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合同法pdf

㈠ pecl是什么意思

PECL： 欧洲合同法原则；正射极耦合逻辑；耦合逻辑；Positive Emitter-Coupled Logic欧洲合同法原则
《欧洲合同法原则》（PECL）就是这一运动所取得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但作为财产法重要分支的物权法，其统一目标还远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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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射极耦合逻辑
单端PECL与差分PECL的互连 作者:Maxim高频/光纤通信部Jacob Reese 来源:《电子产品世界》 正射极耦合逻辑(PECL)是成帧器高速I/O的标准逻辑电平,这种输出方式耗电较大,为降低功耗需采用一些间接的解决方案.Maxim推出的MAX3881,MAX3891复用/解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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耦合逻辑
射极耦合逻辑 (PECL) 是成帧器高速 I/O 的标准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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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Emitter-Coupled Logic
首先简单介绍了PECL（Positive Emitter-Coupled Logic）的输出结构以及PECL-PECL之间的典型连接电路，而后对比介绍了CMOS限幅放大器实现相应功能的不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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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CMP572内置CML输出驱动器，ADCMP573则内置小摆幅PECL (RSPECL)输出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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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极性射极耦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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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朱岩的代表性成果

一、论文类
The Legislative Background of Chinese Tort Law and Its Key Issues, in: Tort Law in Third Millennium, FS für Gert Brüggemeier, Baden-Baden Germany, 2009
“风险社会下的危险责任地位及其立法模式”，载《法学杂志》2009年第3期。
“从大规模侵权看侵权责任法的体系变迁”，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立法模式研究”，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3期
“风险社会与现代侵权责任法体系的基本结构”，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
The Background, Principles and Core Contents of The Real Righ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Maryland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USA), Number 2-2009 (197), ISBN 1-932330-27-5, 39 pp.
The Chinese Tort Law Draft (Second Edition) (co-author with Helmut Koziol), in: Jounral of European Tort Law, Vol. I, 2010.
“《物权法》中‘交付’的体系解释及其相关疑难问题”，载《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 3期。
“论企业组织责任——企业责任的一个核心类型”，载《法学家》2008年第3期。
“面向新千年的民法典体系——二零零八年民法典体系与侵权法专题国际研讨会综述”，载《月旦民商法》2008年12月，总第22期。
“繁荣发展中的中国民法学”（与王利明教授合著），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
“比较法视野下的中德侵权法——第二届中德侵权法研讨会综述”（与王竹博士合著），载《判解研究》2007年第3期。
“物权法草案宅基地使用权评分析”，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1期。
“物权法草案权利质权评析”，载《中外法学》2006年第2期。
“形式审查抑或实质审查”，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3期。
“大规模侵权的实体法问题初探”，载《法律适用》2006年第10期。
“消灭时效基本问题比较法上的分析”，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2期。
“论利于第三人合同”，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5期。
“论格式条款的特征”，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6期。
“简评物权法草案中宅基地使用权和权利质权规定”，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6期。
“民法典一般条款研究”，载《月旦民商法》2005年第7期。
“添附问题讨论”，载《判解研究》2005年第1期。
“中美侵权法和人格权法综述”，载《判解研究》2005年第1期。
“当前物权立法和侵权立法中的疑难问题”，载《人民法院报》理论与实践周刊，2005年8月3日。
“欧洲合同法原则（第三部分）”，载《民商法论丛》2004年第30卷。
“德国侵权法中理论和实务中因果关系主要问题”，载《法学家》2004年第6期。
“欧洲合同法原则第三部分”，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处在历史和现实之间 – 欧洲合同法原则简介”，载《民商法论丛》2004年第30卷。
“论请求权”，载《判解研究》2003年第6期。
“德国侵权法修订一览”，载《南京大学中德经济法年鉴》2003年。
“德国新债法概述”，载《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2期。
二、译文
海尔姆特?库奇奥（Helmut Koziol），欧盟纯粹经济损失赔偿研究（朱岩、张玉东译），载《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9年第10卷第1辑。
海尔姆特?库奇奥（Helmut Koziol），损害赔偿法的重新构建：欧洲经验与欧洲趋势，载《法学家》2009年第3期。
克里斯蒂安?冯?巴尔（Christian von Bar），欧洲《共同参考框架》及其第六编“合同外责任”——作为欧洲私法的“工具箱”，载《法学家》2009年第4期。
海尔姆特?库奇奥（Helmut Koziol），替代因果关系问题的解决路径（朱岩、张玉东译），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5期。
三、专著
“Rechtsvergleich der Inhaltskontrolle”, Peter Lang, 2004 Germany.
《德国新债法（Das Neue Deutsche ）》，法律出版社，2003。
《中国物权法评注》（合著、第一作者，承担50万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中国侵权法模范法典-条文与立法理由》（与Prof. Brüggemeier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Entwurf für ein chineisches Haftungsgesetz”, Gert Brüggemeier/Zhu Yan, Mohr Siebeck, 2009 Germany
四、译著
《法律与历史》，法律出版社，2003年。

㈢ 合同法哪本书写得好

司法考试选择钟秀勇的，主编《民法》系列教材，著有《三校名师讲义》等司考培训教材
一般的学问选择：王泽鉴、王利明、王轶都是著名的民法学家的书

㈣ 根本违约是不是必须给对方两个宽限期

第一，都根本违约了还要给宽限期做什么？显然不用了，因为这是合同本身内根本就无法履行了容；

第二，对补充问题的回答：93条第2款是说合同可以附解除条件；我不知道楼主为什么判断说就没有意义了？93条第2款是约定的解除权，而根本违约是法定的解除权，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

