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经济法主体的论文
㈠ 求一篇经济法的论文，本科的，3000字左右就可以！明天就交了！关于经济法的什么都可以！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提出的理论依据和背景
在我国，经济法学界已经一致承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整个法学界绝大多数人也承认经济法在法的体系中的地位是确立的。
法律部门是“按照法律规范自身的不同性质，调整社会关系的不 同领域和不同方法等所划分的不同法律规范的总和”。①法律所调整的对象无非是以各种形态为表现形式的社会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宗教关系等等。法律部门就是以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作为依据来划分一部法律属于哪个部门的。那么，一个法律部门地位的确立，必须有其特有的调整对象。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简称国家经济调节关系，或国家经济调节管理关系”。②具体分为：宏观调控关系，微观规制关系，国有参与关系，对外管制关系，市场监督关系五个方面。③而且，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同其他法的部门的调整对象是可以分开的。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法的立法工作紧密结合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对一些重要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准则制定了一大批经济法律和法规。调整经济关系的规范性文件体系已初具规模，为经济法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奠定基础。
法的分类（divisions of the law）是指“在任何一个已有合理的，成熟的理论和已形成内容丰富的原则和规则的法律体系中，法学家为了评注和研究的方便，总是把所有规则分成一定数量的部门和次部门，并不断寻求合适的方法对它们进行归类和分组”。④由此可见，法的部门的确立和法的分类必须具备另一个条件——“形成内容丰富的原则”。民法作为一个完善和重要的法的部门，有以《民法通则》为核心的规范性文件体系，有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禁止权利滥用等基本原则。相对应的，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的部门，也应该有其基本原则和核心基本法。
二、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学说
明确经济法原则的含义是评判学说的前提和基础。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他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的原理或出发点”。⑤基于这个论述，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能够全面反映它所调整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寓存于整个经济法体系中的指导思想。首先，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律作为其工具性的一面，是为统治阶级的需要而服务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主权者有不同的利益追求，那么经济法所调整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其指导性原则也就随之变动；第二，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带有国别色彩的，英美为主的西方国家的经济法往往着重于国家干预，而我国需要的是开放自由的市场，防止行政垄断的干预；第三，原则必须是高度概括性的，若确立得过于具体化，就是属于法律规则的范畴了。
当前学术界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主要有⑥：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原则；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原则；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实行责、权、利相结合和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经济民主和经济法制相结合的原则；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原则；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等等。
三、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
上述学者提出的观点，有其可取的部分，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原则，我国经济法学界一般认为，传统民法强调“私法优先”，传统行政法强调“公法优先”，而经济法则是将私法和公法放在“互为优先”的地位。这个“互为优先”反映的即是一种社会本位思想，即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兼顾；然而像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原则就不应该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因为这个思想不仅仅是经济法要贯彻的，同时也是商法、行政法等部门法都应坚持的，故应该将其视为宪法原则。
笔者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主要是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第一、协调经济原则。市场管理法，如反垄断法律制度、反不正当竞争法律制度、票据法律制度、证券法律制度等等都是国家对经济的调整管理，“国家之手”在经济关系中的作用是协调本国经济，完善产业结构。在调整过程中应该遵循客观的经济规律，注意客观经济条件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主动灵活地发挥经济法的调节作用。
第二、效率公平原则。“效率是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东西的特性；公平是经济成果在社会成员中公平分配的特性。”⑦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效率和公平往往是不能兼顾的，一项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要么重效率轻公平，要么重公平轻效率。经济法的作用就在于用法律的形式保护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和公平。在某一个阶段可以促进其中的一面，但就整体而言必须兼顾二者。
第三、利益兼顾原则。要贯彻利益兼顾原则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四个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国家与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企业与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关系。⑧经济法的任务就在于坚持国家整体经济利益，兼顾地方、企业、个人等各种利益，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
第四、可持续发展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需要考虑的重大课题。经济的发展涉及到资源的开发利用，废弃物的排放，环境保护和治理等一系列社会性问题。因此，经济法必须强调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能为眼前的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
四、经济法基本原则确立的意义
上述四个原则是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联系着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分配，贯穿了国家调控经济的全部过程，使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得到结合，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基本原则的确立，巩固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的部门的地位，完善了经济法学理论体系，有利于抵制“大民法观念”和“经济法学说”，有力驳斥“经济法没有理论”的观点。
其次，在实务上，原则的确立为经济法规则提供了基础和出发点，对新法律法规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对理解经济法律具体条文亦有指导意义。经济法原则可以作为未被法条规定的疑难经济案件的断案依据和审判依据，并且为制定《经济法纲要》指出立法方向。
经济法学界、整个法学界，乃至国民经济发展都会因基本原则的确立而受益。参考资料：《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经济法三个基本法律构成关系
三个基本构成的联系
这三个方面的法律,都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它们通过调整各自领域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实现经济法统一的基本功能,完成经济法的基本任务,是国家分别在三个方面调节经济和有关人们的行为规范的法律保障.
三个基本法律构成不同
一,在调整领域和所担当的任务上不同
市场规制法是在市场竞争领域,保障国家以强制干预方式排除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对于自由竞争的妨害,促进社会经济本身固有的调节机制及市场调节充分发挥作用;
国家投资经营法是在国家投资领域,规范和保障国家以财力直接投入运营,以调节社会经济结构运行;
三个基本法律构成不同
一,在调整领域和所担当任务上不同
国家宏观调控法涉及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实在其宏观和总体的某些关键和必要部位,国家实行调节的法律.
三个基本法律构成不同
二,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在经济法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
[西方国家] 反垄断法是现代经济法最早出现的法律,在西方国家长期居于各国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地位.
经济法的核心,通常是指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即在一定国家一定历史时期经济法立法体系中,何种法律处于最重要和主导的地位.
第一,由于西方国家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的.国家不干预经济是一贯传统.
第二,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也不允许国家过多干预经济.不到十分必要,国家干预往往遭到各私有者的坚决抵制.
反垄断法成为西方国家经济法核心的原因
[社会主义国家] 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立法,在数量和重要性方面不仅在经济法体系中,而且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个经济立法中,,远居首位,为其核心.
国家投资经营法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核心的原因
从政权建立时候起,就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大量,全面介入经济生活;几乎完全排除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
经济法体系的核心的发展变化
历史条件的变化,特别是国家经济体制变化和国家经济调节的重点和方式变化,必然引起各有关立法的相互关系和地位的变化.近一二十年以来,无论世界哪一个国家,经济法的核心正在发生转移,宏观调控法在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正在上升.
