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济贫法或社会立法的看法

㈠ 英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具有哪些特点

英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有如下特点:
(一) 立法理念经历了单纯追求社会稳定到赋予公民权利的转变
英国传统的社会保障立法是迫于社会压力，1601 年的《济贫法》规定，政府为那些有能力劳动的人建立“贫民习艺所”，强迫他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1834 年修正后的《济贫法》
明确宣布“不得使接受救济者的境遇在实际上或者表面上由于最底层的独力劳动者”。
一些人认为，这实际上是“向世界宣告在英国，贫困是一种犯罪。”
随着社会的发展，19 世纪末，人们对贫困与社会风险的认识有了根本转变，贫困不再被认为是一种犯罪，不应完全由个人承担，而是一种不幸，这种不幸很大程度上是财富分配不公正的结果，社会风险是工业社会的必然现象，必须通过社会保障制度予以调整，因此，应赋予每个公民社会保障权。《国民保险法》、《国民救助法》的颁布就意味着社会保障已经成为一种公民权利。
因此，可以这样说，从传统的社会救济法到现代社会保障法是一种立法理念上的巨大飞跃。

( 二) 英国社会保障强调国家责任
英国 1946 年的《国民保险法》规定了公民可以享有的失业、生育、死亡、孤寡、退休等方面的保障权利和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 1948 年《国民救助法》的实施则确立了国家全面承担起社会救助的责任。自此，英国社会保障的国家责任包括立法责任、财政责任、实施责任和管理监督责任等，成为英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在住房福利方面，政府承担了支出或者通过税收减免的方式提供支持的责任，这两种形式都体现了政府直接承担责任。为了确保国家责任的切实履行，英国设立了社会保障部，统一管理社会保障事宜。

( 三) 英国社会保障的普适主义
社会保障的普适主义，即人人都有资格享受社会保障，体现了社会保障制度应有的公平性。
英国的社会保障是全民保障，其范围包括所有英国国民。每一个英国公民从出生时就有一个社会保障号码，当收入达到法律规定水平的时，就应交纳国民保险费，凡英国公民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也不论贫富贵贱，均可享受相应的社会保障权益，甚至居住在英国的外国人也可在缴纳国民保险费后，享受某些社会保障的权益。

英国社会保障还具有全面性。英国的社会保障项目完善，被誉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当然，英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高水平、广覆盖也加重了政府负担、使社会保障缺乏效率，这也是英国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的动因之一。

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㈡ 在再分配中国家应如何实现社会水平 政治题目

社会保障制度目标的选取是各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要考虑的首要问题，而目标的选取与经济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本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通过梳理社会保障再分配理论的演变历程，分析其对社会保障政策实践和目标选择的影响。

19世纪前：完全否定社会救济作用

19世纪以前，古典经济学主张自由放任经济，反对政府对经济社会的任何干预，认为政府的介入使分配出现不合理现象。因此，他们反对进行收入再分配，不主张对穷人进行社会救济，对英国1601年颁布的旧《济贫法》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旧《济贫法》是世界第一个社会保障立法，但受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经济”思想的影响，在17~18世纪没有进展。

随着大卫?李嘉图“相对工资”理论以及工人地位的确立，19世纪开始，英国才开始对劳工问题进行了特别干预，先后颁布了《学徒工健康与道德法》、《工厂法》和《劳动工时法》。然而，国家干预仍没有涉及到现代社会保障项目；1834年新《济贫法》甚至还减轻了国家对贫困的救助力度，对贫困对象进行了限制，对接受救济的条件做出了苛刻的规定。

英国虽是最早产生社会保障制度雏形的国家，但由于受到古典经济学自由思潮的影响，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它最终未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

19～20世纪30年代：完全肯定社会保障再分配作用

19～20世纪30年代，理论界对社会保障再分配的认识发生了质变，由“完全否定”转向“完全肯定”，国家开始正式提供社会保障措施，社会保障功能开始由济贫扩展到调节阶级矛盾和增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目标直接或间接地定位于维护社会公平。

（一）倡导国家社会保险，缓和劳资矛盾

德国新历史学派是第一个系统阐述社会保障思想的经济学派，针对当时德国所面临的劳资问题，不再反对国家出面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倡导和主张由国家出面实施社会保险。他们主张实施社会保障政策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劳资矛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政策主张间接达到了保护劳动者、改善劳动者生存环境和增进劳动者福利的作用，达到了公平效果。1871年新历史学派的政策主张被俾斯麦政府所接受，一方面，1878年颁布“社会党镇压法”以压制社会民主党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用立法的形式，由国家强制提供社会保障，颁布一系列社会保险法。据此，德国真正建立起了社会保险体系，成为世界第一个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

