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解释惹的争议

㈠ 婚姻法24条审查建议为何引起社会热议

12月24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专门将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份报告首次集中公布了近年来全国人大备案审查中推动相关部门纠正“带病文件”的十大案例。其中，推动解决《婚姻法》“第二十四条”的争议赫然在列，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的热议。

基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在今年年初公布了《关于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 的补充规定》，明确：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补充规定》对司法实践中反映最为突出的问题给出了回应，但有人认为这离《婚姻法》“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这一前提仍有距离。

㈡ 关于新婚姻法的争议

1、目前我国没有新颁布《婚姻法》，现在生效中的依然是1981年1月1日起施行专的《婚姻法》
2、大家认知属中的“新婚姻法”只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13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㈢ 分析新婚姻法的社会后果

新婚姻法的出台，对我国社会产生三点影响：

一是家庭主妇数量将骤减

中国古代生产力不发达，主要依靠体力和手工劳动，故而形成了男耕女织的社会性别分工。《七仙女下凡》里的“你耕田来我织布，我俩好比鸳鸯鸟”，听起来就感觉非常幸福。但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想要享受这么简单的幸福是多么不容易。对于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三件事是事业、家庭和健康，过往很多女人为了成全和支持丈夫的事业，甘愿事业平淡，甚至完全放弃事业，做回织布做衣、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但是新婚姻法的出台，彻底打破了这些女士安逸的美梦，面对事业蒸蒸日上，忙于应酬，早出晚归甚至不归的丈夫，她们无可奈何。没有经济地位，在家里就没有地位，甚至到离婚，自己为家庭作出的巨大牺牲得不到任何补偿，净身出门，那个房子里很快又会有一位新女主人。试想，除非事前进行协议公证和登记相关财产，哪个女人敢冒此百害而无一利的风险？有一种可能，就是少数不熟悉婚姻法且没有见过“猪跑”的天真可爱女性。

二是离婚率将逐步赶超欧美

虽然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完备的一套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但是众所周知，中国人最善于学习新东西，从而也善于忘记老东西。物欲横流的时代，优秀的伦理道德传统已经被束之高阁。没有物质上的外在约束，没有伦理道德的内在羁绊，面对社会上的种种诱惑，男人主动要求离婚的几率将增大。一项离婚调查显示，44对婚外情中丈夫出轨为38对。在老婚姻法下，丈夫出了轨不愿意分割财产离婚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因此，新婚姻法将给不断高涨的离婚热潮添薪加柴，还怕火焰不高么？

三是计划生育问题将逐步淡出历史舞台

歌曲里唱孩子是爸妈甜蜜的负担，自从新婚姻法之后，这个负担将不再甜蜜，面对的将是赤裸裸的现实。由于没有财产分割的羁绊，孩子他爸变心出轨离婚的几率加大，而孩子他妈因为生育和带小孩，还要负责家里养护老人、做家务等工作而影响了个人事业发展和收入，当面临离婚，可怜的孩子要么失去亲生母爱，要么就跟着母亲过没有房子到处蜗居的清苦日子。基于女人与生具来的母性，考虑到这些后果，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受苦，故而会推迟生育甚至不生育。

