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与正义论

1. 什么是经济法经济法的功能

经济法：是国家及政府经济领导部门和经济组织的领导者运用法律内手段管理和协调经济容活动、维护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保障。

经济法的功能：

法律的功能外化为法律的作用，法律的作用决定与法律的功能。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根本功能在于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不同的法律部门以各自的方式，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作用，经济法的功能反映了其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价值。而经济法的功能在于保障和规范国家对市场的介入。这种规范和确认起到了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作用。

2. 运用法与正义的关系，谈谈法律正义

浅谈法与正义的关系
[摘 要]：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法律也随之不断完善，人们对法律价值的认识更为深入。正义作为法律价值子系统中的一部分，越来越受到法理学界的关注，对正义与法有了广泛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探讨法的本质、价值和法与正义的相互作用：正义促进了法律的进化，法律实现了正义的追求。

[关键词]：正义，法的本质，法的价值，法律的进化，正义的实现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统治阶级（或人民）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或人民）所期望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目标为目的的行为关系体系。正义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正义，通常又可称公平、公正、正直、合理等。仅从字面上看，正义一词泛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以至事业、关系、制度等。从实质上看，正义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一、从法的词源看法与正义的联系

据我国历史上东汉时期许慎著《说文解字》记载，“法”的古体字是“灋”。“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 “法” 以水作偏旁，比喻“平之如水”，代表公平，是衡量人们行为是否符合“公平”这个准绳。法字中的“廌”，传说是一种头长独角，秉性公正的奇兽，故而“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这反应了上古时代相信法是正直、正义的准则。因此，“法”就词义而言，是“公平”地判断行为的是非、制裁违法行为的依据。“律”据《说文解字》解释：“律，均布也。”意指是要求人们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以使行为协调一致。法和律皆因有公平、正义、统一的行为准则这个含义，所以法本身就包含有正义的意思。

二、法的本质与正义

在探讨法的本质中，西方一些学者持正义论的观点，对法的本质的解释往往与抽象的正义一词相联系，特别在自然法学说中，更强调法代表道德、正义。罗马法学家凯尔苏斯对法的定义是：“善和公正的艺术”。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这些思想家在讲法的正义性时，往往仅强调抽象的自由。如康德对法所下的定义：“根据自由的一般法则，一个人的任意可以和其他人的任意相共存的条件的总合”其大意为：法是为个人有可能享受最大限度自由所提供的条件。在进入20世纪后，西方法学中的正义观又有所改变，正义内容以不限于自由和平等，而且更包含社会福利，正义要求个人自由、权利应服从社会利益。我们认为单纯将法的本质归结于抽象的正义观念是一种唯心史观，正义总是在一定社会中各阶级、阶层或集团关于社会制度及由此确立的各方面关系是否公正、合理的观念和行为要求，正义是具体的、历史的，其主要内容最终决定于物质生活条件。 我国法学理论界通常从以下三个层次来分析阶级对立社会的法的本质。

1.阶级对立社会的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这里所讲的统治阶级意志是指代表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根本利益的意志，并不是统治者个别人的意志或任性，或各个人意志的机械的总和。

2.统治阶级意志的最终决定因素——物质生活条件

法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内容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指生产方式，尤其指同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即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法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个上层建筑。

3.经济以外的因素对法的影响

经济以外的各种因素，其范围是很广泛的，主要包括政治、思想、道德、文化、历史传统、民族、宗教、习惯等。

三、法的价值与正义

单从字面上讲，法的价值一词可以有不同含义：第一，它指的是法促进哪些价值；第二，指法本身有哪些价值；第三，在不同类价值之间或同类价值之间发生矛盾时，法根据什么标准来对它们进行评价。从这一意义上讲，法的价值即法的评价准则。美国法学家庞德在其法理学作品中所讲的价值问题就是评价准则，他认为，在法律调整或安排背后，“总有对各种互相冲突和互相重叠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 “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在古代和近代世界中，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们的主要活动。” 这三种含义是不同的，不应加以混淆，但他们又是密切联系的。法促进哪些价值，实际上就是法的本质与目的问题，不同阶级，不同学派的思想家，法学家有不同的理解。法本身有哪些价值，实际上是指法不仅是实现一定目的的手段，同时他本身也有特定的价值。例如，一般的法总意味着某种理性、效率和秩序，而与非理性主义、不顾效益和无政府主义是相对的；现代社会的法，一般的说，意味着某种民主、自由与平等，而与专制、独裁是对立的。我们在研究法促进哪些价值时，必然会涉及到法本身具有哪些价值。法所促进的各类价值之间或同类价值之间必然是会有矛盾的，银而就有对它们进行评价、协调、选择的问题。在研究法的价值时，不应仅讲法促进哪些价值而忽视它们之间的矛盾以及用以解决这些矛盾的评价准则问题。

古今中外思想家、法学家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法所促进的价值，但归纳起来，主要是正义和利益两大类价值。由于社会合作，存在着一种利益的一致，它使所有人有可能过一种比他们依靠自己的努力独自生存所过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人对他们协力产生的较大利益怎样分配并不是无动于衷的，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利益的冲突，就需要一系列原则来指导在各种不同的决定分配的社会安排之间进行选择，达到一种有恰当的分配份额的契约。这些所需要的原则就是社会正义的原则，它们提供了一种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办法，确定了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

四、正义在法律生活中的作用

在法律生活中正义发挥着各种积极作用。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两方面作用。

（一） 正义对法律有积极的评价和推动作用

正义作为社会的道德价值，对法律具有评价作用。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环境里，这种评价的力度是不同的。在专制国家里，统治者不但是政治权威的拥有者，也是道德权威和真理权威的拥有者，所以在法与正义之间的张力不足，在权力从面上几乎难以评价。在社会从面上，这种评价是始终存在的，但是软弱无力。在民主法制国家，无论是在权力从面还是在社会从面，正义都发挥着强有力的评价作用，不正义的法律被拒绝认可为法就是典型表现。正义被吸收为法源的一部分，正义可以填补法律空白，正义可以作为法律失误的力量，正义可以作为法律解释的标准。

