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经济法不同民法调整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
1.民法和经济法在调整对象上的交叉性。民法和经济法在经济关系调整中相辅相成，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公共道德”和“公序良俗”条款等，是民法与经济法的分界和联结点：一边是经济法以维护宏观平衡和自由公正的社会经济秩序为己任，另一边是民法对在此良好环境下自由从事活动的主体行为加以规范；被认定违反了这些弹性条款的行为，即超出民法调整的范畴而需由经济法中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经济合同法和各种管理性的法律作具体调整。
它们在调整对象方面的交叉，源于以下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由于二法都处在市场关系之中，而某种市场关系的形成又往往呈现错综复杂的情况，这就必然导致二者在调整对象上的部分重叠与交叉，调整对象的交叉又需要民法和经济法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层面上共同去维系社会关系的存在；二是由于某个具体的法律关系，单靠一个法律部门的作用是难以形成的。因此，民法和经济法在调整对象上的交叉性，决定了二者存在的互补性。
2.经济法和民法在调整宗旨、作用和方法上的互补性。民法是从市民社会中自然形成的，它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其理念是自由主义，民法的价值理念之一是对抗国家力量的侵犯，而经济法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为其立法宗旨，即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通过法律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消除极端个体权利本位对整体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以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促进经济良性发展。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以意思自治为核心，注重机会均等，即以抽象的人格平等为基础建立的公平理性，是以平等求公平，以个体为本位，给经济个体以完全的意志自由，保证个体权利的充分实现，仅依靠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来实现社会经济的理想状态。而经济法以国家管理和调节经济为其调整对象，它给主体以相对特权追求结果的大体公平，从社会利益出发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以社会权利为本位，保证社会整体利益，通过国家采取种种措施，弥补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缺陷，实现经济的理想状态。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
1.利益本位的不同。法的利益本位亦即法在利益保护上的出发点与立场。民法的本质是市民社会的法，是典型的私法，以个人利益为本位，以确认和保护私人利益为其价值追求的目标，对平等主体的商品关系加以保护，从而维护民事主体的权利。但其对个人利益的无尽追求，往往又导致社会经济运行的无序化，给社会利益造成损害。经济法的本质则是社会法，它以社会为本位，把社会经济总体效益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在兼顾各方经济利益的同时，维护社会经济总体利益。它是公权及于私人经济领域的法律，其产生最终突破了公、私法划分的二元结构模式。从产生之初，经济法就是国家站在全社会高度，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出发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与调控的产物。由于经济法所体现出的“社会公益性”如此明显，以至于在个人与国家各自的领域之间，已经形成了以社会为过渡体的一个独立存在于其他法域的独特法域，这恰恰是属于经济法的领域。可以说，经济法的产生，改变了社会利益的配置模式，从极为宏观的角度维护着社会经济利益。
2.二者的调整对象不同。按照法理学的理论，任何部门都有其特定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管理经济和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经济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虽都具有经济性内容，但前者是一种关于国家经济管理和协调的权利义务关系，后者则是在民间经济活动中，主体进行经济交往中各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两者都涉及经济领域，但前者是国家管理涉及民间社会经济领域，是“公”及于“私”，后者则完全处于民间社会经济领域之中，是“私”的领域内部关系。前者主要调整公共性经济关系，着眼于宏观的秩序和效益。一般不涉及个人的人格、财产和交易关系；后者则主要调整平等、等价的产权关系和流转关系，着眼于微观的交易安全。
3.二者的调整方式和手段的差异。民法是纯粹以个人为本位的私法，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其调整方式相应的采取意思自治原则，即由当事人按自己的意志设定权利和义务，国家并不予以过多干预，但民法其完备的微观经济行为规则又很难解决经济垄断、资源配置不当，弱者特别保护等现代经济中的新问题，这就需要经济法采取一系列弹性的综合调整经济的手段，通过引导，控制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使经济法能够适应经济形势的不同需要，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良好“调节器”。
㈡ 合同法属于经济法的调整范围还是属于民法的调整范围
1、合同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版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权。
