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讲合同法

㈠ 86岁高龄的江平教授给广大律师们说了啥

86岁高龄的江平教授给广大律师们说了啥？
2016年7月24日下午，现年86岁高龄的中国著名的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商法学博士生导师江平教授在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南区大礼堂为贵阳广大律师们作了一次专题讲座，本次讲座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笔者作为现场听课的一名普通律师学员，深受启发，现将江平教授讲座的部分内容进行梳理发布，与全国律师同行和法律人一起分享。
这次讲座，江平教授紧紧围绕他提出的“律师兴则法治兴，律师兴则国家兴”深入诠释了律师的职业优势和作用，勉励广大律师积极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做出应有的贡献。
以下是江教授授课的部分观点集锦：
一、律师兴则法治兴，律师兴则国家兴。
二、律师作为一个职业来说，他的优势在哪里？只有弄清楚了职业的优势，才有权利说“律师兴则法治兴，律师兴则国家兴”。如果我说国家兴则律师兴，那绝对没有问题，也没有争议。那么为什么我说律师兴就国家兴呢，这说明律师有特殊的地位、特殊的作用，这是别的职业不能够代替的。
三、律师作为一个职业来说，他具有三大优势：一是律师是一个更具有权利意识的职业群体；二是律师是一个更具有社会意识的职业群体；三是律师是一个更具有法律意识的职业群体。
四、从职业的情况来看，律师和维权紧密联系，而且律师的维权和其他职业不一样，其他一些职业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律师的天职却是维护他人的利益。律师都是维权的，律师始终应将维权放在第一位。
五、律师本身自己的利益也需要维护，但是律师的职业并不是维护自己的利益，他的职业使命是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六、警察和律师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不可缺少的两股力量。维稳是公安的作用，维权是律师的作用。
七、律师的办案思维和法官、检察官、公安部门的同志的办案思维是不同的，律师的思维基本上是无罪思维，在法庭上更多的表现为对控方的对立，根本原因是思维的不同。
八、律师这种权利的观念是进步的观念，是一个值得提倡的观念，律师这种以权利为中心的思考，是为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来考虑，这应该是一种进步的思维。当然这样的思维也有一些片面，没有用全局的思维来衡量。
九、律师职业自身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律师是靠自力，靠服务，靠信誉赢得市场的尊敬和尊重。
十、律师本身服务的市场就是社会市场的一部分，市场的规律的适用于律师的规律，市场竞争的规律也适用于律师的规律，律师本身就是市场的一份子。
十一、律师本身更贴近民众，更了解民众的心声。律师是民众权利的维护者，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
十二、“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我们都是学法律出身，我们的任务跟国家的治国之道完全一致。
十三、作为法律人要维护法律的精神。
十四、如何处理好治国之道和谋生之道，这个恐怕只有学习法律的人会遇到这个问题，学其他专业的恐怕没有这个方面的问题。怎么处理好治国和谋生的矛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法律的理念，法律的理念要牢牢在心中，这个天平的概念，公正、公平、正义要牢记。（江老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语重心长呀，他还用宋世杰帮打官司的案例指引法律人如何处理治国和谋生之道）。
十五、法律人的弱点是什么？江老借用马英九父亲的一句话:"守经有余，权变不足"。
十六、对于法律人来说，应该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看作最高理想。
十七、过去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有四个：一是先入为主，二是证据不足，三是无人辩护，四是缺乏监督。
十八、作为律师应该准确把握公权和私权的界限在哪里，超出哪个界限就是滥用。
十九、可以把从律师中选拔法官、检察官作为一项长期的目标。
二十、司法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真正实现司法独立，法院法官裁判独立。

㈡ 江平的民法学中关于民法基本原则的过错责任原则

三言二语说不清，慢慢说吧

一、你说的是二个领域里的责任归责原则。完全是二码事。

你说的江老民法一书我没看，老人家有没有错，我也不好评判。另外，归责原则也不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它只是民法在适用上的一种规则。

一般而言，过错责任原则是侵权领域的通用原则，即对于侵权行为的认定，应当是有过错才承担责任；而合同领域是特殊领域，其规定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对于违反合同行为的认定，不需要你有过错，只要你违反合同的约定，你就要承担责任。这也叫严格责任原则或无过错责任原则。

当然，在侵权、合同领域，都还有其他原则作为补充的。

二、下面，先说说侵权领域的责任归责原则

（一）过错责任原则：指任何人因自身的过错（故意或过失）而侵害他人权益时，应就所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换言之，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无过错，则无责任。

《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过错责任原则。规定在《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一款。该款是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作为一般条款，意味着：只要证明行为人的行为符合《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一款的要求，就足以令其承担过错侵权责任，除此以外，无须更多。

【例一】甲因出现重度中毒症状住院，乙医院对甲进行了当时医疗条件下所有可能的检查和诊断，依然不能查明病因，甲不治而亡。三年后，乙医院才得知，甲属于铊中毒，并且甲得病时，已有美国科学家发表科研论文，详细介绍铊中毒的诊断与治疗，但不为中国医疗界所知。1、判断医务人员是否具有医疗过错，应判断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是否达到了当时医疗条件下一个合格的医务人员应当达到的行为标准。2、乙医院诊断和治疗行为符合前述表述，虽不能妙手回春，但不具有过失，不承担医疗过错责任。

2、过错推定。《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二款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款规定了过错推定的归责方式。

