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供给变迁中的经济法功能研究

A. 经济法包括可持续发展吗

摘要：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旋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需要法律的支持。本文认为，经济法的目的和使命决定了它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经济法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同时，本文通过经济法基本原则与民法基本原则、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比较分析，阐述了经济法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特有性。最后，文章还对可持续发展原则在我国经济法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经济法；可持续发展
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形成于20 世纪80 年代，它是20 世纪人类社会在对传统的工业文明和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20 世纪90 年代后，各国纷纷制定本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使其成为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普遍接受的发展战略。在国际层面上，它已为众多的国际组织所普遍接受并成为国际立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原则；在国家层面上，它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
虽然“可持续发展”一词已被普遍使用，但国际社会对其具体含义的理解却远未统一，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和着名学者都有自己的概念。这既反映了该术语本身的难以确定性，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发展问题的严重分歧。至今为止被引用最多的仍是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所下的定义：“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尽管概念是抽象的，然而不可否认，《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中对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勾勒是清晰的，结合这一重要文件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通过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的精神，国际社会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主要归纳为三个方面：（1） 人类有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权利。可持续发展要求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要和给全体人民以机会去追求较好的生活。社会从两方面满足人民需要：一是提高生产潜力，二是确保每人都有平等的机会。但这些权利必须通过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争取；（2） 当代人在创造与追求自己的发展时，应承认并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机会和后代人的机会平等；（3）为了今世和后代的利益，环境必须成为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持续的发展不应当危害支持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统，环境与发展同等重要。
中国国务院于1994 年3 月25 日通过的《中国21 世纪议程———中国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确立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它从中国的人口、环境与发展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一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通过完善市场机制，发展科学技术，加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二是通过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发展教育，改善卫生和健康状况，改善社会福利制度，消除贫困等，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三是通过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和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实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需要法律的支持，尤其是经济法的支持。
对此，我们有必要考察经济法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一致性、特殊关联以及应用。
二、经济法价值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统一可持续发展有其独特的价值取向，其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念对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经济法以整体利益，以社会为本位，同样以其特有的价值理念调节着社会经济的运行，促进着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经济法价值理念有着天然的一致性，经济法的部门法理念同样贯穿于可持续发展理论。
1.可持续发展与“社会整体”本位经济法以社会总体为本位，着重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导向，强调利益的均衡，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优先，兼顾个体的理念，它站在共同利益的高度来协调着各层次的利益关系，来实现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维护着社会利益。可持续发展同样从人类社会整体出发，虽然具有更高层次的社会本质，但就经济而言，它要求在经济运行中要适当调整社会需求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防止各种不协调因素，抑制经济疲软、过热或动荡等消极状况。可持续发展理论强调要实现经 济、人口、社会、环境及资源的协调一致、共同发展，而且要稳定、永恒发展。经济法同样要求以社会整体的共同利益为最高利益，以社会整体为出发点和归宿，客观上反映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要求，其目的也在于实现社会整体的协调发展，经济法从社会总体出发，在总体上对国民经济运行协调和控制，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由此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经济法的社会整体理念是一致的。
2.可持续发展与市场规制法市场规制法的产生体现机会公平原则，由于垄断或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现象的存在，市场规制法便排除市场障碍，对市场进行规制，从而实现所谓的机会公平；经济法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补偿与救济，则体现着结果的公平，其目的在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公平理念是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结合，既包括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也包括世代人之间的纵向公平，它要求消除贫困，共同发展，实现平等。市场规制法同样体现着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实质公平的观念，以消除贫困、共同发展、实现公平，市场规制法通过经济法的价值理念合理配置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重新清理和消除导致当代人不公平和世代人不平等的制度与立法因素，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3.可持续发展与宏观调控法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人口、经济和环境是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因素，而人口、经济、环境关系到社会整体利益，必须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要求国家从全局和社会公共利益出发，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因素实行全局的总体的把握。其主要任务在于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宏观调控任务与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要求具有一致性，都要保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从两者关系看，宏观调控法协调着可持续发展中的各种经济利益关系，保障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国家宏观调控法，可持续发展理论成果的出现也必将丰富宏观调控法的理论体系，从而促进经济法的发展，也保障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由此可见，经济法的价值理念充满着社会化精神，它的基本价值取向为社会本位，追求着社会总体效益和社会总体经济公平。它是调整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以保障国家保障社会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的法律规范。它的价值理念便是从社会经济总体角度出发，规范和保障新的社会调节机制，协调经济个体与社会总体、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经济法价值理念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便是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理念。
三、可持续发展原则在我国经济法中的应用正因为经济法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具有一致性和统一性，可持续发展理念引起了经济法的价值观的变革，经济法必须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及价值取向融合到自身的价值理念之中，做出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目标，才能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战略，代表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模式和方向，同样代表了中国经济法追求的法制理想。只有赋予中国经济法更为深刻、长远的使命，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模式，才能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的良性协调发展。这对于我国的经济法有以下两方面的启示：
（一）可持续发展原则对经济法立法的影响1.可持续发展原则为经济法立法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在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指导下，我们就须重新审视和评估现行经济立法，查明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立法有哪些遗漏或不明确之处；有哪些不配套或冲突之处。
2.可持续发展原则使经济法律体系更为完善，更具现实适用性（1）在宏观方面，可持续发展原则完善和发展了我国自然资源与税收法律。“自然资源是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替代的物质基础，离开了资源的合理利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就不可能实现。”同时，环境问题也是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严重的环境破坏与污染仍然存在，那么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则将是一句空话而已；反之，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将步入良性轨道。所以，要走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就须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首先就是要加强以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和保护为主题的自然资源立法，如土地资源法、矿产资源法、植物、野生动物保护法、海洋资源保护法等；其次，充分发挥税收这一经济杠杆的职能，完善税收立法，通过开征资源税来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节约；通过开征环境税来防治污染、保护环境。
（2）在微观方面，可持续发展原则丰富了市场规制法公平理念的内涵，促进了市场规制法的不断完善。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公平理念是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的有机结合，特别是代际公平，它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核心所在。但是，现行的经济法的公平观念仅是当代人的公平，这是不利于人类的普遍持续性发展的，这就要求经济法对导致代内不公平与代际不公平的制度与立法因素进行重新处理；对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进行合理配置。与此同时，还须进行一些超前性技术开发和研究，从而最终促进代际代内公平的统一。
（二）可持续发展原则对经济法实践的影响可持续发展原则对经济法的实践产生了相当广泛、全面和实在的影响。首先，我们就须从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实际需要出发，改进和健全经济法律行为决策机制，包括决策公开、决策影响、评价与效果评估、决策责任等制度在内；其次，可持续发展原则极大地影响着经济法律行为的实际运作，要求经济法律行为必须从新的角度、从更大范围，更长远的未来利益考虑其行为的取向，行为的重点、行为的实施手段与评价行为的可能的后果。

B. 什么是经济法调整对象是什么

1，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
2，调整对象：
（1）国家规范经济组织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
（2）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
（3）国家管理、规范经济秩序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
（4）国家在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
3，经济法的特点：
（1）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
（2）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
（3）经济法是商品经济发达的法；
（4）经济法是以经济为目的的法；
（5）经济法是综合调整的法。

C. 经济法有哪些主要特点试说明你对经济法独特作用的理解。

经济法学的特点
（一）边缘性学科
学习经济法学，要全面地知晓、运用法学各个领域的知识，特别是综合运用法理、宪法、民法、商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理论。学习经济法学，不仅仅要运用法学学科分析的方法；而且要学会运用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
（二）新兴性学科
经济法学在世界上只有近100年的历史，在新中国只有20余年的历史。
（三）挑战性学科
经济法学在理论上定论较少、流派纷呈，法律数量多、内容丰富、更新速度快，时时催人奋进，富于挑战性。
经济法的特征
（一）政策性
涵义
经济法的政策性是指经济法的制定、实施和目标必须和一定历史时期基于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形势的发展做出的政治决策和对策相一致。
经济法根源于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自觉规制、调控，其目的是通过“对万变之经济生活的及时应对”，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障国民经济的协调、稳定、持续增长。因此经济法具有比其它部门法更为显著的政策性特征。
政策性特征是经济法内在属性的一种外在反映，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因具有这一特征，进而具有鲜明的易变性和灵活性。这一特征显著区别于作为传统法的法典化的民法。后者以体制超越性、中立性，进而具有稳定性的特征著称。
（二）经济性
涵义
经济法的经济性一方面是指经济法的主要调整对象是人们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中形成的宏观经济利益格局下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是指经济法的制定、实施主要应以经济学（特别是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这使经济法表现出很强的专业性。这一特征显著区别于民法，民法以伦理性特征明显著称。
（三）时空性
涵义
经济法的时空性是指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或在同一历史时期市场经济的不同国家、或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市场经济历史时期，经济法的具体内容、对国民经济规制、调控作用存有差异。
我国经济法和西方国家经济法在市场经济产生、发展时间上的差异性和依存环境上的差异性，决定了必须注重研究经济法的时空性。法律在不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背景下的存在，是对其现实物质生活条件的反映，我们必须重视这种差异性。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法，是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学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反映。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会导致经济法的发展、变化。
（四）综合性
涵义
经济法的综合性是指经济法的制定、实施要公私法兼顾、经济法的调整综合运用多种手段。

