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领域的公益诉讼
① 经济公益诉讼的经济公益诉讼的特征
它是指被诉行为侵害了或危及到社会性的经济公益，一般并不直接损害原告私人的利益。在单纯私人利益直接受损害的情形下，只需诉诸传统的诉讼手段即可处理，个人作为自身利益的最大维护者，理应且非常自觉地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在经济公益诉讼之场合“原告申诉的基础并不在于自己的某种利益受到侵害或胁迫，而在于希望保护因私人或政府机关的违法
行为而受损的公众或一部分公众的利益。因此，我国这里提出的是在传统的限制资格的原则下，原告如果不能向法院提出诉讼，该如何处理。” 在此情形下，起诉资格的实质问题是“申请人是否能表明一些实质性的不负责任或滥用职权，而不在于是否涉及他的个人权利或利益”。这也从一侧面反映了同“唯有法律上有直接利害关系，才有资格提起诉讼”的传统诉讼制度相比，不断放宽了原告起诉资格的限制，而使越来越多的公民个人或其它组织（私人力量）通过司法力量维护社会经济公共权益的渠道愈加畅通。 1、为维护社会经济公益赋予检察机关以原告资格符合国际通例。在法国检察官是国家利益的代表，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检察官参与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公民重大利益的诉讼可以发挥其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检察官为维护社会经济公益提起诉讼的这一职能在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中获得了明确的立法确认。法国的这一做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代世界各国都普遍地建立了检察官为维护社会经济公益提起诉讼的制度。德国和日本设有公共利益代表人制度由检察官代表社会公益提起诉讼的制度。美国环境保护法规中均授权司法部长（检察官）提起诉讼的权利，英国只有代表公共利益的检察长才有权提起阻止侵犯公共权利的行为的诉讼。虽然，检察机关在前述各国一般隶属行政系统，但代表公共利益的属性是相通的，正如检察机关隶属于哪个系统均不影响它提起刑事公诉一样，其为维护社会经济公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经济公益诉讼启动权不应受到权力隶属关系的限制。
2、检察机关提起经济公益诉讼与其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性质相吻合。我国的宪法规定，检察机关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根据现行的诉讼法体系，检察机关在传统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的直接监督方式是，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但是，这是一种单一的缺乏操作性的事后监督形式，与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是不相称的。作为对传统的诉讼法加以理念性更新和突破的新型诉讼方式——经济公益诉讼，应赋予检察机关以完整的、全面的诉讼监督权，这种“完整性”、“监督性”应直接体现在赋予检察机关以维护社会经济公益为目的的经济公益诉讼的起诉权。换句话说，检察机关为维护社会经济公益提起诉本身就是对损害社会经济公益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
3．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经济公益诉讼有利于保证审判独立，实现司法公正。涉及社会经济公益的案件多涉及重大的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不仅当事人想方设法干扰公正审判，地方政府也企图通过各种途径对法院施加压力。加之我国的审判人员整体素质不高，我国的司法独立制度还不够完善，单凭审判人员的自律在关涉重大经济公益的公益诉讼中保证公正司法是不现实的，可以通过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介入此类案件进行他律，促使其正确行使审判权。 当行政行为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并不直接侵害公民个人利益时，公民是否具有起诉资格？丹宁勋爵在〈〈法律的训诫〉〉一书中指出，普通的个人可以到法院进行起诉，只要他在正在进行的案件中有“充分利益“。关于何谓”充分利益“？丹宁勋爵在介绍布莱克本先生对伦敦赌博俱乐部违法行为要求法院发布一项训令，迫使警察局长去履行他的职责一案后，指出，每一有责任感的公民都有权利确保法律得到实施，而这本身就是他为确保法律得以实施在要求法院颁布调卷令和训令时充分利益，并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充分利益与公共利益具有很大的一致性。面对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公民，如果不给予司法救济，将公民拒绝于司法大门之外，这样的法律是令人怀疑也是令人感到悲哀的。因此，当社会经济公益遭受损害或有损害之虞时，授权公民以原告资格是可行的也是必需的。
