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群体性事件的法社会学分析

Ⅰ 如何认定群体性事件的性质

“群体性事件”，的界定仍然有争议，但一般认为是指具有某些共同利益的群体，为了实现某一目的，采取静坐、冲击、游行、集合等方式向党政机关施加压力，出现破坏公私财物、危害人身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可分为群体性暴力事件和群体性非暴力事件。

主要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群体性

指每一起群体性事件是由某一身份的一群人制造和参与的。这是群体性事件的最基本特征。从总体上看，我国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呈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人员常常达到了成百乃至上千，甚至上万人参与的事件在全国也已屡见不鲜。

2、组织性

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已由自发松散型向组织型方向发展，事件的聚散进退直接受指挥者和骨干分子的控制和影响。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往往事先经过周密策划，目的明确、行动统一，组织程度明显提高。有的还集资上访，并聘请律师，寻求媒体支持。

3、仿效性

指当前群体性事件具有广泛的示范性和传播性。一些群体事件随着事态的发展，影响力的扩大，引起周围区域或利益相关者心理共鸣，一旦甲地发生群体性事件，乙地、丙地便纷纷效仿，互相传染，使参与人数及区域不断增多和扩大，甚至出现互相串联，互相取经现象。

4、破坏性

当前群体性事件常常对国家的法制秩序、治安秩序、交通秩序产生冲击和破坏，影响社会安宁，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秩序。

其危害主要表现为：一是冲击党政机关，扰乱办公秩序。二是堵塞铁路、公路等交通要地，给国家和社会造成重大损失。三是极易引发暴力，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

(1)论群体性事件的法社会学分析扩展阅读：

群体性事件概念演变：

2005年7月7日，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指出，当前中国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有些矛盾集中显现，并因此发生了一些“群体性事件”，他纠正了国外记者所谓“骚乱”这一说法，而代之以“群体性事件”。

2005年底，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长的周永康指出，要“研究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条件和内在规律，形成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原则和常效工作机制”。“群体性事件” 一词首次公开提出。

2007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施行， 2009年9月，中办《党的建设辞典》再版，在整部辞典的1015个词条中，1/3是新词，其实群体性事件等新词被收入其中。

2009年12月21日，社科院发布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2009年群体性事件仍然保持着多发的态势，这是因为一些地方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

Ⅱ 怎样看待群体性事件

当前，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特殊历史阶段，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面广量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多发、高发，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总体上看，这是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能否积极预防、妥善处置好群体性事件，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重大考验。究其深层次的原因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部分干部作风不实。部分基层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不到位，依法行政水平不高，官僚主义作风严重，部分干部对待群众态度冷漠，作风不实，遇到群众要求解决的矛盾纠纷，采取一躲、二推、三拖、四哄的态度，或者干脆不理不睬，引起群众积怨不满，认为只有造势，小题大作，才会解决问题。
第二，各种具体的利益冲突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一是因对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不满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如撤区并乡选址，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二是因企业经营亏损、破产、转制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三是因征地搬迁问题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第三，群众的民主意识不断增强，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法制观念淡薄或对法律条文的断章取义是导致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
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正确预防和处置好群体性事件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重大考验。为此，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工作。各级党委、政府要时刻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设身处地地为群众着想，积极主动地为群众排忧解难。特别要千方百计地帮助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库区移民、农民工、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等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真正把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变成密切联系群众的过程，变成疏导群众情绪的过程，变成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第二，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深入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最大限度地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针对当前一些地方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的情况，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组织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工作，力争把群众心理、社会心态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人群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问题搞清楚，真正对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事端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第三，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切实做好现场处置工作，有效控制局势、平息事态。要坚持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的原则。既要防止因使用警力和强制措施不当而激化矛盾，又要防止因警力和强制措施当用不用而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对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伴有严重暴力行为，如不及时果断处置将造成更为严重后果的群体性事件，应依法果断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
第四，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切实做好善后工作，坚决防止群体性事件出现反复。群体性事件现场事态平息后，各级党委、政府要组织干部，深入有关单位中去，深入群众中去，做好回访调查工作，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了解已经采取措施的实际效果，特别是对群体性事件可能出现反复或者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苗头、信息，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消除在事件反复之前。
第五，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精心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为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营造良好氛围。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正确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与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当前，尤其要引导群众学法、守法、用法，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既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又自觉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自觉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第一、千方百计地帮助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库区移民、农民工、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等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生活深刻变革，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群体性事件严重危害着社会政治稳定。因此，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重视维护社会稳定。以高度的责任心正确预防和处置好群体性事件，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Ⅲ 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

一、群体性
指每一起群体性事件是由某一身份的一群人制造和参与的。这是群体性事件的最基本特征。从总体上看，我国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呈上升趋势，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人员常常达到了成百乃至上千，甚至上万人参与的事件在全国也已屡见不鲜。群体性事件涉及行业越来越多，主体成分也呈多元化。因此对应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遍及各个省（区）、市、县，涉及城市、农村、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等众多行业和领域。过去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多是农民、厂矿企业退休人员，则是在职和下岗职工、农民、个体业主、复转军人、教师、学生、技术人员、干部等各阶层人员。
起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从一些突出的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分析，应该说绝大多数集体上访甚至闹事都有一定的理由，即有其合理的部分，而真正无理取闹是极个别的，因此往往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
二、组织性
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已由自发松散型向组织型方向发展，事件的聚散进退直接受指挥者和骨干分子的控制和影响。尤其是一些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往往事先经过周密策划，目的明确、行动统一，组织程度明显提高，甚至出现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活动。有的还集资上访，并聘请律师，寻求媒体支持。
三、仿效性
指当前群体性事件具有广泛的示范性和传播性。一些群体事件在开始之初，大多仅限于少数人及个别区域。随着事态的发展，影响力的扩大，引起周围区域或利益相关者心理共鸣，一旦甲地发生群体性事件，乙地、丙地便纷纷效仿，互相传染，使参与人数及区域不断增多和扩大，甚至出现互相串联，互相取经现象。例如，2002年以来，黑龙江大庆等地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对全国其他省（区）、市、县产生了不良的示范效应，在一些整个东北、华北老工业基地和化工、煤炭、建筑、军工等多种困难行业中引起了连锁反应，接连发生群体性事件。
四、破坏性
当前群体性事件常常对国家的法制秩序、治安秩序、交通秩序产生冲击和破坏，影响社会安宁，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秩序。特别是一些群众抱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思想，越来越多采取各种极端行为发泄不满情绪，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较大的损失，严重影响了局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其危害主要表：一是冲击党政机关，扰乱办公秩序。为了迫使政府和有关部门解决其问题，许多群众较多地采取在政府机关和有关主管部门办公场所前聚集、静坐。少数群众情绪激烈，甚至强行冲击政府机关，打伤政府工作人员，砸坏办公用具和交通工具，严重危害社会稳定。二是堵塞铁路、公路等交通要地，给国家和社会造成重大损失。2003年10月14日，山西省近五百余名企业军转干部推翻铁路防护网，强行进入太原火车站内，并在铁轨上静坐，制造铁路交通瘫痪2小时20余分钟，损失极其严重。三是极易引发暴力，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在发泄不满时，常常难以控制其情绪，往往形成大规模的械斗，或与政府工作人员和执法人员发生冲突，从而造成较大规模的人员伤亡。
五、反复性
由于群体性事件反映的问题错综复杂，涉及社会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而且不同矛盾主体、合理的要求与不合法的行为、不同的原因动机、历史纠纷和现实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处置难度大，所以经常反复。同时部分群众把政府或有关单位化解矛盾及时解决一些问题，误解为群体性事件“闹”的结果，错误地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造成事件反复不断。

