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法在全社会的关注点

Ⅰ 为何国家监察法草案在社会反应巨大，它有什么利与弊

一、概念中央集权
centralization of authority
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是相对与地方分权而言,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控于中央。
中国古代的政体---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封建专制主义是一种决策方式,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利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
而中央集权是相对与地方分权而言,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控与中央。
专制主义体现的是君臣关系；而中央集权处理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君主专制必然实行中央集权，但中央集权不一定要实行君主专制。在封建社会一般实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君主专制必然被淘汰，而中央将继续存在。当前世界上如法国、中国等都实行中央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但都不是君主专制体制。 [编辑本段]二、建立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以后就着手建立和健全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以巩固其对全国的统治。
皇帝制 秦王政统一全国后，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超五帝，王的称号已不能显示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势和地位，于是更改名号，把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称号合而为一，号称"皇帝"。从此，皇帝便成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此外，还规定皇帝自称"朕"，命称"制"，令称"诏"，印称"玺"。废 除子议父、臣议君的"谥法"，规定皇帝按照世代排列，第一代称始皇帝，后世以二世、三世计，以至"传之无穷"。这些规定都表明皇帝的神圣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力。
三公九卿制 秦朝的中央机关实"三公九卿"制。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管政务、军事和监察。三公之间互不统属，相互制约，都直接为皇帝负责，使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三公之下设九卿，具体是：奉常，掌管宗庙礼仪；卫尉，掌管皇宫保卫；郎中令，掌管宫廷警卫；太仆，掌管宫廷车马；典客，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及外交；廷尉，负责司法；治粟内史，掌全国财政税收；宗正，管理皇室亲族内部事务；少府，掌管全国山河湖海税收和手工业制造。三公九卿均由皇帝任免，概不世袭。
郡县制 在地方行政机构上，秦始皇彻底废除了古代的分封制度，把战国时期已经实行的郡县制推行到全国。郡设郡守、郡尉和监御史，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一郡之内辖若干县，县设县令或县长，此外还有县尉、县丞。一县之内再分为若干乡，乡之下有亭、里等，构成了一套严密的地方机构。
秦始皇所创立的上述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基本上被后代的封建统治者所继承。
实行原因
1、经济根源——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提高导致旧的生产关系解体，秦国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便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的个体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模式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新兴的地主阶级也需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保护其土地所有制度。这种封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央集权制的建立。
2、社会根源——巩固、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秦吸取周无子在诸侯割据局面下无能力的教训，在统一全国后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
3、思想根源——法家思想奠定理论基础。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韩非子总结诸子百家学说，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为秦始皇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理论基础。
4、地理原因——由于中国属于大河文明，以农业生产为主，土地束缚了过多的劳动力，无法更多的发展商业与手工业。而且领土面积较大，需要统一的管理。 [编辑本段]三、完善与发展1)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基本特征和演变规律。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指君主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并通过军政官僚机关管理、控制国家的政体。包括皇帝制、官像政治和中央集权等方面，其基本特征是皇权至高无上和不可分割，皇权不可转让，皇位实行世袭，君尊臣卑等。皇权愈来愈尊，臣民愈来愈卑，是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的总趋势。
(2)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变化
①战国时期初步形成
战国时期封建经济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增长、国家局部统一局面的出现，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创造了社会条件。为适应新兴地主加强专政和保护封建经济发展的需要，初步确立起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这为秦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成功的经验。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韩非子提出的中央集权和以法治国的思想，形成了一套系统的中央集权理论。
②秦朝正式建立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承了商鞅变法的成果并实践了韩非子的理论，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它既包括皇帝对中央百官的控制，又包括对地方及各级官吏及百姓的控制，从而把专制主义的决策方式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正式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这对战国前的分封制来说是一大进步；对于巩固国家统一、维护封建统治基础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③西汉巩固
西汉建立后，实行郡国并行制，导致了王国问题的出现，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面临严峻的挑战。为解决王国问题，景帝在削藩的基础上，平定七国之乱，收回王国官吏任免权。武帝时，又颁布了推恩令及其他举措，解除了王国的威胁。武帝又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于找到了一种最适合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所需要的理论基础。从此，封建政治制度的政体基本定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得以巩固。
④隋唐完善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加强过程中，不仅要伴随着克服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而且还要克服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隋朝实行三省六部制，把原为丞相的权力分散于三省六部。这项新的措施，被唐朝沿袭并有所发展，从而使中央集权制度得以完善。隋唐以来的科举制也是与当时政治制度的发展相适应的。三省六部制与科举制的实行，提高了行政效率，扩大了统治基础，有利于官僚队伍文化素质的提高，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完善。
⑤北宋加强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吸取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的教训，接受赵普的建议，采取“杯酒释兵权”等举措，收回朝中大将和节度使兵权，将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力收归中央，防止地方割据局面的出现，加强了中央集议，但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使北宋形成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庞大的军队，导致了后来严重的社会危机。
⑥元朝新发展
元朝实现了全国性的大统一。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和对辽阔疆域的管辖，在中央设中书省；地方实行行省制度。既是元朝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成功的尝试，同时又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新举措，是对古代郡县制度的重大发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⑦明清达到顶峰
