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婚姻法

A. 中国妇女在解放前后的地位如何

中国妇女在解放前后的地位：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妇女代表以新中国主人的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
回顾百年沧桑，我们欣喜地发现，中国女性的命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结束了长达数千年被放逐在社会历史之外的状况，在文明史上首次书写出作为整体的女性形象篇章。
数千年的男权社会，妇女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没有参政的权利，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最为惨烈的，是妇女的缠足。一双小脚的形成，往往需要数年的缠裹，“小脚一双，眼泪一缸”，一生的幸福从此葬送于这双小脚。与兴女学相伴的19世纪末各地天足会的出现为破除缠足陋习、解放妇女身心拉开了序幕。
20世纪初，蔡元培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会，将创办女校列入议事日程。1907年，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推行新政，在教育领域颁布了《学部奏定女子学堂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首次正式把女子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民初中国的女子教育，开始与女子职业相衔接，这一举措进一步突破了用教育造就家庭主妇的观念，使女性进入较为宽泛的领域，拓展了女性就业的选择权，从而提高了女性适应社会、独立谋生的能力。这对从根本上推动中国人力资源的开发、奠定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构成了中国女性争取自身解放的交响曲的前奏。知识女性开始以挑战者的姿态站在反封建的前沿，表现出对封建家庭、性别歧视的精神反叛和投身社会参政议政的热情，在新的生活中塑造新的自我。我们看到，经历“五四”新文化思潮洗礼，女性的恋爱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们追求的不再是得到一个终生的依靠和举案齐眉，而是寻找自己的精神伴侣，是男女人格平等的相处。同时，从清末起步的民法典的编撰，也使两性在法律上处于不平等的局面有所纠正。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从卑贱的一半开始成为享有法律保护的弱者。与此相应，女性在就业、参政等领域的参与权也有所改善。南方数省的女子率先获得参与市场的权利，湖南女子王昌国于1921年当选省议员，这在世界妇女运动史上也是开风气之先的。
20世纪女性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壮举更是可歌可泣。1903年由留日女学生组织了第一个妇女爱国团体———共爱自治会。女性先觉者秋瑾的《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和呼吁做“国民女杰”的诗篇《勉女权》成为激励女性前赴后继的号角。同年第一部论述女性问题的专著———金一著《女界钟》出版，作者第一次喊出“女权万岁”的口号。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些女性参加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向警予、杨开慧就是这些为理想而献身的女性的杰出代表。随着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激烈，“妇女”概念取代了“女性”概念，觉醒的工农妇女参加到民族解放的洪流当中，在队伍中出现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娘子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国妇女运动的目标首先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一直同民主主义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紧密相联，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1949年以来，中国妇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她们享有与男子平等的一切权利。她们投身于火热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生活中，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广大妇女扬眉吐气的口号，也成为生活斗争的现实。
但是，我们在谋求妇女解放的探索中，一段时期曾走了弯路。能顶半边天的口号，被误用作男女体力的抗衡，在这个激进的时代，性别差异被忽视，三八高空带电作业班、铁姑娘班、女突击队相继出现，在体力上与男子一争高下，给妇女的身心带来后来冷静思索时才能意识到的伤害。然而，这个时代在妇女解放上的观念建立，功劳是不可抹煞的。
20世纪是人类有史记载以来首次出现女性群体的世纪，是女性觉醒和革命的世纪。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女性在这一世纪虽然在社会地位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女性整个社会角色得到改变，性别歧视在很多方面还相当严重的，失学女童的比例大大超过男童，下岗女工也多于男性，性商品化在部分地区抬头和泛滥等等。这些问题表明，女性要获得彻底的解放还任重道远。女性的真正解放一方面有赖于自身素质的提高，同时也有赖于整个社会的进步。我们期待女性在21世纪拥有更广阔的天空。

B. 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与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有什么区别

第一：相同点：
首先, 赵树理的间题小说和“ 五四”间题小说都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在这一点上, 他
们有着某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在反封建的大主题下, 赵树理的间题小说与“五四” 问题小说深入揭示了现实生活中
带有倾向性的某些社会问题， 具有极强的认识价值。“ 五四”时期的冰心就反映过当时军阀
棍战、人们遭遇不幸等问题, 而赵树理更是紧跟现实生活的发展, 《婚姻法》一颁布便写出
《登记》, 浮夸风一起便写出《实干象播永福》等。

其次, 在形象的创造上, 赵树理与“五四” 问题小说作家更注重形象对于提出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现实意义, 使问题的表达更为明白和单纯
如冰心笔下的何彬《超人》是“爱的哲学”的化身, 王统抓笔下的女犯《徽笑》是美的象征。
赵树理则善于给笔下的人物起具有象征意义的外号。如，“吃不饱”和“小腿疼”。

再次, 问题小说多写身边事眼前事。
“ 五四”时期的作家, 生活面很窄, 社会经脸也不够丰富, 因此, 他们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多为表层的, 缺乏对于生活感受的深入思考与探究。
第二：不同点
从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和“ 五四”间题小说的相异之点上, 则可看出问题小说的某种变
迁。
首先, “五四” 问题小说作家所做的工作是使外民族的文化与中国文人文化相结合, 赵
树理则使这种结合后的新文化民间文化化, 从而实现新文学的大众化。
其次, 两者对于所展示的“ 间度” , 虽然都理解为“社会间题” , 但“五四” 时期的作家更
偏重于“人生间题” , 赵树理则偏重于“ 政治间题”或者“政策间题” 。
再次, 赵树理的间题小说与“ 五四”问题小说都力图揭出病苦, 开出药方。“
冰心的药方是“ 爱” , 庐隐的药方是“ 恨” , 王统照的药方是
“ 美” 。而赵树理的药方则是组织出面行政命令或其它外部力量的干预一矛盾缓和或最后解决

C. 五四时期问题小说与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区别

赵树理延续了“五四”问题小说的创作思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注重现实人生的切实方面的创作姿态，把“问题小说”作为他实现其使命意识的最佳方式。文章在提出问题的性质、问题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三方面对赵树理与“五四”问题小说进行了分析比较

赵树理是继鲁迅、郭沫若、茅盾这些新文学奠基人之后与巴金、丁玲、老舍等人齐名的一位大师级人物；“山药蛋文学流派”已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乡土文学品牌”；“农民化的文学范式”和口语化的“工农语言文体”给文学语言注入新鲜活力：《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作品以独特的叙述艺术形式和美学价值，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独具特色的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农村题材小说，填补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空白。

为了实现写好农村、农民的诺言，赵树理坚守“乡土文摊”作家纯朴的本色，从不以大作家自居。他说：“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作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一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两三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封建小唱本的阵地。”他还说：“中国的文坛太高，普通群众攀不上去。希望是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因为那些欧化的长句子，干枯而深奥的叙述，各种古怪的表现形式和毫无生活内容的作品，在农村农民中间根本没有市场。”