Ⅳ 如何辩证地看待群体性事件

如何辩证地看待群体性事件
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稳定形势比较严峻。而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就是群体性纠纷和事件，对此各级党委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而人民也是有目共睹。但以我六年来从事基层维稳工作的经验来看，我们的基层政府在此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工作积极性差，如拖延、遮掩、隐瞒以及仅仅为了平息事态而解决问题，从而导致工作形势非常被动，甚至有形成恶性循环的趋势。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执行者看不清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可能因此带来的好处。而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我们找到群体性纠纷和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和解决办法，认识到我们是可以通过努力将这种坏事变成好事，由此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以及解决问题可能为我们带来的丰厚回报。
引发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原因
这篇文章中，我将未激化的群体性矛盾纠纷称为群体性纠纷，而将群众使用了非法、过激的行为来应对的、已激化的群体性矛盾纠纷称为群体性事件。
一、为什么说将群体性纠纷、事件的根本原因归于利益受损是错误的
人类社会的最大作用就是人与人的分工合作，合作意味着资源的集中使用，集中就必然导致部分人占有的资源减少，而另一部分人增加。而占有的物质、人力等资源换个名称就是利益。因此可以说利益的增加减少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想要通过避免利益受损来预防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发生，就需要让人类社会倒退回“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社会之前才能够做到，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认识不仅毫无实际的指导意义，而且会将我们如何解决问题的思路引入死胡同。并可能由此滋生退缩和失望的情绪，从而对我们解决问题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就如天气变化引发部分人感冒生病，如果把天气变化当作感冒的原因，那么预防感冒只能是将地球改造成一个恒温恒湿的大温室才可能，这种结论显然也是毫无意义的。而对于感冒原因的研究方向应该是，天气变化了，为什么有些人感冒而另一些却没有感冒？同理，探究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我们只有回答了“为什么有些人利益受损后可以妥协忍让，而另一些人则坚持不让步？为什么有些人在维护自身利益时采用合法手段，而有些人则采取过激行为？”，才能找到有实际意义的答案。
二、引发群体性纠纷的原因
我认为研究引发群体性纠纷的原因，应该从主客观两方面来看：
（一）利益冲突的必然存在，这是引发纠纷的必要客观条件。其中我们需要认识到隐性利益以及迁怒现象的存在。
隐性利益主要指公共利益以及其他可能群众内心安全、未来希望的很多东西。例如，杭州富家子飙车案，很多人认为群众和网民与此事无利害关系，纯属起哄闹事。但实际上群众和网民内心关注的重点并不是那位富家子卑微的命运，而是背后的司法公正与否。司法公正关系到所有人，乃至国家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群众和网民的义愤又怎能说是无理取闹。说句危言耸听的话，如果连司法公正都不在引人注目，那将是国家混乱的开端。
迁怒是指人在忍受多次利益损失之后，在新的纠纷中突然爆发，并变得极度情绪化，不可沟通。迁怒虽然人人都知道不好，但它就像人类的一种本能很难避免。现在很多纠纷中的当事人胡搅蛮缠，无法理喻，政府部门处置人员因此以刁民来看待此类人员，这种现象背后往往就是迁怒在作祟。执法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感觉执法环境日益艰难，我认为其原因也是群众的迁怒。在一些复杂的纠纷中，处置人员必须看的高一些、远一些，认真调查考虑是否有迁怒的现象及为什么会有迁怒，这样才能找准纠纷的症结在哪里，从而进行妥善处置。
（二）、群众对利益冲突的态度，为其主观条件。态度可以分为谦让、妥协、坚持三种，谦让和妥协的态度一般不可能引发纠纷，坚持不让步的态度则必然引发双方之间的纠纷。
群众对冲突的态度取决于当事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关系。团结合作关系的群众一般会采取谦让或妥协的态度，如父母与子女之间，抚养和赡养都是减少一方利益以增加另一方利益，实质上这也是利益冲突的一种，却一般不会发生纠纷。竞争甚至仇视关系的群众发生利益冲突时，一般会采取坚持不让步的态度，进而引发纠纷，如现今常见诸于报端的“口角之争引发血案”等。
由此可见，群众与群众（包含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就是引发群体性纠纷的根本原因，而利益冲突仅仅是引发群体性纠纷的触发条件。
三、导致群体性纠纷变为事件的原因
人们在发生纠纷以后，通常只能通过两种手段来挽回自身的利益，一是合法的手段，通过第三者以仲裁、调解、判决等手段来挽回损失；二是非法的手段，以过激的手段威胁对方屈服或直接抢夺，这种办法往往事与愿违，造成损人不利己的后果。
促使人们采取合法手段的原因在于人们相信政府、社会的公正、公平；而采取过激手段的原因无非就是人们不相信可以通过第三者来为他们挽回损失，以为只能通过自己动手来挽回损失。因此，人们对政府、法律、社会的不信任就是导致群体性纠纷变为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其中我认为，因为只有熟悉、清楚了才能谈的上信任，所以对政府、法律的认识不清如法盲等也可以称为不信任。
这里以及这篇文章其它的“政府”，泛指所有的公共权力机关，即老百姓眼中的政府，毕竟在他们看来，无论是人大、政协、法院、公安以及狭义上的政府机关等都只不过是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而已。
由此可见，人们对政府、法律、社会的不信任就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群体性纠纷是群体性事件的触发条件。

Ⅳ 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背景和原因

内容提要：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变革，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事件出现了扩大化、复杂化、对抗化、组织化、政治化等新特征,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本文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深入剖析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社会分化严重，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二元对立，社会矛盾激化，强势群体对社会的绝对主导、弱势群体在利益博弈中的无力，政府的失职、应对群体事件的能力低下等，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措施：注重社会公平，加大对弱势群体的扶助，构建社会利益整合机制，政府加强自身改革，提高管治能力，培育社会自身整合机制等。通过各种机制的建立，逐步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一、群体性事件概述

群体事件是指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多采取集体上访、集会、静坐请愿、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聚众闹事等方式，对政府管理造成一定影响的社会冲突事件，而较为恶劣的打、砸、抢事件则严重干扰乃至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其中参与者多是人民群众，极少数是坏人，因此本文讨论的范围是人民群众的内部矛盾问题。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呈上升之势，其表现有以下特点：

1、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冲突升级迅速

从1994年到2007年，我国的群体事件数量已由一万起增加至10万多起，参与人数从73万增至约307万人。一旦事发，规模迅速扩大，在数小时内引起数千人乃至数万人的参与。如2004年的万州事件，搬运工余某的扁担撞到行人曾姓妇女，曾某上前就是一耳光，其丈夫胡某又上前殴打余某，且胡某声称自己是公务员，什么都能摆平，其真实身份是水果市场的临时工，其行为引起了公愤，先是数百名群众围观，接着砸烧警车，数千人集结，随后上万人聚集于区政府大楼，要求政府处理此事，还冲击了政府大楼。

2、冲突激烈程度加剧，采取方式越来越极端

其参与者采取一系列极端和违法的手段发泄不满情绪，近年来的群体事件较多的出现了集体围堵党政机关，堵塞交通、械斗等行为，打、砸、抢、烧等过激行为愈演愈烈。在2008年中，6月28日，因为一个女学生的死亡，贵州发生瓮安事件，160多间办公室、42辆警车等交通工具被烧毁，150余人受伤；7月19日，云南发生孟连事件，2名群众死亡，41名民警和19名群众受伤，9辆车辆损毁。11月，甘肃发生陇南事件，砸烧房屋110间、车辆22辆。

3、矛头指向基层政府

越来越多的群体事件的矛头指向与个体直接利益相关的基层政府，对基层政府的腐败、不作为、乱作为的不满。利益格局的二元分化使民众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源的分配者——政府，人们的关注面转移到公平与效率方面，当诉求得不到解决时，民众期望的挫折感降低了政府的威信，对政府的疑虑不满使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而引起社会骚动，威胁着国家的稳定。

