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的哲学基础

⑴ 如何理解经济法宗旨的客观基础

经济法的宗旨是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基本范畴之一，是研究经济法学的逻辑起点，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济法的宗旨决定经济法的价值，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宗旨的体现，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宗旨向经济法价值转化的保障。研究经济法宗旨必须遵循揭示矛盾特殊性、主观与客观、实然与应然、相对与绝对相结合的原则。经济法是为了解决两个失灵的问题而产生的。经济法的宗旨是保障政府有效干预经济运行。 关键词：经济法；宗旨；两个失灵 经济法的宗旨是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是研究经济法学的逻辑起点，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在九十年代初期及以前，几乎没有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关于经济法调整对象问题的探讨上，在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上取得丰硕研究成果之后，学者逐渐发现了研究经济法宗旨问题的价值，并逐渐发现其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对经济法宗旨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与经济法基础理论中的其他范畴相比，对经济法宗旨问题的研究仍明显不足，尚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发挥经济法宗旨问题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中所应该发挥的作用，因此，对这一范畴进一步进行研究，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对经济法学科体系的完善以及对经济法制建设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在此，笔者在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对经济法宗旨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期推动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一、经济法的宗旨释义 （一）宗旨的含义 探讨经济法的宗旨，首先要探讨宗旨的含义。由于宗旨并非是一个法学专用术语，而是一个日常生活及各学科中普遍使用的术语，因此，我们首先要到日常生活及各学科中去探寻其最一般的含义。《现代汉语大词典》"宗旨"词条的解释为："主要的思想或意图、主意。" 《现代汉语辞海》"宗旨"词条的解释为："主要的目的和意图。" 由此可见，宗旨的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主要的目的或意图"。 在法学领域，一般也是在"主要的目的或意图"的意义上来使用"宗旨"一词的。如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宗旨，或称经济法的目的，一般是指经济法调整所要达到的目标。" "经济法的宗旨，亦即经济法的目的，指经济法调整所要达到的目标。" 有些学者明确指出："法律的宗旨即通过法律条文所反映出来的立法的主要意旨或目的。" 因此，经济法的宗旨所探讨的就是经济法的目的或意图。近来，有学者探讨了"经济法的任务"，综观其全文，可以发现其所探讨的经济法的任务与经济法的目的或宗旨基本上是同一概念。 （二）宗旨与价值、基本原则的区别与联系 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法宗旨的含义，有必要把宗旨与价值、基本原则等一些相近概念作一比较，从中发现它们的区别与联系。 价值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在法学界，有学者将其界定为："在人（主体）与法（客体）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法律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 关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一般认为："是指规定于或寓意于经济法律、法规之中，对经济立法、经济执法、经济司法和经济守法具有指导意义和适用价值的根本指导思想或准则。"[!--empirenews.page--] 由以上学界关于价值和基本原则的一般界定可知，价值强调的是法所具有的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功用或属性，含有较多的客观的色彩，而宗旨强调的是人的主观目的与意图，带有较多的主观的色彩。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的宗旨的体现，因为经济法是人们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创造的，经济法必然有助于实现人们的这种目的，否则这种经济法就不是人们所希望的经济法，它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经济法最大的价值在于能实现人们对于经济法的期待，有助于实现人们创制经济法的目的。因此，经济法的宗旨规定了经济法的价值，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宗旨的体现。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的宗旨向经济法的价值转化的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实现经济法的宗旨、保证经济法具有实现其宗旨的价值的必要条件。离开了经济法的宗旨就谈不上经济法的价值，也没有基本原则存在的必要。离开了经济法的价值，经济法的宗旨就成了空中楼阁，没有实现的可能。而离开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经济法的宗旨就无法实现，或不能很好地实现，现实的经济法也就不可能具备或不可能很好地具备人们所期待的价值。 二、研究经济法宗旨的意义 （一）对经济法学研究的意义 经济法的宗旨是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在经济法学基础理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对经济法宗旨的研究贯穿于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始终。

⑵ 论谨慎干预原则的法哲学基础.2.论经济法与行政法有哪些联系和区别

经济法主体亦称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依法享受权利（权力）和承担义务的社会实体。它是经济法律关系构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法律关系的直接参与者，既是经济权利（权力）的享有者，又是经济义务的承担者，是经济法律关系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经济法主体的范围包括：1.国家机关。2.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3.企业内部组织和有关人员。4.公民及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经济法主体基本特征：1、范围的广泛性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经济法主体数量庞大，类型丰富，这是主体经济利益性的外在化要求：通过对每种经济利益都有数种具体经济法主体加以代表、维护和追求，实现各种经济利益的和谐发展，才能最终达致经济法所要维护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2、地位的层级性这里的层级性和层次性并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层级更强调纵向位阶与横向位阶的统一。理解经济法主体层级性的时候，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法主体地位“不平等”并非行使国家经济法主体相关书籍权力的需要使然，而是源自根据主体各自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大小而由法律合理分配的需要，借用经济法“责权利相统一原则”的话说，就是要“以责定权，以责定利”。如果只看到经济法主体之间存在着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而忽视了不同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协作和竞争关系，便会有本末倒置的危险，动摇经济法主体制度存在的基石。3、角色的变动性就具体的某个经济法主体而言，由于其在不同经济关系中“角色”的不同，也令其主体外在类型和内涵发生着各种交错和转换，比如一个主体既可能是经营者（相对于生产者而言），或者销售者（相对于消费者而言），又可能是竞争者（相对于其他竞争者而言），或者被调控者、被规制者（相对于政府而言），甚至是经过授权的行业管理者（相对于本行业其他经营者），等等。这除了是由经济关系的流动性和复杂性所造成外，主体在不同经济关系中所肩负的社会责任不同才是主体具有角色变动性的根本原因。

