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⑴ 为什么要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

为什么要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
第一，市场准入制度必须体现统一性，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市场准入制度是国家对市场主体资格的确立、审核、认可制定和实行的法律制度，是国家对市场经济活动基本的、初始的管理制度，主要内容是对进入市场的企业在注册资本、生产规模、技术水平、控制污染和卫生标准等方面规定相应的资格条件和取得资格的程序，并由国家相关部门实施审批手续和登记注册来执行。市场准入制度合理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统一性，即是否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因为，企业只有按照统一的资格条件进入市场，才有可能使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遵循普遍性的行为规范，为市场体系的统一性奠定坚实基础；才有可能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正常反应，不断加强经营管理，调整产品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也才有可能自觉应对市场变化，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第二，我国建立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当前，我国市场准入制度缺乏统一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实行以正面清单为基础、以行政许可为主导的市场准入制度。即把允许进入的领域都列在清单上面，没有列入清单的领域或项目，则不允许进入。而对允许进入的领域，还要通过行政许可确认准入企业。我国市场准入制度统一性不足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民间资本进入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存在隐形市场准入障碍。近年来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放宽民间投资市场准入的政策，但政策的原则性、导向性大于可操作性，民间投资进入上述行业仍面临种种隐形障碍。一是政策执行中的附加条款。在政策执行中，一些地方和部门以结合实际情况为名增加一些限制性条款。二是准入审批中的“潜规则”。我国市场准入程序较为复杂，法定行政审批涉及多个部门，部门审批又都有内部规则，垄断性行业审批还有特殊规则，操作过程也不透明，使主管部门在审批中往往对不同性质、不同归属的企业实行不同尺度和标准，造成民间资本在市场准入中不得不付出额外成本。三是体制壁垒。一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滞后，政企不分，主管部门能够利用行政权力维护所属企业利益，通过经营条件、结算办法等方面的规定，阻碍民间投资进入。
第三，贯彻《决定》精神，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要制定负面清单，在此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非禁即入）。切实推进配套改革和制度创新，克服隐形的准入障碍，构建公平的市场准入环境。要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所谓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在企业设立、取得、扩大等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要推进工商注册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

