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和人社会治理的优性
❶ 为什么法治社会比人治社会更好
法律在社会系统中居于最高的地位并具有最高的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的基本规则，要求法律成为社会主体的普遍原则，不仅要求公民依法办事，更重要的在于制约和规范政治权力。所以，法治在政治上，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对政治权力的规制，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法律是否至上，特别是权力的运行有没有纳入法律设定的轨道，是区分法治与非法治的主要标志。要实现法治，立法机关就要依法立法，行政机关就要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就要依法审判，执政党就要依法执政。
法治强调的是“法律至上”的思想。法治思想的根源是民主，人民主权，是人民通过立法创造了法，法律旨在保护公民的自由。依法治国要求：
一是对国家法不允许即为禁止，强调国家必须依法履行职能。
二是对公民法不禁止即为允许，强调是保护公民的自由。法治强调法在调整各种关系中的正当性。
(1)法和人社会治理的优性扩展阅读
归纳起来，人治论者的基本假设大致有以下几点：
1、社会决策中为了法治所需付出的沟通成本高于个人决策的风险成本。
2、社会和国家的统治说到底最终要通过个别人来进行，特别是贤人和智者。
3、社会中会产生这样的具有高尚道德和高度智慧的人。
4、社会应当有而且确实有办法将这些贤人智者选拔出来，赋予他们以决断事物的最终权力。
人治论者从经验中看到，人的智力和远见事实上是有差别的，人的道德水平和责任感也是不同的。人们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需要一些贤人智者来指路，并且人们也往往非常信赖、高度尊敬这些贤人智者。贤人智者的判断往往确实比常人的判断更好，更可能正确。
此外，这种决策方式往往可以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不仅节省了时间，而且省去了其他许多麻烦。社会治理尽管需要法律、规章，但是任何完备的法律总是会存在许多照顾不到的地方，因此仅仅有法律，即使是好法律也不能保证结果就好，还必须有贤人和能人来运用法律。
因此，最好的治理方式，在人治论者看来，是贤人的政治。事实上，人治论者并不完全否定法律规则的重要性，例如，被列为中国“人治论”的代表人物的孔子就非常强调“礼治”，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实际就是强调遵循规则、制度和法律。
但是，所有的规章制度，最终还必须通过人来治理。“徒法不足以自行”。最极端的人治论者可能是《理想国》中的柏拉图，但他的基本假定是可能培养或发现一个无所不知、通晓一切的哲学王来治理国家；其实，他强调的是知识的统治。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法治社会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人治
❷ 法律和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在中国社会 法律完善 却无人实施 所以治理上没有起到多大效果 但还是要说 有进步的 最起码比清朝好了许多 道德对社会起很大作用 可惜现在没人讲道德
❸ 人治与法治相比，哪个好
“法制”与“法治”都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内容，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中，“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简称，“法治”则是一种与“人治”相对应的治理社会的理论、原则、理念和方法。简而言之，法制是一种社会制度，属于法律文化中的器物层面；法治是一种社会意识，属于法律文化中的观念层面。与乡规民约、民俗风情、伦理道德等非正式的社会规范相比，法制是一种正式的、相对稳定的、制度化的社会规范。法治与人治则是相对立的两种法律文化，前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后者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权变性。虽然法律也是由人来制定的，而且法治也不排斥人的能动性，但从法律的制定、执行到修改都必须按照法律本身制定的规则，人的能动性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不能超越法律，这正是法治内在的本质要求。
法治与人治这两种治理社会的理念曾经在古希腊同时并存。柏拉图曾经热烈主张的“贤人政治”实际上就是人治。他的基本立场是人治优于法治。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哲学家，则法治要比人治好。然而法治只能称为“第二等好的”的政治，终究不如贤人政治好。亚里士多德在批评柏拉图的人治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法治论。他明确指出：“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应当说，西方社会的法治传统发轫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不过，在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奴隶社会里的法治和现代西方社会的法治显然不是一回事，奴隶连人身自由都没有，更遑论在法律面前与奴隶主平等了。根据英国法学家戴雪对于法治的经典定义，法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具有超越也包括政府的广泛裁量权在内的任何专制权力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任何公民都必须服从在一般法院里实施的国家一般法律；第三，权力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宪法性文件上，而是建立在法院的实际判决上。”显然，这样的法治只能是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的。
在法律产生之前，当然也就没有法制，更不会有法治，调节、制约人们社会行为的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这样的社会只能是人治社会。只有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尤其是国家出现之后，法律才产生。但是，法制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法治的诞生。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法制并不必然地排斥人治，法制既可以与法治相结合，也可以与人治相结合。当法制与人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二位的，政府权威（在封建社会就是皇权）是第一位的，法律制度是为人治理念服务的。在那里，调节国家行为的主要是政府权威，调节民间行为的主要是道德权威，法律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当法制与法治相结合时，法律权威是第一位的，是一种超越所有权威，包括政府权威、道德权威在内的社会权威，法律成了所有社会群体、社会个人的行为准则。在那里，政府权威源于法律权威，服从法律权威，道德权威只是起一种补充和辅助的作用。在法治社会里，法律权威源于大多数社会成员对法律的“合法性”的认同。所谓合法性，是指人们对法律或规则或制度的一种态度，是对有关规则的产生或有关规则制定者及其权威的判断。正如英国法学家阿蒂亚所说的那样，“只有当人们认为有某种道义上的义务遵守法律时，人们才有可能遵守法律。”所以，法治社会不仅是法治意识与法律制度相结合的产物，往往也是与民主制度相结合的产物请采纳为最佳答案
❹ 如何理解法律和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和相互关系