⑶ 商法和经济法的区别

商法和经济法的区别：

1.法律性质不同。经济法属于公法，商法虽有公法性但本质是私法。因此回经济法以国答家利益为本位，而商法是以商主体的利益为本位，经济法的目标性较强，而商法的国际性较强。

2.二者基础理论不同。经济法的基础理论是社会整体本位，即着重于国民经济的全局，而商法是建立在商事主体利益本位之上的。

3.调整对象不同。经济法调整国家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商法则调整的是商主体在商事活动中形成的商事关系。

4.调整的机制不同。商法着重采取自律性的非权力性的机制，而经济法多采用他律性的权力性的调节方法。

商法是指调整商事交易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即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的调整对象是商事关系。商法主要包括公司法、保险法、合伙企业法、海商法、破产法、票据法等。

⑷ 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经济法产生：来
哲学上：个人自本位——社会本位
西方经济学上：自由竞争——垄断干预
制度经济学：自由交换——产权界定
法律上：私法自由——社会法的干预
对象上：平等主体——弱势群体
权利上：一般权利——特别权利
责任上：一般赔偿——惩罚性赔偿
事实上：自由行为——法律规定（的事实）

经济法的发展：
1 私权的进一步社会化
2 公权的进一步民主化
3 平等公平的进一步实质化

⑸ 经济法和商法的区别

1、宗旨、原则均不同

经济法的宗旨是保护社会中的公共利益，并以此为己任。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就是保证经济的公平。同时在经济法中对国家的经济干预进行为强调，这里说的干预不是指以行政行为进行直接干预。经济法会对私人的经济进行相应的限制与调控。

商法的宗旨是促进营利，其基本原则则是商事自治。我们不难发现，经济法中的侧重点是经济公平，商法中的侧重点则是商事自治。在传统的商法主要是用来保护商人的利益不受到损害，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的商法中出来保证商人的利益之外，还将商事的安全与公平列入其中。

2、法律属性有区别

经济法属于公法，主要用来干预国家经济；商法属于私法，主要用来调节商事交易。经济法的主体有两部分，一部分主体是国家，另外一部分主体是经济组织、个人，经济法主要是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来发挥自身的作用，主要运用的方法是经济杠杆，例如税收政策、货币政策、财政等，虽然不是国家直接干预经济 ，但这些行为都是由国家来实行。

商法的主体是商事企业，主要是用来调控商事交易行为，私法的属性表漏无疑。现代商法中已经添加了商事公平与保护，因此商法中不断增加强制性的规范，再加上行政部门也开始对商事进行监督管理，导致商法越来越公法化。

(5)经济法的哲学基础扩展阅读：

经济法起源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家的经济法概念主要见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学术文献。尽管英美法系国家存在我们认为是经济法的法律规范，但它们没有注意法律部门之间的区别，没有民法的概念，更不用说经济法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对大陆法系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法解释进行解释。

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由于其调整的对象具有特定的范围，它只调整发生在国家经济运行协调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其调整对象可以与其他调整对象分离。法律法规。

商法的概念起源于古罗马商法，而现代商法则起源于中世纪欧洲地中海沿岸自治城市的商法，1807年法国商法典正式确立，发展到今天。维吾尔法律国家广泛继承。20世纪初以来，我国商业立法主要引进了西方商法，主要是大陆法系的商法。但改革开放后，它也借鉴了英美法系的许多商业立法。

