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比法更能解决社会纠纷
⑴ 法与情哪个重
两者都重要！
情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脉络，有了情，这个世界才不那么冷清，但是也正因为有了情，让很多人忽略了法。
法永远在理论上大于情！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否认的。
很多时候，有不得已的苦衷或许为了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的时候，法在情面前是孤弱、虚设的。我们都说过法网恢恢，相信法会为这个世界添得另外一种温情！
⑵ 正确处理情与法的关系
关于情与法的关系，不少人认为，情是情，法是法，二者水火不相容，不可混为一谈。如果带着感情来处理法律问题，就容易感情用事，会影响法律的公正性，所以法不容情，司法人员应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一切按照法律条文办事，秉公执法。对于诉讼案件，不管感情上是否接受，最终都要依照法律理性地作出判决。这似乎无可厚非，但作为执法者的人，并非无情之物，我认为，情与法二者之间并非真正格格不入。
法是按照人的意志制定，并由人来具体实施的。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法的制定不可能尽善尽美，法的实施更是因人而异而很容易出现偏差或失误。排斥感情因素，并不能保证司法人员执法的公正性。而真正秉公执法的，也不象一般人想象的那样都是无情无义的冷血者。古代包公如果没有对下层平民百姓的同情心与正义感，还会有《铡美案》为人们称颂传唱至今吗？
法与情虽然有别，但并非完全对立、互不相容。只有在执法者心存私情时，情才会干扰法律的公正实施。
汉顺帝时，苏章任冀州刺史。他的一个朋友在冀州境内的清河郡任太守，有人举报他贪赃枉法。接到举报后，苏章微服巡行到清河郡，查清了太守贪赃枉法的事情后，设立了行辕。太守前来拜见，苏章置酒摆宴，与他饮酒畅谈，太守满心高兴，得意地说：“人皆有一个天，我独有两个天。”苏章笑着说：“今晚我与故友饮酒，这是私情；明日我作为冀州刺史办案，那是公法，公与私是很难并论的。”一席话说得太守心惊肉跳。第二天，苏章果然秉公办事，召来冀州境内的郡守县令，列举了清河郡太守的条条罪状，后将他罢官论罪。苏章此举，使冀州境内大小官吏皆肃然起敬。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亲亲相隐，官官相护，徇情枉法之事司空见惯。然而，苏章却能正确处理“私情”与“公法”的关系，不徇私情，秉公执法，实属难能可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广大执法者更是时时都要面临着私与公、情与法的冲突和考验。
大量法律实践证明，面对冲突和考验，只有抛开狭隘的个人之情，执法者才可以更好地运用法律的手段惩恶扬善，真正体现法的公正和尊严。就人类赖以延续发展、人性中所不可缺少的共同情感来说，情与法在其本质精神上是一致的。如人的憎恶邪恶、痛恨暴虐、同情无辜、怜恤弱小等感情，不仅与法并不矛盾，而且也是法所着力维护和弘扬的。有了这些美好的情感，法律不断完善的过程也就是法律更加合乎人情、更加顺乎民意，许多立法上的缺陷以及法律的修改往往就是起因于它的不合情理。因此，我们不能断言“法不容情”。法所不容的只是个人私情，而仁爱之心、怜悯之情以及责任感和正义感是执法者秉公执法所不可缺少的。正如培根在《论司法》一文中曾指出的：“为法官者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以公平为念而毋忘慈悲；应当以严厉的眼光对事，而以悲悯的眼光对人。”
作为执法者，我们必须摒弃私情，常怀为民之情，执行公正之法，才能在情与法中求得公正，情与法的天平才会永不倾斜。
⑶ 情大于法还是法大于情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法不容情，意思就是说，法律是很重要的，不能受情感的制约，对此我是赞同的，随意我认为法是大于情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咱们是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所以法律是神圣的，不受侵犯的，情感是不能大于法的
第二，法律是客观存在的，而情感都是主动的，如果情大于法，那么就毫无公平可言，社会也会乱套
第三，情感是非理性的，而且是时刻在变化的，变化的东西是不能凌驾于不变的东西上面的
⑷ 怎样看待情与法
情与法应具有三个层次的关系，即寓情于法，力求取得执法的最佳效果，情指的是执法为民的真情；法不容情，捍卫法律的神圣与尊严，情指的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外情；正义之情，锤炼执法如山的司法品性，情指的是具有廉洁从检的职业操守和品格。
