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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病与经济法

发布时间: 2022-04-23 18:27:46

① 如何看待大城市病

大城市病的文化因素是随着城市扩张而生成的,特别是资本主导的城市扩张扭曲了人们的利益观,加重了城市失序。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在城市的兴起,很多地方的城市文化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这一变化,在文化上集中表现为城市不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以金钱为中心。特别是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不断被私人利益蚕食和侵袭。过去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早已被私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所取代。这一理念的变化,对于市场经济来说,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是一种进步;但对于城市秩序来说,则起着致命的破坏作用。

比如,我们曾经倡导的“盘活”理念,对搞活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其文化意义是永恒的。但超出经济领域,超越资源约束,特别是进入城市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其文化的破坏作用同样是巨大的。在惟利是图利益观的导引下,不但公共道路侵占比比皆是,私搭乱建无序蔓延,在法不责众的共识下,小产权房已成为不治之症;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扭曲的利益观在非理性的“给政策”的推动下,在教育领域、卫生领域、行政领域得以蔓延和渗透,误导着改革方向,滋生出各种乱象,异化着城市性质。可以说,利益观的扭曲,阻碍了城市治理的进程。

② 我国城镇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在哪里

⊙徐策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2009年,我国城市化率为46.6%,城镇人口增加至6.2186亿。但是,由于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限制,我国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城镇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进程。 除此之外,我国城镇化过程中还积累了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暴露出来,城镇化速度与质量不匹配。“十二五”时期,应在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城镇化质量的提升,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1.我国城镇化水平总体滞后 对于城镇化水平是否合理的认识分歧很大。目前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认为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主要是集中在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比较,中国同国际经验的比较;二是认为前者夸大了城镇化滞后的程度,认为中国城镇化大体合适,略微滞后。理由是参与城镇经济活动的近郊农民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外地农民没有算在城镇人口中;三是认为中国不是城镇化滞后,而是隐性超城市化,主要原因是工业产值中的很大部分是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创造的,应当把农民及其供养的家庭人口也计算进城市人口才比较合理。 应该说这三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都不准确,三种说法均是以城镇人口占比即城镇化率为核心指标来刻画城镇化水平的。然而,城镇化是一个极丰富的概念,并不见得城镇化率越高就意味着城镇化水平越高。在一定的统计口径下,农村人口快速地转移至城镇、或者说城镇数量的增长只是从单一的数量层面刻画了城镇化的水平,缺乏对城镇化的质量和健康程度的考量。这种片面的城镇化水平评价方法指导下的城镇化将使城镇化逐步偏离其真正含义。 第二种和第三种说法以从事甚至参与城市经济活动的人口都计算在城镇人口之内,显然是犯了将城镇化水平的数量层面的单项指标夸大的错误。因此,我们比较倾向于我国城镇化水平相对滞后的说法,与第一种说法相近,但滞后的原因要远比第一种说法丰富得多。 2.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 城市是工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内涵和发动机,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表现形式和促进器,二者相互促进,理想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工业化与城镇化适度同步推进,二者协调发展。 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原因主要是我国长期实行重工业化优先发展的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较少,再加上户籍制度等制度安排人为地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向非农产业转移,所以尽管工业增加值大幅增加,而工业劳动力却增加不多,工业化进程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农民非农业和城镇化。 城镇化过程也是非农化的过程,城镇不仅是第二产业的聚集地,同时也是第三产业的聚集地,城镇化不仅是农民转向工业就业,也是农民转向服务业就业。综合衡量,我国城镇化水平不仅滞后于工业化,还滞后于非农业化水平。 3.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城镇化的过程本应是随着市场化、工业化而发生的,从二元社会结构逐步向一元社会结构转化、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产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农民的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均发生着深刻变化,城镇化实质上是人口与土地两个层次同步转型的过程。 然而,长期以来,城镇化被狭义地放大了城市(镇)房地产业的发展,出现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趋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出现了乱占耕地现象。近年来,我国城市发展的空间失控现象严重,突出表现为城市以一种粗放地方式快速蔓延,大量占用耕地,也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 4.