⑹ 论述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条件

对经济法产生的两种不同观点的评价 在进行评析之前，我们有必要指出经济法律、经济的法律规范、经济法是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我们有必要明确：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律的制定、经济法部门的形成是有一定的联系和区别的范畴。经济法部门是由经济法律规范组成的，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当一大部分是以经济法律为表现形式。 但严格地说，我们不能把经济法的产生理解为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或经济法律的制定，我们不能把一个或一些经济法律规范等同于经济法，不能把经济法律或经济法律的总称视为经济法，只有相当多的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才是经济法。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经济法“就是从部门法意义上讲的，是指作为**的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因此，把经济法产生理解为经济法这个**的法律部门的形成是正确的。[9] 我们还应明确：经济法律规范产生于古代社会，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的产生晚于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的产生早于经济法学的产生。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认为“同时论”是错误的，它抹杀了经济法律规范与经济法之间的界限，将经济法的产生等同于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经济法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三、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古代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和发展 我们所说的古代经济法律规范，一般是指包括奴隶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和封建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也可称为前资本主义经济法律规范。奴隶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最早出现于奴隶制度古巴比伦国家。早在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奴隶制国家颁布的《汉谟拉比法典》就对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和土地的法律保护作出了规定。《汉漠拉比法典》还有对农业、商业、质量、财政税收等经济关系进行法律调整的规定。我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映了西周奴隶制国家土地国有的规定。西周中后期，还出现了土地流通的活动。我国从夏朝开始就有了征收贡赋的制度，商朝的贡赋实行公田收入交国家，西周则按井田计亩征收赋税，西周的财政开支还实行了量入为出、专款专用等等内容，均体现了我国奴隶制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存在。《楔形文字法》、《汉漠拉比法典》是奴隶制经济法律规范的典型代表。 封建制社会经济法律规范存在的时期较长。在产生过程中，《罗马法》及其复兴起过一定的作用。西欧封建社会从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至18世纪，持续了1300多年。中国封建社会一般从春秋战国之后算起，延续了2000多年。此时，中国的唐律、大明律是其典型代表，都有详细地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定。秦简《金布律》中出售商品须标明价格的规定，秦简《田律》中“春二月林木生长，不得砍伐；春天土地干旱需要水，不得堵塞水道；不得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得捕捉幼兽、幼鸟；不得设置陷阱和网罟捕捉鸟兽；不得毒杀鱼鳖”的规定，汉朝的发展对外贸易的规定，明朝的禁止私人开采金、银、铜、铅、锡和水银矿的规定，唐朝的以户税、地税为基础的“两税法”及“量出以制人”的根据各种开支总额确定两税的总额规定，明朝的中央、地方分级管理，征解制度、财政监察制度和预算制度等财政管理制度，等等，均体现了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对全面和完善。前资本主义经济法律规范的特点是：反映奴隶主和封建主阶级的意志，公开地维护等级特权，在协调本国经济运行时主要运用直接手段，经济法律规范以“诸法合体”的法典为主要表现形式。[10] （二）空想共产主义者的经济法思想及其意义 18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之一摩莱里（Morelly）在1755年出版了一部学术名著——《自然法典》，该书反映了他对未来公有制社会的理想。作者在书第四篇“合乎自然意图的法制蓝本”，被作者称为“法律草案”，共12类法律、117条。其中，第二类法律是：“分配法或经济法”，有12条规则。从目前的资料反映，这是“经济法”一词最早出现的地方。摩莱里看来，未来社会中的产品不发生买卖和交换，而是通过分配给予公民，“一切产品都要核算，其数量要与每个城市的公民人数相适应，或与使用它们的人数相适应，这些产品当中可保存的物品，均按相同的规则公开分配，如有剩余则保管起来”[11]。摩莱里是在产品（财产）分配规则的意义上使用“经济法”，并以此来表达他富有理想色彩的未来社会的法律规范。[12]19世纪30—40年代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之一德萨米（Dezamy）在1842—1843年分册出版的《公有法典》一书中，也使用了“经济法”这个概念，并发展了摩莱里的经济法思想。 由摩莱里在18世纪提出的“经济法”概念，是建立在空想共产主义的社会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至今“经济法”的涵义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它对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概念的形成仍产生着影响。这种影响除了表现为援引“经济法”这个概念的外壳之外，更重要的是人们把空想共产主义者那种具有萌芽状态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思想加以扩大，利用来作为建立现实经济基础之上的现代经济法概念的一个合理内核。[13] 补充回答： （三）国外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国外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实质上是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时期，传统民商法、行政法律制度不断被突破，并演变乃至最终**的过程。[14]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性，我们将国外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经济法的产生阶段，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一种法律思想的经济法，尽管早在资本主义垄断初就被提了出来，法国著名政治家、经济学家——蒲鲁东于1865年就提出应由“经济法”来构成新社会的基础，[15]但其理论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反应。经济法作为一种新的法律思想在实践得到体现，应该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阶段改变了原来对资源和财富的配置机理，由原来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主要凭借政治强权和经济强制，自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主要通过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财富的机制，转变成垄断阶段主要通过采取经济集中排斥竞争的机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注意到经济的社会意义，因为此时的经济垄断涉及诸多经济参与者的利益，涉及到因垄断导致竞争萎缩而发生经济滞长。这时，需要有一种能够平衡多元利益，限制不当垄断的力量——国家的力量，[16]这就需要一种新的法律形态加以规范。经济法作为这样一种法律形态，就在19世纪末出现了，经济法作为新质的法律部门产生就成为必然。 美国1869年的《反铁路垄断法令》、1887年《州际商务法》，特别是1890年颁布的《反对不法限制和垄断，保护交易和通商的法律》，即《谢尔曼法》和1914年颁布的《克莱顿法》及《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成为经济法最早出现的表现形式的法律标志。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为了战争需要，颁布了大量的经济法，如1915年《关于限制契约最高价格的通知》，1916年《确保战时国民粮食措施令》，1919年《煤炭经济法》和《钾盐经济法》，1923年《防止滥用经济力令》等。1919年颁布的《魏玛宪法》在奉行“经济自由”的同时，确立了“社会化原则”，规定了许多对私有制进行限制的措施，并授权政府对全国经济生活进行直接干预和管制。《魏玛宪法》后的一系列法律，突破了公法与私法分离的原则，摆脱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原则，突破了长期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经济是私事，由私人自治的原则，确认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直接干预、管理。这些法律引起了德国法学界的注意并积极展开了研究。1920年前后，一大批经济法著作相继问世，真正意义的经济法就这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在德国出现了。[17] 第二阶段，经济法的发展阶段，1929年—1933年经济危机至第二世界大战后 此阶段的经济法主要表现为国家运用法律手段调整特殊时期的整体经济法，又可称为“危机应付经济法”。[18]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府对经济干预有所放松，1929年—1933年出现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大萧条，使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注重对国民经济进行更为全面和强有力的总体调节。一方面，实行资本主义国有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国家不仅以政权主导者身份对私人经济进行干预，而且开始以资本所有者身份直接参与生产经营领域的活动。另一方面，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和兴起，国家经济职能全面强化，对经济进行更加综合性、全方位的调节，从而出现了又一次经济立法的高潮。[19]此时，美国制定了一系列体现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法律，实施所谓“罗斯福新政”。先后颁布了170多部法令，如《全国产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紧急银行法》、《金融改革法案》、《国家劳动关系法》、《恢复和救济法》、《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等。 德国在此时期也先后制定了大量经济法，如1930、1932、1933几次修改了的《防止滥用经济力令》、1933年《强制卡特尔法》、1934年《经济有机结构条例》等。 这个时期的经济法，是一种典型的“危机应付经济法”。它从一个侧面说明：“鉴于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强调国家公权力与市民社会严格分野，所以西方国家的经济法往往是经济危机或者社会矛盾激化时不自觉的产物。”[20] 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加强了对经济干预，有的国家颁布了对私有制企业实行国有化的法律。德、日作为战败国，被联合部队占领，为了减轻经济危机的冲击，颁布了一些稳定经济的法律，如《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促进法》、《稳定国民生活紧急措施法》、《稳定不景气行业离职人员临时措施法》等。[21]日本政府为了振兴经济，在实行经济非军事化、确立和平经济、提倡经济民主化等三项原则的基础上，颁布了以禁止垄断法为中心的一百三十多种经济法规，内容涉及到企业管理、工业交通、通讯、农林牧水产、城市建设与计划、商业、财政金融、证券、保险、外贸、外汇、科学技术、教育、环保、防止公害以及计量、会计、统计、测量等诸多方面。日本法学界对经济法更是投入巨大的热情，进行了范围广泛的研究。日本经济法学者高田桂一教授认为：经济法是界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法律，又称：“社会法”。和商法相比，经济法关注国民全体的公共利益。 从体系上讲，主要包括禁止垄断法、业法、统制法和消费者保**四个部分，并指出日本这个新兴的发达国家应在农业经济法、产业经济法、新兴工业经济法、知识产权法方面进行更加充实、完备的立法。[22] 第三阶段，经济法的完备成熟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 此阶段的经济法主要表现为经济法内容与体系逐渐完善，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不断增强，对国民经济的总体调节达到严密化和制度化程度，国家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不可缺少的主体。[23]此阶段的经济法是“自觉维护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法”，又称为“现代经济法”。此阶段，以经济民主、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较成熟的经济法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基本形成。其显著标志是：经济法据以解决社会经济矛盾的宗旨和方式，由干预、管制市场主体的自由意志和行为，转向尽可能创造充分、适度、公平的竞争环境以维护这种自由意志和行为上来。[24] 此阶段经济法体系更加完善和科学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冷战局面结束，各国出于对本国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经济学界对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不断修正和批判，现代高新科技迅猛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各国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界面来对经济进行重新审视和规划，注重综合应用各种经济手段，建立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使之逐渐成为经济法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并且其他方面的立法，如反垄断及限制竞争以及国有企业法也逐渐完善起来。[25]以西方七国集团中的意大利在1990年颁布的《反垄断法》为标志，反垄断所体现出的“自由+秩序”或者“市场经济的活力+有条不紊的竞争”等经济法理念被西方国家所公认，“现代经济法”最终确立。