1、育法内之情，达到执法的最佳境界
先哲们曾作出这样精辟的阐述：“法律之情理乃法律之灵魂。”这句关于法律之灵魂的论断，显而易见是建立在情理基础之上的，是法与情的最完美阐释与结合。法则代表人民之福祉、国家之福祉，而情是法得以合法正确实施的重要载体和手段。
法是有情的，在特定情况下从轻、减轻或免于处罚、运用“自由裁量权”和“无罪推定”等原则，无疑是法律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合理体现。只有将真情融于检察工作实践中，坚持人性化执法，切实体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情法相融，才能达到执法的最佳效果。
2、弃法外之情，维护公平与正义
英国思想家培根在《论司法》中说，“一次不公的执法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执法则把水源破坏了。”这一思想对于今人来说不乏启迪。法的首要的和最高的价值目标是公平正义，这是法的理想。通过法律可以实现公平，伸张正义。
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很多情况下，法律的公平正义没有得到实现，或没有得到完全和彻底的实现。首先，是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律还需进一步完善，法制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
其次，司法公正作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还存在着薄弱环节，司法的不公正现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甚至成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严重障碍。说情风、行贿受贿风、拜金主义、官僚主义等一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情交易、权钱交易现象出现，直接影响着社会民众对法律的信仰，影响着依法治国的进程。
曾有过失足的执法者抱怨：“没办法，碍于情面，不得不这么做。”诚然，中国经历了漫长的“人治”时代，重人情轻道理的观念根深蒂固。但是，作为一名执法者，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应当以维护公平正义为己任，这是检察工作的本质要求，司法现实的紧迫需要，人民群众的热切期望。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有情有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法律面前，我们既要遵循法内之情的客观要求，更要自觉化解情法冲突的矛盾现象，坚决杜绝和抵制有悖于法律的情感，不亵渎法律，就不会玷污检察官的崇高形象和高尚人格。
3、树正义之情，锤炼执法如山的司法品格
古希腊先贤有过“正义胜似法律”的论述。也就是说，正义是法律的基础，离开了正义，法律就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由此可见，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结晶，更是现代社会人们追求的理想。因此，牢固树立正义之情，锤炼执法如山的司法品格尤为重要。
树立正确的法制统一观
自觉克服重实体轻程序思想，树立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观念。首先要求检察干警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去办案。凡是程序法有规定的，要坚决不折不扣地遵照执行；其次，要有尊重人权的意识，在办案中体现人性化。
办案公开、公正，通过公开操作，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检察机关执法的公正性。严格按照法定时限办案，坚决杜绝超期羁押、变相超期羁押等现象发生。应履行诉讼权利告知义务，让犯罪嫌疑人享有法律给予的权利。
提高办案效率，“迟到的公正是非公正”，司法效率是公正的保障和要求，从立案、侦查、批捕、起诉等各个诉讼环节都要求在法定时限内完成，保证司法公正；完善监督机制，进一步全面铺开试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工作。对具体案件坚持不引导、不干预、不施加影响。
⑸ 情比法更能解决纠纷吗
不能绝对,看什么问题,对于公法所要解决有些的问题就不那么好说了,对于私法解决的问题有可能.对于某些社会现象没有纳入法律调整范围的大部分用人情冷暖去解决有这效果.