㈣ 婚姻法司法解释争议：夫妻共同债务该如何认定

《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吴晓芳法官指出，《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出台的背景是夫妻逃债。但目前，出借人和债权人恶意串通情况亦时有发生，因此不少人认为该条过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吴晓芳法官提到最高法院给地方高院的两个函复：
一是（2014）民一他字第10号给江苏高院《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如何认定的答复》，内容为：在不涉及他人的离婚案件中，由以个人名义举债的配偶一方负责举证证明所借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证据不足，则其配偶一方不承担偿还责任。在债权人以夫妻一方为被告起诉的债务纠纷中，对于案涉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当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认定，如果举债人的配偶举证证明所借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其不承担偿还责任。
二是（2015）民一他字第9号给福建高院《关于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能否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复函》，内容为：夫妻一方对外担保之债不应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吴晓芳法官认为，夫妻共同债务对内对外应区别对待：对内，在涉及夫妻双方之间债务承担时，应适用《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无论夫妻双方谁做原告，都由借款方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该借款系基于夫妻的合意或用于家庭共同生产或生活，如果证据不足，则由其个人偿还；对外，在涉及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时，应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运用推定原则，债权人只要证明该借款系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即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于大额举债与“家事代理”，吴晓芳法官认为可参照浙江高院的做法，夫妻一方对外举债，在日常生活范围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超出日常生活范围的，举债一方或债权人应举证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经夫妻双方合意。
我们认为，基于第二十四条的推定效力，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可以根据需要追加配偶为共同被告，由其在此诉讼中对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进行抗辩与举证，法院对债务性质与配偶是否应当承担还债责任问题，统一作出判断；在民间借贷案件中未追加配偶的，债权人有权另行起诉要求确认其连带清偿责任，法院应按照上述原则处理举证与判断问题。

㈤ 婚姻法“二十四条”为何惹众怒

因为对女性不公平。虽然说是婚内财产，但是单方面欠的也算上去，所以很不公平。还是找另一半的时候看人品和对方的家庭。

婚前共同债务，离婚后也要共同偿还，这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果不是共同债务，又无法证明非一方债务，法院就会判共同负担债务。这个法律依据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作为最早批评“二十四条”的法官之一，湖北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王礼仁对“二十四条”的问题并不留情。他称“二十四条”为“癌症性”的，是“国家一级法律错误”。（2月22日《中国青年报》）

诚然，按照生活常理，男方单独借钱时，很少需要出示妻子知情的证明；女方独自借钱时，也很少明示老公知晓的书面材料。对于婚姻稳定的家庭而言，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对于那些婚姻走向破裂的家庭来说，却隐藏着一定的危机甚至阴谋。“二十四条”最被诟病之处就在于，一方需要负责承担另一方在自己当初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所欠下的债务，这种不对债权的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作考察的“债务分担指南”自然难以让被动负债一方心服口服。某种意义上，“二十四条”在这里分明又异化成了夫妻一方报复甚至陷害另一方的工具。

按理说，法律该修改时就要修改。如今，法官也站出来将“二十四条”定性为“癌症性”的，是“国家一级法律错误”。当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吐槽的队伍中来，或可言之，现在应是到了认真讨论和决定“二十四条”命运的时候了。

㈥ 为什么婚姻法24条争议不断

王锦兰离婚后不久，法院送传票的人登门造访了。她忽然成了欠人钱财的被告。她的父母是农民，不识字。看见法院的制服，他们还以为女儿犯了什么法。接到传票的王锦兰气愤地打电话质问前夫。前夫也不隐瞒，承认曾帮父亲向人借过300多万元。

29岁的王锦兰并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又不知情，也没花他们借来的钱，官司一定赢啊。”她甚至没有出庭，把所有的事情交给了律师。

判决书下来，她输了，需要共同负担债务。判决书上的一行字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

这份司法解释自2004年4月1日起施行。“二十四条”字数不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拒绝向命运投降

这些人的核心愿望，是废除“二十四条”。

因“二十四条”而负债者，并非没有成功摆脱的，但为数极少。在北京五道口附近的一家咖啡厅里，李秀萍麻利地从绿色的电脑包里掏出一本彩色打印的调查报告，指着其中一页里标红的小字说，“群里进入执行阶段的335人的案件中，只有1.8％翻案了。”

在她看来，靠个案的改变没办法解决“受害人”频繁出现的问题，“毕竟成功摆脱问题债务的人‘凤毛麟角’”。

李秀萍是“二十四条公益群”的发起人之一，也是群规的起草人。他们称之为“核心价值观”。

所有新人进群前，都被要求先阅读群规，如“本群坚决反对以拦轿喊冤的秦香莲形象代言群体受害者”。

当有人在群里一味地寻问解决自己个案的方法时，她会直言不讳地批评说：“遭遇‘被负债’，不是你的错，但是依然不思学习等待天降奇迹，继续法盲下去，以为能等到‘二十四条’自动废止的那一天，确实没必要入群。”

