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法残忍烙印

㈠ 什么是"拉德布鲁赫《五分钟法哲学》"

五分钟法哲学（1945）德——拉德布鲁赫muse 发布于：2007-08-12 17:15
第一分钟：

对军人而言，命令就是命令。对法律职业人来说，法律就是法律。然而，当军人懂得命令的目的在犯罪或违法时，他有义务和权利中止服从。但从大约一百年前最后一批自然法学者从法学家群体中消逝以来，法律职业人就再也认识不到法律的效力和臣服法律的相同例外。法律之有效，只因为它是法律；而且，只要在一般情况下有权力来贯彻执行的话，它就是法律。对法律及其效力持上述观点（我们称之为实证主义学说）。使法律职业人连同整个民族均无自卫能力，来抵抗如此专横、如此残暴、如此罪恶的法律。（按：此处指希特勒统治的“第三帝国”法律）它们最终把法与强权等同起来，哪里有强权，哪里就有法。

第二分钟：

有人想以一句话来补充或取代上述的一段话：凡对人民有利的，就是法。这意味着：任性、背约、违法，只要对人民有利，就是法。这实际上是说：掌握国家权力者自认为对社会有益的事，独裁者每一次的突发奇想和喜怒无常的脾性，没有法律和裁决的惩罚，对病弱者的非法谋杀。如此等等都是法，还可能意味着：统治者的自私自利被作为公共利益看待。故此，将法与臆造的或杜撰的人民利益相提并论，就把法治国家变成了一个不法国家。不，不是必须声称，所有对人民有利的，都是法；毋宁相反，仅仅是法的东西，才是对人民有利的。

第三分钟：

法意图趋向正义。正义不过是指：不管是谁，一视同仁。如果谋杀政治对手的行为被推崇，谋杀异类的行为被愿求，以相同的行为对待自己志同道合的人，而处以最残忍最羞辱的刑罚时，这既不是正义，也不是法。一旦法律有意拒绝去趋向正义，譬如根据任性承认和否认人权，那么这样的法律就缺少有效性，人民对此就不承担服从的义务，法律职业人也就必须鼓起勇气，否定这些法律具有法的本性。

第四分钟：

的确，除了正义，公共利益也是法的一个目标，的确，即便恶法也还总有某种价值——对法保持怀疑的价值。的确，人的不完善性不会总能将的三种价值即公共利益，法的安定性，正义和谐地统一起来。故此，人们只能权衡：要么为了法的安定性而宣扬恶的法律、有害的法律或不公正的法律有效。要么因为法的不公正性或公共性而否认其有效。必须给整个民族和法学家的意识本身深深打上这样的烙印：可能有些法律其不公正性，公共危害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的效力，它们的法的本性必须被否定。

第五分钟：

也有一些法德基本原则，它们的效力比任何法律规则更强而有力。以至于，一项法律，若与它们相矛盾，就变得无效。人们将这些基本原则称之为自然法或理性法。确实，它们在具体方面还包括若干疑点，但几个世纪的效力已经塑造出了这样一个稳固的实体，而且广泛协调地融于所谓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之中。至于说它们的某些方面，也还只能由于有心里的疑问而保持怀疑。

在宗教信仰语言里，相同的思想以圣经的两句话写下来。其中一句写着：应当顺从掌握你们权柄的人。另一句写着：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不只是一个虔诚的愿望，而且也是一个有效的法的规则。不过，这两个圣经语句之间的紧张关系（张力）不能通过第三句话来化解。比方说通过箴言“恺撒的事当归给恺撒”，“神的事当归给神。”来化解——因为这句箴言使人对神俗界限表示怀疑。更确切地说，应该诉诸上帝的声音来解决，而上帝的声音只是面对特殊的情况在个人心里向人宣示。

而上帝是否已经死了，救赎还有用吗？

㈡ 为什么希特勒残害犹太人

希特勒是个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对立面就是犹太人。”他把犹太人看作是世界的敌人，一切邪恶事物的根源，一切灾祸的根子，人类生活秩序的破坏者。这些观点成了希特勒后来屠杀数百万犹太人，企图灭绝犹太人的理论依据。究其原因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透视：