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的制度建设包括哪些内容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法治，必须建设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需要的法律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是指调整有关市场经济的民商事行为、经济调控行为、行政管理行为、劳动和社会保障行为等法律规范的总称。经过28年的努力，中国基本上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了更好地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法治，要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市场法律制度。
一、健全民事法律制度
民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它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市场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愿、平等、等价有偿、自负盈亏、诚实信用等属性的内在要求。民法属于私法，民法的自治精神是市场经济活力的不竭源泉。民法规定了自然人制度、法人制度、法律行为制度、代理制度、时效制度、物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债权制度、人身权制度、民事责任制度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法律制度。它使市场主体的权利得以明晰化、法定化，为市场主体制定了行为规则，给法院裁判纠纷提供了依据。所以说，民法是市场经济最为重要、最为基本的法律。我国已于1986年制定了民法通则。同时，先后制定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担保法等民事单行法律。1999年，我国在原有三个合同法的基础上制定了统一的合同法。此后，制定民法典的任务提上了日程。这不仅是进一步健全民事法律制度的需要，而且也是完成2010年建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目标的要求。2002年12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实际部门和学界的协助下，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起草工作，并于同月底将该草案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我国民法典正式进入了立法机关的审议程序。
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作为民法典重要部分的物权法进行了审议。物权法律制度的建立有利于调动全社会创造、积累和保护财产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物权法草案业已经过全民讨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审议，经过进一步斟酌修改后，将会予以通过。现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集中精力从整体上修改和审议民法典草案，力争在2010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置于坚实的法治基础之上。
二、完善商事法律制度
商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它作为规范商事行为的法律，是民法的特别法，属于私法范围。我国实行民商合一的体制，不单独制定商法典，而是分别制定包括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证券法等在内的各项单行商事法律。商事法律的任务在于规范市场主体，规范交易活动的支付、信用手段，建立商业风险互助分担机制，制定海上运输共同规则，规范资本市场。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完成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信托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等主要商事法律的制定。2005年，为了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对公司法和证券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修改后的公司法降低了公司设立门槛，保障了投资创业自由，扩大了公司自治空间，加强了对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保障，强化了公司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充实了对职工民主管理和保护职工权益的规定，确立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和公司人格否定制度。这无疑有利于推动现代企业制度在中国的建设，大幅度提升公司的整体素质、诚信水平和竞争能力。修改后的证券法进一步完善了证券发行和交易制度，开辟了证券市场发展的新空间，加大了对中小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强化了证券监管措施和手段，增强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完善了监管执法机制和监管责任制度，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更为有效的制度保障。现在，我们还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提出的新问题，尽快制定合作社法、商品期货交易法、金融期货交易法、商业信托法、破产法等商事法律，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新变化而进一步修改合伙企业法、保险法等现行法律，从而更好地完善市场主体法律制度，规范市场行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三、健全经济法律制度
经济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法律。这里所说的经济法不是我们平时所讲的有关经济的法律，也不是多数经济法学者所说的对纵横统一关系都调整的经济法，而是各国都认同的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它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市场干预、监管和调控的法律。就其性质而言，它是公法，也就是经济调节法。现代市场经济虽然应以市场主体的自主、自治为前提，但为了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保障市场的健康发展，国家对市场的适度干预和宏观调控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说民商法是允许市场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去创造最新技术、最新产品，夺取最佳业绩，以促进生产发展和经济繁荣，那么，经济法则是利用国家强制干预，克服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保障其沿着有利于全社会的方向发展。
经济法大体可以包含三个部分：
一是创造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商业秘密保护法。现在反垄断法和商业秘密保护法还没有制定出来。反垄断法是禁止垄断和其他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其立法目的在于禁止限制竞争行为、创造公平竞争的良好环境进而使市场经济得以健康发展。制定反垄断法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还有一个维护社会主义宗旨的意义。因为任何企业不靠提供更优质的产品、更优良的服务的竞争获取利益，而是通过垄断捞取好处，实质上是以超经济手段占有他人劳动。这是与社会主义宗旨相悖的，必须予以反对。而且，反垄断法并不与规模经营、强强联合、组建企业集团相矛盾。它反对的只是限制竞争、扼杀经济活力。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应根据发展了的新情况加以修改，以便更好地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二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管理的法律。我国是社会主义大国，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因此，这种法律非常重要。我们已制定了预算法、审计法、中央银行法、物价法、税收征收管理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重要法律。下一步需要逐步制定规划法、经济科学增长法、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法、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法、循环经济促进法、节能法等法律。应当适时修订预算法，以进一步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细化预算科目，强化项目预算，增加预算透明度和可监督性。要进一步修改税法，改革增值税，统一税制，完善税收优惠制度，加大培育税源力度。这些法律主要是拟定国家间接调控经济的规则，但是也必须规定在特定的条件下依法采取直接行政调控和管理的手段，以维护经济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
三是国家对重要产业和新兴产业促进的法律。这方面，我们已经制定了农业法、电力法等法律。现在有必要制定诸如高新技术产业促进法、装备制造业振兴法、能源法、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法等重要法律，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
四、完善行政法律制度
行政法是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法律。它是调整政府与法人、自然人之间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需要行政法的调整。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既需要政府的组织与推动，又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管理水平的提高、公共事务管理方式的改变。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发生了从直接管理到间接管理、由经营性的具体管理到宏观调控、从行政隶属管理到依法定职能管理的转变。政府对经济的职能已经转变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势必对政府的工作从客观上提出更高、更多而且崭新的要求。因此，进一步健全行政法律制度以促进、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就显得极为迫切与必要。
应该切实实施公务员法，以强化公务员考核与管理，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应当制定行政组织法，合理分工、科学配置行政权力，使我国国家机关的设立、职权、编制、工作程序法定化，保证国家行政体制的稳定，提升专业化水平，提高行政效率，从根本上发挥机构改革的作用。要制定行政程序法，以保证行政工作的公正、公开、合法。要制定国有资产管理法、国有自然资源管理法、国有行政和公用财产管理法、外汇储备管理法，把作为公权力的政府和作为国有财产所有者代表和国有公司出资人代表的政府分开，强化对国有财产的行政监管，保证国有财产所有权有效行使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强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采矿权出让、国有股权转让和国有公司资产转让的规范，防止国有财产被侵占和国有资产流失。要更好地实施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制定行政强执法，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防止行政权力滥用。要进一步完善经济行政监管法律制度，以加强、改善国家对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安全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医药卫生、海关等方面的监督管理。要加强廉政法律制度建设，用法律把高级公务员的财产申报制、任期制、回避制等制度规定下来，从制度上防止公职人员以权牟私、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总之，要对我国的行政法律制度进一步加以完善，使政府对经济工作的行政管理高效、廉洁、合法，从而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五、健全社会法律制度
社会法是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种必不可少的重要法律，主要是保障劳动者、老人、失业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和其他需要扶助的人的社会权利的法律。社会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其目的在于，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弱势群体利益，保证社会公正，实现社会安定，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社会法律制度主要包含三类法律：第一类是劳动法；第二类是社会保障法；第三类是社会救济法。我国劳动法作为劳动法律制度的基本法已于1994年颁布，但是相关的配套法律至今尚不健全。应当抓紧制定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劳动安全卫生保障法、劳动就业促进法、职业培训法、就业歧视禁止法、劳动争议处理法，建立比较完善的劳动法律体系，把我国的劳动关系尽快纳入法治轨道，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劳动关系，充分调动劳动者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国虽然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保障的条例，初步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但社会保障立法还相对滞后。应当尽快制定养老社会保险法、医疗社会保险法、失业社会保险法、工伤事故社会保险法等强制性的社会保险法律。在社会救济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已经制定了公益事业捐赠法，现在应该将行之已久、卓有成效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法律化。要加快城乡特殊困难群众社会救助体系的建设。要制定慈善事业促进法，鼓励捐助，弘扬义举，营建扶弱济困、互助和谐、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社会风尚。