明朝建立后，为处理君臣关系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中央废丞相，权分六部，使秦朝以来的宰相制度走到了尽头；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地方势力进一步削弱。明朝还遍设厂卫特务组织，实行八股取士，这是专制主义加强的突出表现。清朝沿用明制，后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使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悟涵
中央集权的产生最早由中国战国时期思想派系之一的法家系统提出君主专制形式所衍生出的一种政治结构，法家代表之一的韩非子在他的论著中认为：在现有社会局势混乱，割据势力强大的情况下，需要君王统一国内一切力量来维护统治，这便需要有一个权力集中的政府来辅助君王统治国家，扩大领土。同时在当时社会中农业自然经济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发展，同时作为社会中主要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地主而言，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镇压农民的反抗，来维护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
秦成为第一个将中央集权付诸实施的国家，公元前3世纪秦国商鞅推行的变法初步确立了中央集权的雏形：将地方一级官员的委任权划归中央，并统一了部分物资的流通。这为日后秦有能力统一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秦帝国正式建立的时候，李斯利用已有的经验建立郡县制，并统一地方文字、财经、度量衡，建立了一个实际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国家。
隋朝时期隋文帝成功的进行了一次中央集权的改革：推行三省六部制，将中央政府的权力进行了划分，不仅令政府机构效率、职权范围提高，也使各官员的权力相对分散，保证了皇权的稳定，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稳定性。唐朝在这一改革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深改革，并广泛推行科举制度，提高了官员整体文化素质，令平民也有机会成为社会的上层人物，稳定了中央集权后带来的社会底层不稳定因素。这次成功的改革经验也传至中国的周边国家，加强了这些国家的集权体制。
公元14世纪，中央集权的影响逐步为君主专制所替代，通过设立一些特务机构加强了帝王对政府、社会的管辖，在中国，清朝废除行省，设立三司，设立军机处；印度莫卧儿帝国则在17世纪中叶建立一套极为完善的集权整体，标志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的发展达到了顶峰。15世纪后期到16世纪初，欧洲许多国家建立了中央集权制。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 ，资本的集中要求政治权力的集中，更趋向于中央集权。采用单一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多实行中央集权；采用联邦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地方政府虽有相当的权力，但国家大权仍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
随着19世纪中期后大批的中央集权国家半殖民半封建化的开始，中央集权制遭到近代民主制度的强烈冲击。尤其是要求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近代民主政治制度，其理念正是对中央集权的全面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实行中国共产党宣称代表了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号称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
萌芽：理论上，韩非子最先提出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
实践：秦国商鞅变法，规定废分封，行县制 “ 燔诗书而明法度”，实行中央集权制度。
建立于秦朝：秦统一后，为了巩固统治，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确立皇帝制、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在地方实行郡县制，并颁布秦律。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焚书坑儒加强思想控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特点：把专制主义的决策方式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权利高度集中成为秦朝统治的最基本特征。
巩固于西汉：
内容：西汉改革管制，组成内朝和外朝，加强皇权。实行刺史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僚的控制。颁布推恩令和附益之法，解决王国问题。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西汉的统治思想。
特点：强化了皇权。重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统治。将儒家思想改造为适应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需要的指导思想。
完善于隋唐：
内容：实行三省六部制，使封建官僚机构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将宰相的权利一分为三从而消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
创立和完善了科举制，扩大了官吏来源，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加强了中央集权，调整和健全了府兵制，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不易 形成将帅用兵的自重局面。
特点：用分权的办法加强皇权。官员选拔规范化、制度化，考试成绩取代了门第出身。
加强于宋元：
北宋：集中军权。设三衙统领禁军，并与枢密院互相牵制；实行更戍法，以防武将专权。
集中行政权。设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派文官做知州，知州设通判，二者互相牵制。
集中财权。在各路设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政。
集中司法权。中央派文官担任地方司法职员。悟涵
通过以上措施，皇帝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军事、财政、行政和司法大权，铲除了封建藩镇割据的基础，加强了中央集权。
元朝：在中央健全了中央官制， 设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分管行政、军事和监察事物；设宣政院，统领宗教事务和管辖西藏地区。
在地方，实行行省治度。
特点：强干弱枝（北宋）；在中央分权基础上的地方分权（北宋）；
地方行政体系有了重大发展（元）和；建立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直辖管理制度（元）
提醒：在皇权与相权方面，唐朝和北宋均通过分权的方式来削弱宰相的权利。
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将宰相的权利一分为三；
北宋设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军权、财权。
元朝时，废三省，施行一省制，即中书省，长官为宰相由此宰相地位逐渐位高权重，威胁皇权。于是，明朝建立后，裁撤中书省，废除丞相也就成为必然。
由此可见，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在唐朝、宋朝、元朝、明朝尤为突出。
强化与明清
明初：在中央、，废丞相 权分六部 ；地方实行三司分权。
改大都督俯为立军都督俯，统兵权和调兵权分离。
制定《大明律》。
设厂卫特务机构。
实行八股取士，加强思想控制。
设内阁（明朝设立的内阁是封建主义君主专制的产物，英国的内阁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产物）
清： 沿用了明朝的内阁六部 。
增设军机处，标志着我过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
大兴宣政院。
特点 皇权空前强化，封建专制注意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
结束与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编辑本段]四、评价作用
1、积极作用：
① 利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
② 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③ 在统一的环境下，利于各民族的融合，利于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2、消极作用：
① 皇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
② 在思想上表现为独尊一家，箝制了思想。
③ 在封建社会末期，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否定君主专制思想的出现
元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制度渐趋衰落。
早期的民主启蒙思想也在潜滋暗长。宋代的邓牧曾著书大胆斥责皇帝是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邓牧的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明后期，思想家李贽，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他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李贽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的色彩。悟涵