社会团体是指具有某种共同目的、利益以及其他共同特征的人通过一定的形式组合起来的互益组织，包括各种公益性团体如环境保护组织、消费者协会及各类行业公会组织等。其主要功能为对成员利益和社会公益的维护，以及对政府活动的参与与监督等。然而，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是，社会团体使作为独立利益体系的社会利益有了最终的载体和归依，使得经济法（社会法）具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不再是空中楼阁；它突破了传统诉讼法只有利害关系人才能享有诉权的制约，社会团体能够作为社会利益的代表提起公益诉讼，获得法律的救济和保障。鉴于经济公益侵害行为实施者的强大性，其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一般的个人不论在哪方面都无法与其抗衡，面对经济公益诉讼这一有力武器只能望之而不能用之，与公民个人相比，社会团体具有诉讼能力优势，不同的社会团体基于对本团体相关的公共事务如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等的了解与熟悉，在行使原告权利或承担相应义务方面更加方便，以团体这一组织形式介入更能产生强大效应，其影响范围更大。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在我国将来真正建立的经济公益诉讼中应充分发挥社会团体的积极功效，构筑起同各种危害经济公益行为作斗争的经济公益诉讼机制。
② 经济法程序法（经济公益诉讼）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你这个要求也太高了，不要网上搜到的，还要越详细越好，能力有限，只能总回结这么多了答，别的你自己发挥吧，祝你好运。
经济公益诉讼是指由于行政机关或其它公共权力机构、公司、企业或其它组织及个人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使社会经济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如我国的国有资产流失、环境公益侵害、公平的竞争秩序遭受破坏进而损害消费者公益等)，法律允许公民或团体为维护社会经济公益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
其主要特征在于：保护的权益是不特定人的权益，并非专属于某个法律主体的权益，而是社会的公共利益；保护的利益是社会经济公共利益，如消费者权益、国有资产保护等，区别于其他公益诉讼，如行政公益诉讼等；诉讼启动主体一般是特定的机构或者专门的社会组织；程序与普通诉讼不同，有专门的公益诉讼法庭作为组织保障，实行有利于原告的举证责任倒置原则，建立对原告有利的诉讼费用承担及其奖励机制。
③ 经济法上的公益诉讼问题的经典案例有哪些
经济公益诉讼的含义：
指被诉行为侵害了或危及到社会性的经济公益，一般并不直接损害原告私人的利益。在单纯私人利益直接受损害的情形下，只需诉诸传统的诉讼手段即可处理，个人作为自身利益的最大维护者，理应且非常自觉地向法院提起诉讼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经典案例：
1.2001年7月，因为在购买的电话号码簿上查不到有关电话，丘建东状告电话号簿公司，结果被法院驳回上诉。2004丘建东状告厦门航空公司，要求返还机场建设费五十元，撤销机场建设费，后来基于同样的理由被判败诉。
对于上述结果，绝不能过分苛责法院。因为公益诉讼通常会涉及到某些政府部门滥用权力侵犯公众利益，或者垄断企业将不公平的条款强加于消费者。受理、审判和裁决这样的案件不仅需要勇气，还要通过司法活动进行法律创新，对重大的制度性安排作出判断，所以，除了法官个人的勇气外，还需要高超的能力和娴熟的司法技术，以及制度和环境的支持。
其次，原告胜诉成果不能有效转化，公益诉讼的判决效果不彰。在当代中国的公益诉讼案件中，人们不难看到这样的现象：虽然第一位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胜诉了，但当其他有着同样遭遇的人们继起捍卫个人权益时，却不得不从头开始提起诉讼，以个人之力去对抗强势部门所制造的社会不公。
造成公益诉讼处于困境的现实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原因是中国公益诉讼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中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者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政诉讼法》第41条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须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于这些条款的通常理解是，只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或者与他人发生权益争议，才能以原告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判权保护其合法权益，而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无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按照上述理解开展审判活动的。