经济法的理念与体现
（一）实质正义
1、涵义
正义是法律的生命。不同时代或者国家，人们对正义有不同的理解，形成不同的学说。传统法理学认为，法律的正义只能是形式正义。其基本涵义是：法律应该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个人；法律应该保证给予每一个人同等的机会。这种平等被视为起点公平。实质正义相对于形式正义而言。它源于人们对徒具表面意义的形式正义的不满。越来越多的人们认为，真正的公平不是起点公平，而是结果公平。法律应该倾斜保护社会经济弱者，提供更多的机会给那些需要特别帮助的人。经济法所弘扬的是实质正义理念。
2、体现
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实质正义的理念，体现在经济法上：对经济领强者与弱者区别对待，重点维护消费者、小企业、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利益，倾斜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向经济最弱者提供基本经济福利。
（二）社会本位
1、涵义
法之本位，即蕴含于法的基本出发点、基本目的和基本功能之中的精神或理念。法律中的本位观，揭示的是一部法律或者某一部门法作为价值选择的根本立场。
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反对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绝对分野的倾向，以至于学者们认为有必要从“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二元结构中分离出一个独立的领域，以形成“个人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三分的格局。由此产生分别强调三种利益本位的个人本位、社会本位、国家本位的观念。然而，对上述观点不无争论，20世纪以来，不论公法抑或私法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以社会本位为其本位观的思想，毫无疑问这与法律社会化的兴起有着必然联系。所以，社会本位是现代法律的本位观。
社会本位相对于国家本位、个人本位而言。经济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思考法律对策的出发点和终结点，显示出既不将国家这一抽象的主体凌驾个人之上，也不将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将社会利益作为价值取向的独特精神。社会利益中的“社会”需要界定，需要代表符号。如消费者组织或者机构所代表的消费者群体、各个行业协会所代表的该行业群体、合作社联盟、环保组织所代表的众多环境受害人等。社会利益中的“利益”也需要界定，不仅包括当代人的利益，甚至未来人类的利益也是今天的人类应该关注和维护的利益。
2、体现
社会本位在经济法中主要表现为：面对不同阶层复杂的利益冲突，从社会整体利益和多数人的长远利益出发，任何市场主体都不得只顾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或者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并应努力实现社会责任；政府等公共主体、社会团体等半公共主体应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其目标，克制集团、部门的私欲。经济法不仅要权衡当代人类利益的公平，而且要权衡代际人利益的公平。要始终贯穿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
——CUPL银剑山庄

D. 在经济法中，按照福利发放主体范围和对象不同，社会福利可以分为哪些

（一）我国传统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内容
我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1951年8月发布了《关于城市救济福利工作报告》，报告由政府民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保障对象主要是无依无靠的城镇孤寡老人、孤儿或弃婴、残疾人等。民政部门通过设立福利机构为这些孤老残幼人员提供保障。福利机构分为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福利企业两类。福利事业机构包括各种收养性的福利院、精神病院等；福利企业主要是通过为残疾人提供就业机会，解决残疾人的生活保障问题。民政部主管的这些福利只覆盖了城镇极少数特殊人群（占总人口1%不到）。1950年6月颁布的《工会法》、1953年劳动部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对企业职工的生活困难补贴、探亲补贴、取暖补贴作了规定，还规定企业应设立食堂、托儿所，所需费用由企业行政或资方负责。1953年5月财政部、人事部发布《关于统一掌管多子女补助与家属福利等问题的联合通知》、1954年3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各级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福利费掌管使用办法的通知》、195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国家机关和事业、企业单位1956年职工冬季宿舍取暖补贴的通知》、1957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职工生活方面若干问题的指示》，这些法规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冬季取暖、生活困难补助、职工住宅、上下班交通、职工家属医疗补助、生活必需品供应等问题作了全面的规定。由此，绝大多数企业职工以及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福利需求按规定由其所在单位提供，并且是我国社会福利的主体（占城市居民的95%以上，占总人口的25%以上）。企业职工的福利由劳动部负责和管理，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福利由政府人事部门负责。可以看出，我国的社会福利是由民政福利、企业职工福利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福利三部分组成。
从20世纪50年代初建立社会福利制度至90年代末期的整个计划经济时期，城镇居民能够享受到的福利待遇在不断增加，从职工的生活困难补助、冬季取暖补贴、探亲补贴、交通补贴、休假疗养，到为职工建立托儿所、幼儿园、食堂、洗澡堂、医务室、阅览室、体育场，再到为所有城镇居民提供粮油以及副食品价格补贴，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单位就是一个无所不管、无所不包的小社会。此外，教育和住房分配也是福利待遇。在教育方面，从小学到高中教育是免费的，高等教育不仅免交学费、住宿费等费用，而且学生还可以享受到能够解决吃饭问题的助学金；在福利分房方面，企业或者单位按照职工的工龄和年龄等条件以及家庭人口数目，为职工分配住房。总之，计划经济时代的50年，我国的社会福利是以职业为依托、以城镇职工为主体、关怀职工生活方方面面、所需经费几乎全部由国家财政提供的福利制度。
我国的福利制度自建立以来，尤其是在建国后的十来年，在解决城乡无家可归、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社会成员的生存问题上，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据民政部门的统计，1959年民政部门管理的福利院收养了64454位孤老、27964位孤儿和14627位“三无”精神病患者。[1]在农村，按照1960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1956-197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30条确立的对农村中的孤老残幼实行“五保”的制度，许多地区建立了养老院，收养农村中的孤寡老人。到1994年，全国已有33584个乡镇统筹供养了273万“五保”人口，农村敬老院约4万所，收养56万老人。[2]民政福利制度的实施就使得那些社会上最脆弱群体的生存有了保障，由此极大地显示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障了社会稳定。
在计划经济时期的“高就业、低工资”的就业和分配制度下，城镇职工所享受到的无所不包的福利待遇，不仅极大地填补了职工由于低收入而造成的生活上的亏空，改善和提高了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而且使他们切实地感受到当家作主的满足和自豪。
（二）我国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
80年代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传统福利制度日益暴露出一系列不适应新社会环境的弊端：首先，国有企业改革必然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它们要与所有企业一起参与市场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尤其是一些老企业，由于背负沉重的职工福利负担，所以难以与新生企业公平竞争，面临更大的破产风险，而且职工所在的企业一旦破产，职工极其家庭能够获得的福利待遇将没有了着落，生活将立即遇到极大困难；其次，企业的福利待遇将企业与职工紧紧地栓在一起（例如单位分配的住房、职工子弟就读的子弟学校等，形成了企业与职工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同企业或单位，职工的福利待遇会有很大差异，有些单位职工的福利甚至高于工资，这就阻碍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第三，优厚的福利待遇由于是平均分配，所以不但没有发挥它激励劳动者积极性的功能，反而助长了人们的懒惰和依赖心理，影响企业的效率和发展；第四，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经济结构多元化，农村人口流入城镇，进入不同所有制企业和单位就业，他们连应当享受到的社会保险待遇都享受不到，何谈享受社会福利待遇，这种从制度建立之初就对农民实行的不平等待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不能再延续下去，否则会继续扩大城乡差距，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也无法打破。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下，传统福利制度不但不能适应不同社会成员的需求（我国现有的社会福利服务只能满足5%的社会需求，这里的社会福利服务主要指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的养老和寄养机构），而且直接对企业的发展，最终也对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也会酿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改革传统的福利制度势在必行。
1993年4月，民政部发布了《国家级福利院评定标准》，同年8月，民政部又发布了《社会福利企业规划》。1994年12月，民政部发布了《中国福利彩票管理办法》。1997年4月，民政部与国家计委联合发布《民政事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残疾人可以由过去单一的在福利企业就业改变为在福利企业或分散就业。1999年12月，民政部颁布了《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从这些法规可以看出，无论是社会福利院和社会福利企业的发展，福利资金的筹集，还是残疾人就业，社会福利机构的管理等，民政部门作为我国福利事业的主管机构将把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逐步从官方举办引向社会举办，并按福利需求设立福利项目，例如将原来单一的以集中收养孤寡老人的养老院，按照老年人的不同需求设立养老院、老年公寓、老年护理服务、老年家政服务等福利项目，并面向所有有福利需求的老年人。民政福利的社会化不仅使民政福利走出封闭，而且提高了民政福利机构的效率。与此同时，社会办的福利机构也在迅速发展。尤其是社会办的社会福利企业，其发展势头甚至超过了官办福利企业，有数字表明，到20世纪90年代末，官办福利企业占福利企业总数从65%下降到14%，社会办的福利企业从35%上升到86%，就业的残疾人数占到福利企业就业残疾人总数的84%。
企业职工福利改革，在初期，通过实行承包责任制，将企业的福利设施对外开放。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社会背景下，在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绝大多数企业和单位打破过去封闭运行的模式，成立了面向社会、有偿服务的劳动服务公司，并逐渐与原单位脱钩，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并参与市场竞争。例如，绝大多数的房修公司、托儿所、幼儿园、理发店等都是从原来的企业或单位剥离出去的、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
住房福利改革，1989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改革的实施方案》后，城镇居民福利分房开始向住房商品化、私有化方向改革。199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规定以标准价出售公房，1998年底，中央政府宣布停止企事业单位的福利分房后，职工按标准价购买了住房。同时确立了由单位和职工各缴费50%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并为职工建造和出售经济适用房。有些城市为居民提供廉租房或房租补贴。
教育福利改革，让人们感到压力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将原来高等院校的助学金制度改为贷学金制度，后来高校学费一路攀升，城市重点中小学校也要收取赞助费。农村义务教育由于失去集体经济的支持而将负担转嫁到了农民身上。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被打破，人们的收入出现了差距，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应运而生，先进的教学设备、优秀的师资、独特的教学方法，为富人的子弟提供了优越的就学机会。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多种办学模式，开辟了教育领域的竞争局面，为培养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学生提供了可能。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及其职工的数量有了较大的减少，加之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福利事业逐步走向社会化，因而，单位和企业对于社会福利事业的投入大大减少，负担大大减轻。与此同时，国家和社会举办的福利事业在迅速发展，不断满足不同社会成员对于福利项目的需求。我国社会福利事业的改革虽然没有社会保险改革进展快、步伐大，但是它正在缓慢地朝着社会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