4、事件后果影响极为严重

损失至少有三方面：一是发生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而责任者和受害方归根结底是民众；二是产生严重的国内政治影响，可能加重已有的社会不满情绪，诱发类似事件。三是造成巨大的负面国际影响，在目前这个敏感政治时刻，产生多方面难以消除的有害效应。
二、社会群体事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群体性事件的激烈程度比以往大大升级了”，历时四年专项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单光鼐说，“这一方面缘于信息传播手段的多元化和人民对自身权利的认知能力提高了，一些以前能够捂住的事情被掀开了盖子；另一方面，也说明矛盾已经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以高破坏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群体事件的发生既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也有现实的具体原因。具体原因大致如下：国企改革中的下岗职工再就业难，收入减少，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征地拆迁及补偿安置费用不合理，政府出台的一些整治措施严重危害部分群众的利益；企业拖欠工资、医药费、退休金，如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部分干部违法乱纪、财务不明、贪污腐败；某些政府机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由于历史原因，自然资源、遗留资产的归属问题等；社会治安、民间纠纷、行政执法等问题处理不好也极易引发群体事件。
群体事件的频发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矛盾的凸显，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研究员通过大量的调研后发现，中国99%的群体事件是由老百姓的利益受侵害引起。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收入分配不平等，财产分布不平等，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不平等，就业和工资报酬不平等，公共卫生和健康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平等，税收和财政收支不平等………。不平等的两端是强弱的二元对立。一端是底层的弱势群体，另一端是强权们的的合谋。社会公平正义长期得不到落实和伸张！
(一)二元对立的形成和强势群体对社会的绝对主导
1、强弱二元对立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市场转型的争论，在今天似乎看出了些结果，如今的市场经济分层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再分配权力转变过来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拥有再分配权力的人将权力转化为社会网络资源：政府官员在长期的权力结构中的经营已使其建立了庞大的权力网络和社会网络，形成了强势的“场域”，权力拥有者同时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本。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市场经济管理和调节控制机制，政治权力对社会财富的控制导致了各种寻租现象，拥有或收买政治权力成了暴富的必要条件。这种社会政治条件培养了新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政治与资本的合谋构成了社会的强势群体。他们掌握着较多的社会资源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支配着社会的资源配置，主导着社会的主流话语，全力维护者自身的利益。
代表着权力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着资本主体的经济精英和代表着文化主体的文化精英，在“合法”的享受着社会主要经济文化成果的同时，在共同利益的驱动下，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统治集团。而广大工人和农民则因贫困而被排斥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弱势群体。这种二元的社会排斥具有刚性结构，使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断裂分层。
2、强势群体对社会的主导
在利益表达上，强势群体的各个部分不仅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拥有强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响。在20C90年代中前期实行经济紧缩的方针时，一些房地产商赞助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开端。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影响和话语权的主导。在20C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到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依附型关系。因为不管你是否愿意承认，弱势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近些年来，在诸如拆迁、征地等问题上，资本与地方政府的结盟关系，就已经清晰可见。而在2004年有关国有资产流失讨论中，利益取向明显的学者与资本的联盟关系更是浮出了水面。
二）弱势群体在维护自身利益上处于无力状态
1、自身的弱势，无力维护自身利益
我国的弱势群体是一个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分布广泛的群体。有关数据表明我国的弱势群体数量在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我国人口数的11%-14%,下岗失业人员、贫困农民、农民工构成了弱势群体的主体。社会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底层，其经济收入处于社会平均水平之下，甚至徘徊于社会贫困线左右。如上文所述，弱势群体往往被排挤在主流社会之外，他们的交流和流动只限于社会底层，大都远离权力中心，在维护追求自己的利益与权益方面没有话语权。以农民工这个漂移在城市和农村的弱势群体为例，他们出卖劳动，但没有固定的职业和职位，生活在城镇，但不享受城镇居民的待遇，有巨大的群体，但尚未有真正代表自己权益的组织，保守侵权之苦，但维权之路艰难无比。
弱势群体缺乏实现利益诉求的群体表达或组织表达，无法保障其利益诉求。因为即使法律和执法是公平的，但当进入市场的社会成员在相互对话、沟通、讨价还价、利益博弈之间存在巨大的能力差别的时候，结果都难以保障公平，相对于资本与权力而言，单个的社会成员永远是弱者。尽管我们有工会、妇联、青年团承担维权的责任，但他们至今在组织目标、组织形式、组织边界等方面都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难以成为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当利益群体之间缺乏平等对话的空间、机会和能力时，弱者只能把利益诉求的对象指向利益的管制者——政府。
2、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常遭遇体制性迟钝
调查显示，多数群体事件的爆发，尽管有偶然性因素，但根本上还在于群众的利益诉求遭遇体制性迟钝，其合理诉求的表达、反馈渠道不畅，长期得不到党政部门的有效回应，以致干群矛盾、商民矛盾持续累积，最终酿成冲突和对抗。

事实表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和问题，多数是当事群众一而再、再而三向党政部门反映过的，而这些问题与诉求之所以得不到及时解决和有效回应，专家认为，除了一些基层干部执政为民意识淡薄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群体诉求表达遭遇了体制性迟钝：一方面，一些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长期把发展经济这个“第一要务”当作“惟一要务”，只热衷于招商引资、上项目，对民生问题不够重视，把群众中特定群体的合理利益诉求当成“杂音”，民意、民怨难以入脑、上心；另一方面，在现行体制下，基层政府和干部有“唯上”的压力，却没有“尊下”的动力，只要事情不“闹大闹炸”，就难以认真倾听和有效解决群众诉求。

3、弱势群体处于相对剥夺的地位

在社会发展中。社会大众的“相对剥夺感”甚至“绝对剥夺感”日益增强。政府在发展战略方面，一味追求经济高速发展，漠视和危害劳动者的基本福利和基本人权。对社会基本公平和公正的政治重要性认识不足，政府在制定一些政策时没有坚守最基本的公平和公正原则，在对有关国企、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农地非农化等这些关系到社会大众直接利益的重大制度进行改革的过程中，严重伤害了工人和农民等社会中下层群体的利益，导致近年来以农民“以法抗争”和工人“以理维权”为主的维权抗争事件增加。一份公开材料显示，在过去的土地征用中，一些地方政府占有土地利益分配的20%-30%，开放商占40%-50%,而农民作为土地使用权的主体，仅占5%-10%。政府对转让土地乐此不疲，而农民显然难以接受如此低的补偿价，于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就起来抗争，但在经济政治上的弱势地位，决定了他们很难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利益主体的冲突加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国家尚未建立起社会均衡机制，强势对弱势的剥夺成为普遍现象，以致出现弱势群体的整体心理失衡，在弱势群体无法找到适应自身需要的协商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下，群体事件“作为弱者的武器”，借助群体的行动引起社会的注意，使弱者在博弈中可以得到旁观者的同情，给诉求对象增加了一定的压力，给自己增加了一份理直气壮，这是中国特定社会状态下抗争者不得不借助的利益诉求模式。

（三）政府工作的失职

1、基层组织涣散，干部缺少责任心

目前，有相当数量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不起作用。大量调查表明，我们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特别是基层干部缺少应有的责任心，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对群众的疾苦和呼声漠然处之，无所作为，干部失职渎职成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对出现的矛盾用简单生硬的办法，拖延的原则，以致群众开始上访，但在屡次上诉得不到解决时，就会引发群体事件。现实中，大多数群体事件的群众诉求是正当合理、事出有因的，可以说，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不正、工作不到位、越位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2、权力腐败，权金化严重

新时期的腐败问题与官僚主义并存，人在其位，不思其责，不顾群众疾苦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对当地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吃拿卡要，致使干群关系紧张，对群众正常途径和渠道反应的问题，至若罔闻，能解决，该解决的问题不解决反而不择手段，索贿受贿，与资本集团结为利益同盟。

媒体对这些事件真相不遗余力的探究发现，在瓮安事件的背后是当地干部经商办企业现象的普遍化，是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国企改制中侵犯群众利益等诸多问题的长期积累沉淀，是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管理失控、公共服务缺失，更是党群、干群、警民关系的紧张。而透过孟连事件，人们也看到了官员和橡胶企业之间存在一个伤害胶农利益的利益共同体，以及当地干部对群众要求的漠视和粗暴的工作态度。

一系列现象将矛盾的深层原因指向了“权金化”：一些地方部门与民争利、官商勾结，严重侵害群众利益；一些干部长期生活于官场“小圈子”，缺乏对老百姓的基本感情，不作为、乱作为，将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群体性事件破坏性升级，不是因为老百姓的诉求多了，而是由于一些干部的责任心少了。为什么干部的责任心少了？因为他们的利益不是与群众，而是与投资者和官场联系在一起的。看到了这一点，也就看到了矛盾的症结。

3、官员问责制度的缺失

官员问责制度缺失，官员只需向上负责无须向下负责，官员的任用、考核、提拔和退出机制仍很不完善，群众在选官、评官方面没有发言权，一些不能维护群众利益的无所作为的庸官、一些经常侵犯群众利益的胡作非为的恶官长期得不到处理乃至步步高升，使群众由对个别官员的不信任逐渐转为对官员群体的不信任，由对个别部门的失望逐渐转为对地方政权的失望，群体事件在这样的地区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民众的社会不满长期得不到消解，就会产生国家政治合法性危机这一非常严重的后果。