（二）实施社会保障，实现收入均等

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主张国家实行养老金制度和失业救助制度，通过社会保障政策的再分配功能实现收入均等，进而扩大一国的“经济福利”，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社会目标。因此，他主张：增加必要的货币补贴，改善劳动者的劳动条件，使劳动者患病、残疾、失业和年老时能得到适当的物质帮助和社会服务；向高收入者征收累进所得税，向低收入劳动者增加失业补助和社会救济，以实现收入的均等化，从而增加普遍的福利效果；实行普遍养老金制度，或按最低收入进行普遍补贴的制度，通过有效的收入转移支付实现社会公平。旧福利经济学的“收入均等化”思想为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石，并在英国得到了充分实践。二战后，英国开始重建福利制度，在《贝弗里奇报告》的基础上，于1948年7月宣布建成世界首个面向全体公民的“福利国家”。

（三）主张“收入均等”，实现国民“普享福利”

瑞典学派在分配上，主张通过实施收入再分配政策实现“福利国家”。强调收入和财富分配均等化，认为国家应承担起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责任，理想的社会应当把福利普遍给予社会的成员，使人人得到幸福。瑞典学派不仅在理论上为全面建立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地应用。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理念完全体现了瑞典学派“自由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精髓，建立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普享型”社会保障制度，成为当今世界“福利国家”的典范。人们从该制度中所得到的绝大多数保障同国家的收入或福利增长状况相关，而与个人贡献大小没有太大的关系，国民“普享”是整个社会进步的成果。

20世纪30～70年代：部分肯定社会保障再分配作用

20世纪30～70年代，理论界对社会保障再分配的态度从“全面肯定”转向“部分肯定”，分配观点从“均等分配”转向“有限分配”。从而使社会保障实践走向“有限保障”的道路，社会保障目标兼顾公平和效率。

（一）社会保障补偿变革损失

1939年前后形成的新福利经济学与旧福利经济学相比，进步意义在于，肯定市场机制的作用，反对政府对分配和生产的全面管制；其倒退则表现在对分配问题的忽视，认为分配问题涉及价值判断，主张排除在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以外。在新福利经济学家看来，社会保障与其说是缩小贫富差距进行再分配的手段，不如说是补偿社会变革所造成损失的措施。任何一项社会变革，使一部分人的短期福利遭遇损失是难免的，政府可以通过社会保障等转移支付政策给予补偿，使贫困者摆脱贫困。而由于自身因素造成的生活贫困，政府没有责任出面给予解决，只能让贫困者终生贫困。补偿政策的合理性与公平性是由统治阶级说了算，广大民众对此并没有发言权。但是，倒退中仍有进步，他们向完全“均等”的收入分配观点提出置疑，在社会保障领域引发了人们对再分配原则的思考。

（二）社会保障的“有限”再分配与“有限”保障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论应运而生。从生产角度，凯恩斯主义者提倡由政府出面安排社会保障制度，其目的是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实现充分就业。因此，他们所倡导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强调个人责任，国家承担有限责任的保障型模式。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再分配的力度不大，仅仅是“有限”分配；其提供的保障水平不高，仅仅是“有限”保障。凯恩斯主义者的社会保障观点在美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最有经济实力为国民提供普享福利，但是美国却没有全民的社会医疗保险，仅有为老人和残疾者建立的医疗救助。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强调公民自我保障意识，注重公民保障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政府只为人民提供了最低的、或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三）社会保障的“社会公平”和“社会自治”

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社会市场经济学派，主张由国家出面调整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实现“公平分配”目标。德国社会保障制度充分体现了“社会市场经济”思想。1948年艾哈德把“社会市场经济”思想付诸实施，认为“社会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总体调节＋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稳定劳资双方的“社会伙伴关系”，解决企业雇主与雇员之间“社会公平”问题；有助于纠正竞争带来的社会不公，解决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社会安全”问题。因此，主张实施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但是，社会保障体系不是以政府为主体，而是强调社会“自治”原则，国家主要通过法律手段对社会保障进行宏观引导和管理。长期以来，德国社会保障预算性强，制度运行平稳，收支水平高而稳定。虽为保障型模式，但目前支出水平已超过英国福利型制度，充分体现了“社会安全”。然而，社会保障税是德国的第一大税种，70％的社会保障基金来源于雇主和雇员的缴款，体现了“社会公正”和“社会自治”。

20世纪70年代以后：再否定社会保障再分配作用

20世纪70年代 “滞胀”出现，新自由主义兴盛起来。它们信赖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破坏了市场机制的功能，严重影响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反对国家福利，主张社会保障的私有化、私营化和多元化。理论界对社会保障再分配的态度再次走向否定，社会保障制度又转向追求效率目标。