《李有才板话》是继《小二黑结婚》之后又一力作，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中，大胆地把传统小说里的“诗话”变异成了通俗的“板话”。把说诗的人叫做“板人”，以新颖的表现手法，为读者奉献出了一个乡土气息非常浓厚，富有生活情趣的经典之作。

《李有才板话》描写的是抗日根据地的基层政权建设问题。毛泽东《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抗日期间，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民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以防豪绅地主把持政权。”这部作品描写的是太行山区一个村庄叫闫家山，闫家山村里的“闫恒元派”就属于民主政权要专政的对象，他们把持“闫家山”政权多年。村长闫恒元下了台退居在幕后，由侄儿闫喜富继续干村长抛头露面。他们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还利用种种手段骗取了“模范村”的荣誉。而老槐底下的“老字辈”“小字辈”们祖祖辈辈受尽了西头“闫恒元派”的欺压。对于这一部作品，各研究专家和文学大师都对其赞赏有加。董大中先生说：赵树理是一位艺术形式的革新家，《李有才板话》是他在文学民族化上的重大贡献。郭沫若、茅盾等大师都有中肯的评论。

赵树理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与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创作成就卓著的人民作家。他为我国的文学宝库留下了一大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文学作品，他的创作主张和人格魅力影响了我们许多作家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他是中国作家的一面旗帜。不管是思想意义上，还是艺术形式上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资源。在今天，我们可以是先锋的、现代的，但一定是要民族化的、中国化的。我们一定要寻求一种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学和中国作风，而赵树理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应当说，赵树理代表了一种深刻影响中国20世纪文学创作的思潮。”

赵树理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他甘守“文摊”作家的寂寞，决不攀“文坛”，他能身体力行，多才多艺，他会唱上党梆子，同时能拨弄好几样乐器，嘴打梆子还不误唱，创作了很多“群众喜欢看”“时代起作用”的优秀作品。这一切都深刻地映照出这一位人民艺术家崇高的文学精神和文学原创精神的追求。值此百年之际，我们怀念赵树理，像赵树理那样真切地关注人性，关注民生疾苦，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常态，关注和思索时代最重大、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关注民族命运，更要关注活文化，要发挥文学艺术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赵树理的文学理想与“新农村”理想

在人们的印象中，赵树理是一个清醒的、坚定的现实主义作家，但深入解读他的小说和理论文章，多方探索他坎坷、传奇的人生经历，我们就会发现，他同时又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的心中始终孕育着一个壮丽的“乌托邦”式理想。这理想，是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催生的，是与无数志士仁人的社会理想相通的。但赵树理的理想，是根植于社会底层和广大农民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绝不类同于那种激进的、浪漫的乃至“极左”的社会理想。赵树理的“乌托邦”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民间文艺为主的“文学理想”，二是“以民为本”的新农村“社会理想”。

赵树理一生都在为文学的通俗化、大众化而努力。但他绝不是一个固守农民文化、排斥其他文学思想和方法的“农民作家”。他在年轻时期就接受了“五四”文化和文学的洗礼，并在最初的创作中，运用了新文学那种惯用的欧化方法和语言。只是到上世纪30年代初期，他痛感新文学并没有在农村和农民中生根发芽，农村的文化阵地被“封建小唱本”占领着，才立下志愿要为广大农民写作，并甘愿做一个“文摊文学家”。他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和追求，但“五四”文学的“启蒙”思想和“反封建”主题依然坚定地支撑着他的创作，这正是他高于同时代、同类型作家的地方。1940年代之后，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一批杰作的发表，证实了他孜孜探求的通俗化、大众化是一条坚实而宽广的文学之途，圆满地解决了新文学以来所呼唤的“文学大众化”的历史难题，从而改变和拓展了新文学的发展道路，被认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周扬语）。面对眩目的成功和如潮的好评，赵树理其实是诚惶诚恐的，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创作有那样的高度，有那么丰富的政治内涵，但也无疑坚定了自己的创作信念，增强了为农民写作的自觉性。他在同美国记者贝尔登的谈话中，称自己是“志愿文化人”，“我为人民创作完全是出于自愿的”。在《艺术与农村》一文中，他历数农村文化生活的极度匮乏，期望文艺工作者努力创作，“满足大众的艺术要求”，“弥补农村艺术活动的缺陷和空白”。此时他已不再是30年代那种民间文学家的心态，而是一种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境界了。

全国解放后，赵树理进入北京，他同老舍、李伯钊等一批同仁成立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创办《说说唱唱》杂志，推出大众文艺丛书，亲自改编和创作戏剧、曲艺剧本，而这一切都源于他逐渐成熟的“乌托邦”式的文学思想，那就是在民间说唱文艺、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建构一种具有民族风格和大众语言的新文学。他不仅全力以赴地投身这一事业，而且在理论上也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他在《“普及”工作旧话重提》等多篇文章和多次讲话中，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他认为中国当时的文艺有三个传统，一是中国古典文艺传统，二是“五四”文艺传统，三是民间文艺传统，而事实上当时现行的文学是以第二种传统为主体的，把“大部分群众拒于接受圈子之外”了，这不符合毛泽东关于“从普及的基础上提高”的文艺思想。他认为当代文学如果“以民间传统为主”，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会真正走到民间。这是一个多么大胆的想象，一个多么诱人的理想！但若干年后，赵树理悲哀而沮丧地说道：“我在这方面的错误，就在于不甘心失败，不承认现实。事实上我多年所提倡要继承的东西因无人响应而归于消灭了。”

D. 我觉得婚姻制度已经和社会主义矛盾了。婚姻制度有些封建思想在里面。

首先提醒一下：我们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其次：你所说的婚姻制度中的封建思想，是说的彩礼什么的那些吧。这个是没办法的，在国人思想还停留在传宗接代的思维模式下，强行实施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最终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现在虽然思想转变了，但是现在的女孩太少了！
有一个小调查，在一线城市随机采访未婚女性，如果男方入赘女家的话，房子和车子会不会买，谁来买的问题。答案真的很奇葩！
32%的女孩希望男方买，理由是安全感和上进心！
55%的说一起出钱，理由是自己和父母没钱！2%的说自己买，理由是入赘了，是到她家生活过日子了，就应该女方买！
剩下的是不跟入赘的男人结婚，理由是入赘？那就是说除了是个男人以外，不能自立，没有上进心，不思进取，想空手套白狼！
而男人的回答确实基本一致：既然是入赘，不用我买房买车，肯定同意！
还有的就是，我要是有房有车了，还入什么狗屁的赘！明媒正娶的妻子都得当老佛爷供着，还敢入赘？我又不是受虐狂！
所以咯，这是什会发展起来的畸形思维罢了！没有什封建思想的事儿！