（四）政府自身管治能力有待提高

1、政府缺乏预警机制和危机意识

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对所辖范围内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心中无数，不敢正视社会矛盾，事前不主动排查，事前不能及时预警，有了苗头不是及早解决而是捂着压着。某些官员在负面事件发生后不是第一时间公布真相、疏导民怨，而是想方设法钳制媒体。在他们看来，不使家丑外扬，不让群众知道真相才是维护稳定的大事要事。而事实上，这种堵民之口的做法，恰恰成为谣言无节制滋长的沃土，是使官员丧失管治主动权的祸魁。事发之初，当地媒体并无只言片语，人们只能利用各种非正式渠道了解事件的信息——政府如此轻易地将真实、权威信息的发布权拱手让出，是使事件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2、对群体事件的处置技术水平较低

从总体来讲，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处置社会冲突方面的水平十分有限，有许多完全可以化解的事情由于处置不当而产生了严重后果。这些不当主要表现在，事情刚发生时不重视，往往错过最佳处理时机，走入“起因都很小——基层反应迟钝——事态升级爆发——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的怪圈。

近年来，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征地拆迁等工作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乃至无法无天，一遇群众表达意见便推诿扯皮或动用警力，警察往往被推到与群众对抗的第一线。瓮安事件中，县公安局成为群众发泄不满的主要目标，不能不说反映了当地警民关系高度紧张的现实。对此，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严厉质问：“用专政手段对待人民岂非咄咄怪事！”

防治群体事件发生的对策探讨

（一）注重维护弱势群体利益，促进社会公平

我国现阶段，社会弱势群体所具有的贫困性就意味着剥夺了他们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就是一种不公正。在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解决社会公平、公正的问题，实现社会共同富裕应当成为新时期改革的基本目标。

1、要建立利益协调和利益均衡机制

以解决基层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协调好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差别，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需求，使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得到合理补偿，让发展带来的利益增量为多数群众所共享。具体来说，党和政府要加大调节再分配政策的力度，合理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结构，调节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努力遏制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扩大，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分配体系。党和政府要通过有效的政策机制，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

2、关爱弱势群体，增强强势群体的社会责任

关心弱势群体，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发展经济是基本之策，扩大就业是民生之本，应尊重和保障弱势群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在全社会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方面的社会政策，为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制度性支持。另一方面，富人的为富不仁现象比较突出，他们一方面享受着改革带来的高回报，另一方面社会观念淡薄，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不强。这使社会裂痕加深，容易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实现社会公平事实上是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无差别对待，社会强势群体应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我们至少应在依法纳税、保护环境、安全生产、扩大就业、社区服务和助弱济贫等方面切实履行责任。

3、建立利益表达诉求机制

首先、要提高利益表达的理性化程度，完善法律诉求机制建设。政府应当确立群体利益问题解决机制，以司法制度来解决社会矛盾，建立处理群体事件的法律法规体系。改变行政诉求先于法律诉求的制度安排。如，针对大量出现的诸如拖欠工资等侵害弱势群体利益的情况，简化法律诉求的过程和程序；发展针对弱势群体或弱者的社会法律援助体系和国家法律援助体系。把群众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其次、要拓宽利益表达的渠道，具体如下：一、要充分发挥人大和政协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使之成为各利益主体进行利益表达的合法的主渠道，巩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探索成果，坚持并不断完善党代表常任制和民主恳谈机制。二、在政府系统之外创建一个通过独立的提供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平台来吸收不同社会群体意见，如信息公开制度、表达自由制度、社会听证制度等，保证群众广泛参与决策全过程，政府根据群众的意见制定、调整政策，试社会张力得以释放，从而将社会冲突置于理性的范围之内，及时抑制、消解可能出现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减少社会损失，同时公众也有了正当、规范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合理利益诉求。三、完善信访制度，敞开信访的大门，让基层群众进的来，也要让政府人员深入下去，能够听得到基层群众的真实声音，真正去形成上下良性互动，使群体性事件通过上下的沟通得以化解。四、开拓利益表达新途径。近年来，舆论媒体成为真正的无冕之王，网络、传媒等各种渠道反映着民生的诉求，披露出事情的真相，民意的相背给了强势群体从未有过的压力，如记者在网上写的给山西省长的一封信，打开了山西煤窑的黑洞。

（二）政府自身改革，提高管理水平

1、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加强基础层自治组织建设，强化基层单位和行业部门的分权决策和合作管理制度，按照“谁负责谁管理”的属地管理原则，将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的管理决策机制重心下移，由当地政府具体负责办理，由业务部门负责指导和配合，建立起一个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完善、合理的基层管理网络。加强派出所、居委会、各乡（镇）、街办（社区）等综合的基层组织建设，牢固维护社会稳定。

2、强化领导责任，提高化解能力

完善行政首长负责制和政府责任追究制度，行政首长对所辖地方和主管事务范围内出现的问题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要从责任落实入手，进一步明确和强化矛盾纠纷化解的责任，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真正使各级党政领导担负起化解矛盾纠纷的政治责任。把矛盾化解工作与群众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认真研究和把握新时期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提高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真正把化解矛盾的过程变成提高做好群众工作水平的过程，变成改进工作作风的过程，变成密切干群关系的过程。提高政府服务工作的效率和质量，降低政府运行和管理社会的成本，不断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

3、加强对政府的社会监督，公正司法

注重社会监督，倡导政府的公开透明与群众的积极监督，如“天价烟周久耕”就是细心的网民的举报得到查处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对司法的干预造成强势群体“合法”的侵害弱者的利益。一方面利益集团假借司法之名胡作非为、大发横财，另一方面是政府官员从中为个人渔利，法院检察院被地方政府利益化，极大的损害了法律的威严和国家的形象，因此要公正司法，使检察院、法院从地方行政中独立出来。保障人民群众的最后一道公正底线。

（三）政府应提高其应对群体事件的能力

1、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

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形成综合的风险防范和危机预警、处理系统。建立一套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预警体系。建立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开拓社会信息收集渠道，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情报信息网络，将工作触角延伸至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准确掌握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的动态。完善社会指标体系，研究制定社会管理的监测指标，坚持社会形势分析例会制度，评价和监测社会发展进程，加强对各种不稳定因素发展变化趋势的预测，及时预警，及时防范。

2、依法、民主处理群体事件

在处置群体事件中要坚持以下原则：加强领导、统一指挥、控制全局原则；及时介入、抓住时机、果断处置原则；教育疏导、因事施策、区别对待原则；慎用武力、慎用警械、慎用强制性暴力原则。坚持法治的精神，依法行政，自觉实现“秩序、效益、自由、平等、正义、人权”等价值追求。在具体的处置技术上要注重信息的公开和及时披露，掌握主流话语权；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对群众就行心理疏导，消解其不满情绪；要引导群众要依法维权，自觉维护社会建设的稳定大局。一方面，坚决反对和防止用压服的办法、强迫的命令来处理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要敢于和善于依法管理和依法解决。对那些蓄意制造事端和幕后策划的组织者和在群体事件冲突中实施犯罪的活动者要区别对待，依法处理，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维护法律的尊严。

（四）在社会层面上，培育社会的自我整合机制

和谐社会不是松散、凌乱的状态，而是充分组织化的社会。建立发达、多样的社会组织，为社会的上层和下层提供一个交往和讨论的平台，从而使民众对现实的感知更为真实。多样化的社会组织使民众对社会利益和政治、经济认同多样化，从而降低了民众被大量动员进一个活动中的可能。各类社会组织的发育，为社会横向联结提供了纽带，它们的相互交织，使社会紧密地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自我组织、自我调节的体系。

健全完善的社会组织体系，包括三个部分：第一是自治组织，第二是社团组织，第三是公益组织。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调整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服务职能和服务方式，增进利益关系的同类组合，增强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协调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这些措施，不仅可以促进群众的自助互助意识，扩展满足群众多方面利益要求的渠道，而且也可以增强社会对利益关系多元化发展的承受能力，促进现代社会的形成。