⑶ 什么叫市场准入制度

市场准入制度是国家对市场主体资格的确立、审核和确认的法律制度，包括市场主体资格的实体条件和取得主体资格的程序条件。

市场准入制度是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基本制度，它作为政府管理的第一环节，既是政府管理市场的起点，又是一系列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项基础性的、极为重要的经济法律制度。

其表现是国家通过立法，规定市场主体资格的条件及取得程序，并通过审批和登记程序执行。市场准入制度，是有关国家和政府准许公民和法人进入市场，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条件和程序规则的各种制度和规范的总称。

(3)经济法市场准入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扩展阅读：

市场准入的的相关模式：

1、自由放任模式。即国家对主体进入市场采取不干预政策，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进入市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都不被法律所禁止。一般认为，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西方一些国家曾采取过这样的立法模式。

2、特许主义模式。特许设立原则是指由专门法律或命令的方式准入主体进入市场，它主要用于通过设立企业进入市场的情形。

3、行政许可主义模式。行政许可主义，又称核准主义，指企业经国家行政机关批准才能设立。核准原则的特点是可以防止企业的滥设，但如果适用范围过大，则不利于企业的设立，因此，这一原则的施行范围日益缩小。

⑷ 市场准入法律制度的基本功能

食品市场准入制度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是指对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的环境条件、生产设备、加工工艺过程、原材料把关、执行产品标准、人员资质、储运条件、检测能力、质量管理制度和包装要求等条件进行审查，并对其产品进行抽样检验。对符合条件且产品经全部项目检验合格的企业，颁发食品质量安全生产许可证，允许其从事食品生产加工。

已获得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颁发的《出口食品厂卫生注册证》的企业，其生产加工的食品在国内销售的；以及获得HACCP认证的企业，在申办食品安全质量许可证时可以简化或免于工厂生产必备条件审查。

二、对食品出厂实行强制检验。其具体要求有两个：一是那些取得食品质量安全生产许可证并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核准，具有产品出厂检验能力的企业，可以实施自行检验其出厂的食品。实行自行检验的企业，应当定期将样品送到指定的法定检验机构进行定期检验；二是已经取得食品质量安全生产许可证，但不具备产品出厂检验能力的企业，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委托指定的法定检验机构进行食品出厂检验；三是承担食品检验工作的检验机构，必须具备法定资格和条件，经省级以上(含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审查核准，由国家质检总局统一公布承担食品检验工作的检验机构名录。

三、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标志管理。获得食品质量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其生产加工的食品经出厂检验合格的，在出厂销售之前，必须在最小销售单元的食品包装上标注由国家统一制定的食品质量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并加印或者加贴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标志，并以“质量安全”的英文名称Quality Safety的缩写“QS”表示。国家质检总局统一制定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标志的式样和使用办法。

⑸ 市场准入制度

市场准入制度，是有关国家和政府准许公民和法人进入市场，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条件和程序规则的各种制度和规范的总称。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随着市场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日益拓展和深化，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逐步建立和完善的。

市场准入制度是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基本制度，它作为政府管理的第一环节，既是政府管理市场的起点，又是一系列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项基础性的、极为重要的经济法律制度。

中新网7月27日电 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葛志荣7月27日上午在国新办就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打假治劣等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说，中国上半年加快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的实施，对国家标准规定的28大类、370种食品纳入生产许可管理，占食品总数的70%。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蒲长城表示，到今年年底以前，对剩下的产品实施市场准入制度将全面推开。

