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法拯救2
Ⅰ 作为一个普通的小市民 应该看什么 相关法律的书籍 推荐几本谢谢 通俗易懂 实用性强的
法律的书很多且庞杂,推荐起来的确很困难。
(一)作为课程来学习的主要有以下一些:
1. 法理学 2. 宪法 3. 法制史(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 4.国际法 (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5. 刑法 6. 刑事诉讼法 7.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8. 民法(物权法、合同法、婚姻家庭法、侵权责任法)9. 民事诉讼法 10. 商法 11.经济法
(二)细化的研究法学的话,在这里推荐你看一些书,
1.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阅读秩序》、《送法下乡》]
2. 俞吾金:《问题域外的问题》
3.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江村经济》]
4.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5.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黄金时代》]
6.考夫曼、哈德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
7.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8.冯向:《木腿正义》
9.梁治平:《法辩》[《新波斯人信札》、《书斋与社会之间》]
10.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11.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社会科学方法论》]
12.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13.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
14.贺卫方编:《中国法律教育之路》
15.梅因:《古代法》[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
16.柏拉图:《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
17.卡夫卡:《卡夫卡短篇小说选》
18.刘星:《法律是什么》[《中国法学初步》、《语境中的法学与法律》]
19.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
20.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
21.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
22.王铭铭、王斯福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
2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2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25.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清代习惯法—— 社会与国家》]
26.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27.哈特:《法律的概念》
28.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
29.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法律帝国》、《自由的法》]
30.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
31.江山:《中国法理念》
32.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33.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
34.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
35.罗素:《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
3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37.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
38.梁启超:《梁启超法学文集》
39.博西格诺等:《法律之门》
40.刘小枫:《沉重的肉身》[《拯救与逍遥》、《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41.涂尔干:《社会分工论》[《自杀论》、《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42.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43. 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具体法治》、《法边馀墨》]
44. 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
45.克尔凯郭尔:《恐惧与战栗》
46.罗尔斯:《正义论》
47.帕斯卡:《思想录》
48.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
49.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
50.萨拜因:《政治学说史》
51.顾准:《顾准文集》
52.昂格尔:《现代社会的法律》
53.吉尔兹:《地方性知识》
54.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利奥塔:《后现代状态》
56.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经济与社会》、《经济、诸社会领域及其权利》、《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57.波斯纳:《法理学问题》《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法律与文学》、《超越法律》、《性与理性》
58.孔飞力:《叫魂》
59.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60.伯尔曼:《法律与革命》
61.约翰.赞恩:《法律的故事》
62.福柯:《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知识考古学》《性史》《福柯访谈录》《必须保卫社会》
63.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
补充:除了看书外,没事看看电视上的今日说法,一线,天网等法制节目,法律常识也会知道不少。
Ⅱ cctv12普法栏目剧《 拯救 》中刘子凌的办演者叫什么
李青耀
Ⅲ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的实例
法治之法必须是符合最基本道德规范的普遍善良之法,而不是脱离道德以外的法律;以德治国(德治)的道德必须是以现代的道德观为基础的,而不是我国传统的道德为基础。在法治的原则之下以现代的道德观念为基础的德治是统一的,二者具有互补性和不可替代性。
1、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
这首先是因为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
其次是因为道德是执法的基础,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能否公正地、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执法者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否恰当地运用这一权力,则取决于执法者的素质。
2、以德治国需以依法治国为补充与保障。
以德治国着力于通过提高人的内心觉悟和建设人的动机文明,来端正人的文明行为;依法治国则着力于通过约束人的外部行为和建设人的行为文明,来开掘人的内心文明。
以德治国着力于建设个体文明,通过榜样的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群体文明水平的提高;依法治国则着力于建设群体文明,通过群体文明的提高,防范、震慑个体的越轨行为。
(3)社会与法拯救2扩展阅读: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探索和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认识的升华,是我党在新形势下对执政治国经验的最新总结。
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江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思想,对 于开创让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Ⅳ 广州保安捅死奔驰车主事件的背后,你看到了怎样的社会现象
广州保安捅死奔驰车主事件“沸沸扬扬”,透过现象看本质,我认为下面这几点值得关注:
1、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
在这起事件中,因为很小的口角冲突,却演变为肢体冲突,再到生命损害,我们不难发现矛盾是逐渐深化,事态也是越来越严重。而在这一过程中,完全没有人打破“魔咒”,相反两个人都是“上了头”,不计后果致对方于死地。
所以说,一位好的伴侣也很重要。一个聪明的伴侣能够帮助你取得成就,拯救你于水深火热。一个愚蠢的伴侣只会享受你带来的“荣华富贵”与所谓的“安全感”。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您也赞同,欢迎评论区交流!