总之，我们要认识和理解中国，一方面要看到她经济的飞速发展，而这个发展是建立在工业化、城镇化及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腾飞过程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转型期“制度真空”和结构张力等共同因素的作用下，我国正处于一个社会问题的多发期，中国正经历着现代性转型和市场过度的双重变革，同时也要面临双重风险，社会冲突，贫富分化，利益不均等问题在考验着中国的社会安全。敢于正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是一个国家稳健发展的前提，妥善化解社会问题，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加强政府自身改革，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建设工程，任重而道远。

Ⅵ 社会学概论论述题 结合实际谈谈如何处理集体行为(以群体性行为事件为例)

概念：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某些利益、要求相同、相近的群众或者团体、组织，在其利益受到损害或者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时，聚集在一起采取偏激方式要挟党政部门解决问题，并导致一定社会危害后果的集体行为。

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

1、起因的复杂性。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复杂多样，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客观方面，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益格局的调整而引发的具体利益冲突，大多出于对政府出台的政策、推行的措施不理解而产生。主观方面，主要是少数群众缺乏法制意识，使一些本来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矛盾演变成群体事件。
2、是矛盾的对抗性。应该说，当前群体性事件中，大部分群众的要求是合理的，但少数群众提出的要求往往脱离实际，漫天要价，有的根本不合情理，有的更是无理取闹、胡搅蛮缠，公然对抗政府的行政行为。
3、较强的组织性。许多群体性事件都有一定的酿发过程，常常有事件的组织者和骨干分子，有统一的口径和要求，有较为明确的分工，并有向组织严密、呈明显势力化发展的倾向。
4、事态的不测性。一些群体性事件动辄聚集数十人、上百人，情绪激动，言语粗犷，往往不听劝导，行为粗鲁，甚至进行过激行为，导致事态难以控制，后果无法预料，尤其是一些敌对分子、邪恶势力也利用人民内部矛盾插手制造事端，使事态更加复杂。
5、行为的违法性。一些群众抱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心态，在“法不责众”心理的驱使下，纠帮集伙，组织策划，成群聚集党政机关门口、重点建设工地、交通要道和事故现场起哄、阻止施工、堵塞交通、干扰党政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事件激烈程度加剧，恶性事件上升，多数伴随着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比较严重。
最后在当前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已经超出国家允许的正常上访范畴，具备了犯罪行为的三个基本特征，即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惩罚性。因此，处理群体性事件不能不加分析的一概用劝导协商的方法，只讲和解，不讲打击，只注重纠纷的一面，忽视犯罪的一面，而应以法治的思维和法律的手段加以解决。

（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

Ⅶ 如何正确认识和应对群体性事件

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指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都要“注重增强新形势下依法办事能力和应急管理、舆论引导、新兴媒体运用、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等方面能力”。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基层社会的长治久安。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成为新时期各级领导干部面临的重大课题。
如何理性认识突发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高发的根源在哪里？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基层干部如何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有何处理之道？如何做好群体性事件中网络民意的监测与引导？这些问题迫切需要解答。最近，《时事报告》杂志社召开研讨会，邀请专家出谋划策,为您一一解答以上疑问。

当前群体性事件新特点和应对之道
□ 单光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国内研究群体性事件的著名社会学家）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内确实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从去年下半年至今，社会张力明显增大和表面化。中央精神是要努力防止金融海啸引起的经济压力转化为社会危机，重点在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保稳定。今后中国社会还可能面临更多的矛盾冲突，更加考验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
今年上半年和去年相比，群体性事件有一些新的发展，呈现出与往年不一样的新特点。
1.由网络舆论引发的社会事件和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且已显露出交织、合流的迹象。今年上半年由网络舆情所引发的很多社会事件，和现实生活里面我们所见到的群体性事件，真是此起彼伏，还有交织合流的倾向。如，晋宁“躲猫猫”事件、杭州飙车案、湖北巴东邓玉娇案、上海“倒楼事件”等。这种此起彼伏的态势在社会舆论上形成了共振，增加了上半年的社会张力，亦使社会对立的气氛陡增。 “石首事件”发生后第二天早晨，我们就在 网上看到5分多钟的打架视频，但所有媒体都没有报道，网络传播速度之快，舆论扩散之广，对政府处置群体性事件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2.暴力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这是今年群体性事件最鲜明的特点。继去年“瓮安事件”后，群体性事件冲突的激烈化程度就呈上升的态势。“石首事件”中，大规模的群众与武警在街头对峙数天；“通钢事件”更是震惊全国，把总经理都打死了；更不用说乌鲁木齐“7·5”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这些事情的相互烘托和映衬，使人感觉今年社会氛围有些紧张。
3.国际和国内交叉。今年上半年，既有国内的群众向海外表达诉求的，也有外国人向我们表达诉求的。今年“两会”期间，有民众数次在王府井、秀水街、新华门等外国人集中的地方散发诉状、传单，还有些访民甚至跑到联合国总部去要求反映“中国人权”问题。也有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制造群体性事件的。7月15日，在广州的百余名尼日利亚人集体冲击矿泉派出所，对同伴接受调查时逃跑坠楼受伤表达愤怒。虽然没有道理，但他们还要讨一个说法。前几年，在高校里面有中国同学跟外国同学打架的，但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外国人跑去把我们的派出所给围了的。
4.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民众对公力救助存疑。从今年的很多事情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石首事件”中，警察越是说自杀，老百姓越是不相信，越弄越僵，一个抢尸，一个护尸，尸体简直成了一个道具，僵持数日，最后酿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上海“倒楼事件”后，对律师协会提供的专业律师，大部分业主不予理睬，反之却试图依赖街头行动、通过信访和游行解决问题。这表明，民众对公力救助存疑，信崇自身的自力救助。当公力救助缺位，找政府没有效果时，自力救助往往就成为民众的选择，而其中的暴力就被他们认为是最有效的方式。6月26日，河南新密农民工“开胸验肺”，就是求助政府无果，走投无路时选择的“自残式暴力”。
5.组织化程度还会提高。应该看到，今年产业工人的组织化传统开始显露出来了。地方干部真的要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要不然你应对不了。通钢是这样、林钢是这样，7月底的武汉锅炉厂工人三次聚集到武昌大马路上，这些都是产业工人，他们有良好的组织化传统，动员能力强，人心特别齐。新世纪工人维权的意识在提高，如果还照老路子去应对和处置，肯定会出很多事，过去采用的那种简单地压、简单地“捂盖子”的方式肯定是不行了。
总体上讲，现在群体性事件还处于广义社会运动的初始阶段，虽然它有变化，它的暴力倾向在增加，但还没有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和更严重的份上去。每个群体性事件都有他们的诉求，但目前主要还是利益之争，而不是权力之争。我们不要一听到每年有上万起群体性事件，就觉得是不是这个社会马上就要面临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应该有一个准确的认识，不能让干部群众丧失信心。
群体性事件应对之道
从去年开始，我国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措施有了明显的进步，事发当地政府在中央的督导、省市政府的主导下，能将混乱尽快消除，且阻止其蔓延，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当地的生产生活秩序，继而采取多种措施化解矛盾。去年“瓮安事件”后，我们从中总结了几条经验，现在大家都比较认同。
1.亲临现场。地方政府负责人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在第一线做群众工作，“靠前掌控”。瓮安事发后，省委当即派公安厅长崔亚东率队赶赴现场，恢复秩序。随即，省委书记石宗源亲临瓮安，察看现场，走访基层群众，召开各界会议，宣示省委的态度，采取一系列后续措施，混乱局面迅即得以扭转。观察各类群体性事件后发现，凡是领导干部亲临现场做群众工作的，都能将事态尽快平息下来；凡是领导干部避而不见群众的，都有可能错失机遇，以致事态失控，不可收拾。
2.就事论事。不对群体性事件作“过度政治化”解读，不轻率地将群体性事件定性为“敌我矛盾”，不将群众的集体行动视为与政府的对抗行动，且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群众的经济、民生利益诉求。对事件本身性质的判断不要“上纲上线”。本来老百姓就是经济利益诉求，你若硬要说成是敌对势力策划的，这只会激化更大的矛盾。
3.信息公开。及时公布真实信息，“速报事实，慎报原因”。实践证明，这是很有效的。事发后知道多少，就立马公布多少，以后用滚动方式逐渐增加，尤其不能撒谎。事发后，要在第一时间发布真实信息，越是扭扭捏捏，反而会把事情弄得不可收拾。事情的原因就要慢点讲，原因这么复杂，你不可能一下讲清楚，只能有多少讲多少。
4.反思自责。地方基层干部要勇于自我批评。成千上万的百姓上了大街，就说明你的工作有问题了，肯定是老百姓积怨甚多，这时候首先就要查找自身原因，检查政府工作，公开坦承失误和不足，勇于承担责任，态度要谦卑，在那个场合不能趾高气扬、居高临下。“瓮安事件”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先后三次向瓮安人民道歉，坦诚、谦和的自责态度，赢得了群众的敬重。
5.及时问责。事件发生后，迅速启动问责程序，分清责任，果断地对那些失职、渎职的官员进行处理。“瓮安事件”中，首先处理的不是参与其中的民众，而是当地主要官员，如，原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和政委等。这对平息民怨，扭转局势，重塑政府形象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6.慎用警力。不要动不动就将警察推到第一线与群众发生直接对抗、冲突；要学会在“妥协”和“压制”之间拿捏尺寸，该“柔软”的，“身段要更柔软”，该“强硬”的，当然也要“强硬”，如发生了打砸抢烧，就要果断处置肇事者。
总之，突发事件不可怕，群体性事件不可怕，群众不可怕。如果领导干部不能守土有责，不能勇于担当，能躲则躲，习惯于把群众的不满说成敌对势力的煽动，把警察推在前面，借以掩盖自己执政能力的低下，强力压制住一时的骚动，却不去努力夯实执政党的基础，不关心国家民族的百年基业、万世太平，那才是最可怕的。怎样让老百姓心情舒畅、减少积怨，让社会更加和谐、少点儿怨气；怎样开放老百姓的诉求渠道，怎样让民间组织做得更顺，让老百姓的诉求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反映上来，才是真正地应对群体性事件之道。