经济法体系的核心变化的原因
一,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引起生产更进一步社会化和经济的全球化;
二,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由于借助现代高科技,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大.跨国公司的强大力量及其流动性正在削弱当地政府施政的效率,改变政府的管理方式,主要是对企业予以引导,促进,提供帮助和服务等等,促使国家加强宏观调控体系和立法.
三,反对垄断作为国家调节经济的一种方式,其对于社会经济的作用具有某种间接性和被动性,作用面有一定局限性,远不如宏观调控作用更加积极主动,影响面大和效果显著.为此,原处于核心地位的反垄断法,让位于国家宏观调控法.
当今世界,各国经济法的核心正在发生两股相向的变化趋势:
在西方,反垄断法移向宏观调控法;
在中国,国家投资经营法逐渐让位于宏观调控法.
㈡ 详细的经济法学论文，要求三千字以上
国际社会那些天天盼望中国衰落的人们，做空A股、唱衰中国经济的闹剧越演越上劲了。他们以为凭借着颠覆别国的能耐，要把中国经济搞得像前苏联垮台时那样一落千丈也只是举手之劳。依我看这种愿望并不容易实现，理由有很多，最主要的：一是中国有13亿人民的需求在，经济就不可能衰落！13亿人天天要吃的，要穿的，要住房子，要出行，要想过上发达国家富裕阶层一样悠闲、便利、富足的生活等等，这些基本的需求，就是巨大的发展动力，而且是一天也不可能停止的；二是经过30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的经济基础远远超过前苏联垮台时的局面；人民充分享受到了经济建设带来的福利，也积累了庞大的财富，有能力也有意愿推动国家和经济继续发展继续进步，不会因为你在某些领域搞颠覆就放弃建设自己的国家；三是中国政府即便不能及时识破你的颠覆阴谋，斩断你的颠覆魔爪，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不会变，决心不会变，领导人民走向繁荣富强的责任心不会变，决不会坐视中国经济的衰落，也有能力带领中国冲破艰难险阻，走向新的辉煌！近日出台的 国务院 “ 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 的 十点意见”就是有力的证明！
但是，在金融海啸带来的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和西方列强损人利己、不断破坏搅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局面很难长期支撑。如果没有拉动整个中国和整个世界走出低迷的强大引擎，全球经济都会有一个很长的徘徊期，在徘徊期间难免不出现方向模糊、市场萎缩、失业增加、增长减速、信心受挫、社会燥动的局面。因此，寻找拉动全局增长的引擎，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面前有没有这样的强大引擎呢？根据我们的深入研究，发现这种引擎还是有的，而且摆在我们面前的能够拉动中国经济再创辉煌的强大引擎至少有三个，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三大引擎。
一、 拉动全局走出低迷的引擎——建国际开发走廊
引领产业发展方向需要重大举措是不争的历史定理。不管是19世纪末美国的西部开发、战后各国的科技园区和工业走廊建设，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的特区建设，都一再证明了这一定理。这种举措往往需要一个核心，才能聚焦各类产业优势，带动各行各业的全面发展。我们前30年拉动产业发展的核心，就是特区建设。深圳、珠海、厦门、浦东四大现代化都市的建设，拉动了所有产业的全方位发展。实际上充当了拉动国家经济进步的引擎。没有这几个聚焦产业发展的引擎行不行呢？答案是：不行！其后的西部大开发，东北大开发，环勃海大开发为什么效果不明显呢？问题在于它没有焦点，没有核心。几个广袤的地区要想平衡上升全面跟特区一样快速发展是不太可能的，它只能以点带面，逐步提升。关键是如何来选好这个点。之所以全国人民对4万亿的投资好象聆听别人的故事一样，引发不了投身建设的激情，问题也还是出在“焦点”上。因为你的投资没有重点突破，只是简单的添灯油战术，很难给产业指明发展方向，很难让民众看到就业的出路。
那么，今天拉动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走出金融海啸阴影的引擎又在哪里呢？
1 、建战略开发走廊，保全国经济持续繁荣
2008 年我作了一个专题研究，有两个重要发现：第一是发现再设深圳、浦东那样的开发点，辐射效果有限，既难确保全国的平衡发展，也不足以带动全国；第二是发现不与国际社会联动，不足以拉动全世界。没有世界经济的复苏，就不可能有我外向型经济的复苏。于是设计了一条由东南沿海至西北边陲的战略性“万里开发走廊”，以拉动全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东起台湾台南市，西至中巴边境的明铁盖。即：由东经120.08`43``度北纬23度，经东经100.08`7``度北纬35.28`47``度，至东经75.25`3``度北纬36.51`度。全长4600公里，斜跨整个大陆腹地和台湾海峡。途经十个省，百余个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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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和内在支撑来源：中国论文网(www.paperlw.com) 摘要： 本文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首先总结了中国模式特点，接着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四大支撑力量是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竞争力。一方面，作为一个大国，应该比过去更具备全球视野，更加主动吸纳整合全球资源，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国，既要“融入”全球化，又不能消极地对待游戏规则，也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共同发展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关系。 关键词： 经济发展模式，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
人类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发展模式是可以多样化的，这是一种“历史的多样性”。有中国特点的发展模式是人类文明多样性中的一种。这里仅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几个特点和内在主要支撑，谈一些看法。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五个特点
一个国家发展模式之优劣、成败，关键看是否适合于这个国家的国情，是否给这个国家的公民带来福祉。中国发展模式，是指从中国同时兼有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三重属性出发，立足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为目标，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有特点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点，以增进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公民福祉为核心。因为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而公民福祉又是发展的核心。目前中国人口存量已超过13亿，达到13.1448亿。近几年，年出生率12.1‰左右，年死亡率6.8‰左右，年自然增长率5.3‰左右。按此计算，年人口净增量近700万，十年净增人口近7000万。中国的发展以13亿人的价值和13亿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旨在满足13亿人的基本需要，并促进每位成员的全面发展。这实在是举世无双的事情，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首先应强调这一点。
第二点，充分挖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巨大制度潜力。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它有若干质的规定性，这个制度是有潜力的。在所有制问题上，在调节机制问题上，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最显著的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结合。中国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这种新的体制模式，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中，大致只有三个，中国、越南和老挝。应该说，在探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结合上，中国是最早的国家。这种“内在结合”的巨大制度潜力，正在释放过程中，并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又一特点。
第三点，努力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广阔和作为后发国家三大优势。一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目前，中国16岁以上，60岁以下且已就业的劳动者约有7.6亿多人，劳动力队伍庞大且成本较低，这是很大的优势。二是拥有广阔的市场。从商品市场来看，近几年中国每年的社会商品零售额七八万亿元人民币，2006年进口货物8000亿美元。从资本市场来看，29年来，中国引进外资7000亿美元，相当多的国外企业到中国大陆投资，就是因为看中了中国大陆的市场。三是后发优势。随着信息革命和生物技术革命的到来，无论是老的工业化国家，还是新的工业化国家，都处于同一个起点上，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我们正在发挥并利用这种后发优势。
第四点，着力实行有中国特色的“四轮推动”，即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四大支撑。这一点后面专门分析。