“伪城镇化”、“半城镇化”和“不完全的城市化” 改革开放之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9年的46.6%,年均增长接近1个百分点。然而受中国城乡分割以及户口制度的约束,这种城镇化尚是一种“伪城镇化”。大量的农村产业工人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镇人口,但其并不能同等享受到城市(镇)的各类公共服务。这实际上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过程中的一种不完整状态。 具体表现为农民已经离开乡村到城市就业与生活,但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城市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在这种以“常住的流动人口”为主要推动力的现行城市化模式,由于没有给予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庭永久定居的选择,因而城乡人口年龄结构被逐渐倒置,在城市人口生产性提高的同时,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大。 因此,这种人口结构变化趋势意味着,城市得以延长人口红利期,是以农村人口结构扭曲为代价的。在一定程度上,城镇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工的发展为代价而取得的。 5.城镇化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破坏 城镇的形成发展与环境条件密切相关,其发展依赖于良好的自然环境,同时也深刻影响着自然环境。城镇化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是由于城镇的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日常生活所消耗自然资源以及排放废弃物的数量超过了自然环境的净化能力而引起的。 随着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可利用资源的相机减少,城市发展和生态环境容量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尖锐。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资源环境基础或消耗行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首先,城镇的土地和淡水两大资源的直接占用或消耗所占的比重还不高,但在人类生态系统直接或间接诱发的物质消费法则下,全国城镇化发展使用的土地资源占用比例达到20%以上,淡水资源的占用比例达到30%以上。 其次,尽管能源和矿产两类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只存在于点、线的空间形式,但其资源消费的80%及以上都发生在城镇系统范围之内。 第三,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能源和矿产资源消耗水平的快速提升,国家城镇化发育的环境基础损耗或被占用程度也发生着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存在于“面状”形式(如二氧化碳排放和酸雨),而且存在于“条带状”或“线状”(如河流污染)以及“点状”(如工业和城镇固体废弃物排放,以及采掘业的地貌环境破坏)形式。 因此,城镇化的物质消费需求使得整个国家的资源环境基础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6.部分大城市快速发展出现了“城市病”的迹象 城市因人口聚集而提升发展效率,但也因此产生更多能耗,交通、水电气热等供应压力不断增大,尤其是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过大和过度集中,将出现“城市病”。我国城市的版图正在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延伸。 当城市数量越来越多、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后,人们却惊愕地发现,本应为人们生活提供便利的城市正在遭遇着越来越多的问题。“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这样的讨论已成了北京、上海等城市居民的热门话题,因为大城市生活中的种种不便造成了城市居民欲罢不能的心结。 “城市病”是随着城市扩张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一种特殊病症。但它像幽灵般始终驱之不散,不仅危害市民的身心健康,降低市民的幸福感,同时也影响并制约城市的发展,加重社会管理成本,使城市发展处于两难境地。 7.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四点建议 “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化仍然处于加速阶段,如果按照1%的速度增长,到“十二五”期末,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超过50%,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 面对城镇化过程中出现日益严重的问题,我们不能继续单纯追求城镇化率快速提高,除了城镇人口比重的快速上升,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还将向着国际化、群落化、生态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并且更加注重内涵式城镇化发展,提升城镇化的质量,不断提高城镇化的包容性,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结合城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以及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十二五”时期,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需要重点考虑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城镇化过程要与工业化过程相适应,并形成互动格局;第二,城镇化过程中要实现了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第三,城镇化过程中要充分地实现了非农就业的人口在就业、养老、医疗、子女教育、居住条件等方面福利改善和有效保障,要着力促进了农民市民化;第四,城镇化过程中要避免实现了交通拥堵、公共服务资源紧张、生活幸福感下降等“大城市病”。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

③ 城市病的具体表现有哪些

1、人口膨胀:

特大型城市通常对人口具有强大的集聚作用,而人口的快速集聚也成为各大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在人口快速集聚的过程中,一旦城市建设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长的需求,导致各类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滞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出现环境污染、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等城市病。