（二）正义对法律的进化用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法律进化是在一定的社会中实现的，是社会进化的表现和动力。法律的形式方面和实质方面的进步都离不开正义的推动，主要表现在：

1.正义推动了法律精神的进化。法律的根本进步在于法律总体精神的进化，同样的法律话语在不同的法律精神下面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含义和社会效果。法律精神的进化的主要动力在正义。例如，早在古昔腊奴隶社会全盛时期，人们就正义反对奴隶制，启蒙思想家用正义谴责封建特权引发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的世界性立宪运动；美国人用平等反对男女不平等、反对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促使美国法律不断进化。自由、平等、权利的精神家园正是正义。

2.义促进了法律地位的提高。法律在社会控制系统中的地位大致有两种形态：人治型和法治型。在人治社会中，法律的控制能力不足，他从属于统治者的权力意志；在法治社会中，统治者的权力意志服从法律，正是正义观念推进了法律由人治型向法治型转换。在一个正义声音北扼杀或声音微弱的地方是难以建成法治社会的。

3.正义推动了法律内部结构的完善。这里最突出的表现是控权立法的产生与完备。正是在正义的推动下，法律内部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使法律更适合于保障人权和防治社会弊害。主要表现为（1）正义观推动了宪法的产生。（2）正义推动了控权行政法的产生与完善。（3）正义推动了程序法质与量的提高。（4）正义催生了专门针对国家机关的诉讼形式：宪法诉讼和行政诉讼，如国家赔偿。

4.正义提高了法律的实效。正义的重要内容之一使对社会的一致、公正的管理。对法律来说，就是法律应当良好的实施，官方行为应与法律保持一致。通常的法律适用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观念对提高法律的实效起到重要作用。在一个缺乏正义追求的社会，首先受到打击的就是法律的实效。

五、法对正义的实现作用

“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法是善良和正义的艺术”。这些古老的法学格言和法的定义表明法与正义是不可分的：法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的价值之一在于实现正义。法律对正义的实现作用，总体上体现为：

第一。分配权利以确立正义。这是法在实现分配正义方面的作用。包括把指导分配的正义的原则法律化、制度化、并且具体化为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实现对资源、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进行权威性的、公正的分配。在这种权利义务的分配中，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是带有根本性的、决定性的。在一个民主政体的国家中，关于基本权利的分配即分配正义原则的执行通常是由人民选举的立法机关进行的，因为基本权利和义务涉及到人民的财产、人身自由和人格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所以，国家权力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课以何种义务和责任的问题，成为分配正义的核心问题。当分配正义原则被一个社会成员违反的时候，校正的或诉讼的正义就开始起作用。这就会引起惩罚与补偿的问题。

第二。惩罚罪恶以伸张正义。这是法律实现正义的一个方面。以刑罚为代表的法律上的惩罚之基本目的不外乎报应与预防两方面。报应，也就是通过惩罚罪恶表达正义观念、恢复社会心理秩序。犯罪，一般来说不仅是违反法律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而且也是违反正义观念的邪恶行为。因此，出于正义的要求，对邪恶行为要作出否定评价，对于善意行为应该给予褒扬。这是基于道义要求所产生的正义观念的应有内涵。在关于惩罚的理论中，包含三个基本问题，即惩罚的理由、惩罚的对象以及什么是适当的惩罚。这些问题都表明惩罚具有伸张正义的作用。

第三。补偿损失以恢复正义。如果说惩罚罪恶是基于道义的正义要求，那么补偿损失则是功利的正义要求。法律在平均正义方面除了对罪恶予以惩罚外，还在合同、侵权方面表现为试图补偿受害者的损失。这种补偿通常只以损失大小为标准，而不考虑或过多考虑侵害者有无过错、其错误程度与赔偿额有无必然联系、赔偿费是否由其本人支付（如行政赔偿由国家支付）。以赔偿为主的补偿性责任主要是恢复分配正义。

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统治阶级意志的内容，决定着统治阶级的正义观，法是体现和实现统治阶级正义观的重要手段。统治阶级的正义观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之后，就具有了一种道德上的权威性，使法能更好地在实际生活中贯彻执行。统治阶级的正义观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法的内容中的重要组成因素。法是上层建筑中法律制度的范畴，它不仅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正义观，而且与统治阶级的正义观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具体来说，这种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1）正义是实在法的基本原则和依据，它表现为以正义的要求作为其追求目标，并将其确定为一套可操作的行为准则，给人们提供行为模式和标准；（2）法律通过和平和公正解决冲突的规定和程序来保障正义原则的实现。正义对法律进化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义作为法律的最高目的、作为区别良法恶法的标准，始终是法律进化的精神驱动力。任何实在法律制度都或多或少、至少统治者在口头上承认正义为其目标。不管统治者愿意不愿意，正义作为社会价值，始终是衡量法律良恶的标准。另一方面，法律是实现正义的重要手段。正义的最低要求是限制任意暴力，它的实现离不开规范，尤其离不开具有强制力的规范——法律。

参考文献：

1. 孙国华主编。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研究 群众出版社 1996。

2. 张文显。 法哲学范畴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3. 卓泽渊 法的价值论 法律出版社 1999。

