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中市场退出法

1. 经济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2000字论文

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首先是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与此相联系的必然是经济管理者 ——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变，即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由主要直接参与经济竞争转向为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上述转型的成功推进必然带来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生存方式的彻底转变，即从听命于行政机关，被动执行政府计划的附属机构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经济转型也包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即从片面强调量的扩张转为重视质的提高，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转向实现人、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增长。
经济转型似乎是“无形之手”高歌猛进，攻城掠地，“有形之手”步步退让，一败涂地，一切以市场化为价值取向。但是，市场经济本身能否自发形成，经济转型能否完全依赖市场自身的力量自动实现呢？我们所追求的经济转型的目标果真是市场之手独霸天下，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所谓自由经济吗？如果不是，又该如何实现经济的成功转型？经济转型后的目标体制又该是怎样的昵？
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由于新的经济体制尚在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之中，旧的经济体制和观念尚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新旧体制的冲击和对抗，使经济领域内暴露出来的矛盾，盘根错节，错综复杂。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经济成功转型的基本前提，而每个矛盾的解决都离不开经济法思想的指导，离不开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一、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模糊，急需按经济法理念重新定位
政府改革的滞后，是我国经济转轨进程中面临的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政府机构改革不尽如人意，政府职能转变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理论认识上的模糊不清，没有彻底解决国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正确定位。改革开放前的政府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都由政府管制，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行政管理关系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企业和个人完全丧失了主动性、创造性。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那种认为政府应当彻底退出经济活动领域，只当守夜人，一切交由市场的论调一度博得多方喝彩。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我们常常是非此即彼，国家不是“越位”，就是“虚位”，总是很少“到位”。
当前，我国的改革面临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挑战，这是一个更为深刻、更为复杂的改革新阶段。经济转型要求构建现代产权关系，社会转型需要形成新的社会利益整合机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在实现权利的多次分离后，国家成为集多种身份和多种职能于一身的集合体。具体来说，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应是三重身份（行政管理者、经济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三种职能（行政管理职能、经济管理职能、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实现三次权利分离（行政管理权与经济管理权相分离，经济管理权与国有资产所有权分离，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或法人财产权相分离）。国家以不同的身份，行使不同的职能，就会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正确认识由国家参与的各种不同法律关系的性质，才能准确适用法律，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同时我们认为按照经济法基本要求，不仅要实现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还在于要实现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变，从依赖行政命令转而依靠法律保障，遵循经济法律制度行使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历史性跨越。
二、经济的二元结构特征显着，城乡、地区矛盾的解决有赖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国经济存在多重二元结构性矛盾，其中最突出的表现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反差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地区差异。城乡、地区矛盾的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结构性障碍，如何化解矛盾不仅是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首要课题，而且已上升为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
经济法既服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尊重市场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又强调国家应当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正确的作用，它把“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辩证地统一起来的特征显示其对于解决城乡、地区二元矛盾天然地具有优越性和独到性。
针对当前农村中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财政投入严重不足；违法侵占农民土地，任意降低征地补偿标准，漠视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生活安置以及农民负担过重，乱集资、乱摊派屡禁不止等问题，从完善以下三个方面的经济法律制度入手，有助于构建规范的、持续长效的缩小城乡差别的法律机制。
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财政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划分不清晰，权利与义务不明确，导致财政支出责任不落实，上下级政府间一事一议，讨价还价现象较为常见。而且，目前我国普遍实行的市领导县的财政体制，客观上使得农村社会经济资源、资本更主要地是被城市所汲取，加剧了城乡二元分割。行政长官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驱动与财政支出法律规范的缺位，往往使农村成为最终的牺牲品。所以，首要的是要建立科学完备的财政法律体系，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支出责任和税收划分规则，确立覆盖城乡的统一的公共财政支出原则，强化市以上各级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社会保障的支出义务，规范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把城市返哺农村的各项制度具体化，才能从根本上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
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土地承包法》，明确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并赋予权力保护以可诉性。2003年新的《土地承包法》虽然对于保护农民长期、稳定的土地承包权，限制土地发包方滥用权力等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仍然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首先，确权工作严重滞后，估计有约30%的农户仍然没有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权属登记进程的滞后，导致大量土地承包纠纷只能适用土地承包合同，弱化了土地承包权的物权性质，客观上助长了发包方任意毁约行为。其次，侵害土地承包权的责任形式单一，法律责任轻，违法成本低。根据承包法第54条，侵害土地承包权的只是承担“停止侵害、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几乎不用承担刑事责任。而所谓的民事责任，由于侵害方主要是村、乡集体组织，也几乎难以得到实际执行。最后，权利救济渠道阻塞，可诉性差。长期以来，许多基层法院拒绝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1999年最高法院出台有关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司法解释后，虽然规定应当受理，但是许多地方对土地承包这一典型的经济法律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仍然纠缠于该法律关系到底是民事法律关系还是行政管理法律关系的争论而不能自拔，其结果是牺牲了广大农民应当得到国家司法救济的正当权力。
最后，应当建立和完善农业税收法律体系，规范各类涉农收费。乱收费、乱摊派之所以屡禁不止，源于我国农村税费名目繁多，包括农业税、附加税、特产税、屠宰税、“三提五统”、教育集资以及以资代劳款、地方行政劳务收费、地方行政性收费等等，而这些税费的征收依据主要是税收行政法规和各级政府决定，对收费项目的创设权限和程序没有法律约束，现有的有关农村税费的规范性文件位阶低，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逐步推进，在条件成熟时，以最大限度减轻农民负担为出发点，以统一的涉农税法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规范农村基本分配制度，才能从制度上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我们再来看区域差别。为了缩小东、中、西三大经济区域间的差距，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开始贯彻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方针，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随着经济转型的推进，国家职能的转换，公共财政体制的确立，除大型基础设施外，中央政府势必改变以往直接投资设厂的支援模式，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将成为必然选择。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实行分税制国家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普遍做法和基本方式。它是基于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的纵向不平衡及各地区财政的横向不平衡所产生的，是国家为了实现区域间各项事业的均衡发展而采取的一项财政支出制度。实施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通过中央财力的转移分配来调节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达到运用财政分配职能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
但是，我国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税收返还以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为依据，从而把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分税制财政体制中，未能体现财政均衡原则，也与设置转移支付的基本目标相违背；中央对地方的专项拨款补助缺乏规范的法律依据和合理的分配标准，与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的原则不相适应。另外，财政补助分配透明度低，随意性大，监督约束不足也亟待改变。所以，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前提下，有必要制定转移支付法，明确财政转移支付的原则、目标和形式，制定科学合理的计算标准，形成一整套规范的监督约束机制，才能充分有效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平衡区域间差别的作用。
三、市场经济秩序混乱，行政治乱应让位于依法治理
经济转型经常伴随着经济秩序的混乱。市场本身不能自动产生良好的秩序，秩序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必须也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企图单纯依靠民事法律制度，依赖市场主体的自我约束就能达致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是对市场迷信式的崇拜，注定是水中月、镜中花。营造良好的经济秩序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而政府也必须改变以往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一时的暴风骤雨只能冲走地表的浮土和污秽，却无法冲跨滋生混乱的深层土壤，更不能培育出一个井然有序、生机勃勃的万花园。