⑹ 情与法哪个更重要需要详细资料，好的追加
古人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情”指情感，即人们对客观事物所引起的肯定与否定的心理反应。人在社会交往中，因情感而形成情分和面子，而这种情分和面子又往往左右着人们的行为。检察官作为人，即食人间烟火又有七情六欲，避免不了人际交往和结交朋友；检察官作为执法者，为了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又必须做到严格执法，不循私情。因此说，检察官在人际交往中，不仅仅存在“法”与“情”的统一的一面，而且也存在着“法”与“情”相匹悖的一面。如何摆正“法”与“情”的关系，在人情与国法发生矛盾的时候，做到不以情代法，秉公执法，是检察官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如何正确处理好情与法，是检验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标准的一个体现。人都是有情感的，情渗透在人们的心灵深处，也是人的本能所在，情感的种类繁多，上下级情、手足情、战友情、同事情等等，这些情都可能使有些执法者冲昏头脑，把情放在了“法”的上边。我们队伍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能遵守检察纪律，秉公执法，不循私情，用实际行动维护了法律的尊严。检察人员的情怀宽广而博大，同样也有丰富的情感。但这种情感的体现应当符合法律所赋予我们的职责和要求。我国的国情，集中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法律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检察人员秉公办案是体现和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深切情感，也是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检察人员的情感，表现在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敬业爱岗，热爱社会主义事业，憎恨一切反动势力和邪恶的不良行为。密山市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员魏艳玲，她之所以能够在平凡的检察事业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就是因为她心中装着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在办案过程中，她顶住了人情、私情、金钱及五光十色糖衣炮弹的诱惑，公正执法，秉公办案，她从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过一次私利，曾先后拒礼拒贿数万元，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但不可否认，也有少数意志不坚强的人碍于私情，碍于情面，办人情案和关系案。有的人还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把“情”放在了“法”的上边，辜负了人民的信任及党和国家的重托。
在守法、执法中，摆好情与法的位置，严格执法，不徇私情，是检察人员应遵循的基本准则。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建设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公民的法制意识也有待于加强，社会上的各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对执法机关有着很深的渗透力。“说情风”就是其中一种。在办案过程中，执法人员会常常遇到方方面面的朋友为犯罪嫌疑人说情，要求高抬贵手，这就要求执法人员要过好人情关，排除“情”干扰，做到秉公执法。
公正执法，秉公执法，不是说检察干警没有人情，不讲人情。由于我们是人民检察机关，我们的权利是国家和人民给予的，是代表国家在行使权力，这种权力，是保护人民、打击惩罚犯罪、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法制尊严为己任的。在执法中，我们做到的无私无畏，秉公执法，不怕得罪人，不怕撕破脸皮，不怕打击报复，这些都体现了检察干警们在职业活动中所具有的“真情”，这些真情给予了国家和人民，给予了我们的责任和胸前的检徽。
正确处理好情与法的关系，关键是要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去依法行使检察权。在依法行使检察权的时候，唯一的标准和尺度是法律。我们在办案过程中，通常会遇到重重阻力和困难，有上级的压力，亲朋好友的压力，但要敢于顶住权势及情感上的压力，依法正确履行好检察权，这才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同时，我们还要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活动，不专权，不越权，不弃权，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既不能滥用权力，耍特权，也不能放弃应行使的权力。
能否做到廉洁奉公，还取决于检察人员能否正确处理好情与法的关系，不掺杂个人的私欲，不追求个人的私利，清廉地，正直地，忠实地执行法律。如果把追求个人利益作为执法目的，那就会与社会主义法制要求相悖，就会出现以钱、情卖法的现象。如果在执法中夹杂了私欲、私利，法律的公正性便难以体现，更谈不上为人民谋取利益了。