第五点，在更大范围内推进有中国特色的“五位一体”建设，即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经济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建设重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重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五位一体”的建设，基本宗旨是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中国自己的贡献。研究发展模式，应该有此广阔的学术视野。
紧扣一个核心，整合两种制度，发挥三大优势，实行“四轮推动”，推进“五位一体”建设，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四轮推动”
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四大支撑力量。
（一）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
工业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支点。它不仅表现为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就业结构中比重的上升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现代文明渗透到经济社会领域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主要依靠的动力是工业化。尤其是最近几年，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持续高于GDP增长速度。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2年的44.4%提高到2006年的53.8%。目前，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是43.1%；制造业的总产值占全社会物质总产值的比重是67.4%。按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期工业产值应超过40%、制造业产值应超过60%的经验，中国现在处于工业化中期，并且加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拒绝复制前工业化国家“危机转嫁”等传统模式，使中国的工业化必须探索新路。这里所说的“新路”有两层含义：一是要有别于“传统的”工业化模式，真正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二是要有别于当今世界别国的工业化，真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道路。这种“新型工业化”与“有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的交叉结合，即是“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可概括为下列“五个结合”：第一，提高科技含量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紧密结合。中国推进新型工业化，着力把工业化建立在科技创新的基础上，重在提高技术进步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是区别于以要素（主要是资本）大规模投入为特征的旧式工业化的标志之一。同时，鉴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较低的特点，努力寻求提高科技含量与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势的结合点，以此形成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相结合的多层次工业发展格局，进而提高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㈣ 经济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2000字论文
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首先是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与此相联系的必然是经济管理者 ——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变，即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由主要直接参与经济竞争转向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上述转型的成功推进必然带来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生存方式的彻底转变，即从听命于行政机关，被动执行政府计划的附属机构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经济转型也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即从片面强调量的扩张转为重视质的提高，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转向实现人、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增长。
经济转型似乎是“无形之手”高歌猛进，攻城掠地，“有形之手”步步退让，一败涂地，一切以市场化为价值取向。但是，市场经济本身能否自发形成，经济转型能否完全依赖市场自身的力量自动实现呢？我们所追求的经济转型的目标果真是市场之手独霸天下，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所谓自由经济吗？如果不是，又该如何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经济转型后的目标体制又该是怎样的昵？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由于新的经济体制尚在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之中，旧的经济体制和观念尚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新旧体制的冲击和对抗，使经济领域内暴露出来的矛盾，盘根错节，错综复杂。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经济成功转型的基本前提，而每个矛盾的解决都离不开经济法思想的指导，离不开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一、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模糊，急需按经济法理念重新定位
政府改革的滞后，是我国经济转轨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不尽如人意，政府职能转变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理论认识上的模糊不清，没有彻底解决国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正确定位。改革开放前的政府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都由政府管制，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关系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企业和个人完全丧失了主动性、创造性。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那种认为政府应当彻底退出经济活动领域，只当守夜人，一切交由市场的论调一度博得多方喝彩。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常常是非此即彼，国家不是“越位”，就是“虚位”，总是很少“到位”。
当前，我国的改革面临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挑战，这是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改革新阶段。经济转型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社会转型需要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在实现权利的多次分离后，国家成为集多种身份和多种职能于一身的集合体。具体来说，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应是三重身份（行政管理者、经济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三种职能（行政管理职能、经济管理职能、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实现三次权利分离（行政管理权与经济管理权相分离，经济管理权与国有资产所有权分离，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或法人财产权相分离）。国家以不同的身份，行使不同的职能，就会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正确认识由国家参与的各种不同法律关系的性质，才能准确适用法律，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同时我们认为按照经济法基本要求，不仅要实现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还在于要实现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从依赖行政命令转而依靠法律保障，遵循经济法律制度行使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性跨越。
二、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显着，城乡、地区矛盾的解决有赖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国经济存在多重二元结构性矛盾，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反差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地区差异。城乡、地区矛盾的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结构性障碍，如何化解矛盾不仅是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首要课题，而且已上升为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
