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支付经济法

㈠ 为什么会这么长

民商法学系
1. 论我国民法典的制定
2. 我国民法典的体系结构之我见
3. 论人格权编纳入我国民法典的思考
4. 论《民法通则》对我国民法典制订的启示
5. 论民法典中债编的地位
6. 论民法与市场经济
7. 论民法与民主政治
8. 论民法精神
9. 论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的体系设计
10. 论诚实信用原则
11. 论公平原则
12. 论平等原则
13. 论我国的民事立法原则
14. 论地方立法在我国民事立法体系中的地位
15. 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在民法中的体现
16. 论民事法律关系
17. 论民事权利
18. 论民事义务
19. 论民法中的物
20. 论民事权利的分类
21. 论绝对权
22. 论请求权及其体系
23. 论民事法律事实
24. 行为在民法中的地位探析
25. 论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平等性
26. 论胎儿的民事法律地位
27. 论植物人权益的民法保护
28. 论宣告死亡
29. 论对自然人死亡后利益的民法保护
30. 论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31. 论监护制度
32. 论监护权
33. 论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34. 论民事法律行为制度
35. 论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36. 论有瑕疵的意思表示
37. 论意思表示真实
38. 论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
39. 论无效民事行为
40. 论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41. 论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
42. 论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43. 论代理制度
44. 论代理权的授予
45. 论代理中的连带责任
46. 论表见代理
47. 论无权代理
48. 论诉讼时效制度
49. 论诉讼时效期间
50. 论诉讼时效的效力
51. 论诉讼时效的客体
52. 论诉讼时效的中止
53. 论诉讼时效的中断
54. 论诉讼时效的延长
55. 论除斥期间
56. 论我国《物权法》的原则
57. 论物权法定原则
58. 论物权公示与公信原则
59. 论物权行为的无因性
60. 论物上请求权
61. 论物权行为
62. 论物权行为的独立性
63. 论一物一权原则
64. 论物权法的效率价值
65. 论不动产登记
66. 论动产交付
67. 论所有权及其制度意义
68. 论按份共有
69. 论共同共有
70. 论建筑物区分所有
71. 论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72. 论相邻关系
73. 论先占
74. 论拾得遗失物
75. 论添附
76. 论原始取得
77. 论继受取得中所有权转移的时间
78. 论我国国家所有权制度的改革
79. 论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改革
80. 论善意取得
81. 论我国用益物权的体系
82. 论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制度
83. 论地役权
84. 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85. 论宅基权
86. 论担保物权
87. 论抵押权
88. 论抵押权的实现
89. 论最高额抵押
90. 论浮动抵押
91. 论抵押权的次序
92. 论动产质权
93. 论权利质权
94. 论留置权
95. 论动产质权
96. 论越界建筑
97. 论占有
98. 寻物启事的法理分析
99. 论债的本质
100. 论债的类型
101. 论让与担保
102. 论所有权保留
103. 论悬赏广告
104. 论保证人的权利
105. 论保证人的保证责任
106. 论保证期间
107. 论连带之债
108. 论不当得利
109. 论无因管理
110. 论合同法上的代位权
111. 论要约
112. 论承诺
113. 试论格式条款
114. 论缔约过失责任
115. 论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116. 论无效合同
117. 论可撤销的合同
118. 论效力未定的合同
119. 试论情势变更原则
120. 论不安抗辩权
121. 论债权人的代位权
122. 论先诉抗辩权
123. 论合同的解除
124. 试论违约行为的形态
125. 试论各种违约责任形式的并用问题
126. 论合同的解释
127. 论预期违约
128. 论买卖合同中的瑕疵担保责任
129. 论赠与合同
130. 试论租赁权
131. 论承揽合同
132. 试论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义务和责任
133. 论保管合同
134. 论旅游合同
135. 论教育合同
136. 论债权人的撤销权
137. 论合同的成立
138. 论合同的效力
139. 论人格权及其法律保护
140. 论一般人格权
141. 论物质性人格权
142. 论姓名权
143. 论肖像权
144. 论自由权
145. 论隐私权
146. 论名誉权
147. 论我国侵权法的制定
148. 论我国侵权法的功能
149. 论责任保险制度对侵权法的冲击
150. 论侵权法的保护对象
151. 论侵权行为
152. 论共同侵权行为
153. 论共同危险行为
154. 论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
155. 论侵权责任能力
156. 论侵权责任的构成条件
157. 论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
158. 论主观过错
159. 论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160. 论过错与违法性的关系
161. 论过错责任
162. 论无过错责任
163. 论公平责任
164. 论过错推定
165. 论职务侵权
166. 论产品责任
167. 论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责任
168. 论环境侵权责任
169. 论雇佣人责任
170. 论动物致人损害的责任
171. 论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
172. 论惩罚性赔偿
173. 论责任竞合
174. 论侵权责任的抗辩
175. 论不可抗力
176. 论免责事由
177. 论正当防卫
178. 论自力救助
179. 论紧急避险
180. 论损益同销
181. 论过错相抵
182. 论夫妻财产制
183. 论离婚时的损害赔偿
184. 论离婚的法定条件
185. 人工生育方式的法律思考
186. 论亲权与监护
187. 论婚姻自由
188. 论公民的生育权
189. 论结婚法律制度
190. 论夫妻人身法律关系
191. 论夫妻约定财产制
192. 论婚姻法对家庭暴力的规制
193. 论一夫一妻
194. 论无效婚姻制度
195. 论婚姻登记制度
196. 论生育法律制度与婚姻家庭的关系
197. 论探视权
198. 论婚姻法的立法思考
199. 论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
200. 论对重婚的认定和处理
201. 论夫妻约定财产的方式
202. 论家事代理权
203. 论人工生殖技术的适用范围
204. 论无效婚姻的法律效力
205. 析离婚时的经济帮助与经济补偿
206. 试论离婚时的经济补偿
207. 论探视权的性质及其执行
208. 论婚约的效力（与我国立法对婚约的态度）
209. 论继承法的基本原则
210. 论继承制度
211. 论遗产
212. 论继承权
213. 论继承权平等原则
214. 论法定继承
215. 论法定继承人范围
216. 论继承顺序
217. 论遗嘱继承
218. 论遗嘱
219. 论遗赠
220. 论遗赠扶养协议
221. 论遗嘱自由及其限制
222. 论遗嘱能力
223. 特留份与必留份的比较研究
224. 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对著作权的影响
225.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保护
226. 论数据库的法律保护
227.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知识产权的影响
228. 基因时代的专利权
229. 专利制度与市场经济
230. 论域名的法律保护
231. 论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
232. 知识产权的垄断与反垄断研究
233. 加入WTO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234. 论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
235. 论知识产权领域的权利冲突
236. 论著作人身权
237. 论专利权的无效制度
238. 论商标权的无效制度
239. 论著作权的保护
240. 论著作的合理使用
241. 论出版权
242. 论电影作品的著作权
243. 论音像作品的著作权
244. 论邻接权
245. 论对著作权的侵权
246. 论专利权的保护
247. 论专利权的取得
248. 论商标权的保护
249. 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
250. 知识产权法与传统民法
251. 商业方法软件专利保护探讨
252. 论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
253. 知识产权法典化研究
254. 知识产权与民法典关系论纲
255. 知识产权法的立法体例研究
256. 知识产权的人权性
257. 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258. 知识产权战略化研究
259. 植物新品种法律保护
260. 原产地标志保护问题
261. 商号权的法律保护
262. 商业秘密法律保护
263. 网络环境下著作权问题
264. 高科技发展中的专利问题
265. 知识产权与相关权利的冲突与协调
266. 在先权利的法律保护
267. 驰名商标的淡化
268. 驰名商标的保护