她希望呼吁带动更多的人，向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反映对“二十四条”的意见。她觉得这些人有发言权。

这个自称“曾经迷恋王尔德的老文青”，现如今被群友戏称为“特蕾莎修女式的人物”。

她把自己的身份定位是这个群里的“守夜人”，可也会被群友认为她“太过理性了”，甚至有点像个“外人”。

但在风平浪静的海平面之下，她的命运正在遭遇暗流。2013年，前夫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欠下300多万元的债务后离开。她负担的利息每天就要500多元。

如今，她的工资已被冻结，3个月没有领过1分钱。五道口附近的房子也已经被查封。她还患上了甲状腺恶性结节，靠着姐姐借给她的钱度日。

“所有的朋友都渐渐离开了我，当你‘被负债’后，如果还有朋友，只能说你负债还不够久。” 她面带笑容对记者说，“最后每个人都会怕你是来借钱的。”

可在一件事情上她不怕花钱。为了去游说更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她的包里总装着100多页批评“二十四条”的材料。重要的部分都被打成了彩色。

为了拿到3角5分钱打印一页的价格，她会特意跑到附近的清华大学校园里去打印，一打就是100本。版本总在更新，有时旧版的材料没有发完，新版又要打100本。

她不断告诉群友，要“修法”靠的只能是“笨拙的精神”，没有捷径，也没有“蛋糕”可分，“因为‘蛋糕’本身就不存在”。

在她看来，“历史中的受害者群体注定不是有形的”，只是起到黏合剂和混凝土的作用，黏合凝聚起真正能够撬动起各方资源的地方。“大家一起低着头走，也许走着走着就走出一条路来。”

群里的成员也确实在“笨拙”地努力着。

有人为了联系一位本职是医生的人大代表，就托关系找人挂号，连续两个月每周都去医生那里看病。

有人在联系上人大代表之后，纠结应不应该发个短信提醒一下，结果全天都陷入到内心斗争当中，当收到回信后，兴奋得“整个人都蒙了”。

还有人依然在坚持给法院的法官邮寄自己手写的信件，告诉他们“二十四条”的危害。其中一位寄信人的工资已经被法院“执行”，从1000多元的生活费中拿出钱寄信，两年寄出1000多封，最多的一天寄出了120多封。

“这是在人被毁灭时最卑微的表达，拒绝向命运投降的姿态，虽然不能扼住命运的咽喉，但至少表示个体没有投降。” 李秀萍说。

判出一条“生”路

李秀萍曾经给湖北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王礼仁写信，希望他把过去剖析“二十四条”的文章标题《判出一条路》改成《判出一条生路》。

作为最早批评“二十四条”的法官之一，王礼仁对于“二十四条”的问题并不留情。他称“二十四条”为“癌症性”的，是“国家一级法律错误”。

在王礼仁看来，作为司法解释的“二十四条”与《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是相对立或割裂的。法条中说：“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王礼仁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解释，在一方不愿偿还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又不承担相应举证责任的情况下，这就导致“婚姻关系是个筐，任何债务往里装。”

在他看来，真正要解决问题，只能是通过法律程序，废止“二十四条”，重新构建规则。或者“判例抵制”，即在处理夫妻债务案件时，抛弃或绕开“二十四条”推定规则，适用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第十九条和家事代理原则以及公平的举证规则判决。这样可使“二十四条”名存实亡。

现任长沙市雨花区检察院检察长马贤兴第一次知道“二十四条”的时候，也认定了它是有“原罪”的。

当时，他还在宁乡县人民法院当院长，一位基层公务员找到他说，前妻炒股赌博，欠了很多外债后“人间蒸发”，他却不断被告上法庭。一笔75万元的借款他实在无力偿还。

这位公务员不断申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案子发回重审，宁乡县人民法院迟迟没有判决。