E. 经济法如何保障交易公平——从功能视角研究市场规制法

摘要：合同法是规范交易的基本法，但不足以保障交易机会配置和交易过程及结果的公平。
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通过抑强扶弱等手段保障交易公平，从而促进交易。从交易促进的视角 研究 市场规制法，可以较好地构建市场规制法的内部结构，从而使市场规制法成为一个逻辑严密的经济法子系统。
关键词：交易公平合同法经济法市场规制法纵观经济法学史，对市场规制法的研究很少从交易的视角展开。由此而产生的弊端主要有二：第一，市场规制法促进交易的功能得不到阐释，其与合同法促进交易的功能得不到区分第二，由于缺乏一个正确的切入点对市场规制法进行研究，因此归属于市场规制法的各项 法律 似乎独立存在，其内在的关联却没有得到认识。这就阻碍了对经济法的深入研究，使 目前 对经济法较多 问题 的认识只停留在表层上，同时在研究路径上使经济法学与民法学相割裂，更给人一种经济法杂乱无章的感觉。本文从功能的视角研究市场规制法如何在民法的基础上促进公平交易，并基于这一功能研究市场规制法体系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各法律之间的关联。
一、交易公平的障碍 分析
交易公平是指交易机会配置的公平和交易过程及结果的公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交易时时会发生，但交易公平并不会随之而来。有诸多因素会 影响 交易公平的实现，如交易双方地位、信息拥有量、讨价还价能力、财产拥有量等的差异都会破坏交易公平的实现，成为公平交易实现的障碍。就其关联而言，地位障碍是从交易主体的角度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信息障碍是从交易标的的角度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资源障碍则是从交易标的和交易纠纷处理能力的角度影响交易公平的实现。
（一）地位障碍
交易双方的地位差异会直接导致交易的不公平。因为这种差异往往使处于弱势地位者在交易决策时不敢讨价还价，从而使其自身利益不能在交易中得到体现。如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公权机关与私人主体之间，①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②均因地位差异而使弱势方（奴隶、私人主体、劳动者）的利益受损。交易双方的地位差异既可能是事实上形成的，也可能是法律造成的，因此需要研究法律如何减少这种差异，对要消除的差异如何运用法律的力量进行消除。
（二）信息障碍
对交易双方而言，交易是一种决策，而决策需要充分、有效信息的支持，如果信息有错误或不足，决策往往也会错误或不当，从而导致交易的不公平。换言之，信息问题会直接影响到交易者的讨价还价能力，而能力弱者的利益在交易中往往会受到损害。实践中，影响交易公平的信息障碍主要有二：第一，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即信息在交易双方之间的分布不均匀，其中一方处于信息优势，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往往可以利用其优势信息侵害信息劣势者的利益，而信息劣势一方则因为信息拥有量不足而无奈受害。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分工的普遍化，信息不对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法律对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就显得相当必要和迫切。第二，交易一方故意制造虚假信息。在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都有制造虚假信息的动机，如果没有良好法律的抑制，则交易双方制造虚假信息的行为也会普遍化，以通过这种虚假信息骗取交易对方的利益。
（三）资源障碍
从广义上说，上述地位障碍和信息障碍都属于资源障碍，但此处所说的资源仅指交易双方拥有的财产。财产拥有量的差异导致不公平交易主要有两条路径：第一，财产拥有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交易者对交易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能力，因而进一步影响到其交易决策。进言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财产拥有量小的主体所做出的交易决策要劣于财产拥有量大的主体做出的决策。第二，在信息充分的情形下，不公平交易往往在交易者之间产生纠纷，而纠纷的解决也需要耗费资源，所以财产拥有量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到交易者对解决交易纠纷意愿的强弱和能力的大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形之下，当交易双方财产拥有量差异很大时，财产拥有量小的交易者在解决交易纠纷时会处于相对更为不利的地位，而这会导致后续的、更多的不公平交易。
由于众多障碍因素的存在，公平交易并不是某一个部门法所能实现的，而需要借助于整个法律体系的作用来实现交易公平。具体言之，公平交易的实现既需要作为交易基本法的合同法，又需要作为交易促进法的经济法；既需要直接规范交易行为的法律，又需要优化交易环境的法律。
二、合同法规范公平交易的不足
合同法是有关交易的基本法，但作为一种私法，其对公平交易的贡献主要在于确认形式公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 自然 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第3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这里的“平等主体”和“法律地位平等”是一种典型的对形式公平的确认。形式公平是“人生而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理念在合同法中的具体化。它排斥了人在法律地位上的绝对差异。然而，在一个等级森严的身分社会
，法律地位差异的现象相当普遍，其直接后果是社会交易范围的缩小以及交易公平的丧失。法律确认形式公平，就意味着取消身分限制，使身分社会走向契约社会。同时，这种形式公平也使任何人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不受其他任何人的强制。这就是合同法对交易公平的贡献。但这种形式公平并没有彻底解决人类社会中的不公平问题，对事实上存在的不公平问题通过法律宣称公平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的。也就是说，形式公平只是公平交易的前提，没有形式公平，根本不可能有交易公平可言，但只有形式公平也并不表明一定会有交易公平。虽然法律可以宣称交易双方地位平等，但交易双方的地位差异往往是一种事实。这种事实是合同法很难甚至不能改变的。虽然《合同法》第5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但事实上，只依据法律地位的平等是很难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因为交易各方之间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往往使其权利和义务的确定出现不公平。正由于合同立法只重视形式公平而不考虑实质不公平的现实，故其实现公平交易的能力十分有限。对此，我们还可以从交易资格与交易能力的角度进行分析。交易资格是一个法律问题，合同法上的形式公平只是使尽可能多的主体都拥有交易资格，亦即只解决交易资格问题；而交易能力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事实问题。不同的交易能力导致在交易中做出不同的交易决策，从而使交易主体对自身利益的维护程度也会不同。交易各方的交易能力差异越大，交易不公平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一般而言，交易能力的改变主要通过对强者的抑制或对弱者的扶助等方式实现，但这是作为私法的合同法力所不及的，不能要求《合同法》必须在确认形式公平的基础上创造各种实质公平，实质公平环境的创建应该是经济法的功能。但《合同法》可以对因实质不平等而导致交易不公平的这种结果设定相应的矫正制度，如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制度。《合同法》第52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合同无效。第54条规定，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或合同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这种制度确实有助于促进实现交易的公平，但这种公平的实现是事后的，是一种对已然的不公平交易的事后解决。如果进行经济分析就会发现，相对于经济法构建交易前公平交易环境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的成本是很高的，并且其对不公平交易的减少或消除是间接的，其功能也不在于对不公平交易的预防。因此，无效合同和可撤销合同制度不应该成为应对实质不公平的惟一制度。对由实质不公平导致不公平交易的问题，更应该考虑一种事前的预防机制，在这种机制之下，不公平交易的数量会大大减少。
《合同法》作为 现代 法对实质公平所给予的应有关注，还突出地表现在附随义务的法定化上，即将以往仅以判例、学说、习惯为依据的附随义务，在《合同法》中予以明确肯定，使之转化为法定义务。如“总则”中第42条关于缔约责任的规定，第43条关于先合同义务中保密义务的规定，第60条关于合同履行中的通知、协作、保密等义务的规定，第92条关于后合同义务的规定：“分则”中也有许多条款，根据合同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分别对若干种合同的重要附随义务做出规定。这些规定对于附随义务的形态变迁具有划 时代 的意义，有助于交易中实质公平的实现。但是，合同法的私法本质决定了其对实质公平的追求仍存在局限。这主要表现在：附随义务的法定化并未改变其在合同当事人义务体系中的附随地位，并且其 内容 在《合同法》中仍不够明确和具体；法定化的附随义务仅有违约责任制度一般保障，《合同法》并未给予特别保障。因此，不能期望仅靠《合同法》将附随义务法定化就能达到理想的实质公平目标。③三、经济法对公平交易的贡献及市场规制法的内在结构
合同法直接规范交易，
经济法则并不直接规范交易，而旨在促进交易，其在交易公平促进问题上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交易前公平的构造。作为公平交易促进法的经济法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其体系中的市场规制法。它构造公平交易环境的主要路径有二：第一，禁止人为制造不公平交易环境的行为，如对制造虚假信息行为的禁止。这种禁止性的工作必须由经济法完成，作为私法的合同法由于缺乏公权的支持和法律责任形式的不足往往不能胜任。第二，抑强扶弱以在一定程度内实现实质公平，如对垄断力量的抑制和对信息劣势者直接提供交易信息等。需要指出的是，《合同法》中存在两处类似抑强扶弱的条款。《合同法》第9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该条款对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事实上剥夺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缔约权，这主要是为了排除出现过多的不公平交易现象。在这种权利剥夺的背后更主要的是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保护，是对弱者的扶助。《合同法》第39-41条对有关格式合同做了详尽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这些规定采取了与一般合同法完全不同的一边倒的做法，使格式合同提供方承担了更多的义务，同时也给予了格式合同接受方更多的利益。与市场规制法中的促进公平交易的制度一样，这种类似抑强扶弱的规定的功能之一也在于促进交易的公平，从这里可以看到民法和经济法在功能上的衔接，但其中还是有区别的，《合同法》中的制度仅限于对交易一方的权利限制，没有涉及公权的成分。鉴于《合同法》不可能运用公权进行大范围的限权，所以大规模的抑强扶弱工作还是需要由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来完成。

F. 福利经济学

机会与约束：
中国福利制度转型中非营利部门发展的条件分析

田凯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北美和欧洲，非营利部门（非营利领域、第三部门）在社会福利和公共政策中的角色，尤其是作为公共服务的替代性提供者，已经迅速引起了公众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甚至在东欧，对作为公共服务和市民参与工具的非营利部门也有着极大的兴趣（Gidron，Kramer &Salamon ，1992）。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福利制度的转型，非营利部门的地位和作用同样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杨团，2000；熊跃根，2001）。

本文的主旨探讨政府与非营利部门建立伙伴关系的可能性，分析中国福利模式在国家中心主义向多元主义的转变过程中，非营利部门发展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条件。

