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体现经济法对市场的监督

① 从个人所得税法看经济法的价值

一、我国经济法原则的基本内容概括

经济法原则是贯穿在经济法律、法规之中，用于指导经济行为的准则。据此，构成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要素：(1)普遍性，即经济法基本原则必须贯穿于经济法的全部实践过程，能够指导经济立法，规制经济执法和司法，并保障和促进经济守法；(2)法律性，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具有规范性的内容和可以作为执法和适法之依据，即任何违反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行为，均会导致一种直接的法律后果，其行为被确认为无效，不会导致上述法律后果的原则，不应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3)经济法特性，经济法基本原则应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而且能从现有法律规范中抽象和概括出某一类社会经济关系的共同本质特性；(4)可操作性强，原则虽然抽象，但原则一经确定总是要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提供明确的行为导向。

二、个人所得税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1.计税手段缺乏调节性：在我国诸多税种中，个人所得税是唯一直接担任个人收入调节重任的税种，对缩小贫富差距、缓解收入的两级分化意义十分重大，现在一些人的收入不仅包括合法收入，还包括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但是个人所得税只调节个人合法收入，那些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还得靠公安、司法、纪检、监督等部门去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增收成本。

2.计税内容缺乏公平性：2007年1月1日实行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中明确规定了职工薪酬的内容，不仅包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职工福利、社会保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还包括免费用车、免费住房等费用，而税法中的计税内容是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并没有明确指明免费用车、免费住房等费用属于个人所得，从而没有纳税，目前来看这对于一般没有享受此待遇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3.计税单位缺乏科学性：个人所得税以个人为计税单位缺乏科学性，而以家庭为计税单位的征收方法更为合理，也更为经济，因为它不仅充分地照顾到纳税人的纳税能力，而且还能有效地减少纳税人数，提高征管效率。

4.计税标准缺乏适应性：从今年3月开始，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免征额）提高到2000元，仅仅几个月后，建议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的呼声再次响起。原因何在？主要是目前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工资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也参差不齐，“一刀切”的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不能适应各地的具体情况。

三、个人所得税法如何体现经济法原则

（一）个人所得税法应符合经济法国家干预原则的基本要求

国家干预原则作为经济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具体要求有二，即正当干预和谨慎干预。

1.正当干预：正当干预是国家干预的最基本要求。必须做到：（1）国家干预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国家只能在经济法事先确认的市场失灵的范围内干预经济，不得随意扩张。（2）国家干预必须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现代经济法十分关注程序的法制化建设，强调国家干预之程序化运作。（3）国家干预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国家干预经济往往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需要在运用法律、货币、财税、金融等通用手段的同时，兼用经济计划、产业外贸政策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因此，个人所得税在修订中就应该充分借鉴外国经验，实施正当干预，既可以照顾到各地的实际情况，又不会发生地方制定政策影响中央税收利益的现象。

2.谨慎干预：谨慎干预是对国家干预更高层次的要求。具体讲，这主要是指：（1）国家干预不可取代市场的自发调节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型力量。（2）国家干预不可成本大于收益。（3）国家干预不可违背经济法所追求的经济自由、经济公平、经济效率、经济安全等价值目标。由于我国工薪所得中的高收入者大多是掌握最新科技知识并能带来大量资金的高层次人才，他们是推动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维持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因素，故为提高效率、增强国家竞争力，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应当考虑把有关工薪所得适用的税率降至与其他国家大体相当的水平，以免由于税负过重而造成人才和资金的外流，危害我国经济发展后劲。

（二）个人所得税法应符合经济法优化资源配置原则的基本要求

国家征税有二个目的：一是增加财政收入，二是实行社会宏观调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最主要的任务，而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讲求效率。因此，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必须注重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结合，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中，效率是我们关注的主要方面。把效率放在优先地位，就是要求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应当以能够刺激纳税人对效率的追求为前提，把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放在优先地位考虑，让勤奋努力者因其工作或经营具有较高的效率而取得较多的收益，这样就不会出现计税内容上所谓的不公平了。