（一）社会保障的“进入权利”和负所得税方案

弗里德曼认为，每个人获得社会保障的前提是拥有“进入的权利”，即通过劳动获得食物、衣服、住房、医疗等福利。贫困者脱贫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劳动，只要拥有“进入的权利”，就拥有了政府提供的福利计划，就会极大地减少贫困与匮乏。对于那些由于先天因素、疾病或者其它原因而无法挣得最低收入的人，弗里德曼认为应该给予直接援助，使他们无偿地获得食品、衣服、住处及医疗。但是，弗里德曼反对政府实施全面的一系列贫困计划，主张用负所得税逐步取代这些福利计划，主张通过货币支付（取代实物支付）和收入状况调查（取代生活状况调查）来帮助穷人。认为负所得税方案不仅确保每个人的最低收入，而且鼓励收益人进行自助；它既尊重了穷人消费的自由选择权，又大大减少了耗费。

（二）社会保障制度加重贫困造成“自愿失业”

供给学派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削减了个人储蓄，抑制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助长了贫困者对政府的依赖性。高替代率的失业保险金使失业成本较低，失业者“自愿失业”，不积极寻找或不接受低报酬的工作；而工作成本较高（甚至高于雇主的成本），雇主不愿长期雇佣工人，双方“共同努力”提高了失业率。在他们看来，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不能减轻贫困，反而会加重和扩大贫困，并使贫困永久化。因此，主张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停办不需要的社会保险和福利计划，降低社会保障支付水平。严格制定社会保险税的领取条件，限制津贴金额，使计划的支付与收入相抵。政府只兴办救济老年贫困、赤贫等必需的福利设施，停办那些使中产阶级受益的食品券、医疗补助等计划，贫困家庭领取补助必须参与劳动，以免滋长穷人的依赖性。

（三）社会保障制度的非再分配性和非政府性

哈耶克坚决反对将收入再分配作为社会保险制度的目标，认为平等只能是机会平等，任何缩小贫富差距的分配主张，都是对个人自由的伤害。在一个富裕的社会，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为贫困者提供社会救济，然而贫困者却无权要求分享较富裕者的财富。而且反对强制性社会保障，认为强制性社会保障违背了秩序的自由性和有损于个人自由、整齐划一的标准，剥夺了个人在诸多问题上的选择权，容易导致社会保障制度的自我膨胀和效率低下。同时认为，政府决不应当是唯一有能力提供社会福利的机构，在此领域不应当有垄断，应当允许尽可能多的独立个人或组织参与进来，家庭和自由竞争的市场是两个最佳的福利提供渠道。

社会保障再分配政策走向

综上所述，社会保障再分配理论及其政策实践一直都在努力寻求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均衡点，力图把公平与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古典学派受经济自由思潮的影响，侧重于效率，政府对社会公平问题关注极少。由于对公平问题的忽略，19世纪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生活贫困问题凸现，理论导向开始倾向于公平，并为英国、瑞典等福利国家的建立和德国社会保障的高水平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此时，政府也开始关注社会公平问题，开始担负起社会保障再分配的责任。

20世纪30年代以后，面对经济危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摆脱危机、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此时，社会保障制度强调的是政府有限保障责任，政府对社会公平问题的考虑更多的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政策的再分配力度有限。随着20世纪70年代“滞胀”现象的出现，经济自由主义开始盛行，其认为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国家开始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改革朝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是以智利为代表的社会保障制度私有化、私营化改革，财务制度由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积累制，一些拉美国家纷纷效仿；二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削减福利开支的改革。然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并没有到此终止，私有化、私营化的弊端日益突现，各国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们再度反思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效率是否是最优选择？公平与效率是否可有机地结合？更多国家的社会保障财务制度选择了混合制，制度目标定位于兼顾公平与效率。可见，社会保障制度目标的选择呈多样性，但最终不能、也无法抛弃公平目标。

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建立和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其初衷是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出现的，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经济突飞猛进，我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民众对维护社会公平的呼吁越来越强烈，社会保障问题已成为政府和民众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如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首要目标是公平还是效率”等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手段之一，而且实际国情也决定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目标的重点应定位在维持社会公平，应该在公平优先的基础上兼顾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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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商务印书馆，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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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M]．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