人们的行为都是有一定目的，这种目的都会掺杂着情与法的利益。检察人员执法同样是有目的，这种目的，就是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任何一名检察人员都是人民的忠实卫士，也是人民的公仆，在工作中，不应该有任何私利，有了明确的目的，才能"不贪于财，不苟于利"，就会一身正气，铁面无私，执法公正。我们检察战线上涌现出了张会杰、常贵文、魏艳玲等模范典型人物，他们用无私的忠诚铸起一座丰碑，永远的屹立在人民群众的心里。
作为一名检察干警要做到正确处理好情与法的关系，还要做到在执法中坚持廉洁奉公，不以权谋私，不以案谋私，重要的是要养成俭朴的习惯，吃苦耐劳的精神。生活上的俭朴、不追求奢侈、享受，平时要注重学习，要养成艰苦奋斗的好思想，好作风，思想上筑起坚固的长城，就不会见钱动心，见情忘了原则，就会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间，办案中就会不畏艰苦，就不会因一己私利而枉法。
⑺ 二者发生冲突时,情与法的天平如何平衡
以法为主，以情为辅。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有情有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在专法律面前，我们不仅要遵循爱的客观需求在法律，但也有意识地解决爱与法律之间的冲突的矛盾现象，坚决杜绝和抵制违背法律的感受，并且不违反法律，不损害检察官的崇高形象和高尚的人格。
树立正确的法律统一性观。自觉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树立实体法与程序法并重的理念。首先，检察警察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程序法有规定的，必须坚决严格执行；第二，要树立尊重人权的意识，在办案中体现人性化。
(7)情比法更能解决社会纠纷扩展阅读：
在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中，法律的本质首先可以说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也就是说，三个私有制社会的法律分别代表了奴隶主、封建奴隶主和资产阶级的意志。奴隶主和封建领主的思想家也倾向于说法律代表上帝，上帝的意志。
事实上，他们给奴隶主和封建领主的意志披上了亵渎神明的外衣。资产阶级思想家则更进一步。他们常说法律代表着整个社会的“公意”，但实际上，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资产阶级的公意当作一种抽象的、超越性的公意。
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由统治阶级的代表集中起来的，但是法律并不代表统治阶级中某一个人的意志，而是代表整个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意志。
⑻ 辩论赛,我方观点:法比情更能解决纠纷,帮忙提供一下素材
从法的特质来说明如何更能解决问题，法有公平公正，无私，平等的特质等等
对于更能解决问题的标准的确定——更有效，更直接，更根本，更符合主流，更能让大多数人接受
法律的解决是一种根本的解决。不论我是否喜欢这个结果，这都是最终的解决结果，我必须接受、必须不再挑起事端；就算日后再有新的冲突，那也是另外一回事，绝不能把旧账翻出来。
法律中也的确是有需要人做主观判断的部分，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这种理解应该建立在“事理”的基础上，而非“情理”。就好比死刑，于情的话置人于死地很不人道，而且会有人说容易导致冤冤相报何时了，但于理的话却是个维护社会稳定与公正的正当手段。
⑼ 辩论赛：情比法更能解决问题
觉得一楼说得很好！虽然简单，但是一针见血！
通常法理总会有很多让人不服的地方！转法律空子的事情多了举不胜举！
但是当对方情愿来解决问题那么法律就可以作为衡量标准！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法律宣判了，但是执行起来问题多多！
一场官司打上个几年的在中国是常见的！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好说话？要是人都是凭良心做事的话情当然最好！
然而事实上也有许多痞子！对付这种人法律就好使吗？也未必！
光脚不怕穿鞋的！这种人宁可坐牢也不帮你解决问题！
我们说解决问题不是说对方服法了就解决了问题！
如果你车祸进医院了，对方肇事的伏法坐牢，然而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吗？
这个时候你动之以情，让对方分期把钱慢慢给你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最少是在解决问题！
⑽ 镇领导干部谈淡情理法与法理情有何区别
人类为了生存与需求，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对立的矛盾及以及矛盾和情感之间的联系，要解决好人类社会这些矛盾和情感的关系，就会引发情、理、法间的纠缠。在法制不健全的年代里，一般都是重情理轻法治，造成社会人与人的不公平。而在法治健全的时代所采用的就是重法治轻理情，因为，处理任何法律纠纷在法律判决前，情理法是不能互融的，因为讲情、讲理都有勃于法律。会妨碍司法的公正。但判决后法理情又是互融的，因为法律的公正判决于理、于情都能讲得通。所以也体现了司法的公正。下面我们追朔情理法渊源以及情理法与法理情的辩证关系。为人类社会发展，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一点合理化建议。