㈤ 应怎样理解民法总则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民法总则》7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此即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要求人们从事民事活动应当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善意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按《布莱克法律词典》解释，诚实信用即是怀有善意、诚实、公开、忠诚没有欺骗或欺诈，具有真实、实际，没有假装或伪装的。诚实信用原则，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待他人诚信不歁，二是对自己的承诺要信守不怠。
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中地位突出。“诚信原则之作用力，世罕其匹，为一般条项之首位”，因此，被称为民法特别是债法的最高指导原则，甚至被称为“帝王原则”。亚当·斯密说过，“与其说效用、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信用、诚信、正义是这种基础……，而信用、诚信、正义则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支柱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大厦就会顷刻间土崩瓦解。”早在罗马法时期，诚实信用原则已经确立。根据罗马法的诚信契约，债务人不仅要依据契约条件，而且要依据诚实观念完成契约规定的给付;依裁判官法的规定，当事人因误信有发生债的原因而承认债务，实际上该原因并不存在时，可以提起“诈欺之抗辩”，以拒绝履行。近代以来，由于19世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诚实信用原则逐步确立为民法契约的基本原则。1804年《法国民法典》1134条规定，“契约应依诚信方法履行。”1863年《萨克森民法典》第158条规定，“契约之履行，除依特约、法规，应遵守诚信，依诚实人之所应为者为之。”1900年施行的《德国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契约应斟酌交易上之习惯，遵从诚信以解释之”。第242条规定，“债务人负有斟酌交易上之习惯，遵从信义，以为给付之义务。”19世纪末叶以后，法律从个人本位向团体本位发展，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大。1907年《瑞士民法典》第2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信为之。”首次以法典的形式将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由债权债务关系，扩充到民法中的一般权利义务关系，从契约的原则上升为整个民法的基本原则。随之，日本民法典第1条第2款规定，“权利行使及义务履行必须遵守信义，以诚实为之。”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48条第2款规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美国统一商法典》亦采此原则，第1-304条规定，“履行或执行本法范围内的每一合同，应负诚实信用义务。”《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第205条规定，每一合同的每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与执行中负有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义务。国际法律文件如《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ICC)第1.7条、《欧洲合同法通则》(PECL)第1:201条、《欧洲民法典草案》(DCFR)第一编总则第1∶103条，受《美国第二次合同法重述》及《统一商法典》影响，将公平与诚实信用合称为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义务，或诚实信用与公平交易原则(good faith and fair dealing)。
中国历来强调诚信原则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律。新中国民法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首见于《民法通则》，其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1999年合同法第6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此后相关民事立法大多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特别是交易法中的基本原则地位已经确立下来。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在第13条增加规定，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扩展适用于民事诉讼法领域，成为民事法律的通用原则。
但目前，我国诚信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契约精神不足、合同欺诈、电信诈骗、金融诈骗、假冒伪劣食品药品、过期疫苗、股市虚假信息、虚假广告、山寨产品、仿冒知识产权、老鼠仓、上市文件造假、虚假诉讼、逃避债务执行等等不诚信、严重失信的问题很多，现象较为普遍。在国家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689万例，限制628万人次购买机票，限制229万人次乘坐高铁。依法惩治拒不执行裁判行为，司法拘留1.6万人，追究刑事责任2167人，让司法裁判真正成为惩治违法失信的利剑。因此，民法总则规定诚实信用原则，得到各方面的高度认同。
当然，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一切法律的基本原则。从私法到公法的扩张诚实信用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也是一项以道德为内核而具有强制力的法律规范。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容也始终处于变动的发展之中，不仅从道德上升为法律，而且从最初仅作为债之履行规则，扩展至私法上一切权利义务履行之规则，从仅仅规制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原则，扩展至调整当事人与整个社会利益的平衡，现在已经延伸到公法领域。我国古代荀子从诚实信用对国家强弱的影响角度，强调了诚实信用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1931年德国帝国法院在一项判决中明确宣称“诚实信用的原则，对于一切法律界，且包含公法在内，皆得适用之。”公法学者拉邦德也认为，“诚实信用原则，一如其在私法之领域，可以支配公法之领域。苟无诚实与善意，立宪制度似难实行。诚实与善意，为行使一切行政权之准则，同时亦为其界限。”

㈥ 张彤的代表性论文

1、《欧盟公司法的协调与改革》，载《当代法律交往与法律融合-第一届比较法学与世界共同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版。
2、《欧洲私法统一化的实践与现状》，载《比较法在中国》2012年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3、《里斯本条约生效后的欧盟和欧盟法性质解析》，载《中国法学文档》第9期，元照出版社2012年8月版。
4、《法学教育应对法律服务国际化的改革--以“欧盟经贸法”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为例》，载《中国大学教学》2012年第7期。
5、《欧盟权能的划分--<里斯本条约>生效后的变化和问题》，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6、《欧洲合同法中的消灭时效制度及其启示》，载台湾《月旦民商法》2010年9月，第29期。
7、《欧洲民法典/原则可能性结构说明草案：特别是从第一编到第三编》，独译，（原文语种：英文），载《中德私法研究》2010年第6卷。
8、《Principlesof European Contract Law and Its Impact on Chinese Contract Law》，载韩国《Asia Private Law Review》No.3, Dec.2009.
9、《梦想抑或现实？--欧洲民法法典化命运之探析》，载台湾《月旦民商法》2009年3月，第23期。
10、《欧洲合同法最新发展之探析》，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2期。
11、《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欧洲民法趋同和法典化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1期。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8年第6期。

