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与环境法

A. 王欢欢的学术成果

主要论文
1、《欧盟环境评价制度探析——以法律渊源为视角》，《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3期（独著）；
2、《欧盟环境法的最新发展、不足与启示》，《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02期（独著）；
3、《论欧盟环境法的辅助性原则》，《法学评论》，2009年第05期（独著）；
4、《欧盟环境法发展的历程与趋势》，《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04期（第二作者）；
5、《风险社会的经济分析》，《世界经济文汇》，2009年04期（第二作者）；
6、《三江并流多种保护区重叠的法律对策》，《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独著）；
7、《改革开放30年中国环境资源法、环境资源法学与环境资源法学教育的发展》，《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9年03期（第二作者）；
8、《中国能源法的变革——迎接后京都时代》，《环境保护》，2009年1B期（独著）；
9、《保护区重叠对贫困影响的法律分析》，《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04期（独著）；
10、《云南三江并流重叠保护区间利益冲突的分析》，《生态经济》，2008年12期（独著）；
11、《论中国能源法的生态化》，《时代法学》，2008年05期（第二作者）；
12、《论加强环境法治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环境法治》，2007年卷（第二作者）；
13、《UNCCD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比较研究》，《环境科学与技术》2007年09期（独著）;
主要科研项目
1．参与蔡守秋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环境法学基本范畴研究”
2．参与蔡守秋教授主持的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科研项目“我国滨海湿地保护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B. 如何看待当代社会中由发达媒介所带来的媒介变化

如今，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已经得到了高度认同，根据贝克的观点：现代风险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环境和自然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等等，它几乎影响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现代风险是隐形的，并且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现代风险不是孤立的，它的影响将波及全社会，而且是以一种“平均化分布”的方式影响到社会中的所有成员，包括穷人和富人。而且，现代社会的风险一旦转化为实际的灾难，它的涉及面和影响程度都将大大高于传统社会的灾难。

现代社会风险的一大特点，是它叠加在“媒介化社会”的基础上，以通俗的话表达：当代的社会风险，大多是由传媒的信息传播行为呈现出来的，因而是典型的“呈现性风险”，或者说“媒介化风险”，普通人感受到的不是实际的风险，而是被传媒呈现后的风险，传媒报道、披露的风险信息，是一般社会成员能切身感知到的风险的关键性源泉。如此，人们不得不关注一个颇为现实的问题：在拟态环境下，传媒主动或被动引发“媒介化风险”的可能性，以及如何有效预防它们的出现。

一、拟态环境与传媒的风险呈现

李普曼“拟态环境”理论中指出，我们每天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多，我们根据这些信息形成关于这个世界的看法，但我们的这些看法并不来自于直接经验，而是来自于大众传播媒介给我们营造的拟态（虚假）环境，进而我们按照从这一拟态环境中获得的信息，去理解与想象一个“现实”的世界。所谓的“拟态环境”，正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 日本学者藤竹晓进一步发展了“拟态环境”概念：在拟态环境中，起初不具代表性和普遍性的观念、价值、行为方式等，在经过大众传播后具有了重要性，而与“拟态环境”存在一定距离的真实世界，在大众传播的作用下越来越向“拟态环境”靠拢，并日渐形成“拟态环境”的特点。

传媒天然是人类的信息传播工具，这使得它们拥有了充当人们与外部世界沟通中介的先天优势，在风险社会中，人们也很自然地把这项重要使命移交给传媒：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加剧了社会成员对新闻信息的渴望与焦虑，因此，风险社会学赋予媒体在“对抗风险”、“揭露风险”、“具象化风险”方面的重要责任，风险议题有赖于传媒的呈现，大众传播将有效提高风险情境的“社会能见度”，贝克也充分肯定了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积极的传播功能：“对已经确定的风险的定义就像是一支魔棒,在一个对自身造成威胁的迟钝的社会,它可以激活政治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公众(大众传媒)对风险的揭示就成为流行的思想狭隘的‘更多同样的事’这一态度的解药。”

风险社会的另一大特征是其平等性。换言之，人人都有可能受到危机的影响。因此，在新的风险社会中，应建立起双向沟通的“新合作风险治理”模式，在政府、企业、社区、非营利组织之间构筑起共同治理风险的网络联系和信任关系，建立起资源、信息交流与互补的平台。这样才可能充分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共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传媒将是最可依赖的信息平台，作为政府与公众中介的媒体，在突发事件的应对和管理中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