2、民法是指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3、赞同民商合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民法通则》是民法这个法律部门的基本法，《合同法》、《物权法》、《公司法》等民事、商事法律均属于“大民法”的范畴。
4、但对于我国经历1978年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经济法”，历来有争议，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
目前全国人大的主流意见是属于“经济法”，但按照德国、法国、韩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它们也属于大民法的范畴。
㈢ 民法，商法以及经济法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您好！通常我们会把民法和商法统称为民商法，和经济法作比较，详细情况如下：
1、调整对象不同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公共经济关系，它不调整人身关系。而民商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杠杆之一，属于以国家为本位的公法。而民商法虽然有公法化的现象，但其基本属性还是私法，体现私法原则。
2、主体及主体之间关系不同
经济法的主体包括国家机关（主要指行政机关中的经济管理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的内部组织及有关人员、农户、个体工商户和公民。民商法主体是自然人和法人及其他组织。民商法的主体是平等的，没有管理关系；经济法的主体地位却不要求平等。
3、调整方式不同
民法是私法，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其调整方式相应地采取意思自治原则，即由当事人自己意志设定其权利和义务，国家并不予以过多干涉。商法的主体是商事惯例，但在现代社会中，为保护交易安全，其中也渗入了一些公法性因素。国家的强制性规定也在逐渐增加。
经济法是公私兼顾的法，既强调市场之手，也强调国家之手。因而，其调整方式既有意志自治的因素，也有强制性因素。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基于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显示了与传统法律大不相同的机制功能。“概括说：全面、系统、综合；具体说：经济法由外及里全面地调整经济关系；经济法自始至终系统地调整经济关系，经济法运用多种手段综合地调整经济关系。”
4、内容不同
经济法主要设计国民经济运行中关于公平竞争、防止垄断、市场规划、秩序维护、社会平衡、宏观调控、可持续发展等的规定，经济法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价格法、拍卖法、招投标法、金融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财税法（税收征管法、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会计法、审计法、预算法）、社会保障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环境保护法。
民商法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民商事主体、行为、权利、义务、责任等的规定，民法包括：民法通则、物权法、债权法、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商法包括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公司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破产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
民法以人身关系法与财产关系法为其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在财产关系法中，又可进一步分为物权法和债权法。物权法保护的是物权、知识产权等静态的绝对财产权，物权法具体包括债权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债权法保护的是动态的债权关系，债权法具体包括合同法和担保法。
5、价值取向不同
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着重于社会整体利益为导向，协调个体利益的矛盾与冲突，实现利益均衡，促进社会共同加之目标的实现。民商法以个人权利为本位，以保护个人利益为导向，着重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个人利益最大化。
6、本质功能不同
保护利益的不同，必然导致法律本质功能的差异。民法维护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要求平等和自由，要求交换者以自己意志设定权利和义务。因此，民法的本质是市民社会的法，是私法，是“天生的平等派”，也是权利法。它站在当事人平等这一平面上对商品关系加以保护，其功能主要是维护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商法的本质功能基本与此相同。
经济法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保护重心，为解决民商法、行政法均无法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产生。它的本质是国家管理经济的法，是平衡协调国民经济运行的法。
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生活发挥着机制效用功能，即从更高层次上全面、一体、综合系统地调整经济关系。它通过引导、促进、保障和制约途径来指导预测、激励限制、整体协调与个别规制经济活动。可以这样认为，在现代社会，没有经济法，整个经济秩序将重复本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经历的“磨难”
如能提供更多信息，则可给出更为周详的法律意见。
㈣ 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有哪些
经济法与民法来的区别如下：自
①具体的调整对象不同。