Ⅷ 如何认识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背景和根源以及当代大学生如何在相关社会群体事件中

一是要树立责任意识。高校学生是当代社会的精英，也是未来社会的主人，其一举一动都受社会关注，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很大，因此，大学生不能忽略自己作为主人的责任。不能因为学业、就业等方面的挫折、或一时义愤，就采用群体性事件的方式激化矛盾来维权，要学会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利益。高校学生还需要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调查和讲座，让自己真正了解社会，清醒地认识各种社会现象，增强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为维护社会正义和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二是增强分辨能力。对于转型期社会中的矛盾和问题，高校学生应学会辩证分析，多从建设性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看待网络言论，也要学会辩证分析，互联网是个匿名空间，发言人的情绪化程度往往大于理性思考，难免会出现一些夸大其词甚至不负责任的言论。如果不加思考，让自己的现实行为跟着网络情绪走，难免做出偏激的行动。

三是要利用正式组织和社团等，表达诉求、培养民主政治意识。对于如何看待一些社会热点事件，高校学生可以多跟老师、家长或同学探讨、沟通，必要时可以召开一个座谈会讨论。据媒体报道，华东师范大学建立有“学生参议制”，高校学生每月以专题形式组织参议会，配合相关职能部门、院系，对学风建设、后勤服务、学生党建、数字化校园建设等进行参议；贵州师范大学学生模拟人大常委会会议参政议政，献计建言关注民生。高校学生可以自己组织社团，通过类似做法，培养自己的责任意识和民主政治意识。

Ⅸ 如何看待群体性事件

一篇文章奉上，请参考：
如何辩证地看待群体性事件

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稳定形势比较严峻。而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就是群体性纠纷和事件，对此各级党委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而人民也是有目共睹。但以我六年来从事基层维稳工作的经验来看，我们的基层政府在此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工作积极性差，如拖延、遮掩、隐瞒以及仅仅为了平息事态而解决问题，从而导致工作形势非常被动，甚至有形成恶性循环的趋势。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执行者看不清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可能因此带来的好处。而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我们找到群体性纠纷和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和解决办法，认识到我们是可以通过努力将这种坏事变成好事，由此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以及解决问题可能为我们带来的丰厚回报。

引发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原因

这篇文章中，我将未激化的群体性矛盾纠纷称为群体性纠纷，而将群众使用了非法、过激的行为来应对的、已激化的群体性矛盾纠纷称为群体性事件。

一、为什么说将群体性纠纷、事件的根本原因归于利益受损是错误的

人类社会的最大作用就是人与人的分工合作，合作意味着资源的集中使用，集中就必然导致部分人占有的资源减少，而另一部分人增加。而占有的物质、人力等资源换个名称就是利益。因此可以说利益的增加减少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想要通过避免利益受损来预防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发生，就需要让人类社会倒退回“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社会之前才能够做到，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认识不仅毫无实际的指导意义，而且会将我们如何解决问题的思路引入死胡同。并可能由此滋生退缩和失望的情绪，从而对我们解决问题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就如天气变化引发部分人感冒生病，如果把天气变化当作感冒的原因，那么预防感冒只能是将地球改造成一个恒温恒湿的大温室才可能，这种结论显然也是毫无意义的。而对于感冒原因的研究方向应该是，天气变化了，为什么有些人感冒而另一些却没有感冒？同理，探究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我们只有回答了“为什么有些人利益受损后可以妥协忍让，而另一些人则坚持不让步？为什么有些人在维护自身利益时采用合法手段，而有些人则采取过激行为？”，才能找到有实际意义的答案。

二、引发群体性纠纷的原因

我认为研究引发群体性纠纷的原因，应该从主客观两方面来看：

（一）利益冲突的必然存在，这是引发纠纷的必要客观条件。其中我们需要认识到隐性利益以及迁怒现象的存在。

隐性利益主要指公共利益以及其他可能群众内心安全、未来希望的很多东西。例如，杭州富家子飙车案，很多人认为群众和网民与此事无利害关系，纯属起哄闹事。但实际上群众和网民内心关注的重点并不是那位富家子卑微的命运，而是背后的司法公正与否。司法公正关系到所有人，乃至国家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群众和网民的义愤又怎能说是无理取闹。说句危言耸听的话，如果连司法公正都不在引人注目，那将是国家混乱的开端。

迁怒是指人在忍受多次利益损失之后，在新的纠纷中突然爆发，并变得极度情绪化，不可沟通。迁怒虽然人人都知道不好，但它就像人类的一种本能很难避免。现在很多纠纷中的当事人胡搅蛮缠，无法理喻，政府部门处置人员因此以刁民来看待此类人员，这种现象背后往往就是迁怒在作祟。执法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感觉执法环境日益艰难，我认为其原因也是群众的迁怒。在一些复杂的纠纷中，处置人员必须看的高一些、远一些，认真调查考虑是否有迁怒的现象及为什么会有迁怒，这样才能找准纠纷的症结在哪里，从而进行妥善处置。

（二）、群众对利益冲突的态度，为其主观条件。态度可以分为谦让、妥协、坚持三种，谦让和妥协的态度一般不可能引发纠纷，坚持不让步的态度则必然引发双方之间的纠纷。

群众对冲突的态度取决于当事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关系。团结合作关系的群众一般会采取谦让或妥协的态度，如父母与子女之间，抚养和赡养都是减少一方利益以增加另一方利益，实质上这也是利益冲突的一种，却一般不会发生纠纷。竞争甚至仇视关系的群众发生利益冲突时，一般会采取坚持不让步的态度，进而引发纠纷，如现今常见诸于报端的“口角之争引发血案”等。

由此可见，群众与群众（包含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就是引发群体性纠纷的根本原因，而利益冲突仅仅是引发群体性纠纷的触发条件。

三、导致群体性纠纷变为事件的原因

人们在发生纠纷以后，通常只能通过两种手段来挽回自身的利益，一是合法的手段，通过第三者以仲裁、调解、判决等手段来挽回损失；二是非法的手段，以过激的手段威胁对方屈服或直接抢夺，这种办法往往事与愿违，造成损人不利己的后果。