如何看待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关系
文∕樊 平
【内容摘要】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调整手段，在调整社会关系时的作用是不同的。倘若人们没有对“见死不救”现象具有很大社会危害性的普遍道德认同，没有对见义勇为发自内心的追求，即使“见死不救有罪”成为法律条文，也不会有良好的结果。
引言
针对社会上“见死不救”、“见危不救”现象的频频发生，一些学者认为，公民应当对自己义务范围内的危险情势负有义不容辞的救助义务，这种责任可以强制提到法律层面上。对“见死不救”、“见危不救”等道德问题，一些西方国家已将其纳入法律范畴。但由于整个社会调控体系过分强调法律，导致道德等其他社会控制力量被削弱，出现了过度依赖法律的“社会法律化”现象，造成一边是高度的法律化，另一边却是道德沦丧。
道德问题法律化，反映了社会大众对道德规范的失望，转而求助于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手段整合道德秩序。然而，“泛法律化”的道德诉求，那就等于由道德取代了法律，这是不符合人类创设法律的目的和其理想目标的。另一方面，任何国家的财力都不能支撑道德全部法律化之后所需要的执法成本。
法律起源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法律的起源是由与道德规范、宗教规范混为一体到相对独立的过程。法律承担着维护社会善良风俗的责任，为道德提供坚实的后盾。而道德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始终，它虽然没有法律的强制力，在某种意义上却比法律管得更宽。道德往往是一部分法律的直接渊源，在一定程度上，对法律起着约束作用。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
一、什么是道德
恩格斯讲：“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简单的概括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自然人关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野蛮与谦逊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总和，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矛盾统一体系。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文明与野蛮等观点、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它是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力量来保证遵守和实行的行为规范体系。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道德以善恶为评价方式把握现实世界。道德的执行和实施不是依靠国家强制力，而是依靠人们的观念、社会的舆论和善良风俗来维持。道德在调节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时候，不像其他的社会规范那样强调人们的个人利益，而是强调他人的利益和社会集体的利益。道德具有通过评价等方式来指导和纠正人们的行为和活动，以协调人民之间关系的能力。道德能通过评价和鼓励等方式，造成社会舆论、形成社会风尚、树立道德观念、塑造理性人格，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观念。道德反映个人同他人、社会的利益关系，反映的结果表现为道德标准、道德理想等。
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道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律。今天的社会，代表不同利益的统治集团仍然还存在，但是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对立的。不同的统治集团各有各自的阶级利益，以及与其阶级利益相适应的道德。法律在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整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体化，而道德当然属于意志范畴，那么法律当然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
二、什么是法律
法律在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整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正式的官方确定的行为规范。法的内容由受一定社会因素制约的，最终也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法具有规范性、普遍性、程序性、国家意志性和强制性等特征。法对个人的行为具有指引作用。法律作为一种行为标准，具有判断、衡量他人行为合法与否的评判作用。凭借法律的存在，人们可以预测相互间行为如何。通过对法的实施，可使法律对一般人的行为产生教育作用。而通过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强制违法者遵守法律。从法的本质和目的出发，法在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思想文化生活领域发挥着阶级统治的职能和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
三、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法律的产生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律是意志的具体化，而道德属于意志范畴，那么法律当然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从侧重道德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在主观方面，法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客观方面，法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前者体现了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后者体现了法的物质制约性。法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体。法律与统治阶级的道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其共同点在于：两者都属于同一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并为相同的经济基础所决定；两者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两者都体现相同的阶级意志和共同的历史使命。
（一）法与道德的区别
1.法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不同范畴。前者属于制度的范畴，特别是成文法更具有系统性和制度性的特点；而道德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带有自发性和约定俗成性。