经济法学系
1. 关于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在实施中的几个问题
2. 论合伙企业的法律地位
3. 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性质
4. 关于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法律思考
5. 论现代企业制度
6. 关于合伙企业的若干法律问题思考
7. 论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的完善
8. 论企业集团
9. 论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企业形态的重新划分
10. 关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法律问题的思考
11. 论我国企业法体系的重构
12. 破产原因制度的比较研究
13. 论我国企业登记制度的完善
14. 论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
15. 论入世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能力的完善
16. 论入世后，我国银行法面临的挑战
17. 论债转股中的法律问题
18. 试论存款合同的法律问题
19. 试论存款实名制
20. 试论我国商业银行贷款业务中的法律问题
21. 论政策性银行的法律问题
22. 论农村信用合作社及其改革
23. 论消费信用及其法律制度完善
24. 论非法集资的认定及法律对策
25. 论信托财产的独立性
26. 论信托目的
27. 论公益信托
28. 论融资租赁合同的法律问题
29. 论证券投资基金的分类
30. 论证券法的“三公”原则
31. 论内幕交易
32. 论证券违法案件的民事赔偿
33. 论证券发行核准则与证券发行注册制
34. 论国债立法中的若干问题
35. 论商业银行的合业经营与分业经营问题
36. 保险合同的附合性与规制
37. 保险合同的修订问题
38. 优先保护被保险人利益原则
39. 保险监管法的原则
40. 受益人及其权益之性质
41. 保险之诚信原则
42. 保险人之破产
43. 论保险利益原则
44. 保险代位求偿与委付之比较
45. WTO与中国保险业的发展
46. 如实告知义务辩析
47. 论再保险合同的特征
48. 论证券承销制度的意义
49. 论证券服务制度的意义
50. 论“三公”精神
51. 论证券欺诈的防治
52. 对“一股独大”问题的证券法解决途径
53. 对“关联交易”的证券法界定
54. 论A、B股交易市场合并的基础
55. 论证券评级制度
56. 证券市场的功能应如何激发和引导？
57. 论证券评级制度对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意义
58. “债转股”的法律思考
59. 析证券法与公司法之关系
60. 论证券期贷交易制度，期权交易制度的意义
61. 作空机制的建立与证券二级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
62. 论我国证券民事救济制度之缺陷
63. 准入门槛的提高与证券市场安全
64. 论证券业自律监管
65. 证券市场形态分析
66. 场外交易市场的积极意义
67. 证券交易所的功能及作用
68. 分业经营原则对证券业的影响之法律思考
69. 论中小投资者之保护
70. 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71. 公司法人财产权性质研究
72. 论股权
73. 关于完善我国公司监督机制的法律思考
74. 亏损国有企业定向现代企业制度的几个问题
75. 国有独资公司法律问题研究
76. 一人公司的有关法律问题探讨
77. 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立法研究
78. 董事的义务与责任
79. 论监事的义务与责任
80. 关于独立董事制度的法律思考
81. 论公司章程的性质
82. 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及民事责任制度研究
83. 论公司债权人的法律保护
84. 公司瑕疵设立制度研究
85. 论《公司法》与《证券法》的立法协调
86. 论我国公司法如何提高对少数股东的保护
87. 公司转投资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88. 论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责任
89. 论我国公司法对外商投资企业的适用
90. 论公司董事的竞业禁止义务
91. 公司人格否认原则研究
92. 我国公司清算制度的法律完善
93. 国有控股公司法律问题研究
94. 论对母子公司关系的法律调整
95. 论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
96. 论纳税人的权利及其法律保护
97. 论政府采购立法的基本原则
98. 关于强化预算监管的法律思考
99. 增值税类型的比较与我国的选择
100. 农业税存废的法律思考
101. 国有资产法立法初探
102. 论个人所得税法的完善
103. 论个人所得税的征管
104. 论国债立法
105. 论转移支付的立法
106. 中性税收论
107. 税收程序法若干问题研究
108. 论财政管理体制
109. 论社会保障税
110. 论税收征管制度的完善
111. 污染税立法的思考
112. 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
113. 论各种竞争行为的法律准则
114. 论经济垄断行为
115. 论结构主义与行为主义在竞争法中的价值
116. 论竞争法律救济制度
117. WTO背景下我国反垄断法律制度研究
118. 试从美国司法部诉微软案评析反垄断法发展趋势
119. 行政性垄断研究
120. 国际反垄断（竞争）法律制度冲突与协调研究
121. 论我国竞争法适用的原则
122. 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界定
123. 论竞争法的法律责任问题
124. 对外资垄断的法律思考
125. 适用知识产权行为的反垄断法研究
126. 评述我国反垄断法草案
127. 论中小企业促进法的立法宗旨与基本框架
128. 论证券市场的监管与公司法的完善
129. 论中国反垄断法的指导思想
130. 国有股减持的法律思考
131. 金融混业经营的法律改进
132. WTO市场准入制度研究
133. 公平与效率的经济法学分析
134. 西部开发的法律思考
135. 高科技产业发展与经济法的支撑
136. 遗产税法律构想
137. 试论经济法上的主体
138. 试论经济法上的行为
139. 试论经济法的责任问题
140. 试论经济法的体系
141. 论社会团体——从经济法角度
142. 试论经济法的宗旨
143. 论特殊企业法律形态
144. 试论经济法的理念与本位
145. 试论经济法的地位问题
146. 论经济法所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
147. 论经济法的特征
148. 论经济法关于经济自由的保护制度
149. 论经济法责任
150. 论经济法主体的特征
151. 论经济法主体体系
152. 试论经济公益诉讼
153. 试论经济法的实现途径
154. 试论宏观调近代法的体系
155. 关于金融调控的经济法思考
156. 试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
157. 关于农业合作社的法律思考
158. 试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
159. 关于“三农”问题的经济法对策
160. 论对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护
161. 论反倾销法律制度
162. 论反补贴制度
163. 税费问题的法律思考
164. 论宏观调控法律问题
165. 试论我国房地产产权制度
166. 国有土地使用制度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167. 土地闲置的法律分析
168. 论土地收回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169. 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170. 商品房开发管理的法律思考
171. 房地产开发企业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172. 试论房地产开发项目管理
173. 房地产转让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174. 商品房买卖（含预售）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175. 房地产抵押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176. 关于住房按揭的法律分析
177. 物业管理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178. 试论房地产权属登记制度
179. 房地产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180. 房地产租赁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181.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法律思考
182. 房地产合作开发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183. 商品房预售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184. 商品房买卖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185. 我国土地储备制度的构建
186. 我国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187. 房地产领域的行政管理与事行为的法律思考
188. 我国劳动法应对入世挑战的思考
189. 论劳动法与人权保障
190. 论劳动权
191. 论女职工权益保护研究
192. 论劳动合同的解除
193. 论集体合同的立法及其完善
194. 论内部劳动规则的效力
195. 集体协商制度研究
196. 就业保障机制研究
197. 对《工会法》2003年修改的评述
198. 现行劳动争议处理体制的缺陷和完善
199. 论劳动诉讼与劳动仲裁的关系
200. 论劳动诉讼特别法的现状及完善
201. 现阶段城镇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中若干法律问题的探讨
202. 论劳动力市场管理立法的现状及完善
203. 论劳动执法的现实障碍及其对策
204. 论劳动关系
205. 论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
206. 劳动法保护劳动者利益与用人单位利益保护的关系
207. 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
208. 用人团体构建机制研究
209. 论我国劳动体制改革
210. 论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
211. 论劳动法的基本精神
212. 工会维护职工权益的机制研究
213. 职工参与方式研究
214. 社会保障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
215. 工时制度改革研究
216. 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研究
217. 劳动安全保障机制研究
218. 女性就业歧视研究
219. 完善劳动合同立法问题研究
220. 社会保障法基本理论研究
221. 就业平等权的法律保障
222. 劳动公益诉讼法研究
223. 工会立法问题研究
224. 论劳动法的基本原则
225. 论劳动法的基本理念
226. 劳动法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227. 论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关系调整方法
228. “乙肝”歧视法律分析
229. 可持续发展与环境资源法（理念或制度）
230. 市场经济下环境资源立法的若干问题
231. WTO与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
232. 绿色贸易壁垒对策研究
233. 生物多样性保护立法研究
234. 土地利用流转制度研究
235. 西部大开发与生态保护法律措施研究
236. 环境资源法的价值定位研究
237. 风险预防原则研究
238. 论污染者负担原则
239. 论环境民主原则
240.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若干问题分析
241. 流域水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研究
242. 论排污权交易制度
243. 论排污许可证制度
244. 排污收费制度研究
245. 水权制度研究
246. 环境合同制度研究
247. 环境人格权研究
248. 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研究
249. 生态税收法律制度研究
250. 环境法律责任制度研究（民事、行政、刑事任选其一）
251. 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252. 论国际合作法律原则
253. 环境保护产业化法律问题研究
254. 环境诉讼法律制度研究
255. 清洁生产法律制度研究
256. 循环经济立法若干问题研究
257. 环境保护法修改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258. 森林权属法律制度研究
259. 民法典制定中的资源物权立法研究
260. 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研究
261. 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研究

㈡ 经济法主体能够享有的经济权利有哪些

（一）调控主体与规制主体的职权
调控主体与规制主体的职权，可以总称为“调制权”，分为宏观调控权和市场规制权两大类。
1.宏观调控权。
宏观调控权可以分为宏观调控立法权、宏观谪控执法权。还可根据具体调控领域、具体调控方式等标准，把宏观调控权分为财政调控权、金融调控权、计划调控权等。其中，财政调控权包括财政收入权和财政支出权，前者包括征税权、发债权等；后者包括预算支出权、转移支付权等。金融调控权包括货币发行权、利率调整权等；计划调控权包括产业调控权和价格调控权等。
2.市场规制权。
市场规制权可以分为市场规制立法权、市场规制执法权。主要包括对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消费者权利行为的规制权，特别是对价格、质量、广告、虚假信息、滥用优势地位，以及其他违反公认的商业道德等行为的规制权。此外，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出现，又产生了特殊市场规制权（或称特别市场规制权），如金融市场规制权、房地产市场规制权、能源市场规制权，等等。
3.调制权的分配。
由于调制权的种类各异，各个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作为负有特定职能的部门，所享有的职权各不相同。同时，同一主体可能既享有调控权，又享有规制权。
（二）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的主要职责
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在享有宏观调控权和市场规制权等职权的同时，也要履行相应的职责。这些职责主要包括贯彻法定原则，依法调控和规制，不得弃权等。
1.贯彻法定原则。
贯彻法定原则是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的基本职责。法定原则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各类主体必须贯彻和遵守的原则。
2.依法调控和规制。
依法调控和规制是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的重要职责。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来行使调制权，而不是滥用或超越自己的调制权。
3.不得弃权。
调控主体和规制主体不能放弃调制权，由于调制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基本利益和国民的基本权利，因此，该调控的时候调控，该规制的时候必须规制，不能违法地不作为，或者任意放弃。
（三）接受调控和规制的主体的权利
接受调控和规制的主体主要是市场主体，其权利可以统称为“市场对策权”。市场对策权是接受调控和规制的市场主体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一种自由权，它可以是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对策权，也可以是市场主体队调制行为的对策权。东 奥中级职称栏目精选稿件。
（四）接受调控和规制的主体的义务
1.接受调控和规制的义务。
市场主体应当接受相关国家机关依法作出的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依法实施的调制行为，如国家立法机关依法调整税率、利率，国家征税机关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征税，中央银行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等，只要是依法进行的，市场主体就不能拒绝或反抗，这是其基本义务。
2.依法竞争的义务。
在竞争的过程中，市场主体不能采取不公平的方式、不正当的手段，去损害其他竞争主体的利益，这是依法竞争的基本要求。一旦市场主体违反这些义务，就要承担经济法上的责任。