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蒲长城表示，建立食品市场准入制度，是国家为确保食品安全做出的一个重要的决定。根据国际惯例和中国的国情，对生产、加工食品的企业实施了行政许可的办法。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生产、加工食品的企业需要通过标准所规定的生产必需具备条件的审查。

蒲长城说，依据国家相关的标准和食品生产加工行业现实状况，把食品分为28类，这28类又分为525种产品，现在已经有15类370种食品实行了这样一个制度，还有13类155种产品即将实行这个制度。

对于目前还有三成食品没有实行市场准入制度的问题，蒲长城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实施市场准入制度时间比较短，需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推开。一次全面展开，需要有时间上的准备，企业要有时间的准备，政府监管的措施需要有时间的准备。这些准备包括相关标准的制定，相关产品实施行政许可细则的制定，相关行业和相关企业按照有关标准来完善它的生产条件等等。

蒲长城表示，到今年年底以前，对这些产品实施市场准入制度将全面推开。

蒲长城还指出，根据国家的法律和标准对食品添加剂、食品的包装用品等等，实行市场准入现在已经开始正式实施。这项制度的推进，除了需要企业努力达到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加强监管以外，也需要广大的消费者包括新闻媒体加强宣传和监督，一起推进，进而保证食品质量的安全

⑹ 经济法制度体系

【内容提要】本文依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实践，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出中国经济法是中国特色之经济法律的典型，重点研究了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进程及其“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的低效率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法创新的思路和途径。
【关键词】经济法/制度变迁/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在经济落后国家的制度变迁中，国家承担着制度设计、规划与组织的重要职能。（注：参见（美）诺斯著《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一书中有关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现阶段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法制建设，是经济落后国家制度变迁的典型。因此，以代表国家和政府协调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的中国经济法，在现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正式制度变迁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为制度变迁重要的是实现制度事实的转变，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是以制度事实为根本的。制度事实是现实的社会存在，制度事实决定了制度规则，这和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一致的。是社会创造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创造了社会，通过大规模的引进外国法律并不能实现法治和经济的现代化。由此决定了提出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变迁思路，必然包括我国现实和传统相结合的制度分析思路。制度变迁的首要目标应当是促使社会实际经济生活的转变。
“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经济法建立的特点
依据制度变迁的理论，制度变迁包括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也称需求主导型制度变迁）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也称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两个基本类型。（注：参见林毅夫著《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一文的观点。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其中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市民为主，且以自发性为基本特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以国家且以强制性为基本特征。据此推论，我们认为，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制度变迁中，民商法的主体以市民（自然人和法人）为主及其“约定大于法定”的规范特征，使民商法制建设类似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经济法的主体以政府为主及“法定大于约定”的规范特征，使经济法制建设类似于强制性制度变迁，从而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发展模式要借鉴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模式及其理论，注意发挥该模式在加速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步伐的规模经济优势，克服该模式中政府的有限理性、官僚主义等消极因素对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度建设阻碍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受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条件的制约，以及在长期形成的封建儒家文化和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制度惯性力量的作用下，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这一制度变迁，应该以体现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特点的经济法制度建设为近期模式，而以体现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特点的民商法为目标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较之中国民商法，前者对于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作用更大；加之，中国民商法制度理论资源，主要来源于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市民社会的政治基础上的罗马法和德国法理论体系；而中国经济法制度理论资源，主要来源于建立在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法理论体系。因此，从中国国情出发，中国推进市场经济法治的最大的本土资源，就是中国的本土政治资源。所谓本土政治资源，大意是指一国领土范围的可资利用的政治组织、政权效能及其社会基础和影响。比如，中国拥有一个庞大且强有力的政治权力组织，6100多万共产党员集中了中国优秀人才的相当一部分，下至乡镇街道上至中央部门的党政组织仍然比较有效地治理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级党政部门具有仍然很强的社会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和推动能力。这是中外人士都普遍承认的事实。对于中国本土政治资源的优秀，我们自己往往习以为常，甚至对这种优秀的实际存在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也存疑虑。其实，放眼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强大而稳定的政府的存在，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对于减少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代价与成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可能也是最关键的因素。正如亨廷顿先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指出的那样，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是一个充满动荡和激烈矛盾冲突的过程，有现代化意识的强大政治组织，是推进现代化进程又保持其过程稳定的关键性力量。为了维护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权威地位和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主动参与和调控，强制性制度变迁首要的前提就是保持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权威。因为只有保持稳定的制度环境，才能实现经济制度的良性转变，而任何一个社会要保持繁荣和经济发展，都应当保持稳定的社会制度。其中，以调整政府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关系为己任的中国经济法，在维护中国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制度变迁中的权威地位的制度创新中的作用，举足轻重。
正是在上述制度变迁的积极作用意义上，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法是中国本土政治资源的典型法律例证，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度的核心内容，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和理论的建立与完善，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否完备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是因为：