（三）个人所得税法应符合经济法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的基本要求

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开征并不是要让富人向穷人看齐，而是首先要允许和鼓励人们致富，然后让先富起来的人通过向国家纳税来帮助穷人致富。而伴随“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机制的打破，收入档次的拉开，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贫富差距的拉大，特别是凭借勤劳和才智获得的所得远远不及那些非勤劳所得，不仅挫伤了人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影响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发展，还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引起社会不稳定。如果全体社会成员都长期处于贫困状态，那么即使收入分配再公平也是毫无意义的。所以只有先建立鼓励人们致富的激励机制，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理想。此外，针对一些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依靠假合同、假协议，少报经营、资本或劳务报酬等收入，共同实施偷逃个人所得税的行为，个人所得税法有必要引入企业所得税法中的作法，以防止关联交易损害税收公平公正，同时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最大限度的减少灰色和黑色收入。

因此，根据我国国情及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的趋势，现阶段我国开征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对纳税人、税基、税率、减免等方面的设计直接调节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以此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实现社会收入的宏观调控！

② 你觉得经济法对会计专业的重要意义有哪些

众所周知，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的社会，时时刻刻都离不开
法，学习法律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深远的意义，那就更不用说进一
步的专业知识的学习了。我们所读的专业——会计学，在我国是
一门新兴的学科，而且发展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到目前为止仍
然处在“摸着石头
”过河的阶段，作为中国学习会计专业领头军的
我们，在学习这个新兴专业的过程中更应该摸索出一种新的学习
方法，更好地进行研究学习，推动我国会计专业的发展。而实现
这一目标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掌握更多与本专业有关的知识。
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会计学专业，就是培养具备管理、经济、法律和会计学等方面
的知识和能力，能在企、事业单位及政府部门从事会计实务以及
教学、科研方面工作的工商管理学科高级专门人才。

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和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
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是我国社
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概念就可以看出经济法与会计是有着共通点的，都是通过
管理手段来保障良好的经济秩序。因此，为了更好地学习会计知
识，我们务必要重视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学习。

仔细分析发现两者有着很多的联系，但是最突出的共同点还
是其管理性和约束性。会计专业具有管理性，这不仅表现在其经
济目标上，还表现在管理的手段和过程中，表现为会计人员对企
业管理决策过程的影响，通过法律法规对会计管理行为的约束，
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对会计管理进行监督。

而管理性和约束性更是经济法的根本特征，主要表现在经济
法的价值、主体、权力（利）、属性上，更表现在经济法的义务上。
经济法义务具有社会性。生活在市场体制下的人们是一种“经济
人”，在通常情况下，他们自己为自己服务或者为了为自己服务才
为他人服务，而往往不能或不愿提供社会服务，但许多社会服务
如维护秩序、举办学校、基础建设、公共卫生、保护环境等等又是
一个社会正常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

了解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之后，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进一步
分析经济法对会计专业学习的帮助无疑是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
的平台。明显地，学习经济法能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社会经济秩
序的重要性，时时提醒我们不能忘了会计专业的“经济管理监督
”
责任。而对于我们会计专业的学生，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要想
行使好自己的会计监督管理职能，就要对经济方面的相关法律有
深刻的了解，才能更好的发挥自己的作用。

③ 税法属于什么法律体系

税法属于经济法律体系。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指经济法所干预、管理和内调控的具有社会公容共性的经济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a.国家规范经济组织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规范组织的法律，是为了防止垄断组织的出现，从组织上保证市场经济顺利发展。这方面的法律有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个人投资法等。
b.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干预是经济法的重要调整方式，这方面的法律有证券法、票据法、破产法、金融法、保险法、房地产法、环境法、自然资源法等。
c.国家管理、规范经济秩序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日本学者丹宗昭信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规制市场支配的法，现代经济法的核心是垄断禁止法。这方面的法律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和产品质量法。
d.国家在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此种经济关系的特点是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使经济各部门运行协调，使整个国家经济运行平稳。这方面的法律有财政法、税法、计划法、产业政策法、价格法、会计法和审计法等。