一、非营利部门与福利转型：简要的文献回顾

西方国家对于非营利部门的集中关注是在福利国家面临危机的背景之下发生的。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以政府力量开始大规模建立国民的社会福利计划。在西方世界，“福利国家”不仅仅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社会福利意义的概念，而是更多的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内涵，代表着二战后以政府力量大力推进国民社会福利为契机而带来的政治制度、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方式等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在经济领域，由于政府干预的加强产生了“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 ）的生产方式；在福利领域，政府对传统的慈善组织、社会互助组织，社区、邻里、家庭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替代；在政治领域，国家对公民社会的侵蚀直接导致了私域（private sphere）的国家化。

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福利国家的诸多矛盾得以集中体现，福利改革成为西方世界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1].在70年代后期福利国家的改革浪潮当中，有两条明显的改革路径：一是以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 ）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取向。这种理论主张通过私营化（privitization ）的方式，加大市场力量在国民福利分配中的作用[2].强调私人部门替代政府福利的重要性（Kamerman，1983）[3].二是福利多元主义（welfare pluralism ），强调以志愿部门来替代或弥补政府福利（Rose，1986；Johnson，1987）[4].在这两种思潮当中，非营利部门的作用都引起了相当程度的重视。福利私营化在强调用者自付、服务购买的同时，也指出，私营化的途径包括：直接由非营利机构、营利机构或家庭等非政府部门给受益人提供服务；由政府对中介机构授权（empowerment ）以提供服务（Kamerman &Kahn ，1989；林万亿，1994）。在福利多元主义理论中，提供福利的最重要主体就是非营利部门。

赛拉蒙（L.M.Salamon ）的第三方管理理论（the third-party government theory ）

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非营利部门的特性[5]以及政府与非营利部门在福利提供中建立伙伴关系（partnership ）的内在机制。在赛拉蒙看来，福利国家理论对于美国是不适用的，因为这种理论没有区分作为“资金和指导的提供者”（a provider of fund and direction）的政府和“服务递送者”（a deliver of services ）的政府这两种角色。联邦政府主要是作为资金和指导提供者的角色出现的。在提供具体的社会服务的时候，联邦政府更多依靠大量的第三方机构——州、市、县、大学、医院、行业协会以及大量的非营利组织。联邦政府通过这些第三方机构来实施政府功能，于是出现了精巧的“第三方管理”模式（Salamon ，1981）。赛拉蒙认为，第三方管理模式源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各自组织特征上的互补性（Salamon ，1994）。非营利部门作为人类服务的提供者是有着固有的缺陷的，会产生“志愿失灵”。其体现是：

1.对于慈善的供给不足。这一方面是由于公共物品供给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问题。更多的人倾向于不花成本地享受别人提供给自己的福利，而缺少激励去利他性的为别人提供福利。因此，能够提供的服务肯定少于社会最优。另一方面，慈善的资金来源也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有爱心的人自己也难以维持生计，更谈不上帮助别人。只有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税收才能提供稳定的、足够的资源。

2.慈善的特殊主义。志愿组织的服务对象往往是社会中的特殊人群，比如残疾人、未婚母亲、儿童、外来移民等。不同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不同，现有的志愿组织可能不能够覆盖所有处于需要状态的亚群体。同时，由于大多数群体拥有自己的代理人呼吁为自己捐款，机构数量的扩张可能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从而降低了整体制度的效率。

3.慈善组织的家长式作风。由于私人慈善是志愿部门获得资源的唯一途径，那些控制着慈善资源的人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忽略了社区需求，由此往往导致提供较多富人喜爱的服务，而穷人真正需要的服务却供给不足。

4.慈善的业余主义。志愿组织往往由于资金的限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报酬来吸引专业人员的加入。这些工作只好由有爱心的业余人员来做，从而影响服务的质量。

非营利组织的这些弱点正好是政府组织的优势。政府能够通过立法获得足够的资源开展福利事业；能够用民主的政治程序来决定资金的使用和提供服务的种类；能够通过赋予民众权利来防止服务提供中的特权和家长式作风等等。但是政府往往由于过度科层化而缺乏对社会需求的即时回应。而且在美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自由主义传统的社会，人们对政府力量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相比之下，志愿组织比较有弹性，能够根据个人需求的不同提供相应的服务；能够在较小范围内开展服务；能够在服务的提供者之间展开竞争，等等。正是由于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各自组织特征上的互补性，政府出于对服务提供的成本考虑，与非营利组织建立起合作关系，从而既可以保持较小的政府规模，又能够较好的完成福利提供责任。

二、中国非营利部门发展的条件分析

90年代以来，中国的福利制度改革同样成为了公众关注的重要议题[6].中国福利改革的最重要特征是从国家中心主义向福利多元主义模式的转换。在政府的财政能力已经远远不能实现对国民的福利承诺的时候，政府开始寻找改革的替代性策略。基于这种制度背景，非营利部门的作用得以凸现。但在我看来，任何理论都是有其前提和适用条件的。新自由主义和福利多元主义提醒人们注意到了非营利部门的地位和功能，赛拉蒙分析了美国社会中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确立伙伴关系的内在机制。但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发展面临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国是由一个权力中心决定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并且遵循自上而下制度变迁原则的国家，制度变革更大程度上受制于权力中心在既定的政治经济秩序下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在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的互动过程中，二者处于明显的权力不对等地位。政府往往可以通过垄断性地制定规则单方面决定非营利部门的生存空间和行动权利。因此，在对非营利部门的预期越来越高的现实面前，细致分析中国非营利部门发展的动力机制和约束条件，尤其是政府对制度变革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

1.历史、利益集团和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制度理论家诺斯（Douglass North）关注到历史对于现有制度结构和制度变迁的重要影响。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制度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现有的制度结构。这些制度遗产不仅是经济的，还有政治和思想上的，包括霍布斯和洛克的思想传统、市镇会议和自治政府等（诺斯，1994b ：184）。诺斯注意到了制度渐进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性（path dependence ）[7].也就是说，初始的制度选择会限制现有制度选择的集合，使得制度变迁沿着原有的路径和既定方向前进。这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诺斯认为，初始制度集合的报酬递增特征也为生产活动提供了负激励，它在现有制约下创造了一些与现有制度利益攸关的组织和强有力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往往在现存制度结构中处于影响制度变迁方向的权力地位，他们以自己的利益来影响政治实体，强化现有制度，由此可能导致无效制度的持续存在。

赛拉蒙在分析美国社会中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的“伙伴关系”的形成原因时，特别强调了历史因素在这种“伙伴关系”建构中的重要作用。“一个半世纪前，法国人托克维尔（AlexisDe Toqueville ）发现，非政府和非营利领域是美国社会生活中最显著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Salamon ，1992：26）。赛拉蒙认为，非营利领域产生和存在的首要原因是历史性的。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社会存在于国家之前。也可以说，社区形成于政府之前。当需要处理共同面临的各种问题时，民众发现建立志愿组织来谋求共同利益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样的结果是产生了消防部门、学校、领养协会等许多志愿团体。即使在政府产生之后，美国人也对政府采取了一种警惕和不信任的态度，认为志愿组织的广泛存在是实现民主的重要制度保证，国家力量的过度介入会重新形成专制制度或官僚化，进而损害个人自由。他们以宪法的形式，赋予了非营利组织较大的行动权利，限制了国家力量向市民社会渗透，从而形成了一个不受国家力量控制的广阔的社会领域，这是非营利组织繁荣的社会基础。

在中国，非营利领域同样是在国家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从逻辑上讲，非营利领域应该是时代越古老，社会越“传统”它就越兴盛（秦晖，2000）。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几千年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在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中，非营利部门的发育就很不充分。张曙光曾经根据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强弱提出二者关系的4种模式：弱政府和弱社会相结合的模式；强政府和强社会相结合的模式；强政府和弱社会相结合的模式；弱政府和强社会相结合的模式。他认为，改革前的中国属于强政府和弱社会相结合的模式，“政府的活动和控制几乎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的力量比较弱小，社会组织或者不够发达，或者处于依附于政府的地位”（张曙光，1999：242）。其他学者持有类似的观点（孙立平、王思斌等，1994；邓正来，1997）。

对志愿组织授权是福利国家改革的重要替代性策略之一。这种方法既可以使曾经失去的社区归属感复苏，又可以防止国家过度介入市民的私人生活（Kramer，1981——参考文献中没有，请补上）。事实上，政府与非营利部门之间权力格局有着深刻的利益蕴含其中。中国是由一个权力中心决定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并遵循自上而下制度变迁原则的国家。中国的改革更大程度上受制于权力中心在既定的政治经济秩序下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因此，在分析中国的福利制度变革时，应当更加关注制度供给。

到目前为止，政府对于非营利部门的发展持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政府意识到，应该发展非营利部门来共同承担起对国民的福利责任；另一方面，政府又担心在发展过程中失去对非营利部门的控制。在政府发展非营利部门的资源需求和社会控制需求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8].因此，政府对非营利部门的授权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现阶段来说只能是逐步的、渐进的。

2.进入限制和非营利部门的规模

根据赛拉蒙的研究，在1992年，美国的非营利部门约有113万个组织，其中公益服务性组织约74万个。在公益服务性组织中，资金中介组织3.5万个，教堂35万个，服务提供组织22万个，社会福利组织13.5万个（Salamon ，1992）。1990年，美国人为非营利事业捐资1230亿美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2%（Nathan Weber，1991：8——文献中无）。根据最新估计，美国非营利组织每年的收入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0%，它们的财产也相当于全国总量的10%（Arrow ，1998：ⅸ）。赛拉蒙对于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中非营利部门作用的研究表明，根据1989年的统计资料，在美国的政府和非营利部门共同参与的社会福利服务中，政府在这些服务中每支出5美元，非营利部门支出近4美元。而且非营利部门在这些方面的开支大大超过联邦政府或州政府或地方政府分别承担的费用。重要的是，即使仅从金钱的角度来衡量，非营利部门的服务规模也几乎相当于整个政府部门的服务规模，相当于州和地方政府规模的两倍，比联邦政府的服务规模要大20%.如果把非营利部门提供的志愿者服务——相当于520亿美元的价值也计算在内的话，这种差距会更大（赛拉蒙，1998：196）。