经济法以国家在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具有显著的服从性，属于公法范畴；民法则调整作为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以平等性为基本特征，属于私法的范畴。
②法律属性不同。
经济法强调社会本位，以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为基本原则，着眼于维护全局的、长远的利益；而民法则突出个体权利的本位性，强调社会个体的权利、平等和自由，能够调动和保护个体的积极性及创造性。充分运用和体现市场竞争机制。
③调整方法不同。
经济法以强制性规范为主，对违法行为综合运用财产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种制裁形式，具有惩罚性；民法则更多地采用任意性规范，当事人可以依法自由处分权利，对违法行为采取民事制裁形式，具有补偿性。
㈤ 经济法和民法分别调整哪种社会关系
简单的说,经济法调整对象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公共性经济关系,不调整人身关系。而民商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具体而言,民法起源于《罗马法》中的市民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古罗马时期，商品交换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交易规则来维护交易秩序，保障交易顺利。商品交换的习惯产生进而发展为法。民法以保护交易利益为主，适应商品交换的要求。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法和民法在社会财富的分配方面所起作用的不同日益明显。作为法律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两者既存在一定的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
经济法和民法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在调整范围、宗旨和调整方法等方面有不同之处，然而实际上二者联系最为密切，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从调整对象上看，两者具有交叉性，都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作为民法，重要调整对象是财产关系，本质上是经济关系，在经济关系调整中与经济法相辅相成。一方面，经济法维护宏观、自由公正的社会经济秩序，而另一方面，民法规范自由从事经济活动的主体行为，超出民法调整的范畴由经济法作具体调整。
在法律作用上，经济法和民法都在保护公民合法经济权益，维护良好的经济秩序方面发挥重要功能。
最后，两者互为补充。民法以人为本，其理念是自由主义，对抗国家力量的侵犯；经济法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宗旨，调整社会经济关系，消除个体权利本位对整体经济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解决个体私利与社会公利的矛盾，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
经济法与民法既是不同的法律，自然也存在差异和个性，且两者的区别是较大的，主要体现在：
1.两者法律属性不同。民法突出个体权利，以个体为本位，强调社会个体权利平等和自由；而经济法强调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着眼于全局和长远的利益。
2.两者法律关系的主体不同。民法调整的主体只限于公民和法人；经济法主体除公民和法人外，还包括企业法人的内部机构和其他经济主体。
3.两者的调整目的不同。民法侧重对私人利益的保护，目的是保障经济主体自由基础下的交易成果；而经济法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追求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强调合理配置社会公共资源和公平分配社会财富。
4.两者调整主要内容不同。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公民、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具有平等性。具体来说，民法法律规定是为了保护市场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体现对个人权利的关照。经济法主要管理和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具有显著的服从性、经济法每一条具体原则都以保护社会利益为目标，体现社会整体权益本位，追求社会公共利益内部的和谐。
5.两者调整方法不同。民法对违法行为则更多地采用民事制裁形式，具有补偿性。在民法保护范围内，个人的行为一般不会受限制，不过多对法律行为后果予以保护，尊重市场自由交易规则，由市场主控。而经济法则以行政性手段为主，民事、刑事的调整方法为辅，多带有惩罚性。另外，还有经济法独有的奖励手段等。在经济法领域，若市场交易破坏公共利益的协调，即使交易是经济主体在平等、意愿基础上进行，也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种强制手段即宏观调控，弥补自由交易状态下的民法的缺陷。
6.两者的责任形式不同。民法的责任形式多位民事责任，注重事后补偿性；而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则是兼有行政、民事、刑事责任。
经济法和民法有着很多的不同点，互不隶属，互为补充。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他们之间的差异性铸就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只有这样，才会发挥两者在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财富分配中相得益彰的作用。
㈥ 急！！民法跟经济法的调整范畴