2.法与道德的产生和形成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法是掌握政权的阶级运用国家权力，由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和权限制定或认可。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是人们在共同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中逐渐养成、自发形成的，一般无需专门人员和机构制定颁布。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3.法与道德的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如宪法、法律、法规、条例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和社会舆论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4.法与道德的规范内容不尽相同。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权利与义务，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道德强调对他人、对社会集体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即应当做什么或者不应当做什么，并不一定要求社会或者他人对其承担对等的义务。
5.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结构不同。法律规范的结构是假定、处理和制裁或者说是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而道德规范并没有具体的制裁措施或者法律后果。
6.法与道德的作用机制不同。法由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主要凭借社会舆论、人们的内心观念、宣传教育以及公共谴责等手段。
7.法与道德的调整范围不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二）法与道德的相互联系
道德与法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相互渗透。法与道德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
2.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3.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首先，道德与法律有着天然的联系，道德意识的培养有助于人们的守法意识；法律的确定性、带来法律的滞后性，道德的发展能推动法律的前进；法律是对一般人的最低要求，但人类的发展需要高尚的人来导航。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其次，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
4.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5.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
四、遵守道德和法律双重规制
法律的产生本身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调整手段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道德往往成为法律的基础素材，而法律往往又巩固着某种道德；道德所不及的地方由法律调整，法律所不及的地方由道德调整。”即使法律的强制作用也往往需要通过人的内在道德信念起作用，否则是一定存有缺陷的。只是这种强制作用使其更加直接迅速的确定且相对稳定。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像诸如正义、公平、平等、诚实信用、遵守善良风俗等普遍的或个别的法律原则，其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有力组成部分。也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作为两个独立的实体，法律有赖于道德的存在，但又是独立自主的，不完全依附于道德规范；在总体上，道德支撑着法律制度的建立，维系着人们对法律制度的普遍认同感。一般情况下，与道德规范相一致的法律规则才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而更具有生命力。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也将是比较稳定的。法律规范之所以为广大民众所遵守，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些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所谓的国家强制力，即人们由于害怕受到法律的惩罚而遵守法律。更主要的是这些法律规范本身合乎道德原则，并且民众相信它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及正义性，即法律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即使所谓的“心理强制”的实现，也需通过人的内心感受和道德准则的衡量，“如果一个规则体系要用暴力强加于什么人，那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权力就不能建立起来。”因此，针对社会上“见死不救”的现象，倘若人们没有普遍道德认同，没有对见义勇为发自内心的追求，即使“见死不救有罪”成为法律条文，也不会有良好的结果。因为并非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强制力，法律也并不总是合理、正义的。
同时，法律建构和维持社会秩序这一重要的作用以及其他的功能也往往通过道德作用得以实现。而且法律作用的实现的最好途径是法律规范的价值通过长时期的社会实践使其内化为人类的道德信念，在人们普遍接受后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并且用这种思维定势支配各自的行为，由于这种思维定势既符合法律又符合道德，所以在其支配下的行为也将符合法律和道德。那么法律调整社会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它的作用也就实现了。道理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遵守道德和法律双重规制的行为，其必定沿着社会关系发展的方向实行，而不是去破坏它。
中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有自己的特殊国情，法与道德的关系也有特定含义和理解。结合中国国情，法与道德的联系可以分述如下：一是一国范围内的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二是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相互渗透。忠孝节义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道德规范，在其立法中体现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是将儒家思想的教义作为办案的根据，《春秋决狱》一书就是其中的典型。三是法与道德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孟子《离楼上》中讲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它需要其他手段的配合，其中法就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四是道德的状况制约立法的发展。五是道德对法的实施起着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六是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七是法必须以道德作为价值基础。八是法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参考文献：
1.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1页。