宁乡县法院重审合议庭的意见是“借款金额较大且未用于家庭生活，应该为夫妻一方个人债务”，可当时的庭长并不同意改判。

马贤兴找来当时的庭长问她：“有法律依据吗？”

那位庭长拿出了“二十四条”。当他看到“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他惊讶极了。

“中国自古有‘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说法），用‘应当’怎么能这么草率呢？”他接着往下读，他又看见这条司法解释规定的两个“例外”情形。

后来，他把这两个例外比作“聋子的耳朵”，只有装饰价值，“这根本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情况”。

他当时主张，这个案子应该改判。庭长提醒他“这样改就要翻盘啊”。他的回答是：翻盘就翻盘，要实事求是。

他认为，一些司法裁判人员因为有了“二十四条”，抛开上位法，不去对债权的真实性、合法性、合理性作考察，直接机械地套用“二十四条”。

现在，马贤兴把“二十四条”的问题比作皇帝的新装。“‘二十四条’已经产生了这么多问题，有些专家学者还说没有问题，关键是放不下面子。”他说。

李秀萍比任何人都清楚，无论“二十四条”在何时得到修正，仍旧会有一批人“倒在黎明前”，只是人数多少的问题。

她不止一次告诉群友，要走完所有的法律程序，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案子就这样“死掉”，“只要能够撑到黎明，生活也许还能改变”。

实际上，不少人的财产已经被“执行”。很多人的后半生，注定要背负巨额债务生活。但他们在呼吁废除“二十四条”的时候，甚至比一些涉诉的人还要努力。

武汉的一位小学老师，刚刚进群的时候，只是想着是怎么去解决自己的案件，咨询有关专家。但看着群里那些像自己一样被“二十四条”框住的人时，她想这已经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了。

“适用‘二十四条’的案子越来越多，意味着里面可能有更多受害人。” 她说。

如今她负债百万元，带着两个孩子，一个月只有1400元的生活费。

这位教师表示自己的努力中也有“私心”：“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被‘二十四条’框住。要不然我都不放心她嫁人。”

对孑然一身的李秀萍来说，那套被查封的房子是一种寄托。

每次进门后打开灯的一瞬间或出门前锁门的一瞬间，她脑子里都会冒出自己瞬间就会流落街头的想法。

活在“二十四条”阴影下的近4年，她形容就像身处一个无法选择的长夜。

同道者纷纷告诉她，如果在大家的努力下，“二十四条”被废止了，他们还想继续做公益。但她想的是，自己其实不是喜欢扎堆儿的人，“希望我的余生还能有机会安心回归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简单活法”。