2. 悬赏:“新旧破产法的区别”七点变化

我国《破产法》从1994年开始起草到2006年最终出台，经历了整整12年。法律起草的过程，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育成长的过程。在起草过程中争议的焦点问题，也是中国市场经济成长过程所遭遇的难点所在。“最终，市场取向、新的制度设计与可操作性成为了新出台《破产法》的精髓。”
新旧破产法的比较8点变化
1、 扩大法律适用范围。
原企业破产法只是适用于国有企业，而新法适用于所有的法人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与法人型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有限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甚至金融机构。这意味着破产不再是国有企业的“专利”，所有企业将平等地受到同一“劣汰”法则的约束，同时，政府基本退出破产事务，转而交由市场解决，这意味着国有企业的破产将从“政策性破产”走向市场化破产，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不复存在。
2、 引进“破产管理人”制度。
新企业破产法引进了企业破产“管理人”制度，对促进债券交易的公平、公正和客观，充分保障破产债权人的利益都有着积极的作用。“管理人”制度有别于原破产法确立的由政府组成的清算组来承担各种破产事宜的机制以前的制度安排中，政府清算组人员处置企业破产不很专业化，还带有政府干预的色彩。新破产法按照市场化、专业化的原则来确立了“破产管理人制度”。
按照规定，管理人可以由有关部门、机构的人员组成的清算组或者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担任。管理人由人民法院指定，并接受债权人会议的监督，不称职的管理人，债权人会议还有权要求人民法院更换。这意味着企业破产清偿管理人承担企业的各种破产事宜，将能减轻人民法院保全企业财产的负担，也能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3、 新的破产法强调债权人自治，强化了债权人会议的职权，新创设了债权人委员会、债权申报、债权人会议，清算和重整程序当中都强调了、强化保护债权人利益。
4、 规定“破产重整”制度。
第一次引进了国际上破产法的最热门的潮流——重整制度，使得破产法不仅仅是一个死亡法、清算法、市场退出法，而且还是一个恢复生机法、市场主体的复兴法、拯救法与再生法。通过合法合规的专业化的重组，使企业获得新生，也使得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得到尽可能的保护。新破产法明确规定了重整的相关法律程序以及重整过程中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关系，这是我国经济法的一个较大突破，也是国际化的一个表现。
5、 首次写入跨境破产。随着全球资本流动加速，跨国投资大量发生，由此一个国家的破产裁决会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产生重要影响，基于这种考虑，新企业破产法规定，“依照本法开始的破产程序，对债务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财产发生效力。”同时，对于外国法院的破产裁决，在互惠、有司法协助或国际公约的条件下，中国法院也裁定承认和执行。这对在我国的海外上市公司，以及将来中国上市的外国公司，提供了一定的法律支撑。
6、 新的破产法强调对于欺诈性破产的预防与打击，在《债务人财产》这一章特别规定了可撤销的行为和无效的行为，为预防和阻止恶意破产、欺诈性破产做出了更严格的规定。
7、 强化破产责任。新企业破产法关于破产责任的规定和新《公司法》、《证券法》规定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应尽的注意义务、勤勉尽责义务，违反以上义务致使所在企业破产的，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刑法修正案(六)》也规定的虚假破产罪等，规定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相应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8、 重视对职工利益的保护。新破产法首次提出了劳动债权的概念。界定了担保债权和职工债权在清算中的清偿顺序问题，用中国式的智慧解决了这个在立法起草中争论极大的问题。即以破产法公布之日为界限，在公布之日之前劳动债权优先于担保债权，在公布之日之后担保债权优先于职工债权。充分考虑了中国特殊的国情，国际的经验以及金融债权人和广大储户利益的风险与安全等多方面的因素。