E. 中国实行一夫一妻制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谁提出的！

早在1912年就有人站出来倡议文化的婚姻轨制了，至于这人是谁，历史上并没有写明，1912年公布的《临时约法》中明文规定实施一夫一妻制，但因为各类史书缘由，这一轨制没能真正落地，那时也还有很多“一夫多妻制”的现象。

直至1950年5月1日颁行的《婚姻法》，我国才真正完全废弃一夫多妻制。实施一夫一妻制。

“一夫一妻制度”，最早出现在古代的埃及和古代的欧洲。古代的欧洲，是最早对发生婚外情的人进行惩罚的国家。基督教是最早通过法律对“一夫一妻制度”进行了规范。基督教为人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奉献。现代的“一夫一妻制度”起源于基督教和古代欧洲。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在的“一夫一妻制度”。

(5)五四婚姻法扩展阅读：

中国古代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绝大多数平民阶层为一夫一妻制，1912年，即中华民国的元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文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1950年5月1日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国亦实行一夫一妻制。现今的许多非洲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如泰国）都实行一夫多妻制。

严格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从对偶婚发展而来，产生于欧洲，它的确立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并适应于整个欧洲历史。确立这种婚姻形式，主要由于私有制的发展，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里，男子掌握经济大权，女子处于从属地位。父亲的财产只能由出自父亲的子女继承，因此作为妻子必须严格保持贞操和对丈夫绝对服从。

古时的一夫一妻制的生育模式使人类有更多的精力进行社会活动，而不是雄性动物将全部精力放在争夺配偶上和交配权上。一夫一妻的生育模式让族群中的两性不必为交配和生育这两件事耗费所有精力，进而解放出来的精力可以去做其他灵长类动物不会做的冒险和尝试。

F. 近代女性程式化表现

建国后，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与发展状况得到了一个质的变化。
首先，
女性的各项基本权利逐渐以法律的形式予以承认。女性首次拥有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拥有了参政的权利。《婚姻法》的颁布，从根本上使广大女性得到了婚姻自由。《妇女权益保障法》给女性提供了一个正当维权的途径。
其次，
妇女与男子共同接受教育和参与生产，给了女性自身发展与独立的机会，女性社会地位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形式”平等，不等于“事实”平等。我国女性在社会生活与家庭生活中依然经常遭到不平等的对待，情形堪虞。

G. 建阳有什么民风民俗

民俗风情表演娱乐

迎神赛会——水吉民俗表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农历正月水吉的迎神赛会为闽省各地少见，不但时间延续长达二十多天，而且规模逐日升级，至正月二十一日夜晚，达万人空巷程度。此间，不但夜夜有赛事，而且白天也迎神赛会。
初一，从市头坊永灵庵“石矶灵侯”始，是日上午九时许，由里人青壮年若干，打锣敲鼓，抬着神灵塑身沿街奔跑，各坊青壮年可以拦路抢夺，得手后可玩可藏，主坊人员需分头寻找，抢回后继续比赛，俗称“乐翁爹”。一直从白天赛至下半夜，至参赛人员筋疲力尽后方休。
初二夜，原安排江西会馆“许真君”参赛，因每次都发生斗殴事件，引起公愤而被除名。此后，每年初二夜无赛会。
初三夜，由岐头坊“文昌帝君”首赛，一直延续到二十一日夜止，共二十个夜晚和四个白天。参加赛会的神灵计有：石矶灵侯、文昌帝君和祖公老佛等七位。次数最多的是“石矶灵侯”，占去九个晚上和三个白天。赛会最隆重而壮面的是“祖公老佛”，当夜出动的有龙灯五至七条，鱼灯二至三群，彩台（俗称铁矶，每台上两个小孩化装成古代人物，由四人抬着游街）二十多台，锣鼓几十帮，直接参赛者有数百人之多，各乡来观灯的可达数千人之众。至此，水吉正月迎神赛会（俗称观灯）才告结束。
据查，水吉迎神赛会始于明代中叶，因集镇十坊人基本上属于“十大姓”，而多数姓氏自明代中叶才从外省或本省外地迁入。七种神灵中，“文昌帝君”、“关圣帝君”、“孥公元帅”是公神；“石矶灵侯”五兄弟世居当地，势力雄厚。其他均带宗派和地方派色彩。如“祖公老佛”是周氏开基始祖带进的，入水吉前的家庙在梨坪擎天岩，由江西入闽。“天上圣母”系“妈祖”的封号，俗称“妈祖婆婆”归福州籍（三山会馆）和汀州籍（汀州会馆）人所供奉，前者在正月十三日参赛，后者于十五日夜出巡。所以在迎神会上比高低，主要是比各自的地位、势力和财力，使各自的地位和势力范围不受动摇和侵犯。该习俗于1950年被废，大部分庙宇当作他用。

八月庙会——石矶祠庆活动
水吉“石矶祠”，始建于唐末，宋初改为“三侯庙”（俗称大庙），全庙占地近万平方米，内设三殿：正殿供蒋公（俗名蒋源，谓石矶爷，为抗击黄巢义军有功而受封）；右殿广惠侯（俗名林必兴，以舍生取义得赐）；左殿昭卫侯（俗名张暹，以正直无私，济民利物而封侯，俗称“阎王”）。相传八月十一日为封侯立庙日，是日方圆十一坊群众杀猪宰羊到庙祭祀，仪式隆重。一般年份，供桌都在数十桌之多，供品除全猪全羊外，还有三牲、福果、水果等摆在装饰好的长条供桌上，每张供桌由四人抬着进庙放在指定的地点。举行祭祀典礼后，以大锣、回避牌、西瓜锤、关刀、大斧等八对组成的仪仗队为先导，所有供桌随后，队伍长达一二百米，极为壮观，环游三街后回庙，整个祭祀活动才告结束。参加祭祀人们才分散到各设供户家中就餐。在庙会前夕还从外地请来剧团，从初十夜开台演戏至二十日。
解放后，利用“八月会”期，在八月十一至十三日举行物资交流会。