㈢ 济贫法的产生影响

济贫法自 1601 年颁布至 1948 年废除，历经 300 多年的时间， 几乎贯穿了英国自传统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国的全过程。在这 300 年间，受英国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济贫法也是历经修改。
通过对济贫法从 1601 年“旧济贫法”颁布到 1834 年“新济贫法”的实 施这一过程的研究，来窥探英国社会的变化。
对济贫法变革各阶段的具体分析
1.旧济贫法 1601 年，面对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伊丽莎白一世在前人有关 济贫规定的基础上，制定并颁布了英国历史第一部专门的济贫法—— 《伊丽莎白济贫法》 ，又称“旧济贫法” 。它规定以教区作为济贫的基本单位，并将贫困者划分为三类：一 类是无工作能力的老病残障者；一类是失去依靠的儿童；最后一类是 有劳动能力者，对于这一类人不予救助，强制其做工自给。救济资金 的来源则分为济贫税、自愿捐款以及罚款三项。
作为旧济贫法的补充，英国政府于 1662 年又颁布了住所法，它规 定：穷人只有在他的出生地才有可能得到救助，凡变更居住地的人， 只要新的居住地的济贫税管理人员认为其有可能成为救济对象，便可 以将其驱逐出境，送其回到其法定住所所在地的教区。 旧济贫法第一次将政府济贫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其成为政 府的日常工作之一；同时设置了济贫税，使得济贫工作有了稳定的经 济来源。这些对缓解贫困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我们也能看到， 此时的济贫还多出于人道主义责任，只关注如何救济本身，对于济贫 的社会经济影响则没做考虑。这一点在住所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另外，济贫工作的具体操作程序也还没有得到详细规定，济贫工作还很 不规范。
2.吉尔伯特法与斯皮纳姆兰法 1782 年，面对新出现的社会问题，英国政府又制订了“吉尔伯 特法” ，它规定：准许教区救济壮健的贫民而不强迫其进入济贫院， 还要求救贫税管理人员为贫民在农场里找工作，如工资不够维生，就 应该从济贫税里抽取补贴。这实际上肯定了后世福利上的一项重要原 则：最低生活保障原则。在实施上，吉尔伯特法承认地方的选择权， 教区可以遵从这项法令，也可以坚持原来的法规。 1795 年，另一项较吉尔伯特法更为激进、济贫更为宽松的斯皮纳 姆兰法开始实施。它规定：要根据小麦的价格高低来估计生活所必需 的最低限度收入。这实际上将最低生活保障原则进一步明确化了。
3.新济贫法 1834 年，英国通过了“济贫法修正案” ，即“新济贫法” 。它规 定：从 1835 年 7 月 1 日起一律停止对济贫院外所有壮年男子的救济，建 立由 3 个“合适的人”组成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济贫法委员会” 。同 时还规定了地方济贫管理机构的职责和权限。管理员不再是无薪棒的 义务工作者，而由纳税人选举产生，领取工资。 它的颁布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 A.原有济贫法的问题日益突 出，如管理混乱问题、开支过大问题以及其带来的其他道德问题。 B.自由主义者对原有济贫法的批判，如对住所法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 的批判，以及对斯皮纳姆兰法最低生活保障原则给工资规律带来影响 的批判。 C.1832 年的英国议会改革，它让中产阶级有了选举权，使得 政府逐渐成为新型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 我们可以看到，新济贫法实际上是对旧有济贫法的一次重大变革 与修改，在救济方式、救济对象的确认以及具体的管理方面都做出了 巨大的变化。从旧济贫法到吉尔伯特法、斯皮纳姆兰法，政府的救济 在不断的宽松，而新济贫法则一反常态，使济贫要求变得严厉起来。
济贫法变革反映出的英国社会的变化
纵观济贫法变革的整个历史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济贫管理工作 在逐步正式化、规范化，政府对济贫的看法也不再只是局限于济贫本 身，而是更多的关注到了济贫方式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
英国社会 发生了以下方面的变化： 1.英国逐渐由一个封建君主国家转变为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国 家。封建君主关注济贫主要是出于社会稳定以及人道主义责任考虑， 与之相反，新兴的资产阶级则会更加关注其经济影响。一项政策总是 掌权集团利益的表达，从旧有济贫法的宽松到新济贫法的严厉，反映 的就不仅是济贫方式的简单转变，还反映了背后政治掌权者的更替。
2.人们对济贫的认识由感性走向理性。在济贫法初期，人们还只 是出于情感直觉的感受到应该对贫困予以救助，而到新济贫法时期， 人们已经考虑如何将济贫与经济发展很好的协调起来。济贫由一件出 于人道主义责任的善举变为了一项与社会经济紧密相连的重要活动。 人们的认识逐步理性化。
3.政府机构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管理越来越科学。由规定以 教区为基本单位后便不再过问到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并对各管理机构 的职责和权限进行规定，对全国的济贫工作进行系统的管理，英国政 府的管理活动在不断的走向科学化，政府机构的设置也越来越完善 化。这也是英国政治近代化的重要体现。
济贫法的变革反映出了英国在政治、经济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等 各方面的近代化过程。但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近代化对于生活在社 会底层的穷困者而言似乎并不可喜。尽管社会在进步，国家的整体经 济实力在增强，但国内的穷困人口却是有增无减，下层人民的生活状 况在不断恶化。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㈣ 12． “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马克思的这句话的含义是( )

首先，D和E肯定是错误的。先说D，法是国家用来统治的武器之一，肯定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至于E，法调整的内容很多，比如说法律规定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不是经济关系吧。其次，你要明白法律的就是统治阶级用来规范和约束的产物，是有上层建筑来决定的。马克思的这句话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经济关系”就是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要求”就是生产关系的要求，生产关系就是经济基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是上层建筑。所以，A不符合马克思的这句话，决定法的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而“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就是经济基础，B和c说的是同一个意思，都是对的