3. 市场经济有哪些弊端经济法是如何克服这些

理论上来说，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依赖于一下几个基本假设：
1、每个买方和卖方都没有议价能力，都是价格的接收者；
2、市场上商品完全无差别；
3、买方与卖方进入或退出市场完全自由；
4、没有任何信息不对称。
不难看出以上几个假设在现实生活中完全无法被满足，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所以仅依靠市场机制调节经济生活是不够的，适当的政府干预有利于矫正市场经济的无效性，促进经济发展。而法律规范就是政府干预的重要形式之一。
经济法中有很多相应的体现，比如，《合同法》中规定对利用市场优势地位签订的显失公平的合同可被撤销，就防止了买卖双方滥用议价能力的情形；《证券法》中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规定减弱了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反垄断法》对于垄断性质的收购的限制保护了买方的市场地位等等。

4. 浅谈如何认识经济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

《公司法》、《票掘法》、《保险法》一般归入商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人民银行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按划分属于经济法。
在上述法律之中，可以看到在商法当中有经济法的内容，在经济法当中存在商法的规则。比如，我国《公司法》的立法宗旨即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商法目的与经济法目的的结合该法第1条规定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制定本法。对公司的规范和对公司、股东、债权人的保护，体现了商法的个体性，而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则反映了经济法的社会精神。在具体规范方面，《公司法》有关公司转投资的限制(第12条)、股份转让的限制(第147,149条)、对公司则务会计制度的强行性规定(第174 ,175 ,176条等)，《合伙企业法》关于合伙企业的设立、入伙、退伙时的登记规定(第15,16,56条等)，《票掘法》关于木票出票人资格审定的规定(第74条)、关于票掘管理办法的规定(第110条)，《保险法》关于限定投保、公平竞争以及对保险业监督若理的规定(第6,7,8条，第五章)等，已经超越了纯粹商法以自由、便捷、个体安全为特征的范围，而自然进入到社会秩序、社会安全的经济法领域。但是，在这此法律当中，社会经济秩序和安全的保障首先要建立在个别经营者地位确定和行为规范基础之上。作为经济法主要法律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1条)。该宗旨的特点是先考虑社会经济秩序和公平竞争，再考虑对经营者和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体现了由社会而个体的经济法作用过程。类似的立法宗旨还表现在《产品质量法》、《税收征收税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当中。
经济法强调社会性和整体性，以建立整体秩序为目的，在此过程中，对特定主体违规行为的制裁，是对不特定主体利益的保护，也是对社会利益的保护。但是，保护对象也并非都是不特定的。对特定对象及其行为的规范和保护，则体现了商法内容。这在具体规范方面，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第20条)，《产品质录法》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第四章)，《税收征收税法》关于向纳税人退税的规定(第 30条)，《房地产管理法》关于房地产交易的规定(第四章)等，是从保障政府管理、秩序建立、社会利益平衡的基础上考虑对个体利益的保护规则，而这此规则，已经涉及商事法的内容。
当然，上述两种现象也不是绝对的。也有较为纯粹的分属商法和经济法的制定法，少于不过多地涉及对方的内容，比如《海商法》就属于较为纯粹的商事法，而《人民银行法》则属于比较纯粹的经济法。此外，有的法律在立法时就已经设计为结构性倾斜，以矫正现实当中的不平衡而具有了经济法特征，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四、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从经济法的概念引入我国，其与行政法的关系就是争议焦点一些研究者认为经济法是经济行政法引、行政法是规定国家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的总称。在过来因素上，行政法与经济法有所联系。但是在具体调整对象、性质、功能等方而，行政法与经济法有所区别。
(一)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联系
经济法调整的社会性经济关系，包括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是具有若理因索的经济关系。行政法所调整的行政若理关系，也是具有公里因素的行政关系。现代行政法具有规范、限制行政权力，防止行政机关滥权的作用，这与经济法通过社会利益矫正政府缺陷具有相同的理念。另外，经济法采取强制性与倡导性的调整方法，行政法也采取此类调整方法。
(二)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首先，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不同，经济法调整的是社会中经济关系，即或是具有管理因素的经济关系，这种鼓励因素也并不完全来源于政府行政管理，还包括行业自律管理，并且管理的目标、在于社会利益最大化，因而管理结构呈现关联中性，即管理对象与管理目标之间具有关联性。行政法调整的是行政管理关系，主要是行政机关设置、行政人员选拔、考核、升迁等管理 ,即或涉及到经济管理，也是从行政职权和行政程序角度加以规范的，是典型的纵向自线关系。
其次，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以实现社会经济利益和社会平衡协调发展为目的;行政法是国家本位法，以实现国家利益为宗旨。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一般认为两者具有同一性，但是作者研究的结果并非如此，而是两个具有联系也有区别的独立利益，由于该问题较为复杂，将另文论述。第三，经济法具有社会法属性，而行政法是典型的公法，第四，经济法的内容主要是竞争法、消费者法、市场规制法、宏观经济调控法等实体性法律;行政法的主要内容是行政许可、行政救助、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程序性法律。
五、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之间的内在联系
民法是典型的私法，商法是具有公法因素的私法，经济法是具有公法因素和私法因素的社会法，行政法是典型的公法。按照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的排列顺序，从民法到行政法，私法属性不断减弱，公法属性不断增长。从行政法到民法，私法属性不断增长，公法属性不断减弱。其中，以社会法为纽带，私法属性与公法属性的消长变化，说明法律对于社会关系的调整，分别有自身的任务和功能，并显现出相继联结的内在联系。在法律系统中，结构的和谐影响到功能的优化。这种内在联系说明，法律部门的划分是相对的，不同法律部门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相互不能替代，相互也不能割裂。