首先，公有制和政府运用经济和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的核心内容，由此产生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核心作用，从而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当前中国市场制度变迁的主导模式。与此相适应，中国也走上了政府推进法治的发展轨道，因为中国法治本土资源的贫乏，决定我们只能更多地借助学习手段、借助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手段，而无法更多地借助于传统。这也是一种近期内无法改变的现实。其中，以政府依法调控和管理市场经济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经济法，是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按照中国立法机关的最新观点，“我国的法律体系划分为7个法律部门比较合适，这7个部分是：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每类法律部门中又包括若干子部门，有些子部门下面还可进一步划分。这种划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反映各类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既易于把各个法律部门区分开，又使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合乎逻辑，并且符合我国现有法律和将要制定的法律的状况”。（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其中，“经济法是调整因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或调控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经济法大体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反倾销和反补贴等方面的法律；二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方面的法律，主要是有关计划、财政、税务、金融、审计、统计、物价、技术监督、工商管理、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等方面的法律”。（注：引自王维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讲座第八讲讲稿《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几个问题》（参加本讲稿讨论定稿的作者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专题研究小组”成员，包括：顾昂然、甘子玉、于友民、王利明、王叔文、王家福、厉以宁、乔晓阳、刘政、刘海年、吴志攀、应松年、张晋藩、杨景宇、姜云宝、胡康生、高铭暄、程湘清）。）可见，经济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一个与民法、刑法等法律部门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已成定论。
其次，公有制和政府干预，是以政府协调经济关系为基本宗旨的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强有力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一方面，这一基础强大于以私有制（非公有制）和市民自治为其基本经济和政治基础的私法即民商法，从而中国经济法强大于中国民商法的现实力量，决定了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和市民社会所需要的民商法（私法）制度，必须以中国经济法为其发展的基本“制度环境”。那种限制和排斥经济法的民商法发展策略，将走上中国民商法失去自己生存制度环境的艰难之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假定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和多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和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与更多亲合力的经济法，必然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核心内容。从而那种用传统民法和行政法取代经济法的自由主义法学主张，将导致中国市场经济失去社会主义的法律基础，因而绝不会得到中国立法部门的采信。
最后，虽然中国经济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律制度，但对其中国特色之意要一分为二。一方面，中国经济法制度创新是一种从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并决定经济发展道路这一实际出发的现实法律选择，所以中国经济法要立足中国实际并切忌照搬建立在私有制和多党执政背景条件下的外国经济法模式（如中国企业法中的反摊派制度，中国反垄断法中的反行政垄断制度的设计，不能局限于外国立法模式），从而中国经济法制度及其理论，较之中国民商法制度及其理论，前者具有更大的挑战和创新压力，并在此压力基础上形成更伟大的且对世界法学有特殊贡献的市场法律制度创新成果。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法中浓厚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特色，较之具有浓厚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特色的西方国家民商法以及模仿而成的中国民商法，虽然前者具有实事求是方面的巨大优势，但是中国经济法中具有的中国特色中的一些带有有悖市场经济规律的旧体制、旧文化、旧传统，如果不倍加注意克服，则中国经济法就可能成为落入实用主义俗套，进而成为承认并保护旧体制和传统的落后之法。为此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及理论创新，较之中国民商法的制度及理论建设，前者的革命意义远远超过后者。
“路径依赖”：中国经济法发展的障碍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上述中国经济法的中国特色及其意义（尤其是消极意义），还根源于中国经济法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1979年为时间标志）开始的制度创新中的“路径依赖”。依诺斯教授的观点，路径依赖的核心内容是，当人们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之；反之，则可能顺着最初选择的错误路径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除非借助强有力的外力推进，否则人们要想选择新的制度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注：参见诺斯著《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和原因》一文，转引自《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据此，应该正视，经济法（这里特指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因下述典型的路径依赖导致的一些低效率的“锁定状态”：
其一，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制约，中国经济法不可避免对民法产生了“路径依赖”，如经济法理论将属于民法调整对象范畴的横向经济关系，也纳入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围，并用民法范畴构造经济法范畴，许多民法制度（如合同制度）成为经济法制度，由此产生了“纵横统一说”大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民事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而至今在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因过分强调市场主体自律管理（如合同管理）而屡屡出现的“一放就乱”，就是市场管理法的无效率的典型。
其二，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自上而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变迁模式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对行政法产生“路径依赖”，如经济法将行政法所反映的行政手段作为调整经济关系的主要手段，由此产生了“经济行政法说”或曰“学科经济法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如企业经济关系）的失败现象，改革之初开始至今的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活动中过分强调政府规制而屡屡出现的“一统就死”也是市场管理法无效率的典型。
其三，在中国经济法产生之初，受党政难分和政企难分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制约，经济法也不可避免产生对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如把经济法成为党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同义语即典型的政策法，由此产生了在“经济管理法说”或“政府干预说”经济法理论支配下的经济法体系混乱和经济法调整经济关系的政策混同于法律的失败现象，而政府依法调控经济活动中屡屡出现的令行不禁止的失控现象，即为宏观调控法无效率之典型。
上述中国经济法的“路径依赖”之所以谓之有悖经济和法律规律的失败现象，主要是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范畴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调整对象的混淆所产生的体系混乱，以及经济法的调整方法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调整方法混淆所产生的方法混乱的角度观察，从而使经济法因在法律体系和规范构建上过分依赖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而失去其独立法律部门的特色。任其发展，不仅政府在协调市场经济关系过程中难以走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和“令行不禁止”的恶性循环，而且经济法将锁定在非部门法的法制低效率的学科经济法状态之中，而这一低效率的状态至今是困扰中国经济法发展的最大障碍。