㈤ 济贫法和德国的两个制度区别是什么

区别如下：
1601年的济贫法共六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对每一教区设立监督员作了规定，即:监督员每年由政府指派，按照教区的大小设置，除教会委员外，每一教区还有_2-4个主管人。监督员的职责是:
(1)凡父母无力抚养的儿童，如有需要，经两个评判员的同意，可为儿童代谋工作。
(2)凡无生活来源的成人，令其从事工作，借以获得生活费用。
(3)每周向每个居民及有产业者征收赋税，将所得的总额作下列必需的用途:
I.收买大宗便宜苎麻、羊毛及其他必需用品，发给贫穷工人用;
Ⅱ.救济一般跛足、无能者、盲人以及其他不能工作的人;
Ⅲ.安置贫儿，充当学徒;
IV．监督员每月至少集会一次，于年终作一办公经过的报告;
第二部分:规定一教区之内，若无法负担救济本教区贫民费用时，评判员有权向其他教区课收赋税，评判员如遇有不履行纳税的义务者，得将其拘禁于郡属的监狱中。
第三部分:规定学徒制的立约事宜，同时规定了学徒期限:男子至24 岁，女子至21岁或结婚时为止。
第四部分:规定习艺所的设立事宜。
第五部分:规定法庭诉讼及反抗征收赋税事宜。
第六部分:规定抚养父母及子孙在法律上的责任事宜。
该法案确立了这样的主导思想:以立法强制征收济贫税;凡抗拒不缴者以违法处置并可拘禁于监狱;以习艺所为机构，收容并组织贫民生产、劳动;对身强力壮的贫民组织劳动;对青少年进行技术学习;政府指派管理人员。
这部立法表明当时的英国政府意识到了贫困和失业对社会秩序的威胁，认识到了必须由政府采取某种措施，来缓和这些社会矛盾。表明政府第一次正式承认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应尽的职责，自此，英国建立起初步的救济行政制度与救济工作方法。
虽然伊丽莎白《济贫法》并不完善，但它毕竟是政府通过国家法律，对每一个人强制征收济贫税来救济贫民的第一次社会行动。它的立法与颁布实施有更深远的社会意义:它意味着在经济保障上，处于绝境的社会成员有权利向国家和比他更富有的邻居伸出手来，请求帮助。在这个意义上，伊丽莎白《济贫法》已经展示了未来社会保障的朦胧思路。
“双元制”,是源于德国的一种职业培训模式。所谓双元，是指受训者必须经过两个场所的培训。其中，一元是指职业学校，主要向学生传授与职业有关的专业知识；另一元是企业或公共事业单位等校外实训场所，主要让学生在企业里接受职业技能方面的专业培训。这种模式在德国的企业中应用很广，近几年也被中国的一些企业借鉴采用。
“‘双元制’技工培训模式，是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吴江认为，德国的职业教育非常注重实际操作能力。企业和院校在其中既发挥不同作用又承担不同责任，学生也扮演不同角色。
在德国“双元制”模式中，受训者通常具有“双重身份”。他们首先与企业签订培训协议成为“学徒”，并借此申请入学学习，还可获得实习工资；在职业学校，他们是“学生”，继续接受义务教育。课程设置以实践为导向，企业实习和在校理论学习的比例大约为7∶3。
“双元制”模式不仅注重学生未来从业能力的提升，还特别强调其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使他们具备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具体而言，企业实习主要让德国学生更好掌握“怎么做”。比如，学生在企业进行实践操作技能培训，使用的是企业生产设备和现代技术，利于克服学校实习设备可能陈旧等弊病，帮助学生熟悉企业生产过程和管理机制，养成遵守劳动纪律和安全规程的习惯。
这样一来，学生一方面可以逐步学会处理实际问题的本领，全面掌握职业技能；另一方面，他们从一开始就和企业建立关系，在学习职业技能的同时，也可逐步学会如何融入团队，怎样与同事、与社会打交道。
以上就是济贫法和德国的两个制度的区别。

㈥ 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有什么共同特征

首先，需要纠正的是不能用“像中国每个朝代一样都有人起来起义”来解释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会发生战争。中国的所有王朝的更替都是发生在封建主义社会内部的事情。
其次，我认为，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很大。

长期以来，我们在分析论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必然性所采取的方式时，往往只强调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深化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而忽略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所采取方式的影响。这也难怪，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并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列宁又把这一形式看作唯一途径，并对通过议会合法斗争取得工人阶级政权的理论和派别提出批判。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一方面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增强了资本主义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本文拟从这一视角出发，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实现途径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新变化奠定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物质基础。

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股份制经济和国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