④ 谁有经济法学的小论文
[摘要] 本文剖析了经济法主体的概念、性质和特征，反思了学术界研究经济法主体存在的不足，指出了目前经济法理论研究“范式”化的危害，并从抽象和具体两个层次、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对经济法主体的分类方法做出了新的尝试。 [关键词] 经济主体，主体价值、主体分类，抽象与具体层面，静态与动态角度 一、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的价值和意义 从动态的角度看，法通过调控一定主体的行为，以确认、保护和发展一定的社会关系，最终达到建立和维护一定社会秩序、实现其价值理念的目的。就某一部门法而言，对主体行为的调控主要是通过确定主体范围和设定行为模式两方面完成的，具体地说，就是该部门法明确调整哪些主体的行为，并运用哪些权利义务的组合来规范主体的法律行为。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建立具体的法律关系，并最终将这种法律关系转化为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现实行为，使法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实现。 对于新兴的现代部门法——经济法来说，其社会本位的价值理念的实现，当然有赖于经济法主体制度的正确建立和发展。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的概念、性质和分类，既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又有重大的实践价值。一方面，经济法主体理论是构建成熟、完备的经济法基础理论体系的核心环节，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哪些社会关系）、本质属性（与其他部门法有何根本区别）和理念原则（如何指导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存在着逻辑上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经济法主体又是衔接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环节性要素：就经济法的制定过程而言，经济法主体的层级理论是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经济法律体系和区分具体经济法律部门层级的基础；就经济法的实施过程而言，经济法主体的动态角色研究，能够使经济法理念原则得以正确适用，并改善经济法在法律实践中功能受限等问题，[注1]以规范和引导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补充： 中国的经济法学作为研究经济法现象的新兴法律学科，是在大胆借鉴国内外法学和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别国市场经济未曾面临的新情况。譬如，怎样在不影响国家控股的前提下，适当减持部分国有股的问题。这些新的变化需要我们经济法学者针对新问题摆脱旧有思维的束缚，加强法律理论的创新研究。 然而不论从经济法的发展历史还是价值功能来看，由于国内不少经济法学者成长和长成于标准化、模式化应试教育下，其创造性思维能力呈现出天然的“贫困”，导致对经济法的本质与现代性认识不足，[注2]表现在经济法主体研究领域，就是不自觉地止步于静态的、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一些学者固守或依赖于民法、行政法既有的主体研究成果，采用“范式”（模式化）的方法论将之迁移到经济法理论中，而没有考虑到经济法的自身特色，造成了迁移来的经济法主体理论水土不服。 比如在民法领域中，民事主体包括平等的公民、法人、非法人组织三大类，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主体凭借意思自治进行民事法律行为，并根据法律承担以过错责任为主的民事责任。但是对经济法而言，如果从形式上照搬民法这种主体——行为——责任的研究路径，而不加以具体分析，就容易让人产生无法对经济法主体准确定位和分类的困惑，并纠缠于经济法是否应当像民法一样规定法人制度[注3]但又与其相区别，经济法是否应当建立一种不同于民法和行政法的责任制度等枝节性的问题。 补充： 我们认为，经济法可以设立自己的法人制度，但一定要脱离民法抽象的、形式化的、带有拟人色彩的“法人”窠臼。经济法人制度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主体如何以其社会责任为准则进行经济行为、如何具体合理分担社会责任等问题。经济法人制度的问题不应当也不能够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经济法主体的性质、行为和责任的障碍，否则还不如换一个角度来观察问题。譬如，思考如何建立主体的“经济责任制”就更有实践价值。[注4]同时，与经济法综合系统的调整方法相适应，经济法的责任制度体系是一种包含了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社会责任等等的综合责任体系，过于强调各部门法与各种调整方法形式上的对应性，反而会失去经济法的特色。 再如，若模仿关于行政法主体划分为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和行政监督主体的分类思路，将经济法主体的基本分类确定为地位不平等的决策主体、管理主体、实施主体、监督主体等。