就中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法的变迁而言，如前所述，从一开始就是由政府推动，从经济政策到经济法律手段，逐步实现经济行为的规则化和制度化，这一过程，典型地说明了经济政策、经济法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密切不可分的联系，以致于经济理论和实践中将经济法误解为“经济政策法”。虽然这一误解有悖法学和法律规律，但它却是经济法之“中国特色”的一个真实写照，进而使富有法治传统的国外法学家也感慨“要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改革的政策中认识中国经济法的法律实质”，并产生了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就经济体制改革中重大事项共同作出的规定，也曾被视为法律渊源的中国法理论和实践独有现象。
如前所述，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双元的，即同时实现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最大化。因此，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模式下，政治目标往往支配着经济目标，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往往导致财政收入的降低、通货膨胀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政府权威的下降和扩散、原有经济部分的增长困难等等，最终导致政府收缩权力或出现激进式改革，并由此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在经济领域，出现了国有企业亏损、屡改不善等问题，又如在法律领域中，则出现了通过各种手段逃避法律调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以及贪污腐败现象。此点，也是导致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的一个主要制度原因。
我们认为，导致上述中国经济法低效率状态的一个法律方面的近因，是中国经济法创建之初错误地选择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路径，而且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被锁定在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低效率状态之中。从而中国经济法摆脱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模式的困扰并谋求自己独立的新发展，变得十分困难。因此认真分析上述经济法路径依赖的产生根源，是摆脱中国经济法发展道路上重大理论和实践障碍的基本前提。
走出“锁定”状态：中国经济法创新的途径
初步分析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法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主要根源于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在制度规范和理论资源方面的先占优势，以及由此使中国经济法采取了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合而为一的综合法律调整模式（“纵横统一说”是其理论基础），在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为主导模式的初始改革模式选择作用下，而陷入被动的“锁定”状态。应该强调的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确立后，中国经济法以政府经济管理法作为经济法制度模式初始选择，加之在此模式下的经济法成为强化政府权威和维护部门利益的工具这一“官方优势”，使中国经济法在政府依法管理的自身报酬递增和利益集团作用下，虽然它可以在计划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背景下，逐渐从民法中解放出来；但是经济法至今仍被锁定在行政法和经济政策的双重困扰状态之中。据此，我们提出中国经济法从传统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锁定状态之摆脱出来的以下基本制度创新思路和途径：
首先，国家作为经济法制度的制定和实施者，其在经济法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创新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之经济法作为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决定了通过国家力量促使经济法摆脱上述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法制低效率状态，是经济法创新和发展的基本思路。因此，促使国家机关尤其是国家权力机关承认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至关重要。
其次，上述经济法产生之初形成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政策的路径依赖的一个主观原因，是政府在信息不完全（如经济体制改革信息不完全，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体制信息不完全）基础上构造了经济法制度，所以在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加强对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经济法的理论研究，特别是从部门法名义上明确经济法这一独立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方法、体系的基本制度和规范，并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如法律经济分析法）和传统法学研究方法（特别是法理学研究方法）创立符合经济学和法学规律的全新经济法范畴，对于国家抛弃经济法体系中低效率制度，保留和借鉴好的制度，并理性地进行经济法的制度创新，至关重要。
再次，虽然上述加强中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和学习，是经济法摆脱路径依赖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法因其强烈的政府性特征，而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成为一些政府部门巩固和扩张自身权力并谋取部门利益的工具。所以在政治体制特别是立法体制上，打破利益集团对经济法制度创新的干扰，推动经济法从传统的经济行政法模式下的“恶性循环”中彻底解放出来，又是摆脱经济法对行政法和经济政策路径依赖的重要途径。必须强调，如果我们假定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基本途径是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而且干预市场的基本方法以体现经济规律的法律手段为主，以体现行政规律的法律手段为辅；那么将国家干预市场的法律等同于经济行政法的主张，将导致中国经济法“穿新鞋”、“走老路”。
最后，在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经济法作为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它较之诱致性制度变迁为基本特征的民商法，前者制度创新、设计和实施成本较之后者要高。为此将降低中国经济法制度变迁成本，作为经济法制度创新的一个关键环节。从经济法的制度和实施方面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对现有的依政府经济管理体制为依据构成的庞大中国经济法体系进行消肿，以反映和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律规律的新经济法制度体系（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的更高收益，来抵销经济法采取经济行政法和经济政策模式的旧经济法制度体系被废除而失去的利益，推进经济法制度的创新。而且，要按照公法私法化的思路，改造传统的以公法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法，并用公法和私法兼容的法律技术将中国经济法改造成具有公法和私法双重性质的、兼顾市民社会利益和政治国家利益并集中体现社会利益的社会法。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假定经济法视为一个传统公法（如行政法）和私法（如民商法）兼容的新兴法律部门，那么公法与私法兼容这一现代法的发展趋势，决定了中国经济法在摆脱对传统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路径依赖”后，在建立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这一伟大的制度变迁进程中，深深扎根于丰富的中国本土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理论和实践资源“营养土壤”之中的中国经济法，比主要依赖于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及文化理论和实践资源建立的中国民商法和行政法，前者具有更强大、更有效的制度创新动力。而且，更为现实的意义在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占据着重要地位，坚持公有制、保护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监督调控、管理、参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必不可少的职能，而中国经济法正是体现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实现公法与私法、国家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有效工具，所以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经济法的建设应当成为重中之重的“基础工程建设”，需要我们集中更多的法律理论和实践资源进行“投资”，才能确保我国在2010年之前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伟大的跨世纪法制建设工程。