Ⅳ 南京彭宇案法官让中国的文明倒退了100年,大家同意这种说法吗
南京彭宇案法官让中国的文明倒退了100年,我觉得这种说法过于偏激,但是这件事确实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彭宇案”的负面效应,是许多当事者始料不及的。作为政法部门应引以为戒,深刻反思和汲取教训,努力提高司法办案水平,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
“彭宇案”在审理期间就出现了偏离事实真相的报道和舆情,但办案单位并没有足够重视并对此进行正确引导,对判决之后可能出现的舆情也没有充分的预计,当此案形成舆论热点后,又缺乏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使得相关报道逐步偏离事实真相,最终形成判决结果与公众认知的巨大反差。
汲取此案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要注重保障热点案件的公众知情权,妥善处置为当事人保密和保障公众知情权的关系,实现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5)社会与法拯救2扩展阅读:
误判原因
1、判定“彭宇案”的关键事实是“二人是否相撞”,但恰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关节点上,警方丢失了事发时对双方的询问笔录,缺少了原始的直接证据支撑,其判决结果因此受到舆论质疑。因此,旁听公开审理的一些媒体也逐渐形成了“彭宇是做好事被诬陷”的一边倒倾向。
2、法官在一审判决中对原、被告相撞事实认定的一些推理分析,偏离了主流价值观,引发舆论哗然和公众批评,导致社会舆论普遍不认同一审判决结果。
3、在南京中院二审开庭前,彭宇与徐寿兰达成庭前和解协议,双方对此均表示满意。
但依据当事人要求,在和解协议中增设了“双方均不得在媒体上就本案披露相关信息和发表相关言论”的保密条款,从而使“彭宇案”的真相未能及时让公众知晓,经数年发酵,逐步演化为社会“道德滑坡”的“反面典型”。
Ⅵ 改革派与改良派论战中是如何论述自己的观点
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这是双方论战的焦点。第二: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改良派第三:要不要社会革命 改良派反对土地国有、反对平均地权。
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这是双方论战的焦点。改良派说,革命会引起下层社会暴乱,招致外国的干涉、瓜分,使中国“流血成河”、“亡国灭种”,所以要爱国就不能革命,只能改良、立宪。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指出,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鹰犬”,因此爱国必须革命,“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末由”。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获得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革命派还进一步驳斥了改良派认为因革命要“杀人流血”、“破坏一切”而不可革命的说法。他们指出:不进行革命,容忍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中国人民将长期地遭受难堪的痛苦和作出更大的牺牲。人们在革命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乃至作出的牺牲,是以换取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革命本身正是为了建设,破坏与建设是革命的两个方面。
第二: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改良派认为,中国“国民恶劣”、“智力低下”,没有实行民主共和政治的能力,如果实行,非亡国不可。因此,只 能实行 君主立宪。革命派针锋相对地指出,不是“国民恶劣”,而是“政府恶劣”。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拯救中国与建设中国都必须取法乎上,直接推行民主制度,而不能以国民素质低劣为借口,搞君主立宪甚或开明专制。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中国国民自有颠覆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能力。
第三:要不要社会革命 改良派反对土地国有、反对平均地权。他们认为中国社会经济组织优良,土地问题不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不存在社会革命的可能。社会革命只会导致中国的大动乱。他们还攻击主张平均地权是煽动乞丐流氓,主张土地国有是危害国本,并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宁死不让”。革命派强调,当时的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地主强权”、“地权失平”的现象,必须通过平均地权以实现土地国有,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实现社会革命,才能避免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的出现。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1-04-28