④ 税法，经济法求解

1.
从调整对象来看抄,经济袭法调整的是经济管理关系,而税法调整对象则含有较多的税务行政管理的性质;
2.
税法属于义务性法规,而经济法基本上属于授权性法规;
3.
税法解决争议的程序适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法程序,而不适用经济法中的普遍采用的协商。

⑤ 【社会法】与【经济法】是否相同有哪些不同请举例说明，如劳动法/反垄断法/税法/环保法等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界域划分问题是近几年来经济法学界与社会法学界探讨较甚的一个问题。在经济法学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法是社会法法域下的一个法部门现象；[①]而在社会法学界，有学者从社会法视角对经济法之本质与存在进行了检视，此以董保华先生为代表，他在其著作《社会法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论文《论经济法的国家观-从社会法的视角探索经济法的理论问题》（《法律科学》2003年第2期）中以其社会法的视野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经济法观点。在这种阐述过程中，我们惊讶地发现董先生对李昌麒教授的经济法观点“需要国家干预论”产生了许多重大的误解，与此相适应，他所提出的有关社会法的立论也是建立在对经济法理论的误读的基础上的。我们是赞成学术批评乃至批判的，因为真理总是愈辩愈明的，但是我们又认为，学术批评应当建立在对被批评者的观点的真正的理解基础之上的，如果离开了被批评者的观点的原意，这种批评往往达不到有的放矢的目的，反而还会引起一些学术混乱。因此我们在讨论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的时候，也有必要对董保华先生的批评作出相应的回应，无非是为了更好地开展讨论。

一、社会法学者对经济法的误读

董保华先生的研究成果中，对经济法的误读倾向极为浓烈，其基本分析立场是国家干预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基础。对于这种误读，我们觉得有必要从理论上加以廓清。董保华先生的误读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将经济法的控权观误读为滥权观

董保华先生指出：现代行政法的本质是控权法，而现有经济法理论所总结的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须是控权法，经济法理论对作为经济法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经济法将其调整对象概括为“国家需要干预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为了给政府一个随心所欲的空间；他进而总结出经济法存在着理论危害，这种危害性表现为要让政府权力摆脱控制，使经济法脱离行政法。[1]

董保华先生的上述论点是对经济法理论研究中所明确提出的“国家有限理性假设”与“控权观”视而不见的情况所作出的误读结论。

事实上，“需要国家干预说”经济法理论是建构在以下两个基本立论的基础之上的：（1）国家的有限理性假设。“需要国家干预说”对经济法的哲学认识论基础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传统经济法理论是以对政府的完全的理性假设为立论基础的。完全理性假设认为，人的理性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导致传统经济法认为，由一批具备完全理性的人类精英所组成的政府是可以无所不能的，而这个无所不能的政府又是有能力左右社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而主张国家应当全面干预经济。于是，传统经济法呈现出强烈的扩权趋势。而现代经济法理论是以对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设为前提的。有限理性认为个人理性在认识社会生活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从而认为，人是不可能完全洞察并精确计算社会发展的各种变数的。这一方面表明政府不可能是无所不能的，因而不应当全面干预经济；另一方面也表明，即使是一个“好政府”，也会出现某种失灵。而“需要国家干预说”正是基于对政府失灵的普遍性的考虑而提出来的。[2] 承认有限理性就意味着认同国家不可能完全代替市场并成为资源配制的主宰性力量，也就是说国家的干预是适度的干预，[3] 政府的权力应当被控制，而并非像董保华所描述的是一种滥权观。（2）经济法是一种控权观。对于国家权力的认识，经济法理论从来没有认为国家权力应当不受限制，相反早就认识到国家权力可以从促进、破坏或者阻碍三个方面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需要国家干预说”认为国家权力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促进和破坏经济发展的“二重性”。国家权力对经济的促进作用，通常是在国家权力的行使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或者有利于调动作为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积极性的时候才发生的，反之，则对经济的发展起阻碍或者破坏作用。[4] 另外基于有限理性的假设，“需要国家干预说”早就指出了政府失灵也是一个普遍现象，如决策失误、运行效率低下、提供信息不完全等失灵现象，从而认为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在调整社会关系时必须体现“政府干预”和“干预政府”的辩证统一。[5] 该说在批判了那种人们在谈论经济法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的形式时，更多的是着眼于“政府如何干预”，而很少论及“怎样干预政府”的倾向，同时还指出了我国现行的涉及政府干预经济的立法也存在着这种倾向，进而认为“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是我国经济法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偏向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影响经济法应当具备的功能的全面发挥。“[6]