[26] （四）我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1、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法律规范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保护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我国先后在计划、基本建设、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劳动工资、自然资源和能源、对外经济贸易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如《土地改革法》、《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对顺利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20世纪50年代末期，由于受指导方针上的“左”倾错误和法律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经济工作方面的立法和执法活动不仅没有加强，反而有所削弱。[27] 在文化大革命中，随着公、检、法被彻底砸烂，国民经济领域中的各种法规、制度被任意践踏破坏，经济秩序混乱，国民经济频临崩溃的边缘。[28] 2、中国经济法的真正产生和发展 可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还没有产生现代意义的经济法。中国经济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出现的。从时间上来说，我们可以将我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分为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经济法的产生阶段，从1979年—1992年。此阶段，有的学者又称为我国的旧经济法阶段。[29] 党和国家领导全国人民在此阶段，为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经济法制建设方面主要做了三件大事。[30]第一，注意把经济法制建设与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紧密结合起来，“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保护改革开放，为经济法制建设规定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任务。第二，我国的经济立法活动按照国家立法的议事日程和国家既定的经济立法规划[31]的要求，紧密结合国民经济调整改革的实际，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及时地制定了一大批经济法律、法规。从1979年到1992年14年间颁布的经济法律就达52件；1979年以来，国务院颁布和批准颁布的400多件法规，经济法规占大多数，1984年—1986年就制定了50多件重要经济法规。第三，把经济立法与经济司法结合起来，狠抓经济法实施。此阶段我国经济法获得了巨大发展，经济法制建设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初步建立了重视以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的法律思想，为1992年经济法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由于此阶段处在以有计划的商业经济体制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经济立法没有市场经济为基础，国家的宏观调整主要还依靠计划手段，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反垄断法、限制不正当竞争法还缺失，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不分离，还出现经济立法不平衡，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现象。可以说，此阶段的经济法还打下深深的计划体制烙印。 第二阶段，经济的发展完备阶段，从1992年至今。此阶段，有的学者又称为我国的新经济法阶段。[32] 1993年3月我国对宪法进行了修正，在修正案中明确提出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张，并明确提出要注重经济立法。为此，我国先后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利保**》、《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科技进步法》、《预算法》、《会计法》、《审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产品质量法》、《土地管理法》、《价格法》、《证券法》、《合同法》、《政府采购法》，等等。自1993年宪法修正案颁布以来，全国立法机关制定的300多件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800多件法规中与经济法相关的占了近一半。这些经济法律法规的制定为中国经济法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内核。为弥补市场缺陷，防止政府缺陷，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整体利益，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产生着其他部门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伴着中国加入WTO，我们有理由相信，我国经济法建设将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她将为我国法治建设作出自己重要的贡献。 四、经济法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条件 法是以社会为基础的，其产生和发展是由多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在这些因素中，经济因素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经济法同样应由经济基础来决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因此，我们在研究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条件时，必须先从研究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入手。 （一）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条件 “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便必然产生出以维**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33]恩格斯对法产生的分析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法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产物。经济法的产生，也应是如此，而且应是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体说来，经济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社会化大生产和垄断的产生，是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物质条件，经济社会化是经济法形成的根本原因。 就市场经济而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逐渐暴露出来。市场机制事后调节所具有的被动性和滞后性，以及市场存在的调节机制的障碍的特点，会使市场主体要么限制竞争，要么不正当竞争，从而形成无序竞争，使商品价格严重偏离价值，导致竞争秩序混乱，引起结构失衡、效率低下、公平缺失现象的发生。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国家就主动介入社会经济，消除前进过程中的不足。而国家调节的手段主要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和运行的间接方式进行，在市场调节仍起基础作用的基础上，辅之以国家调节。我们可以说，经济法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市场经济阶段的产物，并且必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就社会化大生产而言，社会化大生产推动了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具体归结于19世纪末开始的经济社会化。经济社会化是指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动态发展中逐渐形成的经济利益多元化、经济竞争激烈化、经济垄断普遍化、经济结构规模化、经济关系复杂化和经济交往国际化的社会经济格局。经济社会化使得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名义上是个体经济行为的同时，实质上是社会整体的经济行为，其经济行为的影响在经济社会化的指导下将以倍增的方式不断影响周围的个体，影响一国局部的经济运行，影响一国整体的经济运行，有时甚至于会跨越国境，影响他国的经济运行，从而导致对经济秩序、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和社会可持续稳定发展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在经济社会化背景下，强化对主体行为的规范，实现对社会整体利益保护的价值，成为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主要缘由。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中，经济法的内容、形式、作用领域和发展道路会有所不同，但依赖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体现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实现经济法的价值方面应是趋同的。 （二）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条件 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作为上层建筑核心的国家职能的变化，而国家职能的变化应是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条件。 我们知道，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是“守夜人”，对经济采取放任态度，对社会经济生活，国家干预很少。“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识，国家为实现鼓励自由竞争，维护经济秩序，实现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目的的自由经济状态所承担的经济职能来承担“夜警察”式的仲栽人。市场经济主要由民商法调整。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社会矛盾的激化，垄断对自由竞争的限制，使生产力发展受到阻碍。此时，民商法对此**为力。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客观实际要求国家要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干预，以求经济能够稳定发展。这种干预按照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亦必须在法定程序下合法进行。于是西方国家就制定了大量的国家干预、协调经济生活的法律。新的**的部门法——经济法，就应运而生了。简而言之，反垄断、促竞争、反危机及促发展的政治现实促进了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展，使国家具备了干预、协调经济的职能，这种职能成为经济法产生的政治条件。 （三）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思想条件 社会本位的法哲学思想，是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法律基础。[34]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条件下，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社会思想观念的主流。以个人权利本位为核心的个人本位（又称权利本位）独行社会。个人本位强调把权利的地位放在实在法之上，放在国家最高权力之上，极力主张“天赋人权”，“私有财产权是从自然状态带进国家组织中去的自然权利，因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不能设置任何障碍，认为自由是人性的结果，人的自由、平等是不可剥夺的权利，国家权力应为保障自由、财产和安全服务；权利是法律的中心概念[35]。”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到来，资本家的垄断行为排斥了自由竞争，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丧失，市场自发调节的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就充分暴露出来，市场经济逐渐失去了自律性，产生了重新调整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本位”的思想。社会本位的思想，强化以社会权为权利的核心；这种社会本位的法哲学思想不再以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权利论为前提，它强调社会利益才是个人的真正利益，个人生存发展依赖于社会的生存发展；无限制的权利不符合社会关系原理，个人无限制的自由权、无限制的所有权必然因其行使而使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必然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法律控制社会的目的不是自由而是安全和平等。 社会本位的思想为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证。以社会为本位，强化保护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社会权，正是经济法作为社会法所追求的价值取向。 五、经济法发展的新趋势 经济法从产生到逐渐完善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经济法的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特点，体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首先，从立法内容来看，其一，以国家干预经济和反垄断法为中心内容的各种经济立法进一步发展起来。其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立法理念不断地在经济法中得到体现。其三，经济法与科学技术发展、新兴产业部门结合更加紧密，立法内容空前丰富，立法领域不断扩张。其四，宏观调控法成为经济法重要内容，得到更加突出的重视。 其次，从重要程度来说，各国均将涉外经济法放在重要位置，外贸法、外资企业法、海外投资法、涉外税法、外汇管理法等成为一国经济法中的重要内容。 最后，从立法层次来看，各国均在不断提升经济法的立法层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逐步将经济立法以法律、法规并重的作法，转向以法律形式为主的立法形式，一些国家还计划在条件成熟后，学习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