1、历史的原由。在历史上，欧洲人对犹太人持有成见。为了阐明问题，有必要对犹太民族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机关的回顾。犹太人的远祖是古代闪族的支脉希伯莱人，公元前，他们的祖先曾聚居生活在阿拉伯马勒斯坦土地上。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攻占巴基斯坦后，犹太人举行过多次大规模反抗罗马占领者的起义，但都遭到了罗马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到公元135年的犹太人起义再义惨遭失败为止，在这1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罗马统治者屠杀了百万犹太人，最后把还把余者全部赶出马勒斯坦土地，使他们流散到西欧完全处于落后的小生产的农牧社会，土地被人们视为最珍贵的财富，商业则是人们鄙视的行业。犹太人逃往西欧后，当地的封建主们非常歧视他们，不许他们占有土地，只许他们经营商业。不知是历史过错教育了他们，还是生死磨难砥砺了他们，或者说这本来就是历史赋予的机遇，总之，由这一切所构成的历史集合体，铸就了犹太人的特质，使得他们聪明起来，坚强起来。他们不仅在困境中顽强地繁衍生息，而且逐渐地富有了。

公元13至15世纪，欧洲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同那些经商致富的新兴的犹太人资本家们，产生了利益冲突，噩运再次降临到犹太人的头上。现实利益的冲突加上宗教信仰的差异，大批犹太人被迫流往东欧及美洲各国，开始了历史上的犹太人第二次逃亡。不幸的是，这种反对犹太人的意识，居然演变成了一种文化沉淀，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一直“遗传”到现代。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的德及奥民族，反犹情绪与日俱增，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2、宗教的情结。基督教是世界上流传最广、信教人数最多的宗教。在欧洲，特别是西欧，人们普遍信仰基督耶稣。虽说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之一的《旧约全书》，原是犹太教的经典，两教之间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但基督教教义认为，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的犹大为了30块银币而出卖了上帝之子，是犹太人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造成了基督徒们在情感上对犹太人的仇视。所以说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在宗教感情上是很难接纳犹太人。这种宗教感情的社会化，又逐渐衍化成一种大众化的厌恶犹太人的社会心态。同样，这种社会心态也作为一种文化沉淀。世代“遗传”，并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与社会经济政治相结合，使之成为一种随时可以被利用的社会政治的潜在力量。当这种潜在的东西某个（些）政治野心家利用时，就会像火山一样喷发，成为一种疯狂的社会驱动力。

应该看到，当时的德及奥民族的内部，民族主义思潮盛行，原有的宗教情绪在现实利益冲突的激化下，使人们本来已有的反犹情绪更加激烈，从而加剧了对犹太人的仇视。在这种社会氛围的熏陶下，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逐步形成，并迅速成为了这股社会情绪的主导，一方面，当时德及奥民族仇犹反犹的社会情绪极大地刺激着他的政治野心，使其民族主义思想恶性膨胀，为其日后仇犹反犹灭犹政策和措施制造社会价值取向，培植政治力量。

3、现实的需要。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德国，使其工业生产倒退到了上世纪末的水平，国力渐衰。深刻的经济危机不仅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而且刺激了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野心。“德意志民族必须从掠夺的土地和生产空间中寻找出路”，希特勒的这一争霸世界的主张，得到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然而，实施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的日耳曼帝国的罪恶计划需要巨额资金提供财力保证。在国力衰落的情况下，把手伸向富有的犹太人成为了他们的理所当然。

另外，居住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较之于其他民族而言，不仅富有，而且素质也要高些。面对这样一个民族，希特勒及其党徒们，既感到仇恨，又觉得胆怯。在他们的心中，犹太人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是他们实现“第三帝国”美梦的严重威胁。这些，无疑加剧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政治嫉恨。加上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完全处在一种极端疯狂的症状之中，使希特勒的仇犹反犹观点不仅有了适当的社会环境，且得以迅速疯狂起来。

4、狂暴的病态心理。希特勒是奥地利海关一个小官吏的私生子，从小缺少良好的教育，青少年时代整天流浪于维也纳和慕尼黑街头，铸就了他既自私又狂妄的性格。正如他小时的一位班主任老师后来回忆所说的那样：“希特勒缺乏自制力，至少被大家认为性格执拗，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和脾气暴躁。”加上他患有痉挛性的神经质，发起癫狂来甚至会趴在地上啃地毯边。从有关史料上可以看出，狂暴是希特勒性格的典型特征。例如，1942年的一天，纳粹德国武装部队外科医师扎尔·伯罗赫奉命去晋见希特勒，希特勒的爱犬就猛扑这位医师，吓得他魂不附体，医师被迫与它细声细语地说话，很快它就平静地趴在医师身边，把前肢搁在医师膝盖上，两眼温顺地看着他，并与他逗笑。希特勒见此情景暴跳如雷：“它是完全忠于我的惟一生物，可你把它骗去了，我要杀死它。”声音越来越高，简直到了嘶叫的地步，恕吼着威胁要监禁医生，类似这样的事，时有发生，狂暴如嫉恨，又造就了他的狠毒和残忍，希特勒是一个有严重病态心理的政治狂人。