4. 张文显主编 法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如果急用，可以自己整理一下。

3. 经济法的原理对现实社会经济活动的指导意义

一、概念界定
经济法以经济法律、法规为基础，但不能认为有了经济法律、法规就有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部门、独立学科的经济法是现代社会才产生的，它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因此在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以及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都不可能有经济法，古代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更不可能有上述科学意义上的经济法。
我们把它定名为现代经济法。现代经济法有两家，即资本主义经济法和社会主义经济法。资本主义经济法可称之为"西方经济法"，社会主义经济法可称之为"东方经济法"。二者是各有个性，也有共性。个性表现在产生的过程不同，存在的基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共性表现在有共同的形成要素和规律，有共同的法律本质和功能，有共同的价值取向。西方经济法先行产生，东方经济法继而发展，共同奠定了现代经济法的理论基础。
二、现代经济法产生、形成的法律
西方经济法和东方经济法的产生和形成各自走了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过程，但殊途同归，相反相成。两类经济法从相反的过程揭示了现代经济法产生、形成的必备的共同因素和要件。主要有：
1.市场经济基础性调节的"无形之手"与国家宏观调控的"有形之手"同时存在，相互作用；
2.横向经济关系和纵向经济关系的平衡结合；
3.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的对立统一；
4.公法与私法在一定范围内相互渗透和融合。
上述各种矛盾都是现代社会经济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各种矛盾都有两个矛盾方面。传统理论把这些矛盾的两个矛盾方面看做是根本对立、水火不容的关系。两类现代社会在它们发展过程中都曾因此走向极端，分别发生了"市场调节失灵"和"行政调节失灵"的社会经济危机，都不得不进行变革，寻求出路。现代经济法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经济法理论把这些矛盾和矛盾方面都看作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三、现代经济法的本质
现代经济法的本质是指它不同于法律部门的"法律和法学本质"。经济法的本质与其产生、形成的规律是一致的。
（一）经济法是"两手论"
经济法是"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相结合的法"，而不是任何一只手的法。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国家之手的法"。西方垄断经济时期国家之手是在市场之手的基础上伸出和发挥作用的，是为了恢复市场之手的正常机能的。没有这两只手的结合，不可能有西方经济法。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之手无处不在，无比强大，但那个时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即使有也只能是"经济行政法"。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削弱、改革这只国家之手，解决国家干预过度的问题；同时培育发展市场这只手。两相结合，才形成经济法。所以从中国国情看，更不可把经济法简单地视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
（二）经济法是纵横两类经济关系平衡结合的法
只有一类经济关系是不可能产生，也不会形成现代经济法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横向经济关系居绝对主导地位，纵向经济关系极不发达，所以不可能有经济法。东方计划经济时期，纵向经济关系居绝对统治地位，横向经济关系则极其萎缩，发育不全，所以也不可能存在经济法。现阶段，就调整对象、调整范围看，民法是横向经济关系的大法，经济法更多调整纵向经济关系，但不能由此认为经济法只调整纵向经济关系，而丝毫不容涉及横向经济关系；由此将经济法定性为"纵向经济法"是错误的。
（三）经济法是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对立统一的法
经济集中与经济民主是一对矛盾，是经济生活的永恒话题。两者有对立，甚至可能对抗，但二者也必须相互联系，取得相对的平衡和一致。西方用国家的经济集中，反对垄断，恢复资产阶级的经济民主，使广大中小企业都能享受这种民主，自由参加竞争，求得生存和发展。我国则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改变国家过度的经济集中；在生产经营领域内解放广大企业，使它们能有自主的地位，自由地参加市场经济生活。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一个在保持必要的经济集中的前提下，恢复和发扬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的过程。
（四）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
传统的行政法是"行政权力本位"，民法是"个体权利本位"。它们在各自的调整领域内都是正确的、必需的，但它们无法驾御经济生活全局。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不能绝对地排斥行政法，但却不可令其主宰社会经济关系。
（五）"以公为主，公私兼容"的法
这里所说公法是反映社会整体利益和意志的法，所说的私法是指反映社会个体利益和意志的法，并非指私有、私有制。
四、经济法的功能
经济法有着与传统法律部门迥然有异的新型的调整功能，它们实际上也是经济法本质的表现。
（一）经济法是平衡协调法
经济法平衡协调社会整体利益与社会个体利益关系，也平衡协调与社会整体利益直接相关的社会个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协调好国家和企业组织的关系。经济法不走极端，不能只倾向一边，而不顾另一边，更不可与之对立。
（二）经济法是综合调整法
分化和综合（有机的综合）都是事物发展的形式，现代社会经济生活无论从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看，都是沿着分化与综合两个方向发展的。法作为上层建筑也必须是反映经济生活的这种客观要求。
（三）经济法是系统调整法
客观的经济关系都处于一定的系统之中，法律对这一系统分段进行调整是必要的，但也须进行全过程的调整，经济法是天然的法系统工程，对经济关系的前、中、后过程都是要调整的。
五、经济法对传统法律、法学的突破和贡献
1.经济法的出现使法与经济实现全方位、多层面的结合，使法能更直接、更有力地为经济基础服务。
2.突破了大陆法系在调整对象理论中"一对一"的机械论观点，提出一个法律部门不一定就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它可以调整两种或两种以上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社会关系；一种社会关系也不一定就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它可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法律部门从不同的方位、不同层面、运用不同手段进行调整。
3.为国家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正确地定位，提出"国家三三三说"，即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应是三重身份（行政管理者、经济管理者、国有资产所有者），三种职能（行政管理职能、经济管理职能、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实现三次权利分离（行政管理权与经济管理权相分离，经济管理权与国有资产所有权分离，国有资产所有权与经营权或法人财产权相分离）。
4.将经济管理关系与行政管理关系分清，从而界定了经济法与行政法或经济行政法的区别。经济法认为经济管理关系与行政管理关系有一定的共性和相通之处，但本质不同，经济管理关系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是对物质利益实体的管理关系。
5.经济法理论确认了对企业组织内部一些重要的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并主张给一些相对独立的内部组织以一定的主体地位，从而扩展了法的调整领域。
6.经济法理论认为法不只是为打官司的，不能只当"消防队"。
7.经济法理论认为法不只是巩固保护已有的权益，它也要开辟未来，为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也要兼顾未来，实现代际公平。
8.经济法提出"经济法主体"概念，以解决我国法律、法学中法人概念泛化（二级法人、多级法人）和大量组织主体身份不明（如其他经济组织）的混乱问题，给它们宽口径定位，使它们能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合法地存在和发展，也解决了它们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9.经济法冲破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实现两者的结合，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第三法域，为法律功能的扩展和法学理论的研究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途。