2、交通拥堵:

交通问题一直是大城市的首要问题。迅速推进的城市化以及大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使得城市交通需求与交通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交通拥挤以及由此带来的污染、安全等一系列问题。

3、环境恶化:

近百年来,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全球的气候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水资源短缺、生态系统退化、土壤侵环境的恶化蚀加剧、生物多样化锐减、臭氧层耗损、大气化学成分改变等。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预测,未来全球将以更快的速度持续变暖,未来100年还将升温1.4℃~5.8℃,对全球环境带来更严重的影响,比如农作物将减产、病虫害发生频率和危害速度将明显增加、水资源短缺将恶化等。

4、资源短缺:

2002年在南非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高峰会议上,一致通过将水资源列为未来十年人类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此外,土地资源紧缺问题也是国际大都市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必然出现的问题。

5、城市贫困;

贫民窟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大中城市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特有现象,贫困人口多数集中于城市,而城市贫民又大部分住在贫民窟,如印度孟买、巴西圣保罗等。

(3)城市病与经济法扩展阅读 :

解决城市病可以采取的措施:

第一、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大家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

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如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所以,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

第二、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

第三、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第四、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④ 城市病的根源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腾飞,城市的集聚效应已非常明显。 “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谐。长期的失谐,必然导致城市生活质量的倒退乃至文明的倒退。在2010年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49.68%,这已足以说明中国即将甚至已经进入“城市型社会”。联合国将2万人作为定义城市的人口下限,10万人作为划定大城市的下限,100万人作为划定特大城市的下限。这种分类反映了部分国家的惯例。中国在城市统计中对城市规模的分类标准如下:市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50万~100万的为中等城市,100万~300万的为大城市,300万~1000万的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为巨大型城市。我国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有6个,而超过700万的已经有十几个。
“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或多或少地都患有城市病,而且还有向中小城市蔓延的趋势。”,常住人口超过1600万的城市大多会有严重的城市病。另外,如果特大城市附近有许多其他城市——成为“城市群”;当城市群(200公里范围内)常住总人口超过3000万时,或多或少地都患有城市群病;当城市群(200公里范围内)常住总人口超过5000万时,也会产生严重的城市群病,尤其是环境问题(城市废弃物难以就近消纳)和交通问题等。

⑤ 什么是城市病

根据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历程,城市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在城市化发展阶段,如果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了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会发生某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过度城市化”现象,产生了一系列被称为“城市病”的矛盾和问题,国际上特大型城市的“城市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口膨胀

特大型城市通常对人口具有强大的集聚作用,而人口的快速集聚也成为各大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在人口快速集聚的过程中,一旦城市建设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长的需求,导致各类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滞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出现环境污染、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等城市病。例如,19世纪末前后,英国城市人口急剧膨胀,造成住房短缺,贫民窟比比皆是;公共卫生设施奇缺,空气及水源污染严重,环境恶劣;就业竞争激烈,工人处境艰难;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等。又如拉美地区,在20世纪中叶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后,城市人口迅速集聚,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出现城市化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发展速度的“过度城市化”(或称为“超前城市化”)。

(二)交通拥堵

交通问题一直是大城市的首要问题之一。迅速推进的城市化以及大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使得城市交通需求与交通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交通拥挤以及由此带来的污染、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在伦敦,由于市中心区域集中了政府机关、法院以及大量的企业、金融机构和娱乐场所,并有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每天在高峰时段有超过100万人口和40000辆机动车/小时进出中心城区,造成该区域严重的交通拥挤,区域内平均车速只有14.3公里/小时,成为全英国最为拥挤的区域。在巴黎,上世纪60年代,由于采取了“适应小汽车发展”的政策,结果私人小汽车与日俱增,导致市区交通严重阻塞,1973年环城快速路开通后不久就出现了持续性的拥挤。在曼谷,由于车速过慢,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停车场,甚至出现过3个月内有900名孕妇因堵车被迫在轿车中分娩的情况。