经济法既服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尊重市场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又强调国家应当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正确的作用，它把“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辩证地统一起来的特征显示其对于解决城乡、地区二元矛盾天然地具有优越性和独到性。
针对当前农村中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财政投入严重不足；违法侵占农民土地，任意降低征地补偿标准，漠视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安置以及农民负担过重，乱集资、乱摊派屡禁不止等问题，从完善以下三个方面的经济法律制度入手，有助于构建规范的、持续长效的缩小城乡差别的法律机制。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财政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划分不清晰，权利与义务不明确，导致财政支出责任不落实，上下级政府间一事一议，讨价还价现象较为常见。而且，目前我国普遍实行的市领导县的财政体制，客观上使得农村社会经济资源、资本更主要地是被城市所汲取，加剧了城乡二元分割。行政长官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驱动与财政支出法律规范的缺位，往往使农村成为最终的牺牲品。所以，首要的是要建立科学完备的财政法律体系，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支出责任和税收划分规则，确立覆盖城乡的统一的公共财政支出原则，强化市以上各级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的支出义务，规范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把城市返哺农村的各项制度具体化，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法》，明确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并赋予权力保护以可诉性。2003年新的《土地承包法》虽然对于保护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权，限制土地发包方滥用权力等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仍然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首先，确权工作严重滞后，估计有约30%的农户仍然没有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权属登记进程的滞后，导致大量土地承包纠纷只能适用土地承包合同，弱化了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客观上助长了发包方任意毁约行为。其次，侵害土地承包权的责任形式单一，法律责任轻，违法成本低。根据承包法第54条，侵害土地承包权的只是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几乎不用承担刑事责任。而所谓的民事责任，由于侵害方主要是村、乡集体组织，也几乎难以得到实际执行。最后，权利救济渠道阻塞，可诉性差。长期以来，许多基层法院拒绝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1999年最高法院出台有关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后，虽然规定应当受理，但是许多地方对土地承包这一典型的经济法律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仍然纠缠于该法律关系到底是民事法律关系还是行政管理法律关系的争论而不能自拔，其结果是牺牲了广大农民应当得到国家司法救济的正当权力。
最后，应当建立和完善农业税收法律体系，规范各类涉农收费。乱收费、乱摊派之所以屡禁不止，源于我国农村税费名目繁多，包括农业税、附加税、特产税、屠宰税、“三提五统”、教育集资以及以资代劳款、地方行政劳务收费、地方行政性收费等等，而这些税费的征收依据主要是税收行政法规和各级政府决定，对收费项目的创设权限和程序没有法律约束，现有的有关农村税费的规范性文件位阶低，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逐步推进，在条件成熟时，以最大限度减轻农民负担为出发点，以统一的涉农税法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规范农村基本分配制度，才能从制度上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我们再来看区域差别。为了缩小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间的差距，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开始贯彻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针，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随着经济转型的推进，国家职能的转换，公共财政体制的确立，除大型基础设施外，中央政府势必改变以往直接投资设厂的支援模式，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将成为必然选择。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实行分税制国家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普遍做法和基本方式。它是基于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及各地区财政的横向不平衡所产生的，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事业的均衡发展而采取的一项财政支出制度。实施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通过中央财力的转移分配来调节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达到运用财政分配职能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
但是，我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税收返还以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为依据，从而把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分税制财政体制中，未能体现财政均衡原则，也与设置转移支付的基本目标相违背；中央对地方的专项拨款补助缺乏规范的法律依据和合理的分配标准，与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的原则不相适应。另外，财政补助分配透明度低，随意性大，监督约束不足也亟待改变。所以，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前提下，有必要制定转移支付法，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的原则、目标和形式，制定科学合理的计算标准，形成一整套规范的监督约束机制，才能充分有效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平衡区域间差别的作用。
三、市场经济秩序混乱，行政治乱应让位于依法治理
经济转型经常伴随着经济秩序的混乱。市场本身不能自动产生良好的秩序，秩序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必须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企图单纯依靠民事法律制度，依赖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就能达致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对市场迷信式的崇拜，注定是水中月、镜中花。营造良好的经济秩序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政府也必须改变以往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一时的暴风骤雨只能冲走地表的浮土和污秽，却无法冲跨滋生混乱的深层土壤，更不能培育出一个井然有序、生机勃勃的万花园。
㈤ 经济法的论文题目
我国外资法律体系之完善研究
航空旅客运输合同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国有企业破产中的职工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劳动债权之法律研究
电信立法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收购法律制度研究
公司发起人问题研究
一人公司法律问题研究
债转股实施中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公司资本管制改革趋势研究
一人公司法人格否认论
要约收购中股东权益保护问题研究
公司章程法律制度研究
中美比较广告之比较研究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法律问题研究
论我国竞争法法律责任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关系探讨
经济转型时期寻租行为的法律规制
循环经济法的价值研究
论行政垄断的行政法及反垄断法规制
循环经济法律调整机制研究
反垄断诉讼制度研究
循环经济法制相关问题研究
反垄断法中的中小企业保护与规制研究
公用事业垄断的政府干预研究——兼论政府管制与反垄断法规制的协调
公司监事会制度研究——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制度为视角
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研究