（1）情理法产生的根源
这里所讲的情理法指的是当我们遇到问题和矛盾时所采取的出理方式，在中国自古以来所沿用的就是先情后理，最后解决不了才诉诸于法院，中国老百姓把打官司告状看成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再加之传统的“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所以，中国人不愿意打官司。原因在哪里呢？这要从中国的远古的社会说起。
a、源于儒家思想。中国自古至今治国所采用的都是儒家思想，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讲的修身就是要学习好儒家的思想，然后用“仁、义、礼、智、信”和“三纲、五常”来管好自己的家庭。只有把家庭治理好了，才能去治国平天下。回过头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所谓仁就爱，爱就要讲情。管理家庭用仁、爱来管理；然后再用管理家的办法去管理国家，那么治理国家应以仁爱为主，用仁爱去感化人，用仁爱去教育人，把人民当成自己的儿女来看待，所以称人民为子民。在儒家的思想中还有一个字是最被推崇的，就是“孝”字，孔子曰：“行己有六本焉，然 后为君子也．立身有义矣，而孝为本；”“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 ”。“孝”是最大的法律，是至高无上的。
b、源于封建统治。在古代封建社会，天下国家都归皇帝所有，大臣成为附庸，把人民当成自己的儿女来看待，称人民为子民。皇帝是金口玉牙说啥事啥，他发号施令就是圣旨就是王法。人分三六九等，最高是皇亲国戚，其次是大臣和封疆大吏，再往下就是基层官吏，最后才是人民。国家虽也有法令，但有时可“刑不上大夫”除非是侵害了皇帝的利益。对皇亲国戚更不能施以刑法，只能象征的对权臣的割一缕头发，对皇上只能打打龙袍了事。如果大臣真的违法需要杀头也要祸连九族灭绝你所有的亲情。这也是由“情”所致。从夏朝开始到清朝灭亡都是一个模式，虽有些方式方法不一样，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在施以刑法上首先重情，其次才是理，最后才是法。这一方式不单是对达官贵族，对待百姓有时也是如此，所谓有时是指你朝廷里有没有人为你说情，钱送没送到，其实这也是人情关系。
c、源于封建社会的法律。封建社会指导思想是“人爱”，管理模式是重情理轻法治，那么所制定的法律就必然是情理法的结合体。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在制定法律时，他提出“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而封建社会第一个朝代夏朝在立法上所遵循的是“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到汉朝，汉律确立的是“亲亲得相首匿制，亲属容忍。”意思是禁止亲相告法律的规定。唐朝在《唐律疏议》序云：“然则律虽定于唐，而所以通极乎人情，法理之变者，其可画唐而遽止哉。”到明朝定明法时，刘惟谦等在《进明律表》中指出：“陛下圣虑渊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准绳”。最后一个帝国大清王朝在《大清律例序》中明确规定：“简命大臣取律文及递年奏定成例，详患参定，重加编辑，揆诸天理，准诸人情，一本于至公而归于至当”。通过历代王朝的律制的指导思想，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所确定的法律都没有脱离一个“情”字。这与他们治国思想是相吻合的。我们当今之中国，是在几千年封建王朝上脱胎换骨而来，必然残留着那时王朝的血脉，所以我们必然也在这个“情”字脱离不开。这就是我们当今社会法律难定，法律执行难的原因所在。
d、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由于封建文化的传承，当今之中国人也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亲缘情和朋友情，可法律是无情的，这就使得我们的立法者和执法者在情与法之间徘徊无法决择。其次，这种群带关系的亲情、社会关系网的朋友情。说穿了其实都是利益团体，他们结成联盟，就是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利益。当团体中某一成员要受到法律制裁时，就会影响到大家的利益，必然就会群起而救之。这里有情感利益也有经济利益。不管什么利益，都要靠人情关系来摆平。第三、行政干预。中国的国情就是司法不独立，受制于当地政府管理，这就给中国的法律的判决和执行上有增加了一抹浓重的感情色彩。这就是领导的面子、领导的情。因为法官的命运在领导手中，你就不可能不给领导面子，不重视领导的情，上述这些情感与法律的纠葛，影响了我们依法治国的进程。
总之，经过追根逆源，我们找到了中国重情理轻法治的依据，就是儒家思想所至。所以要想建设科学合理的法制社会，就必须消除儒家思想对立法的影响。因为，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建设的法制。将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矛盾和问题，如果在处理社会各种矛盾纠纷我们想到“情”，抛开“理”和“法”去处理问题，那就必然有被于理，有勃于法。就会引发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上访潮一浪高过一浪，有增无减；假如我们不考虑“情”，用“理”来解决问题，在法和理不一致的情况下，其结果必然也会造成违法的现象发生；第三、我们用“法”来解决问题，不去考虑情和理，这样问题就能得到公正的解决，其结果必然公道合理，虽情感有时无法接受，但通过法律却维护了公民的权利，保证了司法严肃和正义。所以，一定要抛弃儒家思想，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司法秩序。