股份制经济的产生，不仅是企业制度的变化，而且孕育着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股份资本虽然保留了资本的私人性质，但却创造了资本社会性的独立存在形式。股票作为股份资本的表现形式属于个人，股份公司作为法人财产却属于社会，股份资本作为集合资本也就成为社会资本。马克思曾对股份公司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股份资本这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它“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1]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股份资本已占企业总资本的80%左右，这表明，它的发展正在“消灭私人产业”，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联合的生产方式”过渡。二战后，法人股东的迅速崛起使法人股份资本取代私人股份资本而成为股份公司财产的最大直接所有者。这进一步提高了资本的社会化程度，并进一步打破了私人资本的垄断。近些年来，在西方迅速发展起来的职工股份制经济，在本质上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结合，改变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劳动者在企业里共同劳动，参与企业的民主化管理，参与企业资本的分红，使职工的切身利益和企业的前途和命运紧密联合在一起，增强了职工对企业的凝聚力，促进了劳动由雇佣劳动向自主劳动的转化。
股份公司不仅促成了资本占有的社会化，而且实现了资本管理的社会化，完成了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股份资本包含着双重财产权：一是存在于股权形式上的资本最终所有权；二是存在于公司财产形式上的法人资本财产权。股份资本的这种二重存在形态，使股份公司的资本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成为可能：资本家成为股票这种虚拟资本的所有者，现实资本的经营权掌握在经营者手里了。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2]不仅具有专门管理才能的职业经理人成为直接生产过程的决定性力量，而且，企业的民主化管理制度使普通职工也有机会亲自参与企业的决策、监督和管理。这是培养造就全面发展的企业主人的必要途径。
国有制经济是资产阶级国家直接掌握和运用的资本，它是国家经济职能加强的重要表现，同时又为国家干预和调节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目前，发达国家的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约占10%—20%，并控制着重要经济部门。国有资本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资本，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部分否定。从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上来看，国家占有生产资料从形式上否定了资产阶级的私有权利，形成了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为向社会主义国有制的和平过渡准备了直接的物质基础。从国有企业的行为目标来看，国有制企业生产目的主要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为了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这使资本增殖的本性受到了限制，并越来越接近于社会主义生产是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目的。从国有企业履行的社会职能来看，资本主义国有企业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为整个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本质，但国有资本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包括劳动者在内的整个社会成员的利益，如稳定物价、扩大就业、增加福利支出、完善社会保障、治理环境污染等。国有企业的利润也不再归任何个人无偿占有，而是上缴国库，国家把这些利润和通过超额累进税等手段所获得的收入再分配给竞争中的失败者或用于公益事业，这更是对资本本性的限制和否定。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国有企业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任务已有某些共同之处，已部分具有公有制企业的属性。
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是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但股份制经济和国家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突破了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束缚，使资本占形式越来越向着公有制的方向靠近。职工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并参与企业管理，为劳动者成为企业真正的主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资本的这种不断扬弃，一方面使资本主义的再发展获得了新的推进因素，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资本主义内部社会主义因素的生成和发展，并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阵痛相应减小，而使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二、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矛盾的缓和使无产阶级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阶级矛盾的缓和一方面来自于阶级结构的变化和阶级差别的缩小，另一方面来自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
战后，由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大的调整。第一产业比重加速下降，第二产业比重逐渐缩小，第三产业比重迅速上升并超过第一、第二产业成为最大的产业。与此相适应，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劳动力只占劳动力总数的5—6%，在美国不足3%，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数量也大幅度下降，在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中的比重不足30%，而第三产业从业者占整个从业者的60%—70%。劳动者队伍出现了知识化、白领化、多层次化的趋势。其构成和内涵也不再是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纯无产阶级，取而代之的是以脑力劳动、白领阶层为主体的新型工人阶级。他们过着舒适的生活，并拥有相当数量的存款、股票和债券。尽管其数量有限，但毕竟摆脱了工人一无所有的界限，向有产者前进了一步。战后，发达国家阶级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阶层的迅速崛起并在整个社会中越来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旧的中间阶层主要包括独立的农场主、工商服务业中的小业主、独立的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他们往往不太稳定，总是在不断地分化，但这并不代表其队伍在缩小。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扩大以及白领工人、金领工人比重的提高，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新中间阶层，主要包括：科学家、工程师、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律师、医生等等。他们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或股票，或者拥有一定的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和对劳动的监督权；他们在收入水平、消费模式、社会态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大大不同于传统的工人阶级。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旧中间阶层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不断缩小，人数不断减少，但却使新中间阶层发展的经济基础扩大，人数不断增多。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中间阶层人数约占了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中的60%—70%，并且数量还在扩大。他们广泛参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活动，并主导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对资本主义的稳定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智力资本作为一种新兴资源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超越传统资本而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和主导性的作用，从而决定了知识型的“白领工人”、“金领工人”等中间阶层越来越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人们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也越来越取决于自己对知识这种稀缺资源掌握的程度。这就使得传统的生产关系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虽然仍是生产关系的基础，但其地位相对下降了，而知识资本越来越成为影响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以及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在当今新科技革命飞速发展、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来源于人才的竞争、智力的竞争。这也促使资本主义越来越注重维护劳动者的权益，尊重劳动者的自主性、创造性，提高劳动者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增加劳动者教育和培训的投资力度。随着知识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工人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中间阶层的扩大，阶级结构变动性的加快，以及工人持股数量的增加和阶级意识的淡漠，资产者与无产者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难辨，两大阶级差别迅速缩小。
阶级矛盾的缓和还来自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除了教会和民间互助组织外，基本上不存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措施，无产阶级处于贫困化状态，社会也处于不稳定状态。战后，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面介入国民收入分配再分配领域，普遍建立了一整套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从单纯的“济贫”变成了具有社会规模的公民应享的权利。在德国、瑞典等西、北欧国家中更是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整套社会福利制度。这些政策和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社会保险制度、社会救济制度、免费教育等等。除了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外，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征收高额累进税、财产税、遗产税等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社会福利制度化的实施，对于保障全社会特别是劳动人民的生活，缩小贫富差距和阶级差别，缓解资产所有者与劳动者的不平等关系，维护安定的社会环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㈦ 对于马尔萨斯这个观点的理解