上述四大原因，如果孤立地看其中任何一个原因，都很难构成对犹太人的灭绝性仇杀。只有把这四大原因融合为一体时，才能产生确定性的使犹太民族在劫难逃的社会效应，而希特勒则是把这四大原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魁首。

首先，纳粹党打着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块招牌，宣扬德意志民族是优秀民族，把犹太民族视为劣等民族。为了蛊惑人心，欺骗德国广大民众，希特勒对这种种族歧视理论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周密的包装。一是按照他自己的社会逻辑，怕断章取义地摘取前人论述人口问题中的某些词句，拼凑成一个种族优劣的理论，为把犹太人打入劣等人种制造理论依据。二是利用早就深植于德及奥人心中的反犹意识和宗教情结，大肆鼓吹“犹太瘟疫”的谬论。经过希特勒的蓄意“嫁接”，使得这个理论再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种族歧视了。他利用历史的宗教的因素，为其灭绝犹太人而创设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使得这一理论更加具有普遍的煽动性。希特勒一上台，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一整套疯狂迫害犹太人的反犹灭犹政策，无疑得益于他这个荒谬绝伦的理论。其次，纳粹党还利用当时德国国内广大群众痛恨凡尔赛和约的心理，煽动复仇主义情绪，并把这种情绪转移到犹太人身上。

在这四大原因中，现实的需要是最直接的要素，其它两方面的原因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历史的原因和宗教的情结作为先导性条件，那么，即使现实再需要，也很难想象会达到如此疯狂和残忍的程度。只有当这四方面的原因聚合为一体时，才产生了那可怕可憎的充满血腥的驱动力。

任何历史事件都是社会各种相关因素合力作用的产物，或者说是时事造就的。二战期间，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希特勒当属罪魁。希特勒对犹太人特有的种族仇恨和政治嫉恨，是政治狂人病态心理的一种特殊反映。导致希特勒严重病态心理的“菌种”就是来自历史成见和宗教情结，恰好又得到了当时德国社会环境的孕育。确切地说，希特勒的严重病态心理与当时德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疯狂病态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疯狂的病态心理正是历史成见、宗教情结和现实需要三大原因的粘合剂；另一方面，这三大原因的聚合又把希特勒疯狂病态的心理推向了极端，从而引发了那场人类历史的大悲剧。

㈢ 社会与法节目曾经报道一出两家人杀死自己的弱智孩子的一期节目是哪一期

这个很难找到哦 把弱智孩子给处理掉真的是也残忍 他也是一条生命

㈣ 臧克家 《烙印》赏析

自古以来，宦海淹蹇、壮志难酬、情场失意、亲缘淡薄等际遇给人们的心灵带来巨大痛苦。但《烙印》所关注的不是痛苦的具体形式和因缘所在，而是作为一种普适性的人类感情的痛苦本身，并对痛苦的本质和应对之策做出了深刻思考。

《烙印》没有概念的铺陈，注重运用格律和表现技法。形式齐整，节奏匀称，深受新月派"三美"的艺术点化。诗人对"痛苦"的关注和应对植根于现实。

血肉丰沛，筋骨硬朗，毫无标语口号之嫌。"痛苦"的传达既以个体生活的具体感受和心理情绪为基点，又运用意象和暗示把普适性的生活经验加以连结，并升华出哲理的诗意，"把'所感'与'所思'，抒情与'主智'，自我与'非个人化''饱和交凝'为艺术的整体"。

诗艺的娴熟和灵慧的诗心，使其成为新诗园地里一株鲜艳芬芳的花朵，也推动着新诗在中西诗学交融的河流中碰撞出更多的现代性因子。

诗人是写人生痛苦的一种体味，将这种感受比喻为"在我的心上打了个烙印"，这是非常形象准确的一个描述，而这个"烙印"在诗人看来，不仅仅是一种痛的感受，还是在"刻刻警醒我这是在生活"。

应该说，这是一种非常理性和深刻的对痛苦的理解。烙印既然留在了心上，它就要不时地被感觉到，所以，"我不住地抚摩这印烙，忽然红光上灼起了毒火，火花里迸出一串串歌声，件件唱着生命的不幸"。