澳大利亚危机管理专家罗伯特·希斯将媒体在社会风险中可资发挥的作用概括为；

1．提供信息，指导公众在不同的危机情境中行动；

2．增强公众的危机意识；

3．危机发生时警示公众；

4．为危机管理者提供信息，关注利益相关者的情绪，可以理解和分析较大的危机；

5．提供有关做什么、去哪里、联系谁及采取什么措施的信息，以控制并解决危机。[ ]

在当今社会，大量风险是由技术导致的，其重要特点之一，便是普通人无法通过感官直接感知，风险在表现为实际症状之前一直笼罩在一种不真实的氛围中，或者说，由于与这些技术有关的危险不是一种可视的存在，它们很难被人们认识为风险，风险社会中的公民很可能就是“瞎眼公民”。这种情形不仅发生在风险的潜伏阶段，也可能发生在风险的初发阶段，当公民、乃至政府尚未充分意识到风险的存在时，传媒和记者就应该及时传递信息，呈现风险景象，提供风险预警，这在美国知名新闻记者约瑟夫·普利策那个著名比喻中可以得到充分印证，他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

社会对传媒在风险呈现方面的功能的合理预期，是借助传媒塑造社会的风险共识。传媒关于风险共识的诉求在于，利用传媒的影响力、充分的组织性，坚持风险分配正义及其责任框架，通过对话的方式，让政府、风险利益涉及方、专家、社会公众之间形成关于风险的共性认识，从而达成最大的关于可行性、合法性、合理性的政策形成。[ ]

二、“媒介化风险”的表现及危害

但是，在风险社会语境下，传媒也可能成为已有风险的助推器和新风险的发动机。因为受众对风险的认知和理解离不开传媒，在现实的社会风险面前尤其如此。一旦传媒在风险呈现过程中出现偏差，高度发达的现代信息技术很快就会将其全球传播，由风险和灾难所导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将通过现代信息手段迅速传播到全社会，引发社会的动荡不安。

“媒介化风险”的主要特点在于，传媒因其社会信息沟通中介的特殊角色而发起了风险，这一点又突出地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传媒本身无中生有地挑起风险，制造社会恐慌或混乱；二是传媒在传播既有社会风险过程中，有意识地扩大或缩小，使已有的风险无法准确反映，传媒失去了预警的功能，转而成为风险的参与制造者。前者是传媒主动担当了新的社会风险的“发动机”，后者则表现为传媒充当了已有社会风险的“助推器”。

传媒在已有的社会风险中充当“助推器”，教训可谓层出不穷——

现阶段，我国广大民众缺乏科学的风险意识，不能以科学的态度认识和应对风险事件的发生，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考验着传媒在风险传播过程中的表现，“媒体误读”必然加重人们的焦虑与恐慌，使事实的风险与恐慌的社会心理相结合，最终加重风险的危害程度。例如在2003年“非典”时期，相当一部分地区的群众对“非典”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恐慌，心里焦虑，流言四起，整个社会人心慌慌，而在2005年禽流感较为严重的时期，很多人拒绝吃鸡，以至于谈鸡色变，在这些案例的背后，传媒的推波助澜作用是不可小视的。

传媒对科学的误读，是传媒解释社会风险时出现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现代风险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风险是基于科学技术的变化而产生的，要求人们以高度科学的态度对待，而传媒在报道科学问题时往往偏重于轰动性和影响力，却忽视其完整性和平衡性，加之一些记者的科学素养本身也存在瑕疵，最终导致对风险议题的呈现常常出现偏差，对某一特定议题的报道在数量上多寡失当，在内容上也选择不妥，而且传媒的报道取向，也影响到它能否尽量完整地呈现与风险议题核心论述有关的诸多事实。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传媒对于特定社会风险事实的揭示往往带有欺骗性，更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

此外，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赋予了风险的高度争议性，争议的焦点契合了传媒的价值判断。触及社会中枢神经的风险事件，事关受众的切身利益，暗合了传媒的新闻价值观。现代社会中传媒的企业化特征，导致了在不能确定基本状况的情况下，一些传媒为谋取“眼球经济”，故意夸大和歪曲风险的实际情况，形成所谓的“风险预言”，传媒成为社会风险的建构者、“发动机”。