4. 经济法小论文（1000字左右）

论文标题，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等。正文如一、案例导入，二、案例分析，三、相关法律展开分析。

5. 经济法的三大原则是什么

经济法三大原则包括社会本位原则、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一、社会本位原则

社会本位原则之所以能够成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由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决定的。经济法把社会本位作为自己的调整原则，就表明经济法在对产业调节、固定资产投资、货币发行、价格水平、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产品质量控制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关系进行调整时都必须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与此同时，任何市场主体，在进行市场行为时都不能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关注，否则，也是对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背离。

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

（一）公平原则

经济法上的公平，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主体地位平等。主体地位平等是经济公平的前提条件，无主体地位的平等就无公平可言。

2、交易机会均等。交易机会均等是经济公平的基本内容。它一方面要求经济法所提供的交易机会必须向所有经济法主体开放，另一方面要求经济法不得为某一或某些主体提供独占市场的机会。

3、权利义务对等。权利义务对等是经济公平的核心内容。经济公平要求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对等是权利和义务在数量上等值性的必然要求。

（二）效率原则

同公平原则一样，效率原则也是经济法的重要原则。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公平、自由、正义、有序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高效的社会。没有效率的社会无论如何也算不上一个理想的社会。

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公平效率，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只要效率而不要公平，最终会降低效率；只要公平而不要效率，这种公平也很难维持长久。

三、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可持续发展，反映了当代人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生存环境和发展的反思，表达了当代人的一种发展观，也反映了当代人的超前意识和忧患意识，以及当代人的社会责任感。

6. 经济法理念、功能与价值的关系

经济法是适来应生产社会化自及其引起的社会经济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需要而产生的，它调整国家经济调节中的社会关系，以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总体结构和运行的协调、稳定和发展。
经济法价值的基本取向，是社会总体性的和经济性的秩序、效率、公平和正义。
经济法理念是相信通过经济法价值释放，能够实现社会总体经济方面的那些价值目标即理念的理想目标

7. 用经济法怎么分析法学价值观怎么量化

经济法是与市场经济活动联系最为密切的法律部门之一
经济法学是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经济立法、经济执法、经济守法活动，以及经济法学基本理论和实务操作的学科，应当全面、完整反映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重要作用、立法意义和理论依据。
、经济法与经济法学
经济法与经济法学，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经济法及其发展规律是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为经济法的完善发展创造了条件，经济法学所提出的各种经济法学说、概念、理论、原理及对各种经济法制度建设的探讨为经济法的完善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可借鉴的建议。经济法与经济法学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属于不同的范畴。不过，有学者在重新考察了经济在我国初始使用的含义之后，又发现，经济法被分化出了新的语义，这一语义使经济法在某些时候等同于经济法学。
二、经济的法与经济法
“经济的法”的观点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经济活动中的法律问题，因而凡是与经济有关的法统统可称之为经济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广义上的经济法，其法域几乎涉及部门法体制下的所有部门。“经济法”则是更多地从狭义的角度讲的，这一语义被严格限定在经济法作为部门法的特定范畴之内，即只有反映国家作为社会的代表干预、参与及调节经济，以及社会公益等经济法本质属性，且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法，才属于经济法的范畴。
三、经济法学与法经济学
法学和经济学的相互渗透和交叉，是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集中体现在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法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的理论、模型、方法来解构法律的成长规律、结构、效益及创新的学说，核心思想是“效益”。它侧重于用经济学的准则和价值观来评判法律问题，认为一切法律都应以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经济法学是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部门法学，探讨经济法理论问题并揭示经济法规律的法学学科。它侧重于用法学的准则和价值观分析经济问题，研究对特定经济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或规制。二者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
（一）两者的联系
两者的联系体现在，都是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法律现实和法律现象进行研究的理论，都涉及法学和经济学理论，都研究法律制度与经济运行相互之间的关系。
（二）两者的区别
两者的区别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础理论、目的的不同等方面。
1．在研究对象上
法经济学几乎涉及所有的部门法领域，既包括经济法，又包括宪法、刑法、行政法；而经济法学则仅以经济法这一部门法为研究对象。
2．在研究方法上
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理论方法来研究探讨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运行及其他具体的法律问题，主要对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判例进行经济分析，它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在于它的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而经济法学运用法学理论方法研

8. 怎样理解经济法以社会公正为价值追求

经济法以社会本位为价值取向，属于社会法，是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制定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正义、交易公平、宏观效率和公共福利
。现代经济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要求上至国家机关，下至社会组织和个人，都要对社会负责，即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负责。经济法正是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通过对社会整体利益和社会个体利益的协调，来达到发展社会的目的。

所以，经济法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本位，侧重于从社会整体角度来协调和处理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注重社会总体的经济公平；在效率问题上同时注意个体、团体、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效率和利益，眼前、长远乃至子孙后代的效率和利益；在秩序问题上同时兼顾个体自由、权利与他人的自由、权利，以及与社会的正常运行发展之间的关系。