或者更简略地划分为管理主体和实施主体，并认为管理主体自然包含了决策主体和监督主体，它们都属于国家主体。类似的困惑同样存在。因为就任何法律规范而言，都有其创制主体、实施主体和监督主体，那么这种似是而非的分类实践意义何在！这只会把我们研究经济法的视角限定于相对狭窄的国家经济管理领域，以自圆其说！这是法律理论对法律实践现状的一种倒退和妥协，而非对经济生活现实需要的一种积极响应。 补充： 应当注意到，该种分类的实质是确立了“国家主体”在经济法律关系中的固定地位，即不管何种经济法律关系，都必须有“国家主体”参与其中，才能称之为经济法意义上的法律关系。而这实际与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地位相对恒定的特点如出一辙。[注5]关于“国家主体”提法是否科学的问题，本文随后会有专门论述，这里需要置疑一点：行政主体在各种行政法律关系中也并非永远处于管理者的地位，而这种连行政法学者也注意到的“恒定”分类法局限问题，为什么某些经济法学者却视而不见，将“国家主体”以管理者的姿态进行到底了呢？虽然很多学者认识到了这种基本分类方法的不足，并对其加以充实改进，例如用更详细的经营主体、消费主体取代笼统的实施主体，用更具体的政府机构取代抽象的管理主体，以平衡原来过分突出国家主体轴心地位的分类，但仍有换汤不换药之嫌，该分类方法对于具体经济法部门的主体类型涵盖性和针对性不强的先天弱点，也并未因此得到改善。 事实上，这些研究思路忽视了问题的真正关键，即三类部门法主体设置的逻辑起点并不相同。民商法是市场经济中个体权利的维护者，强调以权利来界定和约束权利，以实现主体在平等秩序下的最大自由和利益。行政法以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为核心，强调以权利和权力来限定和制约行政权力，以实现政府有序行政的最大效能。而经济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其主体行为模式更偏重于权利（力）基础上的责任，强调要在主体之间合理分配社会经济资源，从而形成一种和谐的经济秩序，以实现社会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这里的分配不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分配，而是一种需要动用市场的自发力量和政府的自觉力量，以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为基础、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相配合的合乎经济理性的分配，政府经济行为不能违背经济规律和脱离法制轨道，否则政府就违反了其承担的社会责任。这里的和谐也不能单纯理解为制衡，而是一个远比制衡更加宽广和深入的概念。主体之间只有对抗与制约，而没有合作与协调是不可能促进经济的全面、持续、协调发展的，和谐是经济法价值的核心要素，是贯穿于经济法调整社会关系过程始终的一种基调，也是经济法制定与实施的出发点和灵魂所在。 补充： 此外，由于现代社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并且变动频繁，公私因素逐渐相互交织融合，经济法律关系具有包含纵向因素和横向因素的层级性，[注6]更需要我们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观察才能完整揭示经济法的本质。否则仅仅套用传统思维固守静态分类的老路子，我们就会陷入与别的部门法学者大打无谓的口水仗、人为扩大或缩小对经济法调整范围认识的误区。譬如，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大民法”与“大经济法”之论战，中期的“经济行政法”理论之兴起和衰落，到现在的“经济法”和“社会法”之争。[注7]所以，对于经济法主体的分类标准，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民法的横向划分或者行政法的纵向划分思路加以替换，而应当从实践出发勇于创新，通过动静结合的方式探讨经济法主体的分类层次。 补充： 这两种倾向未能正确把握经济法主体的本质属性和外部特征，为我们正确认识经济法主体设置了极大的障碍，并且也不自觉地降低了经济法主体的实践价值。 第一种倾向过分提升了“国家”在经济法主体中的地位，而没有考虑到国家主体比较抽象，在实际运作中存在多种角色，（如国家资产所有者、具体经济关系参与者、宏观经济调控者、维护市场竞争者、经济监督者等角色）需要不同具体主体加以代表，造成了认识上对“国家主体”的定位偏差。实践中，当非国家主体一方的合法利益受到国家主体“合法权力”侵害时，其救济方式往往被剥离为互不联系的民事手段和行政手段，出现原告主体因同一事由在民事诉讼中偶尔胜诉，却在行政诉讼中屡屡败诉的戏剧性场面，甚至会出现因法院拒不受理而投诉无门的情况。这种“国家”思维的背后是一种法律非公即私的观念：经济法顺理成章地在实践中被划定为纯粹的公法，公法的执行主体又怎能被私法主体随意告倒呢！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区分这些“国家”角色的不同性质而拟定不同的法律对策，就会导致实践中本已十分缺乏的、以维护社会经济权利为目的的经济公益诉讼等保障措施流产。仅在抽象层面上使用“国家主体”这一概念其实质就是无视公私因素融合的经济现实而把经济法定义为“公法”，这种倾向无法解决实践中屡禁不止、亟待解决的地方保护问题和行业和部门行政性垄断的问题。 