风险是对“常态社会”的破坏，是一种非常态，而这恰好是各种传媒报道、传播的兴趣点所在，反常性是报道追逐的焦点之一，在商业利益、新闻竞争的背景下，一些传媒不免要把风险作为炒作的对象，倾向于强调戏剧或例外的情况、意见不一致和冲突等，许多学者曾批判这种情形：都市生活类报纸充斥着庸俗新闻并将日常生活夸大甚至扭曲，而媒体与受众沉醉于观看的热闹而忽视问题的实质，必然丧失对问题的深层思考，2007年初个别报纸对“海南香蕉致癌”的连续报道以及导致的后果，就是这类行为的一个典型，学者研究后发现：其对广州香蕉感染枯萎病（俗称“蕉癌”）的报道并非凭空捏造，也不存在报道失实；然而，整个报道却存在着煽情、夸张、失衡、不严谨等问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了消费者……煽情报道之所以会出现，则是为了强化报纸的卖点与看点，抢夺读者的眼球，争夺注意力资源，一言以蔽之，是为了片面追求市场效应与经济效益。[ ]

实际上，简单的两分法并不足以囊括所有的“媒介化风险”，还有一些更深层面的因素牵制着传媒：现代社会的各种资源与权力嵌入传媒，导致了传媒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权力博弈的地方，是软实力的角逐场所。真正的社会事实往往让位于政治与经济目的，传媒对于风险不再简单的再现，而是各种社会风险因为各方势力的影响而被媒体隐藏，在隐藏状态之下，社会风险实际上被加大了风险。

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我们对社会中提供信息和解释信息的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如果这两大系统出现问题，现代社会就有可能陷入高度紧张和突发性事件所带来的混乱的风险之中，而传媒是“提供信息和解释信息的符号系统”的核心部分之一，一旦其在风险传播中发生扭曲或误读，社会危害不难想见。

三、“媒介化风险”的有效预防

对于“媒介化风险”的有效预防，不能采取因噎废食的态度，以牺牲传媒的风险传播功能为代价，相反，必须在有效强化传媒的风险传播职能、推进社会风险抗御能力的前提下展开，是对其正面作用的进一步加强。

传媒能否完整地呈现风险议题、有效地促进风险传播以及深入地阐述公共政策议题，对于提高社会的风险抗御能力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我国政府印发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年）》，明确指出“提高各类媒体对于公共卫生事件和重大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指导公众以科学的行为和方式应对突发事件。”这为充分发挥传媒的社会监测功能，完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调处机制，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救援、社会动员机制，提高处置突发事件能力提供了政策规范，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功能必须加强，显然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但是，传媒作为风险传播的主体之一，不能也无权僭越自身的角色规范，传媒的责任是如实提供信息，呈现社会风险，促进社会的风险共识；而非炒作、扭曲或误读社会风险，制造社会恐慌或混乱。

传媒在风险社会中正确发挥呈现功能，注定了它们必然是负责任的媒体。新闻媒介应负起正确引导公众舆论并进而引导公众参与政治的社会责任。首先，媒介应充分尊重公众的意见，为公众提供一个平等交流、讨论的论坛，而不能压制公众的意见，甚至让公众发表和自己意见“假一致”的观点。其次，媒介应以服务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而不能为一些利益集团的私人目的服务或者为不正确的思想服务。再次，对严肃的社会问题媒介应以严肃、公正、客观的态度去对待，而不能将其“娱乐化”，败坏公众对严肃社会问题的思考能力。[ ]落实到操作层面，对于任何不确定性的风险信息的传播，传媒只能止于客观如实的报道，而不能取代专家系统来做任何的解释甚至是判定，更不能任意煽情炒作风险，造成社会恐慌。另外，对潜在或现实的风险适时发出严重警示的同时，也要保持科学、理性的态度，尽量充分提供关于风险沟通与批判的信息，避免自身的“风险预言”引发社会恐慌。强化风险意识，面对不确定信息，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不仅是对新闻客观性原则的忠实实践，对于有效规避社会风险也有重大意义。

此外，作为预防“媒介化风险”的另一侧面，也需要提高公民的传媒素养，指导人们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传媒固然是人们主要的信息提供渠道，但它们并非社会风险的精确定义者，且传媒的信息传播行为有可能因为消息来源不正确或有偏见、解读的失误或偏差等而偏离现实的准确情形，因此传媒的报道不能取代科学的分析和解释，也不能替代人们的理性思考。科学、理性地看待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作用，将有效降低人们面临的风险，避免“媒介化风险”的不必要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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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风险社会