㈢ 我国经济法实施中面临的问题及其完善

在经济法学领域，要进行政策分析，就必须先明确一系列问题。例如，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是否具有共通性或同一性?哪些政策分析方法可用于经济法研究?可否提炼出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并有效应用?等等。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对于经济法学的发展很有价值，而且对于刑法、社会法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及制度建设，也都甚有裨益。
一、政策的狭义界定

政策分析方法，核心是“政策”，如何界定“政策”，是各相关学科都要着力研究的问题。[1]基于政策主体的不同，首先可以把政策分为公共政策和私人政策，[2]私人政策是与政府的“施政之策”相对应的“对政之策”，限于篇幅和论旨，本文把政策定位于公共政策，[3]并往往限缩于更为狭义的经济政策。

从根本上说，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的策略，是政府为实现公共职能和有效治理而采取的各种对策。为此，一些学者认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在特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的公共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或制定的行为准则。它可以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并由此可以分为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多种类型，[4]是一系列谋略、措施、条例、法令的总称。基于这种理解，法律也可被囊括于广义的公共政策，但在法律的政策分析中，尤其应当研究公共政策与法律的互动，特别是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对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形成、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事实上，两类政策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从而使经济法会体现出突出的经济性和一定的社会性。[5]当然，相比转而言，经济政策对现代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形成所起的作用更大，因而在探讨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时，一般需要更多地关注经济政策。

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具有与传统法治理念不同的现代性，与政策的联系更为密切。[6]其中，经济政策是经济立法的前提，经济法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是对经济政策有效实施的法律保障。[7]这种认识是学界的基本共识，也是进一步对经济法作政策分析的基础。
二、政策分析及其具体维度
“政策分析”( Policy analysis)一词，由美国经济学家林德布洛姆( Charles E . Lindblom)于1958年最先提出。[8]但对于什么是政策分析，始终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奈格尔(Stuart S .Nagel)和戴伊(Thomas Dye)将“政策分析”等同于“政策科学”，这是一种最广义的理解。此外，奎德(Edward S. Quade)和邓恩(William N . Dunn)则认为，政策分析是运用一定的科学研究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应用性的学科，这是相对狭义的理解；而巴顿(Carl V . Patton)等人则认为政策分析就是对备选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的研究过程，这是最狭义的理解。[9]

上述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之处。综合借鉴各种观点，可以认为，所谓政策分析，就是综合运用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整个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

政策分析的对象是“复杂性问题”，因此，需要借鉴各类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哲学、数学、运筹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一种方法论，政策分析既要包括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也要包括理性分析与超理性分析；[10]既可以是事前分析或事后分析，也可以是整合分析。此外，政策分析既关心事实，也关心价值。因此，它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规范性的。

政策分析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维度，如政治学维度、经济学维度、历史学维度、心理学维度、伦理学维度等。通常，学者们最为重视的是政治学维度和经济学维度，它们对于经济法研究也最为重要。
应用

三、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及其类型

要探讨政策分析为什么可以成为经济法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就必须研究其适用基础和具体类型。因为如果不具备适用基础，该方法就不能进行适用；如果不研究方法的具体类型，就无从知道哪些方法可用。
(一)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

从总体上看，政策分析方法之所以可以适用于相关的经济法研究，主要是因为政策与法律(特别是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存在着诸多的同一性、共通性，尤其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主体上的相通性。政策与法律的制定者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并非同一，但在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上却存在着相通性，有时甚至具有同一性。在议会地位式微、政府大量行使立法权的情况下，“政府造法”的现象和问题非常突出，使得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主体，往往都统一由政府来担当。在这种情况下，立法便成了“立法机构”的附属工作。[14]基于自身利益、扩大法定权力或强化政策效力等诸多考虑，政府极可能把自己制定的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写进法律草案，从而对经济法的立法产生深刻影响。这不仅可以用公共选择理论等来说明，也可以通过各国的经济立法实践来证实。上述主体方面的相通性或同一性，必然会带来政策与法律的许多共通性，从而为法律的政策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在客体上的同一性。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所面对的都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经济

问题，其规范或调整的对象(客体)是共通的，甚至是同一的。只不过经济政策往往更具有直接性、应急性的特征，其制定或实施往往是经济法制的铺垫、实验或前期预演。正是它们所共同面对的“市场失灵”问题，被普遍作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法理论共识的形成。事实上，经济法学者在其研究中已经隐含了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客体上的同一性，并自觉不自觉地在运用着政策分析方法。

第三，在目标与手段上的共通性。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的工具。相应地，经济法上非常重要的，便是经济法的宗旨以及确保宗旨实现的调整手段。经济法既然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在其立法宗旨中就必然要集中体现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同时，又要把各类基本的经济手段加以法律化，形成自己的调整手段，从而使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存在着共通性。

与此相关，由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活动、经济规律、经济机制、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并与经济理论存在着互动关系，[15]因而同样会对经济法的理论与制度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发掘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上述“关系网”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深入研究经济法问题是至为重要的。综上，经济政策与经济法，从制定主体到实施主体，从目标、宗旨到实施途径、调整手段、政策工具，从价值追求到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等，都存在着同一性或者交叉性、相通性，因此，用于政策问题研究的一些政策分析方法，同样也可以适用于经济法的研究。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某些方面的同一性或共通性，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得以适用于经济法研究的基础。

在上述的适用基础之上，政策分析方法就可以适用于经济法研究，并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替换性研究”，即把经济法与经济政策进行“替换”，从分析经济政策的各种具体维度，以及由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理论所生成的各种具体方法，去分析经济法问题；另一是“背景性研究”，即关注政策系统和经济法系统的密切关联和相互影响，以经济法系统为核心，把相关政策的形成和变化看作是影响经济法制度的重要背景性因素，从而更好地探寻经济法制度产生、发展、更迭的政策性因素。由于相关政策对经济法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而上述政策性分析尤其重要。

此外，在探讨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时，还必须关注其局限性。因为政策与法律，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同一性或相通性，但两者毕竟并非完全同一，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实施机制、规范效力等方面都有差别。通常，政策更具有应急性、灵活性、易变性，而法律则更具有稳定性、普适性、原则性。个别性的政策，往往不能放入普适性的法律中；即使偶尔放入，也只能作为“例外”或“适用除外”的情况。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中，不能完全照搬政治学上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而应当取其精华，适当重构。
(二)政策分析方法的主要类型

依据不同的研究路径或所要解决的问题等，政策分析方法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如政策主体分析、政策目标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实效分析，等等。它们在经济法研究中都很重要，故有必要对其择要探讨。
1.政策主体分析

政策主体通常包括参与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的组织体或个体。对政策主体进行具体分析，有助于明确各类政策主体的地位、作用、价值、权力分配等问题；在经济法研究中，则有助于研究经济法主体的体系以及主体的权义结构，特别是职权与职责的分配、经济法责任形态等重要问题。

政策主体分析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体制法(或称组织法)、[16]主体制度等非常重要。在具体的政策主体中，官方的政策主体主要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也有学者认为还应当包括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因为现代国家的政治统治大都通过政党政治来实现。此外，非官方的政策主体，无论是利益集团、选民，还是大众传媒，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经济法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具体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对上述各类政策主体进行分析，有助于研究经济法学中的规范论和运行论。
2.政策目标分析与政策工具分析

各类公共政策都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即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由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所面临的问题相同，因此，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也自然会与经济法的宗旨相合。这样，通过经济政策的目标分析，就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宗旨以及经济法学价值论领域的相关问题；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从系统论的角度，发现经济法的结构问题，并通过结构调整，来增进和完善经济法的功能。

政策工具作为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其有效运用，有助于避免政策失败和政府失灵。因此，在经济学领域早就开始了对经济政策工具的研究；在政治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政策工具展开的大规模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17]例如，狄龙(Van
der Doelen)将政策工具划分为法律性工具、经济性工具和交流性工具；霍莱特(M.
Howlett)则将其划分为自愿性工具、强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等等。[18]但在经济法研究上，更需要关注的是经济政策工具，如预算、税收、国债、货币、价格等手段以及更为具体的税率、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因为这些经济政策工具的法律化，恰恰构成了经济法有效调整的手段，因而对于研究经济法制度的具体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3.政策背景分析