这种不幸只能在诗人的内心唱歌，黑暗的现实中诗人痛苦却不能对人诉说，诗人将这种人生的痛苦比做一个谜，"既然是谜就不该把底点破"。"我嚼着苦汁营生像一条吃巴豆的虫。"将痛与苦咽下去，这是诗人面对生活的硬的态度。

(4)社会与法残忍烙印扩展阅读：

此诗写于1932年，是臧克家早期创作中的一首诗。

在伤情泛滥的20世纪30年代的诗坛，臧克家的诗歌难得地独树一帜，表现着人生的苦硬。他的诗歌创作与新月派和现代派截然不同，他内心始终关注的是底层大众的生活苦难，几乎很少停留在个人的伤感上，而是贴近和理解他们的人生，写出其内在的硬。

即使写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内心感受，臧克家也体现出这种硬气，《烙印》就是如此。

而且，诗人曾参加过1927年武汉大革命，革命失败后，他被迫乔装打扮地在乡间蛰伏七年，经受着难以想象的屈辱和苦难。悲愤抑郁，内心深处犹如打上"烙印"。此诗反映的即是当时的时代的烙印，亦是诗人生活的烙印。

臧克家(1905-2004)，山东潍坊诸城人，现代诗人、作家、编辑家，山东大学著名校友，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曾任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届代表。代表作品有《难民》《老马》《烙印》《有的人》等。

㈤ 社会与法普法栏目剧有个女毒枭很暴力很残忍

普法栏目剧 迷你剧集-卧底前传之“兄弟”篇
http://www.zyitv.com/nadi/pufalanmuju/2013/1218/87695.html
个人觉得很好看，女毒枭演技很好很霸气

㈥ 关于社会与法的读后感作文有哪些

社会与法的读后感作文
昨天这个栏目的节目展现的是一起在河北保定发生的未成年人抢劫犯罪案件。涉及案件的四个人都是未成年人，其作案情节十分恶劣，手段十分残忍，让人触目惊心。有关公安在侦办此案时，起初没有想到的是，作案嫌疑者竟都是未成年人。这就不能不使人深思，这些走向犯罪深渊的未成年人所曾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他们喜欢什么？崇拜什么？学习什么？如何一步步滑向犯罪的道路？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始终认为对儿童、少年、青少年、青年这几个年龄阶段的教育好坏，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对每个阶段都不能忽视。好的教育来自于素质好的家庭父母、好的社会关系、重思想道德品质的好学校、不断被净化的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
现在不少青少年喜欢看纹身的黑帮老大、武艺高强的打斗高手、吃喝玩乐享受刺激的高手等之类的影视作品；现在一些青年人的思想都变了，尽想往能“享受”的地方呆，怕吃苦，不愿去环境差的地方；本来干各行各业的工作没有贵贱之分，现在哪有青年人喜欢种地当农民的事，农学院毕业的学生能有几个真正想当农民的？在“婚恋节目”的舞台上有那么多需要选择交友的女性，但能又有谁想愿意与农民身份干农活的年轻农民谈对象？别说农民了，现在喜欢当工人的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看现在的所有城市里从事清洁卫生包括打扫马路、楼道、厕所、转运垃圾的人几乎都是些中老年农村人，哪有现代年轻男女的身影？收废品的和搞废品垃圾分类的虽是能挣到钱的生意，许多年轻男女是不愿干的：一是嫌脏；二是感觉没面子。干这类工作的也常常是上了岁数的农村人。如果干这类工种的年轻人想上婚恋节目找个合适的人选也不知难不难？相反的是，当今一些年纪轻轻的人却喜欢从事酒吧、网吧、舞厅、迪厅、洗浴、桑拿、按摩、陪客、代驾等方面的工作。其中不少青年人爱与有钱的人交往，愿意在高档消费的地方工作，喜欢有“美女”的环境。不少青年人从小就是独生子，一直受到家庭的娇生惯养宠爱，培养了任性倔强脾气大的性格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坐享其成的毛病，养成了贪图享受，好逸恶劳，好吃赖做、自私自利的坏习惯。还有的变得越来越虚荣，让人越来越讨厌了。
有一次我在一家大型超市门口看到一位打扮时髦浓装艳抹穿着高档戴金挂珠挎着名贵皮包的中年妇女，她领着一个上小学的男孩。只见她用红唇喝完饮料随手将饮料瓶仍在超市大门口的地上，行人都看她一眼，她一点不好意思的感觉都没有，那个小男孩也不闲着，抬起一脚又将那个饮料瓶踢得飞了起来碰到干净的墙面上，那女的还赞扬孩子踢的真准。这是家长不良行为影响子女不良行为的典型代表。
还有的家长从小就鼓励孩子如何“不让利”、“不吃亏”、“占便宜”的“绝招”，有的自己当着孩子的面为点小利大声争吵，更有甚者还特意教上幼儿园的儿子打架，认为早教会孩子打架，孩子在幼儿园与小朋友挣东西时打起架来不会吃亏。这样的家长还为数不少。