㈦ 有什么关于合同法的书推荐

我国的：王利明老师：合同法研究一二卷，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他的著作对于普及法律版知识和打基础的话权很是不错的江平老师：合同法精解韩世远老师：合同法总论，违约责任研究还有陈小君老师，李永军老师的也不错国外民法比较全面，可以看一下欧洲合同法，我国法学专家的观点好多都是借鉴外国的

㈧ 米健的人名

米 健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澳门科技大学教授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57年6月
学历：法学博士
专业方向：民法学、比较法学、罗马法。 1977年考入甘肃兰州大学历史系，1981年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4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12月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1987年起任讲师，1992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5年破格晋升为正教授。
1988.1-1989.5获国家教委奖学金前往联邦德国汉堡马普外国法与国际私法研究所进修，先后于德国多所大学讲学；1990.4-6应邀作为客座教授前往意大利罗马大学访问交流。1991年，获国家教委优秀青年教师科研基金奖，完成《欧洲单一市场法律制度》科研项目。
1991.10-1995.4应澳门政府聘请，受司法部、国家教委派遣以中国法律专家身份前往澳门参与澳门法律本地化工作。在澳门期间主持编写了澳门第一部中文法学著作《澳门法律》。1995年在学校支持下创办中国政法大学澳门研究中心，任主任。1997-1998获德国洪堡科研奖学金，作为客座研究员往德国波恩大学法学院进行专题研究。1998年回国后创办中国政法大学德国法研究中心，任主任。2001年任《比较法研究》主编。2001年9月-2002年9月参加中组部的支持西部开发的“博士服务团”，于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任副院长。2002年在学校支持下创办中国政法大学中德法学院，任院长。2003年创办《中国法学文档》杂志，任主编。与德国学术交流中心合作，主持大型法学翻译项目“当代德国法学名著”。 自信人生万里遥——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米健
谢庆 陈虹伟 上传时间:2004-12-2
上山下乡、从兰州大学到厦门大学再到中国政法大学、去国外进修、在澳门工作、赴青海挂职，辗转学途，万里游历，生性喜欢远游的米健，一路走来，风光尽收，硕果累累，平凡的人生也因此变得丰富多彩。 也许，50年代出生的人注定要被一段艰苦的岁月打磨，但他们对理想的追求从来都是单纯而执著。
1975年4月，18岁的米健带着理想主义情怀，来到甘肃省武威县插队落户。他挑水磨烂过肩膀，赤脚趟过冰河，因断粮饿过肚子，喝过人畜共饮的池水，但他懂得了什么是困难，懂得了如何从容面对人生的苦难。
在那一代人中，米健是幸运的。1977年12月，米健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并于第二年春天如愿走进兰州大学学习历史。那时，喜欢古典文学的米健一心想当个作家。“我觉得历史可以为写作提供更加广阔深厚的知识和思想背景。”学习的过程中，米健对希腊罗马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进而又发现了罗马法这个全新的知识天地。米健开始自学法律。“我近乎单纯的梦想是将来做一名律师，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和为民请命替天行道的法律侠客。”当时的罗马法就像一个引子，将米健带进了法学的殿堂。1981年米健考取了厦门大学法律系罗马法专业的研究生。
那是一段自由自在学习和享受生活的美好时光。厦门大学美丽的校园，银色的海滩，蓝蓝海水和阵阵海涛，米健至今记忆犹新。“在那里，我有幸遇到了如父辈待我的导师李景禧和胡大展先生，使我不仅学到了如何为学，还学到了如何为人。”1983年，通过导师胡大展的安排，米健和另外两个同学来到北京，分别在张晋藩、张希波和曾宪义老师家中学习中国法律史，在林榕年老师家中学习外国法制史。这种类似读私塾的学习方式，让米健更是终生获益。
1984年，结束了厦门大学的学习生活，米健走进中国政法大学，和著名法学家江平一起为本科生讲授罗马法，继续着他的罗马法情结。很快，1987年，米健和江平教授合作撰写的《罗马法基础》一书，就以其独到的研究方法和丰富的内容在法学界产生影响。米健开始在年轻学者中崭露头角。事实上，罗马法只是米健向更广阔的法学领域拓展的一道桥梁，这样小的一方天地无法让他满足。 在现代中国文坛，米健最推崇鲁迅和林语堂。“鲁迅的深刻犀利和民族责任感，林语堂的超逸洒脱和人格独立都令我佩服。在治学上，鲁迅的‘拿来主义’和林语堂的‘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作宇宙文章’一直被我奉为治学的最高境界。”
在米健看来，一个好的学者不仅要有人文关怀，更要有人际境界。所谓人文关怀就是对社会、对民生的责任感，所谓人际境界就是要有超越民族国家，放眼人类社会的胸怀。二十多年的法律之旅，米健始终在追寻一种大气且通达的学术胸怀。无论是在国内教学研究，还是出国进修或在境外工作，他都有意识地在东西方文化的广阔视野下，追求纵横东西，通达古今的治学境界。
1988年，米健远赴德国进修，开始了他与西方先进法律文化的第一次最亲密的接触。1991年10月，米健前往澳门，以中国法律专家的身份直接参与澳门法律本地化的工作。十几年来，他又先后多次到德国、瑞士、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以及港澳地区进行学术访问和讲学，吸纳古今，博采众长，一步一步向着自己的目标靠近。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米健的学术研究会涉及罗马法、比较法学、德国法、澳门法、民商法和司法制度等众多领域。他提出的侵权行为归责原则两元制的观点，“民事法律行为”命题的谬误及有关法律行为理论的误解，都曾在学术界产生影响。如今，米健早已成为比较法学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所论证的从比较法到共同法的必然性正逐步被更多的人认同。
不能否认，德国法对当代中国法的表现模式和发展走向起了决定性影响，两次赴德国研习法律的米健因此又增添了一份使命感，要让中国法学界更多地了解德国和西方法律制度。于是，在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资助下，由米健领衔主持的系统翻译德国法学名著的浩大工程开始了。自1998年以来，这套“当代德国法学名著”丛书已经翻译出版了15本，其中包括德国民法总论、欧洲合同法、行政法学总论，这些法学专著堪称当代德国乃至欧洲法律界公认的法学经典，被学界誉为近些年来翻译质量最高、规模最庞大、选题最精深的翻译丛书。谢怀栻等翻译的《德国民法通论》更是不同凡响。
在澳门，米健的具体工作是协助其民法典的中文翻译。米健不仅参加了《葡萄牙民法典》及其他诸多法律的中文翻译工作，还负责组织策划编写了澳门历史上第一部中文法律著作《澳门法律》。与此同时，米健和他的同事共同翻译出版了德国比较法学名著《比较法总论》和英文的《比较法律传统》。离开澳门后，米健又推出了有关澳门民商法律制度的专著《澳门民商法》以及内容更为广泛的论文集《澳门法制与大陆法系》，至今仍是大陆和澳
门有关澳门法律制度的代表性著作。“澳门三年中我做了一些值得自己回味的、对个人人生和澳门社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那段时期，米健迎来了学术上的又一座高峰。
“我花费了许多精力研究外国法律，但从来都是尽量使之能够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用之于中国的法学与实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索，2001年9月，米健参加了支援西部“博士服务团”，远赴青海，担任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一年的法官生涯，让米健感触最深的是，理论不应该仅仅是对理想的勾画，而是能够用于实际、改变实际，使实际逐步接近理想的思想方法。这种全新的体验让米健的学术研究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 “几十年中，我不断面临选择，不断作出选择，它们都影响到我的人生发展。每次选择都意味着一次新的人生拼搏。”
1990年，米健接到澳门政府的邀请，没有想象的欣喜，相反却陷入了深思。时值澳门回归前夕，参与澳门法律本地化，无疑是参加一项历史性的工作。但当时他已经报考了江平老师的第一批博士生，还要协助江老师进行“外国法律文库”的翻译项目，去澳门就意味着与博士终生无缘。当他向江老师征求意见时，江老师非常支持他接受邀请，江老师说，去澳门的机会只有一次。江老师这种宽容大度的胸怀，令米健至今心存感激。“我在学术发展上最大的遗憾就是不得不放弃已经考完的攻读博士的机会。”
1995年，米健又不得不面对去留澳门的问题。选择留下，就是选择了非常舒适的生活，但在当时由葡萄牙人管治下的澳门，和北京的治学环境无法相提并论。选择离开，就意味着要放弃丰厚的薪水，放弃地处澳门高尚住宅区的居所，同时还必须作好思想准备去接受政法大学的筒子楼和低得多的薪水待遇。无疑，米健必须在学术与金钱之间作出选择。在犹豫了几个月的时间后，他最终选择了离去，在学术与金钱之间，选择了学术。金钱的诱惑已经无法将他打动，“这也是我在当前物欲横流的社会氛围内，能够平心静气读书治学的原因所在。”
去青海高院挂职也是米健人生中的一次重要选择。2001年夏天，两个选择摆在他的面前，是应邀去澳门某大学做副校长，还是去西北青海挂职。选择前者，可以重返澳门做些事情，而且收入很高；选择后者，去边远贫穷地区，收入还会降低。“但我还是选择去了青海，尽管家人或旁人有不同看法，但我自己认为这是符合我人生信念的选择。”
的确，就像米健所说的，“每次选择都意味着一次新的人生拼搏”，1996年，米健从澳门回到中国政法大学不久，在学校支持下成立了澳门研究中心。该中心在澳门回归祖国之前做了一系列非常有意义的工作。1997年，米健又一次到德国进行专题研究，“当代德国法学名著”丛书得以酝酿、诞生。1999年，中国政法大学建立了德国法研究中心，2002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德法学院，米健挑起院长的重任，全身心投入。
2004年10月，由中德法学院主办的《法律全球化与共同法发现》大型国际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研讨会会聚了来自中国、德国、日本以及台湾、澳门等国家和地区众多一流的法学专家。这场中西方法律文化碰撞与交流的盛会，正是对米健多年来孜孜以求的治学境界的最好注释，也是他希望在更广阔的法学天地中纵横驰骋所付出的努力。
本文原载于《法制日报》记者 谢庆 陈虹伟