任何政策或法律，都有其生成、变迁的背景。作为一种方法，政策的背景分析，既应关注对经济法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政策背景，也应关注相关政策本身的背景，因而背景分析可以“多重展开”。

对于政策背景的分析，有助于推进经济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事实上，经济法的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都依存于特定的背景，要随着背景的变化来适度调整，以使经济法制度也能够不断地适应社会经济变化发展的要求。此外，通过政策的制定过程，来认识立法背景和动因，既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也是一种政策分析方法。

上述几种政策分析方法，都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离不开特定的主体，不同的政策主体又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并由此会影响到政策目标的确定，因而就应当有主体分析与目标分析；同时，由于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或称政策工具)关系到各类政策主体利益的实现，因而工具分析与主体分析、目标分析也可以联为一体。而上述三种分析，都离不开更深层次的背景分析，只有深入分析主体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各类主体提出政策目标的背景，以及选择和运用政策工具的背景，这样，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的相关分析才可能较为全面，也才可能更好地去理解、解释和实施相关的法律，找到经济法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对策。

上述各种具体的政策分析方法，构成了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的主干部分，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主体、宗旨、调整手段、具体制度、法律环境等，都很有价值。为此，还应当进一步研究其具体应用问题。
四、政策分析方法的应用

由于政策往往是立法和执法的重要依据，[19]因而政策分析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分析制度的形成，也可用于分析与政策相关的许多理论问题。下面仅选取几种主要的政策分析方法，来探讨其在经济法研究中的应用问题。
(一)政策目标分析方法的应用

政策的目标分析，作为政策分析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具体应用，主要体现为通过审视影响经济法立法的经济政策目标，来分析和判断经济法立法在宗旨、原则、调整手段、协调性等方面的成败得失，从而进一步找到存在的问题，并为整个经济法的法制完善提供重要支持。

对经济政策的目标分析，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宗旨。其中，对于宏观经济总体目标的分析，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总体宗旨；而对于具体的经济政策的目标分析，则同样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相关部门法的宗旨。

例如，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财政政策的目标与其职能是一致的。财政政策的职能，通常包括分配收入、配置资源(或称宏观调控)、保障稳定三大方面。与这些职能相对应，财政政策的重要目标就是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既要使国家获取财政收入，又应促进社会分配公平；既要在微观上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又应在宏观上加强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从而在保障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基础上促进和保障整个社会的稳定。上述的财政政策目标，必然会影响财税法的宗旨，并使其成为财税法宗旨的一个必要内容。

又如，一国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调控货币发行量，保障币值的稳定，以求在根本上保障物价的稳定，防止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正是基于该目标，在相关的金融法，特别是中央银行法上，才把稳定币值作为法律调整的核心目标。为了确保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使其能够真正独立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各国法律往往都在体制法上作出相关的保障性规定。因此，研究金融法所涉及的各类具体制度(如监管制度、传统的“三大法宝”等)，以及在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等方面做出取舍时，应牢记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和金融法的核心宗旨。

此外，在竞争政策或市场规制政策上也是如此。竞争政策主要涉及反垄断政策和反不正当竞争政策，市场规制政策还应当进一步包括消费者政策。这些政策的目标，都会影响相关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宗旨，进而影响到这些法律的实施。

其实，早已有学者关注政策目标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影响问题。例如，韦伯曾经指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学家们在处理一人公司问题的时候，会涉及如何思考的问题。对此，韦伯特别强调：“我们必须注意各种经济上的政策的目的，或许还有财政政策和商业道德的因素，这都属于实体的。”[20]这种论断对于研究经济法领域的相关问题也是很有普遍意义的。
(二)政策工具分析方法的应用

通常，为了使政策实施得到法律的保障，需要把基本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从而使一些重要的经济政策工具，从经济性的调控或规制手段变成法律化的“调制手段”。这种法律化，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各类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整体效益。

例如，财政政策的工具是多方面的，即使是不包含税收的财政政策工具，也要包括预算、国债、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多种手段。我国在世纪之交，非常重视“积极的财政政策”，试图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发国债来拉动内需，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国家又加大了征税的力度，使得税收收入每年都以增收1000亿元以上的速度在增加，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对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协调的，因为“减税”政策更有利于拉动内需，而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则可能产生“挤出效应”，这就是不同政策工具相冲突的结果。

由于各类政策工具涉及不同主体的利益调整，甚至直接影响其基本权利，同时，政策工具的运用也特别需要法律保障和法律协调，因此，对那些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必须加以法律化，使其成为经济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也使政策分析方法可以贯穿于经济法的研究过程之中。事实上，对具体的税收制度、预算制度、货币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无不与政策工具的分析直接相关。可以说，没有政策工具分析作为基础，就不可能很好地分析经济法的具体制度及其调整特点。因此，政策工具的分析，对于经济法研究非常重要。

要进行具体的政策工具分析，关注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尤其重要，这是需要反复重申的问题。例如，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如何协调，是“一松一紧”，还是“双松”或“双紧”?如何在计划层面上作出相应的协调?消费者保护政策与相关的竞争政策如何协调?等等。此外，上述政策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相关政策如何协调，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类具体政策的制定者，势必无法完成协调任务。特别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可能被推向极致的情况下，单方面的主动协调无疑困难重重，因而迫切需要“依法协调”。为此，必须在法律上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以“定纷止争”。在这方面，德国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堪称典范。[21]

(三)政策主体分析方法的应用

由于经济政策的制定主体层次较多，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都可能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制定基本经济政策，并体现在与其相对应的各层次的立法之中，如国务院的经济法规、各个职能部门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等。立法主体的多层次性，带来了经济法立法和执法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它加剧了经济法的立法与执行的复杂化，导致部门立法、地方立法林立，下位立法对上位立法的抵悟、冲突不断，不协调之处绵延不绝，隐性修改随处可见。

除了上述的官方政策主体以外，非官方的政策主体也不可小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三部门日渐兴起，不同的利益集团也在蓬勃发展，它们会影响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法的制度形成。例如，在税收立法中，应如何规定特定群体的税收优惠(如对出口商如何实施出口退税制度等)；在反垄断立法上，对哪些主体给予豁免等。其实，凡是涉及特定主体的立法，都可能会受到某些大企业或其他压力集团的影响，这已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因此，明确各类主体的角色和地位，对于政策制定主体和影响政策制定的主体进行具体分析，有利于进一步分析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及法律监督等环节的问题。
(四)政策实效分析方法的应用

政策实效，是政策分析的极为重要的内容。[22]事实上，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限定因素很多，包括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和“时滞”等。从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的角度来看，影响政策实效的因素，既可能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能力、努力等方面的局限，也可能是受政策影响的相关主体的博弈行为带来的局限。这些局限都会产生效力减损的问题。

此外，政策的实施及其效力的抵达和效果的产生，往往是存在“时滞”的。[23]即使是应急性的政策，也并非总能“立竿见影”。事实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总是需要主客观的限定条件。如若条件不具备，则可能“政策落空”，导致“政府失灵”。

上述对影响政策实效的限定因素的分析，同样适用于经济法研究。例如，经济法的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所制定出来的经济法不可能尽善尽美。这样的法律再去实施，其法律实效的“递减”便可想而知。即使立法者和执法者都聪慧而高尚，且能力和努力都足够，但相关主体的博弈行为也会使经济法实施的效果受到影响。因此，透过政策的局限性分析，可以更好地看到经济法的局限性。

此外，经济法比经济政策会有更突出的“时滞”问题。由于通常只有相对稳定、较为成熟的政策才可能被法律化，因此，同种类型的经济立法，一般都要滞后于相关的经济政策。政策的实施毕竟有行政或政党力量的推动，因而贯彻速度相对更快一些；但法律化的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都必须按部就班，往往要经由多种机构、多种主体、多种程序，因而其“时滞”问题也更为突出。从法治精神的要求来看，经济法的立法、执法、法律监督等都离不开程序，而“程序就是过程”，甚至是漫长的过程，由此产生的“时滞”往往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因而同样涉及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如何有效权衡的问题。

进行政策实效分析，除要研究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外，还可研究政策的限定条件(con-straints)，即一项经济政策在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中必须依赖的条件。对于某些限定条件所存在的刚性也必须予以注意，这有助于分析法律调整所面临的各类矛盾、实施障碍和解决对策。

事实上，经济法上存在着多个方面的“二元结构”，如何全面兼顾其中所蕴涵的各种矛盾，恰是经济法的“调整艺术”之所在。例如，在经济法上，私益是对公益的限定，没有私益就没有公益，因而不能只考虑公益而不顾及私益。与此相应，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等，在经济法上都应当协调兼顾。同样，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利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强者与弱者的利益、集体与个体的利益、国家与国民的利益，等等，也都要兼顾和协调，因为它们都是影响经济法调整实效的限定条件。为此，兼顾各种不同的利益，综合协调不同的情况，在总体上来全面把握，实现“纳什均衡”，应当是经济法调整的总体精神。