9. 经济正义

当代伦理学特别是经济伦理学的发展，已经把自己的注意力由德性伦理转向了制度伦理。这一转向不仅仅是研究视角的转移，更重要的是研究方法及所运用的核心范畴发生了变化，并在此变化中蕴含着伦理学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的调整。如果说传统的德性伦理的核心范畴是“善”的话，那么现代的制度伦理的核心范畴就是“正义”。当我们从经济伦理角度来研究制度伦理的时候，这里的正义范畴就不是泛指正义一般，而是特指经济正义。经济正义既是经济伦理学研究的对象，又是经济伦理学追求的目标。
经济正义问题是典型的经济学和伦理学交叉的命题，它不只是讨论人们在经济生活中的一般道德行为规范，因为这仅靠一般伦理学对若干经济案例或经济现象加以分析就够了；也不只是讨论社会发展中的一般经济规律，因为这仅靠一般经济学方法对人的交往和行为偏好加以审视就满足了。它实质上是指，无论什么经济学流派，无论它们提出的问题林林总总、千差万别，最终都不可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任何经济制度安排都内含着经济正义要求，任何经济学研究都离不开道德责任，离不开对某一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中人的终极命运的关怀。
一、关于经济正义范畴
要理解经济正义范畴，首先要廓清善与正义的异同。
中外传统伦理思想都强调善的德性。所谓善，侧重于从个人道德动机、义务或责任的角度来评价道德行为，它所追求的是美好的理想，甚至崇高的道德境界。任何一个时代，人们所推崇的善都是不作经济分析的、不计成本的，所谓“乐善”即为“好施”，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善，就是看行为人是否自愿使其付出大于所得，一旦这个“大于”大到只贡献不索取，无私奉献、不计报酬，就是“至善”，至善者即圣贤。显然，任何社会都需要这样的善，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景仰这样的善，但达到至善境界的永远只能是少数人。需要指出的是，善在这里是超经济的范畴，除非重新解释和定义，否则不能用它来进行制度伦理或经济伦理分析。
而正义则不同。正义侧重于从制度、秩序、法则、权利、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的行为选择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无论人们道德境界高下都必须服从正义的要求。正义所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合理化，人的权利和义务的对应化，人的付出和获取的对称化，人对效率与公平的正当需求和满足的刚性化。
正义又不同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土生土长”的义的范畴。正义(Justice)的词根Jus来自拉丁语，包含着法度和权利。义和正义的实质性区别主要在以下两点：
第一，义是外在于法的。既外在于现代法治体制中的法，也外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刑”为核心的“法”。义从“法”外维系以君权为中心的人治社会，是“法”的重要补充，在中国传统伦理关系中不可或缺。而正义则是法治社会中法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目标，是法的精髓，是法之为法的根据。它作为规则内在于每个社会个人，同时作为超越规则之上的理念，不允许有任何个人凌驾其上。
第二，义是外在于利的。或者与利截然分离对抗，或者与利保持一种主从重轻关系。而正义则始终是内含利的，可以说，正义的提出就是源自利益关系特别是财产关系。古希腊思想家早就提出，正义不可能独存，凡彼此没有相互利益关系者的行为，就没有正义或非正义可言。这一点在经济伦理中极为重要。由于正义包含甚至源于利益，所以，社会正义的基本要求首先是经济正义。一般正义和经济正义的层次性在于：
一般正义首先是作为人的理想性存在，作为判断一定体制中人的行为及其结果所具有的意义，作为衡量人的价值、尊严、权利和自我实现的标尺而设定的。这是社会体制的内在精神或理想性规定。因此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注：罗尔斯：《正义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经济正义则在正义的一般意义之下，突出反映了正义的实践理性精神或现实性规定。即人的经济行为需要选择理想的体制性目标和规范，社会经济关系及其矛盾冲突需要平衡和解决。
大体上可以从四个角度把握经济正义：一是自主权利角度，经济正义首先是指经济人享有并自主行使自己的财产权利，和由此形成的经济自由和履行契约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及相应的制度安排；二是合理分配角度，经济正义最终实现于分配正义，分配正义既包含由机会公平、程序正义和公平竞争带来的收入分配的合理差距，又包含使最大多数人福利增长的人道主义关怀；三是主体心态角度，经济正义的实现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心理预期的满足程度，有赖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萌生的正义感和认同感；四是人的本质角度，经济正义最根本的是指人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由和解放，实现自己的本质，求得全面发展。简言之，经济正义就是一定经济制度的意义元素或经济的精神。
二、关于经济正义的一般历史考察
我们可以在古希腊思想家那里找到现代经济正义概念的萌芽，如：柏拉图关于建立财产权利和财产关系恒定不移的秩序的正义观；（注：《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46-163页。）亚里士多德关于遵循财产占有和行使财产权利的适度与中道的正义观；（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8页。）伊壁鸠鲁关于扼守财产交往关系中的互利和约定的正义观（注：《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96-97页。）等。这些古代的正义观念已经初步提出了经济正义的基本形式和实质内容，前者是秩序、适中、履约和承诺，后者是权利、和谐、互利和恰当。当然，在古希腊时期，这一切都蛰伏在善的最高理念统摄之下。
近代资本主义撩开了传统伦理的善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以资本原始积累、金钱拜物教为表征的恶成为推动历史的杠杆。靠劝善向善的个人德性修养全面节制恶已不可能，因此，作为制度伦理的社会体制第一美德——经济正义范畴凸现出来，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1)近代经济正义思想和资本主义伦理精神契合，相得益彰。
(2)近代经济正义思想和市场经济道德规范、价值基础天然合拍，有可通约性。
(3)经济正义问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产权制度的各个领域被多角度、多方面地深入探讨，促进了这个制度的进步和日益完备。