作者：[德] 乌尔里希·贝克

译者：何博闻

豆瓣评分：8.1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4-1

页数：337

内容简介：

简介：

乌尔里希·贝克将后现代社会诠释为风险社会，其主要特征在于: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不负责任的态度,尤其是,风险的制造者以风险牺牲品为代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作者认为西方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制造,而且参与了对风险真相的掩盖。贝克力倡反思性现代化,其特点是既洞察到现代性中理性的困境,又试图以理性的精神来治疗这种困境。

作者简介：

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1944—2015)，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生前为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同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和巴黎人文之家基金会(FMSH)任教。贝克是“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提出者和奠基者，并与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共同提出了“第二现代性”的观念，力图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开辟出“第三条道路”。贝克的主要学术兴趣在于现代社会的转型，其专业领域涉及政治社会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和环境社会学，并提出了风险社会、第二现代性、自反性现代化、世界主义等若干重要概念。其代表作有：《风险社会》(1986)《反毒物》(1991)《生态启蒙》(1992)《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1994)《什么是全球化？》(1997)《世界主义的观点》(2004)《世界风险社会》(2007)。

D. 关于中国发展的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论文》

摘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古代社会至封建社会，讲述她不同时期的文化特点，简述她的发展历程。从不同角度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对其精华，我们要传承，而对其陋习，我们则要加以改进，努力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关键字：历史悠久，有利有弊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她哺育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滋润着我们的文化精神，造就了华夏民族淳朴善良的民风。她的神秘激发着我们一代又一代学子去探索，去求知，用我们善于发现美的眼光去揭开她的面纱。

E. 风险社会的吉登斯的理论

与贝克相比，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有两个鲜明特点。一个是前面提到的他对制度性风险的强调，另一个是他分析了风险社会对个人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在吉登斯看来，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是人为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这种人为不确定性是启蒙运动引发的发展所导致的，是“现代制度长期成熟的结果”，是人类对社会条件和自然干预的结果。他说，虽然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中，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是同时也导入了一些以前所知甚少或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这些参量包括后果严重的风险，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在他看来，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支柱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都可能带来后果严重的风险。比如，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会带来极权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会产生经济崩溃；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带来了生态恶化；世界军事秩序会诱发核大战的爆发。二是其发生以及影响更加无法预测，“无法用旧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它们也不符合启蒙运动开列的知识越多，控制越强的药方”。三是其中的 “后果严重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可以影响到全球几乎每一个人，甚至人类整体的存在。当然，对于吉登斯来说，这些新风险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现在的社会生活比以前的更为危险了，而是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了。
就当代世界来说，风险环境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风险的客观分配格局的变化；二是对风险的理解的变化。具体来说，前者包括：高强度意义上的风险的全球化，例如核战争的威胁；具有全球影响的突发性风险；人化环境或社会化自然带来的风险，比如知识对物质环境的影响；影响无数人生活机会的制度化风险环境的发展，例如投资市场。后者包括：风险意识本身成为一种风险；风险意识的分布趋于均匀，许多风险被广大公众所了解变得熟视无睹。同时公众也意识到专业知识具有局限性。 变化了的风险环境带来了风险的个人化。一方面每个人的任何一种选择都会产生风险，并且选择的数量不断增加，包括对自己的身体和后代(比如美容、试管婴儿等技术的利用)都可以选择；另一方面每个人所遇到的风险又因自己的选择差别而不同。因此，对于个人来说，风险既是普遍的，也是独特的。风险的个人化是对风险制度化的一种弥补，因为个人风险意识提高了，在风险面前会更加主动地采取自我保护的措施，并且积极参与改革现有的制度。风险意识是吉登斯等人所说的反思的现代性的核心。随着个人、制度以及社会的反思性提高，简单现代性也在向反思的现代性转变。这种转变反映在政治上就是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解放政治的目的是把个人和群体从其生活机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包括了两个主要因素。一是打破过去的枷锁，二是力图克服某些个人或群体对其他个人或群体的非法统治。解放政治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关心的是减少或消灭剥削、不平等和压迫，只关注正式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没有把与生活有关的各种决策包括进去；另一方面，它只关注自主，忽视了相互依存和团结。生活政治是以个人为基础的，关注的是个人的选择和决策。如果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那么生活政治便是“生活方式的政治”，是认同的政治、选择的政治、自我实现的政治。它不仅包括个人生活，还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要解决的是“集体人面临的挑战”。尽管风险的个人化也意味着风险意识和风险认识水平的提高，但是个人在风险认知上遇到了双重困境。第一个困境是：尽管个人的风险意识提高了，对许多风险的了解加深了，但是在某些后果严重风险面前常常反应过度，作出非理性的反应，尽管这些风险只是可能要发生的。典型的例子是人们的核恐惧以及对交通事故的习以为常，尽管后者发生的概率远远高于前者。吉登斯对此的解释是，“高后果的风险具有一种独特属性。它们所包含的灾难危险越多，我们对于所冒风险的任何真实经验就越少，因为如果事情‘出错’的话，那就已经是太晚了。”第二个困境是：个人在风险判断上越来越信任专家系统，但是专家系统本身也在风险的认知和解决上存在着内部争议，权威性受到了质疑，因此个人应对风险的方式更加个人化。典型的是健康危险。比如吸烟曾被某些医学专业部门提倡，认为可以令人放松。由于专家系统判断的不统一，有些人对临床医生采取将信将疑的态度，只有在绝望的时候才去就医，并且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行为习惯。由于分析了风险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所以吉登斯的理论除了与贝克的理论同样具有宏观制度分析的特点外，比贝克的理论更加微观细致，能直接推导出更多的具有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因此也受到了官方的重视。英国工党在加世纪90年代重新执政后，就把吉登斯的理论作为其制订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吉登斯被称为英国首相布莱尔的思想导师，其理论构成“第三条道路”思潮的主要内容。