上述的兼顾与协调，不仅应体现在总体精神或调整目标方面，而且还应当体现在具体的调整手段方面。只有在各类具体的法律化的政策工具方面做到有效协调，才有可能真正兼顾各类不同主体的利益。可见，在应用政策实效分析方法时，同样要考虑政策目标分析、政策工具分析以及政策主体分析，也就是说，这些分析方法是联为一体的，它们的区分只是相对的。
五、结论

经济政策对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其间存在的诸多互动性、相通性甚至同一性，使人们可以通过政策分析，特别是通过“背景性研究”或“替代性研究”，来发现和解决经济法本身的问题，这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经济法学界已有的或者正在进行的许多研究，实际上都是政策分析。这些政策分析，一般是把“政策”限定于“公共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本文也对此作出了限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分析的不同维度，探讨了该方法的适用基础，提炼出对于经济法研究较为重要的政策主体分析、政策目标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实效分析等多种类型，并分析了这些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应用问题。由于经济法学界缺少相关的研究可供参考，因而这些探讨只是“浅探”。

事实上，政策分析在政治学等领域还有许多方面并未达成共识，笔者主要是结合经济法研究的实际，对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进行解析和改造，以增进其对经济法研究的有效性。但在具体运用时，必须考虑到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互通性与差异性，以免以偏概全。

单纯的政策和政策分析，总有其局限性，并会带来经济法制度建设的局限性。因此，要全面分析各类经济法主体的对策活动，还必须关注博弈分析方法，从而提炼出一种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的“政策一对策分析方法”。此外，政策分析方法还可包括围绕政策而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如政策的分类，实际上也是一种分析方法。例如，对经济政策作出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的划分会影响到经济法系统内部的结构与分类以及经济法体系的构建等。需要说明的是，政策分析方法也可以对经济法以外的其他部门法领域产生影响。例如，刑法领域研究的刑事政策问题，社会法领域研究的社会政策，行政法领域研究的诸多公共政策，等等，都可以运用政策分析方法进行探讨。[24]此外，在当代司法领域，也要考虑“公共政策”或“公共秩序保留”的问题，对此同样需要进行政策分析，以体现和遵从法律共同的价值。[25]

值得关注的是，现实的法律实施，只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规范框架，在法律调整的基础上真正直接发挥作用的，往往是各类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的运用，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的采行，市场规制政策的调整等。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中，非但不应排斥政策，还应看到它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配套“制度”，是经济法的立法与法律实施的重要源泉和指引。因此，加强经济法的政策分析，必将大有可为。

㈣ 经济法中有哪些行为性质

论经济法的公平价值

摘要：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统一，也是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平。

关键词：公平 社会本位

一、以社会为本位是经济法公平价值的基石

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是指经济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对，但又不是后者的集合或某种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后者合力的结果或有机总和。〔1〕经济法的公平价值具有独特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建立在以社会为本位的基石之上。

经济法是在公法对私法的介入，以国家之手对市场失灵的干预中产生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学上形成了孟德斯鸠、霍布斯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自然法学派从天赋人权的哲学思想出发，认为法就是由人类理性和由事物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联系。法律是自然的理性表现，是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律。在经济学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占主导地位。他认为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客观经济规律会自发实现“自然秩序”。人是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即理性人，在这种“自然秩序中”，当理性人在追求其个人利益的目标时，他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公共最好福利。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他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策，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是有害的，政府的权力应主要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全，即“夜警国家”的模式。自然法学派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近代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法受到削弱，民法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

然而，亚当·斯密所描绘的完全依靠市场调节，来达到的理性的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自然秩序”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图画：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采、贫富分化、市场垄断、公共产品短缺等。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也桎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调节的盲目和滞后，个体组织生产的有序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个体利益的局部性与短期性，往往使个人利益得以彰显，社会公共利益受到忽视。对此，以个人为本位的民法是无能为力的。尚须“国家之手”的干预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进而恢复经济的自由与有序、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格局。经济法所追求的公平，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平。它强调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须对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不只是对个别人的特定利益承担义务。〔3〕有些行为，在民法来看，也许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这种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甚或造成威胁时，就会受到经济法的规制。如微软收购Intuit软件公司，可谓是个互赢的商业行为。Intuit的股东希望通过其企业被收购而获得微软的投资，并利用微软庞大的国际分销网分得好处。微软则希望获得Intuit公司开发的已占有个人财务软件市场近70%分额的Quicken软件。这场收购双方平等互利，完全符合民法的条件要求。然而美国政府担心收购完成后，微软会独霸全美的个人财务软件市场，执意向法院起诉，最终导致了这场交易的流产。〔4〕经济法总是以个别经济活动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对比效果为参照，来评价公平价值的实现。

国家干预也应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从某种方面讲，政府因其本身的特点，在某些时候，也有产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首先政府干预经济，往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例如，保护耕地与发展经济占用耕地是矛盾的。所以，依照《土地管理法》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规划，严格占用耕地审批制度，遵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彻底落实占用耕地补偿制度。这样，就会既有利于保护耕地，维护农民的权益，又保障了国家的建设用地，达到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一。但是，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也会有冲突。如国家为快速发展经济，过度占用耕地，则可能暂时有利于国家利益，而损害了社会利益。其次，政府干预手段的落后，反应的迟钝，往往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形势。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有优势，而微观管理方面不足。政府处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信息广泛，但也难免会有偏差，导致决策的失误。最后，政府作为社会的一个组织，在发挥经济职能，对社会进行规划、引导、控制、调节和监督的同时，难免会有寻租现象。且由于目前监督机制不完备，在我国官本位历史传统影响下，易滋生腐败。有鉴于此，在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干预的程度、方式、方面，都应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加强政府干预的科学性，提高政府人员的素质。

二、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统一

罗尔斯认为，形式正义执行法律和制度时应当平等适用于属于它们所规定的各种各样的人。由形式正义产生形式上的公平。在民法上，公平主要是指形式公平。它意味着机会平等。而机会平等至少要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即社会资源平等地向市场主体开放；竞争的起跑线均等；市场主体同等的不受歧视；市场主体平等的拥有实现其经济目的的手段。〔5〕民法所强调的机会公平，是以实现抽象的人格平等和个人自由为条件，将作为民事主体的人视为完全相同的理性人，而忽视客观存在的人所处的环境和其自身所具备的一切具体特征，给予民事主体同样的法律保护。

但是，法律的普遍性并不能应对社会生活的复杂组合。在以竞争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主体形式上的公平却产生着实质上的不公平。就如一个亿万富翁不可能与一个乞丐具有的条件一样，经济法认为，一个经济巨人与一个经济侏儒也是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的，即使法律赋予他们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诸如行政垄断、地方保护、信息偏差、经济实力、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差别因素的存在，给市场经济带来的实质不公，使得民法的形式公平难以实现。形式公平，也是经济法所要追求的首要目标。每个市场经营主体，不论其所有制形式、所在区域的不同，都有进入市场进行平等竞争的机会。经济法既不为某个市场经营主体在竞争中获胜创造特别优越的条件，也不特别给某个市场经营主体制造障碍，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失败。〔6〕

形式公平是经济法公平价值的基础，是在追求实质公平的条件下的形式公平。民法忽视市场主体的经济实力、技术经验等方面的个性特征，而对他们一视同仁的规定，势必造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盛行，产生实质不公平。经济法恰恰重视个体差异，将市场主体按一定的标准细化为不同类型，属于同等条件的，同等对待。如同样的消费者，享有的权利相等；同样的生产者，所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相等。

经济法以实质公平为其更高公平价值目标。实质公平是在承认经济主体的资源和个人禀赋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7〕实质公平要求一方面对具备特殊条件、地位和能力的市场主体的某些行为进行一定的限制，增加其义务或减少其权利。以反垄断为例，从现代反垄断法实现来看，（一个企业）单纯的市场控制力通常并不被法律作否定性评价，只有当特定的具有市场控制力的企业将其控制力滥用时，法律才对其进行限制或禁止。而企业仅仅具有市场控制但未行滥用，或企业之行为虽有滥用之嫌，但其能力本身不具有市场控制力，则两者均不违反反垄断法。另一方面，实质公平对遭受或易于遭受经济特权侵害的弱小主体进行特别保护，赋予其更多的权利，而承受较少的义务。如各国的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如销售者在销售中存在欺诈，消费者可以商品价格的两倍向销售者索赔。为方便消费者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消费者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这些规定，从形式上看在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他们的权利义务是不公平的。但是，生产者有责任生产出质量合格的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有诚实信用的义务。与消费者相比，他们具有较多的专业知识，消费者处于弱者地位。由此可见，经济法的实质公平体现了对弱者进行保护的实质公平。

经济法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还相统一于社会本位的基石之上，体现在：经济法为社会公共利益，不同时期调整内容也不同，其公平价值取向也不同。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为鼓励吸引外商来投资，加速我国经济发展，促进改革开放的步伐，就出台了许多优惠政府，使得那些在资本、管理经济上比我国企业雄厚、丰富得多的外国企业，享受到了中国企业都享受不到的有利条件。这对我国企业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不公平的。在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并初步完善，作为WTO的成员，我国的市场竞争规则要同世界接轨，就要求市场经营主体平等地参与竞争，就需要逐渐减少外资企业的优惠条件，让他们享受国民待遇。再如，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企业的经济力量非常强大，所以，反垄断法是这些国家经济法的核心。而在我国目前，为增强经济全球化中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发挥企业的规模效应，应鼓励、支持建立大型企业集团，实现同我国企业间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