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最激烈批判的要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他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他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黄宗羲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历史评价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建立于封建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经济的分散性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来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以保障封建经济的发展。封建地主阶级为维持统治，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镇压农民的反抗，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分散的个体小农，也需要依赖于政治上强大的力量，以稳定社会，抵御外敌和抗击大的灾害。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与中国封建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作为封建国家的管理体制，其承担着两方面的国家职能：一方面压迫、剥削、镇压人民，另一方面也起着组织公共事务的职能。
其历史作用是：它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巩固了国家统一，为封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有利于民族融合，使中国产生了高于同一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是也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影响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自由活泼发展。这种制度又往往取决于君主个人政治品质的优劣，因为皇帝个人因素对政局影响巨大，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斗争(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外戚干政等)可以说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副产品。其消极作用在封建社会后期越来越大，特别是明清以后，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禁锢了人们的头脑，造成了生产力的停滞。这也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的重要政治原因。
自古以来，只要国家存在，就会存在地方和中央的权力分配问题。至于怎样分配才能使国家得到稳定的同时又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始终是政治一直要解决且每一个时期都不易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各国都会根据不同的国情采用不同的政治体制，以促进各自国家的发展。一般而言，如果中央权力过于集中，地方发展就是失去活力，地方只是听命于中央而没有太多的自主权，地方的发展就不会主动，没有地方的主动发展只依靠一个中央政府则全国的发展肯定就会受到制约。但是如果地方权力过大，中央不能统领控制地方，则地方权力的分散就会造成地区发展的不均衡，进而也会影响国家的发展；这种两难境地是摆在任何一个国家领导者面前的难题，具体到中国，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往往被人形象地概括为“一统就，一放就乱”，怎样统而不活而不乱是政治所要追求的目标，实现起来很难。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民主意识强，则更多地喜欢自己管理且有能力自我管理，那么大多希望是地方权力多一些，如果一个国家的民主意识相对薄弱，人们习惯于领导做主，且领导愿意做主，则希望权力集中一些，地方权力就不能过大。而领导对权力十分嗜好且缺乏民主监督机制则领导也希望权力集中，这样的国家则更多的采取中央集权制度。总的来说，从目前的社会现状看，大多的国家希望是二者的结合，一种中庸状态是最理想的，即便如此，对中庸的理解也各有差异。
不过具体到中国古代则较为简单，居于中央的帝王为了统治的稳定是不愿意将权力过多的下放给地方的，双方自古就是上下关系，平等都是奢望，权力集中于中央当时一种普遍的政治体制，这一点从秦朝开始体现的很明显。虽然地方权力有时会威胁中央，但集权是一个常态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中国自秦朝以来就是中央集权制度一致体现于整个古代政治制度，这一点是学术公论自无异议。但是集权制度什么时候结束，到现在还存在吗？则意见很难一致。历史问题特别是历史上在常人看来是污点的问题一旦探讨其现实的依存则往往使学者们支支呜呜，自动失语，学者们也很难体现历史智慧对现实的批判，实在是因为批判现实往往会引来麻烦，历史研究难以发挥其现实作用而成为单纯的象牙塔中的屠龙术，历史的无用有时是因为缺乏勇气。但这样的委琐只能导致学术的衰微，实际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有学者进行了研究，我想只要是守住学术的原则，这样的思考应该是难能可贵且应该得到支持的。于是“有观点认为现在中央集权并没有消失，而是隐藏于民主政体之下”隐性存在，也有观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相结合，既保证中央统一领导，集中处理国家事务，同时又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地方享有一定的自主权。”（恕我疏懒，以上两种观点均来自维客，实际应该去查找其他的真正的学术支持）两种观点都没有否认中央集权在中国现实中的存在，差异程度而已。实际上承认我们的制度中的中央集权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即使在古代，中央集权也不是罪恶，中华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就与这样的集权制度和政治架构有密切的关系，只是到了近代，这样的制度连同当时的其他政策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与集权是否关系密切尚可商榷。要知道，民主与集权从来都是相对的，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西方的制度在中国确实不能照搬，我们国家民众的民主法制素质还有待完善，否则就不会有民主法制需要完善之说，这既有制度上的完善，实际上还有商品经济的所构成的市场制度的完善以及民众的民主法制意识的完善，如此中国存在中央集权的这样的色彩也并非坏事，而当属必要。当然未来的发展是不断完善的民主，这一点应该也是无异议的。
君主专制问题
君主是国家的最高首脑，在中国古代，君主自秦朝以后基本被称为皇帝。皇帝的地位无疑是高贵的。为了保持这样的高贵，皇帝们挖空心思做了许多的规定以保证这样的高贵，如皇权的世袭、至尊、他人不可僭越等。但高贵并不等于大权独揽，也不能说是君主就是独裁，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特别是在现在社会更是如此，欧洲很多国家现在还有君主，还有皇室，但没有一个人说他们可以独裁。然而这种现实并非古来如此，君主不能“圣躬独断”在西方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君主何时专制何时权力受到限制，在西方的历史上分解线是十分明显的。学界都承认一般是民主制度的确立，而民主制度使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逐步确立起来的。而具体到中国，却颇有些踌躇，因为作为皇帝的君主自秦到清，只存在了这样一段时间，现在并没有君主。作为历史上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帝制能不能以“专制”二字谥之，原来是众口一词，都认为帝制是万恶的渊薮，现在却有些异议。
虽然从秦朝开始中国就确立了皇帝制度，中央除此之外尚有三公九卿制度，在地方上实行了郡县制度。这些制度的创设使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先秦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依靠血缘和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被依靠才能和皇帝任命的官僚政治所取代，全体官员都是皇帝的打工仔，“主奉爵禄臣卖智力”的模式成为中国政治的常态。这样的制度之下，皇帝拥有至尊的权力是毫无异议的。但是在权力掌握上能不能说是专制则要看历史事实，我们的思考习惯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可以说是一种定向思维：在现代，我们看西方的制度，能够理解国王与政府是分开的，皇室与政府不是一回事。但是看中国历史则十分笼统地将政府和皇室看成一体。这样的看法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思考，中国的皇帝在明清时期确实是可以称为君主专制，因为丞相被废了，政府的机构直接由皇帝控制。皇帝不仅控制政府，还控制着朝臣，一切都可以称为大权独揽。但是在明朝以前说皇帝的君主专制是否如此，则很难下断论。翻看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就不难明白，在秦汉时期，皇室与政府不是一回事，皇室有皇室的机构，政府有政府的机构，丞相是政府的首脑。按照钱先生的观点，政府的秘书机构比皇室都要庞大，相府的十三曹与皇室的六尚相比，相府的权力显然是很大的。相权到明朝初年才彻底消失，其作用似乎也不能单从为皇权服务以利君主专制这个角度去看，实际上，相权与皇权的之间的制衡与牵制也使明清以前的君主能否专制大打折扣，也正因为如此，钱穆先生根本就不认为中国古代明以前的政治是君主专制的。钱先生的观点可能有些地方过于热爱自己的国家“敝帚自珍”，但是他的论据也是十分充分的。我们没有办法无视那些机构那些制度那些中央内部权力制衡的制度架构而因为皇帝处于最高地位就认为皇帝专制。但是如果从西方角度去观察，很显然中国的皇帝从秦朝建立之后，其权力就不曾遭到削弱而在不断的加强，这一点与西方的不同，也许就是君主专制的铁证，再如军权的控制，人事的任免，甚至司法的审判，这些分属不同部门的权力在中国古代政治中似乎也经常看到皇帝插手乃至直接控制的影子，从这些表现上看，似乎皇帝又是专制的，君主专制在我们国家是自秦朝就存在，教科书明清部分君主专制的加强似乎也暗示着明清之前政治上君主专制的存在，否则何来加强之说？但是君主专制真的是自秦朝就存在吗？似乎海外的学者又很多的异议，他们的质疑也有道理，即使赞成中国古代秦朝以后就存在君主专制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宦官专权，丞相专权，外戚专权等皇权旁落的现象存在，当然他们会说这正是皇权专制制度的副产品，恰恰证实了君主专制的弊端。而现实是这些专权存在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君主专制，因为那时的君主根本就没法管理政治，有的昏庸无才者也不愿意管理政治，何来君主专制？再加上前面所述，相权与皇权的矛盾，很难就得出结论说中国古代自秦之后就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是有的，但是皇权专制，恐怕未必如此，许多问题用君主专制难以说明。