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①具体的调整对象不同。经济法以国家在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具有显著的服从性，属于公法范畴；民法则调整作为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以平等性为基本特征，属于私法的范畴。②法律属性不同。经济法强调社会本位，以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为基本原则，着眼于维护全局的、长远的利益；而民法则突出个体权利的本位性，强调社会个体的权利、平等和自由，能够调动和保护个体的积极性及创造性。充分运用和体现市场竞争机制。③调整方法不同。经济法以强制性规范为主，对违法行为综合运用财产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种制裁形式，具有惩罚性；民法则更多地采用任意性规范，当事人可以依法自由处分权利，对违法行为采取民事制裁形式，具有补偿性。
市政府购买月饼的行为是正常的平等主体间民事交易行为，双方地位平等。所以应该适用民法。。
㈦ 比较经济法与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
民法作为传统的法律部门，从罗马法以来一直以自由的契约法为核心，“它以民事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制度为核心，主要调整当事人意思自治，亦即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财产流转关系，并建立相应的主体制度、物权和其他权利制度，与刑法衔接调整较轻微的侵权关系”。[12]民法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现代民法不再采取权利本位（权利本位的真正含义就是个人权利本位），[13]而是以公共利益、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等原则约束的社会本位为价值取向的。 个人主义的勃兴形成了传统民法的精髓，即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私法原则。而在现代社会中，“为了减缓自由市场竞争的盲目性和破坏性，以期合理配置资源，资本主义国家则由治安警察国家过渡到行政国家，主动介入‘市民社会’的‘私生活’”，[14]因此，从法国民法典的传统民法，发展到1919年魏玛宪法所规定的“所有权负有义务，其行使应当同时符合公共福利”，以及日本战后增补民法第1条关于“私权应服从公共福利”的规定，民法已从权利本位发展到社会本位。今天，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都已实现了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转变，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应运而生。[15]在罗马法中，“人的活动是自由的，国家保护它不受侵犯……法律保障给予某一主体以求生存和幸福的资料总和是他的财产，因而这种权利本身被称为财产权”。[16]物权体现人对物的权利，债权体现的人对人的权利，这种完整的权利世界观是围绕着财产构成的。与此同时，人格独立、自由、尊严等通过意思自治和民事法律行为来完成，传统民法的契约自由典型地表现出这一特点。“契约自由被视为意思自治的核心，它使当事人有权摆脱法律为他们提供的一切固定模式而自由地设置其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17]因此，传统民法的精髓在于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以及财产的稳定性（物权制度）和流动性（债权制度），从人的自由与对财产的完整性保护这两个基点，完成了传统民法理论大厦的构筑。 社会本位的民法对所有权加以限制，促使所有权社会化，出现了维护交易安全、保护经济上的弱者和消费者、公平竞争、解释契约的表示主义条款、限制利息租金和价格、禁止房屋出租人强制承租人搬迁、限制权利的履行、限制卡特尔和不当赠与契约、禁止不当招徕等等，所有这些，表明了国家对私权的限制。传统民法的这种变化，不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它是同民法的基础和出发点的变化紧密相关的。这些变化表现在：
1.债权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市民生活和经济活动的范围扩大，人与人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为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可比拟。由此出现了保护交易安全、防止权利滥用，债权逐步优先于物权的趋势。人更注重物的价值而不是物本身，财产组成的债权化，人与特定物的联系弱化，这使法律更加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人与人的合作。
2.意思自治受到限制。这是现代民法最重要的发展。合同的特殊意志随着社会精神约束力的削弱，越来越侵蚀国家与社会的利益。“法以普遍意志的面目出现，在保障自由意志的同时，逐渐对特殊意志的自由度施加拘束”。[18]社会现实越来越需要外在性的约束控制机制，合同内在的形式与实质的矛盾，形成了合同法律制度中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冲突。意思自治的衰落与现代民法的发展是一致的，它表现在：强制性合同大量出现；合同中的意思主义逐渐为表示主义代替；合同解释由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趋向于使之产生法官所希望的法律效果，即根据“当事人的意愿要订立公平和符合社会利益的合同”[19]来进行解释。 民法中意思表示客观化和形式主义的发展使其得以与商法相融合，对民事法律行为严格要求正是其“公法性”的体现，国家通过对特定商事行为形式的要求实现商法的特殊调整。许多学者仅仅强调商法的公法性，却未看到这种公法性是建立在强调自由意志基础上的。从另一个角度看，现代民法中强行性规范的增加，正是其社会本位所在。 但是民法的本质在于个人意志的自由，任意性规范才是其精髓所在，强行性规范的增加并不改变民法的性质，而只是缩小自由意志的范围，导致民法生存的危机。“现代民法中法律行为的效力与法律规则效力之间的矛盾显然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法律行为调整方式与法定调整方式之间的矛盾显然也不可能得到适当的协调”。[20]因而，社会生活的发展使得民法的意思表示越来越外在化，越来越趋同于商法，民商合一的趋势使得现代民法出现了无法解决的二难选择，意思自治与实现有效社会控制这一对矛盾无法在“民法—商法”的架构下得到调和。在商法无法适应现代国家职能转变的要求时，为了保持民法的自治性，实现经济法与民法的接轨是现代法律体系的必然选择。