补充： 第二种倾向，由于引进了太过宽泛的法律人格概念，会使我们无法理解个人在经济法主体中的正确位置。实际上，没有相应的经济法律规范的规定，个人是不能随便成为经济法主体的。具体地说，一方面，个人作为经济法主体必须要符合一定的角色和条件，因为经济法是“以公为主，公私兼顾”的法，[注10]不同于民商法的私法性质，不允许当事人随意创设经济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另一方面，经济法规制的重心是经济力量强大的组织而非个人，这从经济法现象产生之初以产业法和反垄断法的面目出现便能看出来。[注11]普通个人经济力量有限，能够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十分有限，所以法律重在通过民事规范对其经济利益加以维护，只要求他们承担与其行为限度相适应的法律责任。只有当组织性要素存在于社会关系中，需要国家意志涉入，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时，国家才有从经济法层面对某一类个人的经济行为进行规制的必要。譬如，法律对税收关系中具有不同收入水平和收入类型的个人规定不同的税率以实现国家有组织的资源再次分配职能；再如法律对公司内部经理、董事竞业禁止加以明确规定以加重公司的社会经济责任等。 所以，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即特定利益＋社会责任→权利＋义务→主体。据此，从抽象层面和具体层面、静态角度和动态角度，展开对经济法主体分类的研究，这是由经济法主体的“经济利益性”、“纵横统一性”、“责任优先性”等本质属性和“范围的广泛性”、“地位的层级性”、“角色的变动性”等外部特征决定的。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相对完备的经济法主体概念：经济法主体就是根据法律确定的社会责任而赋予不同资格的，代表不同利益倾向的权利享有者和义务承担者。 补充： （二）经济法主体的性质和特征 相对于民法和行政法主体而言，经济法主体具有不同于它们的本质属性：首先，经济法主体具有经济利益性，即它应当是某种经济利益的明确代表，是该种经济利益的积极追求和维护者。不论国家主体也好，还是组织主体、个人主体也好，法律对经济法主体经济行为的调控，更多地通过平衡协调的手段控制该类主体行为的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完成的。 其次，经济法主体具有纵横统一性，这是由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应当是纵向因素和横向因素的统一所决定的。对某个具体的经济法主体而言，由于其所处的经济关系性质不同，可能与其他主体处于不同的相对地位，或者居于管理者，或者居于被管理者，也可能处于平等地位。
⑤ 公益诉讼的认识变迁
据可查的资料显示，国外的公益诉讼制度作为一种知识最迟在1990年已经被介绍到国内，在美国的环境法中有一种公民诉讼制度，是公益诉讼的一种形式。在九十年代，中国理论界首先出现的是经济公益诉讼概念，论者认为经济公益诉讼就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经济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不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追究相对人法律责任的活动。将经济公益诉讼看作经济法领域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工具，为此主张建立专门的经济诉讼程序以有利于经济公益诉讼的进行。 也有论者认为，公益诉讼实际上是行政诉讼的一种。公益诉讼的提法是中国行政法学者的独有见解，域外均未见有阐释者。公益诉讼是中国学者在谈论行政公诉时制造的“概念”。英国讲越权之诉，美国讲司法审查的范围，大陆法系一般按照法院的管辖权进行分类，诸国均未发现以诉讼标行为基准命名的公益诉讼。
还有论者认为公益诉讼就是检察院提起的民事公诉或行政公诉。有论者认为公益诉讼覆盖刑事、民事和行政诉讼三大领域，目前中国只有刑事诉讼是公益诉讼，还应当建立和完善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公益诉讼不等于公诉，它既可以由国家授权的检察机关和政府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又可以由利害关系人以国家授权机关的名义或以个人的名义提起诉讼。
根据公益诉讼的主体不同，有论者认为，公益诉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广义的公益诉讼包括所有为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既有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诉讼，也有私法人、非法人团体、个人代表国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诉讼。而狭义的公益诉讼是指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公益诉讼。
⑥ 民事公益诉讼区别于普通民事诉讼的特点是什么
一、诉讼目的不完全相同。
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同于普通专民事诉讼仅牵属涉私人民事纷争，公益诉讼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