F. 如何看待环境污染问题

近年来我国环境染污越来越严重，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是由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成员的行为模式导致的。将产生的垃圾填埋、焚烧，可以从技术上解决，但是根本上还是要减量。怎么减量？这就要求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要转变。要通过社会干预减少人们对环境的破坏，促进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社会学通常把现代社会叫做“风险社会”或者“高风险社会”，这个高风险来自哪儿呢？东莞环保介绍近代工业革命之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大大提升，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人们认为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改造社会、改造自然、规避风险。现在，恰恰是人们这种自以为是的举动造成了很大的风险。东莞环保专家提醒我们要使用科学技术，但不能盲目崇拜它。 环境问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社会问题，需要通过加强社会建设、推动社会变革来促进环境问题的更好解决。那么我们应当从哪里入手呢？ 环境问题总是与一个特定社会的结构、特定社会的过程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密切相关。社会结构跟环境问题密切相关的一个方面，就是说如果我们发展的成果没有实现全体成员共享，那么就很难产生环境保护的共识。
政府推动环境保护有很多优势，比如可以征税，可以筹集资源、收集信息等，但是政府很难做到很细致、很个性化的处理。对市场来讲，这种力量本身是以追逐利润为目标的。虽然可以用市场机制提供一种刺激，引导人们行为的改变，特别是引导企业行为的改变，但是在市场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它对环境破坏的因素更大。所以在政府和市场之外，其实可以有一种平衡，就是公众参与形成的民间力量。有组织的、理性化的公众参与，是对政府和市场作用的重要补充和促进。
从源头上防治污染，除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之外，还需要在健全环境法规、加大执法力度上下功夫。目前，我国已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环境执法体系，环境执法能力和水平正在不断提高。必须构建覆盖环保工作各个方面的门类齐全、功能完备、措施有力的环境法规标准体系，切实把环境保护纳入法治化轨道，加强重点流域、区域、行业的执法监管，加强城市和重点工业污染源的执法监管，持续深入开展环保专项行动；必须通过实行最严格的环保制度，以完善 保护环境的各项法律法规为重点，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切实加大对污染者的处罚力度，决不允许环境违法者逍遥法外。