交通拥堵不仅会导致经济社会诸项功能的衰退,而且还将引发城市生存环境的持续恶化,成为阻碍发展的“城市顽疾”。交通拥挤对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了居民的出行时间和成本。出行成本的增加不仅影响了工作效率,而且也会抑制人们的日常活动,城市活力大打折扣,居民的生活质量也随之下降。另外,交通拥挤也导致了事故的增多,事故增多又加剧了拥挤。据相关统计,欧洲每年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00亿美元之多。第三,交通拥挤还破坏了城市环境。在机动车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交通对环境的污染也在不断增加,并且逐步成为城市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污染源。根据伦敦20世纪90年代的检测报告,大气中74%的氮氧化物来自汽车尾气排放。交通拥挤导致车辆只能在低速状态行驶,频繁停车和启动不仅增加了汽车的能源消耗,也增加了尾气排放量,增加了噪声。

据英国SYSTRA公司对发达国家大城市交通状况的分析,交通拥塞使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交通事故的代价约占GDP的1.5~2%,交通噪音污染的代价约占GDP的0.3%,汽车空气污染的代价约占GDP的0.4%,转移到其他地区的汽车空气污染的代价约占GDP的1~10%。

(三)环境污染

近百年来,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全球的气候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水资源短缺、生态系统退化、土壤侵蚀加剧、生物多样化锐减、臭氧层耗损、大气化学成分改变等。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预测,未来全球将以更快的速度持续变暖,未来100年还将升温1.4℃~5.8℃,对全球环境带来更严重的影响,比如农作物将减产、病虫害发生频率和危害速度将明显增加、水资源短缺将恶化等。环境污染使得城市从传统公共健康问题(如水源性疾病、营养不良、医疗服务缺乏等)转向现代的健康危机,包括工业和交通造成的空气污染、噪音、震动、精神压力导致的疾病等。环境污染对城市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世界银行曾对此做出过估算,认为由于污染造成的健康成本和生产力的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到5%。

(四)资源短缺

2002年在南非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高峰会议上,一致通过将水资源列为未来十年人类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联合国环境署同年在《全球环境展望》上指出,“目前全球一半的河流水量大幅度减少或被严重污染,世界上80多个国家或占全球40%的人口严重缺水。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遏制,今后30年内,全球55%以上的人口将面临水荒”。在缺水型国家或地区中,大城市的水资源紧缺问题最为严重,据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到2010年,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大中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休斯敦、雅加达、洛杉矶、华沙、开罗、拉各斯、达卡、圣保罗、墨西哥城、新加坡等都将面临严重的水荒。

此外,土地资源紧缺问题也是国际大都市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必然出现的问题。由于土地存在供给的绝对刚性,在大量的人口和产业向中心城区集聚过程中,像东京、纽约、伦敦等大都市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土地紧张问题,土地对现代化大都市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作用更加突出。如何开辟新的发展空间、拓展地域范围已成为各大都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五)城市贫困

贫民窟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大中城市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特有现象,贫困人口多数集中于城市,而城市贫民又大部分住在贫民窟,如印度孟买、巴西圣保罗等。贫民窟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有:一方面,贫民窟居民大部分人处于贫困线,享受不到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居住、出行、卫生、教育条件极差,不仅影响当代人,也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另一方面,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造成国民感情隔阂,加之贫民窟游离于社区和正常社会管理之外,一些贫民窟为黑社会所控制,成为城市犯罪的窝点。1900年纽约市近400万人里就有150万居住在4.3万个贫民窟里,直到21世纪纽约还有哈莱姆贫民区的存在。目前,孟买1600万人口中有60%居住在仅占城市土地面积十分之一的贫民区和路边的简陋建筑中,贫民窟已经成为这个世界著名港口城市以及印度经济中心城市的最大特色。