股权分置改革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
破产中的债权处置研究
跨国公司在中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认定和法律适用
公司资本真实与债权人保护研究
破产管理人问题研究——兼论我国破产法划案相关法律条文研究
构建我国的股东诉讼制度——从《公司法》、《证券法》修改的视角
论公司法上的董事义务
特别清算制度研究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法律问题研究
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公司债权人权益保护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企业并购中的债权保护
论公司环境责任及其实现机制
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及法律政策研究
公司内部人控制问题的法律对策研究
公司董事的民事义务与责任浅析
完善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的法律研究
公司技术出资法律问题研究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相关问题研究
独立董事制度研究
股份公司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研究
独立董事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论我国公司法上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制度的建立
上市公司股东表决权制度研究
建设工程招投标过程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理论研究
论我国反垄断法主管机关的设置
公司董事会法律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研究
知识产权的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研究
股份有限公司权力机关改造论
公司章程与公司法研究
论设立中公司
股东派生诉讼研究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研究
一人公司法律监管制度研究
上市公司合格证券发行人制度研究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法律问题研究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中国特许经营法律制度研究
中国反垄断立法若干问题研究
船员法律保护若干问题研究
破产法实务问题研究
论董事竞业禁止义务
上市公司关联担保法律问题研究
公司瑕疵设立制度研究
论公司清算的法律规制
行政垄断问题研究
记名提单项下的无单放货问题研究
执行拍卖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论小股东权利的保护
论股东权利行使的基础
从WTO合格评定制度 相关立法的完善
记名提单及其项下的货物交付问题研究
完善股份有限公司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制度的思考
股份收买请求权的研究
知识产权出资法律问题研究
一人公司存在与规制的法理研究
论控制股东的诚信义务
我国企业破产清算监督机制的完善
商业秘密权民事法律保护研究
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偿付令研究
论设立中公司及其法律责任
国有上市企业股票期权实施的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公司经理制度研究
我国邮政行政立法初探
论国有企业的企业法主体概念之选择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法律问题研究
论国有公司法人治理的完善——以一国有大中型企业法人治理现状为参照
中国贸易壁垒调查制度研究
有限责任合伙制在完善专业服务机构中的法律价值
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法律思考
提单并入条款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缔约托运人权利、义务及责任问题研究
中国外资并购法律问题研究
关于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立法思考
论修改海商法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间的相互影响
论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安徽大学）
试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完善
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法律问题研究
电子提单对传统提单功能实现的研究
论我国的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法律问题研究
论海商法中的船舶留置权
公司发起人法律问题研究
欧美航运竞争法的比较与借鉴
试论我国一人公司制度的构建和完善
船舶抵押权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无单放货若干问题研究
清算中公司诉讼问题研究
独立董事法律地位研究
派生诉讼制度简论
论董事会权力制约机制的完善
渔船船员劳动权益纠纷的新发展
公司登记法律制度研究
董事对第三人的独立责任
对我国企业法人登记一体制改革的思考
论上市公司非正当关联交易的公司法规制
公司法出资形式法律问题研究
论我国破产管理人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有限责任制下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研究
现代公司内部监督机关研究
破产复权制度研究
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法律规制
论经济法的社会整体利益观
垄断控制制度研究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公司法规制若干问题研究
公司清算义务人研究
不正当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
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一人公司治理结构及人格否认研究
股份有限公司中小股东权益的法律保护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研究
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法律构建
论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对我国外资法的影响及对策
论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武汉大学）
公司设立中的出资制度研究
公司减资法律制度研究
反垄断法适用除外制度研究
网络广告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现行法规制
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制度研究
搭售行为研究
目标公司反收购的法律规制
入世后我国外资并购的法律问题研究
海上危险货物运输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民事能力探析
公司章程法律问题研究
公司社会责任若干问题研究
公司民事关系研究
运输法草案中海上履约方及其责任问题研究
国际化的MBO面临的风险与法律监管研究
无船承运人制度法律问题研究
论国际海事条约在我国的适用
海上货物运输中承运人责任基础研究
船长刑事责任法律问题研究
船舶经营人的识别及其法律地位
中韩扣押船舶制度比较研究
我国的公司设立制度研究
海上强制保险的法律理论基础及其发展
特别经济区的最新发展趋势及立法研究
一人公司法律制度研究
外商投资企业适用《公司法》之研究
论我国股东请求解散公司之诉的法律构建
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的法律制度研究
跟单信用证诈骗与反诈骗的法律分析
论商业特许经营领域的反垄断法规制
论企业合并评估中效率问题的处理
破产公司的环境侵权责任
论股东权保护中优先股制度的引入
论合并控制制度中的破产公司规则
论我国上市公司小股东表决权的行使和保护
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法制规制
论反垄断法中相关产品市场的界定
企业社会责任及其实施的环境
公司僵局解决机制研究
论反垄断法中相关市场界定——从产品差别化行业所带来影响的分析
论非市场经济地位及其对我国反倾销应诉之影响
论上市公司合并中控制股东对少数股东的信义义务
土地使用权出资的法律问题研究
论国际投资自由化背景下我国外资立法的完善
英美法上跨国公司的环境责任
论破产法中的待履行合同
论中小企业的法律界定
论GATS第6条与我国服务贸易法规的发展
论反垄断法对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跨境规制
上市公司收购之信息披露义务研究
论新《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的保护
外商投资股份公司资本问题研究
论电子提单的法律地位
公司中小股东诉权与司法干预尺度的平衡——从中英美相关公司法比较视角议之
论反对派股东委托书征集资格的限定
独立董事制度及其在我国完善的建议
论一人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法律保护
论拒绝交易的反垄断法规制
论破产法目标对破产保全制度的影响
论董事责任保险制度
论新《公司法》对公司转投资限制的修改和完善
论我国公司监事会职权的构建与完善
论我国比较广告违法性的判断
论企业合并规制实体审查中的效率因素
论我国上市公司中的独立董事制度
论我国的一人公司及其法律规制
论对合营企业的反垄断规制
论打破公司僵局的法律途径
反倾销法中的公共利益
反垄断法损害赔偿制度研究——法理分析与制度设计
专利权出资法律问题研究
关联交易的比较研究——以公司法为视角
论股份回购中中小股东权益的保护——从信义义务角度分析
论创业投资中投资者权益的法律保护
公司资本制度改革法律问题研究
论我国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认定
论新《公司法》下一人公司治理
企业征信的法律规制
公司分立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研究