㈦ 一）孟德斯鸠：社会与法的精神

（一）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关系

最早提出“和谐”一词的是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他认为“整个天是一个和谐”；而“和谐社会” 这一用语则是由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首次提出的，他主张在未来的和谐社会中，通过由富人捐资组织的“试验性”股份公司制协作社，把对抗性的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和谐社会。

而最早给法治界定内容的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把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国家假设为达到‘善生活’的唯一可行的手段”，并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当我们将法治不仅作为一种信仰、意识、观念，而且成为一种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甚至是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时，法治的“软件系统”——信任和尊崇就建立起来了，这也是法治精神的内涵。

可见，和谐社会一直是人类所希望的理想社会，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和谐社会”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实现的社会，不是法律虚无主义横行的社会，不是人格尊严和基本自由的个体消失的社会，它与法治精神有密切的关系：法治精神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内在要求、努力方向和目标，是和谐社会特征的有力保障，并服务于和谐社会的主要方面。“构建和谐社会就是构建法治社会”——这种一体化的联系根源于他们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

（二）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价值追求

1、公正

社会和谐的根本、法治精神的精髓都在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即公正。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最基本的原则。柏拉图在《共和国》一书中指出，正义存在于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间的和谐关系之中。毕达哥拉斯也认为，不公正，就破坏了秩序，破坏了和谐，这就是最大的恶。尽管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但历代法学家仍保持着探索的狂热；尽管法学家对正义有不同的表述和标准，但他们总是将正义观念与作为规范大厦组成部分的规则、原则和标准的公正性与合理性联系起来。就笔者而言，本人赞同约翰·罗尔斯的正义标准：（1）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享有的类似自由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2）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将被安排得使人们能够合理地期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并使它们所依系的地位与职务向所有的人都开放。所以，公正是和谐社会、法治精神追求的价值目标，是构建和谐社会和弘扬法治精神过程中进行制度安排和创新的重要依据，是任何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

2、秩序

秩序与和谐有着紧密的关联——秩序往往意味着起码的和谐，而法律构建的初始动因起源于人们对秩序（安全）的强烈欲求。佛洛伊德指出，人类神经系统在节省能量与减少精神紧张方面的需求，解释了人对于有序生活方式的先见取向。马斯洛也指出，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年者一般都倾向于安全、有序的、可预见的、合法的和组织的世界，这种世界是他所能依赖的，而且在他所倾向的这种世界里，出乎意料的、难以控制的、混乱的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危险事情都不会发生。西方中世纪神学主义奥古斯丁承认：“无论天国还是地上之国，也无论社会还是个人，一个共同的目标是追求和平与秩序，以便获得社会和个人的心灵安宁，法律正是维护和平与秩序的必要工具”。因此，秩序是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是法律产生的直接价值追求，就如同英国宪法学家韦德所认为的“法治理论的出发点就是秩序优于无政府主义”。

3、自由

无论从社会的变革历史，还是从科技发展的进程，无不能看到人类追求解放和自由的需要。我们要建立的和谐社会必然包含着自由的价值目标，否则社会不可能有序，也就不会有和谐局面的产生，因为“要求自由的欲望乃是人类根深蒂固的一种欲望”。同时，整个法律和正义的哲学是以自由观念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约翰·洛克宣称，“法律的目的并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所以，一个追求和谐与法治的社会必然要充分彰显公民的自由权利，限制政府的强权干预，保证人的能力不为压制性的桎梏束缚，从而建立一种有益于尽量多的人的高度文明。

4、效率

和谐社会和法治精神对效率的需求根本上出于经济的考虑。按照社会学的思维路径，人们对某种价值追求的偏向总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在“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效率决定社会内部的稳定，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长久和平共处，有限政府应当鼓励市场主体通过提高效率减少外部不经济效应，获得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利用。法治从来都存在着对效率的向往：法治将社会主体之间重复博弈的行为固定，给人以稳定的预期，理性的经济人基于这种预期进行选择，就当然地节约社会成本、提高效率；法治要求及时的正义，尤其体现在司法上要及时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尽快确定财产归属并尽快使其进入流通领域。