经济法既追求形式公平，即同等条件下同等对待；又追求实质公平，即不同等条件下不同等对待，二者是统一的。形式公平是实质公平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形式公平的实质公平是平均主义。平均就是在机会的拥有和财富的分配上，无视能力和特殊需要的存在而曲解为简单的按份分摊，是与平等背道而驰的。〔8〕实质公平是经济法的更高目标。实质公平是形式公平的必然发展。没有实质公平的形式公平，形式公平的目标也不能最终实现。

三、经济法的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

随着人类文明的加速发展，尤以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以来，人类面临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世界财富的增长并没有使所有的国家以及每个国家中所有的地区受益，相反，却加大了他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人类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口大爆炸，使得他们能够而又不得不向大自然攫取更多的资源。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利用，导致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森林面积锐减、矿产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延续。在对传统的工业文明和发展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和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目前，可持续发展的比较权威的解释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9〕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人类有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权利，但这些权利必须通过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争取；第二，当代人在创造与追求自己的发展时，应承认并努力作到使自己的机会和后代人的机会平等；第三，为了今世和后代的利益，环境必须成为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10〕

经济法的公平观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观，既体现当代人间的公平，又蕴涵代际人间的公平，是追求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当代人间的公平，即维护所有当代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并满足其为此的基本需要。它要求一国内地区间有平衡的发展。在一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由于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不同，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在某些特定时期，国家为了整体发展的需要，甚或对一些条件好的地区予以政策优惠，来推动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加剧了不平等的存在。我国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区域经济不平衡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11〕代际间的公平，即当代人不能因为自身的发展与需要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满足需求与发展的条件，要给子孙后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能力的权利。科技的发展，使得后代人有可能开发出新的能源并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但其发展仍然离不开大量的自然资源。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应留给下一代一个清山绿水的世界。因而当代人既要考虑自身的发展，也要考虑后代人的发展。经济法还为实现公平的可持续发展作了具体的规制，如土地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水法、渔业法等，都有所体现。

经济法可持续发展的公平价值观，是注重社会效益的价值观。效益是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效益之间的比较。经济法的公平价值，不仅限于经济效益，更强调社会效益。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我国的现代化，也就没有社会效益。在消除地区经济差距上，东部地区要加强与中西部地区全方位的经济技术合作，支持和参与西部开发，更好地发挥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中央也应多给予政策、税收、财政上的支持，如鼓励外商到中西部投资，加强中西部水利、交通、通信、电网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相关的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社会效益必然要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的短期高速发展。我们应走出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老路，将简单粗放的消耗型经济转变为高技术含量多的集约型经济，进行产业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注重生态效应与经济利益的统一。“经济法的效益观所追求的社会效益，在于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微观经济成果的优化和发展也是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之一。”〔12〕只有注重社会效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

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确立在社会公共利益基础上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它不只强调代内公平，更将视野扩展到代际公平，显示了其对整个人类发展的终极关怀。它也是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法律部门的产生、发展、繁荣的重要的活力源泉。

注 释：

〔1〕程宝山：《经济法理论的新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2〕李昌麒：《经济法》[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3〕江合宁：《对经济法与行政法价值定位的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4〕美国司法部将微软收购之举提交法院[N]，《国际电子报》，1995年8月7日，转引自：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68页。

〔5〕公丕祥：《论当代中国法制的价值基础法制与社会发展》[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2期。

〔6〕王保树：《经济法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7〕李昌麒：《经济法学》[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8〕卓泽渊：《法理学》[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9〕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年。

〔10〕程信和、李挚萍：《可持续发展———经济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创新》[J]，广州：学术研究，2001年第2期。

〔11〕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12〕史际春、邓峰：《经济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刍议》[J]，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

赖达清 李文军

㈤ 转移支付能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吗

转移支付能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

转移支付法是指调整在财政转移支付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财政法的重要部门法。转移支付法与国家的财政体制、经济社会政策等联系至为密切，具有其特殊性，正因如此，尽管在对财政支出加以规制方面同预算法有一致的一面，但它仍可作为一个独立的、特殊的部门法存在，并且，它是连接财政法与社会保障法、经济法与社会法的纽带。
从上述转移支付法的概念可以看到，转移支付法的调整对象是在转移支付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而依转移支付法的规定在转移支付主体之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为转移支付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是转移支付法着力加以保护的。
此外，还应对转移支付法中的各类法律主体作进一步的认识。一般说来，转移支付法的主体可分为两类，即发动转移支付的主体和接受转移支付的主体，前者是指中央政府和上级地方政府；后者是指下级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同时，还应看到，由于转移支付具有无偿性的特征，因而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更不是双务有偿的。一般说来，在法定条件存在的情况下，发动转移支付的主体主要负有无偿转移支付财政资金的义务，而接受转移支付的主体主要享有取得转移支付的财政资金的权利。可见，转移支付法同其他财政法的部门法一样，都具有较强的目的性．即保障公共欲望的满足和公共需要的实现，为实现财政的各项职能服务，而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㈥ 经济法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调控主体与规制主体的职权
1.宏观调控权
宏观调控权可以分为宏观调控立法权、宏观调控执法权。还可根据具体调控领域、具体调控方式等标准，把宏观调控权分为财政调控权、金融调控权、计划调控权等。其中，财政调控权包括财政收入权和财政支出权，前者包括征税权、发债权等；后者包括预算支出权、转移支付权等。金融调控权，包括货币发行权、利率调整权等；计划调控权，包括产业调控权和价格调控权等。
2.市场规制权
市场规制权可以分为市场规制立法权、市场规制执法权。主要包括对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消费者权利行为的规制权，特别是对价格、质量、广告、虚假信息、滥用优势地位，以及其他违反公认的商业道德等行为的规制权。此外，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出现，又产生了特殊市场规制权（或称特别市场规制权），如金融市场规制权、房地产市场规制权、能源市场规制权等等。
3.调制权的分配
目前在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领域，不仅全国人大享有立法权，而且国务院依法也可以制定行政法规，甚至国务院的某些职能部门都可能在事实上进行相关的立法。例如，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质检总局等，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享有调制立法权，这在相关的部门规章甚至相关部委局署的一些“通知”、“批复”中，都有一定的体现。

㈦ 经济法中财政的职能有哪些

财政的三大职能
1.资源配置职能
（1）资源配置职能的含义。人类的生产活动离不开资源的使用。随着社会经济年复一年的发展，人们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而资源是有限的，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资源却日益显得匮乏甚至稀缺，因而优化资源配置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所谓优化资源配置，就是指通过资源的优化组合，使有限的资源能形成最佳的资产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经济结构和地区结构。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某种经济手段或组织方式，使资源能够达到充分利用。
资源配置的方式有多种，如计划配置、市场配置、财政配置等。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起主导作用的配置机制是不同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起主导作用的是计划配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配置起基础作用，但必须以完全竞争为条件。然而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想，由于投机、垄断、信息失真等现象的作用，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是不完全的市场机制。此外，一部分非生产领域也消耗资源，而市场配置对这部分领域是失效的。例如，公共物品和劳务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不能通过市场提供的。因此，无论是计划配置还是市场配置都不是完美的，不能单独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需要有其他配置方式的协调和补充。在政府的经济职能日益增强的今天，由政府运用财政手段进行资源分配就成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补充方式。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就是通过财政的收支活动，安排或调整一部分社会资源的分配状况，弥补市场的缺陷，最终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市场经济中，财政不仅是一部分社会资源的直接分配者，而且是全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者。
（2）资源配置职能的范围。财政配置资源的范围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范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发挥基础性资源配置的作用，政府对经济活动主要是参与、调节、引导、补充，因而财政配置的范围，一是市场配置失效而社会又需要的公共产品方面，如外交、国防、治安、行政管理、教育、卫生、科技、环保、大型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以及对公共资源的管理；二是对外部效应的干预，如控制和治理废水、废气、废料等环境污染，实施森林保护、城市绿化等；三是介入自然垄断行业，如城市供水、供电、供气、公共交通等；四是对短缺资源进行保护或调配。
（3）资源配置职能的手段。一切财政分配都是通过收支活动来进行的，资源配置也不例外。财政实现资源配置职能的手段主要包括：①通过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的调整，调节社会资源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配置；②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搞好政府部门内部的资源配置，满足各种社会公共需要，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③通过财政资金的分配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调节非政府部门的资源配置，特别是按照国家的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规划，引导非政府部门的资金投向，鼓励和支持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的建设；④通过财政体制的确立和调整，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既要尽量满足地方发展经济的资金需求，更要保证中央为进行宏观调控所必须掌握的财力，使资源的总体配置与区域配置相互衔接与协调。
2.收入分配职能
（1）收入分配职能的含义。收入分配是财政被赋予的基本功能，是财政本质的集中体现。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对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即集中组织收入，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分配；二是指对已经完成的各种分配的结果所出现的偏差进行纠正、调整或再分配，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
一般来说，经济活动中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以及这些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要素投入与要素收入应相对称。但是在市场经济下，由于每个分配主体所提供的生产要素的数量不同，质量有异，所拥有的资源的稀缺程度不同，市场价格可能有偏差，加上各种非竞争性因素的干扰，使得各分配主体获得的收入可能与其要素投入不相对称，甚至差距较大。如果这种收入差距超出社会各阶层的接受程度，则不仅导致经济上的波动，还将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此，需要政府对收入进行调整和再分配，这就是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可以说，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悬殊，是各国财政所普遍具有的一项职能。
（2）收入分配职能的范围。财政在执行收入分配职能时，首先要划分市场分配与财政分配的界限，各司其职。具体说，①凡是属于市场分配的范围，如企业职工工资、企业利润、租金收入、红利收入、股息收入等，应由市场来进行，财政不宜直接介入，更不应替代；②凡是属于财政分配的范围，财政则应尽力做到公平分配。就目前而言，一是要规范工资制度，对于公务员以及由预算拨款的事业单位职工，应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并参照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来确定其工资标准，并将各种工资性收入都纳入工资总额，取消各种明贴和暗补，提高工资的透明度，实现个人消费品的商品化，取消变相的实物工资；二是对医疗保健、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资金，财政应履行集中分配的职责，通过各种转移支付形式，使每个社会成员能够享受同等的待遇。
（3）实现收入分配的手段。财政实现收入分配的手段主要有税收、转移支付和公共支出。①税收是对全社会各种收入进行强制性调节的分配形式，是财政实现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最常用的手段，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可以调节个人的收入和财产，把收入与财产的差距缩小到社会所能接受的范围；②转移支付，包括专项拨款、各种补贴、补助和社会保障支出，是将资金直接分配给特定的地区、单位和个人，有明确的受益对象和范围，是一种直接的收入分配方式。它主要是通过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来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③公共支出是通过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福利满足共同需求，其受益对象范围广泛，通过改善人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可以间接提高社会整体的收入水平。
3、政府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
政府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是指通过干预、调节国民经济运行，达到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政府稳定经济职能，还意味着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目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属不同的概念，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加，可用经济增长率或增长额来表示。而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经济运行和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包括产业结构优化、贫富差距缩小，生产生活环境改善、人们医疗教育文化生活质量得到提高等。即经济的增长，最终要有利于人民福利水平的改善，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重要职能。为实现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政府需要运用相应的政策工具和手段，主要有：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工具，保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运用财政制度的自动调节功能，实现经济稳定与增长 。