Ⅱ 你认为监察法的规定有什么意义

监察法的规定意义就是能够完善监察法律体系，能够建设更完备的法律体系。

Ⅲ 联系工作实际,谈谈如何贯彻落实《行政监察法》

一、贯彻实施《行政监察法》应做的主要工作
（一）把贯彻实施《行政监察法》同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
一是加强政令检查。二是加强行风建设。三是加强效能监察。
（二）把贯彻实施《行政监察法》同构建和谐社会结合起来
一是“四个坚决纠正”工作成效明显。二是纠风治乱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三是认真做好重大责任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三）把贯彻实施《行政监察法》同发展第一要务结合起来
一是积极参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二是积极服务“工业兴市”战略。
（四）把贯彻实施《行政监察法》同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结合起来，
一是确保廉洁勤政二是加强教育。
（五）把贯彻实施《行政监察法》同建立阳光政务结合起来
一是充分发挥组织谋划、监督检查和宣传指导的作用，积极协助政府主抓。二是全面推行政务、事务公开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三是加强行政服务中心建设，努力做到为民利民便民。
二、贯彻实施《行政监察法》应坚持的原则
一是必须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二是必须自觉接受人大的监督。
三是必须坚持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开展行政监察工作。
四是必须把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放在重要位置。
五是必须坚持以监督促管理。
三、贯彻实施《行政监察法》的具体做法
一是更加突出《行政监察法》的主体地位，强化依法监察。
二是坚持以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为重点，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三是坚决规范行政行为、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严格维护行政纪律。

Ⅳ 中国监察制度建立和发展的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是封建王朝为监察政府官员，维护统治秩序，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而设立的制度，是封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职责是监督法律、法令的实施，维护国家法律、法令的统一，纠举不法官员，参与并监督中央和地方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活动等。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维护纲纪，保持官员廉洁性，精心制定了一套完备而又严密的监察制度，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改善了吏治。我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在职能上类似于现今的检察制度，古代御使监察制度中的某些制度和规定，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经验与智慧，很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发展沿革