neo-Malthusianism
近代西方流行的一种主张用避孕方法来限制人口增长的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人口理论。基本观点与马尔萨斯相同，认为人口增长有比生活资料增长得更快的趋势，是永恒的规律。工人的失业和贫困是人口增长不可避免的结果。19世纪上半期，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拥护者 F.普莱斯 、R.卡莱尔 、G.德莱斯代尔在信奉马尔萨斯人口论基本观点的同时，不赞成马尔萨斯的禁欲主义的道德抑制，提倡用避孕方法来节育。这种理论后来被叫做新马尔萨斯主义，也称为普莱斯主义、卡莱尔主义、德莱斯代尔主义。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缺陷不在于主张节制生育，而在于忽视社会生产方式对人口发展过程的决定性影响，掩盖了西方社会人口问题的实质。

㈧ 福利经济理论的否定社会救济

英国是最早较大规模地由政府出面干预福利事业的国家之一。1601年颁布的《济贫法》 (PoorLaw)以法律的 形式将救济贫困由私人义务(宗教机构、同业行会)转变为社会公共责任，并规定了救济贫民的福利措施。这些措施实施以后，人们对《济贫法》所规定的扶贫原则进行了认真思考，形成了否定社会救济制度的福利经济思想。这一时期，对社会救济制度持否定态度的理论主要有：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把人类利己主义本性当作经济研究的前提，把经济现象看成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经济人活动的结果。他认为，独立的经济个体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但由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必然会导致普遍福利。因此，国家和政府无需对穷人和福利给予特别关注，福利救济和社会保障只是私人的事。斯密实际上对当时流行的济贫法进行了间接批评。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Malthus)认为贫困是私人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贫困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对抗社会的失败，贫困的主要责任在贫困者本身，是贫困人口过度增长的结果。因此，要消除贫困就必须抑制人口的增长。而济贫院的救济却会使过剩的贫困人口继续存在和繁殖，济贫院给贫民提供工作会增加在业工人的失业。因此，济贫院实行的各种救济措施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反而会造成贫民的依赖心理。马尔萨斯的理论否定了向贫民提供救济的政策，为惩罚性的扶贫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D.Ricardo)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为依据，论述了工人的贫困问题。他认为，劳动市场上自由竞争的结果及工人人口自然率的变化，会使工资必然趋向于最低生活资料的价值。工人贫困是由于人口太多导致工资降低。李嘉图实际上把工人的贫困归罪于工人自身。“济贫法……同立法者的善良愿望相反，它不是改进穷人的状况，而是同时恶化穷人和富人的状况，不是使贫者富，而是使富者贫”[1]。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伊(J.Say)认为，自由放任、自由调节、自由竞争能使个人得到最大的满足，社会不可能产生全面的经济危机和失业，所有希望工作的人都能得到工作，贫穷与懒惰有关，是一种自作自受。因此，失业和贫困是个人不努力的结果，它应由个人而不是由社会(经济制度)负责。 综上可见，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们实际上认为，低工资来源于劳动的过度供给，失业是劳动力要素要价过高的结果，贫困则是由于这些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工人阶级自己应该学会控制其数量的增长，自己对自身的状况负责。因此，这些建立在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基础之上的福利经济思想使社会对于贫困、失业的责任逐步让位于社会对于贫困人的压制。正因为如此，1843年英国通过了新“济贫法”。该法案采用了更加严厉的法则，规定依靠救济的人必须接受更加苛刻的条件。建立在否定社会保障功能思想基础之上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变迁，使贫困的失业者有待救济的迫切性更加与新的“济贫法”救济的局限性产生着矛盾。这种矛盾不仅说明了当时的社会福利制度需要重新安排，而且说明了否定社会保障功能的思想不能适应工业化发展的要求。