促使人们采取合法手段的原因在于人们相信政府、社会的公正、公平；而采取过激手段的原因无非就是人们不相信可以通过第三者来为他们挽回损失，以为只能通过自己动手来挽回损失。因此，人们对政府、法律、社会的不信任就是导致群体性纠纷变为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其中我认为，因为只有熟悉、清楚了才能谈的上信任，所以对政府、法律的认识不清如法盲等也可以称为不信任。

这里以及这篇文章其它的“政府”，泛指所有的公共权力机关，即老百姓眼中的政府，毕竟在他们看来，无论是人大、政协、法院、公安以及狭义上的政府机关等都只不过是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而已。

由此可见，人们对政府、法律、社会的不信任就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群体性纠纷是群体性事件的触发条件。

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影响

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影响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经济、权利、义务等客观利益方面；二是认识、态度等主观意识方面。

客观利益方面，从国家和社会的总体利益来看，只要不发生打砸抢烧，就仅仅是内部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利益的总量并不发生改变。就像把东西从左手交到右手，最多是交接过程中发生了些微损耗。由此可见，解决群体性纠纷、事件无论什么手段，只要能平息事端，客观利益方面的影响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点可以用“总量守恒”来解释。因此，这方面的影响没必要去深究。

主观意识方面是指，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平息的整个过程，将影响和改变当事者及旁观者对政府、社会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将决定未来群众与政府、群众与群众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依照左中右可以分为信任、怀疑、敌视三种关系。与不熟悉的人交往时，一般人都会先持怀疑态度，而在打交道的过程中，通过小心印证来加深或形成认识，由陌生变成熟悉，再根据认识的结果来决定双方之间未来的关系是信任还是敌视。

由于市场经济、政府改革、职能转变、老人离去、新人辈出等种种历史的、现在的、客观的、主观的原因，造成当今的群众对现在的政府并不熟悉。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发生则给群众带来了一个与政府打交道的机会。因此，群体性纠纷、事件在为政府带来麻烦和压力的同时，更给予了政府一个让群众认识政府的机会，也就是给予了政府一个取信于民和团结群众的机会。

依据群体性纠纷、事件的整个发展过程，群众会自己判断“政府、法律、社会、朋友等是否可靠、可信”，形成认识，进而决定与其他群众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信任的还是敌视的。对我们政府换个角度来说，就是民心向背的问题；而对社会来说，则是和谐与不和谐的问题。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有不少人质疑“民心真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我国古代有“爱屋及乌”和“邻人疑斧”的典故，他们讲明了两种态度导致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这也说明了态度对人们的行为有着无比巨大的影响力。抗日战争中有日寇报复性的扫荡和“三光”政策，解放战争中数以百万计的民工支前，抗美援朝时各族人民更是勒紧了裤腰带，这些背后群众利益遭受的损害根本是无法统计的，但群众对党的支持始终未变，这就是“得民心”的好处。当今社会，政府还未有何风吹草动，无论好坏，都可能引起网民的质疑，导致政府工作效率的急剧下降，这就是群众对政府半信半疑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既不得民心，也不失民心”的表现。至于“失民心”的后果恐怕真会出现“漫天烟尘，遍地反贼”的景象吧。

由此可见，群众与群众、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是相互信任的，那么很多事情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是冷漠仇视的，那么小事会变成大事，无事也要生出波折。因此，每一起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处置善后对于我们都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在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处置中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不仅会为我国未来的发展铺平道路，还会为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说：“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群体性纠纷、事件的根本解决

由前文可知，群众对政府、法律、社会的不信任就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群体性纠纷是群体性事件的触发条件。而群众与群众（包含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又是引发群体性纠纷的根本原因。信任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因此，群体性纠纷、事件的根本解决就在于改善群众与群众、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政府不仅是社会的上层建筑，而且也是其中最大的一个群体，拥有其他人和群体无以比拟的榜样示范作用，改善群众与群众、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至于如何做，政府就要先从取信于民，使群众信任政府开始。

在心理学中，人的基本需求从低到高依次有：生理需要、安全、归宿（爱）、和尊重。我认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是要依次解决绝大部分人的基本需求。经过30年改革开放，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可以说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即生理需要。因此现阶段我们社会发展的目标就应该是满足人们“安全感”的需求。我认为，安全感应包括生存和发展两个方面，生存安全包括生活、就业、医疗等，发展安全指发展机会的公平性包括垄断、贫富差距等。而人们是否信任政府等执法机关将严重影响其“安全感”的满足。因此，政府取信于民不仅关系到群体性事件的根本解决，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源于群众对政府的认识，而具体的认识则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具体行为以及历史为群众留下的印象等；二是群众自身判断和认识事物的准则，即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是社会风气和氛围上面。因此，政府取信于民一是要通过实际行动表现出值得群众信任的形象，二是树立良好的社会氛围和风气引导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行为做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对此，我有一些思路，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值得群众信任的形象体现在品德和才能两个方面。其中品德决定了政府与群众有没有共同的利益，而才能决定了共同利益的发展前景如何。

（一）、品德的好坏用来回答“政府会不会帮助群众”这个问题，这影响到群众愿不愿意与政府合作。例如，“腐败”造成的物质利益损失相对于国家整体而言并没有多大，但就其性质而言，它是拿着人民和国家给的薪水，办着损害人民和国家利益的事情，这是一种典型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天下恐怕没什么人会愿意与背信弃义的人合作吧，即使迫不得以与之合作也必然是处处提防，时时小心，导致工作效率的低下。因此，诸如“腐败”等品德败坏的行为的损失及危害是无法估量的。国家与社会不是政府一个群体的，它们属于每个人、每个群体共同所有，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和谐需要所有人和群体的共同合作努力。因此，品德对于政府、社会、国家都是至关重要。

品德，主要体现于人们对各类事物的看法和态度，而这些看法和态度实际上就是具体事物和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相互结合的产物。相较而言，事物是偶然的、具体的，意识形态是必然的、普遍的，因此，品德的好坏取决于世界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我个人总结了以下几点与品德相关的认识：

1、对利益的认识和态度

利益意味着资源，金钱意味着物质资源，权利意味着人力资源。政府对利益的认识和态度将决定着政府作为公众资源的分配者在群众眼中的形象是吝啬的、大方的、奢侈的还是节俭的。这些不同的形象源于资源的稀缺性和使用方面的不同。资源不可能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的欲望，这决定了资源的使用必然是有选择性的。资源的使用有三个目的，一是生存，二是发展，三是享受。对于生存和发展使用的多就是大方，少就吝啬；对于享受方面使用的多是奢侈，少是节俭。因此，政府在对于资源的分配使用上，针对不同的使用目的需要有不同的态度，对于民生、发展等方面应宁滥勿缺，对于享受、服务等方面应宁缺毋滥。

我们当地有一破产国企有200多名伤残退休职工，很多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按劳动法的规定应享受工伤补贴合计800余万元，政府拖了两年多没有给予解决，说是数目太大，不好办。反之，有一单位局长配了两辆车，一轿车、一越野车，合计100多万，还不计每月的油钱、修理、保养费用。我想，让10来个局长节约节约，这800余万就应该有了吧。这样对比下来，政府如何能够给群众留下好的印象。

就资源的使用方式来讲，集中使用可以减少浪费，提高使用效率，所以政府在近几年的发展中倾向于做大做强，这也符合中国的国情，它的正确性也毋庸置疑。例如现在社会的经济发展比前10年、20年稳定、有秩序的多，这体现在质量的提高、品牌的发达和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的减少。但资源的稀缺性也注定这种使用方式必然导致少数人发展机会增多，多数人发展机会减少。多数人发展机会的减少必然会带来经济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减弱。这在当今社会体现在90年代流行公务员下海经商，如今一个公务员的位置往往会有数以百计的考生去争取。而资源的过度集中导致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发展机会更加不平等，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也应该是上世纪初美国制定反垄断法的最根本原因吧。因此，政府在资源使用上一定要深刻体会科学发展观，把握好集中的度，做到“全面可持续”的发展。

换个角度来看投资，拿1亿元给一个富翁，仅仅换来一个“锦上添花”，同样拿给1万名下岗职工却可以换来1万份“雪中送炭”。这其中的差别一目了然，所以，“全面”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物质方面，也应将感情和精神方面包含进去。