中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随同封建制度的产生而萌发，伴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而诞生，又随着封建君主专制的不断强化而发展、完备。中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下列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先秦时期的萌芽阶段。在夏商周三代的国家事务中已有监察的因素或监察的活动。春秋战国时的御史已兼有监察的使命。但这个时期尚未产生专职的监察机构，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监察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 第二阶段是秦汉时期的形成阶段。中国自秦始皇统一七国，建立起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的帝国之后，就在中央政权内部设置了与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并列的监察机构。秦创建御史大夫府为中央监察机构，在地方设置监郡御史。汉承秦制，在中央设御史府的同时，增设丞相司直和司隶校尉为中央监察官，在地方设立十三部剌史，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吏，并制定了第一个专门性的地方监察法规。第三阶段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阶段。中央御史台脱离少府，直接受命于皇帝，废司隶校尉，监察机构初步统一，监察权扩大，自王太子以下无所不纠。第四阶段是隋唐时期的成熟阶段。隋设御史台、司隶台、竭者台，分别负责内外监察。唐在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分工明确，互相配合，地方则分十道（后增至十五道）监察区，形成比较严密的监察网。第五阶段是宋元时期的强化阶段。宋设立谏院，台谏职权开始混杂，趋向合一，地方监察设监司和通判，直隶皇帝。至元朝，取消谏院，台谏合一。地方设行御史台，统辖二十二道监察区，每道设肃政廉访使（提刑按察司），从而使中央与地方在监察机构上浑然一体。元朝还制定了一整套的监察法规。第六阶段是明清时期的严密阶段。明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又罢谏院，设六科给事中，成为六部的独立监察机构，科道并立。地方设十三道巡按御史和各省提刑按察司，同时设督抚，形成地方三重监察网络。至清朝，将六科给事中归属都察院，科道合一，地方监察沿用明制。清朝还以皇帝的名义制定了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监察法典《钦定合规》。至此，我国古代监察系统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和严密，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已发展到了历史的顶峰。

二、中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的特点

古代御使监察制度作为一种以权制权、纠举不法的政治调节和制衡机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逐步完备并不遗余力地推行，在维护君主专制的大前提下发挥了整饬吏治、肃政惩贪的积极作用。古代御使监察制度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是因为它具备了能有效地发挥权力制衡功能与作用的若干特点：

第一监察权地位崇高，监察体制健全。在专制制度下，最高监察权归于皇帝，整个监察过程，从纠参到议复，从核实到复劾都必须请旨进行，最后由皇帝裁决。监察体制比较完备，监察系统呈纵向放射状，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形成了严密的监督网络。

第二监察机构独立，自上而下垂直监察。汉武帝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相对独立的监督机构-兰台寺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的监察开始从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中分离出来，成为国家机关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之一。自魏晋御史台脱离少府后，中央监察主体机构与行政机关分离，组成独立的监察机关。地方监察机构一般也不隶属于地方衙门。这种监察体制有利于监察机构独立行使监察权，排除同级或上级行政长官的干扰。

第三强化中央对地方行政监察。为防止地方的离心倾向以及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无一例外地重视对地方各级政府的监督。其操作方式以常驻为其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如汉初设置的“十三州部”即为地方常驻监察机关，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奉皇帝之命，形式上受制于中央御史中丞，对二千石以上的地方官员行使监督权，手中握“便宜从事”大权，特殊情况下，对地方官的处置可以先斩后奏，待事毕再报知皇帝。而唐朝时的监察御史以及明代的“代天巡狩”，由于“衔命出使”，因而具有极大的权威，正所谓“御史出使，不能动摇山岳，震撼州县，为不任职”。

第四重视御使监察官的选任。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注重御使监察官的遴选。在选任方式上，针对历代“宰相自用台官，则宰相过失无敢言者”的弊端，自宋朝以后，中央一级监察官多为“帝王亲擢”；而地方监察官则实行“台官自选制”，从而使包括宰相在内的各级行政长官置身于御史监察之下。

第五御使监察官任职资格限制很严。不仅要求监察官有刚正不阿的品质和丰富的为官经验和优异的治绩，还要求监察官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宋代就曾明确规定未经两任县令者不得充任御史，明代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御史必得科举出身，否则不选。这样做的积极意义在于有利于保证监察官员的既有较高文化素质，又有较丰富的治民从政经验。

第六强调回避制。早在汉代就已实行地域回避制度，规定刺史均不应为本籍人，后又实行“三互法”，规定自身本籍，婚姻之家的对方之籍以及两州人士的对方之籍相互换籍为官，不得相互异地从监。宋代的宰相不仅没有举荐御史的权利，而且凡是宰相的亲戚故友，以及被宰相举荐为官者均不得出任监察御史一职。明代的回避有两种：一是故地回避，凡巡回监察之处如系原籍，或曾为任官、寓居处所，并须回避。二是仇嫌回避，凡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处理公事，中间如有仇嫌之人，准许提出回避。若挟私审讯，敢有枉违者，监察御史、按察司官于反坐上加二等判罪。所问虽有事实，被审讯之人亦以不应判罪。明代还进一步规定“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事实证明，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了避免监察官籍权行私、袒护包庇，从而巩固了皇权的统治。

第七凭实绩黜陟，严格考核监察官。中国封建统治者根据实绩对监察官进行考核，并采取了一些定量化的方法，这样就可促使监察官尽职尽责、积极上进，减少察与不察一个样的虚监现象。