㈧ 简答题:经济法体系主要包括哪几个部分

1、调整经济关系主体的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满足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必须对经济关系主体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限定，明确其应具备的资格、权限、责任等。

我国现在已经制定的用以调整经济关系主体的法有：《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企业破产法》等等。

2、调整经济关系主体行为的法

经济关系主体是通过作出—定的行为而其成为经济关系主体。这部分内容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通过调整国家在干预市场秩序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对市场秩序进行规范并最终保证良性的市场经济运行秩序。

目前，我国已经制定的相关法律主要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垄断法》等。

3、调整经济宏观环境的法

调整经济宏观环境即国家为使社会总供求与总需求达到平衡，运用宏观经济的间接手段，以经济规律作为运作机制引导经济主体的活动，也即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宏观调控法包括以下主要法律制度：《预算法》、《产业结构与布局规划法》、《固定资产投资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价格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等。

4、调整社会分配的法

由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但是，贫富差距两极化的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性问题。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发展的脚步越来越快，社会分配问题导致了收入差距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不断扩大，不能公平的分享改革的成果，已经成为了影响社会和谐稳定重要因素，也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阻碍。

因此，社会分配还应随着法制的健全而不断的被完善，以最大程度满足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的需求。

5、监管经济运行安全的法

对经济运行安全进行监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可以说是经济法领域内的最后—道防线。监管经济运行安全的活动具有特定的权力强制性，它以法律为依托，被监管者 须接受监管主体依法实施的监管行为，不得拒绝、逃避或抗拒，对监管主体依法所作出的处理决定必须遵从和执行。

目前我国已经制定的监管经济运行安全的法律主要有：《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劳动法》、《会计法》、《审计法》、《技术监督法》、《环境保护监督法》、《审计法》等等。

㈨ 经济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2000字论文

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首先是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与此相联系的必然是经济管理者 ——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变，即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由主要直接参与经济竞争转向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上述转型的成功推进必然带来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生存方式的彻底转变，即从听命于行政机关，被动执行政府计划的附属机构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经济转型也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即从片面强调量的扩张转为重视质的提高，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转向实现人、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增长。
经济转型似乎是“无形之手”高歌猛进，攻城掠地，“有形之手”步步退让，一败涂地，一切以市场化为价值取向。但是，市场经济本身能否自发形成，经济转型能否完全依赖市场自身的力量自动实现呢？我们所追求的经济转型的目标果真是市场之手独霸天下，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所谓自由经济吗？如果不是，又该如何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经济转型后的目标体制又该是怎样的昵？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由于新的经济体制尚在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之中，旧的经济体制和观念尚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新旧体制的冲击和对抗，使经济领域内暴露出来的矛盾，盘根错节，错综复杂。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经济成功转型的基本前提，而每个矛盾的解决都离不开经济法思想的指导，离不开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一、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模糊，急需按经济法理念重新定位
政府改革的滞后，是我国经济转轨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不尽如人意，政府职能转变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理论认识上的模糊不清，没有彻底解决国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正确定位。改革开放前的政府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都由政府管制，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关系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企业和个人完全丧失了主动性、创造性。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那种认为政府应当彻底退出经济活动领域，只当守夜人，一切交由市场的论调一度博得多方喝彩。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常常是非此即彼，国家不是“越位”，就是“虚位”，总是很少“到位”。
当前，我国的改革面临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挑战，这是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改革新阶段。经济转型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社会转型需要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在实现权利的多次分离后，国家成为集多种身份和多种职能于一身的集合体。具体来说，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应是三重身份（行政管理者、经济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三种职能（行政管理职能、经济管理职能、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实现三次权利分离（行政管理权与经济管理权相分离，经济管理权与国有资产所有权分离，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或法人财产权相分离）。国家以不同的身份，行使不同的职能，就会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正确认识由国家参与的各种不同法律关系的性质，才能准确适用法律，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同时我们认为按照经济法基本要求，不仅要实现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还在于要实现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从依赖行政命令转而依靠法律保障，遵循经济法律制度行使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性跨越。
二、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显着，城乡、地区矛盾的解决有赖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国经济存在多重二元结构性矛盾，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反差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地区差异。城乡、地区矛盾的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结构性障碍，如何化解矛盾不仅是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首要课题，而且已上升为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
经济法既服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尊重市场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又强调国家应当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正确的作用，它把“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辩证地统一起来的特征显示其对于解决城乡、地区二元矛盾天然地具有优越性和独到性。
针对当前农村中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财政投入严重不足；违法侵占农民土地，任意降低征地补偿标准，漠视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安置以及农民负担过重，乱集资、乱摊派屡禁不止等问题，从完善以下三个方面的经济法律制度入手，有助于构建规范的、持续长效的缩小城乡差别的法律机制。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财政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划分不清晰，权利与义务不明确，导致财政支出责任不落实，上下级政府间一事一议，讨价还价现象较为常见。而且，目前我国普遍实行的市领导县的财政体制，客观上使得农村社会经济资源、资本更主要地是被城市所汲取，加剧了城乡二元分割。行政长官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驱动与财政支出法律规范的缺位，往往使农村成为最终的牺牲品。所以，首要的是要建立科学完备的财政法律体系，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支出责任和税收划分规则，确立覆盖城乡的统一的公共财政支出原则，强化市以上各级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的支出义务，规范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把城市返哺农村的各项制度具体化，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法》，明确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并赋予权力保护以可诉性。2003年新的《土地承包法》虽然对于保护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权，限制土地发包方滥用权力等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仍然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首先，确权工作严重滞后，估计有约30%的农户仍然没有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权属登记进程的滞后，导致大量土地承包纠纷只能适用土地承包合同，弱化了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客观上助长了发包方任意毁约行为。其次，侵害土地承包权的责任形式单一，法律责任轻，违法成本低。根据承包法第54条，侵害土地承包权的只是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几乎不用承担刑事责任。而所谓的民事责任，由于侵害方主要是村、乡集体组织，也几乎难以得到实际执行。最后，权利救济渠道阻塞，可诉性差。长期以来，许多基层法院拒绝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1999年最高法院出台有关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后，虽然规定应当受理，但是许多地方对土地承包这一典型的经济法律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仍然纠缠于该法律关系到底是民事法律关系还是行政管理法律关系的争论而不能自拔，其结果是牺牲了广大农民应当得到国家司法救济的正当权力。
最后，应当建立和完善农业税收法律体系，规范各类涉农收费。乱收费、乱摊派之所以屡禁不止，源于我国农村税费名目繁多，包括农业税、附加税、特产税、屠宰税、“三提五统”、教育集资以及以资代劳款、地方行政劳务收费、地方行政性收费等等，而这些税费的征收依据主要是税收行政法规和各级政府决定，对收费项目的创设权限和程序没有法律约束，现有的有关农村税费的规范性文件位阶低，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逐步推进，在条件成熟时，以最大限度减轻农民负担为出发点，以统一的涉农税法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规范农村基本分配制度，才能从制度上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我们再来看区域差别。为了缩小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间的差距，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开始贯彻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针，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随着经济转型的推进，国家职能的转换，公共财政体制的确立，除大型基础设施外，中央政府势必改变以往直接投资设厂的支援模式，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将成为必然选择。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实行分税制国家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普遍做法和基本方式。它是基于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及各地区财政的横向不平衡所产生的，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事业的均衡发展而采取的一项财政支出制度。实施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通过中央财力的转移分配来调节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达到运用财政分配职能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
但是，我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税收返还以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为依据，从而把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分税制财政体制中，未能体现财政均衡原则，也与设置转移支付的基本目标相违背；中央对地方的专项拨款补助缺乏规范的法律依据和合理的分配标准，与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的原则不相适应。另外，财政补助分配透明度低，随意性大，监督约束不足也亟待改变。所以，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前提下，有必要制定转移支付法，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的原则、目标和形式，制定科学合理的计算标准，形成一整套规范的监督约束机制，才能充分有效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平衡区域间差别的作用。
三、市场经济秩序混乱，行政治乱应让位于依法治理
经济转型经常伴随着经济秩序的混乱。市场本身不能自动产生良好的秩序，秩序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必须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企图单纯依靠民事法律制度，依赖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就能达致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对市场迷信式的崇拜，注定是水中月、镜中花。营造良好的经济秩序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政府也必须改变以往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一时的暴风骤雨只能冲走地表的浮土和污秽，却无法冲跨滋生混乱的深层土壤，更不能培育出一个井然有序、生机勃勃的万花园。