（二）将经济法的“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有限干预观”和“适度干预观”误读为“全面干预观”和“随意干预观”

董保华先生认为“需要国家干预说”在于模糊政府责任，没有科学性可言，并认为“需要国家干预说”为了给这种理论找到根据，不惜将一部人类发展史描绘成一部国家干预史。[7] 在董保华看来，“需要”两字是用来故意模糊干预的范围和条件的，以便为全面干预和随意干预找到理由。并且董保华先生还认为现今的经济法理论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强调国家可以对经济生活随意干预。[8]

董保华先生的上述论点是对“需要国家干预说”的科学性的严重歪曲，表现在对“需要”两字的任意解释和对“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有限干预观”与“适度干预观”的曲解。

⑴对“需要”所蕴涵的合理性的曲解。董保华先生认为“需要国家干预说”所言的“需要”反映出了经济法干预的随意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董保华先生对“需要”一词的过分简单和肤浅的认识。在我们看来，人类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来说是人们对需要的不断提高和满足的历史。“需要”从表面上看是模糊的，但实质上它是确定的，事实上，“国家需要干预说”中的“需要”二字正是基于对市场经济规律的尊重和对政府能力并非全能的客观认识所作出的科学界定。正如有学者评论的那样，“需要国家干预说”的特殊价值就在于：第一，有准确的切入点导入干预（市场缺陷理论）并运用了“需要”两字加以配合，这就使得该论十分得体；第二，由于市场缺陷出现的逐步性、阶段性、市场缺陷的相对性以及不同性质的市场缺陷的存在，导致在不同时期市场对国家干预的需求在质和量上有差异；第三，由于干预成本、干预能力及经济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预的范围不可能一成不变，而“需要干预”的概念则能反映出经济关系的动态发展及干预环境的复杂性，有助于我们动态地把握市场和国家的职能边界，最终达到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和谐。具体而言，“需要国家干预说”又从三方面界定了国家干预的范围：其一，市场失灵的范围就是国家干预的范围，市场失灵决定了国家运作的空间范围；其二，并不是所有的市场失灵都可由国家干预，当干预成本过高或干预能力过弱时，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范围就要受到限制；其三，与法治手段相比，道德也有克服市场失灵的优势，在一定范围内，法治不能替代道德。[9]

⑵对有限、适度干预观的曲解。“需要国家干预说”认为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对经济的一种介入状态，在不同体制下应当有不同的表现：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全面的，它近乎于排斥经济民主的“经济专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干预是一种有限干预。[10] 同时“需要国家干预说”还认为适度干预是指国家在经济自主和国家统制的边界条件或者临界点上所作的一种介入状态，是体现经济法本质特征的原则。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一方面表明国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对经济生活进行过多的干预；另一方面也表明国家不能完全放弃对经济生活的适度干预。这里所指的适度，既包括干预范围的适度，又包括干预手段的适度。衡量干预是否适度的根本标准是要看这种干预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的发展。[11] 可见“需要国家干预说”绝非如董保华先生所认为的是全面干预和随意干预，相反“需要国家干预说”认为经济法的干预只能是有限的和适度的。