二、保护利益的特点不同。
三、对诉讼当事人的要求不同。
四、公益诉讼纠纷所涉及的损害往往具有广泛性、严重性和长期性。而普通民事纠纷主要涉及普通个全之间的权益损害，损害的范围一般较易界定。
(6)经济法领域的公益诉讼扩展阅读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理论界首先出现的是经济公益诉讼概念，论者认为经济公益诉讼就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相关的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经济法律、法规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不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追究相对人法律责任的活动。
将经济公益诉讼看作经济法领域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的工具，为此主张建立专门的经济诉讼程序以有利于经济公益诉讼的进行。也有论者认为，公益诉讼实际上是行政诉讼的一种。
公益诉讼的提法是中国行政法学者的独有见解，域外均未见有阐释者。公益诉讼是中国学者在谈论行政公诉时制造的“概念”。英国讲越权之诉，美国讲司法审查的范围，大陆法系一般按照法院的管辖权进行分类，诸国均未发现以诉讼标行为基准命名的公益诉讼。
⑦ 选公益诉讼为毕业论文的理由
摘要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随之也出现了众多经济纠纷，而如何确保市场主体各方都能够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利益，则成了我国市场经济法所要关心的话题，尤其是公益诉讼制度能否得到贯彻执行，更成了市场经济主体及法律界人士所普遍关注的话题。
⑧ 公益诉讼制度与经济法有何关系
传统的经济法研究一直在努力证明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多局限于实体法上的思考，却缺乏理性地构建独立的程序法架构，尤其缺乏对经济法程序理念的提升，有些自说自话的感觉，从而动摇了人们对经济法独立性的信任，没有自身独特的程序保障的经济实体法也只能是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了。所以，提升体现经济法本质的独特的经济法理念与建立相应的经济法程序规则是经济法研究的当务之急。经济法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部门法，与之相适应，经济法的程序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对社会公益的关注，一种旨在建立一套程序规则，以有效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理念。出于有效保护公益的考虑，经济法程序中的原告与传统的法律程序相比往往不明确，其保护的利益也经常与自身不具有必然的直接联系，更多的情况，表现为一种扩散性的趋势，以保护与原告处于同一立场的利益阶层的人们的扩散的片断性利益。因而，西方有学者把这类诉讼称为保护扩散性利益诉讼。这种诉讼实际上就是公益诉讼。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有独立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而我国现有的三种诉讼制度对违反经济法的行为的追究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按现行程序制度操作，需要按不同程序处理同一经济违法行为：即违法者的民事责任应按民事诉讼法由法院民事审判庭来追究；违法者的经济责任应按照《行政处罚法》由行政机关追究；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处罚还可依行政诉讼法提起行政诉讼，由法院行政审判庭审判；违法者的刑事责任则按刑事诉讼法由法院刑事审判庭追究。这种由不同诉讼程序转换所带来的时间延误和其他弊病，不可避免地影响对经济违法行为的有效打击。为保证经济法的实施，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新型诉讼制度——公益诉讼制度。在这种诉讼程序中，同时从民事、经济、刑事三方面解决违反经济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问题，避免由不同诉讼程序转换所带来的时间延误和其他弊病，以保证对违反经济法行为处理的彻底性和有效性。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性的经济关系，即直接涉及或影响社会或公众重大利益的经济关系。”这样一种新型社会经济关系的出现决定了必然会有新型法律关系主体的出现，经济法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一定为新型法律关系主体所分配和承担。经济法法律关系客体呈现出社会性的特点。社会性的财产(即国有资产或公有财产)以及社会性的行为是经济法法律关系的重要客体，因为经济法法律关系客体的社会性特点，决定了经济法主体权利义务以及权利救济方法的特点。经济法的权利和义务同客体一样，也具有社会性的特点，经济法权利主体拥有的权利可以称之为“社会权”；经济法义务主体的义务是对社会的义务，而不是对特定主体的义务；经济法权力主体的权力是为实现经济法权利主体的“社会权”而设置。