资产阶级改良派是诞生于维新变法时期,以康有为[1]、梁启超为代表人物的,以建立君主立宪制为目的的政治派别。
Ⅶ 我国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请大家帮忙回答一下吧。
1996年2月,党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号召。在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发展中,这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号召。 早在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始时,党中央就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经过不到20年的时间,发展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号召。这是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民主与法制认识与实践不断提高与成熟的产物。
在70年代末,中国主要是从“文革”十年动乱的历史教训来认识加强民主与法制的必要性的。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文革”之所以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除了前面已分析过的直接原因外,还有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一个重大原因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
邓小平在80年代初的一次重要讲话中,又从制度和个人的关系这一理论高度分析了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的历史教训:“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从80年代初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开展,中国也进一步认识到加强民主与法制的迫切性。改革使人们较清楚地看到旧体制(包括自建国以来长期“无法可依”的状态)的弊端;开放则使人们认识到如果法制不完善,国外或境外的技术或资金就难于进入中国大陆。90年代初,中国宣告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至少就立法而论,近几年来,中国大踏步地增加立法,为迎接“依法治国”创造一个良好的前提。总之,绝大多数中国人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逐步体会到必须实行依法治国。
Ⅷ 柏拉图的“拯救现象”是什么意思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希腊哲学的主流已经由自然哲学转变为人的哲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学说,就是这一转变的产物。在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中,人即是它的出发点,也是它的最终归属。以人的利益和幸福为最终目的,柏拉图先后提出两种治国方略即贤人之治和法律之治。早期的柏拉图根据人的德性,提出哲学家治国的方略。这种方略的思想渊源是他老师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思想。他认为人的灵魂由理性、意志、情欲三个部分组成,与此相应就派生出三个阶层的人,即统治者、军人和人民。而三个阶层的人身上又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美德,即智慧、勇敢和节制。智慧是治国的才能,是统治者必备的品质。如果治国者是有智慧的,整个国家便会有智慧,如果治国者无智慧,整个国家就会陷入愚昧;勇敢是军人必备的品质,是国家安全的保证;节制是农民和工匠的品质,它是控制自己欲望,用高尚的品质抑制低劣品质。统治者是最高的、决定性的等级,他们是智慧的化身,因而只有哲学家才能担当。他说:“研究政治艺术的事情天然属于爱智者的哲学家兼政治家。”[10](P.173)“在各种政体中有一种政府,不管其是否按法律来统治,也不管臣民是否愿意,只要它的统治者不是表面上而是真正地掌握科学知识,那就是十分正确的政府,也是惟一的真正的政府。”[11](P.19)很显然,柏拉图把法律置于无关紧要的位置。因为他理想中的统治者——哲学家具有超人的智慧和真实的知识,又具有杜绝偏私和拒绝腐蚀的品性,与智慧相比,法律显得蹩脚。因此,在柏拉图看来,让哲学家的智慧受制于死板和教条的法律,就等于使真实的知识服从于大家的“意见”,使人类的智慧屈从于习惯和偏见。而法律不是为智者创设的,而是针对一般人固有的缺陷而设立,哲学家没有一般人的缺陷。所以,哲学家的统治就是知识或智慧的统治,是理想的治国方式。