5. 经济法的三大原则是什么

经济法三大原则包括社会本位原则、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一、社会本位原则

社会本位原则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由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经济法把社会本位作为自己的调整原则，就表明经济法在对产业调节、固定资产投资、货币发行、价格水平、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产品质量控制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关系进行调整时都必须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与此同时，任何市场主体，在进行市场行为时都不能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否则，也是对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背离。

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

（一）公平原则

经济法上的公平，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主体地位平等。主体地位平等是经济公平的前提条件，无主体地位的平等就无公平可言。

2、交易机会均等。交易机会均等是经济公平的基本内容。它一方面要求经济法所提供的交易机会必须向所有经济法主体开放，另一方面要求经济法不得为某一或某些主体提供独占市场的机会。

3、权利义务对等。权利义务对等是经济公平的核心内容。经济公平要求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对等是权利和义务在数量上等值性的必然要求。

（二）效率原则

同公平原则一样，效率原则也是经济法的重要原则。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公平、自由、正义、有序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高效的社会。没有效率的社会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一个理想的社会。

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公平效率，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只要效率而不要公平，最终会降低效率；只要公平而不要效率，这种公平也很难维持长久。

三、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可持续发展，反映了当代人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生存环境和发展的反思，表达了当代人的一种发展观，也反映了当代人的超前意识和忧患意识，以及当代人的社会责任感。

6. 经济法体系的经济法体系的内容

(一)国内经济法体系内容的学说
由于国内学者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性质等的不同认识，经济法体系的内容也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经济法体系应包括两个子部门，分别是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两分法”)。市场规制法主要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产业结构调控法、财政法、税法、金融法和对外贸易管理法。
有人认为，我国应建立一个全面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市场经济法律部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应由以下三个模块组成：市场立体法、市场行为法、市场宏观调控法(”三分法”)。
有人认为，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发展变化的，因此经济法体系的内容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多层次的，门类齐全的经济法体系。经济法体系应由以下四部分组成：企业组织管理法(调整在企业设立、变更、终止和企业内部管理过程中的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市场管理法(调整在市场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宏观调控法(调整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以及社会保障法(调整在社会经济保障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四分法)。
还有人认为，在传统经济法体系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建立的新经济法体系应当是多样性与统一陛的统一、稳定性与变通性的统一、现行性与超前性的统一、国内性与国际性的统一，认为经济法体系的内容应为计划法和反垄断法构成。
从以上这些观点，可以看出，学界对于经济法体系的内容，主要是从两点入手，首先将不属于经济法的法律规范从经济法体系中排除，第二是解决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如民法、行政法)的关系。
(二)经济法体系的内容的划分
经济法体系不能像从前那样庞杂无章，越大越好，无所不包；而应是一个紧凑、严密、有逻辑的体系。经济法体系具有层级结构，从上述介绍的学界观点可以看出，无论是”二分法”(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三分法”(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和市场主体法)、还是”四分法”(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市场主体法和社会保障法)、都将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体系的内容，有争议的是市场主体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归属。下面笔者对市场主体法和社会保障法是否应当包括在经济法体系中进行分析。
首先分析经济法体系是否包括市场主体法。我们从经济法主体说起，经济法主体，指的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依法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社会主体。通常，将经济法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在经济管理、维护公平竞争、组织管理性的流转与协作等法律关系中享有一定的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一类是指相应的参与经济活动的组织如企业等等。前一类属于行政法管理，后一类，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具体就是指在市场上从事生产和交换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在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中，企业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的资格实际上是由民商法来确定的，《民法通则》第36到53条的规定，确立了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法人等市场主体的资格就是一个强力的证明。由此，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中的主体，并不需要市场主体法来再度确立。至于如何规制市场主体的行为，则在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因此，如若将市场主体法定位于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也是多余的了。如上所述，笔者认为不需要在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之外再设置一一个单独的市场主体法。
其次分析经济法体系中是否包括社会保障法。正如前面讨论过的，经济法体系是指由一国现行的经济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分类组成的系统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也就是说，经济法是着重解决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经济问题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它的确与经济法密切相关，但是，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与经济法的宗旨和调整对象都不同，它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
社会公平，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客观产生的一种需要。社会公平体现在经济利益方面主要是社会成员之间没有过份悬殊的贫富差别，即所谓”不患贫患不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机制与竞争机制相联系，必然形成社会成员之间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均等，甚至收入相差十分悬殊，强者成为富翁，弱者陷于 境。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就需要运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通过提供社会保障措施，通过对社会成员的收入进行必要的再分配调节方式，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适当转移给另一部分缺少收入的社会成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缓和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我国2001年在官方文件中提出了建立社会法，这是一个用来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和福利而形成的新部门。通过上述对社会保障法的分析，社会保障法应当属于社会法的体系，而不是经济法体系的内容。
通过上述分析，经济法体系的划分宜采用二分法，即市场主体法和社会保障法不属于经济法体系的内容，经济法体系由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这两个法律部门组成。