2、关于对规则的认识和态度

规则指现实中的道德、法律、规定、原则等，这点本质上也应该是“科学发展观”的一部分内容。对规则的认识和态度决定了人的做事方式，是灵活的还是死板的，是有原则的还是不择手段的。规则服务对象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将服务于全局、全体、普遍对象的规则称为普遍规则，主要表现为法律、道德等；将服务于片面、部分、具体的对象的规则称为特定规则，主要体现为特定群体、部门的规章、规定等。当规则和我们具体的需求发生冲突时，如果规则是普遍规则，那么，遵守规则是有原则的，不遵守规则是不择手段的；如果规则是特定规则，那么，遵守规则就是死板的，不遵守规则是灵活的。

普遍规则，如道德、法律等，它们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对于政府来说，遵守这些规则才能体现出政府与群众利益的一致性，不遵守自然会使政府与群众利益分离开来，进一步导致政府与群众的对立。因此，对于普遍的规则，政府一定要坚持遵守。

特定规则，如部门规章、特定时期的特殊规定以及上不得台面的潜规则等，它们代表着特定群体的利益，对于政府来说，遵守这些规则意味着将人民全体的利益置于特定群体的利益之下，这必然导致全民、公共的利益损失；反之，不遵守这些规则，坚持自身的行为就可以被视为维护了全民、公共的利益。因此，对于特定的规则，政府要敢于改革，勇于创新。

正确合理的建立使用新规则往往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一系列问题，就如现在很多政府部门和机关都非常喜欢通过建立新规则来解决问题，如下发文件、制定制度等，但在此同时，也必须对过度建立使用规则的危害有深刻的认识。对于群众，过度建立和使用规则不仅增加了做事的成本，也抑制了其创造性和活力；对于政府，它不仅同样增加了管理的成本，也为官僚主义、推诿扯皮等现象提供了滋生蔓延的环境和温床。因此，对于建立规则的一定要慎重，避免出现过犹不及的现象。

当今社会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领导一重视，没事办不成；领导不重视，没事能办成”。之所以办成与办不成因为，领导不重视，遵守的规则就太多，事情自然办不成；领导一重视，很多规则就可以忽略，事情自然能办成。它引申出来的的含义往往造成群众的误解，领导的指示高于规则，领导可以不受规则的限制。这就导致了，即使通过“领导重视”解决了问题，也会给带来群众带来威胁的心理暗示引发不信任，甚至也变相的验证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论调。因此，政府在行使职能特别是处置群体性纠纷、事件时，必须要严于律己，淡化“领导的作用”，强化“法律的作用”，即便因此会增加一定处置的成本。

3、对自身的认识和态度

对自身的认识和态度决定着一个人是骄傲的还是谦虚的，是积极主动的还是消极被动的。

骄傲的表现在于认为自身无所不能、是不可取代的存在。一个不可取代的存在是不需要伙伴的，更不会真正的信任和尊重那些可以被取代的人的。但是你不信任别人，别人又怎么会信任你呢？

从唯物历史观来看，经过了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欧洲的生产力提高，科学、技术方面的矛盾日益被人重视，这种情况下，如果牛顿爵士没有发现物理学三大定律，那么，10年或者几十年之后，必然会有另一个欧洲人，更可能是一个英国人发现这些物理学定律。因此说，牛顿是非常伟大的，但他绝不是不可替代的。这也应该是他说出“假如我看得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上”的原因。再如，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新纪元，但他同样不是不可替代的，即使没有他，中国也必然会出现一个
“楚始皇”或者“汉始皇”之类的人物来做同样的事情。

正确的认识应该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历史又选择了某一些人作为了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又发挥自己的才能或加快或减慢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但这其中没有一个代表是不可以替换的，不可替换的只有广大的劳动人民。

现在社会上常常听到“李XX市长在这里修了甲工程，造福于民”，但实际上没有“李XX”，也会有“张XX市长”拿“修甲工程的钱”在这里修个乙工程来造福于民。因此最大的功劳不应挂在某个人身上，应归于创造了财政税收的所有人民群众身上。对于社会，常有房地产商甲，说自己修了多少多少房子，缴纳了多少税收，做了多大贡献。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了甲，人民群众创造的房地产市场，必然会选择另一个“乙”，来“修多少多少房子，缴纳多少税收”甚至还更多。因此房子和税收的最大的功劳，仍然应归于全体人民以及他们创造的市场，而非极个别的富翁。

谦虚的表现则是在于不仅深知个人能力的不足和局限性，也知道要弥补自身的不足和局限性，必须融入到集体和人民群众当中，信任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相互帮助，共同发展。我们党很早以前就提出的“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口号，实际上也是谦虚的间接表现。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我们知道意识源于物质，但又反作用于物质。人类的意识虽不可以改变物质的
“存在”，但却可以通过改变物质的“存在方式”来为人类服务，这是人类社会之所以发达的原因。在现实中就是，我们相信客观世界的客观存在，但我们同时也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可以给现实世界带来变化，这也是积极主动的表现。用铁人王进喜的话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如，虽然我们坚信“800元不可能交换到价值1000元的东西”的市场理论，但同时我们也认为可以通过“分期付款”、“以工代钱”等很多办法先将“1000元的东西”交换到手。

相对还有两种错误认识：一是认为意识高于物质，过高的估计了意识的作用，表现为盲动或冲动；二是认为意识应完全服从于物质，忽视了意识的能动性，表现为消极被动。我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和当今文化的主流都以无神论为主，唯物主义在我国深入人心，因此“盲动、冲动”的错误在我国相对较少，“消极被动”的现象相对较多。“盲动、冲动”的害处在于破坏，例如中国革命史中“左倾”路线造成的危害；“消极被动”的害处在于缺乏面对困难的勇气，轻则不思进取，重则“背叛”。例如，抗日战争中的“重庆政府”和“汪伪政府”，它们的共同点就是迷信于飞机大炮的威力，这也必然导致了其屈服于飞机大炮的后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就是共产党自强不息的信心勇气和“自力更生”政策。

现在，很多政府部门在寻找工作失利的原因时，第一条原因往往是缺钱少人。这个原因导致政府不断成立各种各样的专职部门，增加各种各样的编制和规章制度。我们单位在1990年前后总共也就七八十人，而如今却有三百多人，二十年涨了四倍还多，需要遵守的规定也从一本书变成了很多本书，结果实际的力量虽增加了不少，但工作效率也下降了很多。

资源的稀缺性，注定了没有人可以始终有足够的资源储备去应对这个世界千变万化的情况。而且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革命和变革的初期无一是储备了足够的资源以后才开始的，因此对于困难我们必须找到自力更生的勇气和信心，否则会失去前进的动力。如今的维稳工作面临很多困难，如果始终将工作做不好的原因归于金钱、人力、部门、制度不足的话，此项工作将永无结束之日。

4、对人民群众的认识和态度

唯物历史观告诉我们，国家和社会不是政府的，它是全体人民的。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不是政府一家的责任，而且政府也没有能力承担这样重的责任，因为发展最核心的生产任务是由广大劳动人民来承担的。政府的职能在于为广大劳动人民创造一切便利的条件，让人民可以更好更快的进行生产，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告诉我们，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是合作伙伴的关系。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朝廷将人民群众要么看作奴才，要么看作敌人，即使最英明的皇帝也最多将人民群众看作自己的子民。在这种认识态度之下，朝廷因为一己之私，自然希望人民群众越笨越好，这就是愚民的由来。而其直接后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间接后果是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缓慢，例子是中国近现代110年的屈辱。

聪明、勇敢和有集体观念的人民群众虽然有些时候为政府带来了一些压力，但同时他们更多的是为政府带来前进的动力和为民族带来复兴的希望。如“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帝国、普及全民教育之后统一德国的普鲁士以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等。

为了拥有聪明、勇敢和有集体观念的人民群众，我们政府应该建立健全机制以激励那些有见解、见义勇为、关心群众集体财产及其他公共利益的人和事，并批评那些人云亦云、懦弱、自私自利的人和事。现在有些领导一听到有关群体性的东西，第一反应就是调查幕后指使之人并打击处理之，处理完之后，还得教育人家：“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行了，谁叫你管这么多闲事。”如果让这种现象继续蔓延发展，恐怕国家危难之时将无真正的可用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