㈨ 周忠海的主要著作

《国际法学述评》，法律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法律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国际海洋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欧洲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电子商务法导论》，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0年；《中华法学大词书（国际法卷）》，中国人民检察出版社1993年。等。编著
《中国大网络全书》第二版（国际法卷）主编；《周鲠生国际法文选》，《法律辞海》，《英美民商事诉讼文书范本》，《中国商法》(Business Law in China, Trade, Investment and Finance),英文版，《中华法学大辞书·国际法卷》，《中国法学大词典》(国际法卷)，《中国知识产权法律实务大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疑难条文释义》，《WTO诸边协议释义》等21部。
（三）译著
《合同法概论》，《英汉辞海》，《法律教学新方法》，《欧洲合同法》，《国际公法规则之冲突》等8部。
（四）学术论文
“国际法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中国入世后的若干法律问题思考”，“粗暴践踏国际法已构成犯罪”，“进一步推动国际法在中国的研究和发展”，“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和有关的国际法问题”，“国际经济法在中国的研究与发展”，“WTO规则与国际法”，“海洋法中的剩余权利”，“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全球通缉经济犯罪的难题”，“海外投资的外交保护”，“论武装冲突中的习惯国际人道法”，“武装冲突法”， “海洋法与国家海洋安全”，“生物科技相关法律问题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论现代国际海洋法中的海盗”等150余篇。