猜拳行令——民间饮酒文化
猜拳行令属当地民间酒文化之一。人们在逢年过节、或办喜事、亲朋好友聚集一堂时，常常以猜拳喝酒取乐。当酒喝到尽兴时，发拳声四起，有两人对猜，以“劈柴火”（拳拳消）一盘定输赢，或“抢三码”三局二胜定输赢；还有一人“打通关”，力战群雄，热闹非凡。喝起酒来人人都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谁也不肯甘拜下风，如此轮番挑战，结局常是“下桌必扶醉人归”。
猜拳是民间一种佐饮助兴的游戏，两人对猜，出掌伸指，猜对双方出指之和者胜，输家喝酒。发拳，不单是一、二、三、四、五地猜数字，还带有一套民间色彩的祝福、吉祥话语。猜拳前，双方拱手相敬，互请承让。为使双方能同时出拳叫响，一般先喊“串咕羞”（方言，近似音指全福寿之意）或来就来呀，好似百米赛跑中的“各就各位……”。发拳猜数开始，空拳（即双方均未出指）喊“对手”，意在棋逢对手，酒逢知己。还有喊“宝一对”、“对对宝”“宝对”等。有的约定成俗不用空拳，则以空拳起手，先喊“对一手呀”再开始发拳。
（一）喊“一定高升”或“一定发财”恭喜对方步步高升，财源茂盛；也有叫“一见喜”的，象征着见面欢喜，其乐融融。
（二）喊“两相好”、“哥俩好”、“两家喜”、“二同喜”等，寓意皆大欢喜。
（三）喊“三星高照”或“三星照你”等，所谓“三星”，即民间流传的福星、禄星、寿星。
（四）喊“四季发财”即一年四季，财源滚滚，还有喊“四世同堂”、“四季平安”、“四逢喜”、“四喜”等，所谓“四喜”即民间常说的福、禄、寿、喜。
（五）喊“五经魁首”简单叫法为“五经魁”、“五魁首”、“五魁”。魁首，犹言头等人物。明代科举以五经取士，第一名为五经之魁，与科举状元同义。还有一个流行叫法叫“五子登科”。
（六）喊“六连”、“六合手”，古人婚嫁、盖新房等都要选“良辰吉日”。“六连”指年、月、日干支个字都相连。所谓“六合”即：子与丑合，寅与亥合，卯与戊合，辰与酉合，巳与申合，午与未合，总称“六合”。猜拳中的“六合”，其意指事事如意，日日皆顺，故又有人叫“六六顺”或“六六大顺”。
（七）喊“乞巧”（谐音七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每年七月七日夜能在银河相会，旧俗这天夜晚妇女们陈酒脯瓜果于庭院前，用五色线对月穿七孔针，过者为巧。妇女希望乞求织女施巧于己，故称为“乞巧”。
（八）喊“八仙过海”，“八仙”指民间传播甚广的八位道教神仙，即：李铁拐、汉钟离、张果老、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何仙姑。民间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谚语。原指神通广大，事事能成。也有的喊“八匹马”，古代官位高者乘八匹马拉的马车，好不威风。“八匹马”其意在于对手有高官厚禄之福。
（九）喊“快来到”或“快快来”而不叫“九”，这是因为九添一方为十，中华民族有以十为美，以十方齐全的传统习俗。佛教中的“十方世界”是无量无边的极乐世界。相比之下，“九”则美中不足（尚缺一），故酒令中“快快来”意为快快补一凑十，成为十全十美。
猜拳中的“十”多叫“全来到”，又叫“满堂红”、“满堂福”、“全家福”等，其意十分清楚。好的酒令听起来就像唱歌一样，置身其间，既看到一个鲜活活的生活画卷，又领略到民间传统酒文化的浓厚色彩。

彭墩高照——竖起塔灯盼吉祥
彭墩高照，是一种“高照”纸灯，堪称建阳花灯之王。此灯在间断失传了40多个年头之后，在1988年春节期间，有百余个单位参加的全县首届花灯一条街大展赛期间，以崭新的风姿，雄伟的气派展现在建阳人民面前，一时引起了轰动。
“高照”，取吉星高照之意，这种巨型纸灯，由12组灯箱和3组旋转顶灯相叠而成，形体似塔，高达四层楼房。据道光《建阳县志》记载，这种灯起源于明代，臻繁于清朝。乾隆年间人云：“纱灯惟苏州为最，纸灯甲于天下，则莫如建阳也。”这足见建阳花灯历史之悠久，工艺之精巧，气势之磅礴。由于这种灯制作工艺复杂，耗费大，据老人回忆，建阳仅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和庆土地改革时搞过“高照”。在大力提倡弘扬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建阳县童游乡彭墩村的民间老艺人吴桂堂、章希涛带领6位农友，在村干部和热心人的支持下，发动村民，自愿捐资3000多元，并四处奔走购买制作材料。他们凭记忆用了两个多月时间，赶制了这座高达13米，重200公斤，上挂36盏神态各异的花篮子灯装饰的大“高照”。游行表演时由24人同步操作，极为壮观。另外与之相互配合表演的还有16位少女手举32盏传统花钵灯载歌载舞，三支古老打击乐队和民乐队共80余人。
这支象征着吉祥、太平、富庶的“高照”灯队的表演把整个春节花灯赛和龙灯赛踩街活动推向了高潮，大饱了群众的眼福，使羊年春节和元宵群众文化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体现了民间艺术活动的魅力。

黄坑烛桥——板凳灯龙映彩虹
黄坑烛桥，也称作“烛桥龙灯”，它是用烛光灯火连接成的一座灯虹彩桥，长240米。黄坑烛桥起源于宋朝初年。它是嘉禾里（原黄坑地名）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早先，嘉禾里虽然有花灯、龙灯、马灯、船灯、狮子灯、花鼓灯等各种灯会庆祝春节和元宵，但烛桥灯则是人们心目中的吉祥灯，一年之成事，一载康泰，都寄托在烛桥盛会上。
烛桥灯会是全乡最大的民间艺术活动，每个灯会都有会员百余人。烛桥以“板”为单位，板长2米，板上各固定3盏烛灯，板底各有一根1.5米的立柱便于操作。每年烛桥盛会时，每个会员都制作一板风格、工艺、尺寸相近的花篮子灯，由4节12组120板组成烛桥，加上龙头龙尾灯，一共365盏烛桥，象征着365天都平安祥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灯内点点烛光，连接成一条长虹烛桥，恰似一条特长游龙。队伍行进时，有两面大钹锣开道，四门礼炮齐鸣，还有数十面彩旗迎风招展，数百上千个大寿桃沿途分发给观赏者及数百名烛桥操作表演者。倘若是在大操场上表演，数条长龙穿梭表演“万”“寿”等字样，更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加之鼓乐喧天，礼炮轰呜，倍感气势宏伟壮观。
黄坑烛桥曾失传了数十年。为提倡弘扬民族民间优秀传文化，黄坑群众又恢复了这一盛会。1990年元宵节期间，县文化部门和黄坑乡政府调动10多部大卡车，把烛桥搬到城里一展风采，引起轰动。福建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的元宵节晚间新闻播放了这一盛况。