中韩两国的外资法及其相关制度比较研究
论破产免责
论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
论破产法重整制度中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控制股东义务法律制度研究
商誉出资问题探讨
论公司职工权益的法律保护
论离岸公司在我国涉外投资中的法律规制
基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
我国外商风险投资法律问题研究
论反垄断法中企业合并控制的实质性标准
经济法视野下的反贫困规制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相关社会主义法制问题研究
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法律规制
有限公司小股东权利保护
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研究
合资企业反垄断规制研究
论我国一人公司的债权人利益保护
WTO与中国外资法问题研究
论篡夺公司机会
公司法上的现物出资制度
我国强制要约收购法律制度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的利益平衡和法律规制
论外资并购中国国有企业的法律规制途径
公司章程反收购条款合法性研究
反垄断法执行机关的研究
论上市公司协议收购
控股公司及其反垄断法规制
中韩监事会制度比较
论最大诚信原则下海上保险人对除外条款的解释义务
论公司收购中对小股东的保护
对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设计的思考
公司与其管理者利益冲突及法律规制研究
LLP与合伙法律制度的重构
我国采用BOT方式法律问题研究
论《必备条款》对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权之保护
上市公司资金不当利用与公司治理
董事离任义务研究
论具有中国特色独立董事制度的法律完善
公司人格否认的法理适用及制度完善
论债权保护在公司法制中的优先性
论我国电信业互联互通问题的法律规制
论行政垄断及其法律规制
论我国股东诉讼制度的构建
无单放货法律责任的归责与程序分析
国有资产公益诉讼法律问题研究
股权分置改革股东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论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制度的重构
目标公司董事会之义务研究
我国管理层收购中国有资产法律保护的研究
国有企业债转股的法律分析
中美日破产重整制度之比较研究
行政性垄断及其反垄断法律规制研究述评
西部生态工程建设投融资法律问题研究
上市公司要约收购的法律问题研究
后配额时代中国纺织品出口法律对策探析
关于行政垄断及其规制的对策研究
论完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
网络环境下反不正当竞争问题研究
浅论反垄断法规制对象--垄断的判断标准和范围
公司治理机制研究--法学和经济学的角度
论中国外资待遇制度的重构
从探索到规范--国有企业改制法律研究
WTO之中的投资协定与我国外资立法研究
网络经济中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与完善
规范企业集团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经济转型国家的经济法比较研究
澳门入境游客合法权益保护研究
电子商务认证机构立法相关问题研究
论加入WTO后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
强化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制度的立法思考
公司法之停止请求权制度研究
论比较广告之法律规制
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风险控制法律问题研究
自然人破产制度研究
股东出资法律问题研究
论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之构建
㈥ 经济法写一篇论文 要求是：3000字以上，可以是案例分析、争议的焦点问题的分析，
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和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作为现代性法的经济法，要充分发挥出法的实践功能，必须建立在对其根本性特征的深刻认识与理解之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法的动态性和政策性入手，整合为经济法之区别于民商法、行政法之显著特征之经济法的相对软性，详细阐述其成因、内容及对经济法实践的意义。
所谓经济法的相对软性，主要是指，在经济生活急剧变化的今天，由于受到经济变化的影响，经济立法变动较快，法律规范与经济政策之间的界限不甚明显，较之传统稳健的具有大陆法色彩的其他成文法，显得较为灵活和多变，并且在经济执法或司法中显示出非严格性，所以借助国际法中“软”的概念，取其不稳定、不强硬之意，对经济法法律规范本身的特点进行一些描述。
一、 经济法的动态性
（一） 经济法动态性之界定
法律之稳定性作为法之价值体现，一直以来为学者青睐有加，人们可以凭法而对自己的生活有预期，进而确定自己之行为模式，成为法之社会功能的重要表现。但从本质上说，所有的法律都不是绝对稳定的，因为“稳定性和确定性本身却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法律还必须服从进步所提出的正当要求”，而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基于调整对象之多变性，更需适时适度的作出变动，体现出独有之特征。
首先，“市场失灵”的理论给经济法提供介入市场的理论基础。“由于市场缺陷出现的逐步性、阶段性、市场缺陷的相对性以及不同性质的市场缺陷的存在，导致不同时期市场对国家干预的需求在质和量上有差异；又由于干预成本、干预能力及经济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预的范围不可能一成不变”，因而使干预范围之确定变得相当复杂而有动态性，国民经济的各领域都可能成为国家干预之对象，只是在不同阶段实际受干预的领域不尽相同。
其次，既使市场良性有序的运转，也并非意味市场即静止不变的，而处于运动发展之中，因而国家不必时刻对某种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经济法的主体范围会发生变动呈现出一定之动态性。
再次，从经济法之发展趋势来看，深受经济学理论之基础性影响，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大萧条，凯恩斯革命，大滞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思想通过经济政策渗透至经济之法，基于经济学理论之百家争鸣及统治者之选择使用，经济法也呈现出方向性之变动。
故经济法的动态性可界定为：经济法不可一成不变，为了实现国家干预经济之职能，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和市场之变化而变化。
有些学者在界定动态性概念之后，特将动态性与不确定性，模糊性作比，认为 “动态性是具一定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不确定性则不可避免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色彩”，而且“法的模糊性也是法的一种不确定性，是法的类属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然而在法哲学之法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之观念上我们已知道：我国虽继受前苏联之“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说”，但社会生活之实际、客观规律仍是法之生命源泉，脱离了经济基础与人们内心对公平正义之认同，法律的社会功效是会大打折扣，甚至于沦为“恶法”的。故在谈论法之动态性时，就已经包含了法之客观性之基础问题的认同，无需再强调之。
（二）经济法动态性之成因
1.经济法的外部条件决定之
首先，“市场失灵”的存在。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运行方式，“虽然不具有统一的智力，它却解决着一种当今最大的计算机也无能为力的涉及亿万个未知变量或相关关系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但在市场经济中，价格调节和经济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合理使用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即市场失灵。表现在：
（1） 市场功能存在缺陷，它在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公共产品具有强烈的“外溢性”，诸如市场主体可以不付代价地得到外部之经济效益，或由于外部之损害而得不到应有之补偿。而且诸如国防、消防、科教文卫等公共产品，市场机制不能完全提供。
（2） 市场竞争的失灵。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往往导致垄断，而垄断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就会破坏市场机制，排斥竞争，导致效率降低。
（3） 市场不能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市场交易原则的平等自愿和等价有偿，但由于经济个体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收入水平必然会有差异，且价格随供求波动，市场的自发调节易引起收入差距扩大，使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即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大因素。
（4） 市场调节本身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价值规律对市场的调节实际上是一种事后调节，从价格形成、信息反馈到产品生产，有一定的时间差。
（5） 市场信息不对称。市场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市场价格的滞后和偏差使信息具有稀缺性，尤其是交易双方不对称的信息分布，会引发主体的投机主义逆向选择的道德风险以及商品市场的劣币驱逐良币。