㈦ 《婚姻法》新解释争议多 看各地离婚案房产怎么分

2011年出台的东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案例多得很

㈧ 《婚姻法解释三》如何伤了丈母娘

在争论的焦点中有一种观点引发了我的思考。 都是房子惹的祸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只有寥寥十九条规定，但是上述的争议只缘于其中的两条：第七条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十条 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寥寥数百字，之所以引起全国百姓的大讨论，就在于“不动产”三个字，在婚姻中最重要的不动产，莫过于房产，如果再加一点，那就是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婚房”。 现在，房价居高不下，让一对年轻的夫妇靠自己的本事刚结婚就有房子，一般人还真办不到。所以为了自己的孩子，现在父母为子女准备“婚房”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婚房”就是父母为子女传承下来的最大财产，如此大额度的资产流转，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都是休戚相关的。 各方对“新婚姻法”议论纷纷，其中一种观点征得许多人的认可，那就是“父母买房没儿媳妇的份了”，按照这种说法已婚女性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离婚进行财产分割，不啻于“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觉，就像古代被休的女性一样，“净身出户”，实在是不公平。 通过与法律原文的对比，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法律规定的“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中的“子女”二字，一到社会上，“女”字悄然消失，很多人不自觉地视其为夫家父母为儿子买房子，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 如今在中国，许多地方结婚时仍然是男方买房，女方一般出装修的钱或嫁妆。但随着房价的上涨，父母往往倾注全部或大部分积蓄为孩子买房，一般也不会与子女签署书面协议。如果离婚时一概将房屋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势必侵害出资购房父母的利益。 而且在当下社会，经济收入的多寡再也不是以体力大小来衡量，男女之间的收入虽不是已完全一致，但也没有明显的鸿沟。在职场中“男女同工同酬”已经成为法定原则，不许企业违反。 在家庭领域，至少从法律层面而言，“男女平等”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在诸多法律法规中均有所体现：《婚姻法》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继承法》第九条也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女性在家庭中，至少就法律层面而言，已经具有了和男性一样的权利，并不存在“男尊女卑”的情况。 所以说，把“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七条所规定的“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的规定，理解为“父母给儿子买房媳妇没份”，就说法律偏袒男性，这种观点是有失公允的。 法律的公正在于规范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其实就法律条文来说，法律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失当之处，其中的财产处理原则很多都是借鉴其它法律的基本原则。 比如：“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适用的就是《合同法》和《物权法》中的赠与规定。当然，该条此次在新解释的突破在于“婚后”二字，强调了尊重赠与人意愿的立法宗旨，突出了赠与的真实意思。 第十条规定的“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离婚时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适用的是《物权法》的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的相关原则。 关于不动产分割的原则也是一样适用《物权法》中的财产分离原则，根据多个当事人对财产的付出比重，比例最大的获取所有权，房子虽归于夫妻双方中的一人所有，但是也必须向另一方支付必要的补偿，毕竟房子并不完全是所有人出资的，需要对其它的一部分进行补偿，维护夫妻双方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 毕竟，“婚后父母给买的房子，另一方无权分割”明显不是针对男女一方的，而是针对男女双方的，不仅是儿媳妇不能分公婆的财产，而且上门女婿也不能分丈母娘家的财产。 在社会调查中，也有许多人对此表示赞同，认为是给那些‘想在宝马车里哭’甚至想嫁‘富二代’、‘官二代’的女孩当头一棒，让她们清醒，如果房子、家庭背景成为首要考虑因素，最后合不来离婚，还不是‘净身出户’”，在一定程度上能抑制“傍大款”这种扭曲的爱情观，如果一起奋斗的婚姻不牢靠，那么坐享其成的婚姻更加不牢靠。 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 不过从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男女平等”并未真正成为现实。尽管在职场领域中，女性遭受歧视的现象已经大幅度减少，但是在家庭领域中，男女之间的地位并不平等。 举个简单的例子，尽管《继承法》中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但是在一般的继承中，“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如果家中有女又有子，那么女儿一般很少从娘家取得继承财产的权利，而父母在其遗嘱中也鲜有把女儿列为其遗产继承者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很多人认为“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的规定，理解成“父母给儿子买房媳妇没份”，因为现在的社会现实，是大多数情况下婚房由男方父母来埋单。 但是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改善。现今的“80后”大都是独生子女，父母给女儿买房子并不少见。该司法解释对此进行的规定，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厘清父母所赠与不动产的属性，实现在婚姻财产关系上的形式平等。 可是，在我们的观念中，我们更重视的是实质上的平等，但是在具体的案件中，难免会有各种意外情况发生，没有绝对的正义，只有相对的公平。当婚姻成了“最小的合伙制股份公司”，当现实与功利骤然成了婚姻的主题，以至需要以司法解释来规制一年过百万的婚姻财产纠纷，实在是一种社会的悲哀。 前一段时间网络微博上热传了一段老大妈的评价：“说新婚姻法不好的女人都是没本事的女人，说新婚姻法好的男人都是想离婚的男人，好好过日子的哪用得着婚姻法啊？”的确，感情才是婚姻关系最宝贵的财富，没有感情的婚姻，争到最后也是没有赢家的，不是吗？（文/刘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