对过错推定应作如下理解：1、过错推定不是独立的归责原则，它隶属于过错责任原则。2、过错推定仅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故：《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二款不能单独作为起诉的依据。3、对过错的证明采用举证责任倒置，根据基础事实，推定加害人具有过错，由加害人对相反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加害人如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免责。4、加害人仅证明第三人具有过错，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不能免责。

《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以下过错推定责任：

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教育机构遭受人身损害的，推定教育机构具有过错（《侵权责任法》第38条）。

2、患者因下列情形之一遭受损害的，推定医疗机构具有过错：（a）违法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其他有关诊疗规范的规定；（b）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病历资料；（c）伪造、篡改或者销毁病历资料（《侵权责任法》第58条）。

3、动物园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推定动物园具有过错（《侵权责任法》第81条）。

4、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推定其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具有过错（注意：建筑物倒塌适用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86条）。

5、堆放的物品倒塌致人损害的，推定堆放人具有过错（《侵权责任法》第88条）。

6、林木折断致人损害的，推定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具有过错（《侵权责任法》第90条）。

7、地面施工致人损害的，推定施工人具有过错（《侵权责任法》第91条）。

【例一】李某到电影院找人，在一楼找寻未果，来到二楼，见一门虚掩，内有稀松人声，便贸然推门而入，不料此门为检修影院大厅天花板的入口，李某不明就里，踩破天花板，跌入影院，将观众张某砸成重伤。此例中：1、应类推适用《侵权责任法》第85条，由电影院承担过错推定责任。2、电影院即使证明李某具有过错，也应承担责任，因为电影院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例二】某野生动物公园为了安全起见，用高约8米的铁栅栏设置了坚固的防护网。不料一精神病患者于发病期间从外面攀爬至防护网内，被老虎伤害致死。1、根据《侵权责任法》第81条，动物承担过错推定责任。2、动物园如能证明以上事实，则表明其没有过错，免责。

（二）无过错责任，是指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

《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以下无过错责任：

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监护人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2条）。

2、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致人损害的，用人单位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4条）。

3、提供个人劳务一方因劳务致人损害的，接受劳务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35条）。

4、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承担的不真正连带责任，为无过错责任。销售者具有过错的，承担最终责任；销售者无过错的，生产者承担最终责任（《侵权责任法》第41－43条）。

5、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之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机动车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48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

6、因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污染者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65-68条）。

7、高度危险责任中，从事高度危险作业者，高度危险物品的经营者、占有人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69－77条）。

8、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无过错责任（但动物园承担过错推定责任）（《侵权责任法》第78－80条；第82－84条）。

9、建筑物倒塌致人损害的，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86条）

10、医疗机构违反告知义务，给患者造成损害的，医疗机构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55条）。

11、因医疗产品致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与产品提供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为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59条）。

12、在道路上倾倒、堆放、遗撒妨碍通行物的，行为人承担无过错责任（《侵权责任法》第89条）。

（三）法定补偿义务，即公平责任原则。

《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四条 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

（一）公平责任的构成要件：

1、当事人对损害的发生均无过错。

2、不属于法律规定的无过错责任。

3、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4、不适用公平责任将导致显失公平的后果。

（二）公平责任的承担：

1、结合双方的财产状况以及受害人遭受损害的严重程度，由双方合理分担损害。

2、可以部分补偿，也可以全部补偿。

（三）《侵权责任法》规定了三种适用公平责任的法定情形：

1、因见义勇为遭受损害（《侵权责任法》第23条）。

2、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陷入无意识或不受控制致人损害（《侵权责任法》第33条）。

3、高空抛物致人损害且加害人不明（《侵权责任法》第87条）。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三条 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例一】甲下夜班回家途中，发现有人抢劫工友乙，甲对乙暗恋已久，上前制止，抢劫未遂，抢劫者于逃窜前将甲刺成重伤。①甲遭受的损害由加害人承担责任，如果加害人的赔偿能力充足，无公平责任的适用。②仅在加害人不能确定或者无力赔偿的情况下，才适用公平责任，由受益人（乙）对受害人（甲）的损害适当补偿。③见义勇为失败的，公平责任不因此受影响。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三条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暂时没有意识或者失去控制造成他人损害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没有过错的，根据行为人的经济状况对受害人适当补偿。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醉酒、滥用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对自己的行为暂时没有意识或者失去控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例二】小S患有梦游症，但自己并不知情，某夜，小S在梦游中侵入邻居大S家中，将大S打伤。此例中：①小S在给大S造成损害时无意识，无过错，小S不承担侵权责任；②应适用公平责任，由小S对大S适当补偿。

《侵权责任法》第八十七条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例四】某日，李某行走于北京市国税局楼下时，被某办公室扔下的一个烟灰缸砸伤，难以确定烟灰缸从那个办公室扔出。①《侵权责任法》第87条的适用有两个前提：第一，形成区分所有；第二，难以确定加害人。②此例中加害人能够确定（税务局拥有整栋楼房），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85条，税务局承担过错推定责任。

三、下面是合同领域的归责原则

合同领域主要适用严格责任原则，所谓严格责任原则，也称无过错责任原则或客观责任原则，是指违反合同当事人无论在主观上是否有过错，都要承担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