法学专著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国际法/周忠海,2006-9-1版
国际法(新纪元高等政法院校系列教材)/周忠海,2004-9-1版
电子商务法导论/周忠海,2000-8-1版
国际法学述评/周忠海,2001-7-1版
2001年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历届有效试题自测题库/周忠海,2001-4-1版
皮诺切特案析/周忠海,1999-3-1版
引文索引关于电子签名和认证的法律问题研究 /谢波
论澳门的缔约前过失 – 德国法学的贡献 /范剑虹
外空损害赔偿责任机制在环境问题上的新思考——从责任主体与求偿主体的角度分析 /杨瑞英

㈩ 英美合同法和我国合同法的区别有哪些

一、关于法律适用范围的比较
1、通则的适用范围
我国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与国际私法协会公布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通则）[1]有一定关联性，通则的有些规定，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可以适用的。我国《合同法》第126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该条规定与通则前言第2款规定一致，即在当事人一致其合同受通则管辖时，适用通则。因此，我国当事人在与涉外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可约定适用通则。该通则比《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公约》适用范围要更宽泛得多，具有相当的灵活性。除国际商事合同外，该通则也可替代国内法适用。如前言第4条规定，“当无法确定合同的适用法律对某一问题的相关规则的，通则可对该问题提供解决办法。” 该条规定旨在说明，即使合同是由某一特定国内法管辖，但对案件解决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从通则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以往我国的司法实践在处理案件遇到困难时，一般求助司法解释、学理解释，还有专家论证。现在通则关于交易纠纷的一些规定又给我们开辟了解决纠纷的途径。通则不是国际公约，不具有强制性，适用与否完全可依当事人的意思选择，但是要明确的是，通则是由近20个国家的法律专家对国际交易的规则进行潜心研究的成果，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它较之国际货物买卖公约适用范围要宽泛得多。参照通则的有关规定，可为我国《合同法》的立法与适用拾遗补缺。通则的宽容之处在于，任何规定都不得限制根据有关国际法原则而应适用的强制性规则的适用，无论这些理制性规则是国家的、国际的还是超国家的（1.4条）；除通则另有规定外，当事人可以排除通则的适用，或者减损或改变通则任何条款的效力。因通则所具有的这种非强制性，当事人根据各自的情况既可以排除或部分排除该原则适用，使之更适合于当事人的特殊交易需要。“凡属于通则范围之内但又未被通则明确规定的问题，应尽可能地根据通则确定的基本原则来处理”（1.6），这就给我们在实务中遇到法律障碍的时候提供了有益的鉴镜。
2、关于格式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共有三个条款，从表面上看对出具格式合同一方不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少，非但起不到保护非格式合同一方，而且往往成为出具格式合同免责的武器。《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41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于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格式合同亦称定式合同或标准合同，对于同一种类、性质并且重复交易的行为，采用标准文本，既节约了交易成本、洽谈时间、条款的争议，也有平等待人的“镜像”。这是人们通过长年累月的交易总结出来的经验，对此应予肯定。但是格式合同的弊端也很多，一是不允许当事人协商和修改（如借款合同、租赁合同、保险合同、房屋买卖合同等）；二是绝大多数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都对出示格式合同一方有利，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强奸民意。而缔约的另一方往往是弱势群体，对某些条款即使不同意，但迫于急需无奈，也只有违心签字；三是有些专业术语，作为缔约的另一方难以理解，糊里糊涂签了字；四是这类合同都是出具格式合同的一方代理人或中介人代办，但这些人为了急于收取代理费或中介费的功利目的，常常会对另一方作虚假承诺。对于格式合同最为人们诟病的是保险合同。无论是人寿保险还是财产保险，都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部门立法，其目的并不在于“保险”，而在于“圈钱”。所以保险合同纠纷频繁出现，投保人屡受拒赔之苦。笔者经常承办这类案件，对于法律上的障碍困惑费解。
首先，所谓通常理解，可以说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无任何标准，这又给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间，谁送礼多，谁就获胜。投保人是弱势群体，纵然满身是嘴，也难抵法官的“通常理解”。比如前例中的重大疾病保险合同的心脏病（心肌梗塞）一条，投保人和保险人完全可以各执一词。投保人称心率过速是心脏病的一种，保险人抗辩说，按通常的语法理解，这里的心脏病仅指心肌梗塞。从字面上看，保险人是有道理的，因为按照中国语法习惯的心脏病，只是特指括号里的“心肌梗塞”，这本身就会使法官处于两难境地，在实务中肯定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诠释。
我们认为通则对于确认格式合同条款效力的规定倒是切中时弊：第2.20条（1）如果标准条款中某个条款是对方不能合理预见的, 则该条款无效, 除非对方明确地表示接受；（2）在确定某条款是否属于这种性质时, 应考虑到该条款的内容、语言和表达方式。第3.10条：（1）如在订立合同时，合同或其个别条款不合理地对另一方当事人过分有利，则一方当事人可宣告该合同或个别条款无效。除其它因素外，尚应考虑下列情况：（a）该另一方当事人不公平地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依赖、经济困境或迫切需要，或者不公平地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缺乏远见、无知、无经验或缺乏谈判技巧的事实，以及（b）合同的性质和合同的目的。（2）依有权宣告合同无效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法院可修改该合同或条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3）依收到宣告合同无效通知的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法院也可以如前款所述修改该合同或该个别条款，条件是该方当事人在收到通知后，并在对方当事人依赖该通知行事以前及时告知发送通知一方当事人。本章第13条（2）款的规定相应适用。” 我们认为，《通则》这些条款胜过《合同法》关于格式合同的所有条款，为此，我们建议关于在将来的《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中应将《通则》条款纳入国内法，这对于格式合同的纠纷处理将大有裨益。