(4)此时经济学已获得独立的发展，经济正义问题由单纯人文学者、伦理学家、哲学家的一般研究对象转化为经济学家介入的共同研究对象，成为经济学理论的具有基础性、渗透性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伦理思想演变成经济伦理学。
(5)与此同时，出现了对私有制的正义性的怀疑和批判，出现了以实现公有制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正义理论，成为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经济正义观的思想来源。
近代经济正义思想的代表性观点有：
1.格劳秀斯：正义必须以人类的社会本性和自然权利为基矗权利的道德意义就是正义。因此，经济上的正义就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有一定约束的有限私有财产权，是公共权力与财产权利之间不对称但却合理的关系。（注：《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580-583页。）
2.霍布斯、洛克、休谟等：经济正义就是维护和履行契约。契约是经济主体双向承认的形式，它表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每个主体享有财产所有权，并承认和尊重他人享有和自己一样的权利。履行契约是正义的起点和源泉。契约的权威高于王权或政府权威。经济正义依存于契约和契约所界定的权利。判定一个社会状况正义与否的惟一标准是守约、履约还是违约。在这个意义上，经济正义的要求是历史的。比如，在未来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黄金时代”，人人可以各取所需，无需界定各自的权责，那时正义因毫无用途而无需存在；而在过去生活必需品极度匮乏的“贫困状态”下，你争我夺，人人自危，正义则让位于人们自我保存的本能而难以实现。只有在有了一定财富又不充分的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中，正义才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这时，人的利己本性产生对有限财富的无限占有欲望，就需要正义通过居于契约之上的裁决力量来约束和规范这种占有私欲；同时因人的欲望与自身满足欲望的能力不对称，与有限财富不对称，就需要用“公共的功利”来平衡，这种平衡就是正义的实现。简而言之，“正义的根源说明了财产的起源”，正义的完善说明了财产权利的完整。契约同时产生正义和财产。正义产生于人获得财富与经济权利的需要，其直接表现是以契约为基本形式的稳定的经济关系。（注：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休谟：《人性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3.边沁、穆勒：经济正义是以功利原则为基础的个人权利。经济正义应归于自我和他人的权利，不应偏重制度性的东西、偏重契约、偏重形式，而忽略其实质性的内容，忽略人的经济正义要求的倾向。当一种制度最大限度地提高功利时，它就是正义的。正义只是促进功利的手段而不是独立的标准，惟一的标准是功利。如果在不同制度中选择，只应选取带来较大功利的制度，而不必再另外抽象考虑它是否正义。这种功利论的制度评价方法比契约论实用。它好就好在以个人权利的实现和保障作为正义的第一要义，把“功利优先”作为统摄正义的第一原则，而把契约降为派生的次要原则之一。正义是直接从功利原则引伸出来的，正义原则服从于功利原则。在次要原则发生冲突的场合，正义与否要取决于第一原则。比如，平等本来是一种正义观念，但是并不存在绝对的、普遍的平等。在经济事实中，平等是否正义，关键看是否符合功利原则，符合则正义，反之则不正义。（注：穆勒：《功用主义》，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54页。）
4.爱尔维修：经济正义是以合理利己主义为基础的均等分配。作为个人利益的组合，公共利益（公共幸福、公共福利）是正义的标准，其内涵是“人人均幸福”。而要达到幸福均等的惟一方法是财产的平均分配。所以，存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首先保证公民私有财产的基本均等，由此带来每个人幸福均等，再由此保证私人的财产权、人身自由和生命。在这种制度中，没有不幸的人。财产均等既是社会效益，又是个人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两个利益相互保证、和谐一致、兼顾二者即为正义，也即合理利己主义。牺牲个人利益满足公众利益，或为了个人幸福损坏他人幸福，都是不正义的。（注：《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45-550页。）
5.莫尔、欧文等：经济正义是彻底废止私有制度。“私有财产是贫困以及由此而在全世界造成的无数罪行和灾难的惟一原因。它在理论上是那样不合乎正义，而在实践上又同样不合乎理性。”（注：《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第559页。）私有制也许可以采取一些表面符合正义的有限手段，比如规定每人私有田亩和现金的法定最高限额，严禁政治权力与财产权利的交易等等，使无财产权的人减轻几分痛苦，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除痛苦。问题在于，只要私有制度存在，其经济活动必以金钱为衡量一切的惟一标准，这其中不可能找到一点正义的痕迹。除非人们认为，一切最好的东西落到最坏的人手里，还可以叫正义；或者凡是我们大多数人所应有的都归少数人瓜分，还可以叫正当。因此，“只有完全废止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公正的分配，人类才能有福利。”（注：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05页。）
通过上述对经济正义思想的一般历史考察，可以粗略得出以下结论：
(1)经济正义问题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与私有制、私有权相伴而生，并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发展完善而日趋融入经济学和伦理学理论之中。从古罗马法、普通法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再到现代西方产权理论，基本上都同意这样的看法：财产权利本质上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以契约形式）相互认可的行为性权利，或由人们共同承认的第三方（政府、法院）裁定的行为性权利。这种权利确定了每一个人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约定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约定的成本。它所形成的一定的经济制度就是确定人们使用稀缺资源时的相应权利地位的一切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总和。（注：科斯·阿尔钦等：《财务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204页。）在这里，经济正义问题和财产权利问题已经连为一体。当人们谈论财产权利、契约的同时，已经不言自明地渗透了他们对正义的理解，而脱离了财产权利，正义就成为无谓的空谈。