⑺ 可持续发展原则为什么不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第一、协调经济原则。市场管理法，如反垄断法律制度、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票据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等等都是国家对经济的调整管理，“国家之手”在经济关系中的作用是协调本国经济，完善产业结构。在调整过程中应该遵循客观的经济规律，注意客观经济条件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主动灵活地发挥经济法的调节作用。
第二、效率公平原则。“效率是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的特性；公平是经济成果在社会成员中公平分配的特性。”⑦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效率和公平往往是不能兼顾的，一项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要么重效率轻公平，要么重公平轻效率。经济法的作用就在于用法律的形式保护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和公平。在某一个阶段可以促进其中的一面，但就整体而言必须兼顾二者。
第三、利益兼顾原则。要贯彻利益兼顾原则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四个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与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企业与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⑧经济法的任务就在于坚持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兼顾地方、企业、个人等各种利益，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
第四、可持续发展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考虑的重大课题。经济的发展涉及到资源的开发利用，废弃物的排放，环境保护和治理等一系列社会性问题。因此，经济法必须强调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能为眼前的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

⑻ 简述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一）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原则

我们强调营造平衡和谐的环境，而不是简单地说平衡协调原则，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对经济关系进行平衡协调是经济法特有的功能，但如果单纯将平衡协调上升到经济法基本原则的高度就显得不够充分，并没有完全揭示出经济法的本质内容。

从字面上讲，和谐与协调两词的含义互通，这就是在许多法学著述中“和谐”与“协调”不分的原因。但是，在意境上说“和谐”和“协调”是有很大区别的：和谐是一种相互依存与共同发展的客观状态，是国家和市场都要顺应客观规律、应用客观规律的表现；

而协调更强调的是主体间相互一致的积极行为，是带有主观意志色彩的一种行为模式。就经济环境状态的描述而言，“和谐”一词较“协调”更贴切，例如我们常说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首先，“平衡和谐”充分体现了经济法治条件下经济环境应有的状态，强调的是不同主体的配合而不是对抗，又在哲学范畴“度”的问题上强调适当，而不能“过火”或“不及”。