在中国，非营利部门尚处于萌芽阶段。根据民政部门的统计，截止1996年6月，全国性社会团体共有1800多个，其中学术性团体680多个，占总数的38%；行业性团体410多个，占总数的23%；专业性团体520多个，占29%；联合性团体180多个，占10%.在这些对于团体的分类中，甚至没有福利性社会团体的位置（吴忠泽、陈金罗，1996）。截至2002年，全国的非营利部门也只有近170多家。

在现有的正式制度框架内，政府出于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方面的考虑，对非营利组织的成立实行了非常严格的进入限制政策。社会团体的登记要经过相当严格而复杂的审批程序。因此，现阶段全国性福利团体大多数是从原有的政府部门中分化出来的。例如中华慈善总会主要是依托于民政部建立的，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是从团中央分化出来的，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脱胎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等等。真正来自民间的大规模福利团体极少。依靠如此小规模的非营利部门，试图在社会福利领域建立起与政府部门的合作关系还为时尚早。

3.非营利部门发展的经济制约

韦尔斯布罗德（Weisbrod，Burton ）认为，既然志愿组织是提供公共物品的，就理所当然的会遇到财政问题，因为它们不象政府那样具有强制性的权力（Weisbrod，1974）。赛拉蒙也注意到，由于非营利是建立在社会捐助的基础上的，非营利的资金来源容易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即使有爱心的人也会发现自己难以维持生计，根本就谈不上帮助别人。主要依靠自发的志愿活动的发展几乎肯定是要失败的。只有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税收才能提供足够的资源（Salamon ，1995）。

美国非营利部门的资金来自于两个渠道：一是政府资助，二是社会捐赠，其中政府资助占据了主要位置。人们常常误以为，真正的非营利组织主要甚至完全依赖于私人的志愿行动和非营利援助。但在实际上，政府是美国非营利组织的主要财政资助来源，它差不多是私人非营利捐助的两倍。在其他发达国家，政府的援助比例甚至更高。当政府转向大力资助非营利组织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时，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政府实现其大部分国内政策的更大行动策略的一部分（Salamon ，1994；赛拉蒙，1998）。

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的资助分为直接资助和间接资助两种形式。到1980年，美国联邦政府对非营利部门的直接资助高达410亿美元，相当于非营利部门总收入的35%.此外，州及州以下政府还资助了非营利部门80-100亿美元。而同年，非营利部门从私人、企业募集到的捐款只有268亿美元（Salamon ，1995：70）。除了直接资助外，联邦政府对非营利组织所得税的豁免，对私人和企业非营利捐款的减税，以及州和州以下政府对非营利组织所得税、财产税和销售税的豁免，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据美国国家税务局估计，目前联邦政府每年因为对非营利组织的“暗补”所造成的税收转移高达445亿美元（Hawks ，1997：38）。

在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普遍不足。非营利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分化出来以获取民间资源的一个途径，而不是接受政府资助、受政府的委托去实施项目的工具。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几乎没有给予直接资助，间接资助也才开始进入起步阶段。

目前我国关于公益事业捐赠行为的法规有3个，一是1999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二是2001年3月13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出的《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中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三是2001年1月15日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扶贫、非营利性捐赠物资免进口税收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只是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依照捐赠法的规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自然人和个体工商户依照本法的规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个人所得税方面的优惠。但对于如何具体实施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优惠、优惠到什么程度、国家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对于这种优惠是否认可，捐赠法都没有给予具体规定。而且，捐赠法所说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方面的优惠，事实上这些法律、行政法规还没有对于所得税方面的优惠给予非常明确的规定。因此，捐赠法更多的是表明了国家对于组织和个人向公益事业的捐赠行为的一种肯定和鼓励的态度，由于没有规定具体的实施细则，真正按照捐赠法执行的情况相当少。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出的《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中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只是规定，在实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试点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对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向非营利机构、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这项通知还只是一个小范围的试行方案，没有在全国实行。而且从试点省份来看，真正按照《通知》规定执行的很少。公司和个人的捐赠行为并没有显著增加。这不仅是因为社会对于这项规定还不是很了解，更重要的是，试点地区的财政和税务部门并不一定按照《通知》规定的执行。

《扶贫、非营利性捐赠物资免进口税收暂行办法》提出，对境外捐赠人无偿向受赠人捐赠的直接用于扶贫、非营利事业的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这对于非营利组织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

总体来看，我国的非营利部门普遍面临着资金上的困难。而资金是非营利组织实施项目的前提条件。这种资金上的困难是与政府对非营利部门的让利意愿和让利程度密切相关的。

4.非营利部门的国家化、过度科层化和组织绩效问题

赛拉蒙认为，非营利部门在组织机构上是分离于政府的。它既不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也不是由政府官员主导的董事会领导（赛拉蒙，1998）。前面谈到，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尤其是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大多数是从政府机构中分化出来的[9].它们和母体政府部门仍然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双重分层管理”体制赋予了业务主管单位巨大的权力，包括在方针、政策方面对社团给予指导；负责对申请成立的社团进行资格审查；对已经登记的社团负责日常管理；负责协调统一业务领域内社团之间的关系等等。由于条例规定只有政府机构及其授权的组织才有资格成为业务主管单位，社团就被置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了。

在社会福利领域，我国一直把发展社区服务作为社会福利社会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国家民政部门对社区服务性质的规定是：我国城市的社区服务，就是在市、区政府领导下，在各级民政部门的具体指导和协调下，以街道为主体，以居民委员会为依托，发动和组织社区内成员，为社区成员提供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所必需的各种福利和保障（王振耀、白益华，1996）。因为街道是政府的派出机构，在社区这一层次上，原本属于社会的领域也被国家化了。

与非营利领域的国家化和过度科层化紧密相关的是非营利组织的绩效问题。赛拉蒙指出，对非营利部门的一个常见误解是“德行完美的神话”（Salamon ，1994）。他指出，非营利组织仍然具有组织的一切特征，随着规模和复杂性的增加，它们同样易受那些反应迟钝、行动缓慢、墨守陈规的官僚机构的一切局限性的影响。对我国来说，尽管政府部门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但同时，由于政府部门在管理上，尤其是在人事管理上对非营利部门的过度介入，也使得它们效率低下，组织成员缺乏工作的动力。由于这些非营利组织缺乏明确的奖惩制度以及衡量成员工作绩效的标准，它们甚至比政府部门更为低效，管理上也更为混乱。这已经成为当前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相当严重的制度性问题。

非营利组织绩效低下会直接影响到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并不像福利国家那样，接受政府的经济资助去具体实施福利项目，在很大程度上，它需要通过自身的能力建构去获取社会资源。一个成员素质低下、缺乏工作热情，反应迟钝、行动迟缓的组织往往会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从而难以获取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社会资源[10].

三、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发展前景

前面的分析表明，在现阶段乃至将来相当长时期内，在中国确立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的伙伴关系的提法还不太成熟。在很大程度上，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的伙伴关系，还是一种伦理上的判断，而不是现实。在福利领域确立类似于西方后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的伙伴关系模式，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我认为，基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对于福利模式的比较准确的定位是“国家支配型的福利多元主义”模式（state-dominated welfare pluralism ）。这个概念来源于艾沃斯和斯沃特立克（Evers &Svetlik ，1991：17-18）。他们曾形象的把社会福利领域视为一个福利三角形，探讨了国家、市场、志愿部门和非正式部门在这个三角形中所处的位置。

如果国家在福利制度中充当中心的协调者角色，就被称之为“国家协调型的福利多元主义”（state-coordinated welfare pluralism ），比如荷兰。如果国家的角色不仅是中心性的，而且处于绝对的支配性地位，就被称为“国家支配型的福利多元主义”，比如挪威。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力量都会在福利制度中发挥最为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不断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来进行补充协调，因此，国家支配型的福利多元主义模式将是我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福利模式。

中国的非营利部门高度依赖于政府部门，在实际运作中被纳入到政府行政体系的现状，并不是二者关系建构的终极形态，而是处于变动中的。在中国未来的福利制度中，非营利部门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个判断来自于以下几方面的理由：

1.政府具有主动对非营利部门进行权利让渡，提升非营利组织的行动权利的动力机制。

诺斯在他的新国家理论中指出，国家在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的同时，也具有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从而使国家税收增加的动力。统治者总是存在对手：与之竞争的国家或者是本国内部的潜在统治者。后者相当于市场上一个垄断者的潜在竞争对手。替代者越是势均力敌，统治者所拥有的自由度也就越低，选民所保留的收入增长的份额也就越大（诺斯，1994a ：27）。也就是说，当非营利组织过度政府化，严重阻碍了非营利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时，由于国家依赖于非营利组织获取的民间资源，从而也就直接影响到了国家通过非营利组织获取的资源总量，同时也影响到了非营利组织帮助政府对弱势人群进行社会救助，帮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化解生存危机的能力。这时，非营利组织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达成了一致。当政府意识到自己对非营利组织的过度介入实际上损害了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就会有足够的动力去主动约束自己的权力，赋予非营利组织更大的自主性，让非营利组织通过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提高组织绩效，更加富有灵活性和创造性，从而更好地为政府分担责任。

2.从组织领域中参与者的偏好来考虑。在非营利部门成立的初期阶段，捐赠人可能还没有广泛意识到非营利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政府约束的，当认识到非营利应该是民间事业，而不应该有政府过多参与的时候，参与者（包括海外和国内的捐助者）会用两种方式对政府的过度介入表示不满：一是“用脚投票”[11]，认为非营利部门只是表面上具有民间社会团体的外形，实际上是政府在运作，所以不对非营利事业捐款。这种行为减少了政府通过非营利事业所能获得的资源数量，也降低了非营利部门帮助政府分担责任的能力；二是如果谴责成本不是太高，参与者会直接从舆论上谴责政府对于非营利部门的过度介入行为，使政府介入在合法性上站不住脚，从而提高政府保持与非营利组织控制关系的维持成本。

