐步的质疑与对话中才能得以建立,而建立的过程无疑又是长久和漫长的。

8. 公检法三部门办理黑社会组织犯罪案件应遵循法律条文有哪些

我国刑法294条第1款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以并处罚金。
另外,还结合去年专项斗争的专门文件中有关定性和行为。

9. 「弦子诉朱军案」一审宣判,原告败诉,如何从法律角度解读

1、首先要知道,努力还原已经发生了的客观事实,是法律、诉讼所追求的。

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从法理学、法哲学、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的不同角度看,诉讼希望所追求的是客观事实,然而得到的却仅是法律事实。

无论是诉讼制度设计还是诉讼实践,人们都企图追求“法律事实”无限接近“客观事实”,甚至不懈追求二者的完全重合,然而,这种理念往往因为诉讼本身的客观规律而不完全能实现,遵循“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同等重要。

人们往往只注重客观事实,追究“实体正义”,却忽视了“程序正义”。殊不知,没有程序正义的充分实现,往往实体正义最后也难以实现。在诉讼中,按照诉讼程序的各种规则展开案件审理,才能得到最接近“客观事实”得“实体正义”。

但是,千百年来,中国的老百姓甚至司法,往往过分追求“实体正义”,忽视“程序正义”。忽视“程序正义”的代价往往就是司法容易被舆论所绑架,也容易出现冤假错案。

但是,社会发展至今,现代司法追求的不仅是“实体正义”,也追求“程序正义”,更追求的是建立在“程序正义”之上的“实体正义”。

所谓“程序正义”,就是要严格遵循诉讼法的规定,包括管辖、回避、证据、审判程序等各种法律规定。基于这些诉讼规则审判案件,才能得到建立在“程序正义”之上的“实体正义”。

2、法律事实是一个法律术语,指经过一定诉讼程序后能够认定的事实,是通过诉讼各方证据的交锋及对抗,裁判者最终能够认定的事实。法律事实的形成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并受制于法律的评价。

实际上,法律事实是法官主持下当事人一起构造的人工世界,在这个人工世界的构建过程中,诉讼参与的各方当事人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对外只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这就使证据的真实性有一定的概率,以此所最终认定的法律事实也有一定的概率。

而客观事实是哲学意义上的,它超脱于人们的认识而独立存在,无论人们是否能够认识并证明它,它都是客观存在。

因此,简单来说,法律事实是经过了法院的诉讼程序和当事人的证据交锋,最终经由法官认定的事实。

而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涉及到证据的有无问题以及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问题,进而涉及到证据能否被采纳的问题,最终影响到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的差异。

但是,法律、法院、法官只认可经法律程序和证据交锋得来的法律事实,并以此断案,而且也只能依据法律事实。因为法官并不是当事人,也不在案发当场,对客观事实也无从知晓。因此,提出诉讼主张的一方,就有法律上的责任证明自己提出的主张,如无法证明,则将承担不利法律后果,由此败诉。

无论是对法律事实还是客观事实的追求,都是为了通过法的规制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司法机关对于程序正义保证下的法律事实的不断追求,使法律事实无限地靠近客观事实,这是思辩过后最理想的状态。

因此,无论是支持弦子的一方,还是支持朱军的一方,都是在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但公平与正义的产生,并不依靠客观事实,而是依据法律事实来认定。

支持弦子的人认为:

1、性骚扰在职场里确实常见,尤其针对女性的性骚扰,但大多数受害者都会选择隐忍了事,而弦子敢于站出来发声,敢于站出来反抗一个有社会地位的名人,应该支持。

2、法律不是自然而然就公正的,弦子也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么多人支持的。支持弦子是为了促进法律的公正。

3、没有证据就说明没有性骚扰吗?法律事实并不等同于事实。一个女孩子持续好几年,面对网暴、不利舆论评价等风险,追求性骚扰的法律结果,应该是确有其事。

10. 社会热点法律问题,如何正确的应对 和处理方式,结合身边的案件或事件写下学习

社会热点法律问题如何正确的应对和处理方式,结合身边的暗和事件,写一下学习,东北地区每年冬天都发生供热的问题,群众反应的非常强烈,因为供热的锅炉房被个人承包,因此,政府对此也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室内温度不达标,可以适当的返回,取暖费,如果天气变化,可以提前供热,和延期供热,等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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