贫民窟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以及本城市内人口的收入差距过大所造成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土地占有严重不平等,造成大量无地农民。以巴西为例,巴西绝大部分土地一直为少数大地主所控制,大量无地农民向城市流动迁移,且这种流动是单向的,他们不可能再回流到农村。二是城市化过程中就业机会严重不足。失业、就业不足、就业质量差,是造成城市贫困人口长期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在城市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往往把工业重点转向资本、技术密集的部门,造成劳动力大量进入第三产业中的传统服务业和非正规部门,而在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工资一般只相当正规部门人员工资的一半,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障,得不到法律保护。三是城市规划、建房用地、基础设施、社区发展没有充分考虑低收入人群的要求。在城市贫民窟居住的人80%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他们很难在城市获得建房用地和住房,又不能退回农村,只能非法强占城市公有土地(如山头、城乡结合部的公地)和私人土地,搭建简陋住房,搞违章建筑。四是公共政策不够完善。如国家教育开支向中、高等教育过度倾斜,初等教育相对萎缩,在中等教育阶段重视普通教育和人文学科教育,而轻视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师范教育,不利于改善低收入阶层子女受教育和就业状况。

⑥ (地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快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就会导致城市病

首先城市病包括环境问题,就业压力,两极分化严重等等。
发展中国家一般重点发展重工业以发展经济,但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技术落后,教育体系不完善,必然导致能耗大,资源利用率低,劳动力素质低下,从而导致大量的工业污染。因为发展中国家生育制度不完善,导致人口压力大,生活污染多,又因为经济落后,就业压力大,社会矛盾激烈。
经济发展不协调包括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不协调,这些都会导致最终经济体系缺胳膊少腿,都将影响到经济相对最发达的地区---城市
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发展出现大量问题就是因为科学技术,管理水平,教育水平的落后。

⑦ 城市病的概念

所谓“城市病”是指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使人地矛盾更尖锐。“城市病”表现为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将会加剧城市负担、制约城市化发展以及引发市民身心疾病等。特别是城市的出行时间较长,因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城市会损失大量的财富,无形中浪费了能源和资源,不利于”城市的畅通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也称为城市病。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问题形成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经济原因。
有人将这些问题统称为城市病。城市病是几乎所有国家曾经或正在面临的问题,但城市病的轻重可以因政府重视程度和管理方法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拉美国家的城市病比发达国家更严重 。
这些因城市发展而产生的负面影响,被称为城市病。这种城市病就已经出现在东京、纽约等诸多城市然而一直以来。并没有人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是城市病导致了城市的衰退。
在工业革命期间,城市迅速的发展往往超出社会资源的承受力,导致各种“城市病”的出现,主要包括住宅奇缺、污染严重、卫生状况恶化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为治理“城市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往往效果不佳。 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现代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人口增多、用水用电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以及由上述问题引起的恶城市人群易患的身心疾病,这些问题“和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加剧了城市政府的负担,使城市政府陷入了两难困境。防治城市病就是规范和监督权力,尊重民意,让民意成为能够和权力平等博弈的重要力量,每个公共决策都有民意广泛参与,劳民伤财的“城市病”才能根治。

⑧ 城市病需“智”理!令人头痛的城市病该怎么治

城市病需“智”理这件事情在网上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不得不说的是我们都知道非常多的城市,发展的非常的迅速,但是对于很多的城市来说,尽管说也已经高楼林立,但是自身的生态平衡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如果想要治好城市病的话,那么也应该保证好生态环境,健康舒适,安全韧性,交通便捷等8个方面的要求。

我们都知道现在的市容市貌抓的是非常的严格的,有非常多的违章建筑也已经被逐步的拆除,由此可以看出城市也是再慢慢的变好,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能够一直持续下去,同时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进入到城市里面扎根生活,为我们的城市发展做出属于自己的力量,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加入到城市这个大家庭中。

⑨ 城市病形成的主要原因是

简单说,是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不同步;更多的是城市人口过多,城市规模过大引起的。
“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谐。长期的失谐,必然导致城市生活质量的倒退乃至文明的倒退。
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使人地矛盾更尖锐。“城市病”表现为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将会加剧城市负担、制约城市化发展以及引发市民身心疾病等。特别是城市的出行时间较长,因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城市会损失大量的财富,无形中浪费了能源和资源,不利于”城市的畅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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