（6） 存在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是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最典型例子。在市场体制中，每个市场主体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没有一个主体在主观上为市场的宏观效率负责。也就是说，市场是一个没有“大脑和心脏”的机体，因此运行过程中方向的迷失在所难免。
市场失灵是在市场发育过程中逐步显现的，随着经济结构、经济规模、市场成熟度的变化而波动，从而呈现出“动态性”。故对此进行干预的经济法也必然具有动态性的特征。主要为调整的手段具有综合多变的特征。
其次，“政府失败”的存在。主张运用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干预经济的各种经济理论，基于一种认识：即政府比单个经济主体掌握更多的信息，在某种意义上是说政府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单一主体，故而可以有效消除单个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中的试行错误。但上世纪70年代“大滞涨”之事实表明，与市场机制的运作失灵一样，政府也存在失灵。其根本原因在于强调政府对经济实施高强度干预的主张，过于夸大了政府的能力。在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下，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准确收集信息，并由于政府自身的偏好，异化的政府可能不能形成与整个社会的要求相一致的社会偏好。因而政府事实上很难做到能够在最合适的时机、以最适当的强度实施对经济的干预。而且，即使作为理论概念的政府能作到这一点，也难以保证具体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政府意志之忠实贯彻，这将带来巨大的成本。
故应有谨慎认识政府作用之基础上，承认政府对经济之干预，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既能使这种干预的成本最小，又能有效弥补市场机制本身的不足。即存在一潜在边界，政府不能越界行事。反映到经济上，表现为经济法的调整范围之不固定性：当市场出现失灵时，需要将原本不属于经济法调整的对象纳入调整范围，表现为一定之扩张性。当市场失灵因国家干预而得到弥补后，由于政府失灵的客观存在，政府就要收回“干预之手”，经济法之调整范围因而收缩，表现出一定之回复性。
2 经济法的自身品格决定之
首先，经济法的动态性是由经济法宗旨决定的。经济法的宗旨是“政府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协调，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保障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为实现此宗旨，经济法将其着眼点放在社会经济运行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即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上，而不像民商法之着眼于价值规律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运用上。而且从时间上看，市场机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社会和市场中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则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多变性。故针对这些变动因素的国家干预也必然具有多变性。
其次，经济法的动态性也是由经济法性质决定的。现在多数学者对经济法之界定为社会法性质，以期弥补无法纯粹将之纳入公法、私法之困境。但由乌尔比安对公私法之界定并佐之以史尚宽先生关于现代公私法之观点：公法调整政治关系以及国家应当实现的目的，有关国家的稳定；而私法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为个人利益确定条件和限度，涉及个人福利。可以认为经济法带有强烈的公法性质，其任何一种经济法律关系都体现出国家公权力的存在。与行政法之“有限政府”的控权法不同，经济法之授权法性质又给予经济法的调整手段和途径以较大的空间，时时与民商法等私法耦合，这就决定了经济法变动性的程度要大于民商法这类纯粹的私法。因为作为私法的民商可以以主体之相互合意在法律界定的范围内排除法律、政府的积极介入，民商法之调整手段可具有原则性统领意义，具体由各多姿多彩的市民生活丰富之，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而国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其权利和义务的运用不允许随意变通，社会经济的变化导致旧的经济法的不适应，不能由经济法律关系主体靠合意去克服，而只能通过经济法的变动去克服。
（三） 经济法动态性之内容
1.变动性
如前所述，经济法在调整手段、调整范围、调控主体等一系列方面随经济社会之变动而变动，故此不加以赘述。
2.扩张性与回复性
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基于弥补行政法之介入经济生活之无能力，有限政府“限权”之功能而为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操作运用而“授权”，是国家运用公权力对私权利之干预。一方面，在市场失灵时，对那些在市场正常时不应由其干预之经济关系进行干预，触及市民社会内部运作，这是对民商法的缺陷的弥补，是必要之“扩张”；另一方面，作为常态的宏观调控，经济法赋予调控主体的国家经济管理职能，保证其宏观调控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但只要是权力就具有扩张性，具有管理扩大化的倾向，这也是动态性之表现。
但在我国之特殊国情之下，“有限政府”之观念尚未完全建立或深入人心， “官本位”统治长达二千多年，国家运用起经济法之扩张性功能时得心应手，市民社会也长于依赖国家之干预，对防范来自国家之越权侵害缺乏怵惕之心，甚至认为理所当然。因而强调经济法之回复性就更为重要，也即保持政府干预之“度”的问题。
对于第一方面的扩张性，应从经济法对调控时间、调控力度、调控手段之明确和程序性规定来防范公权之界越。而对于第二方面的常态扩张性，就应从“控权法”角度理解经济法，转变“政府管一切”的观念，附责任于权力之后，启动权力即意味着责任之“达摩克利斯之剑”的高悬，以达到经济法的回复性。
3.相对稳定性
任何法律若失去稳定性，必难以实现其指引行为的社会功能。“一个完全不具稳定性的法律制度，只能是一系列仅为了对付一时性变故而制定的特定措施。它会缺乏逻辑上的自恰性和连续性。”经济法具有动态性，但也是一个个相对稳定且具有延续性继承性的经济法律制度才构成了经济法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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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专律部门。在现属阶段，它主要调整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要从以下三点把握这个概念：（一）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二）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三）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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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标题，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正文如一、案例导入，二、案例分析，三、相关法律展开分析。
㈨ 谁有经济法学的小论文
[摘要] 本文剖析了经济法主体的概念、性质和特征，反思了学术界研究经济法主体存在的不足，指出了目前经济法理论研究“范式”化的危害，并从抽象和具体两个层次、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经济法主体的分类方法做出了新的尝试。 [关键词] 经济主体，主体价值、主体分类，抽象与具体层面，静态与动态角度 一、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的价值和意义 从动态的角度看，法通过调控一定主体的行为，以确认、保护和发展一定的社会关系，最终达到建立和维护一定社会秩序、实现其价值理念的目的。就某一部门法而言，对主体行为的调控主要是通过确定主体范围和设定行为模式两方面完成的，具体地说，就是该部门法明确调整哪些主体的行为，并运用哪些权利义务的组合来规范主体的法律行为。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建立具体的法律关系，并最终将这种法律关系转化为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现实行为，使法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实现。 对于新兴的现代部门法——经济法来说，其社会本位的价值理念的实现，当然有赖于经济法主体制度的正确建立和发展。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的概念、性质和分类，既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又有重大的实践价值。一方面，经济法主体理论是构建成熟、完备的经济法基础理论体系的核心环节，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哪些社会关系）、本质属性（与其他部门法有何根本区别）和理念原则（如何指导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存在着逻辑上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经济法主体又是衔接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环节性要素：就经济法的制定过程而言，经济法主体的层级理论是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经济法律体系和区分具体经济法律部门层级的基础；就经济法的实施过程而言，经济法主体的动态角色研究，能够使经济法理念原则得以正确适用，并改善经济法在法律实践中功能受限等问题，[注1]以规范和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补充： 中国的经济法学作为研究经济法现象的新兴法律学科，是在大胆借鉴国内外法学和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别国市场经济未曾面临的新情况。