有学者认为平衡有均等的意思，因而不主张将其纳入经济法的理念，但我们认为这里的平衡不是均等的意思，而是“不失调”之意，例如人们常说“生态平衡”。

其次，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不是一种中庸理念的体现而是建立在对客观经济规律认识基础上的一种应然的状态。在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下，能够实现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和谐，现实利益与未来利益的平衡和谐，国家、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平衡和谐。

最后，经济法律的完善本身并不代表这种良好经济环境已经大功告成，由于社会经济体系是动态向前发展的，这就要求经济法制不断地“与时俱进”，具有前瞻性、规划性地从立法、司法和执法等方面来建立和维持这种环境。

当前，在国际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背景下，各国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日益突出，大都将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根本目标。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既包括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个问题在上层建筑层次已经被纳入到环境保护法之中），也包括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

而我国某些地方一级的政府和部门、行业的管理者显然对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某些部门和行业长期垄断，损害了普通百姓的经济权益，也阻碍了该行业实现自身更大的发展，更有损于中国在世界的经济民主形象。

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是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接轨的基本要求，是我国要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基本要求，更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二）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

这里之所以要提“合理”分配，有两方面的意思：首先是令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正常发挥作用完成自下而上的分配，即符合市场经济自发规律之理。

价值规律由对经济个体的决策和行为之微观作用实现对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宏观调节和配置，顺利完成经济资源的初次分配，市场规制法在其中发挥着保障作用。其次是利用国家超越整个社会的优势地位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分配，即符合国家社会自觉调整之理。

国家根据市场经济自发分配资源后产生的不公平倾向，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进行再次资源分配和调整，宏观调控法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合理分配资源”不仅包括国家与市场如何协调资源优化配置问题，还有进一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

中世纪的阿奎纳认为：“正义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种是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即‘按照人们的地位而将不同的东西分配给不同的人’……在分配正义中，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愈突出愈显要，那么他从共同财产中亦将得到愈多的东西。”

这种按人们地位来分配经济资源的思想是封建社会的分配原则，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该原则为按资本分配原则所取代。

从“人生而平等”的道德角度看，按资分配较按地位分配无疑是人类社会分配原则的一大进步。但按资分配所带来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一方面导致频繁的经济危机出现，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资本主义世界所要树立的平等观念的一种讽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不仅在道义上对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做出了犀利的批判，更从科学的角度论述了两极分化的社会根源与危害，并在理论上提出了防止两极分化的意义和途径。

实践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上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都直接源于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因为单靠市场这一只无形之手是无法实现将稀缺经济资源进行合理分配的。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资源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相对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资源永远是稀缺的。经济资源既包括生产资料也包括生活资料。

生产资料资所有制最终决定了社会资源的分配制度。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资源的分配制度必然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制度并存。

这样一种复合的分配制度一方面保证了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防止贫富两极严重分化。这种分配制度也正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公平的体现。

2003年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将成为未来几年关于如何贯彻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的指导思想。

综上所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防止贫富两极严重分化是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更侧重于稀缺经济资源中生产资料的分配，侧重于经济的发展，是效益优先的全面体现。防止贫富两极严重分化更侧重于稀缺经济资源中生活资料的分配，侧重于社会的稳定，是社会公平的最终体现。

（三）保障社会总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上升到一种治国方略的高度。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人类认识论上又一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突破，这一思想强调的不仅仅是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更是人的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和谐，也唯有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这一思想的提出也是社会本位理念的进一步深化：不仅仅以人类社会横向的当代利益和谐为出发点，更以人类社会纵向的代际利益和谐为出发点。这种发展不强调盲目的快速，而强调连续与稳定下的高速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就是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的辩证的逻辑统一。

(8)经济法的哲学基础扩展阅读：

经济法具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指经济法所干预、管理和调控的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a.国家规范经济组织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规范组织的法律，是为了防止垄断组织的出现，从组织上保证市场经济顺利发展。这方面的法律有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个人投资法等。

b.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干预是经济法的重要调整方式，这方面的法律有证券法、票据法、破产法、金融法、保险法、房地产法、环境法、自然资源法等。

c.国家管理、规范经济秩序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日本学者丹宗昭信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规制市场支配的法，现代经济法的核心是垄断禁止法。这方面的法律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和产品质量法。

d.国家在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此种经济关系的特点是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使经济各部门运行协调，使整个国家经济运行平稳。这方面的法律有财政法、税法、计划法、产业政策法、价格法、会计法和审计法等。

⑼ 比较经济法与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

民法作为传统的法律部门，从罗马法以来一直以自由的契约法为核心，“它以民事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制度为核心，主要调整当事人意思自治，亦即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财产流转关系，并建立相应的主体制度、物权和其他权利制度，与刑法衔接调整较轻微的侵权关系”。[12]民法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现代民法不再采取权利本位（权利本位的真正含义就是个人权利本位），[13]而是以公共利益、诚实信用和公序良俗等原则约束的社会本位为价值取向的。 个人主义的勃兴形成了传统民法的精髓，即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私法原则。而在现代社会中，“为了减缓自由市场竞争的盲目性和破坏性，以期合理配置资源，资本主义国家则由治安警察国家过渡到行政国家，主动介入‘市民社会’的‘私生活’”，[14]因此，从法国民法典的传统民法，发展到1919年魏玛宪法所规定的“所有权负有义务，其行使应当同时符合公共福利”，以及日本战后增补民法第1条关于“私权应服从公共福利”的规定，民法已从权利本位发展到社会本位。今天，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民法都已实现了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转变，权利不得滥用原则应运而生。[15]在罗马法中，“人的活动是自由的，国家保护它不受侵犯……法律保障给予某一主体以求生存和幸福的资料总和是他的财产，因而这种权利本身被称为财产权”。[16]物权体现人对物的权利，债权体现的人对人的权利，这种完整的权利世界观是围绕着财产构成的。与此同时，人格独立、自由、尊严等通过意思自治和民事法律行为来完成，传统民法的契约自由典型地表现出这一特点。“契约自由被视为意思自治的核心，它使当事人有权摆脱法律为他们提供的一切固定模式而自由地设置其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17]因此，传统民法的精髓在于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以及财产的稳定性（物权制度）和流动性（债权制度），从人的自由与对财产的完整性保护这两个基点，完成了传统民法理论大厦的构筑。 社会本位的民法对所有权加以限制，促使所有权社会化，出现了维护交易安全、保护经济上的弱者和消费者、公平竞争、解释契约的表示主义条款、限制利息租金和价格、禁止房屋出租人强制承租人搬迁、限制权利的履行、限制卡特尔和不当赠与契约、禁止不当招徕等等，所有这些，表明了国家对私权的限制。传统民法的这种变化，不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它是同民法的基础和出发点的变化紧密相关的。这些变化表现在：