这里我们似乎觉得董保华先生并未了解“需要国家干预论”的全部论据，甚至极不严肃地“篡改”了（当然我们并不希望是篡改，而是笔误）李昌麒教授关于对国家运用经济法形式干预经济的五个阶段的概括。李教授在其《论经济法干预经济的历史》一文中，将经济法干预经济的历史概括为原始干预阶段、消极干预阶段、全面干预阶段和混合干预阶段等五个阶段，然而在董保华先生的《社会法原论》中，“混合干预”被“笔误”为“全面干预”。这一“笔误”非同小可，读过李教授上述文章知道其观点的读者也就罢了，未曾读过上述文章的读者还真以为李昌麒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全面干预论”者。

如果我们全面了解了“需要国家干预论”所持的立论基础，我们就会发现，该论是有其科学性的，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那样：“需要国家干预说”内含均衡干预、有效干预、被干预者对干预者进行干预、经济民主、经济法权威的理念，可以克服“单纯干预论”的不足，并有助于确定国家干预范围，建立国家和市场的良性关系；有助于及时进行制度变迁，克服政府惯性行为；有助于促进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和有助于改变国家完全理性之假设。[12]

（三）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误读为国家本位观

董保华先生认为：经济法是虚置的“社会本位”，实质上是“国家本位”；经济法所遵循的本位思想，是一种不受限制的国家本位观；经济法理论归根结底是要给国家以更大的“自由裁量权”；经济法学是以维护所谓的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使国家（政府）摆脱社会的监督，通过“暗渡陈仓”的方式，使“国家本位”与“管制经济”联手。[13] 这些论点无疑也是对经济法社会本位观的一种误读。

首先，从经济法理论的基本分析立场而言，“需要国家干预论”所认为的法律部门的本位思想是指体现在这个法律部门中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立场，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部门的本位思想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国家本位”，这是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行政法的本位思想；二是“个体本位”，这是以当事人利益为主导的民法的本位思想；三是“社会本位”，这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经济法的本位思想。[14] 董保华先生在论述中引用了“需要国家干预说”理论中的一句话：“就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言，有时很难找出它们的区别，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从根本上来讲是一致的。”据此就批评“需要国家干预说”所称的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社会本位实质上就是国家本位。如果我们把与这句话紧接的前一句话和后几句话完整地引用出来，大家就会清楚地看到董先生是怎样的断章取义。这一句话的前句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三个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严格区别的不同范畴，它们彼此相辅相成，但又不能相互代替。”[15] 后句是：“但是，它们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在有的情况下，如果从国家利益出发，就会妨碍社会公共利益。比如扩大积累、增加货币发行、加重赋税等，可能暂时对国家有利，但是，却对社会公共利益有损。”[16] 这表明“需要国家干预说”的社会本位与国家本位是有区别的，其所主张的社会公共利益不局限于国家与个体，而是强调公共与整体，强调利益分享机会的公众性。

在这里我们还不得不指出，董保华先生实际上是机械的认为社会利益是绝对独立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事实上，利益的划分只能是相对的，不同的利益可能相互沟通和转化，甚至同一种主张可以以不同的名义提出，庞德早就指出了“国家利益包括国家作为法人的利益以及国家作为社会利益捍卫者的利益两个部分，”[17] 谁也无法否定政府在大多数时候是在提供社会利益，同时它所提供的社会利益又是符合国家利益的。所以如果客观和辨证地看待问题，我们就应当承认利益独立的相对性，相对独立的利益范畴并不影响作为法学研究的范式，相反在此基础上建构的法部门理论就会少几分霸气而多几分科学性。