7. 经济法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

经济法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处理，应该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弥补市场不足。

8. 经济法的主要内容包括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

二、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在讨论两者关系之前，笔者认为应先谈一谈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因为市场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进和维系自由、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所以，在一定层面上，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可以反映出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市场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作用机制是与宏观调控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
首先，市场竞争是宏观调控的基础。竞争首先是市场的竞争，没有市场，宏观经济调控就没有了对象和基础，就失去了运作的机制和生效的中介，如果宏观调控不立足于市场，则是一种盲目的，形而上学的调控，就会失去立足的根基。而且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所在，要发展市场经济关键是鼓励和维系市场竞争。另外，宏观调控还受到市场竞争的制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社会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它是第一性的、基础的。只有在市场调节无法起作用的领域，才有必要实施宏观调控，凡是市场可以竞争的，就没必要进行宏观调控。此外，宏观调控的目标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因为市场竞争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基本途径。
其次，宏观调控是市场竞争的条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由主义经济，它内在地要求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通过对市场运行进行调控，可以克服市场波动和大起大落，保证经济运行稳定，而市场主体也只有在稳定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进行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宏观调控还对市场竞争范围及竞争目标进行调控，规定在哪些范围可以竞争，哪些范围不允许市场竞争，那些竞争是无所谓的、无益的，哪些是必要的、要加以鼓励的。此外，由于市场主体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私利主体，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部分市场主体竞争的不自由，而这些问题是市场竞争自身无法解决的，宏观调控的实施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些问题，实现社会实质正义。