臭豆腐乳的美丽传说
臭豆腐乳，也称建阳臭味香。宋代以来，它就成为建阳的八大土特产之一。几百年间，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它只为正宗的建阳人所拥有。关于臭豆腐乳有一段传说：从前，有一位卖豆腐的老伯。有一天，老伯的豆腐卖了一天之后，还剩下一小部分没有卖掉，老伯随手把豆腐放到钵头中用稻草虚掩着，丢在一边。
第二天、第三天……老伯都忘了钵头中有豆腐。过了些日子，他闻到一股特殊的臭味，原来是钵头中卖剩的豆腐发出的，他舍不得把臭豆腐丢掉，并把这些臭豆腐进行一番加工。他先试着尝，结果自己越吃越有味，分给乡亲们吃更是赞不绝口。他想，这臭豆腐闻去极臭，但味道极香，就叫它“臭豆腐乳”吧！
此后，这“臭豆腐乳”的美名也就叫开了，人们也特别喜欢吃它。其实臭豆腐乳的制法要求很严格。要先将水豆腐切成拇指般大小后，放到开水中捞过，水滴干再装到钵头中，上面用稻草盖严，要保持一定温度。过10天左右，待一块块豆腐由白变灰，身上长满茸茸的毛后，再拿到太阳下晒，直到豆腐身上的毛脱落了，颜色有点淡红了，才能放到事先配制好的装有盐、家酿红酒、大蒜芯等十几种佐料的瓮中浸。
一个月以后，就可取出来吃了。臭豆腐乳味道香，开胃消食，营养价值很高，在众多的农家自制的食品中，臭豆腐乳是人们普遍欢迎的食品之一。一般家庭，每年都会做几小缸以备冬天或蔬菜淡季时食用。几百年来这臭豆腐乳，出自于民间，享自于民间，深受建阳人民的喜爱。

民俗礼仪

喜庆礼仪

一、寿庆
水吉地区的寿庆均以“十”为大庆，始自“五十岁”为“上寿”，方始庆贺，最为隆重的是六十大庆，谓之“花甲”。少数姓氏对“古稀”（七十大寿）倍加重视，有公产的宗祠，如遇本族老人年届“七十岁”生日时，要从族产中拨出若干担稻谷作为该人的生日费用，以表公贺。
寿庆，在贫富之间区别较大，普通人家办一两桌酒席已算不错；穷人则只杀头把鸡鸭一家相聚。而富绅、官僚家庭还借此机会大发横财，家设寿堂，张灯结彩，接受祝拜，设宴数十桌之多。民国时期，水吉某县长做寿，乡镇保长联合铸了一尊金佛相送。少数富豪做寿亦有沽名钓誉者，在祠堂内设宴，不论贫贱一概宴请，对少年拜寿者还发给赏钱。并派专人站在祠堂门口，拦请过往行人，即使乞讨者亦不例外，赠食面酒。
二、分娩
新婚添丁为家中大喜，当天或第二天就要向外婆家“报喜”。如为男婴，则用锡茶壶内装糯米、龙眼（桂圆）、榛子、花生、瓜子等“五子果”；若是女婴，则用酒坛装酒抬到外婆家，谓之“报酒”，故沿途或邻居见之即知所生男女之别。
（一）三朝：添丁的第三天，谓之“三朝”，因籍贯不同庆祝有别，有的仅用炒黄豆与酒敬客；有的则用太平面敬点心。
（二）满月：名为满月，实则仅十来天就办酒席敬客。亲朋好友多馈送公鸡一只、蛋、面若干。而外婆家送小外孙（女）穿的衣物，摇篮与为数不少的线面、鸡和蛋，谓之“送瓶”。女婿对岳家来的客人，要给每人煮一碗鸡腿面当点心，尔后才就午宴。
（三）周岁：一般人家较简，设宴一两桌以招待外婆家与至亲好友。富豪与文人墨客则繁，除大办酒席外，还需用米筛或捧盘，摆上书籍、文房四宝、算盘、帐簿、金银首饰等物品，让周岁婴儿选玩以测其成年后的志向。
三、建房
（一）择基：一般人家多自选宅基地，确定和办好契约后，选好“黄道吉日”即可动工兴建。富家则要请地理先生选“宝地”，定朝向。一切准备就绪后再选“黄道吉日”开工。
（二）开工：按选好的“黄道吉日”开工时，东家要置“开工酒”，先供当坊“土地”，再宴工匠师傅与帮工亲友。
（三）上梁：乃建屋中的一项重要事件，东家都极为重视。首先是正梁要在上梁的前一天从山上择好砍回，专人管护，不得让女人跨过与无关人员动摸。其次是必须在选好的吉辰（多半选在“卯初”时刻）进行；第三是装饰，正梁中央贴上绘制有“八桂”图形的红纸；正柱横枋上贴有“吉星高照”横批；中柱贴“立柱喜逢黄道日，上梁巧遇紫微星”对联。正梁上送时要燃放鞭炮，正位后，木匠师傅即将事先准备好的糍团或包子往下丢，让人哄抢，以示彩发，晚上设上梁酒待客，以表谢意。
（四）乔迁：新屋落成，选好“黄道吉日”后才迁入新居，一般都选在吉日早晨“卯时”。全家大小同时离开旧居，离开时要点香燃烛放鞭炮以“谢居”，前往新居时，小孩要每人提一把燃着的火把，两人抬着用箩筐装着的“饭甑”与一床糕，并提灯笼或“马灯”，进入新居后，一把火把放入灶堂，并为灶神燃烛点香焚纸放鞭炮，以示接火种与安神。其余火把放置大门口，灯笼挂在大门正中，如用马灯者，则放置案桌上。家主即在厅堂案桌上点燃大红烛，点上大红香，然后焚纸鸣炮。至此乔迁仪式全部结束。接着准备午宴款请宾客，有的先迁入数天再宴请宾客。