总之，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基本价值内涵相同：直接宣扬公平正义，确立核心价值定位；要求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确立对秩序的基本价值追求；强调民主法治，满足与生俱来的对自由的向往；要求充满活力，更大程度上则是对效率的追求，以保证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三）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价值平衡需求

社会科学从来都没有停止思考“善社会”的问题，所以，绝大部分社会学家和法理学者关注社会控制所应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应然的社会和实然的社会辩论从来未停止过。正义、公平、自由、效率、秩序（安全）、公共利益甚至服从自然或上帝的意志——所有这些和其他一些价值被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宣称为社会的最高价值。

实际上，在我们一直追求“善社会”的过程就是肯定公正所具有的基础性价值。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个时代都面临着有一些社会控制的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则需要最有才智的人运用智慧加以解决；思想家们试图激励他们同时代的人去关注他们各自时代所存在的某些尖锐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社会制度不平等极为凸显并引发威胁社会基础的强烈不满的时代，有洞见的思想家所提出的价值目标会着重强调较多的平等；在遭到混乱和无政府主义危及的社会制度，必会期望秩序（安全）；在一个政治上专制主义的时代，人们则可能倾向于在政治控制所确定的限制范围内或在无视这种限制的情形下强调社会价值中反专制主义因素——自由。

因此，在和谐社会与法治精神的基本价值平衡过程中，我们需要确立公平正义作为贯穿始终的价值目标；而对于秩序、自由、效率的价值平衡问题无法给予一个“一刀切”的等次排列，如前所述，必须针对具体时代、具体职能部门及具体事件来确定他们的次序。那么，司法部门作为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法治精神的关键体现，公正处于当然的核心地位，依法有效保障公民自由的第二位价值追求当然对效率提出了要求。而当我们的司法体制能够依法公正高效地保障公民自由时，秩序就水到渠成了。

二、我国司法体制的弊端

我国司法体制是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设置的，其司法体系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系统构成。在此所探讨涉及的司法及司法体制，主要指我国专司审判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和以法院为中心的司法体制。

1、司法权设置的地方化

我国宪法规定，地方人民法院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这样一种宪政安排，决定了地方司法系统隶属于地方的客观属性。虽然我国宪法又同时规定司法权的国家专有性和专属性，但地方司法系统的人、财、物大权、生存和发展都掌握在地方手中，法院对行政机关实际上存在机构、人员和经费等依附关系。利益张力的存在使审判权非常可能成为地方政府博弈的对象，设在地方的国家审判机关成为地方的审判机关。在每个地方都有其特殊利益的情况下，占主导性的行政机关必然要求行政、立法、司法等权力机构为维护地方利益而竭尽全力，这就为司法上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司法活动的功利化提供温床。

司法权作为一种运用法律这一机制来配置资源的专属权力，其地方化设置会阻碍资源在全社会的自由流通、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利用，不利于统一有序市场的形成；会干预平常主体交易的自由，甚至为政府侵害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提供司法保护；会影响法制的统一实施，破坏司法权存在的最高价值——公正。而司法主动的功利化是对司法中立的严重挑战，因为“假如司法者采取主动的行为，试图积极的发现和解决社会中出现的或潜在的纠纷，必将自己卷入当事人之间利益冲突之中，难以保持公正的面目”。

2、法院管理的行政化

法律文化作为全世界共有的文明成果，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规律，从国际通行的做法来看，为确保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不同法系的国家在架构以审判权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时，共同遵循将司法权的行使与司法行政事物相分离的原则，从体制上保证司法权在行使过程中处于一种超脱、公允和中立的地位，有效避免行政权或其他权力对司法权的干扰。但我国的法院管理实际上是一种行政化管理模式。

第一、从法院与其他行政机关关系上看，法院的人、财、物是由行政机关按照行政模式进行管理的。法院的管理人员和法官是依照统一的《公务员法》进行录用、确定工资福利待遇和职级；法院的资金由地方行政机关拨付；法院的物资装备必须由地方政府支持。这种与行政人员采取相同的管理模式无异于鼓励司法者采取主动的行为——或介入纠纷之中，或与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以追求“政绩”、获得晋升，确保“饭碗”甚至得到更丰厚的利益回报——不中立的法院和法官如何公正？