（一）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

严格责任原则在我国合同法的总则中予以明确规定，因而是合同责任的主要归责原则，它在合同法中的适用具有普遍意义。

但我国合同责任实际上并非奉行单一的归责原则而是采用了多元化的归责原则，因而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尚有例外，在下列情形下不能适用严格责任原则：

1、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场合。

我国合同法中的过错责任原则主要发生在以下情形：

（1）无偿合同的场合。 由于在无偿合同中不发生对待给付的问题，因而对无利益一方的要求应该低一些，合同法对此类合同均采用了过错责任原则以平衡二者利益。合同法第189条、第374条、第406 条对赠与合同、无偿保管合同、无偿委托合同都作了如是之规定。

（2）手段债务的场合。 所谓手段债务即债务人对债权人仅允诺将自己所具有的手段向债权人提供，而并不保证一定能达到某种结果，如医疗服务合同、委托合同等。由于其不能以债务人是否达到某种结果来衡量其是否履约，因而债务人应仅承担以合理注意和技能处理问题的义务，如果债务人的行为达不到一个正常而谨慎从事的人应做到的标准，则有过失并应承担责任。如《合同法》第406条规定， “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委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2.适用绝对责任原则（即严格责任、无过错责任）的场合。

我国合同法上的绝对责任主要发生在以下场合：

（1）金钱债务。一般认为， 当事人的履约能力不足并不能成为免责的事由，因而，在金钱债务未能及时履行时，无论其是因何种原因引起，债务人均应负违约责任。我国合同法对此虽未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早已确认了该原则，在合同法的解释上应以此解释为宜。

（2）种类物之债。如果种类物即使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原因，而在交付买受人之前造成毁损灭失，也应对其不能给付负担责任。我国合同法虽对此未予以规定，但从法理分析，应认可该规则。

（3）安全保证债务。 即合同当事人负有使对方避免遭受损害的义务。其中最典型的是旅客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责任。在该种合同中，承运人不仅应负责将旅客运送到约定地点，而且应负责旅客的途中安全，这是承运人必须承担的义务，并不能因不可抗力而免责。如《合同法》第301条规定， “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4）迟延履行后的责任。我国合同法也明确了此项原则，该法第17条规定：“……当事人迟延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任。”

（5）违反担保义务的合同责任。所谓担保义务， 是指在有偿合同中，债务人对其所提出的给付应担保其权利的完整和标的物质量合格，如果债务人违反此项担保义务，无论该瑕疵系由何种原因造成，均应承担合同责任。这在大陆法系国家被称为瑕疵担保责任，其又分为权利的瑕疵担保与物的瑕疵担保，我国合同法仅规定了前者（见《合同法》第150条），对后者则是作为不适当履行合同的行为来对待的。但1993 年的《产品质量法》对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质量担保义务作了明确规定，既然规定了担保义务，自然无须证明其违反者因何种原因而违反义务，故应属绝对责任。

（二）严格责任原则下的免责事由。

严格责任有别于过错责任，过错是一种积极的观念，它告诉我们归责的必要条件。严格责任是一种消极的观念，它告诉我们责任可以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存在，并通过法律承认的免责事由而免除其责任，因而，何种情形可以成为免责事由就成为严格责任原则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严格责任下的免责事由应限为以下几项：

1、不可抗力。不可抗力作为法定的免责事由，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通常包括自然灾害、战争、国家行使立法、司法、行政等职能等。此种情形虽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但由于债务人的行为与损害之发生不存在任何因果关系，因而不承担违约责任。但发生不可抗力并非完全绝对地免责，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

2、债权人的原因。如果债务人违约是由于债权人的原因引起的，则债务人应当可以被免除或减轻责任。在奉行过错责任原则的大陆法系国家，对此采用的是过失相抵原则，即在债权人对违约也有过错时，减轻或全部免除债务人的合同责任由于我国合同法采取的是严格责任，因而过失相抵原则在此没有适用的余地。但是《合同法》第120条规定， “当事人双方都违反合同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条是对过失相抵原则的变通适用。但由于“同时履行抗辩权”和“先履行抗辩权”的引入，“双方违约”目前即成为一个存有相当争议的问题。退一步讲，即使承认双方违约，该条的规定显然将因债权人的原因而免责的事由限定在一个相当狭窄的范围。因而在解释上应理解为如果债权人自己的行为助成了对方当事人违约，不管该行为本身是否构成了违约，均可减轻或免除对方当事人的责任。

3、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条款。虽然合同责任同其他民事责任一样具有国家强制性，但其所具有的财产性、补偿性体现了其作为一种私法上的责任更具有“私人性”，因而对其的规定并非强制性规范而是任意性规范，当事人自愿协议免除合同责任的，法律自无强行干涉的必要。因而各国大都允许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得以协议免除合同责任，我国《合同法》显然对此也予以了肯定。但免责条款如果适用不当，则会对债权人造成极大的不公，进而危害社会正义的实现，这在标准合同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这方面，《合同法》也同其他国家一样对免责条款作出了必要的限制：

第一，免责条款不得排斥法律的强制性规范的适用，如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的规定等，否则该免责条款无效。