婚嫁礼仪

旧社会，婚嫁礼俗繁琐，青年男女婚姻须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且多以“门当户对”为先决条件。一般先由男家委托媒人向女方提婚。经女方查明男方家庭情况，认为条件适合后，再将女儿生辰，所谓年、月、日、时“八字”（又称“年庚”）送至男方。男方再将双方“生庚”请算命先生进行推算，如算出“八字冲克”，男方即将“庚贴”退还女方，表示休止议婚；如无相克冲犯，男方即向女方议婚下聘。
一、订婚：
即插记。经选择吉日，男女双方家长各办酒席宴请亲友，以示子女婚姻已定。女方为午宴，未婚婿为主宾，余为女方的亲友陪席。未婚新郎到各桌向客人敬酒时，被敬者要有红包作为见面礼（数额不一）。男方为晚宴，未婚媳妇为主宾，礼节与女家同。
二、婚“礼”：
多选择民间历书中所定的“黄道吉日”举行婚礼。婚礼前一天为“定亲”日，男方需安排若干人（一般八至十人）同媒人一起，将活鸡、活鹅等酒席物品、红酒一坛（坛口用书有“双喜”字样的红纸扎口）、新娘饼、衣料、果品扛（长方形立柜式，有二至三层活动柜屉）：内装五子果(因时令而定品种)、红蛋、部分猪蹄和干菜，上层尚需纸花盖果，放上写有“山盟”（内装茶叶少许）、“海誓”（内装食盐少许）两个长约二十公分，宽十公分的红纸包，寄寓爱情专一与白头偕老之意，送往女家。同时送去“小礼”若干（名曰：柯敬、百子、千孙、正典、副典、宣书、试桩、煮汤、扫地、兜鞋、座位、拦门等十几个小红包，约一、二百元）和“请舅帖”（四幅折叠长方形状，竖写，正面书：“新舅正席”，二面书：“谨择某年某月某日午刻敬治杯酌，奉攀”，三面书：“台驾光临，谈笑兼伸，姻谊伏冀”，底面书：“届期早临，蓬荜生辉”，“右启上”，“大英才尊姻舅某先生”，姻愚弟某某某鞠躬“。
三、迎娶：
男家备彩轿，吹鼓手与媒人前往女家迎接新娘。女家要煮太平面请迎亲者吃点心。新娘换洗梳妆后蒙上红巾，由舅父或长兄抱上轿，意防新娘脚粘走娘家土而把好运带走。同时，安排若干人（因妆奁多寡定人数多少）抬嫁妆送亲。吉时到，即在祖先牌前燃烛点香，鸣炮送亲。此外，女家亦要“小礼”回送男家。“小礼”中与男方相同外，另加试桶、美容、月老、冰人、添丁等五个小包。送亲杠上还附吉书有“玉洁”、“冰清”（内装冰糖少许），“山根”（蕨粉）、“麻林”（芝麻），“豆园”（黄豆）等五个红纸包（形状与男方同），意为品德贤淑，男家娶后即可发家添丁子孙满堂。同时附去“请郎贴”，内容除改动个别字外，与请舅贴基本相同。富户有以婢女、田地房产契约、金银首饰陪嫁；中等人家则只陪送少量首饰及被帐衣物箱柜等；贫穷人家仅陪盆桶、衣箱、镜台及少量衣物。官僚富绅之家送亲队伍有双人扛灯笼，双人吹长号为前导，笙箫鼓乐列队伴行。
彩轿到达男家，大放喜炮相迎。新娘下轿时，经宣礼官唱念吉祥语后，由伴娘搀扶新娘至厅堂与新郎在堂中双双跪拜天地，祖先和祖父母、父母，谓之“拜堂”。尔后新人入新房，新郎新娘饮“交杯酒”。新房中，在新床各处放些糖果花生等，大开房门让孩童入房哄抢，增添热闹气氛。此时，不论男女老幼均可入新房看新娘，逗新娘，称“闹新房”。同时，择一聪明男童往新马桶中撒尿（试桶），寓新娘早生贵子之意，被选的男童可从新马桶中取得一份礼金。新房中点燃的喜烛，照亮通宵，谓之“洞房花烛”，又称“小登科”。次日，为新妇“庙见日”，晋拜公婆、亲属长辈。受拜者要给“见面礼”。然后，新妇进厨房参拜灶神，谓之“下厨”。婚后三日，新妇偕新婿备礼品返回娘家，参拜岳父母及诸亲属，俗称“三朝回门”。但于傍晚必须回归夫家，以示“月不空房”。至此，旧式嫁娶礼仪方告结束。
“五四”运动后，提倡文明结婚，男女举行结婚仪式时，新娘新郎胸戴红花，敦请当地名流人士为证婚人，双方父母为主婚人，说媒者为介绍人，结婚仪式简单而隆重。不过当时只在一部分知识界与公务人员中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颁布了《婚姻法》，男女婚姻受到法律保护。父母不得包办或干涉子女的婚姻，更不能买卖婚姻。男女经过自由恋爱，达到法定婚龄，可到政府领取结婚证。有的参加单位举办的集体婚礼；有的出外旅行结婚；有的婚事新办，不办酒，仅举行茶点、发喜糖。在农村尚有少数人在嫁女时索取高额聘礼搞买卖婚姻；有的在操办婚事讲排场存在铺张浪费现象。
此外，还有一种婚姻是男子到女家结婚，并成为女家的家庭成员。谓之“入赘”即“招驸马”。女方为独生女，要招男的入门赡养女方父母，这就是“入赘”。女的夫亡子幼，生活无着须招进男的藉以养活全家，这俗称“上门”。旧社会，对男到女家就婚，认为很不光彩而被人鄙视。解放后，随着《婚姻法》的贯彻与计划生育的实行，此类思想已得到初步的扭转。

丧葬礼仪

一、丧仪
无论男女病逝，先停尸中堂一侧，后在中堂正中合棺。凡家有丧事外出者，遇有人问起，答曰：家某“过身”或“过后”或“睡觉了”或“老去了”等称谓。
（一）停尸：正常情况换完冥衣后只停尸一两昼夜即合棺，如因远方子女未赶回或“后头”未到，只能寄棺（棺盖不钉死），以便让子女或“后头”赶到时见一面后再合棺。
（二）择穴：（选墓葬地）多由地理先生，有的地方阴阳先生兼之。富豪之家多半生前均已找到“风水”好的地穴，个别的已修好待用。一般人家多在死后请先生算一家人的生庚和死者死时的时辰，确定埋葬的朝向山地，继而到确定方向的山地寻找适合的地穴。选定后用罗盘定中轴线并插上竹竿标记，待到确定出殡的前一天，由土公和帮工若干人前往开穴，同时准备好封穴用的砖石等物。
（三）超度：（道场，俗称做功德）设孝堂、挂挽联、视经济条件，可繁可简，延道念经拜仟做法事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最穷的也要做一夜，多的三五夜不等，时间越长花样越多。最后，还要转棺串丧，烧纸船等。吊丧期间，有女儿的尚需设祭坛。小辈在早、中、晚、深夜四次哭丧，请死者用饭和安寝。
二、葬仪
（一）出殡：时间多选卯时（早上六至七时），起棺前，先由孝男孝女祭奠（拜棺）后跪伏在棺廓两旁，以示陪奠。然后，亲友祭奠，全部结束后起棺。一般人家多为八人抬棺（俗称“八仙”），葬地较远（五华里以上）者则要另加四人以备途中轮换（因起棺后不得在途中停歇），富家有十六人至三十二人抬者。一般鸣锣开道，唢呐前导（集镇现今则有洋鼓或哀乐前导），再是挽联（现代加花圈），接着是棺廓，孝子赤脚草鞋，披麻带孝，腰系草绳，一手执丧棒，一手扶棺。沿途如遇分岔路，孝子则需赶前至岔路跪伏，谓之不让走错路。棺后为女亲哭送，再是一般男亲友队列，均头戴白帽，腰扎白带。沿途凡遇分岔路需燃放鞭炮，谓之“拦路”，与孝子跪伏同义。送葬队列，除孝子送至墓地外，其余只至村口即告结束，并按原路线返回吃丧餐，一般均较丰盛，酒过数巡后，丧家的媳妇要到亲属长辈桌跪拜敬酒，到一般亲友桌敬酒，以表示感谢。
（二）入土：按选好的时辰入土、封穴、上碑、筑供台，再点烛上香焚纸鸣炮，至此安葬完毕。孝子要向在场者赏发“福地”吉利钱，俗称“满山红”。
（三）接风水：发完“满山红”后，孝子换上干净衣鞋，点燃火把，提上“银袋”（红布缝成四角翘檐小袋，内装米蛋）和酒瓶（内装清水）及风灯等，由唢呐伴奏返回，沿途边走边洒滴酒瓶中水直至到家，鸣炮，放置供桌为止，谓之接引德福返家，俗称“接风水”。