3.吕鹤云主编，《法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刘作翔，法律与道德：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难解之题[J]，法治与社会发展，1998（1）。
（作者系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主任编辑）
❺ 什么是法制，什么是人制，区别在哪里。
人制和法制 区别:
①两者基础不同。人治建立在个人专断与独裁基础上，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
②两者特点不同。人治呈现出随意性、多变性的弊端，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法治具有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的特点，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
③二者体现的原则不同。人治体现不平等的原则，而法治体现平等的原则。 历史上对法治与人治的三次争论与三种不同理解 ：
(一)三次争论 ：
儒法之争：这是第一次争论，儒家主张人治(或德治、礼治)，而法家则主张依靠法治，提倡“法、术、势”；
2.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争：这是第二次争论，其中柏拉图提倡“哲学王”治国，即提倡人治，而亚里士多德则主张法治。
3. 17～18世纪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之争：这是第三次争论，其中资产阶级主张民主和法治，而封建地主阶级则主张人治与专制。
(二)三种理解 ：
第一次争论引起第一种理解，即“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法律还是道德？”
(1)总观点：人治论认为国家由具有高尚道德的明君贤臣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法治论认为国家由主权者通过法律来治理。
(2)在中国古代，儒家(人治论者)将天、道德、权力溶为一体，强调以德取天下，以德治理天下；而法家则主张主要应由掌权者通过强制性法律来治理，提出“务法不务德”。
(3)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主张贤人政治，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法治优于人治”、“多数人之治优于一人之治”，并且在自己的《法律篇》中第一次提出并解释了“法治”一词。
2. 第二次争论引起第二种理解，即“对人的行为应采取一般性指引还是采取具体性指引” (1)总观点：人治论认为应对每个人采取个别的、特殊的指引；而法治论认为应对所有人采取一般的、共同的指引。
(2)在中国古代，法家尽管也提到了法的规范性，但是总体上来说中国古代儒法两家并未就此问题展开论述。
(3)古希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柏拉图认为法律是硬性条文，不可能对社会事务的处理做到面面俱到，法律不可能规定出适合于每一个人的特殊情况的法律条文，所以必须依靠“哲学王”利用技术来管理社会。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可以克服人的弱点的，法律上是众人之治，因而它更应该适用于大多数人，因而它必然具有原则性、普遍性，同时为适用于具体情况，可以通过修改法律，解释法律，授权法官造法等方式来克服法的原则性带来的局限性。
3. 第三次争论引起第三种理解，即“政治制度上应实行民主还是专制？”
(1)总观点：法治论认为应该主张民主、实行共和政体，而人治论认为应该主张君主，实行专政。
(2)主要出现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一些先进思想家反封建专制时所提出的思想和政治纲领中。
(3)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争论中，也有反映，但在中国古代儒法两家的争论中并末出现，因为这两家在政治制度上都维护君主制或君主专制。
❻ 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你在社会的治理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有了嗯法律的制约束，而大家都才会约束自己的行为
❼ 如何理解法律和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的关系，如题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的论文作内容摘要: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不管法治这张天网如何恢恢，总有漏网之鱼;不管法治调整的范围多么广阔，总有鞭长莫及的地方。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中国古代的法律实际上是一种二元体制，就是两种体系或渊源、形态的法律并存。一种是国家制定法，一种是“礼法”、“德法”。这两种社会调节手段相互配合，把各种社会现象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我国当代社会法律是唯一的社会调节手段，道德作为另一种调节手段存在严重缺位。这样的一元法体制亟待调整。因此，有必要考察我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吸收其合理内核，建立起德法并治的二元法体制。一、中国古代道德与法律关系之考察“德”，在西周时是一个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为一体的综合概念。它要求统治者敬天孝亲，对己严格，与人为善，只能在不得已时才使用刑罚，而使用时必须慎重。儒家对“德”加以继承和发展，一方面突出了“德”的政治意义，主要包括宽惠使民和实行仁政，认为“德”是治理国家、取得民心的主要方法;一方面抬高了“德”的地位，认为“德”高于君权与法律，是行政、司法的指导方针，即主张“德主刑辅”。儒家的这种德治是以“礼”做为根本内容的。“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礼的起源与宗教、祭祀、宗法有关，它体现了社会中的宗法身份等级，同时作为身份社会的古代中国也促成了礼的繁衍，两者互为支架。但礼的范围很难界定，它包罗万象，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个人生活的基本信仰，又可以是治理家、国的根本纲领;它是对他人做道德评判和法律裁断的最后依据，又是社会所有制中所包含的基本精神;它一方面细腻地对人的行为做出准则式规定，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作理论上的抽象。再论及“法”，“灋，刑也，平之如水;灋，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平之如水”，有公平、正义之义。因此要正确理解礼与法的关系，就必须将其放入中国古代这片土壤中，以中国传统的视角来审视。(一)道德的法律化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二)法律的道德化以上考察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下面再谈另一主题--法律的道德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中国古代社会的“出礼入刑”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道德训诫具有了法律的威势，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同时要行道德的职能。所谓法律的道德化，主要侧重于守法的过程，指的是法律主体把守法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三)中国古代礼与法关系嬗变的特点纵观中国古代的“礼”与“法”的关系，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嬗变过程表现出如下特点:1、儒家的“仁、义”思想是“礼”与“法”嬗变的基础。