第二，免责条款不得排除给对方造成人身伤害的民事责任；

第三，免责条款不得排除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责任。

四、在合同领域为什么要适用严格责任原则？

首先为合同的履行提供了充分的保障，是符合合同严守原则的。其优点在于，原告只需证明被告未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事实即可，不需要证明违约方有过错，也无需违约方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违约方免责的可能性在于免责事由的存在，而免责事由也属于客观事实，证明起来相对容易。所以实行严格责任原则有利于方便裁判,及时解决纠纷。尤其是在严格责任原则下，违约责任与违约行为直接相联，两者直接的因果关系极为明确，十分有利于督促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维护合同的权威性、严肃性。诚然，严格责任原则也有其自身的缺陷。一方面，在很多情况下不利于准确认定责任，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必须根据当事人的过错来确定责任，而且，严格责任原则也不利于在一些清况下分清双方的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来确定责任。另一方面，不利于惩罚有过错的行为，实现合同正义。

总之，责任归责原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每种原则的适用，都有其适用的环境，如过错责任原则应当是通用的普遍的归责原则，但这种通用原则也必然意味着在一些特定领域或特殊情形下又是不能适用的，在合同领域有其特殊性，所以规定的是严格责任原则，也就是无过错责任原则。

㈢ 江平的生平经历

一个为救国理想和言论自由而牺牲一条腿的青年；一个陋室中为孩子编织毛线衣的父亲；一个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导师；一个法律精神的诠释者布道者；一个为法治中国建设奔走呼号的社会实践者，这些符号和形象所代表的历史含义都很重要。
北京南四环一幢普通民居内，校长江平隐居彼处逾10年。
这里既远离昌平区的中国政法大学，也避开蓟门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江平选择了孤独但并不沉默的生活。
记者曾数次登门拜访江平，一条温顺大犬总陪伴身边，各异仙人掌装点着桌台。温和而又刚直，一代法学泰斗性格寓意其中。
满头白发稀疏、年到八旬的他精神矍铄，字正腔圆地向记者滔滔不绝，对法律强烈关注让这位老人眉宇时皱，他的声音依旧振聋发聩：“法治在中国的发展，是退一步进两步，还是在不断地前进。当然还要看到，现在有些地方是在倒退。”
江平虽只在1988到1990年间担任了两年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务，但校长的称呼却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待遇”在法大历任校长中并不多见。有1990年法大毕业校友对记者感慨：“江平是永远的校长，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符号。”
几年前，江平题写的“法治天下”流畅大字矗立于蓟门桥校园内，这代表了江平终其一生的理想，更成为中国法学人的思想归宿。
江平凝重地说：“这也正是我的中国梦”。 江平对学生的爱护，让贺卫方至今念念不忘。
1984年，中国政法大学庆祝成立一周年（1983年北京政法学院更名），贺卫方等一批研究生对食堂伙食不满，在校庆时发动罢餐，贺和几个同学把食堂门口堵住，说服大家加入到罢餐者行列。年轻气盛的贺在人群中与学校官员辩论，人越聚越多，正口若悬河之际，突然被一只有力的手拽了出来，抬头一看，正是江老师。
“卫方，你能不能不要总是以反对派领袖自居？”江平语气虽然不满，但眼神里还是一片温和，“事情都要一步一步解决。这样的方式又能起多少作用呢？”
一年后，贺卫方留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有机会听江平聊起过去：“在谈到自己经历的磨难时，他语气平缓，反而是一些体现人性美好的细节让他刻骨铭心，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观是江老师品格最具有感染力的部分。”
回归北京政法学院讲坛上的江平，凭学识人品声誉鹊起，用他的话说“在历史的特殊点上被重用”。
复校的北京政法学院，面临着最大的问题就是师资和教材缺乏。“文革”这一段，所有人都荒芜了。老一辈被打成右派的教师年纪很大，不可能再发挥能力；而五六十年代留校学生虽“政治红”，教学方面却很差。
曾被钱端升先生誉为“政法二才子之一”的江平成为稀缺资源，“从苏联回来的没几个人了，而且我在燕京大学学习过，有一定英语基础，又有一定俄语基础，还有留学的经验，学习过比较系统的（法律）课程，这在当时来说是很不错的。”
江平突破法律禁区，一上来就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两门课，把私权利的观念引入了国内，让禁锢多年思想和国际潮流接轨。
贺卫方回忆讲坛上的江平，“江老师的课真是一种享受。他站在三尺讲台上，器宇轩昂，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和悦耳的嗓音，谈吐之中洋溢着知识的自信，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典故和精妙学说，滋润着学生们的心灵。”
这期间，江平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部民事法律《民法通则》，这部划时代意义法律首次肯定中国人的私权，被国外誉为“中国民事权利宣言”。一批民事经济类单行法陆续出台，市场经济法律“盲点”陆续补上。
1983年开始江平担任副院长，亲身经历让他对人才格外爱惜。文革后第一批学生被重点栽培，留校形成“第一批梯队”，法学人才在“断代”后喷涌。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贫穷的法学”，到九十年代“繁荣的法学”，江平视为“一生中在法学教育方面很有独创的、很蓬勃发展的一段时间”， “实际上我在学校的主要贡献也是在这一段时间。”
1990年，主政法大两年的江平被免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务。
那年年底，江平60周岁生日。政法毕业生们自发为其操办生日晚会，大家一致要求江老师表演一个节目。他装着假肢的一条腿不太灵便，却步履坚定地走上前，唱了一首美国工会运动的英文歌曲《我们决不动摇》。
去职法大校长整整二十年，一些细节让江平聊以自慰。
有一年纪念法大校庆时候，主持人念在座校长的名字，恰恰到念到江平的时候，台下开始掌声不断，“我非常理解学生对我的感情，我认为这是对一个有正义感校长的支持。”