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就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深入推进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夺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面胜利的根本途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彭森一语中的。那么，具体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大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改革，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等。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有效抓手，将稳增长、调结构和深化改革结合起来，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性转变。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逐步调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等方面的比重不断变化，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这是新形势下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一个有效途径和必然选择。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

二，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尤其是加快资本市场要素市场建设。国家应引导社会资本有序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并要注意适当控制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财务风险和市场风险。我国市场体系建设的薄弱环节，是要素市场建设相对于商品市场滞后，特别是各类要素的市场供求决定价格的机制尚未形成。加快培育和发展要素市场，改革要素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是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重点。

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首要任务，是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的全国大市场，促进商品和要素实现跨地区自由流动。这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内在要求。必须废止妨碍公平竞争、设置行政壁垒、排斥外地产品和服务的各种分割市场的规定，打破行政性垄断、行业垄断、经济性垄断和地区封锁，增强市场的统一性。应加快《反垄断法》的制定工作，将行政性垄断、行业垄断和经济性垄断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加大反垄断力度；加快制定或修订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政府规制，保障各类经济主体获得公平的市场准入机会；依法规范政府行为，界定政府在市场准入和市场运营方面的权限和行为，提高市场准入程序的公开化和准入的透明度；针对国内市场的分割问题，强化打破地区封锁的协调工作机制，消除行政壁垒、地方保护等分割市场的行为；推进现代流通进程，积极发展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促进商品和各种要素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

三，是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通过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继续深化金融机构改革，健全资本市场，完善政府的投资和调控体制，尤其是要发挥经济和法律手段在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而当前制约民间投资的是投资管理体制和垄断。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向民间投资开放，但民间投资真想进入却往往遇见“玻璃门”和“弹簧门”。特别是一些利润率较高的垄断性行业，民间投资仍无法进入。庞大的民间投资，一旦真正启动，将会极大地增强经济的活力，强力拉动经济的增长。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就是，既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有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避免市场失灵。紧紧抓住并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使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再上一个大台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对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提高宏观调控水平的重要制度性保障，对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