3、关于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5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我们认为，对于上述合同规定无效，非但不能保护另一方（守约方）的合法财产利益，恰恰减轻了对不法民事行为人的惩罚力度。对此应借鉴通则第3.3条：（1）合同订立时不可能履行所承担义务的事实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2）合同订立时一方当事人无权处置与合同相关联之财产的事实本身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通则规定的即使是自始不能履行的合同，如一方当事人已将所有的房屋出卖给另一方并已过户，在合同已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合同效力，判令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在一方当事人将无权处置他人的财产的情况下，也不影响合同效力。这就是对擅自签订合同坑害他人的所谓不道德的人予以惩罚，对于欺诈、胁迫等致合同无效的条款，通则的规定也有利于受害人一方。请看通则第3.11条：（1）如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或一方当事人错误归因于第三人，或为第三人知道或理应知道，而第三人的行为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则可宣告合同无效，其条件与由另一方当事人本身签订的合同宣告无效的条件相同。（2）如欺诈、胁迫或重大悬殊归因于第三人，而其行为不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如果另一方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道此欺诈、胁迫或重大悬殊，或者在合同宣告无效时还未本着对合同的信赖行事，可以宣告合同无效。这两条较优于合同法的地方在于：第一，对于合同的有效与否的决定权由守约一方决定。可以承认有效，也可以宣告无效，合同的效力不是由法律规定。第二，守约方宣告无效是对另一方的严厉惩罚。因为该条所谓的欺诈，其原因并不在于缔约的一方，而在于第三方的原因，这与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大相径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法律规范也属法律文化，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应当根据国情合理继受、过滤和消化对我们有益的立法理念，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共识。关于格式合同的效力，除《通则》可资借鉴外，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也可参考。如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2款将“程序性的”和“实质性的”公平标准合而为一：（1）合同履行和相对履行之间“明显地不相称”，（2） 并且一方当事人“通过利用另一方当事人的困境、缺乏经验、缺乏判断力或无重大的决断力”而达成的合同，则合同无效。 [2]以色列对格式合同（标准合同）的限制更为严格，该国《合同法》第14条规定，“就契约文句之全部参酌其他情事检讨后确信限制文句对顾客不利，或给予供给等以有危害顾客之虞之利益等，证明该文句之全部或一部为无效”。[3]世界各国对格式合同的免责条款有的称为“灰色条款”，有的称“黑色条款”，对此效力都作了严格的限制，这符合20世纪以来的照顾弱者的立法潮流，对合同自由原则进行了修正，为此有学者将当前的时代称为“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 的时代，颇有几分合理之处。 因此，笔者建议在未来修改合同法或作出司法解释时，将格式合同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利的免责条款，规定法院可以直接认定无效，这比所谓通常“理解”更为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
二、关于要约与承诺的比较
我国《合同法》借鉴通则最多的部分是要约和承诺的方式部分，即第1条—31条、34条，共计20条之多。这部分条款涵盖要约、要约邀请、要约的撤回、要约的撤销、承诺及承诺的期限及撤回等。通则关于要约和承诺计有12条，即2.1—2.12。两者内容大致相仿，但有些差异是值得重视的。《合同法》第13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通则第2.1条规定，合同可通过要约的承诺或通过当事人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而成立。但《合同法》对合同的订立方式只采用要约、承诺方式似乎绝对，也不大符合人们的交易习惯，而《通则》在要约和承诺之外加上“可通过当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而成立”则宽容和豁达，而且囊括其他所有的合意行为。仅此一点，合同法就稍逊一筹。市场交易的实践表明，所有的合同并不都是要约和承诺达成的。关于通则乃至其他民法典在订立合同方式局限于要约和承诺的错误已被德国法学家海因?克茨所发现。这位德国民法学家尖锐地指出各国立法的偏颇，“近来很多民法典规定，要约和承诺是合同订约的惟一方式”，这是错误的和非理性的。他认为，订立合同的要约和承诺的规则基本上是从18世纪发展起来的。《葡萄牙民法典》和《奥地利民法典》几乎没有涉及这一问题，在《法国民法典》中根本没有提及。但是，近年许多国家的民法典都规定了要约和承诺是订立合同的唯一方式。如《德国民法典》第145条“向他人发出订立合同的要约的人，受要约约束，但要约人已排除要约的约束力的除外” ；第147条“（1）向在场者发出的要约，只能立即承诺之……（2）向不在场者发出的要约，只能到要约人在通常情况下可预期收到答复时为止承诺之。” [4] 《瑞士民法典》第5条，“向不在场当事人发出的，没有承诺期限的要约，在要约人收到以合理方式在合理的时间内送达的承诺之前，要约有效。要约人可以推定其要约在合理的时间内到达要约人。在合理时间内发出的承诺，但到达要约人时迟到的，要约人应当立即将比情况通知对方。