9. 经济法概念

对经济法概念、对象、体系的再认识
石少侠 （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内容提要】在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法制日趋完善的新形势下，必须重新认识我国经济法的概念、对象与体系。基于对传统的经济法基本理论的深刻反思，我国的经济法应以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以宏观调控法、市场管理法、资产资源管理法及涉外经济管理法等为基本框架，从而构成我国经济法的科学体系。
【关键词】经济法、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经济法体系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法制的日趋完善，为经济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迎来了中国经济法空前发展的新纪元。在新形势下，反思过去，面对现实，展望未来，对经济法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必然会形成某些新的认识。为进一步促进对经济法基本理论问题的研讨，笔者拟就经济法的概念、对象、体系等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略抒浅见，以就教于法学界同仁。
一、关于经济法的概念
经济法的概念是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是经济法学体系和结构的支柱，也是经济法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能否科学地揭示和界定经济法的概念，不仅关系到经济法理论框架的构筑，而且直接决定着经济法能否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因此，对于经济法概念的揭示与探讨，是经济法学研究不可回避的、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圆满的解决，无论经济法在形式上是如何的繁荣，在实践中是多么的重要，其结果都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
有鉴于此，自经济法概念被引入我国后，二十年来，对经济法概念的研讨始终是我国经济法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所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人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经济法的概念作出了种种不同的界定，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法学说。（注：对经济法概念的不同认识，形成了种种不同的经济法学说，举其要者，大致有三，即“纵横统一说”、“经济行政法说”、“学科经济法说”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渐完善，某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颇有影响的经济法学说已经逐渐地被放弃。顺应时代的潮流，经济法学家们对经济法的概念又重新进行认识并另行作出界定。
尽管经济法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因素错综复杂，但考察经济法概念产生的历史过程，在笔者看来，对经济法概念的认识实际上就是对既存法律的一种分类和再分类的活动。在大陆法系国家，经济法概念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法律突破了传统公法与私法分类状况的认可与折衷。由于资本主义垄断的形成，为了适应国家对经济的统制，同时也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秩序，资本主义国家从对经济活动的自由放任并依靠“看不见的手”来调整经济关系，开始走向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国家干预。与此相应，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先后颁布了大量的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这些法律的出现，一方面打破了传统的私法自治的局面，使私法关系渗透了国家干预的痕迹；另一方面，也突破了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传统理论，使公法融入了对私权关系调整的内容。这种法律性质及其内容的演变，被法学家们概括为“私法的公法化”。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法律性质及其内容的变化，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家们将那些介于传统公法与私法之间的法律概括为“经济法”。由此可见，无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产生的动因如何复杂，表现在法理上，则是因应变化了的法律，对原有法律体系的一种重新分类活动。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的出现虽然也是对法律的重新分类，但其产生的基础却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天壤之别。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管理国民经济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职能，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无时无刻不在参与、干预和管理着社会经济活动，甚至具体到某份经济合同。加之社会主义国家不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因此，规范国家行政活动的行政法最大量的是国民经济管理法规。这种情况在以行政法作为典型公法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不可思议的，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行政法所不能包容的。尽管我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干预和管理社会经济的手段、方式和程度有了根本的变化，但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决定了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介入和干预的程度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比拟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的出现，同样是对传统法律分类的再分类，但这种分类的基础不是对公法与私法划分的折衷，而是对内容庞杂的行政法的再分类以及对其他相关法律的重新概括。
综上可见，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都意味着对法律体系的重构。既然经济法是法律重新分类的活动和结果，而法律分类又是一种人的主观抽象概括活动，那么，在对法律重新分类的过程中，基于主观认识的不同，对经济法概念的理解就必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对经济法概念的认识本身就是对法律的重新分类，但这种分类绝不是主观的随意活动，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对已有科学分类的充分尊重，而不是随心所欲的归纳和概括。否则，经济法就永远无法获得应有的独立地位。
纵观我国经济法概念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对经济法概念的认识不仅受制于经济体制，而且还受制于法制的发展水平。首先，对经济法概念的认识受制于一定的经济体制。在我国，虽然经济法的概念被正式接受至今仅仅有着20年的历史，但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产生着对经济法概念的不同认识。在计划经济体制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下，产生着“纵横统一说”等经济法学说，而且这些学说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亦不无道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也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法学说，目前经济法学界正在致力于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科学的经济法学说的建立。这一状况恰恰证明了经济与法的关系，表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其次，对经济法概念的认识还受制于法制的发展水平。在我国《民法通则》及一些重要的商事法律尚未出台前，对经济法概念的认识存在着极大的随意性，有些经济法学说无节制地扩大经济法领域，将传统民法与商法的内容视为经济法，有的甚至主张用经济法取代民法。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无法使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相反还导致了法律学科与法律体系的严重混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中国法制建设的步伐。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日趋完善，特别是随着我国《民法通则》及一些重要的商事法律的制定与颁布，那些“大经济法”的主张及“综合经济法说”等观点都相继退出了法学舞台，也相应地净化了经济法理论。我们认为，除了内容庞杂且没有统一法典的行政法外，凡是在我国法律体系中业已被确定地归属为某一独立法律部门的法律，都不应再列入经济法的范围。不仅民法如此，商法作为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其独立性亦应受到经济法的尊重，也不宜纳入经济法的领域。否则，经济法就无法摆脱“综合症”的困扰，难以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法制建设的发展与法律体系的完善，我国的经济法理论研究亦日趋深化，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经济法就是调整国家（政府）干预或管理社会经济关系之法。尽管在具体的认识和表述上仍有差异，但在原则问题上可以说已经形成了最基本的共识。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我国的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在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国家干预或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法律表现，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
二、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毫无疑问，经济法的概念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密不可分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任何对经济法概念的定义都直接源于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研究实质上也是在深化对经济法概念的认识。在逻辑关系和认识顺序上，定义本应结论于对事物本质的揭示之后或同时。本文对经济法概念所作出的定义同样不能违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般规律，只是为了叙述的便利，才将对经济法定义的结论交待于对调整对象研究的过程之前。
把有无独立的调整对象作为划分法律部门的主要依据，是为法理学所确认的一项普遍适用的原则。因而，经济法要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必须有其独立的调整对象，即特定的经济关系。从经济关系的法律性质上考察，以经济为内容的社会关系可以分为两类，即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和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由民法和商法统一进行调整，这就从立法上排除了经济法直接调整此类关系的可能性。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就只能是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亦即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在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发生于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以行政管理性为其基本特征，可以把它简单地概括为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
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发生在经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根据在此类关系中经济行政机关有无上下级之间的隶属性，还可以将这类关系细分为两类，即不同层次的经济行政机关之间的隶属关系和不同职能的经济行政机关之间的业务范围上的管理关系。前者即上级经济行政机关与下级经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上级税务机关与下级税务机关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是由于职能分工的不同，某一政府机关在业务职能上与其他政府机关之间发生的管理关系，如财政机关的决定对同级政府机关的约束。第二类是发生在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根据引发此类关系产生的政府行为的不同，可以把这类关系细分为两类，即因抽象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管理关系和因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管理关系。前者是特定政府机关向市场主体实施抽象行政行为所形成的管理关系，如特定政府机关向不特定市场主体颁发的行政法规或规章；后者则是特定的政府机关按照法律规定并依其职权向特定市场主体实施具体的行政行为所形成的管理关系，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者的处罚。就上述两类行政管理关系的性质而言，第一类行政管理关系中的上下级隶属关系并不都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有的是行政法的规制内容；而第二类行政管理性的经济关系则是经济法的主要调整对象，并构成经济法的基本内容。
要正确认识由经济法调整的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性质，必须澄清以下问题：