1.债权的地位和作用上升。市民生活和经济活动的范围扩大，人与人交往的广度和深度为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可比拟。由此出现了保护交易安全、防止权利滥用，债权逐步优先于物权的趋势。人更注重物的价值而不是物本身，财产组成的债权化，人与特定物的联系弱化，这使法律更加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强调人与人的合作。

2.意思自治受到限制。这是现代民法最重要的发展。合同的特殊意志随着社会精神约束力的削弱，越来越侵蚀国家与社会的利益。“法以普遍意志的面目出现，在保障自由意志的同时，逐渐对特殊意志的自由度施加拘束”。[18]社会现实越来越需要外在性的约束控制机制，合同内在的形式与实质的矛盾，形成了合同法律制度中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冲突。意思自治的衰落与现代民法的发展是一致的，它表现在：强制性合同大量出现；合同中的意思主义逐渐为表示主义代替；合同解释由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趋向于使之产生法官所希望的法律效果，即根据“当事人的意愿要订立公平和符合社会利益的合同”[19]来进行解释。 民法中意思表示客观化和形式主义的发展使其得以与商法相融合，对民事法律行为严格要求正是其“公法性”的体现，国家通过对特定商事行为形式的要求实现商法的特殊调整。许多学者仅仅强调商法的公法性，却未看到这种公法性是建立在强调自由意志基础上的。从另一个角度看，现代民法中强行性规范的增加，正是其社会本位所在。 但是民法的本质在于个人意志的自由，任意性规范才是其精髓所在，强行性规范的增加并不改变民法的性质，而只是缩小自由意志的范围，导致民法生存的危机。“现代民法中法律行为的效力与法律规则效力之间的矛盾显然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法律行为调整方式与法定调整方式之间的矛盾显然也不可能得到适当的协调”。[20]因而，社会生活的发展使得民法的意思表示越来越外在化，越来越趋同于商法，民商合一的趋势使得现代民法出现了无法解决的二难选择，意思自治与实现有效社会控制这一对矛盾无法在“民法—商法”的架构下得到调和。在商法无法适应现代国家职能转变的要求时，为了保持民法的自治性，实现经济法与民法的接轨是现代法律体系的必然选择。

三、经济法：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毋庸质疑，商法的公法化为许多学者解决民法遇到的危机提供了一种思路。