G. 如何治理雾霾等生态环境，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吗

灰霾治理不仅仅是一个环保课题，而且是包括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等在内的一项系统工程。当前，加强灰霾治理，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已经刻不容缓。推进灰霾治理，防治大气污染，应在以下方面切实采取行动。
一 是探索实行“协同、综合、联动”的管理模式。实施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强化多污染源综合管理，开展区域联防联控。紧密联系周边城市的环保部门，尽快建立统一 的联防联控机制、执法监管机制、环评会商机制、监测信息共享机制和预警应急机制，适应复合型大气污染防治要求，统筹协调区域大气污染防治。
二是加大工业污染防治力度。优化工业布局，加强工业烟尘、粉尘排放管理。有尘排放的企业严禁布置在城市主导风向上，对已有企业要逐步创造条件进行搬迁;暂时不能搬迁的，要强化排放总量管理，减少排放。
三 是深化机动车排气污染治理。轻型汽油车尾气检测应一律执行简易稳态工况法，停止使用怠速法。把在用机动车排气污染环保检验作为机动车安全检验的前置必检项 目，且按照国家规定的检验周期定期进行，对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不予办理签章手续。规范机动车环保标志发放和管理，对无绿色环保标志的车辆，采取限制行驶 区域、行驶时间等交通管制措施。严格执行新车注册登记国Ⅳ排放标准。推广使用节能环保型汽车，加快老旧车及 “黄标车”淘汰进程。加大对公交车、货运车和大卖场班车冒黑烟现象的整治力度，同时限制高污染、高耗能机动车的销售和使用。加快推进油气回收改造工作。
四 是强化扬尘污染防治。首先，对建筑工地进行规范管理。所有建筑工地要严格按照环评要求落实抑尘措施。有关部门要加大对建筑工地的执法检查力度，特别是在工 程土方开挖阶段，应该加强监督检查的力量，力争使各施工单位文明施工、环保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加强对裸露土壤的覆盖，减少扬尘产生。
其 次，城市建设要统一规划，减少道路开挖、绿化带重复建设的次数。在道路建设的设计阶段，要由初次建设单位统一完成包括通信、电力、城市上下水、天然气以及 国防等基础建设工程，应该有超前意识，预留好相当数量的管道容量，避免“拉链路”的现象。同时，加强对占道施工的审批管理，道路设施尽可能延长其使用时 间，减少道路扬尘。
第 三，加强城市绿化，增加植被覆盖。增加草坪、树木栽种面积，形成合理的乔、灌、草配置格局。要加强对闲置建设用地的管理和绿化工作，尽可能地减少土壤的裸 露面积。同时，所有新建小区要留有足够的绿化率，老小区要进行环境整治，见地插绿。要种植能长期生长的四季长青树木和灌木，尽量少种植草皮，以加大对空气 中颗粒物的吸附。
第 四，建立健全建筑垃圾管理制度。所有煤炭运输、散装建筑垃圾、渣土车都要采用封闭运输，对超载运输和封盖不严车辆，城管部门要进行严罚重管。加强对工地出 入口的监督管理，出入口一律要求硬化，并及时水洗车胎和冲刷带出的黄泥，确保出入口清洁。提

给人改变未来的力量
河南驻马店中公教育
高保洁水平。提高清扫机械化作业水平，在城市主干道一律实行机 械化清扫，杜绝人工清扫。
五 是继续落实秸秆污染防治工作。夏熟、秋熟期间，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大力推广秸秆机械化还田。积极推广秸秆生物气化(沼气)、热解气化、固化成型及炭化等技 术。实施秸秆田头收集制度。建议由各地农机局牵头，负责夏熟、秋熟季节秸秆田头收集工作，并统一管理秸秆资源，合理分配到各综合利用项目。
六 是加强针对其他大气污染源的防治。切实抓好餐饮服务业油烟污染防治工作。严格执行烟花爆竹销售许可证制度。禁止将焚烧后能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 质作为燃料使用。逐步削减并最终淘汰制冷剂、发泡剂、灭火剂、溶剂、清洗剂、加工助剂、杀虫剂、气雾剂、膨胀剂等消耗臭氧层物质。全面推广使用低挥发性有 机物含量溶剂，实施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管理。对城区下水道、排水沟进行整治，防止恶臭扰民。
七 是强化应急处置和信息公开工作。制定大气污染预警与应急处置工作方案。在特殊污染天气，由政府实施大气应急管理措施，减少污染物排放。增加典型城市空气监 测点位，及时发布监测数据。督促国控重点企业向全社会公开污染物排放监测信息。监测数据的及时公开，可以让人民群众及时、准确地了解到当地的空气质量，切 实维护环境权益。同时，也为政府部门治理大气污染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有效的监督手段。
八 是引导公众参与，推行全民治理。减少排放人人有责。环保部门要做好宣传、科普和引导工作，引导全社会提高环境意识，养成环保的生活习惯。同时，加强良性互 动，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大气污染防治。作为普通公众，在监督生产环节的同时，更应脚踏实地，从自身做起，践行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美国进口普卫欣天 猫有效防雾霾