首先，必须搞清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与行政隶属性经济关系的区别。有的同志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为行政隶属性经济关系，或者认为隶属性是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注：李中圣：《经济法：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1 期。）我们认为这种概括并不确切。如前所述，严格意义上的隶属性只存在于上下级经济行政机关之间，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并无隶属性可言，存在的只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我们认为将经济法调整的对象概括为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较为准确。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不仅包括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包括那些应由经济法调整的具有行政隶属性特征的经济关系。
其次，必须搞清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与国家经济管理关系的联系。有的同志认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经济管理关系，管理主体包括国家机力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注：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07～213页。）诚然， 广义上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可以具体化为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职能活动，也就是说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是绝不能因此便得出国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都是经济管理机关的结论，更不能把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活动看作是经济管理行为。国家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活动由宪法、诉讼法和有关的组织法等予以调整，此类关系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无干，不能混为一谈，否则必将重蹈“大经济法说”之覆辙。国家立法机关主要是以经济立法的形式去表现和实现国家的经济意志，要实现国家权力机关的经济立法意图，离不开政府的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也就是说国家的经济管理活动都是由政府来完成的，都要转化或表现为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因此，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国家经济管理关系实质上就是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
再次，必须搞清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与市场主体行为的联系，即与平等主体关系的联系。有人认为既然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既然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应由民商法来加以调整，经济法就不应涉足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市场关系，其实这是不应产生的误解。必须看到，经济法所调整的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基础就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市场活动。一般说来，只要市场主体的行为在民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就可以排除经济法的介入，而由民法来加以调整。在民法调整的范围内，主体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权。但当市场主体的行为超出了民法调整的范围，导致市场机制失灵、民法无所作为时，即可能引起经济法的介入，而当作为经济法主体的政府机关依据其管理职能及管理权限介入该经济关系时，此种经济关系即成为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并随之成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例如，当市场主体依法公平竞争时，其相互关系为民事关系；当市场主体实施商业贿赂、降价排挤、强行搭售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就会引起有关管理机关的介入，在有关管理机关与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市场主体之间就会形成反不正当竞争的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并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由此可见，那种认为经济法不能作用于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完全摈弃经济法对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作用，无疑是拆除了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赖以存在的基石，使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无所指向，从而实质上导致了对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否认。有人把国家通过政府根据经济法的规定对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评价比作体育竞赛的裁判，我们认为不无道理，体育竞赛的裁判虽不能直接参与竞赛，但裁判的对象却是竞赛场上运动员的竞技活动。在运动员违例犯规时，裁判员就要主动干预，对犯规的运动员及时判罚，以恢复竞赛秩序并保证竞赛的公平进行。经济法对平等主体之间关系的作用情同此理。
复次，必须搞清经济法调整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手段及其相互关系。有人认为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就会过分强调国家行政权力因素，使经济法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其实这种认识至少存在着两个误解，一是将经济法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混为一谈，二是将经济法的调整手段简单地等同于行政手段。对此，我们认为，其一，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并不会过分强调国家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或管理经济的方式、方法和程序等都已被经济法所固定化，政府干预或管理经济的广度与深度已被法律所限定。其二，经济法调整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并不等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来管理经济。那种认为经济法调整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主要是依靠行政手段的观点，直接源于对经济、行政、法律三种手段关系的误解。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将三种手段视为并列关系。然而，从经济法的角度观之，这种认识并不科学。因为健全完善的经济法制必然要求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法律化，而经济法就是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化的集中表现。在经济法中，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集中地表现为法律形式。例如，税收、税率、利率、价格等作为经济杠杆是实现国家调控的重要经济手段，但这些经济杠杆在经济法中都已被法律化，理所当然地又成为法律手段；又如，计划、命令、禁止、许可、确认、撤销、罚没等都是国家管理经济的行政手段，但这些行政手段在经济法中也被制度化、法律化，上升为法律形式，自然也是国家管理经济的法律手段。因此，法治国家干预和管理经济应当一准于法。经济法作为国家管理经济之法，是对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的综合运用，并非单纯或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强调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的法律化并不是抹煞这两种手段在性质上的区别，而是强调它们在经济法形式上的统一。
最后，要正确认识经济法调整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必要性，还必须搞清经济法规制此类关系的内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始终存在着市场主体自利行为失控的可能。为确保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和市场活动的有序进行，就必须有效地强化政府权威，充分发挥政府干预和管理经济的职能，以防止市场主体自利行为的失控。同时，由于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享有充分的经济自由，为防止对市场主体权利的侵犯，还必须严格地限定政府的权力，保证政府依法行政，不允许政府对市场主体活动的法外干预。这就决定了经济法不仅是国家或政府干预社会经济之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干预政府之法。经济法既要为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设定权利和义务，也要界定政府干预或管理经济的权力和责任，这就是经济法规制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根本宗旨，也是经济法调整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全部内容。
三、关于经济法的体系
经济法体系是指对已有的或应有的经济法律、法规，按一定的逻辑关系建立起各个经济法部门，由各个经济法部门所组成的有机联系的经济法系统。对于经济法体系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实然的经济法体系，即由已有的经济法部门有机组合所形成的经济法系统；二是应然的经济法体系，即由已有的和应有的经济法部门有机组合所形成的经济法系统。就二者的关系而言，应然的经济法体系是对实然经济法体系的理论指导，而实然的经济法体系则是对应然的经济法体系的现实反映。无论建立实然的经济法体系，还是构筑应然的经济法体系，实质上都是对经济法律、法规按其内部逻辑关系（或依其特有的调整对象，或依其作用的不同领域）进行的一种分类或再分类。建立应然的经济法体系的目的是用来指导经济立法活动，确立一个科学的立法规划，使之成为内部和谐统一的法律整体；构筑实然的经济法体系的目的是通过对现有的经济法律、法规的分类，使庞杂的经济法律、法规条理化、部门化，以便于市场主体知法、守法，并便于经济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经济法的准确适用。
经济法的体系是由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决定的。这一方面说明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识不同，将直接决定经济法体系在结构上的差异；另一方面也表明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界定在建立经济法体系中的决定作用。例如，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纵横统一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学派，势必将经济合同法作为经济法体系的组成部分；主张经济法调整综合经济关系的“综合经济法学派”，甚至把民法中的所有权制度、法人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等都视为经济法体系的组成部分。显然基于此种认识所建立起来的经济法体系，不仅无助于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地位的确定，而且还人为地造成了现存法律体系的混乱。可见，能否建立起科学的经济法体系，首先取决于对经济法概念与调整对象的正确认识。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经济法学界对于我国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的认识也日趋一致，这就为科学的经济法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由于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中在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而经济法首先应当包括宏观调控法与市场管理法这两个最重要的经济法部门。对此，我国经济法学界已经基本取得了共识。此外，我认为，资产资源管理法和涉外经济管理法也应当成为我国经济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一）宏观调控法
应当指出的是，所谓宏观调控法并不是以法典形式表现出来的部门经济法，而是对调整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是基础层次的调节，但是由于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与滞后性，因而当市场主体的自利行为失控时，就会出现“市场失灵”，“看不见的手”就会无所适从。为此，就必须建立必要的宏观调控体系，用国家的自觉调节来弥补乃至于在必要时取代市场的自发调节。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与市场主体发生的经济关系就是宏观调控关系，调整此类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就是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法调整宏观调控经济关系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防止或消除经济发展中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通过综合运用法律化了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优化资源配置，优化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衡平市场经济中的公平与效率，引导经济活动与社会发展。
作为经济法部门的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计划法、财政法、税法、金融法、价格法等，它们分别采用或综合运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对宏观经济关系进行卓有成效的调整。