第二、从法院内部管理体制上看，法官职务的行政化、非程序的内部请示和批复制度、审判委员会对案件的决议职能、案件指标管理制度都严重违背审判权的“亲历性”规律。这种缺乏亲历性的审判必然会提高错判率，造成案件不断地请示、发回重审，严重影响“高效司法”的实现，浪费本就紧张的司法资源，限制财产流转速度。而对于涉及到人身自由、生命权利的刑事案件，错判对司法公正的打击无疑是摧毁性的。即使他们最终被昭雪，但“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

内外一致的行政化管理使法院不能独立行使司法权，使法官不能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对案件形成内心确信断案，这就增加了干预司法的机会，而这种干预必然导致各种利益的较量——增加社会成本，降低办案效率，阻碍公正的实现。

3、法官职业的大众化

我国法官队伍的成分非常复杂，不仅有专家学者型的精英法官，还有姚晓红式的“三盲法官”。若干年前的法官选拔制度，无论什么人，只要有一定关系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调进法院，并名正言顺地当法官。这种先天不足并没有通过后天的培训机制得到很大改观，司法权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又将法官的精力和注意力引向功利化的东西上。无法想象，一个根本不懂法律这架精密仪器的人，怎么会知道法治精神是何物，怎么会生产出大众迫切需求的公正、秩序、自由和效率？

这些司法体制弊端的存在与和谐社会要求的内容格格不入，与法治精神及和谐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南辕北辙。因此，重构我国司法体制势在必行。

三、重构我国司法体制

面对背离法治精神的不和谐现象和行为，重构我国司法体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选择；同时，我们在构建司法体制的过程中，必须贯彻法治精神，符合其与和谐社会的价值追求。本文仅就司法体制中主要的具体制度构建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司法独立，改变法院行政化管理模式。

司法独立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法院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二是法官独立审判，不受其他法官的干涉。法官独立居于核心和根本地位，对审判独立或司法独立起着决定性和支撑性的作用。

1、通过立法确立两级产生体制，即全国人大产生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及其法官，经费由中央财政保障；省级人大产生中级和基层法院及其法官，经费由省级财政保障，同时规定中级以下法院经费保障标准，必要时中央可采取转移支付的财政政策，避免各省法院和法官经费和待遇不均。

2、将其他机关、组织监督司法的程序明确化、法定化。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司法必须坚持的，但党的领导有一个科学领导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法官坚持体现党的意志、人民利益的法律，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的过程。其次，虽然司法体制改革后，省级以下的人大将不产生法院和法官，但地方人大仍有监督的权力。该监督权不是个案监督，而是人大在行使监督权时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请求产生该法官的人大通过诉讼程序行使弹劾权。

3、取消案件的审批签发制度，确立主审法官或合议庭负责制。院长不需要为自己不办理的案件负责。当责任具体明晰到个人时，迫使审理案件的法官不得不尽全力甚至利用他人的智慧谨慎细致地处理案件。

4、将审判委员会的决议职能转变为法律咨询职能。不仅可以避免审判委员会间接判案，避免权责不明、无法找到真正责任人，而且可以调动法官自觉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

5、取消请示和批复制度，确保二审终审和上诉制度的存在意义。司法裁判依据的是法律的规定以及法官的知识、经验和良知，没有理由认为同样是法官，下级法院的法官就不如上级法院的法官。

6、单立《法官保障法》，对法官的人身、工资福利待遇、权利救济等方面作明确的规定。司法无权威的极端表现是法官被殴打、法庭被冲击，此类现象务必杜绝。

（二）法官职业精英化

构建精英化的法官职业是一个庞大繁杂的体系，除了制度设计避免精英法官庸俗化、功利化外，更重要的是司法主体的法律意识、现代社会的执法与司法意识、操守和品质等全面素质的提升，这又涉及到充分的物质、精神和人才准备。

1、建立完备的法律教育体系和丰富的法律教学内容。“教授法律知识的院校，除了对学生进行实体法规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础训练以外，还必须教导他们像法律工作者一样去思考问题和掌握法律论证与推理的复杂艺术。”我们的法律教育必须培养学生的法治精神，将法律作为自己坚定的信仰，并坚持担任法治有益的传播者。同时健全法官职业培训体系，完善法官继续教育制度。例如，每名法官必须每年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并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培训的内容不应仅限于成文的法律制度、法学理论，还应包括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论理学甚至现代的一些尖端技术的介绍。因为“法学并不是社会科学中一个自足的独立领域”