否则承诺产生法律效力。” [5] 2002年第1版第2页的《日本民法典》第521条、第522条也有此规定。荷兰1892年新修改的债法总则第217条，“合同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 [6] 也只能通过要约和承诺才能订立合同。意大利、蒙古等国也都未忽视要约和承诺这个20世纪最新的合同法范畴。除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之外，英美国家大都把要约作为合同订立的一个要素，尽管各国合同法理论或实务中对要约称谓有所不同，诸如投价、发盘、建议等，对承诺的称谓在各国贸易实务中称为“还盘”等。[7] 我国《合同法》借鉴通则最多的也是在关于订立合同须有要约和承诺的方式方面。笔者上引的德民、瑞债均指要约和承诺是指“不在场”的情景下才适用。我国《合同法》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必须将“同意”写进要约和承诺中，因为双方当事人是面对面地订立合同。这是我国《合同法》食洋不化，照抄照搬，违反人们交易习惯的结果。在罗马时代，合同义务原本是以订立契约为目的确立的。订约时双方当事人都需要亲自到场，即使这种手段被放弃，一般来说合同的订立仍需要双方当事人在场。……因此，罗马法学家从未认为有必要将“同意”用要约和承诺这两种陈述方式单独地表示出来。这种需要中介在可信赖的邮政服务出现和远距离订阅合同成为可能之后，才成为可能，这就是德民和瑞债指的双方当事人不是面对面的“不在场”的情况下才适用要约和承诺。如果将所有的交易都定格在要约和承诺的一种方式上，这是错误的。毫无疑问，在许多业已订立的合同案件中，任意将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视为要约而把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视为承诺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我们以土地买卖为例，其文件已起草并已公证，并由双方当事人同时签字，因此，很难说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了要约，且另一方当事人表示了他的“承诺” ；再如，一位消费者用现金买一包香烟时，显然，双方当事人是在订立协议。但是，将整个程序分解为“要约”和“承诺”，并讨论卖方交付一包香烟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约”和“承诺” ，卖方交付一包香烟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约”，或买方在收款处交付了现款是否就算作出了“承诺”，这几乎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或许对新任律师有些用处。在强行将合同订分立为“要约”和“承诺”时，另一难以处理的情形是，相对方向的建议和反建议在进行长时间的协商谈判后才达成协议，在合同成立时，很难作出明确决定，但是那种认为合同应通过要约和承诺订立的思想对于完成任务毫无意义。[8]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订立合同从理论上讲，有要约和承诺是成立的。但对于面对面的交易行为，很难界定哪一方是要约，哪一方是承诺。如律师与当事人谈代理费的数额时，通常是在讨价还价过程中达成的代理协议。比如就某一收费标准，律师提议按标的额的5%收费，委托人说太高能否按3%，律师说不行，最少也得按4.5%，双方最后达成按财产比例的3.5%收费。这种讨价还价中有要约，有反要约（新的要约）；有承诺，有否定承诺，双方在订立合同时，互有要约和承诺，两种方式混合在一起，很难分得清何者为要约，何者为承诺。当然，在人对机器或物发生交易的场合，如自动售货机、投币买地铁票、在宾馆使用备用的特殊物品如安全套等，只要开封，就可视为承诺。物品上标明的价款是要约，投币或开封视为承诺，这是简易的交易，但是大量的交易远非如此简单。再如，建筑工程合同的订立则更为复杂。一般认为，招标公告是要约邀请，建筑施工单位前去投标是要约，招标人接受投标是承诺，一旦接受，合同便正式成立。[9] 笔者对这种认识不敢苟同。在司法实践中，招投标仅是建设工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整个建设施工合同中的一个链条，就投标人前去投标而言，因投标人数众多，在未开标之前，尚未涉及建设项目实体内容，即未涉及项目、价款、履行方式等合同主要条款情况下，合同即使是成立了，也是无内容的。按照我国《招投标法》规定，建设工程招投标有如下环节：招标（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发中标通知书→签订建设工程合同。建设部标准合同文本第二部分“通用条款”对此有明确的解释。上述组成部分均为建设施工合同的组成部分。这是一连串的民事行为，最后归纳在一个总的合同之中。若按高尔森教授的观点，在招投标中，投标人只要前去竞标合同就成立了，但一旦未中标，按此逻辑可以告投标人违约了，然而这岂不荒唐？笔者用此案例证明，何为要约、何为承诺并非楚河汉界一目了然。至此，我们认为，通则第2.1条的“或通过当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合同即成立的规定更加符合交易习惯。德民和瑞民将要约、承诺限缩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均有理论的、立法的和实践的意义。因此，我们在代理具体案件的实务操作时不妨借鉴一下通行的相关规定，以解除法律解释上的困惑和障碍。
三、缔约过失：先合同责任、后合同责任、侵权责任？
对于缔约过失责任，是合同责任、非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目前在理论界尚存争议。缔约过失责任理论是由德国目的主义法学家耶林于1861年发表的《缔约上的过失、契约无效于未臻完全时的损害》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创立的，被誉为法学上的重大发现，填补了法学上的盲区，其基本内容是指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信赖利益损失时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个理论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承认。1994年通则第2.15条（恶意谈判）规定：（1）当事人可以自由进行谈判，并对未达成协议不承担责任；（2）但是，如果一方当事人以恶意进行谈判，或恶意终止谈判，则该方当事人应对因此给另一方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3）恶意，特别是指一方当事人在无意与对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开始或继续进行谈判。