因为经济法的权利和义务具有社会性的特点，因此，经济法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是对社会的责任；法律责任追究的司法程序应当主要适用公益诉讼程序。为什么对违反经济法行为提起的诉讼，一般均应属于“公益诉讼”？依据在于经济法维护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本质与宗旨。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一定是侵犯不特定多数人利益或全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行为。那么，追究违反经济法行为法律责任适用的程序就不应当是私益诉讼，而应当是公益诉讼。因为私益诉讼对应的是个体权利的保护；适用私益诉讼程序处理关系不特定多数人利益或全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案件显然是小马拉大车，不仅不经济，而且没有效率，这应当是不需要论证的众所周知的事实。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法律关系与经济法责任等都可以验证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性。
有人试图否定实体法与诉讼法之间的逻辑联系，进而达到否定经济法与公益诉讼之间存在契合性的目的。其理由之一是：目前在民事法律领域中，一方面，除了作为基本法的民法通则以外，还有独立的婚姻法、继承法、合同法、保险法、公司法等一系列实体法律、法规，它们各自都没有也不可能都有专门的诉讼法相对应。但是，岂不知，婚姻法、继承法、合同法等一系列实体法律法规与民法不是同一层次的部门法，而只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子法，有了民事诉讼法及其特别规定也就不需要另行制定与这些民法之特别法相对应的诉讼法。同时，这个理由也不足以驳倒经济法与公益诉讼之间存在契合性。因为谁也不认为经济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子法，而一般公认经济法与民法是同一层次、相互独立、相互补充的部门法。其理由之二是：我国实体法领域并不存在独立的、统一的经济法部门，也很难制定出统一的经济法典，更不能取代民法的基本地位。事实上，经济法历来没有取代民法作为基本法地位的企图，否则就是对经济法地位的严重误解和歪曲。至于说实体法领域不存在独立统一的经济法部门，这是对经济法固有理论的简单否定。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致使统一的经济法典无法出台，但并不足以证明经济法作为部门法就不存在，也不足以说明经济诉讼独立存在缺乏实体法的前提。试问：我国没有出台统一的行政法典，但为什么又有独立的行政诉讼法呢?所以形式意义上的实体法不完全是相应诉讼程序独立的前提条件，但同一层次的实质意义上的实体法应当有相应的诉讼程序作司法保障，应当是相应诉讼程序独立的前提条件之一。
同时，经济法冲突或经济法纠纷的大量存在及其与民事纠纷的严格差异是经济法诉讼产生和独立的现实前提。经济法冲突表现为内部不经济和外部不经济两种状态。内部不经济又表现为投资者对经营管理者丧失信心、经济管理混乱、经济效益严重低下、成本费用过高、分配显失公平等。外部不经济表现为不正当竞争、垄断、可持续发展受阻、经济负增长、供需严重脱节、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明显化等。这些冲突显然与民事冲突有着极为鲜明的差异。而且，由于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化，经济法冲突越来越趋于综合性，同一经济法冲突往往同时兼具民事、行政及刑事诸方面的不同性质。因此，经济法纠纷并不是“特定类型的民事案件”，在本质上与民事纠纷有区别，民事诉讼与经济法诉讼在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方面都不完全一致，是不同性质的诉讼活动，经济法诉讼突出表现为具有公益诉讼的特性。
⑨ 论经济法是如何维护消费者权益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是各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共同面对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由“生产者主权”导向转向“消费者主权”导向,不仅是市场经济发展由不成熟到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且还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本质、最客观的要求。但是,市场经济为消费者主权的确立和实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便利,但却不可能完全解决消费者主权实现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垄断和促销陷阱等,在某种程度上都可能会导致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外部经济效益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导致消费者权益维护的整体失败。