（二）市场管理法
市场管理法亦称市场规制法，是对调整国家管理市场的过程中在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发生的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而市场管理法也不是统一法典化的经济法，而是概括同类经济法律、法规所形成的经济法部门。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必须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为市场主体合法、公平地竞争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然而，由于竞争存在着副作用以及市场主体自利本能的驱动，在市场活动中主体破坏公平竞争的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些行为的出现，都会妨碍市场功能的发挥，扰乱市场秩序。垄断与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是市场自身所无力消除的，也是调整平等主体关系的民法所无能为力的。这就需要国家的干预，需要加强国家对市场的管理。国家在管理市场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就是市场管理法的调整对象。市场管理法调整市场管理关系的目的是反对垄断，制止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以确保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
作为经济法部门的市场管理法，主要包括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证券管理法及房地产管理法等，是对统一的市场管理关系进行整体的法律调整。

（三）资产资源管理法
资产与资源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广义的资产不仅包括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还包括资源性资产，即能给主体带来收益与财富的自然资源；而狭义的资产则仅指经营性资产与非经营性资产。尽管对资源性资源也要实行资产化管理，但由于资源性资产在价值量化上的特殊性，以及在管理上的特殊要求，故本文采资产的狭义概念，并将其与资源并列。
资产与资源是物权的基本客体，是主体赖以进行经济活动的基本条件。而国有资产与国有资源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物质基础，是国有财产的基本构成。如何管好用好国有资产与国有资源，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巩固和完善，同时与国计民生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为了加强对国有资产与资源的管理，国家十分重视这方面的立法，在经济法体系中已经基本形成了国有资产资源管理法这一相对独立的经济法部门，成为经济法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作为经济法部门的资产资源管理法，主要包括国有资产管理法和国有资源管理法，其中国有资源管理法还可进一步细分为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水法及矿产资源法等。

（四）涉外经济管理法
涉外经济管理法是对调整涉外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尽管我国复关在即，有关的法律制度正在逐步地与国际上通行的惯例接轨，涉外国内法渐趋国际化，但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对外贸易秩序，我国对涉外经济的管理仍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我们认为涉外经济管理法因其调整对象的特殊性，仍可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法部门。
作为经济法部门的涉外经济管理法，主要包括对外货物贸易管理法、涉外服务贸易管理法、涉外技术转让管理法及涉外投资管理法等。
综上，就是我对我国经济法体系的基本认识。对经济法体系的这一构筑，既在经济法体系中排除了本应归属于民法的合同法，使之适应即将出现的调整合同关系“三法归一”取代“三法鼎立”的新格局；同时，也否定了将经济组织法或企业法视为经济法体系组成部分的观点，因为按照新的企业分类标准，公司法、合伙企业法和独资企业法在传统的法律体系中都有着它们确定的归属。这样就彻底净化了经济法，使经济法名正言顺、名副其实，从而结束了法学教育中长期存在的课程内容重复交叉的局面。需要指出的是，任何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经济法体系也不是一个封闭、僵化、一成不变的系统，它不仅在部门法的划分上是开放的、变化的，就是在部门法要素的构成上也应当是开放的、变化的。特别是由于我国仍处于体制改革时期，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封闭经济法体系的观点，都无异于在否定发展中的经济法。
（原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