2、提高法官的待遇。在法官独立审判后，对承受压力的能力、法官素质、教育和再教育的要求必然会提升一定高度，这样，从事法官职业意味着首先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和支出更多的费用，依据成本和产出的关系，提高法官待遇是必然的选择，也是吸引更多法律精英从事法官职业的必要物质保障。至于法官待遇的水平可以根据国家发展状况，高于一般公务员的5—6倍。

3、精简分流现有的法官，严格法官职业准入，规范法官选任程序，统一法官选任标准。针对法官队伍大众化的现实，按照“学历+经验”的标准，将一部分不符合任职标准的法官分流出去，按照合理的规模配置法官。然后通过考核，安排从事法官助理工作、司法辅助人员或司法行政人员。在法官职业准入方面，要进一步提高门槛——在法律精英竞相进入法官职业时——是必然的。

4、确定准入和退出法官职业的年龄标准要科学。就像其他的法律不能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我们确定法官准入和退出的年龄标准也只能根据一般情况。这个标准同时应考虑到法官职业对经验——“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的特殊要求。因此法官职业的准入年龄应为28-30岁，退出年龄一般应在70岁。

综上，笔者就重构司法体制的具体制度提出以上看法，仅仅是司法体制大厦中某个房间甚至窗户的建构，而要将我国的司法体制重构成一座弘扬法治精神、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公正、秩序、自由、效率的理想城堡，不仅需要法律人不懈的努力，还需要具有改革的勇气和决心，克服制度的溯及力量与惰性力量，为那些可能成为变革的无辜牺牲者带来最低程度的损害。

作者：admin
出处：中国法院网

㈧ 古代死刑执行都游街示众，为何现在不让民众围观

其实早在民国初年，中国就取消了示众的传统，只有一些罪大恶极，触犯统治者利益的人才会公开行刑，比如汉奸和鸦片贩子等民愤极大的。在全世界任何人、任何国家的法律与道德约束中都是坚如磐石的规则和根深蒂固的思想。在我们印象中或者古装历史剧中，经常可以听到推出午门斩首等等。其实午门作为明朝永乐皇帝朱棣修建的紫禁城中的一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也仅限于明清两代。并且，两朝是不会在午门对犯人斩首的。一般的死刑犯被执行死刑时，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进行的。

㈨ ＂社会与法＂的读后感 300字

昨天这个栏目的节目展现的是一起在河北保定发生的未成年人抢劫犯罪案件。涉及案件的四个人都是未成年人，其作案情节十分恶劣，手段十分残忍，让人触目惊心。有关公安在侦办此案时，起初没有想到的是，作案嫌疑者竟都是未成年人。这就不能不使人深思，这些走向犯罪深渊的未成年人所曾受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他们喜欢什么？崇拜什么？学习什么？如何一步步滑向犯罪的道路？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始终认为对儿童、少年、青少年、青年这几个年龄阶段的教育好坏，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对每个阶段都不能忽视。好的教育来自于素质好的家庭父母、好的社会关系、重思想道德品质的好学校、不断被净化的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
现在不少青少年喜欢看纹身的黑帮老大、武艺高强的打斗高手、吃喝玩乐享受刺激的高手等之类的影视作品；现在一些青年人的思想都变了，尽想往能“享受”的地方呆，怕吃苦，不愿去环境差的地方；本来干各行各业的工作没有贵贱之分，现在哪有青年人喜欢种地当农民的事，农学院毕业的学生能有几个真正想当农民的？在“婚恋节目”的舞台上有那么多需要选择交友的女性，但能又有谁想愿意与农民身份干农活的年轻农民谈对象？别说农民了，现在喜欢当工人的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看现在的所有城市里从事清洁卫生包括打扫马路、楼道、厕所、转运垃圾的人几乎都是些中老年农村人，哪有现代年轻男女的身影？收废品的和搞废品垃圾分类的虽是能挣到钱的生意，许多年轻男女是不愿干的：一是嫌脏；二是感觉没面子。干这类工作的也常常是上了岁数的农村人。如果干这类工种的年轻人想上婚恋节目找个合适的人选也不知难不难？相反的是，当今一些年纪轻轻的人却喜欢从事酒吧、网吧、舞厅、迪厅、洗浴、桑拿、按摩、陪客、代驾等方面的工作。其中不少青年人爱与有钱的人交往，愿意在高档消费的地方工作，喜欢有“美女”的环境。不少青年人从小就是独生子，一直受到家庭的娇生惯养宠爱，培养了任性倔强脾气大的性格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坐享其成的毛病，养成了贪图享受，好逸恶劳，好吃赖做、自私自利的坏习惯。还有的变得越来越虚荣，让人越来越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