3.政府对于非营利部门的监督是有成本的，当监督成本大大高于监督收益的时候，监督行为本身就变成了一件不划算的事情。也就是说，监督行为受其有效性的约束。这当中涉及到信息不对称问题。非营利组织作为事件的亲历者，拥有对于事件的最完备的信息。政府作为监督者，由于监督成本和监督能力的问题，不可能获得关于事件的所有信息，因此，非营利组织有可能通过隐藏信息的方式，获得行动的主动性。

4.由退休高级官员担任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人，在增加了政府对于非营利组织的信任程度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部门讨价还价的能力。退休官员不一定会惟命是从，他们有着自己的成就动机和人格上的独立意识，当他们不愿意完全依赖于政府的时候，也可能利用自己已有的政治资本和现任官员讨价还价，从而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争取到更大的行动权利。

四、结语：制度变迁时滞与福利制度转型

戴维斯和诺斯（1994）指出，即使出现了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制度创新的预期成本这种情形，也会因为制度变迁中的利益摩擦和阻滞因素，在原有制度与创新制度确立之间会存在较长的时间间隔，这种时间间隔被称为制度变迁的时滞[12].在戴维斯和诺斯看来，现存法律和制度安排的状态是影响制度创新的时间间隔长度的最重要因素。

在我国福利制度转型中，制度发明的时

G. 谈谈经济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何影响

我国经济法作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法律部门，主要调整国家在管理和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经济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其核心是经济利益关系，或称物质利益关系。由经济活动形成的各种具体经济关系，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秩序和整个社会秩序，与社会的正常维持、发展和安危密切相关。一般认为，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主要包括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市场规制关系、宏观调控关系和社会保障关系。相应地经济法一般也认为由市场主体法、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和社会保障法所组成。
1.在市场主体法中，重塑和完善经济体制的基础———企业制度。经济法认为，现代公司、企业法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它包含着内部意志外部化、外部意志内部化，企业法人没有自己的意志，企业法人的意志是而且应当是投资该企业的产权人的共同意志。要使市场主体中最重要的部分———企业能规范运作，通过合理的权利配置来实现激励兼容，促进企业相关利益者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的形成，同时承担其对社会的责任，需要经济法不仅从实体上合理确定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而且从形式上要保证利益主体间维护自己权益的程序科学合理规范透明。现代社会特别强调市场主体承...我国经济法作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法律部门，主要调整国家在管理和协调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经济关系是指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其核心是经济利益关系，或称物质利益关系。由经济活动形成的各种具体经济关系，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秩序和整个社会秩序，与社会的正常维持、发展和安危密切相关。一般认为，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主要包括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市场规制关系、宏观调控关系和社会保障关系。相应地经济法一般也认为由市场主体法、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和社会保障法所组成。
1.在市场主体法中，重塑和完善经济体制的基础———企业制度。经济法认为，现代公司、企业法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它包含着内部意志外部化、外部意志内部化，企业法人没有自己的意志，企业法人的意志是而且应当是投资该企业的产权人的共同意志。要使市场主体中最重要的部分———企业能规范运作，通过合理的权利配置来实现激励兼容，促进企业相关利益者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关系的形成，同时承担其对社会的责任，需要经济法不仅从实体上合理确定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而且从形式上要保证利益主体间维护自己权益的程序科学合理规范透明。现代社会特别强调市场主体承担公共责任：企业除了要满足利润最大化要求外，还要体现出对社会公共政策过程的参与，这些公共政策可以包括公平的就业机会、劳动者的安全保障与健康、环境的保护等等。

H. 经济法在社会经济中的特有作用

经济法的来特有功能，主源要包括社会经济协调、利益资源分配、维护市场秩序以及宏观管理规范的集成功能。与经济学追求效率优先、社会学追求行为公平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法的适用特点不同，具有比较优势。改善民生与社会和谐发展。
（一）、经济法的平衡协调功能
经济法的经济社会属性与公私融合属性决定了经济法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平衡协调功能。经济法调整经济生活既以平衡协调为目标，也以平衡协调为手段，促使社会与私人、私人与私人之间达成某种共识和妥协，以实现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经济法的稳定风险功能
当经济社会转型期同时面临全球化带来的外部经济冲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内部市场结构调整问题时，稳定经济风险尤为重要。只有在经济法框架下，充分发挥其稳定经济风险的特有功能，才能营造法治规范的市场环境，解决内部供需关系平衡问题、消费群体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发达国家转嫁经济风险问题和有效抵制贸易保护等问题，从而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和较快增长，为改善民生和积累社会财富保驾护航。
（三）、经济法的提升效率功能
经济效率的提升取决于市场主体经营自主的私权利和国家介入干预的公权力之间在制度上的高效合理与运行上的规范系统。