H. 学习环境法有什么比较好的读物吗

提这个题目简直让我等学渣自惭形秽！老师上课推荐的我都没看完！推荐几本我还有印象的，剩下的我回去翻翻笔记。
1.恐惧的规则（老师推荐），桑斯坦（好像还有译成孙斯坦的）的文章，挺薄的一个小册子。读完可以对预防原则有一比较深入的思考。也可以对现下大热的吵得不可开交的转基因、核电站等问题有比较理性而独特的思考。
2.气候变化的正义（老师推荐），小波斯纳的书，作为美国学者很多都是站在美国立场上说的，所以把我一个同学看的义愤填膺（我一脸懵逼）。但对于气候变化、各方立场都可以有了解。
3.公平地对待未来人类 ，这么经典我竟然放在了第三位？果然我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
4.我们共同的未来，更经典，不解释。
5.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 ，经济学的著作。环境法不只要学法嘛，解决公地悲剧的一个思路。
6.地球的法则，我自己在图书馆看到的，轻松易读（尤其是和上面的那些比起来），作者是个科学家还是工程师来着，对环境保护的一些看法值得学习。
还有几部我没看过的（说的跟上面的我都看过一样），比如风险与理性、风险社会，还有和能源有关的比如石油战争，石油的终结等等，还有环境史的，比如破坏与破坏者。

I. 风险社会存在的问题

随着人类活动频率的增多、活动范围的扩大，其决策和行动对自然和人类社会本身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从而风险结构从自然风险占主导逐渐演变成人为的不确定性占主导；二是风险的“制度化”和“制度化”的风险。人类具有冒险的天性，但也有寻求安全的本能，而近代以来一系列制度的创建为这两种矛盾的取向提供了实现的环境以及规范性的框架。与市场有关的诸多制度(典型的是股票市场)为冒险行为提供了激励，而现代国家建立的各种制度则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了保护。但是无论是冒险取向还是安全取向的制度，其自身带来了另外一种风险，即运转失灵的风险，从而使风险的“制度化”转变成“制度化”风险。
近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塑造出现代风险的基本景观：人类对社会生活和自然的干预范围和深度扩大了，决策和行为成为风险的主要来源，人为风险超过自然风险成为风险结构的主导内容；借助现代治理机制和各种治理手段，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提高了，但同时又面临着治理带来的新类型风险，即制度化风险(包括市场风险)和技术性风险。二者成为现代风险结构中的主要类型，具有潜在的全球性影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产生全球性威胁；出现了可能性小但后果严重的风险，比如核泄漏。这类风险诱发了全球风险意识的形成，人类在应对风险上有了整体认同。
其他理解
究竟什么是风险社会呢?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种理解方式：
现实主义
第一种是现实主义者，以劳(Lau) 的“新风险”理论为代表，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由于出现了新的、影响更大的风险，如极权主义增长，种族歧视，贫富分化，民族性缺失等，以及某些局部的或突发的事件能导致或引发潜在的社会灾难，比如核危机、金融危机等。