“只向真理低头”，“法治天下”，“四年四度军都春，一生一世法大人”，“我所能做的就是呐喊”…… 江平80周岁生日现场，中国政法大学现任校长黄进，将老校长名言倒背如流。 2009年12月28日，江平80周岁生日。
不知是否为宽慰各地赶来的弟子们，江平很乐观地将活到90岁设定为“下一个目标”，他说：“虽然年轻时失去了22年光阴，如果按60岁退休的话，我再干22年，就可以补回我失去的光阴，我还有两年就全部补回来了。”
被江平“计较”的22年，凝聚了他刻骨铭心的悲情，也浓缩了中国法律的悲剧。
“从1957年到1978年，我该失去的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也失去了，最低谷时，除了这条命，其他所有的都失去了。”
江平的最低谷，出现在1957年。
这一年，在“引蛇出洞”整风下，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国任教刚一年的江平，因向北京政法学院坦呈看法，一夜之间被打成右派，从“人民的阵营”划入“敌人的阵营”，不准许再从事属于“国家专政工具”的法律专业。
放弃燕京大学新闻系投身革命、并第一批公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单纯的江平对国内政治情况一无所知。
如今，江平仍梦到被划为“右派”那惊心动魄场面，醒来后心有余悸。
“右派”帽子让时年27岁的江平厄运不断，在苏联相识的新婚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与他分手。
在北京西山抬钢管过铁路，江平累到连火车声音都没有听到，整个人被卷到了火车下，他幸运地活了下来，却永远失去了一条腿。
打成右派、离婚、断腿，接二连三的灾难，在江平看来“还是可以忍受”，只是看问题的角度有了些变化，“从火车轮子底下捡回了一条命，我觉得对人生应该有乐观的态度，多活一天是多美好的事情！”
那之后的岁月，江平在苦难中求生存：1963年开始教俄语，“文革”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北京政法学院正式宣布解散，分配到延庆中学当政治老师，一直呆到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
其间，江平再次组织了家庭，妻子的父亲是一样的右派身份。
江平学生曾听师母回忆当年艰难：在延庆改造劳动的江平单身带儿子，长城外冬天寒风刺骨，没钱给儿子买棉衣，他把自己旧大衣给儿子改棉袄，还亲手一针一线织毛衣。
江平也曾经对前途悲观过，“文革”后期，他把省吃俭用从苏联带回来的珍贵法律书籍，绝大部分当成废纸卖掉了，这令他遗憾至今。
1957年到1979年与法律隔绝，江平经历了知识分子最苦闷的22年，他视之为“人生最大的遗憾”：“我在能够为中国法治事业做贡献的时候，已经五十岁了，人生最黄金的时代，恰恰应该是在三十岁到五十岁这二十年，我丧失了人生最宝贵的时间。”
1979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政法学院时，白发已经爬上了江平的额头。 一年前，一次中风让79岁的江平倒下了。
因入院及时，手术最后比较成功。江平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其中半个月里，他虽然内心非常清楚但语言表达功能卡壳，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吓坏了众多学生。
从来没有服过老的他，身体虽恢复但大不如前。
“保命第一，真是老了”，江平鲜有的一声叹息，让很多人担心。
从《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到《合同法》、《公司法》、《信托法》，再到近年来《物权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与颁行，被称为“中国法学界良心”的江平，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喊，扮演着法治“布道者”的角色。
自1991年招收第一届博士，迄今已经19年。在这19年的时间里，江平总计培养了近100名民商法博士。这些毕业生已经成为各条战线上颇具影响力的青年学者、法官、律师。“这都是我非常不错的学生，但我培养的学生，从事教学科研的比较多，当官的几乎没有，当大官的更没有。”
病愈初愈，江平执拗地起身，以更高频率现身说法，参与公共法律事件。
去年12月北大五教授上书要求修改《拆迁条例》引发轰动，江平先后在《财经》、《南方周末》等纸媒发表言论，又到凤凰卫视现身说法，力挺对拆迁条例的修改。
“江校长在与时间赛跑”，他的学生向本刊记者透露，江老对于时间的珍惜于渴望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他一直坚守“只向真理低头”，既不谀下，也不媚上。
2008年10月25日，一次报告会的提问环节，有听众问起他对杨佳案的态度，江平说：“我完全同意上海市高院的二审判决结果。”一位听众旋即抓起话筒：“您在杨佳案上的观点我不同意，假如我手里有一个鸡蛋，我一定会向您扔过去。”
在重庆“钉子户”事件中，他认为吴苹一家拒绝拆迁的理由“不涉及公共利益”不能成立，遭致如潮的网络围攻。在许霆的案上，他也曾有过不顺应“民意”的表态。
不过，这丝毫无损江平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他一生捍卫自由民主，却不赞同民粹主义，“做法律的人要公正，应该关注群众的利益，但是不是一切都以群众的感觉作为最高的感受呢？恐怕不行。”
在江平看来，中国真正的复兴在于私权真正在人们头脑中扎根，但过程会遇到艰难险阻，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私权和公权的冲突，私权在公权中得到利益保护，这是我最大的希望。”比如我们最近关于拆迁法的研究，如何保证私人财产权在拆迁中的利益。
对山西煤炭行业兼并重组一事，他依旧见解独立：政府部门用行政强制手段把民营企业并入到国有企业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有违《宪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中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规定。
“如果这种政策的多变性变成了一种先例的话，可能造成民营企业家人人自危的后果，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中风后遗症让江平语速变慢，“没有像过去那么敏锐”。但八旬翁仍不懈地为私权呐喊，与60年前在燕京大学“舆论报国”理想一致。
2012年12月11日江平教授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参加在台北举行的第一节“光华学者论坛”，受到台湾领导人马英九的接见。