第八注重监察系统内部监督。监察御使及按察司官在行使监察职权之时，也受到上级、相互之间和其他机构的监督，形成了多重的监督制度。在明朝，凡监察御史所办文卷，由都察院复查；按察分司所办文卷，听总司复查。如有迟错，即便举正。如中间确有错误、枉法之事，应向皇帝请示如实汇报。监察御史、按察司官巡察之处，所问公事处理措施不当的，都察院、按察总司随即改正，经办吏典依法处理。将原问御史及分司官处理措施不当的事由，请示皇帝处理。都察院、按察司主管官员及事务官员，各道监察御史、吏典，如有不公不法及失职，贪淫暴横者，许互相纠举。不得徇私容蔽。其所纠举，并要明其实迹，向皇帝请示审讯，审讯后再请示处理。御史弹劾按察司官失职，按察司官亦得纠巡按失职。按察司文卷从监察御史每年一次，或二年三年一次审察。都察院主管官员及各道文卷俱照例审察。御史巡察归来，都察院负责官员依例考察，称职者，向皇帝请示照旧管事。若有不称，向皇帝请示罢黜。御使回道之日，详细开列已完未完数目，造册呈院，以凭考察。

三、中国古代御使监察制度对现今检察制度的借鉴

不可否认，我国目前的检察机关性质继承了许多传统的东西，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检察机关是引入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的结果。古今中外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尽管不同国家、不同政体，在目的与手段上可能存在着差异，但在保持官员廉洁性、对官员实行监督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古代御使监察制度和现今检察制度职能上的相似性，使得在检察改革中借鉴古代御使监察制度的某些合理内核，无疑是必要的。

（一）中国古代御使监察权都是依附于皇权，官员在行使职权时有充分的身份保障，而我国现今检察体制下的检察官的地位同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一样，没有特殊的保障措施，这就使得检察官在行使职权时顾虑重重。因此有必要加强检察职业保障。首先可探索实行检察官终身制，检察官一经任用，一般不得违反检察官个人的意愿将其罢免、转职、停职、减薪或调换工作，只有依照法定条件，才能予以弹劾，撤职，调离或令其提前退休，解除检察官的后顾之忧，使其免受外部干扰而依法行使职权。检察官无须担心因依法办案，严格执法而得罪他人，而在职务上受到不利变动，从而能够保持公正独立的地位，并依法处理案件。其次是保障检察官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赋予检察官与其特殊责任相适应的某些特权，增强检察官的社会威望，增强社会对检察官执法的认同感。再次完善检察官等级制度，逐步实现检察官待遇与检察官等级相配套，强化检察官的身份保障。第四考虑到检察官工作的特殊性，为了保障检察官的正常生活，保证检察官公正执法，检察官的薪金和其他待遇必须得到充分的保障。建立检察机关独立的财政拨款系统，自上而下的在全国检察系统进行分配，将财权收归检察院，免受行政部门通过财权来施加影响。

（二）古代御使监察机构都是垂直管理，有效排除了上级、同级行政长官的干扰。而现今检察机关实行的是与司法规律格格不入的双重领导体制，而且在实践中更偏重受制于横向的权力体系，地方化和行政化倾向严重。因此，应改革双重领导体制为垂直管理体制。应加强和改善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将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权交由中央统一行使，最高人民检察院党委成员由党中央选配和管理；省级检察院党委成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党委主管，基层人民检察院党委成员由省检察院党委主管。地方各级党委对同级人民检察院党组实行监督。加强检察机关的独立性，建立自成一体，完全独立的检察机构。全部检察官属于国家系统中的官员，实行自上而下的负责制，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首席大检察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通过检察长向上一级检察院负责。改变目前检察官以及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检察长的任免程序和方式。将地方检察机关的检察官由地方权力机关选举和任免改为由国家元首或者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一定的程序任命。赋予检察机关独立录用人员的权利，加强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录用人员、任免检察官和领导干部的管理。这样就使检察机构完全摆脱了地方当局的控制和影响，改变现行的组织人事管理制度和检察官的产生方式，使检察官的任免、晋级、奖惩与地方脱钩。

（三）古代御使监察制度比较重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御使监察机构的设置也往往与行政机构的设置不一致。这就对加强中央集权，制约地方权力起到了有效作用。现行检察机关双重领导体制，按行政区划，设立不同级别的检察机关，为地方保护主义滋生制造了条件。造成了就国家而言，检察官只知有地方，不知有中央；就地方而言，检察官只知服从地方利益的大局，而不知服从宪法和法律这个大局。改革检察机关按行政区域设置的现状，重新划分司法管辖区，不与行政辖区重合一致。打破检察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设立不与行政辖区重合的检察机关，创制出一套适合国情的可使检察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设置体系。这样不但有利于防止地方势力的干扰，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避免司法腐败行为；而且有利于整合现有司法资源。同时也有利于增强检察官对国家整体的认同感和使命感，削弱检察官的地方意识。

（四）纵观整个封建社会的御使监察制度，御使监察官的选任有一套极其严格和完备的制度，监察官员必须具备很高执法能力和综合素质。而现今检察机关人员整体素质偏低，不能很好地适应检察工作的发展，很有必要参酌这一制度，建立一套检察官职业准入和选任制度。进一步提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虽然 2001年6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对检察官法进行修改，提高了检察官任职条件中的学历条件，规定从2002年开始，我国检察官任职的学历条件必须达到本科毕业以上。但这一规定还是极大忽视了检察职业的特殊性要求，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再次修改检察官法，将检察官任职的学历条件进一步提高到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规范检察官选任程序，统一检察官选任标准。改变检察官的选任的行政化，按照检察工作规律要求，从传统行政模式向新型司法模式转变。建立从律师或法学教师中选任检察官的制度。逐步实行上级检察院的检察官主要从下级检察院检察官中择优选任，形成检察官自下而上有序流动的机制。