四，是要深化与民生有关的体制改革，主要是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围绕改善民生深化改革，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从顶层优化制度安排，显著增强我国民生保障能力。关注和改善民生是历届政府工作的一大特色和亮点。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各级政府要着力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针对社会发展和民生领域的突出问题，把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保障和改善民生有机结合，加快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加快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加快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发展面向民生的公益性社会服务，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更好地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进一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大力推进养老保险、教育、医药卫生等社会领域改革和脱贫攻坚，通过创新机制更多吸引民间资本，增加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着力提高群众获得感。

五，是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进一步完善乡镇机构设置、义务教育体制、县乡财政体制，以及土地征用制度、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增强农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科技含量、提升研发设计、重视品牌建设、改善市场营销，实现“高端化、品牌化、精细化、清洁化”发展，大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发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广泛的内容，包括：

1，完善家庭承包经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济制度；

2，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等农村综合改革；

3，推进土地征用制度改革；

4，建立健全农村金融体制；

5，推进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产业体制改革，其中也包括集体企业及资产的股份制改造问题；

6，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此外还要继续推进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等。

六，是要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和优化配置的体制和政策，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水平，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促进国内外经济平衡发展，解决宏观经济存在的外汇储备过多等突出矛盾。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既是改革，也是开放。国际形势与我国比较优势的新变化，对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只有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同时倒逼国内经济体制改革，释放改革红利。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全面推进，涉外经济体制开放取得巨大进展。但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转型调整时期，现行涉外经济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现行涉外经济体制不能适应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要求。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位，是我国比较优势变化的必然要求，但是，现行涉外经济体制尚不适应这种新要求，既不利于引进高端产业活动、高级生产要素，也不适应企业“走出去”整合外部资源，使我国难以充分利用新的战略机遇期。

其次，现行涉外经济体制不能适应我国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服务业开放不足，管制过度，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税收、通关等政策限制了我国吸引高端制造、地区总部等活动，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七，是推进社会事业领域改革，包括教科文卫体制改革，其中网友提到的卫生体制改革，现在国家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其基本思路是综合配套推进，医药卫生体制、药品产销体制和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其中，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关键是要解决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医药分离等问题。还要加大政府的公共卫生投入，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管理和监督，为广大人民提供价格合理、服务周到的医疗卫生服务。

社会事业领域制度的改革创新，是促进社会事业健康快速发展、更好地保障人民社会权利的重要手段。那么，怎样才能让改革举措深入人心，扎实推进，富有成效呢？既要统筹好社会事业改革与经济建设相互之间的协调发展，又要统筹好社会事业改革各领域内部之间的均衡发展；既要搞好制度建设的创新，又要实现工作方法的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优化教育环境，增加就业岗位，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完善保障体系，创新医疗卫生体制，才能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更加有尊严。

改革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全体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而普通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既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改革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准。

八，还要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包括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建立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和绩效评价机制，推进依法行政，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等。持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简称“放管服”），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优化政府服务，抓紧制定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职业资格、政府定价收费等清单，形成全国统一政务服务平台，着力为实体经济升级营造更好环境。

对于政府职能转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是职能转移，解决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2，是职能下放，解决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关系问题；3，是职能整合，解决部门之间职责交叉、关系不顺的问题；4，是职能加强，解决政府该管的事没有管住管好的问题。

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把政府该放的放下去，政府该管的管起来。当务之急是以改革为突破口，大力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这有利于政府集中精力、资源管好自己该管的事。放权的同时也要加强和改善管理，放管结合，使政府职能转变顺利推进。

资料来源——

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15/c1001-23559509.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1038/4415883.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1101/c40531-27762208.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1015/c40531-23202658.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1101/c40531-23398660-4.html

http://www.people.com.cn/GB/32306/54155/57487/5654199.html

中国人大网：

www.npc.gov.cn/npc/xinzhuanti/xxgcsbjszqhjs/2013-12/18/content_1817430.htm

⑻ 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内容

市场规制法是调整抄在国家权力直接干预市场，调节市场结构，规范市场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和促进公平竞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言之，市场规制法就是调整市场规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1）市场规制一般法，主要有：①市场准入法，如企业登记法等；②反不正当竞争法；③反垄断法；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⑤质量规制法，如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等；⑥价格规制法，如价格法、反暴利法等；⑦合同规制法；⑧中介服务规制法，如广告法、拍卖法等。
（2）市场规制特别法，主要有金融市场监管法、劳动力市场监管法、房地产市场监管法、电讯市场监管法等。
（3）市场规制相关法，主要有企业法、侵权行为法、合同法、知识产权法等。由于市场规制法与相关法律部门交叉，在设计市场规制法体系的结构时，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