游春戏
流传于建瓯、建阳、松溪、政和一带的民间小戏。这种戏于每年春节期间演出，因而得名。
游春戏的演员很少，一般二三人就可演出，最多也只需六七人。演出地点大多在农家的小厅堂里，每家演一两出小戏，短的每出只有几分钟到半小时，长得也不过一个多小时。由于过去人口少，村庄小，从晚上到天亮几乎家家户户都能演过，演完不收戏钱，只要东家馈赠年糕、红桔、爆米花等节日食物，如果是大村子，每家每户夜间演完后，还要在白天演一出大本的台戏。
游春戏的剧目不多，反映的内容都比较接近农村的现实生活。如有的描写妻子苦口婆心地规劝丈夫要戒赌禁嫖，刻苦攻读和辛勤种田的《十劝夫》；有的反映姐妹们元宵结伴看花灯的《闹花灯》；有的描写一对恋人依依难舍的《十送歌》等。内容通俗易懂，浅显流畅，民歌风味很浓。因此，游春戏可以说是散发着浓厚乡土气息的农民戏。

鸟步舞
建阳市崇雒镇一种民间舞蹈。所谓鸟步舞就是舞者双脚要模仿鸟类跳跃动作，当地人称为“雀跳”。根据不同的跳法又可分为“高雀跳步”与“矮雀跳步”，分别模仿不同的鸟类。“高雀跳步”每队四人，上身赤膊，下身短裤，赤足，头部束一红布条，双手持一红木棒，舞蹈时，四人先站成四角，然后随锣鼓点，双脚前后交叉同时腾跳前进，按太极曲线变换位置，转回原处为一遍。“矮雀跳步”也是四人一队，装束如“高雀跳步”，但两手分别持“龙角”与“师铃”，舞蹈时，蹲如戏曲“矮子步”，但是前进时，也要前后脚交替同时起跳。变化位置如“高雀跳步”。这种舞步的名称是固有的，乡民们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年代已说不清楚。舞队一般由十二人组成（另有四人作为引导、清理跳舞场地）称为“十二营军”。鸟步舞多用于祭神求雨时所跳，故又称为“鸟步求雨舞”。

H. 五四运动的偶然性

从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传统的男权制开始受到冲击和挑战。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中国女性的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中国妇女的解放事业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启蒙时期：1911年至1949年。这个时期以封建王朝覆灭之后成长起来的五四青年及其思潮为代表，所从事的事业是为生活于4000年男权制社会中的蒙昧的女性和男性启蒙，使他们认识到女人和男人一样是人，能够做与男人一样的事，应当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权利。在这一时期，与性别问题有关的行动包括反缠足，废科举，兴女学，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等。

进入主流社会时期：1949年至1978年。在这个时期，男女平等的意识进入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女性开始广泛地走出家门，在各个领域中培养和显露自己的才能。这个时期的象征性口号是“妇女能顶半边天”、“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法律是《婚姻法》，虽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性别问题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英国的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专家克罗尔（ECroll）公允地指出：在共产党建国早期，这个国家致力于性别问题的努力“也许是所有其他政府在任何时代都比不上的”。

迷茫时期：1978年以后至今。由于经济的发展，女性的经济与政治地位相应得到了提高。但是，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贫富分化程度的迅速提高，也使女性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从女性回归家庭的“专职太太”群体的出现到“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辩论，可以看出，男女平等事业在中国处于一个徘徊的时期。

从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进程上看，真正改变中国女性命运的有三大因素：一是女性参与社会生产；二是女性普遍受教育；三是通过婚姻自由（结婚自由、离婚自由、自主婚姻）得以实现的家庭内部的男女平等。从现状来看，中国的男女平等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女性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新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女性参政方面还比较落后，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人当中，女性所占比例仍旧比较小；第二，婚姻的从夫居制（尤其是在农村），女儿在财产继承权上存在着与儿子实际上的不平等（法律上是平等的）。尽管主流意识形态主张男女平等，但是在婚姻家庭领域，许多公民还是持有男权制的态度和行为，风俗习惯的力量往往大于制度的力量；第三，女性双重负担问题———除工作外，家务大部分由女性负担。虽然女性在养家上追上了男性，但是男性在家务劳动上并没有追上女性；第四，劳动就业机会和报酬上的男女差距。存在着女性（甚至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下岗人员中女性所占比例大于男性。男女两性所得的劳动报酬仍有一定差距；第五，在生育观念上还有男权制的态度，主要表现是偏爱男孩。性别偏好在长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已经导致出生性别比大大高于正常范围；第六，女性身上存在着弱势群体的特征：群体的自我仇视和自我排斥，鄙视自己同时鄙视自己的同类。它的表现之一就是如果人生能够选择性别，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愿做女人；第七，在社会习俗和观念当中，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男权制社会。中国人的生活中没有任何其他的分化性特征比社会性别更深刻、更持久。

综上所述，虽然中国的男女平等事业应当说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套用革命先驱孙中山的一句话：平等尚未实现，女性仍须努力。男女平等的事业在中国尤其重要，原因还在于我国曾经是一个最传统、最典型、发展时间最长、发展程度最高的男权制社会。中国女性的解放因此在世界上备受瞩目。我们的进步不仅具有改善我们自身处境的意义，而且对全世界的女性更具有榜样的意义，它向全世界女性表明，在一个男女曾经最不平等的国度，经过努力，我们的男女平等事业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I. 民国时婚姻法规定可以一夫多妻吗