（五）古代御使监察官有着广泛的监督权，甚至还有先斩后奏的权力。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但在实践中，由于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有关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现行检察机关管理体制不科学，致使检察监督职能不能很好发挥，与宪法定位要求极不相称。检察机关的监督基本局限在诉讼监督狭窄领域内，并且基本上事后的监督，不能有效发挥监督作用。笔者认为在强化检察权，加强法律监督方面，古代御使监察制度最值得借鉴的有两项制度。一是明代的刷卷制，凡在京大小有印信的机关，直隶卫所、府、州、县等机关，在外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文卷，除有关军机重事不刷外，其余卷宗监察御史每年一次，或二年三年一次审察。都察院负责官员及各道文卷俱照例审察。其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所属卫所府州县等衙门文卷从本处按察分司审察。参酌该项制度，建立法院生效判决检察院审查制度。就是指法院的生效判决都应交同级检察院审查，通过审查决定是否提起抗诉。因为现有法律已有审判监督程序抗诉案件向人大常委会备案制度的规定，但法律法规对法院生效判决向社会公开未作硬性规定，一些当事人未提出疑义的错误案件只能将错就错。将法院的生效判决都交同级检察院审查，可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同时也可充分发挥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职权。二是古代御使监察拥有广泛的审计权，对国家财政预算的执行和决策编制的审核，并稽查财政上的不法行为。唐时，监察御史巡按郡县，即有检查屯田、铸钱等内容；宋代的转运使司，既是掌管财赋的长官，又是监察官，其职权中有“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到明清尤其是清代，凡封建衙门机构的收支帐目和会计报告，都要送呈都察院检查。可参酌该项制度，完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监督的措施，赋予预防职务犯罪机构的“审查权” ，并对“审查权”程序化、规范化，使预防工作依法行之有效地开展。法律还应当 强化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方面应有的强制力。如对检察建议中预防措施落实不力，存在漏洞的单位检察机关有权令其整改，否则一旦发生因未整改或整改不力而导致职务犯罪，除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外，还要追究单位领导的法律责任。

（六）古代御使监察机构内部监督相对比较完善，而现今检察体制，上下级之间的业务领导比较薄弱，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上命下从的纵向指挥有力、横向协作紧密的一体化工作机制。因此有必要加强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检察院的领导，健全工作机制。逐步建成全国各级检察机关之间互相支持、互相配合、互相协调的工作机制。检察院内部，可在索检委会工作新机制强化检委会的监督制约作用，设立案件督察部门，建立办案质量督察机制，加强各相关内设机构之间的诉讼程序的监督等方面着手进行改革。

Ⅳ 监察法为开展工作提供了哪些帮助

“监察法颁布后，我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对非党员公职人员进行监督了。”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畜牧科学院纪委干部杨向东核实完一起问题线索后，兴奋地说。

监察体制改革之前，科研单位有一部分管理人员不是党员，对他们的监督存在盲区。现在，监察法以法律的形式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对于这点，浙江省庆元县食用菌科研中心总农艺师叶长文体会颇深。

“作为非党员干部，过去总有种心理，只要做好技术研究，不违法犯罪，就可以不拘小节。监察法颁布后，县纪委监委专门收集整理典型案件发给我们学习，让我意识到只要行使权力就要接受监督，给我敲响了警钟。”叶长文说，“上个月，我们根据这些典型案例反映出的问题，进一步细化科研经费的管理办法，完善了监督检查、绩效考核制度，确保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真正让技术服务更多基层菇农。”

“今年我们派出专项调查组对巡视移交的涉及新疆林业科学院的问题线索进行调查核实，在调查过程中，明显感觉监察法的出台，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锐利武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自治区林业厅纪检监察组负责人说，“监察法还明确规定，不按要求提供有关材料，拒绝、阻碍调查措施实施等拒不配合监察机关调查的应依法给予处理。这次林科院干部职工在我们调查过程中配合度比以前高了很多。”

监督范围扩大了，权力大了，意味着肩上的责任也更大了，监察全覆盖后首要职责是监督，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为做好监督这篇文章不断探索新路径。

有法可依，提高办案精度。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Ⅵ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解读