三、经济法：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毋庸质疑，商法的公法化为许多学者解决民法遇到的危机提供了一种思路。
“在商法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里，新的经济法仍然在为自己谋求一席之地，一般来说，它仍然难以有足够的力量来充实商法”。[21]事实上，尽管经济法与商法都不同程度地加入了国家干预的因素，但商法仅仅是通过对意思自治形式化的要求，实现对商事活动的调整，它仍然是由“私的”法律规范组成的。例如商事公司法，它仅仅是从资本组成、成立程序等方面对经济关系作外在的规定。经济法则不同，它从组织、内部结构、管理、财务、资本运动等方面，深入经济关系内部，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调整，因而正如学者所称，“在公有制企业居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传统商法的内容基本上都可归入经济法”。[22] 经济法的出现与特点，是由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所决定的。现代国家中组织的日益扩大，即所谓的“横向一体化”与“纵向一体化”。“企业是许多专业化的个人组成的集合，处于相继生产阶段领域或相继产业的专业化的企业之间的合并被称为一体化，这一概念是与专业化相反的对应”，[23]而组织是靠纵向的行政权力指导分配资源的。[24]推动社会变迁的因素不仅仅是技术，制度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25]制度的变化是国家、组织（企业）与个人之间进行社会博奕的结果。组织的不断扩大是传统市民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最大不同。传统法律以国家与个人为基点构筑体系，但是垄断、跨国公司、国家参与生产经营和市场操作的发展，使得以财产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以个人为基本主体的民商法无法深入组织内部和（国有、公有）财产权内部进行调整，这种调整的任务不得不由经济法来承担。 现代国家职能的转变也是经济法兴起的重要因素。为了寻求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国家在各个方面——包括经济生活、社会保障、国土开发和人口等方面进行调控和管制。“20世纪以来，国家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不介入经济生活的旧体制，越来越加强干预经济生活的广度和深度”。[26]国家在经济领域内，作为再分配人通过财政、货币、就业、产业等宏观经济政策，作为所有权人通过参与经营、对企业组织的钳制，作为社会经济秩序维持人通过反垄断、保护公平竞争等经济政策，实现了对经济的完整参与、管理，通过公共供给政策、公共引导政策和公共规制政策[27]，实现对经济调控的目标。国家职能的发展和国家作为不同主体的角色的分离，是现代经济生活发展中的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28] 社会关系的变化体现在法律上，是“组织因素”、“权力因素”法律规范的增加。正如美国学者加贝尔指出的：“最正确地表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调整原则已经不是自由竞争，而是稳固的合作，在横向和纵向一体化的工业中资本日益垄断化，劳工在工会中越来越集中，随着国家进入市场，公共企业的出现，确保失业者购买力的金钱的再分配——所有这些过程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向所谓的多元主义社会经济的过渡……多元主义需要的法律模式是政府官员的调整干预，是当事人之间的合作或道德行为”。[29] 传统民商法是以财产关系为调整对象，在其哲学观中，财产被视为自由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此出发，在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其社会本位只能是外在的、国家对个人意思的硬性规定，从而难以适应现代经济所要求的合作主义。经济法则以组织管理关系为调整对象，以实现国家的宏微观调控为目标，“这种由组织为基本主体参加的，由管理因素和财产因素相结合而构成的经济关系，也应是社会主义经济法律调整的主要方向和重点”。[30]组织因素的法律规范的增加，体现在法律领域的多个方面。在物权领域，国家所有权的经济化和广泛发展，使国家从多方面来实现其所有权，包括国有企业运营中的组织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形成。“对此，民法中的源于罗马法的典型的私人所有权制度，即关于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抽象规定，是无法实行有效调整的”。[31]在债权领域，则出现了政府经济合同，“当我们论述现代契约关系时，有必要加上一个新的因素——权力、等级和命令，虽然权力、等级和命令在原始契约关系中决非不存在”。[32]合同的异化突破了经典合同法的纯粹财产关系的范畴，合同已不单纯是民法债权的内容。 显然，组织因素的增加，使得调整各别主体意思自治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已很难再象以往那样对经济进行系统而有效地调整。尽管民法商法化、“私法公法化”的趋势使许多学者试图以商法代替经济法，希望以现代民法的社会本位来代替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和参与。但所谓民法的社会本位，仅仅是对意思表示的外部限制，外在强行性规范的增加，以及形式主义的发展；而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却是立足于组织和国家的新发展，实现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的内在协调，这是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的更为深刻的内容。“概括地说，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民商法就其性质来说除了不能调整组织管理性质的所谓‘纵向’经济关系外，还有一些‘平等主体’间的所谓‘横向’经济关系或契约性关系，也因为加进了组织管理因素而超出了民商法调整的范畴。”[33]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民法需要经济法来对组织关系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控和参与加以调整，以保持其意思自治的纯洁性；经济法也需要民法来对市场经济的基础关系加以调整。经济法不可能将民法排斥在经济生活以外，它与民法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保证社会正义和经济效益的实现。“民法中的公共道德或公序良俗条款，可以说是民法与经济法的一个‘衔接点’，被认为违反了公序良俗条款的行为，即超出民法调整的范畴，而须由经济法的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来作具体调整”。[34]经济法的责权利效原则真正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正如美国学者所称的，现代市场经济是责任市场，[35]它通过专业化、技术化、社会本位化的法律规范来保护社会整体和个体的利益。