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女权被提出，提倡男女平等内，“一夫一妻制”容才真正实行起来，并被写进了“婚姻法”。这是中国婚姻制度的一大进步，许多民国男人都认真地遵守、执行了，如孙中山、蒋介石当年都是这样，他们都只有一个老婆。但当时处于军阀混战，政令没有得到真正的统一，“一夫一妻制”也没有真正、完全、有效的推行与实行。

J. 中国新女性争取婚姻自由出现在什么时候

冲击封建婚制的第一波

冲击封建婚制的第一波，当属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婚姻革命”。新式婚姻要求打破一切旧道德、恶习俗，破除非人道的婚姻制度，建立以平等、自由，以恋爱为基础的两性结合，使男女当事人成为婚姻的主体。

“婚姻革命”之所以成为五四时期社会解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线就是争取个性解放、自我觉醒与肯定个体价值。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把改造中国社会与改造家庭制度相联系起来。认为只有“以个人本位易家庭本位”才能使中国真正实现政治上的民主与物质上的繁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压抑个体的封建家族主义，便成为首当其冲的批判目标。

男女青年同受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压迫，但女性因为夫权更多一层压迫更为痛苦，因此，妇女们在反抗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权的行动中，表现得更大胆热烈，甚至不惜以最惨烈的方式抗争。

1919年11月14日，湖南长沙街上一顶迎亲的花轿内不断有鲜血汩汩流出，20岁的新娘赵贞五为反抗父母强把她许配给40岁的古董商，在花桥内用剃刀自杀。贞五之死激起广大青年男女对父母包办婚姻的痛恨，在报纸上发表的檄文就有20多篇，青年毛泽东在几天之内，连续在《湘江评论》、《大公报》发了9篇文章，愤怒谴责封建婚姻制度惨无人道。批判封建“吃人礼教”，冲决一切封建罗网，成为那一时代的最强音。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争取“婚姻自由”的过程被视为社会解放的过程，“婚姻革命”又与妇女解放紧紧相连。当时不论男女，凡关心社会进步、拥护社会改革的人，无不关心妇女问题，无不为妇女解放大声疾呼。在“解放妇女要从哪里做起？”的讨论中，改造家庭与争取平等教育、经济独立、思想解放和人格尊重一起，成为妇女解放的重点。共产党人李大钊，就曾指出：妇女不解放，中国文明就是“半身不遂”的。因为新思想的传播、妇女运动的兴起和婚姻自由的要求， “恋爱神圣”和“妇女解放”的口号响遍全国。

1918年6月，《新青年》出版了“易卜生专号”，翻译介绍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借以暴露旧式家庭的罪恶。作品描述一个不甘做丈夫玩偶的女性娜拉因觉醒而离家。“玩偶之家”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几次被搬上舞台公演，在中国掀起一阵“娜拉旋风”。剧中女主角娜拉所言：“我是一个人，一个同你一样的人”，“我第一要紧的，是努力做一个‘人’”，成为那个时代新女性最脍炙人口的宣言，娜拉也成为那个时代女性反抗家庭束缚、争取自由权利的榜样。在中国湖南的一个叛逆女性谢冰莹的自传体《女兵日记》中，她详细描述了自己多次逃婚的故事。《女兵日记》畅销，出走也成为女性逃离封建家庭，争取婚姻自由的一种方式。革命家萧楚女曾经写文章概括女性离家出走的原因，不外乎以逃婚争取婚姻自主、以恋爱自由思想反对专制婚姻。

在解放浪潮下，妇女被“发现”，妇女也发现了自己。此间的妇女团体，积极争取包括婚姻自主权在内的平等社会权利，提出“制定男女平等的婚姻法”。

争取婚姻自由的第二次狂澜

婚姻自由的第二波，当属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1日颁布的《婚姻法》，和此后宣传实施掀起的狂澜。

尽管早在1930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的《民法·亲属篇》已正式确立了“婚约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的婚姻自由权；把古代宗法分亲属的旧观念改为血亲和姻亲两种亲属关系，使夫妻地位在法律上基本平等；禁止早婚、重婚纳妾等封建陋习也写进条款，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民法·亲属篇》在姓名权、居住权、财产权、继承权、家庭管理权和教养子女权等方面仍然维护夫权，明显存在对妇女的歧视。比如“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妻以夫之住所为住所”、妻子将自己原有财产交丈夫统一管理，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归丈夫所有、丈夫财产由直系血亲继承、妻子不能代位继承、家设家长，子女从父姓、父亲为未成年子女法定代理人等。

而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则高扬反封的旗帜，高扬男女平等的旗帜，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摧毁封建主义缠绕在妇女身上的四条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而新婚姻制度当然应该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保护几千年来受尽剥削压迫的妇女”。

《婚姻法》的公布，彻底废除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规定了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婚姻自由，禁止买卖婚姻。确立了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利。

《婚姻法》的颁布，宣告了基于男女平等的婚姻自由的婚姻制度的确立，为中国妇女解放奠定了基础，因此得到妇女们的衷心拥护，在青年男女争取自由恋爱、解除包办婚姻以及解放童养媳、寡妇改嫁方面，妇女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和勇气。在青年们对封建婚姻制度发起挑战之时，也遭到封建势力的顽抗，反映那一个时期新旧势力交锋的作家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是以喜剧结尾的。《婚姻法》一出，所有阻碍自由恋爱的旧势力、旧思想都偃旗息鼓。但是作为它原型的一对男女青年，他们的恋爱却遭到家长和村干部的粗暴干涉，男青年被毒打致死，女青年自缢身亡。同时上世纪50年代初还发生了一系列迫害改嫁寡妇的惨案。

1950年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解决婚姻制度问题》的社论：“全中国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必须了解和支持妇女的反封建婚姻压迫的斗争”，它指出：现实妇女反封建婚姻制度的斗争，已经不是“反抗地主对妇女压迫的斗争，而是劳动人民内部反对封建制度所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的斗争”。社论强调，“我们的党员和干部绝对不应拥护封建的婚姻制度，绝对不应该‘镇压’妇女的解放斗争”并指出，正确解决婚姻制度问题的关键一靠中央人民政府制定颁布保障婚姻自由的婚姻法，二靠对农村干部与党员进行反对封建婚姻制的思想教育。而且后者更为重要。

在《婚姻法》颁布之后，政府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婚姻法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扫除婚姻自由障碍的行动，如打击封建宗族势力、坚决支持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行动、解放童养媳、取缔娼妓制度、促使妻妾家庭自行解散等等。

50年代，一个摧枯拉朽的时代，一个妇女翻身解放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