解读一2017年1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公布并面向社会征求意见。草案明确了国家监察工作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规定了监察机关的职能定位、监察范围、监察职责、监察权限、监察程序、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等重要内容。监察法是反腐败国家立法。制定监察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是总结反腐败斗争经验、巩固反腐败成果的制度保障，主要任务是：一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重要举措。监察法为监察委员会履行职责、开展工作提供法治保障，在反腐败工作领域体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二是实现监察全覆盖。在我国，“政府”历来是广义的，而行政监察对象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监察范围过窄。监察委员会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实现由监督“狭义政府”公职人员到监督“广义政府”公职人员的转变，使监督不再有空白地带。三是整合分散的反腐败力量。组建监察委员会，整合反腐败工作力量，解决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的职能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行政监察机关职能交叉重叠问题，有利于形成反腐败合力。四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措施写入法律，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法治难题。[6]解读二监察委由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实行监察官制度草案明确了监察委的基本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是最高国家监察机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市辖区设立监察委员会。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规定了监察委由谁产生、如何产生、任期、对谁负责等根本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负责全国监察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主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副主任、委员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接受监督。提出了实行监察官制度，建立派驻监察机构——各级监察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经批准，可以向本级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和单位、所管辖的行政区域派出监察机构、监察专员。监察官是依法行使监察权的监察人员。国家实行监察官等级制度，制定监察官等级设置、评定和晋升办法。对6类人群进行监察根据草案，监察机关将对6大类公职人员进行监察：——中国共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的公务员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集体事务管理的人员；——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草案明确了上下级监察委之间的关系，指出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同时规定，上级监察机关可以办理下一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必要时也可以办理所辖各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监察事项。确定监察委3项职责12项措施草案对监察委履行的监督、调查、处置3项监察职责进行了具体规定。监督——监察机关对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调查——监察机关对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进行调查。处置——监察机关依据相关法律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作出政务处分决定；对在行使职权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监察建议；对履行职责不力、失职失责的领导人员进行问责；对涉嫌职务犯罪的，将调查结果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与此同时，草案明确了监察委的监察权限，对监察委可以采取的谈话、讯问、询问、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验检查、鉴定、留置等12项措施作出具体规定，包括：——监察机关行使职权，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对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监察机关可以进行讯问，要求其供述涉嫌犯罪的情况；——在调查过程中，监察机关可以询问证人等人员；——根据工作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案件涉嫌单位和个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监察机关可以对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以及可能隐藏被调查人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的地方进行搜查；——履行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调查措施；——经省级以上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对被调查人及相关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4种情形可留置24小时内通知单位或家属对于备受关注的留置措施，草案作出了明确规定。规定了可以采取留置的4种情形——根据草案，被调查人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监察机关已经掌握其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及证据，仍有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有“涉及案情重大、复杂的；可能逃跑、自杀的；可能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的；可能有其他妨碍调查行为的”等情形时，经监察机关依法审批，可以将其留置在特定场所。保障被留置人员的合法权利——草案规定，采取留置措施后，除有碍调查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留置人所在单位或家属。监察机关应当保障被留置人员的饮食、休息，提供医疗服务。讯问被留置人员应当合理安排讯问时间和时长，讯问笔录由被讯问人阅看后签字。留置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采取留置措施的监察机关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一次，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被留置人员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后，被依法判处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的，留置期限应当折抵刑期。留置一日折抵管制二日，折抵拘役、有期徒刑一日。严禁侮辱虐待被调查人草案规定了监察机关及调查人员严禁采取的措施和情形。草案规定，监察机关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违法方式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调查人员在进行讯问以及调取、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时，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备查。调查人员应当严格执行调查方案，不得随意扩大调查范围、变更调查对象和事项。[7

Ⅶ 2022年监察法最新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规定为：
1、监察机关调查终结的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据确实、充分；
2、严禁以暴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涉案人员和证人；
3、对收集的证据材料及扣押的财物应当妥善保管，严格履行交接、调用手续，定期对账核实，不得违规使用、调换、损毁或者自行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第四条
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监察机关在工作中需要协助的，有关机关和单位应当根据监察机关的要求依法予以协助。第八条
国家监察委员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负责全国监察工作。
国家监察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主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主任、委员由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

Ⅷ 监察法如何确保既有实权反腐又防滥权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以下简称《监察法（草案）》，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笔者认为，国家监察法立法应力争实现两大目的：一是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制、机制，为加大反腐败力度，提高反腐败效率和质量提供法律支撑；二是规范反腐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履行监察职责和行使监察权力的行为，防止其滥用职权，为保障人权、保护被监察人员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

其三，监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或者干涉监察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不得对其打击报复（见“草案”第10条）。比较现行三个诉讼法，均规定的是：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和个人（而非“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如此看来，《监察法（草案）》对监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保障力度甚至高于司法机关。

其四，监察机关实行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监察对象包括党和国家机关、民主党派、国有企事业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公共管理的六类公职人员（见“草案”第12条）。比较现行行政监察制度，监察对象仅限于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范围大为扩张。

其五，监察机关可行使查封、扣押、冻结、搜查、留置等15项监察权限和手段（见“草案”第4、5章）。比较现行行政监察制度，监察措施主要限于查询、复制、冻结、扣留、封存5 项，《监察法（草案）》赋予监察机关的权限手段大为增加。与2016年全国人大常委“关于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比，这些权限和手段又增加了技术调查、通缉、限制出境（分别见“草案”第29、30、31条）等3项。

以上五个方面，对于实现监察法立法“构建集中统一和权威高效的反腐体制、机制”的目的，其力度无疑是既大且实的。

Ⅸ 监察法草案有什么看点

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7日在中国人大网首次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共10章67条，明确了国家监察工作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规定了监察机关的基本定位、监察范围、监察职责、监察权限、监察程序等基本内容。

严禁侮辱虐待被调查人

草案规定了监察机关及调查人员严禁采取的措施和情形。

草案规定，监察机关严禁以威胁、引诱、欺骗及其他违法方式收集证据，严禁侮辱、打骂、虐待、体罚或者变相体罚被调查人。

调查人员在进行讯问以及调取、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时，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备查。调查人员应当严格执行调查方案，不得随意扩大调查范围、变更调查对象和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