㈣ 我听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著名法学家江平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是我的问题：

你的两个例子答案都是无效的，约定大于法定只在法律的任意性规定范围里适用，对于强制性规定，正如你举的例子，自然当事人是没有选择余地的！

㈤ 关于合同法的小论文

一、合同法的立法指导思想

从立法指导思想入手，然后分析这部法律，对我们每一个法官、律师、学校教员来说，掌握这部法律可能更深入。立法指导思想是在立法方案中明文规定的。这部合同法的制定与别的法律制定不一样。新中国历史上每一部法律的制定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由一个行政部门牵头，组织一个班子，大家一来就列提纲、设计章节、拟条文，反反覆覆地修改。而这部合同法的制定却是首先设计立法方案，而立法方案的设计委托给八位专家来完成。八位专家中有两位法官，一位是最高院的李凡（音）副庭长和北京高院的何新，当时是研究室主任，现在是告申庭的庭长，两位庭长都是四十岁刚出头。其他六位同志，年龄最大的是江平教授，他当时六十多岁。其次就是我，当时五十岁刚出头。接下来就是三、四十岁的，如人民大学的王利明教授〔最年轻的，大概三十多岁〕；吉林大学的崔建远教授；烟台大学的郭明瑞教授；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法学研究》副主编张广新研究员。我们不是一开始设计合同法的章节，而是大家先来漫谈合同法发展的情况，即务虚。大家讨论本世纪以来合同法有哪些发展趋势，其精神实质发生了哪些变化，有些什么新的制度。在大陆法国家的德国、法国、日本，英美法国家的英国、美国等的合同法中以及在国际公约中比如联合国的国际货物销售公约中有些什么新的制度、新的创新、新的原则。讨论后先拟定制定本法的指导思想。共五个指导思想。

1.制定本法要从中国实际出发。

什么是中国的实际，经大家讨论斟酌，最后定下来四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改革开放；第二个要点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个要点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第四个要点是与国际市场接轨。只有这四点是中国的实际，其他任何的特征都不是中国的实际。

确定了中国实际以后，紧接着是要总结我们的合同立法和合同司法的经验。这就是要总结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制定的《民法通则》、三个合同法以及各个合同条例和一系列实施条例中的经验和不足。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法院的经验，尤其表现在最高法院关于《民法通则》的意见、关于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涉外合同法的意见，最高法院平时的解答、批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最高法院公报，公报自1985年创刊以来，陆续刊登了一些判决，这些判决当中有一些是有非常典型的意义，创设了一些新的规则。这些都要进行斟酌、分析，凡是成功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符合法理的，我们都要采纳。

然后还要广泛地参考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的立法经验和判例、学说，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战后以来在立法上通过修改法律、修订法律、制定法律创立了很多新的东西以及很多新的经验，一些重要的民法典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在战后都有一些修订，还有一些单行立法和他们的法院、法官创设的规则，都需要斟酌借鉴。战后以来发达国家法院同样面临着社会关系极度动荡、极度复杂，社会环境极度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新的案件、奇怪的案件在战前没有，在法律上没有相应的规定。而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法官面对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案件创设了一些新的规则，新的制度，我们都要尽可能地采纳、吸收。

除了国外先进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外，不能忽略我国的台湾。台湾的法律是我们国家在1929—1931年制定的，他们的民法典是我们中国当时的民法典，虽然现在叫台湾民法典，但它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并且台湾后来的经济生活有极大的发展，当我们在经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动乱时，台湾抓住这个机会发展其经济。经济一发展，就产生很多新的问题，因此它的法院和法官也创设了很多新的规则，这些我们当然都要参考借鉴。

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先进的合同立法和司法经验，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使我们的合同法成为反映现代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共同规则。这是在第一个指导思想当中就提出来的目的。我们的法律不能够关起门来，不能只是由我们的学者、立法者、法官看得懂，外国人看不懂。我们的市场需要和国际沟通，我们的法律不仅要我们自己能够理解、能够掌握，也要使国外的企业、企业家、法官、律师能够掌握。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我们采纳共同规则才能做到。我们平常说的和国际接轨，它的前提是要法律规则接轨，法律规则不接轨，经济无法接轨。所以在第一个指导思想上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尽量采纳反映现代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共同规则，并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协调一致。这里没有说和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完全一致，说的是协调一致。就是说我们并不是照搬国际公约、国际惯例，因为我们国家对一些国际公约有保留条款，还有些惯例不见得和我们合适。所以我们提的是协调一致。这是第一个立法指导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2.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保障当事人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合同法不过就是两个独立、平等、自由的当事人在一起共同协商决定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两个当事人应该是独立的、自由的、平等的，如果他们不平等，一个人隶属于另一个人，合同内容无法决定，如果他们没有自由，不能支配自己的行动，不能支配自己的思想，也不可能签订合同。所以说合同自由是现代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要求，没有合同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这一点非常重要。试想一下，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的企业是不是平等的、独立的、自由的？不是，我们的企业是处在一个对层次的上下隶属关系当中，从中央经济主管部门，比如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四机部，一直到七机部、八机部，然后到省一级经济管理部门，比如机械厅，再到地区一级的经济管理部门，比如机械局，还有县、市区的工业局、机械局，等等，都是行政主管机关，最下面一级才是企业。这样企业处在由上到下的行政隶属关系的最下一个环节，它上面全是一级一级的行政主管机关，我们叫做多层次的行政管理环节、行政层次或行政机关，企业成为这样一个行政关系中的最低层。这时，它已经不成其为企业了。八十年代初期我们曾经用一些教材、著作介绍苏联的法学，苏联的经济法把企业叫做经济机关，正是针对这种层层行政管理体系而言的，有一定的道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不再是独立的生产者，而是一个垂直关系中的一个环节，它的全部活动是严格按照从上到下的指令性计划，还包括上级机关的字条、电话、批示等等，来安排它的生产、交换。