对于缔约过失责任，《欧洲合同法通则》称之为磋商过程中的责任。该通则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缔约过失关于恶意谈判中的第2.301条1——3项，第2.302条关于保密义务的规定几乎完全一致，这充分说明了国际商事游戏规则的趋同化乃大势所趋，人类的文明成果可以相互吸纳互为消长。[11] 诚如德国法学家海因?克茨在《欧洲合同法》德文原著前言中所预言的那样：如果说欧洲在经济方面必然要形成统一的单一市场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欧洲的私法起码在某种程度上势必要统一起来，那一天终会来临，鸿沟将会被填平。[12]这是智者之识。笔者认为何止欧洲，在将来的某一天世界会统一于一个游戏规则，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乐观的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国《合同法》不仅成功的消化了耶林的缔约过失理论，而且在借鉴了通则的基础上还有一定的发展。
缔约过失的前合同义务的体现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磋商；（2）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3）未尽协力义务；（4）未尽先义务，以及未尽保密义务。
缔约过失后合同义务体现在第58条，即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是梁慧星先生所讲的“合同关系虽然消灭了，法律仍要求当事人负某种义务，违反了这种义务就要承担责任。这个责任不属于侵权责任，也不属违约责任，类似合同义务。” [13]
除此之外，还有后合同义务，即附随义务。该义务在缔约前存在，在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也存在，合同法第92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即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办、保密义务。我国《合同法》所提出新的规范，并未将缔约过失责任局限在缔约前的通则之中，而是根据市场交易的复杂性，加大了保护交易安全、惩罚违约的力度。遗憾的是，有的论文在2006年还引用明显过时的观点，[14] 仍局限在缔约前的过失责任范围内，这就落后于我国《合同法》何止十万八千里！所谓缔约过失责任，德国法称为先合同责任，它摇摆于合同法和侵权法之间。在缔约过失责任产生之初，关于应当将其置于何种责任之下的争议便开始了。迄今为止依然争论未休。据笔者归纳，在大陆法系之间关于缔约责任有三种归属方式：第一种方式为先合同义务，德国自2002年起将缔约过失纳入了合同法的框架之内（见《德国民法典》第311条第2款和第3款），其可归纳有如下原则：注意义务、信赖责任、附随义务、保护义务。如一方违反上述义务，则承担原合同可得利益。案件类型有缔约前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受损义务导致合同终止等。 缔约过失理论付诸于司法实践始于德国1911年的一宗“油毯”判例。帝国法院在该案中将适用于合同责任的规则延伸到了与侵权责任更为相关的事实上。一位女士走进一家商店，在购买了许多商品后，向店员说明要买一卷油毯。店员从货架上抽出她要买的一卷油毯时，不小心让另外两卷油毯从货价上滚落下来，砸伤了这位顾客和她的儿子。帝国法院将合同原则适用于这一案件，并论证说：原告是带着购买油毯的意愿走进这家商店的。因此在双方之间便产生了导致销售者应当保护消费者的特定关系。违反此义务，便应当承担合同损害赔偿的责任。由此引发的是，合同责任原则究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侵权事实领域？德国法官的论证表明，假如人们走进一家商店在收银台前等候过程中却踩在乳酪上而滑倒在地板上，合同责任应当包括这种侵权行为。依据油毯一案，若第三人与意在缔结合同之人之间存在某种特定关系，则注意义务则可能延伸到第三人身上。[15]我国近年也多有这种判例，如上海一家书店一学生从电梯掉下摔伤；北京一旅客雨天在饭店门前滑倒摔伤等，都是按缔约过失对待的。 梁慧星教授也举过一个商场因工作人员疏忽未盖地下室盖板，将一顾客脊骨损伤的案例，也称之为缔约过失责任。这是将缔约过失责任扩大化的倾向，值得商榷（下文将涉及该问题）。第二种方式为侵权行为。如2002年9月17日欧洲法院在判决中认为，根据国际管辖法，恶意终止合同磋商的损害赔偿责任应由《布鲁塞尔条约》第5条第3款调整。该款的调整对象是侵权行为或类似行为。将违反诚信原则、恶意终止合同磋商归属于侵权法，法国、比利时及卢森堡等多国持此观点。法国主流观点认为先合同责任属于侵权性质。1988年法典对此法律观点予以确认。比利时法学界的立法观点同样倾向于合同责任归于侵权责任之中，卢森堡法律体系主流观点也将先合同责任纳入侵权责任之中。第三种方式为将缔约过失与侵权责任相区别，其代表性的国家是希腊。其民法典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态度，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将所有先缔约出现的损失或侵害都往缔约过失篮子里装。《希腊民法典》第197-198条依据缔约的目的来界定何为缔约过失、何为侵权行为。该法典首先承认缔约过失的赔偿责任，对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和先合同的首要地位予以确认，并创造健康的商业交易关系。对此，法学家们举例说，假使某人走进一家商店打量陈列的商品，或走进一家餐馆找位子，并不属于希腊所理解的缔约过失责任范围，因为他们与合同标的之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对学者们经常引述的德国法院判决的缔约过失案例，如“亚麻油地毡案”、“顾客香蕉皮滑倒案”、“菜叶案”，[16]希腊法学家认为应当适用侵权法，而不是缔约过失责任，所说缔约过失应为缔约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磋商或违反保密义务等才符合缔约过失构成要素。对此观点，笔者甚表赞赏。现略陈述浅见如下：
首先，要认定是否属缔约过失责任，应按缔约过失理论和通则、合同法的观点和规范去把握，即本文前面引用的如恶意磋商、隐瞒真相、协力义务、告知义务、附随义务等。如违反这些原则性规范可以确认缔约过失责任。第二，要依照当事人是否有缔约之目的认定是否确属缔约过失责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节假日或闲暇时，逛商店习以为常，有购物的，也有以消遣为目的的（不在少数）。第三，要把握缔约过失法律概念的含义。缔约过失责任概念有三层含义：一是缔约是前提，无缔约的明确目的，即使受到伤害也不能往缔约上靠。二是须有过失。过失有两种含义，一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二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这两种都不含故意之意。三是在具备前两个要素的情况下才存在责任承担问题。只有具备这三个要件，才构成民事行为的缔约过失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