晚年的柏拉图,由于用他的哲学家治国的方略劝说叙拉古国王的失败,再加上两次西西里之行的悲惨境遇,由此对自己设计的哲学家治国方略发生了怀疑,促使他产生法律治国的念头。他在此时的一封书信中说:“不要让西西里或任何其他城市服从人类的主子(虽然这样的服从是我的学说),而要服从法律。服从对主子和臣民都是不利的,对他们本身、对他们子孙后代统统是不利的。”[12](P.97)在《法律篇》中,柏拉图不仅主张恢复法律头等重要的地位,而且又重新构想一个“第二等好的理想国”,即法治国家的蓝图。他开始走出“理念”的圈子,关注希腊政治的现实。认为在哲学家那样智慧的国王不能出现的时代,法律是上帝籍以传达其命令的声音,任何城邦都应受法律的支配,而不应受某一统治者或特殊利益集团的支配。如果有超越法律的绝对权力存在,无论是对权力者还是权力的服从者都只能带来祸患。同时,他不再依据人的德性,而是从人性出发,认为没有法律,人类就和“野蛮的动物”没有什么区别,因此法律应当凌驾国家的一切官吏和公民之上,一切政治和社会活动都应当遵从法律。他强调,“在一切科学中,最能使人完善并且使他们感兴趣的就是法律科学。”[13](P.151)而统治者和公民服从法律的国家,必将得到神的拯救和赐福。由此可见,柏拉图以人为逻辑起点,首先提出人治,但是为了人的现实利益,他最终接受了法治。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完善了柏拉图的法治学说。在维护法治的信念上,他比柏拉图更为坚定。不过,与柏拉图相同,亚里士多德的法治主张也是建立在对人的认知和关怀上。他认为,追求美好的生活和幸福,这是人的本性。于是断定:“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动物。”[14](P.7)人怎样才能获得幸福呢?他说关键在于人的行为必须具有理智的生活。而一个人行为合乎德性,就在于他的意志和情欲等非理性主义行为能否服从理性。只有当意志和情欲服从理性的律令时,其所作所为才是有德性的行为。然而,与柏拉图对人的认知不同,亚里士多德并不相信哲学家那样的人成为统治者就只具有智慧和理性,而不被意志和情欲所动,所以法律对他们没有意义。他说:“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14](P.9)他认为统治者和常人一样,也有意志和情欲。所以他指出,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用感情治事的统治者优良。“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14](P.169)在他看来,法治的优越性在于:法律是多数人制定的,体现了多数人的智慧。一般说来,多数人的智慧要高于少数人或一个人,而且多数人还不易腐败。加之法律是不带情感因素、合乎正义的“中道权衡”,它能够杜绝常人的偏私和抑制常人的情欲。因此,他认为,“谁都承认法律是优良的统治者”,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14](P.171、167-168)。因为人性中有恶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主张。但他没有就此打住,他又根据人的利益需求,对法律的统治提出了若干要求。比如,他认为法律应该体现民主,特别是立法应当反映多数人的愿望。他告诫“立法家和政治家应该认明民主主义的诸措施中,哪些是保全民主主义的,哪些却恰好足以破坏一个平民政体”[14](P.274)又如,他认为法律的使命不在于对自由的奴役,而在于对自由的保护。他说:“公民们都应遵守一邦所定的生活规则,让各人的行为有所约束,法律不应该看作(和自由相对的)奴役,法律毋宁是拯救。”[14](276)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思想,直接成为西方近代自由主义者关于民主基础上的法律和“法律下的自由”的思想渊源,以及建立法律统治的正当理由。
以上叙述表明:古典法治理念不仅成长于人文精神的襁褓中,而且处处体现一定的人文关怀。从此意义上讲,人文精神构成了西方法治理论的精神底蕴。
Ⅸ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重要问题。这里所说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指在一定社会制度下,国家政权的社会治理与社会自治的关系。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类型与模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体制发展为日益多样化、多元化的社会体制。
(9)社会与法拯救2扩展阅读:
要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并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工人阶级必须组成与有产阶级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
工人政党要有一个新的科学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比其余无产阶级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利益。
共产党在为实现自己纲领的斗争中要实行正确的战略策略,要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要善于争取各种同盟者,善于同其他政党采取种种共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