2、西方法理情。
和我们国家不同就是西方的法治理念，在西方国家法是第一位的，任何人不能将其改变，除非你自己放弃拥有的权力。这并不表明西方人无情无义，比如西方的夫妻，他们就很讲真实情感，一但相爱就是在异地也要放弃一切必须生活在一起，而且夫妻间每天非常亲密；再如在西方国家当有人横穿马路时，正在行驶的车，马上就会停下来，让行人先过去，这不只是出于礼貌，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尊重人的生存权才放弃自己的行驶权，这就是人与人情感的体现。再比如当他人的人权或财产权受到侵害的时候，在场的人都会站出来去帮助受害者，维护受害者的利益和他应有的尊严。也是情感使然。可在中国正相反。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西方人这种理性思维的根源。其一、西方都是讲人权的国家，所谓人权，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每个人按其本质和尊严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因为每个人的人权都一样没有大小之分，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人权又是公平合理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因为具有自由意志，所以，每个人的幸福都要靠每个人自己去争取。每个人的行为也要由每个人自己来负责。基于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建立起来的法律当然要维护每个人的利益，使得人与人之间的权利才互不侵犯。这里不存在情于法的关系，只有公正。其二、由于突出的是人权，亲情关系非常淡。就连子女和父母之间也不是依赖关系，父母对子女只有抚养义务，但不能剥夺子女的人权，当子女达到理性的年龄，但凭自己来判别适于自保的手段，就立即从而成为自己的主宰。当父母老了的时候，子女也没有赡养义务，养老的事情由国家来管。父子关系如此，其他亲缘关系就更不能存在着什么情感。其三、西方国家办所有的事都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办，任何人没有超出法律规定范围外的职权，还拿美国为例： 美国是一个共和制国家，其政体是总统制共和制。"三权分立"为美国政治制度主要原则。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者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立法权属于国会，行政权由总统行使，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行政无法干预国会立法，更不可能干预司法的判决和执行权。这种社会体制，你想通人情、走后门或者领导干预都是惘然。因而保证了司法的公正。稳定了社会创造了和谐。才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
通过东方的情理法与西方法理情对比，使我们更加清醒的认识到，要想公正的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只有坚持法是第一位的。这样，老百姓就会骂我们不懂人间情理。其不然，立法的宗旨第一是防，第二才是为了判，所以立法时以符合人权情理为基础，以公道为标尺，制定出的法律一定是公道合理。由于有了公道合理法律，百姓就会规范自己的行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道理。韩非子有句至理名言“为人君者，犹盂也；民犹水也。盂方水方，盂圆水圆”。可是人们在讨论情理法时却往往忽视了这一问题，只想在司法和执法上如何兼顾情和理。其次才是为了解决问题。有兼顾情理的法律为基础，法律实施自然不能罔顾情理，我这里所指的情理，是人自然本性范围内的情理，不能为了维护你的情和理侵害他人的情和理。然而，我国建设和谐富强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依法治国，并非依理治国或依情治国。这是由法治运行机制决定，所以法律适用不能简单地以情理为标准。《布莱克法律辞典》对法治的解释有这样的内容:“法治有时被称为‘法律的最高原则’，它要求法官制定判决(决定)时，只能依据现有的原则或法律，而不得受随意性的干扰或阻碍。”人类社会中不同个体、组织都有着自身的不同价值判断和追求，对一宗法律关系，不同的社会角色出于不同的利益关联、价值观念和认知程度也就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情感，并进而主张不同的道理，其中的局限性无法避免。美国思想家汉密尔顿所说:“如果没有约束，人的情感就不会听从理智和正义的指挥”，情感丰富道理自然内容多多，人们对事物的看法观点各执一词也是常态。但法律所要保护的自由与平等，哪个是正义的首要价值问题。所以说，真正依法治国就必须法是第一的。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