“在商法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里，新的经济法仍然在为自己谋求一席之地，一般来说，它仍然难以有足够的力量来充实商法”。[21]事实上，尽管经济法与商法都不同程度地加入了国家干预的因素，但商法仅仅是通过对意思自治形式化的要求，实现对商事活动的调整，它仍然是由“私的”法律规范组成的。例如商事公司法，它仅仅是从资本组成、成立程序等方面对经济关系作外在的规定。经济法则不同，它从组织、内部结构、管理、财务、资本运动等方面，深入经济关系内部，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调整，因而正如学者所称，“在公有制企业居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传统商法的内容基本上都可归入经济法”。[22] 经济法的出现与特点，是由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所决定的。现代国家中组织的日益扩大，即所谓的“横向一体化”与“纵向一体化”。“企业是许多专业化的个人组成的集合，处于相继生产阶段领域或相继产业的专业化的企业之间的合并被称为一体化，这一概念是与专业化相反的对应”，[23]而组织是靠纵向的行政权力指导分配资源的。[24]推动社会变迁的因素不仅仅是技术，制度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25]制度的变化是国家、组织（企业）与个人之间进行社会博奕的结果。组织的不断扩大是传统市民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最大不同。传统法律以国家与个人为基点构筑体系，但是垄断、跨国公司、国家参与生产经营和市场操作的发展，使得以财产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以个人为基本主体的民商法无法深入组织内部和（国有、公有）财产权内部进行调整，这种调整的任务不得不由经济法来承担。 现代国家职能的转变也是经济法兴起的重要因素。为了寻求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平衡，国家在各个方面——包括经济生活、社会保障、国土开发和人口等方面进行调控和管制。“20世纪以来，国家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不介入经济生活的旧体制，越来越加强干预经济生活的广度和深度”。[26]国家在经济领域内，作为再分配人通过财政、货币、就业、产业等宏观经济政策，作为所有权人通过参与经营、对企业组织的钳制，作为社会经济秩序维持人通过反垄断、保护公平竞争等经济政策，实现了对经济的完整参与、管理，通过公共供给政策、公共引导政策和公共规制政策[27]，实现对经济调控的目标。国家职能的发展和国家作为不同主体的角色的分离，是现代经济生活发展中的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28] 社会关系的变化体现在法律上，是“组织因素”、“权力因素”法律规范的增加。正如美国学者加贝尔指出的：“最正确地表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调整原则已经不是自由竞争，而是稳固的合作，在横向和纵向一体化的工业中资本日益垄断化，劳工在工会中越来越集中，随着国家进入市场，公共企业的出现，确保失业者购买力的金钱的再分配——所有这些过程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向所谓的多元主义社会经济的过渡……多元主义需要的法律模式是政府官员的调整干预，是当事人之间的合作或道德行为”。[29] 传统民商法是以财产关系为调整对象，在其哲学观中，财产被视为自由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此出发，在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其社会本位只能是外在的、国家对个人意思的硬性规定，从而难以适应现代经济所要求的合作主义。经济法则以组织管理关系为调整对象，以实现国家的宏微观调控为目标，“这种由组织为基本主体参加的，由管理因素和财产因素相结合而构成的经济关系，也应是社会主义经济法律调整的主要方向和重点”。[30]组织因素的法律规范的增加，体现在法律领域的多个方面。在物权领域，国家所有权的经济化和广泛发展，使国家从多方面来实现其所有权，包括国有企业运营中的组织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形成。“对此，民法中的源于罗马法的典型的私人所有权制度，即关于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抽象规定，是无法实行有效调整的”。[31]在债权领域，则出现了政府经济合同，“当我们论述现代契约关系时，有必要加上一个新的因素——权力、等级和命令，虽然权力、等级和命令在原始契约关系中决非不存在”。[32]合同的异化突破了经典合同法的纯粹财产关系的范畴，合同已不单纯是民法债权的内容。 显然，组织因素的增加，使得调整各别主体意思自治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已很难再象以往那样对经济进行系统而有效地调整。尽管民法商法化、“私法公法化”的趋势使许多学者试图以商法代替经济法，希望以现代民法的社会本位来代替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和参与。但所谓民法的社会本位，仅仅是对意思表示的外部限制，外在强行性规范的增加，以及形式主义的发展；而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却是立足于组织和国家的新发展，实现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的内在协调，这是经济法的社会本位的更为深刻的内容。“概括地说，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民商法就其性质来说除了不能调整组织管理性质的所谓‘纵向’经济关系外，还有一些‘平等主体’间的所谓‘横向’经济关系或契约性关系，也因为加进了组织管理因素而超出了民商法调整的范畴。”[33]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民法需要经济法来对组织关系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控和参与加以调整，以保持其意思自治的纯洁性；经济法也需要民法来对市场经济的基础关系加以调整。经济法不可能将民法排斥在经济生活以外，它与民法的目标是一致的，即保证社会正义和经济效益的实现。“民法中的公共道德或公序良俗条款，可以说是民法与经济法的一个‘衔接点’，被认为违反了公序良俗条款的行为，即超出民法调整的范畴，而须由经济法的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来作具体调整”。[34]经济法的责权利效原则真正体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正如美国学者所称的，现代市场经济是责任市场，[35]它通过专业化、技术化、社会本位化的法律规范来保护社会整体和个体的利益。

总而言之，经济法实现了对现代经济的高层次的调整。 当前，一些人对经济法抱有不恰当的理解，认为经济法就是国家干预法。而事实上，经济法的根本任务是保证经济民主与促进竞争，其精髓在于对国家管理和参与经济的有序化控制，规范政府经济行为，防止其滥用职权。经济法的哲学观是统分结合、民主与集中相结合，通过对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协调而实现与民法相同的价值目标。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公有制占有主导地位，必须将社会利益置于首位，因为“社会主义是天然的，以社会为本位的制度”。[36]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经济法与民法应当携手并进，经济法通过它的国家所有权、经济责任制、经济合同、[37]经济管理、竞争与消费者保护等各项制度，与民法中的物权、债权和民事主体制度相衔接，共同实现国家的立法目标。“公有社会的理想应当这样界定和实现，以便于加强而不是削弱个人自治的意义以及使个人自治与权威彼此相容”。[38]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模式的建立，应当立足于我国公有制的现实与传统，以民法为基础法，以经济法为基本法，两者均以社会为本位。如果试图完全以民法来对市场关系加以调整，必将陷入要么不顾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坚持私法自治，从而去“补资本主义课”的道路；要么为了顾及现代经济生活的发展，而使行政和民事的强行性规范压过民法固有的任意性规范，抹煞民法的精髓，不顾我国是一个个体利益发展不充分，急切需要发展私法的国情这一泥潭。

⑽ 为什么经济法的概念由空想共产主义首先提出

据迄今史料记载，经济法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摩莱里（Morelly）在其1755年所著《自然法典》一书中提出来的。该书第四篇是作者所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的法制蓝本，共12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分配法或经济法”，有12条，其内容是就未来社会里“自然产品或人工产品的分配”作出了规定。1842年法国另一空想共产主义者德萨米（Dezamy）在其所著的《公有法典》一书中也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这本书第三章论述的是“分配法或经济法”。可以看出，两位空想共产主义者谈论的“经济法”是在未来的理想社会公平分配财富的分配法。

杨紫烜老师认为：经济法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当代经济法不能等同于分配法，但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经济法是调整特定经济关系即物质利益关系的，其目的在于为各个经济法主体之间物质利益的合理分配提供法律保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法实质上就是分配法。

我认同的说法是：最早提出比较接近现代经济法理念的应当是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蒲鲁东（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奠基人之一。1809年生于一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卒于1865年。 蒲鲁东被称为无政府主义之父 ，他否认一切国家和权威，他反对政党，反对工人阶级从事政治斗争，认为其主要的任务是进行社会改革。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等一系列著作中对蒲鲁东及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蒲鲁东在其所著《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中提出：法律应当通过普遍和解来解决社会生活矛盾，为此需要改组社会，由“经济法”来构成新社会组织的基础。因为公法会造成政府过多的限制经济自由，私法则无法影响经济活动的整个结构，必须将社会组织建立在“作为政治法和民法之补充和必然结果的经济法”之上。

进入20世纪，德国学者莱特（Ritter）在1906年创刊的《世界经济年鉴》中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用来说明与世界经济有关的各种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