㈩ 经济法学中的名词解释

三、名词解释
1、中国经济法P11
确立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其他经济实体的经济法律地位，以及调整它们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和经营协调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统一体。
2、经济关系P7
是指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种关系的总称。
3、经济法律关系P25
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其他经济实体在参加经济管理过程中和经营协调活动中发生的，由经济法、法规所确认和调整的，并且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存在和运行的经济权利、经济义务相互统一的关系。
4、经济职权P32
也称经济权力，也就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它们的领导人员、法定代表人等在组织管理经济活动中所依法享有的与本身职务相连的一种特殊的经济权利。
5、工业企业法P47
有关确立工业企业的法律地位，以及调整由工业企业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经营协调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6、企业变更P49
企业组织结构上的调整（改组）和其他登记事项的变动。
7、集体所有制企业P74
是指生产资料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实行共同劳动，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商品经济组织。
8、乡镇企业P83
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
9、私营企业法P96
确认私营企业的法律地位，调整国家机关对私营企业的宏观调控关系以及私营企业与其他经济组织的市场运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10、合伙企业P104
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各个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
11、个人独资企业P113-114
是指依照《个人独资企业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受到法律保护，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
12、外商投资企业法P124
是指调整外商投资企业在设立、经营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13、中外合资经营企业P126
是指中国合营者与外国合营者依照中国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境内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并且按照出资比例分享利润，分担风险以及亏损的企业。
14、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P127
是指调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经济管理关系和经济合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15、中外合作经营企业P140
是外国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依照合作企业法，用书面合同规定权利和义务，在中国境内共同举办的经济组织。
16、外资企业P145
按照中国有关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
17、股份有限公司P157
全部资本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18、有限责任公司P157
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19、国有独资公司P169-170等
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并且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履行出资人监管职责的有限责任公司。
20、上市公司P175
指所发行的股票经过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证券管理部门批准的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
21、公司债券P177
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22、可转换债券P179
是上市公司发行的，可依照一定的条件转换为股票的债券。
23、债权人会议P195
债权人依照人民法院的通知或者公告而组成的一个行使债权、破产参与权和决议权的机构。
24、和解P196
债务人和债权人会议就企业延迟清偿债务的期限、企业进行整顿的方案、内容、计划等问题达成的和解协议。
25、计划法P206
计划法是关于规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其他经济实体在计划管理体系中的地位，以及调整它们在计划编制、审批、执行、检查和监督过程中所发生的计划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26、指令性指标P208
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或者项目中需要由国家调拨、分配的部分和关系到经济全局的重大经济活动，以法律形式下达的，必须执行的计划指标。
27、指导性指标P208
国家为了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动能够，对除指令性指标以外的其他重要产品，项目和经济活动所下达的，主要靠经济手段保证其实施的计划指标。
28、固定资产投资法P209
确认和调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之间在实施固定资产投资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法律规范的总称。
29、固定资产投资关系P209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在实施固定资产投资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
30、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拨款P212
建设项目的资金由财政部门以预算支出的方式拨付给建设单位无偿使用。
31、财政P218
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参与部分社会产品的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分配关系。
32、财政法P218
调整财政分配和财政管理活动中所形成的财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33、财政管理体制P220
划分中央同地方各级政权之间以及国家同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之间的财政管理职权、财政收支范围等内容的法律制度。
34、预算P221
经过法定程序批准的国家各级人民政府和实行预算管理的各部门、各单位一定期间的财政或者财务收支计划。
35、预算管理职权P222
确定和支配国家预算的权利以及对于国家预算的编制、审查、批准、执行、调整、监督权利的总称。
36、国债法P229
国家在借款和发行、使用、兑付、流通政府债券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37、财政转移支付法P231
调整在财政转移支付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38、政府采购P237
政府为了维持政府正常运转所需物品的采买与购置。
39、政府采购当事人P239
政府采购当事人是指任何参与政府采购的人，它除了采购方和供应商之外，还包括政府采购业务代理机构。
40、国有资产P244
国家依法取得和认定的资产以及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形成的资产，以及国家向行政事业单位拨款等形成的资产。
41、资产评估法P246
确定资产评估的组织管理、机构、人员、范围、程序、方法以及调整资产评估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系统。
42、产权交易P250
交易双方当事人依照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通过购买、出售、兼并、拍卖等方式，将一方当事人所享有的企业产权转让给另一方当事人的法律行为。
43、税收征收管理P290
税务机关对纳税人依法纳税和进行税务监督管理的总称。
44、税收P259
是以实现国家职能为目的，基于政治权力和法律规定，由政府专门机构向居民和非居民就其财产和特定行为所实施的强制、非罚与不直接偿还的国家征收行为，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
45、法定增值额P263
是指一国政府根据各自的国情，政策的需要，就其增值税法中明确规定的增值额。
46、出口退（免）税制度P269
货物报关出口销售后，将其国内所缴纳的税收退还给货物出口企业或者对出口企业给予免税的一种制度。
47、中国金融法P307
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活中因为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48、商业银行P314
依照商业银行法和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
49、中间业务P317
商业银行不需要运用自有资金，只代替客户承办交付、收取和其他委托事项而收取手续费的业务。
50、银行业监督管理P320
也就是银行业监管，是指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设立、业务经营以及其他活动所进行的监督管理。
51、债券P330
发行人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52、股票交易P331
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核准上市的公司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活动。
53、债券交易P332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的公司所发行的债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活动。
54、内幕交易P334
知悉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的活动。
55、虚假陈述和信息误导行为P335
国家工作人员、新闻传播媒介从业人员和有关人员编造并且传播虚假信息，严重影响证券交易的行为。
56、价格法P347
与价格制定、运行和调控、监督检查有关的各种关系。
57、政府指导价P350
政府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定价权限和范围规定基准价及其浮动幅度，制定经营者制定的价格。
58、价格体系P348
价格的种类和各种价格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总称。
59、会计关系P360
国家在管理会计过程中和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在办理会计事务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
60、会计监督P366
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依照法律的规定，通过会计手续对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进行的一种监督。
61、审计P370
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依照法律的规定，对政府及其各个部门的财政收支、国有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依照审计法规定应当接受审计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和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效益，进行全面审查，并将审计结果向国家有关机关报告的一系列活动的总称。
62、审计关系P370
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依法对政府及其各部门的财政收支，对国有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及其其他国家资产单位的财务收支及其经济效益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
63、自然资源法P381
调整人们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保护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64、土地所有权P383
土地所有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占有、使用和处分土地，并从土地上获得利益的权利。
65、土地使用权P383
土地使用权人依照法律的规定，对占有的土地进行合理利用的权利。
66、森林法P387
调整人们在森林的管理、养护、营造、合理利用和林业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67、草原法P391
调整人们在草原资源的管理、保护、建设和合理开发利用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68、环境保护法P409
规定和调整人们在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止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以及有关确立环境监督管理体制的所有法律规范的总称。
69、“三同时”制度P411
它要求一切建设项目的防止污染的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70、对外贸易P422
一国的对外贸易经营者等主体为一方，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货物、技术和服务交换的一种经济活动。
71、对外贸易法P424
调整对外贸易活动中所形成的对外贸易管理关系和对外贸易合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72、对外贸易法律关系主体P427
依法参加对外贸易管理和合作活动，享有对外贸易权利，承担对外贸易义务的当事人。
73、对外贸易经营者P429
依法办理工商登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依照对外贸易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74、对外贸易调查P435
国家有关主管部门为了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对有关事项予以查证的过程。
75、竞争法P449
国家在协调经济运行中调整市场竞争关系和市场竞争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