一个消费者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不是自由呢？不是。我们每一个消费者吃的粮食、穿的布匹、用的东西甚至生活用品，都是按照指令性计划安排的。我们有购粮本、粮票、布票、糖票、鸡蛋票、肉票等等票证，消费生活也完全是按照指令性计划安排的。

我们广大农村的农民是不是自由的呢？也不是。农村的生产我们叫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公社、大队、生产队这样三级上下隶属关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是合一的，生产和行政管理是结合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见了，那谁是生产单位呢？生产队作为一个生产的组织、基层单位，就象我们的企业一样，按照行政指令性计划来进行的生产。农民去劳动的时候，就象工厂的工人一样，是按照生产队的安排去的，上工听钟声、下工听哨声，每天做什么工，全听生产队长指示。

在这种行政隶属关系条件下，就没有独立平等的自由的个人，从工业到农业的经济生活全部按照指令性计划进行，按照指令来运转，有没有合同的地位呢？没有。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是截然相反的经济形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尽量砍断这样的隶属关系，要造就独立自由平等的生产者、市场参加者。我们的扩权让利，我们企业体制的改革不就是最终使企业从行政隶属关系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人吗？成为独立的主体参加市场进行生产、交易吗？我们的农村改革中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归根到底就是让农民摆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成为独立的生产者，能够自己独立决定自己的劳动。这样看来，我们的改革一开始就是面向市场，全面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是有了这些独立的、平等的、自由的市场主体。

这些独立、平等、自由的市场主体怎么进行活动呢？在市场经济下，已经没有严格的国家计划、行政指令把全国的生产、某个行业的生产能够严格来安排，事实上已经做不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没有计划的，是靠市场规律在起作用，物价上升大家就生产这个东西，物价下跌大家就生产别的，靠市场机制来指挥运转。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能靠猜测这个市场，要靠签订合同来组织自己的生产、交换，只有签订了合同以后，才能放心地投产，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销售出去。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可以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关系都要表现为合同关系，唯有合同关系才是市场经济特征的反映。

独立、平等、自由的当事人们自己协商安排其权利义务关系，这样的关系在法律形式上就叫做合同。因此合同中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自由，合同自由是市场经济本质特征的最基本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的自由、农民的自由越来越大，但现存的三个合同法上合同自由不够，限制特别多。举例来说，1981年颁布的经济合同法上，专门规定了合同管理机关，而合同管理机关管理合同有各种手段，特别利害的一招是，合同管理机关可以主动确认合同无效。这些制度严格说是计划经济的反映，限制当事人的合同自由是和市场经济直接抵触的。1993年修改经济合同法已经把它删掉了。

我们现在制定新的合同法，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法律能够体现合同自由这个原则，如果作不到这一点，我们的法律就不可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第二个指导思想就是要充分体现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只要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要保障当事人享有充分的合同自由，不受行政机关和其它组织的干涉。

当然，合同自由并不意味着对当事人一点限制都没有，在合同自由的原则下，合同当事人应当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一个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二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对当事人的合同自由作某种限制。后种限制中的特殊情况是说一定要有正当的理由，至于正当的理由是什么，当时作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正当理由包括：为了保护消费者，为了保护劳动者，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只有出于正当的理由，才能在立法条文上限制合同当事人的自由，实质上也是在限制滥用合同自由。

3.合同法要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或前瞻性。

本法制定、实施的时代特点是：在二十世纪末制定，在1999年通过，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效、实施。我们的法律就应该做到有必要的超前性，我们是要面向二十一世纪不能够只看见眼前的转轨时期。也就是说，新合同法应当能够适应我国建成市场经济后对法律调整的要求，估计到2025年、2030年中国的转轨时期已经结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基本建成，那个时候我们的市场经济和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没有什么差别，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合同法照样能够管用。但这不是说一点也不要修改，或者说不必要制定什么新的单行法、某种合同专门制定规则，而是说合同法的基本精神、基本制度、基本规则到那个时候能够管用，能够符合社会生活的要求。这一点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也有争论，有这样一种倾向认为我们应该着重考虑目前转轨时期的一些特点。在讨论立法方案时，针对这个问题，大家进行了认真讨论研究，最后认为，我们确实要面向二十一世纪，但同时也要兼顾转轨时期的一些特殊问题。