譬如，怎样在不影响国家控股的前提下，适当减持部分国有股的问题。这些新的变化需要我们经济法学者针对新问题摆脱旧有思维的束缚，加强法律理论的创新研究。 然而不论从经济法的发展历史还是价值功能来看，由于国内不少经济法学者成长和长成于标准化、模式化应试教育下，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呈现出天然的“贫困”，导致对经济法的本质与现代性认识不足，[注2]表现在经济法主体研究领域，就是不自觉地止步于静态的、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一些学者固守或依赖于民法、行政法既有的主体研究成果，采用“范式”（模式化）的方法论将之迁移到经济法理论中，而没有考虑到经济法的自身特色，造成了迁移来的经济法主体理论水土不服。 比如在民法领域中，民事主体包括平等的公民、法人、非法人组织三大类，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主体凭借意思自治进行民事法律行为，并根据法律承担以过错责任为主的民事责任。但是对经济法而言，如果从形式上照搬民法这种主体——行为——责任的研究路径，而不加以具体分析，就容易让人产生无法对经济法主体准确定位和分类的困惑，并纠缠于经济法是否应当像民法一样规定法人制度[注3]但又与其相区别，经济法是否应当建立一种不同于民法和行政法的责任制度等枝节性的问题。 补充： 我们认为，经济法可以设立自己的法人制度，但一定要脱离民法抽象的、形式化的、带有拟人色彩的“法人”窠臼。经济法人制度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主体如何以其社会责任为准则进行经济行为、如何具体合理分担社会责任等问题。经济法人制度的问题不应当也不能够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经济法主体的性质、行为和责任的障碍，否则还不如换一个角度来观察问题。譬如，思考如何建立主体的“经济责任制”就更有实践价值。[注4]同时，与经济法综合系统的调整方法相适应，经济法的责任制度体系是一种包含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社会责任等等的综合责任体系，过于强调各部门法与各种调整方法形式上的对应性，反而会失去经济法的特色。 再如，若模仿关于行政法主体划分为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和行政监督主体的分类思路，将经济法主体的基本分类确定为地位不平等的决策主体、管理主体、实施主体、监督主体等。或者更简略地划分为管理主体和实施主体，并认为管理主体自然包含了决策主体和监督主体，它们都属于国家主体。类似的困惑同样存在。因为就任何法律规范而言，都有其创制主体、实施主体和监督主体，那么这种似是而非的分类实践意义何在！这只会把我们研究经济法的视角限定于相对狭窄的国家经济管理领域，以自圆其说！这是法律理论对法律实践现状的一种倒退和妥协，而非对经济生活现实需要的一种积极响应。 补充： 应当注意到，该种分类的实质是确立了“国家主体”在经济法律关系中的固定地位，即不管何种经济法律关系，都必须有“国家主体”参与其中，才能称之为经济法意义上的法律关系。而这实际与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地位相对恒定的特点如出一辙。[注5]关于“国家主体”提法是否科学的问题，本文随后会有专门论述，这里需要置疑一点：行政主体在各种行政法律关系中也并非永远处于管理者的地位，而这种连行政法学者也注意到的“恒定”分类法局限问题，为什么某些经济法学者却视而不见，将“国家主体”以管理者的姿态进行到底了呢？虽然很多学者认识到了这种基本分类方法的不足，并对其加以充实改进，例如用更详细的经营主体、消费主体取代笼统的实施主体，用更具体的政府机构取代抽象的管理主体，以平衡原来过分突出国家主体轴心地位的分类，但仍有换汤不换药之嫌，该分类方法对于具体经济法部门的主体类型涵盖性和针对性不强的先天弱点，也并未因此得到改善。 事实上，这些研究思路忽视了问题的真正关键，即三类部门法主体设置的逻辑起点并不相同。民商法是市场经济中个体权利的维护者，强调以权利来界定和约束权利，以实现主体在平等秩序下的最大自由和利益。行政法以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为核心，强调以权利和权力来限定和制约行政权力，以实现政府有序行政的最大效能。而经济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其主体行为模式更偏重于权利（力）基础上的责任，强调要在主体之间合理分配社会经济资源，从而形成一种和谐的经济秩序，以实现社会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这里的分配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分配，而是一种需要动用市场的自发力量和政府的自觉力量，以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为基础、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相配合的合乎经济理性的分配，政府经济行为不能违背经济规律和脱离法制轨道，否则政府就违反了其承担的社会责任。这里的和谐也不能单纯理解为制衡，而是一个远比制衡更加宽广和深入的概念。主体之间只有对抗与制约，而没有合作与协调是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全面、持续、协调发展的，和谐是经济法价值的核心要素，是贯穿于经济法调整社会关系过程始终的一种基调，也是经济法制定与实施的出发点和灵魂所在。 补充： 此外，由于现代社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并且变动频繁，公私因素逐渐相互交织融合，经济法律关系具有包含纵向因素和横向因素的层级性，[注6]更需要我们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观察才能完整揭示经济法的本质。否则仅仅套用传统思维固守静态分类的老路子，我们就会陷入与别的部门法学者大打无谓的口水仗、人为扩大或缩小对经济法调整范围认识的误区。譬如，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大民法”与“大经济法”之论战，中期的“经济行政法”理论之兴起和衰落，到现在的“经济法”和“社会法”之争。[注7]所以，对于经济法主体的分类标准，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民法的横向划分或者行政法的纵向划分思路加以替换，而应当从实践出发勇于创新，通过动静结合的方式探讨经济法主体的分类层次。 补充： 这两种倾向未能正确把握经济法主体的本质属性和外部特征，为我们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设置了极大的障碍，并且也不自觉地降低了经济法主体的实践价值。 第一种倾向过分提升了“国家”在经济法主体中的地位，而没有考虑到国家主体比较抽象，在实际运作中存在多种角色，（如国家资产所有者、具体经济关系参与者、宏观经济调控者、维护市场竞争者、经济监督者等角色）需要不同具体主体加以代表，造成了认识上对“国家主体”的定位偏差。实践中，当非国家主体一方的合法利益受到国家主体“合法权力”侵害时，其救济方式往往被剥离为互不联系的民事手段和行政手段，出现原告主体因同一事由在民事诉讼中偶尔胜诉，却在行政诉讼中屡屡败诉的戏剧性场面，甚至会出现因法院拒不受理而投诉无门的情况。这种“国家”思维的背后是一种法律非公即私的观念：经济法顺理成章地在实践中被划定为纯粹的公法，公法的执行主体又怎能被私法主体随意告倒呢！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区分这些“国家”角色的不同性质而拟定不同的法律对策，就会导致实践中本已十分缺乏的、以维护社会经济权利为目的的经济公益诉讼等保障措施流产。仅在抽象层面上使用“国家主体”这一概念其实质就是无视公私因素融合的经济现实而把经济法定义为“公法”，这种倾向无法解决实践中屡禁不止、亟待解决的地方保护问题和行业和部门行政性垄断的问题。 补充： 第二种倾向，由于引进了太过宽泛的法律人格概念，会使我们无法理解个人在经济法主体中的正确位置。实际上，没有相应的经济法律规范的规定，个人是不能随便成为经济法主体的。具体地说，一方面，个人作为经济法主体必须要符合一定的角色和条件，因为经济法是“以公为主，公私兼顾”的法，[注10]不同于民商法的私法性质，不允许当事人随意创设经济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另一方面，经济法规制的重心是经济力量强大的组织而非个人，这从经济法现象产生之初以产业法和反垄断法的面目出现便能看出来。[注11]普通个人经济力量有限，能够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十分有限，所以法律重在通过民事规范对其经济利益加以维护，只要求他们承担与其行为限度相适应的法律责任。只有当组织性要素存在于社会关系中，需要国家意志涉入，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时，国家才有从经济法层面对某一类个人的经济行为进行规制的必要。譬如，法律对税收关系中具有不同收入水平和收入类型的个人规定不同的税率以实现国家有组织的资源再次分配职能；再如法律对公司内部经理、董事竞业禁止加以明确规定以加重公司的社会经济责任等。 所以，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即特定利益＋社会责任→权利＋义务→主体。据此，从抽象层面和具体层面、静态角度和动态角度，展开对经济法主体分类的研究，这是由经济法主体的“经济利益性”、“纵横统一性”、“责任优先性”等本质属性和“范围的广泛性”、“地位的层级性”、“角色的变动性”等外部特征决定的。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对完备的经济法主体概念：经济法主体就是根据法律确定的社会责任而赋予不同资格的，代表不同利益倾向的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 补充： （二）经济法主体的性质和特征 相对于民法和行政法主体而言，经济法主体具有不同于它们的本质属性：首先，经济法主体具有经济利益性，即它应当是某种经济利益的明确代表，是该种经济利益的积极追求和维护者。不论国家主体也好，还是组织主体、个人主体也好，法律对经济法主体经济行为的调控，更多地通过平衡协调的手段控制该类主体行为的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完成的。 其次，经济法主体具有纵横统一性，这是由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应当是纵向因素和横向因素的统一所决定的。对某个具体的经济法主体而言，由于其所处的经济关系性质不同，可能与其他主体处于不同的相对地位，或者居于管理者，或者居于被管理者，也可能处于平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