总而言之，经济法实现了对现代经济的高层次的调整。 当前，一些人对经济法抱有不恰当的理解，认为经济法就是国家干预法。而事实上，经济法的根本任务是保证经济民主与促进竞争，其精髓在于对国家管理和参与经济的有序化控制，规范政府经济行为，防止其滥用职权。经济法的哲学观是统分结合、民主与集中相结合，通过对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协调而实现与民法相同的价值目标。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公有制占有主导地位，必须将社会利益置于首位，因为“社会主义是天然的，以社会为本位的制度”。[36]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经济法与民法应当携手并进，经济法通过它的国家所有权、经济责任制、经济合同、[37]经济管理、竞争与消费者保护等各项制度，与民法中的物权、债权和民事主体制度相衔接，共同实现国家的立法目标。“公有社会的理想应当这样界定和实现，以便于加强而不是削弱个人自治的意义以及使个人自治与权威彼此相容”。[38]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模式的建立，应当立足于我国公有制的现实与传统，以民法为基础法，以经济法为基本法，两者均以社会为本位。如果试图完全以民法来对市场关系加以调整，必将陷入要么不顾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坚持私法自治，从而去“补资本主义课”的道路；要么为了顾及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而使行政和民事的强行性规范压过民法固有的任意性规范，抹煞民法的精髓，不顾我国是一个个体利益发展不充分，急切需要发展私法的国情这一泥潭。
㈧ 浅谈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
经济法和民法的关系抄
它们在调整对象方面的交叉，源于以下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由于二法都处在市场关系之中，而某种市场关系的形成又往往呈现错综复杂的情况，这就必然导致二者在调整对象上的部分重叠与交叉，调整对象的交叉又需要民法和经济法从不同角度，在不同层面上共同去维系社会关系的存在；二是由于某个具体的法律关系，单靠一个法律部门的作用是难以形成的。因此，民法和经济法在调整对象上的交叉性，决定了二者存在的互补性。
民法是从市民社会中自然形成的，它以人本主义为出发点，其理念是自由主义，民法的价值理念之一是对抗国家力量的侵犯，而经济法以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为其立法宗旨，即站在社会整体的角度，通过法律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消除极端个体权利本位对整体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以解决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促进经济良性发展。
㈨ 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和区别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
经济法与民法的联系最为密切，主要表现在：在调整对象方面，两者都调整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这是因为作为民法重要调整对象的财产关系，实质上就是经济关系；在法律作用方面，经济法和民法都在保护当事人合法经济权益，维护良好的经济秩序方面发挥重要功能。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
1、具体的调整对象不同。经济法以国家在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具有显著的服从性，属于公法范畴；民法则调整作为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以平等性为基本特征，属于私法的范畴。
2、法律属性不同。经济法强调社会本位，以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为基本原则，着眼于维护全局的、长远的利益；而民法则突出个体权利的本位性，强调社会个体的权利、平等和自由，能够调动和保护个体的积极性及创造性。充分运用和体现市场竞争机制。
3、调整方法不同。经济法以强制性规范为主，对违法行为综合运用财产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种制裁形式，具有惩罚性；民法则更多地采用任意性规范，当事人可以依法自由处分权利，对违法行为采取民事制裁形式，具有补偿性。
(9)与经济法不同民法调整扩展阅读：
经济法是独立的法的部门，因为他的调整对象有特定的范围，他只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而且其调整对象同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是可以分开的。
经济法是一个重要的法的部门，它所具有的重大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2．引导、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3．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
4．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