(2)围绕经济正义的第一个焦点问题是私有财产权利是否正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回答呈现为两极。要么为私有财产权利作正义辩护，要么对私有财产权利进行正义批判。前者在历史上是主流观点，并且成为私有制得以确立的伦理武器。后者的主张也贯穿整个近代，但基本停留在空想层面，没有对私有制本身造成实际的冲击，但也起到了两个作用：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现代史上公有制国家的出现提供了思想养料；同时促使私有制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所改进和完善。
(3)经济正义问题的第二个焦点是均等财富或均等分配是否正义。这个问题在近代是从属于上一个问题的，但其重要性实际上不亚于上一个问题。没有分配正义问题，财产权的正义问题就没有意义。而且分配问题具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因此，西方思想家在肯定私有制天然合理的前提下，把分配作为经济正义理论的主要问题。而主张公有制的思想家则认为，离开所有制问题，只在分配上做文章，是不可能真正解决分配正义问题的。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正义观及其现实主题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正义观是在批判地汲取了人类思想史特别是近代思想史所建树的各种经济正义思想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时是在马克思投身于为人的自由解放终身奋斗的事业中形成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经济正义观点的基本精神被马克思主义所吸收，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这些正义思想由空想变为科学。
马克思在1841年《莱茵报》时期开始了他追求正义的事业。他接触到的第一个关乎人的物质利益的现实问题，就是所谓“林木盗窃”的独占财产权利是否正义的问题，这也是促使他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几十年后，恩格斯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9卷第446页。）
在莱茵省议会辩论林木盗窃法时，贵族和土地占有者以法律形式无情否定了农民和穷人历来享有的自古流传下来的在公共土地上放牧、拣树枝和狩猎的权利。马克思愤怒批判了这种公共财产权利私人占有的非正义性：“这种为了幼树权利而牺牲人的权利的做法真是最巧妙最干脆不过了，如果法案的这一条被通过，那么就必然会把许多不是存心犯罪的人从活生生的道德之树上砍下来，而把他们当做枯树抛入犯罪、耻辱和贫困的地狱。”这实质上就是把穷人的习惯权利变成富人的独占权。“事物的本质要求独占，因为私有制的利益想出了这种独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137、147-148页。）
马克思并不否认清晰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取代祖上遗留的模糊的公共财产的进步性和必然性。但是他认为，这并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阻碍人的解放的就是对国家权力的神圣化和享有私有财产权利天然正义的迷信。他在评论法国大革命颁布的资产阶级宪法《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时指出：这“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权利，即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个人权”。所以，资产阶级关于私有财产的各种“最自由的立法”“对于那些既有权利而又受习惯保护的人是处理得当的，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权利而只受习惯保护的人却处理不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卷，第437-438、144页。）这里没有公平可言。
马克思就是带着实现真正经济正义的强烈愿望和要求进入经济学批判和研究领域的。他把追求正义并对社会经济的正义性做出正确评价作为自己经济学研究的任务和使命。
马克思主义对经济正义的理解可以归纳为以下逻辑：正义主要源于经济事实，特别是与财产所有权的制度变迁和发展紧密相联；经济正义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本质是在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实践中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人的解放程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不可分的；只有共产主义制度才能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因而才是最正义、最理想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制度。“许多人要正义，即要他们称为正义的东西，但他们并不因此就是共产主义者。而我们的特点并不在于我们一般地要正义——每个人都能宣称自己要正义——而在于我们向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私有制进攻，在于我们要财产公有，在于我们是共产主义者。”“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431页，第1卷第582页。）
在其现实性上，经济正义是一切经济关系所含正义性的总和。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所有制的正义性问题，一是收入分配的正义性问题。
关于所有制的经济正义问题，是随着人类历史上最先出现的财产权利即私有财产权及其制度形式的发展、变迁、完善的历史进程而逐渐清晰地呈现和展开的。正义与所有制同根同源，共生共存。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哪怕是彼此对立的所有制，都包含着某种符合历史条件的正义精神和把自身视为正义的信念和追求，否则，这种所有制就不会产生和运行。相应地，思想家们都以不同的理论形式表达自己对正义的理解和观点，都以自己的学说为主张正义的学说，都以正义为绳，臧否现存所有制和描绘未来所有制形态。老伏尔泰曾说，尽管民族、时代、历史条件各不相同，人类对于正义概念的接受总是一致的、普遍的。甚至犯了大罪行，也仍然是在正义的名义下进行的。（注：《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第24页。）这说明，为某种所有制辩护的正义理论是否必要或应否提出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什么样的所有制才能从根本上体现正义要求，什么样的所有制实现形式和结构才能趋向实际满足这种正义要求，什么样的经济正义理论才能如实表达正义精神，并指导符合正义的所有制的建立和完善。
有关所有制是否正义的问题，至少涉及两个层次：1.某种所有制是否符合人的本性和本质要求，是否有助于实现人对自由理想的追求；2.特定的财产权关系是否体现了人与人的公平正当关系，是否有助于人们自主选择体现这种关系的方式和维护这种选择的权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审视这两点，可以说，人类社会相继出现的私有制能够历史地、部分地、相对地、暂时地实现经济正义，但只有最终消灭私有制，才能完全彻底地实现经济正义。因此，“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6页。）
历史上私有制的正义性，在于它们通过制度和规则安排，清晰界定了私人财产权利，满足了人性中自利要求的一面，并在不同程度上对人的无止境私欲加以规范，以“私恶即公利”的方式增加了社会福利总量，从而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马克思承认任何所有制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是以具体个人利益驱动为首要原则和内在逻辑的。他不同意那种认为共产主义者应该奉社会为最高价值和目的、要为社会而牺牲个人的观点，指出：“人们丝毫没有建立一个社会的意图，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使社会发展起来，因为他们总是想作为孤独的人发展自身，因此他们也就只有在社会中并通过社会来获得他们自己的发展。”“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惟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他们的突出的地方正在于：只有他们才发现了‘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他们知道，这种对立只是表面的。因为这种对立的一面即所谓‘普遍的’一面总是不断地由另一面即私人利益的一面产生的，它决不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历史的独立力量而与私人利益相对抗，所以这种对立在实践中是产生了消灭，消灭了产生。”但是，私有制的正义性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永恒的。从根本上说，私有制非但没有使人实现自己的本质，反而导致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丧失，人的非人化。解决这种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消灭私有制，通过“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使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235页，第1卷第439页，第3卷第275页，第42卷第123页。）
马克思之后一百多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史表明，私有制的消灭，公有制的建立和巩固，有赖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如果脱离现实生产力的物质基础，盲目搞单一的纯粹的公有制，经济正义的理想就会沦为空想，甚至走向反面。作为期望正义的制度设计，并不是一个“公”字就天然带来正义的。必须从特定国家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出发，寻求各个阶段公有制的最佳实现形式和所有制的最佳结构。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新的所有制“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应当“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任意一种公有制形式喊着正义口号就能消灭私有制的，私有制“只有通过它的所有制改造成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成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26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8卷第21页。）这正是中国当前所有制改革最深层、最核心的问题，即不仅要提高效益，而且能否和如何实现经济正义。忽视了后一点，改革就失去了意义，也不能成功。
关于收入分配的经济正义问题，既从属于所有制的正义问题，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恩格斯曾经指出：“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544-545页。）在这里，收入分配概念分为两种：一是功能或要素收入分配，即从收入来源角度规定收入分配，涉及各种生产要素投入与其所得份额的关系。功能收入分配的正义与否内含一定所有制及其财产权利正义与否的问题。二是规模或个人（家庭）收入分配，即从收入量化角度规定收入分配，涉及所得者规模和所得总额的关系。规模收入分配的正义与否实际体现了一定所有制的变迁或改革的目的正义与否。