转轨时期有哪些特殊问题呢？由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行政干预还非常严重，侵害当事人利益的行为十分多，还有转轨时期的经济生活有很多混乱，什么三角债、赖帐、建设工程合同中收回扣、送红包，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低劣，造成桥倒屋蹋，造成严重的人身、财产损害。对这些严重问题我们在制定合同法时不能够置之不顾，一定要有充分的注意，要制定出相当的对策。

这是第三个指导思想，即面向二十一世纪和怎么样兼顾转轨时期的一些特殊问题。还提出一点对转轨时期的那些落后现象我们不能迁就，比如说红包、回扣在转轨时期非常普遍，但我们不能通过立法把它变成合法化的东西。

4.新合同法的价值取向应该是经济效率和社会正义。

法律的价值取向就是法律追求的目标。我们的合同法应当既追求经济效率，又追求社会正义。所谓经济效率，拿我们习惯的话说就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有利于企业的赚钱；所谓社会公正，是在整个社会不同的阶层、人群之间要大体上做到平衡，在一个合同关系当中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要大体平衡。

法律是调整整个社会的，整个社会要有一个基本上的利益平衡。有些人群比如说消费者、劳动者，他们是分散的、弱小的，他们没有办法和企业家、大企业、大公司相抗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只讲形式上的公正，我们说合同自由吧，你们只要自由协商签订的合同就有效，就给以保护，这里的合同自由就仅仅是形式上的自由。实际上，消费者、劳动者他怎么能够对抗大企业？试想一个山区出来的男孩子、女孩子进到城里来打工，当他身无分文，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招工的广告，他赶紧去求职，这时，他怎么敢和企业主讨价还价，怎么敢去争取自己的什么权利、法律上规定的什么卫生条件、安全条件、文明生产的劳动条件、最低工资条件等。也就是说，他们的实力在实际上是弱小的，无法和企业抗衡。这时，法律要起什么作用呢？法律就要支持这些弱小的消费者、劳动者，法律这时不能仅满足于形式上的自由、公正，还要追求实质上的公正。所谓实质上的公正，就是等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实质上处于不平等状态时，比如当一方是企业而另一方是劳动者的时候，法律规则首先要考虑保护劳动者、消费者，不能够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

整个立法过程中对这一点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不是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率。如果是片面追求经济效率，凡是有利于提高生产力、有利于经济发展、有利于企业赚钱的，就合法、就保护、就鼓励、就支持的话，那么假冒伪劣也是可以发展生产的。众所周知，有些地方的快速度发展最初就是靠假冒伪劣；有些人的暴发以致于后来成为大企业家，也是靠搞假冒伪劣商品或服务。难道我们的法律上也要承认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吗？不行。我们不能丢掉社会的正义，社会的正义与公平是法律追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没有社会正义、公平，就不叫法律，就变成了纯粹的技术规则。

任何国家的法律都牢牢抓住社会正义，我们这样的国家更不用说。我们现在正在建设和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所谓社会主义体现在哪里呢？就体现在我们的法律更加注重社会正义、更加保护劳动者、保护弱者，因此在这个指导思想上提出兼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如果当经济效率和社会正义发生冲突，难以兼顾时，哪一个优先呢？当然是社会正义优先。贯彻这个指导思想就要求在拟定法律规则时既要注重有利于提高效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要注重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消费者、劳动者、维护市场道德秩序，决不允许靠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损害消费者、劳动者发财致富。

5.新的合同法要具有可操作性。

我们的教科书都说，法律就是行为规则。合同法首先是当事人签订合同、履行合同的行为规则。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法律是裁判规则，亦即法官裁判合同案件时的裁判规则。这就要求这个裁判规则要有可操作性，要求每一个规则、每一个条文要尽可能的有具体的构成要件、法律效果、适用范围，这样法官在裁判时才有所遵循，最终能够保障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法院裁判同样的案件能够得到同样的判决结果，维护裁判的统一性和公正性。

现行的三个合同法可操作性不是很强。有些条文看起来不错，真的要用来裁判案件的时候就感到模棱两可，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好些条文象口号一样。我们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且不说有什么地方保护主义、行政干预的影响，就是一个完全公正、正直的法官裁判案件，如果法律不具有可操作性，也会造成很大的差距，不能保证裁判的统一性和公正性。

㈥ 有什么关于合同法的书推荐

我国的：王利明老师：合同法研究一二卷，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他的著作对于普及法律版知识和打基础的话权很是不错的江平老师：合同法精解韩世远老师：合同法总论，违约责任研究还有陈小君老师，李永军老师的也不错国外民法比较全面，可以看一下欧洲合同法，我国法学专家的观点好多都是借鉴外国的

㈦ 合同法哪本书写得好

司法考试选择钟秀勇的，主编《民法》系列教材，著有《三校名师讲义》等司考培训教材
一般的学问选择：王泽鉴、王利明、王轶都是著名的民法学家的书

㈧ 江平民法学第二版简介

《民法学》自出版以来，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适用。但随着我国法学理回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答立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判例理论的不断出现，我们有责任将最新的知识和动态融入教科书中。特别是我国《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出台，对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和作用，对法学研究和司法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也可以说，这是促使我们对《民法学》修改的直接动因。正因为如此，第二版的修改主要集中在“民法总论”、“合同之债”和“侵权行为之债”部分。本教材由江平任主编，李永军任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