经济法的基本任务就是克服或矫正市场失效,保障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以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平衡协调。相对于行政法和民商法,经济法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有着特有的优势。 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责任问题”渐渐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产品责任”制度是经济法实现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方面。产品责任是20世纪上半叶产生的新的侵权责任,它是在加害给付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法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其一,在归责原则上,其采取的严格责任归责原则不但有利于市场秩序的正常保持,而且有利于使消费者权益得到最充分、最便利的维护;其二,相对于一般的民事责任,产品责任的赔偿范围更加广泛,也是消费者权益保护中消费者政策的要求。产品责任同时属于民事法律范畴,但比一般的侵权责任保护范围更加有力,精神损害赔偿和纯经济损失的赔偿是最为突出的表现。 我国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借鉴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规定《消法》第49条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其立法目的是要动员一切受欺诈的消费者同经营者的欺诈行为作斗争。惩罚性赔偿制度突破了传统民事损害赔偿制度的一般原则,具备了传统民事损害赔偿所不具有的制度功能。《消法》中这一双倍赔偿的条款被认为是中国惩罚性损害赔偿立法的一个里程碑。但是,从本质上看,该条款并非如同英美法中的规定一样是一个侵权法条款,而是一个合同法规范,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维护。为了实现经济法对消费者权益的更加强有力保护,应当通过法律修改把惩罚性赔偿引入侵权法领域,按照经济法的观点提高赔偿数额,把产品责任的责任方造成的外部性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内部化。 实现消费者权益的经济法保护,必须构建方便而有力的程序规则:经济公益诉讼。通过对于美国和德国不同模式的比较法借鉴,通过对于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制度在适案范围、审判组织形式、原告资格、费用承担、举证原则等方面的微调,可以引入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实现对消费者权益的充分保护。
⑩ 公益诉讼制度与经济法有何关系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性的经济关系，即直接涉及或影响社会或公众重大利益的经济关系。”这样一种新型社会经济关系的出现决定了必然会有新型法律关系主体的出现，经济法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一定为新型法律关系主体所分配和承担。
1，经济法法律关系客体呈现出社会性的特点。社会性的财产(即国有资产或公有财产)以及社会性的行为是经济法法律关系的重要客体，因为经济法法律关系客体的社会性特点，决定了经济法主体权利义务以及权利救济方法的特点。经济法的权利和义务同客体一样，也具有社会性的特点，经济法权利主体拥有的权利可以称之为“社会权”；经济法义务主体的义务是对社会的义务，而不是对特定主体的义务。
2，经济法权力主体的权力是为实现经济法权利主体的“社会权”而设置。因为经济法的权利和义务具有社会性的特点，因此，经济法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是对社会的责任；法律责任追究的司法程序应当主要适用公益诉讼程序。为什么对违反经济法行为提起的诉讼，一般均应属于“公益诉讼”？依据在于经济法维护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本质与宗旨。
3，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一定是侵犯不特定多数人利益或全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行为。那么，追究违反经济法行为法律责任适用的程序就不应当是私益诉讼，而应当是公益诉讼。因为私益诉讼对应的是个体权利的保护；适用私益诉讼程序处理关系不特定多数人利益或全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案件显然是小马拉大车，不仅不经济，而且没有效率，这应当是不需要论证的众所周知的事实。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法律关系与经济法责任等都可以验证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