I. 简述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基本理论框架

历史进入19世纪以后，在西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权业已巩固，因此形成于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政策和体现过多国家干预的法律制度成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突破口是率先举起“经济自由”旗帜的“反谷物法同盟”，而18世纪下半叶产生于法国的重农主义更以“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原则为，反对重商主义奉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各项政策和法律制度，提出“经济自由”是实现“公平理性”的“自然秩序”的唯一途径。这一时代思想之大成者当属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A·Smith)，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一书中提出迄今耳熟能详的 “经济人”、“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守夜人” 三个基本范畴，并指出抽象为“经济人”的个体在自私追求个人利益时，他或她好象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实现公众的最佳福利，这是所有可能出现结果中最好的；政府对自由秩序的任何干预都几乎必然有害 (4)， 因此政府的最佳角色是除了赋税外不存在任何经济职能的“守夜人”或“夜警政府”。亚当·斯密的学说得到广泛认同，他也因此成为自由主义的鼻祖，但同时代西欧乃至英国仍在公用事业、金融货币、对外贸易、价格、关税等经济领域颁布相当数量的体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如英国工厂法、关税法、法国的粮食降价法，其中“工厂法的制定，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成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5)
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对落后的德国急于赶超经济发达西欧诸强，德国历史学派从寻求本国本民族发展的特殊历史道路出发首先对自由放任经济思想提出挑战，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要求相对落后的德国同较发达英国通过自由贸易进行竞争，无异于让一个小孩同一个成人去用力，德国要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加强国家对经济干预。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开始广泛的经济统制，制定鼓励、促进、扶持卡特尔的《卡特尔规章法》；战后更突破“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意思自治”以及“契约自由”等民法基本原则，颁布大量的国家权力介入经济生活的法令，诸如1919年《煤炭经济法》。
二、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理论分析
“市场经济是一部复杂而精密的机器，它通过价格和市场体系对个人和企业的各种经济活动进行协调。它也是一部传递信息的机器，能将成千上万的各不相同的知识和活动汇集在一起，在没有集中的智慧或计算的情况下，它解决了一个连当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也无所为力的涉及亿万个未知变量或相关关系的生产和分配问题。(10)然而经过近两上世纪的实践和思考，我们逐渐认识到市场也并不总是最有效率,“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是客观存在，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一）垄断(monopoly)和不完全竞争（imperfect competition）。人类社会生产经济活动，经历着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的过程，社会化的大生产是人类进步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但当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可能出现不完全竞争或垄断。垄断有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与经济垄断之分。自然垄断简单表达是在具规模经济行业中单个企业能比两家或两家以上企业更有效率地向市场提供同样数量的产品。(11)自然垄断者相对竞争对手而言，享有较大成本优势，并且面对无价格弹性的需求，通过垄断定价，获得巨大垄断利润。较合理办法就是由社会利益的代表——国家直接投资经营，以政府定价的形式，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经济垄断则是自由竞争的市场，是竞争的自我否定，表现为某一企业或若干大企业达成联合对某一种或若干物品的生产销售实行独占或操纵。其结果由于价格背离价值，价值规律严重扭曲，导致消费者福利减损，乃至社会福利总量减损的静态效益损失和市场主体丧失提高技术水平，加强科学管理的动机的动态效益损失，对此通常由国家制定反垄断法和不正当竞争法予以克服，其中美国1890年谢尔曼法案（ Sherman Act）及1914年克莱顿法案(Clayton Act)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最为典型，但80年代以来芝加哥学派经济学者对反垄断立法进行反思，他们认为绝大多数的垄断权力来自于政府的干预。哈佛大学教授熊彼特在研究一些大企业（如英特尔公司、微软公司及波音公司）在高度集中市场中，出现了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现象，提出了熊彼特垄断理论，即高技术垄断企业虽然得到了垄断利润，但捍卫技术优势的压力下，其垄断利润处置权是极其有限的，必须高额投资研制开发，于是这些大企业形成技术变革源泉，反垄断法的适用实际是杀掉一个会下金蛋的鹅。(12)
（二）外部性（externalities），又称溢出效应，即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强加成本或利益，外部性有些是正的（外部经济），有些是负的（外部不经济）。环境污染是典型的外部负效应，其产生社会成本不能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因而市场机制无法调解，而国家可以通过制定环境保护法、自然资源法、野生动植物保护法、矿产资源法等强制法律手段对空气、水、噪音等污染、矿藏资源的过渡开采、濒危动植物猎捕等外部负效应行为予以管理控制，但实践也证明，仅仅适用国家的法律规制不一定最有效率，于是诸如税收补贴等经济性手段也被广泛地适用。1990年美国政府依据《空气洁净修正案》，以发行一定数量可交易的排放许可证的方法，实现了比传统的合令——管制型更显著的效果，到90年代末，每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到1990年的50%， (13)另外芝加哥大学罗纳德·科斯研究成果表明，在生产权清晰的情况下，相互协商谈判，也能实现有效率的结果。
（三）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公共产品是正外部性的极端，指的是这样一类产品，当增加一个人对它的分享，并不导致成本增长，即边际成本为零（非竞争性）；而排除任何人对它的分享则花费巨大（非排他性）。(14)市场机制运转基本要求是收益能够抵偿成本或者成本能够追踪单个消费者，但是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需求与供求无法通过市场来定。一般来说，由国家代表整体社会利益，来承担供给者的责任，再以税收的形式取回收益。但现实生活中，公共产品的供给往往不如人意，那么是否存在更有效率的供给者呢？新制度经济学派进行有益的探讨，罗纳德·科斯从灯塔问题入手。“灯塔是经济学上一个里程碑，一提起这个诗意盎然的例子，经济学者都知道所指的是收费困难，这种困难令灯塔成为一种非政府亲力亲为不可的服务。”(15)但是，科斯在其1974年发表《经济学的灯塔》中指出1820年英国全境46个灯塔中有34个是私人建造的，因此完全可以设计发明一整套装置和制度使消费者之间以较低交易费用达成共同付款协议，交公共产品“私有化”。(16)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echanan）就设计了“俱乐部产品”模型，将公共产品消费者由无限约束到一定范围内，产品在俱乐部成员间非竞争、非排他的使用，但在组织外部则具有排他性，成员在俱乐部内部达成支付产品的付款协议，并可采用“以脚投票”的方式表达对俱乐部产品的取舍。上述开拓性的研究启示我们，在公共产品领域，政府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有效的供给者，现实社会中存在多样化的选择。
（四）信息偏在（Asymmetric information）,或称信息不对称在古典经济学假设中市场主体是具有全面知识和理性，并且在供需制衡下形成的价格能够反映全部市场信息，其实不然，市场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市场价格的滞后和偏差也使信息具有稀缺性，尤其是交易双方的不对称的信息分布，引发主体的投机主义、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商品市场的“劣币驱逐良币”。因此需要国家的公权力延伸入市场强制打破一方的信息优势，使市场交易在平等、自愿、公平的基础上完成。例如：国家针对一般商品市场的《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法》、《广告法》;针对资本市场的《证券法》的强制披露，但在一些领域，诸如医疗过程中，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国家干预是无效的。因此有学者设计了职业产权结构，即通过严格市场准入，使医生集体成为社会独立组织，这样外部舆论压力、内部职业道德将有效约束医生的行为。转贴现代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的现实作用以上介绍了现代经济学的最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笔者试图用尽可能简单的语言，并结合现实讨论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尽管这些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看起来似乎简单，但实际上如果要真正领悟并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生活、学习、研究中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只要你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就会让你一生受益无穷。因为它会使你聪明、睿智、深刻、思维科学；它会帮助你学习、研究那些“阳春白雪” 的纯经济理论；它也有助于指导你在生活、工作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首先，从学习现代经济学的方面来看，一旦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你就不会被那些抽象的模型和高深的数学所迷惑，不会被弄得昏头涨脑。无论一个经济理论用到多深的数学、多少的公式，多么复杂的经济模型，它基本上都是采用了以上所介绍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只要你紧紧抓住了这些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将它作为一条核心主线印在你的脑海中，你就不会迷失方向，失去重点，基本上知道它在讲什么。你可以暂时将那些技术性的、一时无法理解的具体细节搁置一旁，先弄请理论框架和具体结论，再弄懂那些具体细节。也就是，要先抓文章的主线、大致思路，了解它想作什么，得到什么论断，然后再抓具体细节。另外，一旦掌握了这些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会让你对现代经济学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不太可能被误导，从而不会影响自己对现代经济学的学习。经常有人对现代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进行批判，其实这些人的大多数议论都没有建立在科学的分析问题的方法上，有的甚至完全凭自己的主观臆断。没有弄清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这些言论就有可能会误导你，使你迷失学习现代经济学的正确方向，甚至可能使你对现代经济学的学习采用忽视，甚至是抵触的态度。其次，从研究现代经济学的方面来看，一旦理解和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将会有助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许多想做经济学研究的人，尽管他们对现代经济学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读了许多经济学的论文，但仍然感到自己做起研究来很难，不知道怎么做研究，或做不出让别人认可和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其实只要你掌握了这些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同时具有一定的数理基础，和逻辑分析能力，那么做起经济学研究就不是那么难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做研究就是对基本分析框架的那五个组成部分进行逻辑式的填空写作。这些基本框架和研究方法可能会有助于提高你的研究和创新能力。例如，如果你想研究某个经济问题或现象，或希望给出一个新的理论，让它具有较强的解释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能力，能够指导现实经济问题，那么你就要比较合理、准确的描述、刻画经济环境和经济人的行为方式，采用已有的分析工具或自己发展新的分析工具，建立一个尽可能简单的模型，然后进行推导论证。第三，了解现代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和分析问题的框架也会帮助你如何思考问题、如何更好的处理日常事务，更好的学会待人接物，会使得你思想更加深刻、更加有见识、工作更加有能力。笔者经常听到对现代经济学这样的议论：经济学看起来就是一些“阳春白雪” 、形而上的东西，用到这么多数学，学起来这么难，离现实感觉有十万八千里，学了对今后有什么用呀？其实，在日常生活中，经济学分析问题的基本框架完全可以被套用。比如，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准备做一件事情、或者需要与人打交道，首先要做的事就应了解当地情况、周围环境及国情 (对应着框架中的“界定经济环境”) ；然后，也要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尽可能弄清与之打交道人的行为处事的方式，他的品行、性格等(对应“设定行为假设”) ；根据这些信息，决定自己与人打交道的规则及自己对人处事的方式 (即对应“给出制度安排”) ；然后在具有可行性的、可供选择的方案中，通过权衡取舍中选定一个最佳方案 (即选择均衡结果) ；最后，对自己所作的决定、所作的事情及所采用的处事方式进行总结反省，看是否是最有效的方法，达到了最好的结果，是否公平合理，是否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让人们作出激励反应，达到了你想要达到的目标，即所谓的激励相容等等 (即对应“进行评估比较”)。并且，当环境、情况发生变化，工作的对象变了，要做好一件事情，游戏规则当然也应相应发生变化。我想大家会认同，只要按照这五个方面去做，并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游戏规则，就一定会把事情做得更好。笔者认为这可能是解决和处理日常生活和工作事务的最佳方式之一。并且，经济理论的许多结果也有助你如何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总之，要理解和正确应用现代经济学，就需要了解现代经济学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本文讨论了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的五个基本组成部分：(1) 界定经济环境；(2) 设定行为假设，(3) 给出制度安排；(4) 选择均衡结果；及(5)进行评估比较。基本的研究方法包括提供研究平台、建立参照系、给出度量标尺，及提供分析工具。这种规范性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使得现代经济学在过去六十年来发展迅速，应用广泛，影响巨大，已成为一门规模庞大、分支众多、体系严谨的社会科学领域。即使专门研究经济学的学者，也只能了解为数有限的分支中的很少一部份内容。不花一番工夫，是很难真正地理解其中一些经济理论的精髓。实际上，笔者发现对一门学问钻进去越深，感觉自己懂得越少，写东西的时候越发谨慎，很难下笔，海阔天空发议论就更难。现在不少人不管弄懂没有就喜欢胡乱议论，提出一些看似标新立异、耸人听闻，以至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看法，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广识、博学和多才”, 当然也许是为了引人瞩目、出名，而夸大自己的结果，这在当前中国经济学界好像是一种时髦。但不幸的是，这些人即使是学有专长，在没有弄清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前提下，往往会说出一些出格的话，更何况是严重地误导了众多的学子。在经济问题的讨论中，要区分价值判断分析与实证性分析、充分条件与必要条件的差别，理解经济理论的作用，一般性与相对性，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学习经济学，不仅仅是了解它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学习它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也有利从事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甚至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日常事务。（五）市场最严重缺陷是收入和消费的不平等配置问题，一个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可能产生社会不可接受的收入与消费上的差距。亚当·斯密声称，在一支“看不见的手”的导引下，各个人在私利追逐无形中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扩大，但如果社会利益中还包括财富公平分配的内容，那么仅仅有无形的手是不够的。首先收入分配反映的个体的生产要素持有量，即可继承的财富和才智等初始禀赋，还有一系列其他因素，如种族、性别、努力性、健康以及运气等；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物品追逐的是货币选票即有效需求——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不是效用最大的需求。收入和消费的差别来自于市场的内在因而不能由市场自我调控而消除，可依靠的是国家强制力对社会收入的再分配，例如国家征收所得税以及遗产税、赠与税等税赋，用向高收入者征收高于低收入者的税款的方法来降低收入的不平衡；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对老、弱、病、残及其他需要社会帮助的弱势群体用转移支付形式提供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费等，但也有学者怀疑国家再分配的效率以及对市场主体的激励弱化影响，实质上是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公平与效率的平衡与选择的问题。
市场失灵是国家介入经济领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与市场失灵相同，同样存在政府失灵，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一）国家行为有时不反映公共利益。传统观念认为，市场与公众利益是根本对立，唯有政府一心为公，然而当公共选择学派学者布坎南将经济人、效用最大化、供求分析等经济学的逻辑假设和分析方法运用于对国家决策研究，发现国家并不总是值得信赖的：首先由于个体目标多元化与选举投票制度规则的缺陷效益最大的选择难以达成，同时普通公民无力支付了解政府的成本，那么对政治权力的漠视成为一种理性抉择；其次政府官员也是具有自私性的经济人，他们像在经济市场中一样在政治领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17) 并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官员的利益内在化为政府利益；最后有影响的特殊经济利益集团可能掳获相关政府成员，使国家成为个别集团的利益代表而不是社会整体利益的实践者。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但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言现有制度还不能排除少数官员的自利追求，甚至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膨胀。
（二）国家行为的无效率。在市场组织中每一个经济行为都必须是成本效益核算的最佳结果，但是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存在特殊标准与要求，由于产品与服务本身的社会性以及国家供给的垄断性，使市场产品难以度量或不能度量；另一方面国家收入来自于税收、国有企业的利润或者其他非价格化收入。因为缺乏硬预算约束和硬市场约束，易滋生资源利用低效率和官僚主义。并且收入与成本在价格基点上的分离也意味着资源配置错误程度增加，即公共资源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的不均衡。
（三）国家行为的帕金森定律。新制度经济学派著名的诺思悖论指出：一方面没有国家权力及代理的介入，财产权利就无法得到有效界定、保障和实施，国家为降低产权界定和转让的交易费用，社会产生最大化提供条件；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具有垄断特征和扩张性质，往往是个体权利最大最危险侵害者。 (18)国家权力的扩张性被描绘为“帕金森定律”，即当一个职能部门设立后，其行为目标之一预算最大化，进而支配权力和控制领域扩展，再进而机构与人员编制自动以一定比例扩大，公共领域拓展势必侵蚀私人空间。诚然，并非所有的国家介入都是可非难的，惟介入通常具有自我发展之倾向，而且会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越滚越快。此际或因超出官僚体系所可负荷的能力，或因政治法律规范设计缺陷使原本立意甚佳的国家介入也对民间造成负担，甚而不少为介入而介和的管制更有可能产生劣币驱遂良币之虞。国家介入对我们市场经济社会自主、自律性的发展形成一股阴霾，是一种经常性威胁。(19)
（四）国家行为中“寻租（rent-seeking）”现象普遍存在。“租”这一概念是从地租引申而来的，指由于某种稀缺资源缺乏供给弹性，而给资源所有者带来的报酬与转移使用权之间的级差。公共选择理论研究中“寻租”是指寻求人为短缺资源的租金。从某种意义上进市场中垄断是一种经济租的现象，比较难处理的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如价格管制、许可证、关税和出口配额、政府采购等所形成的租，其危害是切断市场上稀缺资源自然趋向最优化配置过程，严重扭曲经济资源的配置，造成社会生产增加非生产的额外成本，包括寻租者的寻租机会成本以及防止寻租行为的成本。另外，政府官员基于私利，积极运用权利设租、创租、引致腐败盛行，构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正如交易费用理论解释一定范围内企业与市场并存的原因，企业是一种比市场更节约的交易费用的组织形式，那么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理由，就是国家是一种比市场更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经历公权无限扩充年代以后，我们更应记住：只有在一切办法都证明确实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才有必要采取国家干预这种永远次佳的办法。(20)综上所述，国家介入市场经济领域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市场失灵，国家介入可以克服市场缺陷和不足；且国家介入经济成本低于市场失灵所造成资源损失，而经济法调整对象就应是在满足上述条件下，国家介入市场过程中形成社会关系。尽管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界定，但如果排除追求言辞简炼的心理障碍，那么对于如此庞大的经济法律关系体系，则又是相当真实的表述。
三、影响国家与市场经济的两个新因素
（一）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在现代经济中除了市场和国家以外，还存在其他市场中介组织。在我国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和资信评级机构、公证和仲裁机构等组织，其主要职责是审查和评价市场主体行为，监督其是否公正、公开原则进行竞争，反对欺诈、调整规范市场；第二类质量检测和计量检验机构、商品检验中心、消费者协会等监督市场活动的组织，其主要职责是反对虚伪欺诈消费者，保证市场公正交易、公平竞争，稳定经济运作效率；第三类商会、行业协会等自主性市场中价组织，其主要职责依据市场规则制定会规、行规或公约约束成员行为，实行集体自律，反对不公平竞争。(21)中介组织存在发展深刻影响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一方面弥补市场自我运行可能产生不应后果，抑制了企业组织的非市场化行为和不良市场行为，成为市场经济“润滑剂”；另一方面分解政府的职能，抑制公权的无限扩张趋势，保证了市场机机械制作用空间，形成市场“看不见的手”与国家“看得见的手”外的“第三只手”，与之相适应经济法调整对象也发生波动，即扩大了对所立中介组织的法律规制内容，如《证券法》、《公司法》关于会计师、律师、资产评估人员的责任规定；又削减一部分由国家法律调控的空间，以业内规则取代法律约束。
（二）经济的国际化。本世纪70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迅速扩大和发展的良好状势。英美等英语国家称之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法国等法语国家称之为“世界化(Mondialisation)。尽管几乎每一国家都存在对这种趋势的利弊得失的不同看法的激烈争论，但现实中他已经改变我们思想观念与生活。市场突破国界成为世界大市场，尤其是计算机、因特网、无线通信等信息技术的应用，时空观发生变化，区域经济、世界经济一体化近在咫尺，国内经济秩序必然要与国际经济秩序全面接轨，例如我国政府为与WTO 全面衔接，将大量修改、废止国内经济法律法规；而面对日益扩大市场领域，国家统领力逐渐不足，区域性经济组织、超国家经济调节机构、内容广泛的国际条约、公约和协定纷纷登场，亚洲金融危机已将这一切展示无疑，“阿根延的一只蝴蝶的翅膀扇动真可能引发夏威夷的台风”。涉外经济法必然将在经济法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甚至于同一，那么经济法调整对象也将发生适应性的调整。