㈨ 分析雾都孤儿里蒙克斯这个人物 50到100字 谢谢！！！

费金和塞克斯是邪恶、残暴与欺诈的化身。读者可曾注意到，费金（Fagin）这个人名的英文意思是指（教唆儿童犯罪的）教唆犯，由此便可见作者的用意。在《雾度孤儿》的序言里，狄更斯明确指出：“在我看来，照实际存在着的样子来描写这样一群犯罪的人们，是十分有必要的；在他们的一切缺点和一切不幸之中描写他们；在他们的生活的贫困之中描写他们；如实地表现出他们在最污秽的生活之路上惴惴不安地潜行，最后，仍逃避不了被黑色的、怕人的绞刑架结束生命的命运。”所以，在作者笔下，不仅写出了伦敦阴冷、潮湿、污秽、紊乱的街道——藏污纳垢的场所，而且还以小奥利弗作为媒介，通过对于费金与赛克斯对其一次次的威逼利诱、棍棒相加的描述，刻画出了他们凶恶的嘴脸、邪恶的心灵和堕落的人生。成千上万像他们一样的罪恶灵魂就潜伏在伦敦的各个角落，以他们的手段让黑暗在整个社会里不断地滋生与蔓延——这是一个恐怖而严肃的现实。
令人更为气愤的是，在当时有更多的不属于社会底层的人，如班布尔夫妇，散发着尖酸刻薄、唯利是图的恶臭。他们根本不把像小奥利弗这样孤苦伶仃的孩子当人看待。不仅不给孤儿们吃饱穿暖，还常常打骂他们，致使这些小孩子们的心灵上受到极大的创伤。这种摧残，并不亚于费金这些恶人；也正是这些自己生活还比较安逸的人们，很自然、很生动地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幅拜金主义者的画像：如班布尔因为不想错过五英镑的奖赏而急匆匆来到布朗洛先生家，告知其有关小奥利弗的一些 “情况”（在与他本人没有任何利益冲突的前提下，尽说些小奥利弗的坏话，等等）。
而谈及蒙克斯这个人物时，给人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是他那令人惊悚的妒嫉心理和仇恨心理。蒙克斯为了能独吞全部的遗产收入，从而燃起了对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强烈的怨愤与妒嫉之火——如果小奥利弗活得好好的，他的贪欲就永远无法得到满足。于是，他就在这种变态心理的驱使下让小奥利弗“体会”了现实的残忍可怕。直到最后向众人坦白真相的时候，还在对小奥利弗“不出声地暗暗诅咒着”。这种畸形心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英国社会的道德沦丧。
虽然很多评论认为这部小说有许多不足之处，“这一时期作者正处于青春年少，事业蒸蒸日上，对社会的认识还比较肤浅……特别是在小说结构与人物塑造方面，作者还未完全把握得住。”“狄更斯只写出社会丑恶的一些表现，而看不到产生这些罪恶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反而认为这只是社会的反常现象，用善有善报的光明尾巴来解决矛盾。”而我个人认为，这部作品细腻地描绘和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中的善良、爱、仁慈、邪恶、欺诈、妒嫉和仇恨等诸多方面及其相互矛盾性。善之花与恶之花在人性的奇葩中齐开齐放，使读者在了解人生百态的同时，澄澈心灵，努力使自己的人生绽放善的花朵。这是一部好作品才能带给我们的深思与启示。
就像这部小说最末那句话所说的那样。
“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对其他人表现出的同情与善良就像上帝对一切生灵所表现得一样。”

㈩ 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本质的基本观点

1、法的最初本质体现为法的正式性

（1）正式性的定义 也叫官方性、国家性，指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正式的官方确定的行为规范。

（2）法的正式性体现：①法是公共权力机关按照一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或认可的。②法总是依靠正式的权力机制保证实现的。③法总是借助于正式的表现形式予以公布的。法的正式性表明法律与国家权力存在密切联系，法律直接形成于国家权力，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2、法的本质其次反映为法的阶级性在阶级对立的社会，法体现的国家意志实际上是指统治阶级的意志。

法体现的国家意志从表面上看具有公共性、中立性；法体现的国家意志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是法律化的统治阶级意志；法体现的国家意志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极大的权威性。

3、法的本质最终体现为法的社会性
法的社会性又称法的物质制约性，指法的内容是受一定社会因素制约的，最终也由一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10)马克思对济贫法或社会立法的看法扩展阅读：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进程：

马克思主义法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所创立的无产阶级法学理论和学说。是适应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人类社会必然发展到共产主义的客观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科学。

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一切剥削阶级法学具有原则的区别，认为法归根到底是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法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

法是由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和集团制定出来的，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法不是超历史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并随着阶级和国家的消亡，阶级意义上的法也将随之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