10. 简述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一）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原则

我们强调营造平衡和谐的环境，而不是简单地说平衡协调原则，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对经济关系进行平衡协调是经济法特有的功能，但如果单纯将平衡协调上升到经济法基本原则的高度就显得不够充分，并没有完全揭示出经济法的本质内容。

从字面上讲，和谐与协调两词的含义互通，这就是在许多法学著述中“和谐”与“协调”不分的原因。但是，在意境上说“和谐”和“协调”是有很大区别的：和谐是一种相互依存与共同发展的客观状态，是国家和市场都要顺应客观规律、应用客观规律的表现；

而协调更强调的是主体间相互一致的积极行为，是带有主观意志色彩的一种行为模式。就经济环境状态的描述而言，“和谐”一词较“协调”更贴切，例如我们常说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首先，“平衡和谐”充分体现了经济法治条件下经济环境应有的状态，强调的是不同主体的配合而不是对抗，又在哲学范畴“度”的问题上强调适当，而不能“过火”或“不及”。

有学者认为平衡有均等的意思，因而不主张将其纳入经济法的理念，但我们认为这里的平衡不是均等的意思，而是“不失调”之意，例如人们常说“生态平衡”。

其次，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不是一种中庸理念的体现而是建立在对客观经济规律认识基础上的一种应然的状态。在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下，能够实现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和谐，现实利益与未来利益的平衡和谐，国家、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平衡和谐。

最后，经济法律的完善本身并不代表这种良好经济环境已经大功告成，由于社会经济体系是动态向前发展的，这就要求经济法制不断地“与时俱进”，具有前瞻性、规划性地从立法、司法和执法等方面来建立和维持这种环境。

当前，在国际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背景下，各国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日益突出，大都将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根本目标。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既包括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个问题在上层建筑层次已经被纳入到环境保护法之中），也包括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

而我国某些地方一级的政府和部门、行业的管理者显然对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重要性缺乏应有的认识：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某些部门和行业长期垄断，损害了普通百姓的经济权益，也阻碍了该行业实现自身更大的发展，更有损于中国在世界的经济民主形象。

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是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接轨的基本要求，是我国要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基本要求，更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二）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

这里之所以要提“合理”分配，有两方面的意思：首先是令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正常发挥作用完成自下而上的分配，即符合市场经济自发规律之理。

价值规律由对经济个体的决策和行为之微观作用实现对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宏观调节和配置，顺利完成经济资源的初次分配，市场规制法在其中发挥着保障作用。其次是利用国家超越整个社会的优势地位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分配，即符合国家社会自觉调整之理。

国家根据市场经济自发分配资源后产生的不公平倾向，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进行再次资源分配和调整，宏观调控法在其中居于核心地位。“合理分配资源”不仅包括国家与市场如何协调资源优化配置问题，还有进一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

中世纪的阿奎纳认为：“正义由两部分组成：第一种是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即‘按照人们的地位而将不同的东西分配给不同的人’……在分配正义中，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愈突出愈显要，那么他从共同财产中亦将得到愈多的东西。”

这种按人们地位来分配经济资源的思想是封建社会的分配原则，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该原则为按资本分配原则所取代。

从“人生而平等”的道德角度看，按资分配较按地位分配无疑是人类社会分配原则的一大进步。但按资分配所带来的贫富分化日趋严重，一方面导致频繁的经济危机出现，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对资本主义世界所要树立的平等观念的一种讽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不仅在道义上对两极分化、贫富不均做出了犀利的批判，更从科学的角度论述了两极分化的社会根源与危害，并在理论上提出了防止两极分化的意义和途径。

实践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上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动荡都直接源于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因为单靠市场这一只无形之手是无法实现将稀缺经济资源进行合理分配的。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资源不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相对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资源永远是稀缺的。经济资源既包括生产资料也包括生活资料。

生产资料资所有制最终决定了社会资源的分配制度。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资源的分配制度必然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多种分配制度并存。

这样一种复合的分配制度一方面保证了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防止贫富两极严重分化。这种分配制度也正是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公平的体现。

2003年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将成为未来几年关于如何贯彻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的指导思想。

综上所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防止贫富两极严重分化是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更侧重于稀缺经济资源中生产资料的分配，侧重于经济的发展，是效益优先的全面体现。防止贫富两极严重分化更侧重于稀缺经济资源中生活资料的分配，侧重于社会的稳定，是社会公平的最终体现。

（三）保障社会总体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上升到一种治国方略的高度。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人类认识论上又一次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突破，这一思想强调的不仅仅是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更是人的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和谐，也唯有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这一思想的提出也是社会本位理念的进一步深化：不仅仅以人类社会横向的当代利益和谐为出发点，更以人类社会纵向的代际利益和谐为出发点。这种发展不强调盲目的快速，而强调连续与稳定下的高速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就是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稳定的辩证的逻辑统一。

(10)经济法与正义论扩展阅读：

经济法具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指经济法所干预、管理和调控的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a.国家规范经济组织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规范组织的法律，是为了防止垄断组织的出现，从组织上保证市场经济顺利发展。这方面的法律有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个人投资法等。

b.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干预是经济法的重要调整方式，这方面的法律有证券法、票据法、破产法、金融法、保险法、房地产法、环境法、自然资源法等。

c.国家管理、规范经济秩序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日本学者丹宗昭信认为：：经济法是国家规制市场支配的法，现代经济法的核心是垄断禁止法。这方面的法律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和产品质量法。

d.国家在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此种经济关系的特点是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使经济各部门运行协调，使整个国家经济运行平稳。这方面的法律有财政法、税法、计划法、产业政策法、价格法、会计法和审计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