风险社会
文化意义
第二种理解是文化意义上，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体现了人类对风险认识的加深。比如凡・普里特威茨(Von Prittwitz) 的“灾难悖论”理论 以及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 等人提出的“风险文化”理论。普里特威茨认为，我们已经对技术发展的副作用，即其引起的灾难有了新的认识。换句话说，我们在风险社会中认识到本来用来解决问题的手段反而引起了新的问题。拉什是从批判贝克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出发提出自己的看法的。他认为风险社会概念无法准确地描绘出我们当前面临的景况，因为风险并不是有序排列，带有明确的结构性和指向性的。更重要的是，风险作为一种心理认知的结果，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有不同的解释话语，不同群体对于风险的应对都有自己的理想图景，因此风险在当代的突显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一种社会秩序。他认为，贝克和吉登斯仍然属于制度主义者，他们将风险界定在一个由制度性的结构所支撑着的风险社会中。这个风险社会是规范有序的，而且还呈现出一种垂直结构，有一定的等级秩序，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为基础。与风险社会相反，风险文化是混乱无序的，呈现出一种横向分布的无结构状态，并且是以关注社会公共事务为基础的。风险社会这一概念先假定在一个社会中有一个公众关注的热点和难点，并且通常把它称之为社会的焦点，先假定有一个确定的、制度性的、规范的治理范围，并且每一位单个的社会成员为了他们的实际利益需要有一个等级秩序。相反，风险文化并没有假定一个确定的秩序，而是假定有一个需要通过自然调节的非确定性的无序状态。风险文化依存于非制度性的和反制度性的社会状态之中，其传播不是依靠程序性的规则和规范，而是依靠其实质意义上的价值。在风险文化时代对社会成员的治理方式不是依靠法规条例，而是依靠一些带有象征意义的理念和信念，因为风险文化中的社会成员宁可要平等意义上的混乱和无序状态，也不要等级森严的定式和秩序。风险文化中的不确定的准社会成员可能是一盘散沙式的集合体，并且他们是不太关心自身的实际利益的，他们只是对美好的生活抱有幻想和期望。
制度主义
第三种理解是制度主义的，以贝克、吉登斯等人为代表，他们是“风险社会”理论的首倡者和构建者。比较而言，他们对于风险的分析更为全面深刻，尽管依然带有拉什所批评的用一种制度结构替代另一种制度结构来应对当代失去结构意义的风险的缺陷。贝克声称自己既不是“现实主义者”也不是“建构主义者”，而是“制度主义者”。制度最重要的东西是责任。对他来说，责任包含在简单现代性的“保险原则” 中。在反思的现代性中，随着对危险应负的责任陷入空间、时间和社会的不可预测性，保险原则不再能够成立。1986年贝克在德国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但反应平淡。直到1992年该书被马克・里特(Mark Ritter)译成英文后，“风险社会”作为―个概念和理论才被更多的西方学者以及公众所接受。而吉登斯涵盖丰富、内容全面的著作无疑在推广这个理论的过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两人关于风险社会的论述具有高度的互补性。贝克更强调技术性风险(尤其在早期著作中)，而吉登斯侧重于制度性风险；贝克的理论带有明显的生态主义色彩，而吉登斯的话语则侧重于社会政治理论叙述。他们虽然都认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风险结构和认知上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但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这种“二分法”上，而是对现代性进行了更详细的区分。在他们看来，早期现代性(或简单现代性)解决的是传统社会的风险，但也产生了新的风险，并且这些风险的累积构成晚期现代性(或高级现代性、反思的现代性、激进的现代性等)的特征。由于风险是―个时代的特征和社会的特征，所以才可以说出现了“风险社会”。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风险社会的概念在三个参照领域内带来了划时代的、系统性转变。首先是现代工业社会与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之间的关系。在现代化完全确立后这些资源逐渐消失了；其次是社会与其自身所产生的、超越了社会对安全的理解范围的威胁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人们一旦意识到这些威胁和问题的存在，就很可能动摇旧社会秩序的根本假设。第三，工业社会文化中的集体的或具体团体的意义之源(比如阶级意识或进步信念) 正在枯竭、失去魅力。

J. 现代法学的最新目录

[理论思考]
罗马法中主观诚信的产生、扩张及意义徐国栋
现代风险社会中危害性原则的角色定位王耀忠
马克思与现代自然法思想的内在难题胡兴建
唐律“十恶”一词的佛教渊源张海峰
[部门法研究]
法定的债权移转之下的保险代位权制度的困境与选择黄丽娟 杨颖
论物权性强制性规范与债权合同的效力翟云岭 刘耀东
论劳动关系的建立时间张荣芳
公用事业公私合作合同的法律属性与规制路径邓敏贞
行政许可后续监管体系中双罚制引入问题研究 徐晓明
在“强制”与“合意”之间: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唐力
社会法的功能嬗变、代际更替和中国社会法的定位与建构 陈步雷
违法侦查行为的程序性制裁效果研究 李昌盛
[国际法与比较法论坛]
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争端中的关键日期问题张卫彬
论最密切联系的司法原则化 刘想树
论武装冲突法中的区分原则 周江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履行的环境法解释与方案选择 郭冬梅
[评论]
顺流而上还是急流勇退:我国事业单位人事关系法律定位的选择何平
TRIPS协议第13条“三步检验法”对著作权限制制度的影响 张曼
认真对待民事保护令 张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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