其次，如前引文中所表明的那样，董保华先生对“管制经济”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的。我们不知道他是从何种意义上谈管制经济的，如果说管制经济是指把所有的经济都纳入管制的范围，那么对这种管制我们也是持反对态度的。然而管制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概念，在这里我们觉得至关重要的是要对“管制”本身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对于管制究竟是什么，经济学界和法学界都有一些界定。与管制相对应的英文为“Regulation”，对此有的将其译为“规制”，有的将其译为“管制”，这两种译法如果从语言学和文体学上去考察，它们并无多大差异。《布莱克法律大辞典》将管制解释为某种规则或限制所支配的控制性行为或过程，或者由行政机构或地方政府颁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则或命令。这大体上揭示了管制的内涵。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应当一般地去反对管制。管制是一个内容比较广泛的概念，包括政治管制、经济管制、社会管制等，但是人们通常是把管制一词使用在公用事业上，称为公用事业管制。董保华先生反对经济法与管制联手，而在我们看来，公用事业管制恰恰是经济法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围绕着公用事业管制，曾经出现了各种学说，比较典型的有公共利益说、自然垄断说、管制俘获理论说、管制经济说、公共选择说、新制度经济学等。综观这些学说，它们都不是一般地反对管制，它们都在力图构建一种社会控制机制，所不同的仅仅在于管制的价值取向、管制的方式以及管制的范围。考察管制的发展历史，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管制绝非万能，管制也绝非有害。现在各国所追求的并不是取消管制，而是改革和完善管制，其基本目标是通过管制寻求一种利益平衡。现在我们姑且不说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因过度管制而造成的对经济的阻碍以及因适度管制而产生的经济奇迹，而只说911事件之后各国政府对管制的态度的变化。资料显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美国空军应航管机构的要求出动战机为可疑民航飞机警戒护航的费用就高达3.78亿美元；[②]美国安然公司、世通公司财务造假丑闻出现之后，美国政府为防止金融欺诈行为采取了若干加强管制的措施；美加大停电之后，在美国国内掀起了电力管制利弊之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指责大停电的重要原因是电力行业解除管制而造成电网的不稳定。[③]就我国目前而言，面临着美日等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仍然保持了对人民币汇率的管制。以上旨在表明，根据“需要”进行某种管制是必要的，或者说，经济法与管制是必须联手的。

⑥ 中国税法是属于经济法吗

准确地说，应该是不属的。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与经济法的区别主要表现回在：一是调答整对象不同。经济法调整的是市场调控、经济管理、社会分配等特定的经济关系；而税法调整的税收法律关系不仅与经济活动有关，还包含行使国家职权、实现税务行政管理职能的内容。二是功能作用不同。经济法的作用主要是协调经济运行，限制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和其他负面效应，保障社会公共利益；而税法最基本的作用是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尽管近年来税收作为实现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在经济调控中扮演重要角色，使税法在功能作用上与经济法有重叠，但二者的基本作用还是有明显区别的。三是法律性质不同。总体上税法属于义务性法律规范，而经济法属于授权性法律规范。四是争议解决方式不同。经济法主要采取协商、调解、仲裁、民事诉讼等争议解决方式，而税法更多地采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方式

⑦ 怎样认识税法对实现税收职能的促进与保证作用

5.？ 税法的作用不仅与税法的功能有着客观的联系，而且与税收职能也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税法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主要表现在对税收关系的反作用上，即对税收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上，调整税收关系的目的，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充分发挥税收职能。没有税收，税法也就不存在，更谈不上发挥税法的作用。 税收职能作为国家固有的职能，是潜在的。把税收职能由潜在的转化为现实的，成为税收职能的实现。税收职能的实现需要借助一定的手段，就法律手段而言，国家主要运用宪法、经济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门法为税收的职能活动提供法律依据和打击破坏税收职能的违法犯罪行为。其中税法在实现税收职能过程中起主要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税法对组织财政收入的保证作用。 第二， 税法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 第三， 税法对实现社会职能的促进作用。 第四， 税法保证税收监督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职能的实现。

⑧ ( )体现经济法对市场的监督,为市场主体提供一个公平、安全的交易环境

经济法主体与市场主体是不同的。
经济法主体亦称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内是在国家协容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依法享受权利（权力）和承担义务的社会实体。它是经济法律关系构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法律关系的直接参与者，既是经济权利（权力）的享有者，又是经济义务的承担者，是经济法律关系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
市场主体是指在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个人和组织体。具体来说，就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和资产，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责任的可从事市场交易活动的法人或自然人。任何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都带有明确的目的，以在满足社会需要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⑨ 税法的关系