儒家的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其对当时中国的法律发挥着重要影响。“三纲五常”等儒家礼教是中国古代正统道德的一般原则。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这就是中国古代人的选择。2、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是“礼”与“法”嬗变的条件。经济的发达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类向更高文明迈进的前提。中国古代的法律史表明，经济的兴衰与法律的道德性直接相关。经济发达时期，人们对社会的道德要求较高，同时自身也表现出较高的道德水准，因此这时的法律体现着更广泛的道德。与此相反，经济萧条时期，人们的道德表现较之以前欠缺，社会总体道德水平也下降，这时的法律就缺少道德的教化。3、维护封建皇权是“礼”与“法”嬗变的核心。不管法律与道德谁主沉浮，二者都要以维护封建皇权为其首要考虑，这也是阶级社会道德与法律所不可逃脱的命运。4、权力阶层的态度是“礼”与“法”嬗变的关键。申言之，“出礼入刑”即道德的法律化，要求道德须是符合权力阶层意志的道德;重“礼”守“法”即法律的道德化，要求法律须是权力阶层内化为其自身道德的法律。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益、相互推动的。
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一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论思想道德与法律有关一从社会学角度讲，我国正在融入法治社会。对置身于未来社会的任何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场主体都得遵循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从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丰功伟业之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当我们以审思发展和关切生活的态度来判断实践视域时，自然会发现，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何为法律素养，简言之，是指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质。一个人的法律素养如何，是通过其掌握、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识表现出来的。法律知识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制定法中关于规则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条文体系;二是法律学问中关于原理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原理或法律理论。一般意义上的学法、懂法，就是要求既熟知一些基本的法律条文，同时又掌握一定的普遍适用的法律原理。而法律意识，它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
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积极守法。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识，才能使守法由国家力量的外在强制转化为公民对法律的权威以及法律所内含的价值要素的认同，从而就会严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就会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权利和自由;就会积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和争议，自觉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就会主动抵制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另外，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理性守法，实现法治目标。理性守法来自以法律理念为基础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认知。法律意识，一般由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理论、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构建，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识的最高层次，也是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核心。
来源：网络收集
❽ 道德和法律对国家和社会治理各有什么优缺点
谈谈道德和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没有法律是不行的。没有法律的约束，这世界和各个社会不知道要乱成什么样子了。谁的法律维护谁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置身于社会的任何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场主体都得遵循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从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丰功伟业之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中国的地理条件，文化，伦理道德，就形成了中国的国家的性质。不能与其它国家等同！因此，法律在国家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道德是发展先进文化，构成人类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道德是以善恶为标准，调节人们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总是扬善抑恶的。道德与法律不同，它是依据社会舆论、传统文化和生活习惯来判断一个人的品质，主要依靠人们自觉的内心观念来维持。人都是社会中的人，离开社会，人就无法生存。人一出生，便生活在家庭和社会里，便和别人发生这种或那种联系。“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句话，就说明了个人如果离开别人帮助就无法成长和生存。人来到世界上，总要和别人发生关系。在家里要处理好与父母、兄弟、姐妹及夫妻的关系，在学校要处理好和老师、同学、工友们的关系，参加工作后要处理好和单位领导、同事、客户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上要处理好和朋友、亲戚等的关系。这些关系里面就包含着许多复杂的道德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道德的作用十分宽泛．它几乎无处不在．并长期起作用。
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
凡是法治不及之处，皆是德治用武之地，法治不可能完全取代德治。德治是指在社会治理中对道德自律、道德教育、道德建设的重视和适用。法治与德治在社会治理中应是相辅相成、相互呼应的，即法律与道德双管齐下、“综合治理”。所谓道德的法律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法律与道德是两种性质不同而有关系密切的社会现象。
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权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