以上是从国家与市场经济角度对经济法调控对象进行应然性的思考，但不可回避的是经济法发展存在路径依赖(22)，即经济法依托于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经济发展阶段。中国经济法是经济体制转轨中经济法、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必然迁就于现实(23)，例如鉴于国有企业改革已成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国家在国企改制以及战略性调整中不能单纯地依赖于市场机制，而必须采取超经济的手段进行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重要职能；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本土资源贫乏以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中国市场经济的改革是把各不同发展阶段压缩在二、三十年内完成政府推进型，国家承担培育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强化市场机能的重要职能；作为发展中国家，国家肩负着赶超发达国家的历史任务，需要保护民族工业，甚至扶持国内垄断性质企业集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等重要职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稳定压倒一切，因此，国家的调控经济的行为中必须包括大量的政治因素，当经济法被适用于调整上述社会关系，这也就决定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中国特色。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理想与现实的正确认识是发挥经济法功能、延续经济法发展的理论基础。

J. 经济法体系的经济法体系的内容

(一)国内经济法体系内容的学说
由于国内学者对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性质等的不同认识，经济法体系的内容也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经济法体系应包括两个子部门，分别是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两分法”)。市场规制法主要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产业结构调控法、财政法、税法、金融法和对外贸易管理法。
有人认为，我国应建立一个全面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市场经济法律部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应由以下三个模块组成：市场立体法、市场行为法、市场宏观调控法(”三分法”)。
有人认为，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发展变化的，因此经济法体系的内容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多层次的，门类齐全的经济法体系。经济法体系应由以下四部分组成：企业组织管理法(调整在企业设立、变更、终止和企业内部管理过程中的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市场管理法(调整在市场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宏观调控法(调整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以及社会保障法(调整在社会经济保障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四分法)。
还有人认为，在传统经济法体系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建立的新经济法体系应当是多样性与统一陛的统一、稳定性与变通性的统一、现行性与超前性的统一、国内性与国际性的统一，认为经济法体系的内容应为计划法和反垄断法构成。
从以上这些观点，可以看出，学界对于经济法体系的内容，主要是从两点入手，首先将不属于经济法的法律规范从经济法体系中排除，第二是解决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如民法、行政法)的关系。
(二)经济法体系的内容的划分
经济法体系不能像从前那样庞杂无章，越大越好，无所不包；而应是一个紧凑、严密、有逻辑的体系。经济法体系具有层级结构，从上述介绍的学界观点可以看出，无论是”二分法”(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三分法”(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和市场主体法)、还是”四分法”(市场规制法、宏观调控法、市场主体法和社会保障法)、都将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体系的内容，有争议的是市场主体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归属。下面笔者对市场主体法和社会保障法是否应当包括在经济法体系中进行分析。
首先分析经济法体系是否包括市场主体法。我们从经济法主体说起，经济法主体，指的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依法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社会主体。通常，将经济法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在经济管理、维护公平竞争、组织管理性的流转与协作等法律关系中享有一定的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一类是指相应的参与经济活动的组织如企业等等。前一类属于行政法管理，后一类，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具体就是指在市场上从事生产和交换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在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中，企业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
市场主体的资格实际上是由民商法来确定的，《民法通则》第36到53条的规定，确立了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法人等市场主体的资格就是一个强力的证明。由此，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中的主体，并不需要市场主体法来再度确立。至于如何规制市场主体的行为，则在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因此，如若将市场主体法定位于规制市场主体行为的法律，也是多余的了。如上所述，笔者认为不需要在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之外再设置一一个单独的市场主体法。
其次分析经济法体系中是否包括社会保障法。正如前面讨论过的，经济法体系是指由一国现行的经济法律规范按照不同的分类组成的系统化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也就是说，经济法是着重解决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经济问题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它的确与经济法密切相关，但是，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与经济法的宗旨和调整对象都不同，它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
社会公平，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客观产生的一种需要。社会公平体现在经济利益方面主要是社会成员之间没有过份悬殊的贫富差别，即所谓”不患贫患不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机制与竞争机制相联系，必然形成社会成员之间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均等，甚至收入相差十分悬殊，强者成为富翁，弱者陷于 境。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就需要运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通过提供社会保障措施，通过对社会成员的收入进行必要的再分配调节方式，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适当转移给另一部分缺少收入的社会成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缓和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我国2001年在官方文件中提出了建立社会法，这是一个用来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和福利而形成的新部门。通过上述对社会保障法的分析，社会保障法应当属于社会法的体系，而不是经济法体系的内容。
通过上述分析，经济法体系的划分宜采用二分法，即市场主体法和社会保障法不属于经济法体系的内容，经济法体系由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这两个法律部门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