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
(一)税法与宪法的关系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税法属于部门法，其位阶低于宪法，依据宪法制定，这种依从包括直接依据宪法的条款制定和依据宪法的原则精神制定两个层面。
(二)税法与民法的关系
民法作为最基本的法律形式之一，形成时间较早。税法作为新兴部门法与民法的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大量借用了民法的概念、规则和原则。但是税法与民法分别属于公法和私法体系，其调整对象不同、法律关系建立及调整适用的原则不同、调整的程序和手段不同。
(三)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1.税法与行政法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税法具有行政法的一般特征：
(1)调整国家机关之间、国家机关与法人或自然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2)法律关系中居于领导地位的一方总是国家;
(3)体现国家单方面的意志，不需要双方意思表示一致;
(4)解决法律关系中的争议，一般都按照行政复议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进行。
2.税法虽然与行政法联系密切，但又与一般行政法有所不同：
(1)税法具有经济分配的性质，并且是经济利益由纳税人向国家的无偿单向转移，这是一般行政法所不具备的;
(2)税法与社会再生产，特别是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全过程密切相连，不论是生产、交换、分配，还是消费，都有税法参与调节，其联系的深度和广度是一般行政法所无法相比的;
(3)税法是一种义务性法规，并且是以货币收益转移的数额作为纳税人所尽义务的基本度量，而行政法大多为授权性法规，少数义务性法规也不涉及货币收益的转移。
(四)税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1.税法与经济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表现在：
(1)税法具有较强的经济属性，即在税法运行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经济分配的进行;
(2)经济法中的许多法律、法规是制定税法的重要依据;
(3)经济法中的一些概念、规则、原则也在税法中大量应用。
2.税法与经济法之间也有差别：
(1)从调整对象来看，经济法调整的是经济管理关系，而税法调整对象则含有较多的税务行政管理的性质;
(2)税法属于义务性法规，而经济法基本上属于授权性法规;
(3)税法解决争议的程序适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法程序，而不适用经济法中的普遍采用的协商、调解、仲裁、民事诉讼程序。
(五)税法与刑法的关系
刑法是国家法律的基本组成部分。税法与刑法是从不同角度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刑法是实现税法强制性最有力的保证。二者调整对象不同、性质不同、法律追究形式不同。
(六)税法与国际法的关系
被一个国家承认的国际税法，也应该是这个国家税法的组成部分。各国立法时会吸取国际法中合理的理论、原则及有关法律规范;国际法高于国内法的原则，使国际法对国内法的立法产生较大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税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两者是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

⑩ 经济法在社会经济中的特有作用

经济法的来特有功能，主源要包括社会经济协调、利益资源分配、维护市场秩序以及宏观管理规范的集成功能。与经济学追求效率优先、社会学追求行为公平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法的适用特点不同，具有比较优势。改善民生与社会和谐发展。
（一）、经济法的平衡协调功能
经济法的经济社会属性与公私融合属性决定了经济法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平衡协调功能。经济法调整经济生活既以平衡协调为目标，也以平衡协调为手段，促使社会与私人、私人与私人之间达成某种共识和妥协，以实现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经济法的稳定风险功能
当经济社会转型期同时面临全球化带来的外部经济冲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内部市场结构调整问题时，稳定经济风险尤为重要。只有在经济法框架下，充分发挥其稳定经济风险的特有功能，才能营造法治规范的市场环境，解决内部供需关系平衡问题、消费群体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发达国家转嫁经济风险问题和有效抵制贸易保护等问题，从而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和较快增长，为改善民生和积累社会财富保驾护航。
（三）、经济法的提升效率功能
经济效率的提升取决于市场主体经营自主的私权利和国家介入干预的公权力之间在制度上的高效合理与运行上的规范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