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合同法区别

① 1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合同法中五个不同点,进行简要对比2两法系特有名词各五个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法,二者在经济基础、阶级本质、总的指导思想等方面是一致的,但由于他们形成的历史条件不同,二者在法律形式和法律运行方式上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从宏观方面来看,两大法系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渊源的差别
所谓法律渊源通常是指法的形式意义上的渊源,即法律规范的创制方式和外部表现形式,如宪 法、法律、法规、判例、习惯等。大陆法系国家正式的法律渊源是指制定法,即立法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制定,通常表现为条文形式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如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只有它们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法院的判例不是法律渊源,没有正式的法律效力,只能在法院判决时作为参考;而英美法系国家,制定法和判例法都是正式的法律渊源,所谓判例法,它是指法院对于诉讼案件所作判决之成例,这种判例对于法院以后审理类似案件具有普遍约束力。在英美法系国家,判例是一种重要的法律渊源,法官不仅可以通过做出新判例创造法律,而且可以通过选择适用原先的判例而发展法律。
第二、立法技术的差别
在立法技术上,大陆法系国家沿袭罗马法的传统,重视法典编纂,大多采用法典形式对某一法 律部门所包含的规范做系统的规定,法典成为法律的重要形式,如制定民法典、刑法典、诉讼法典等;而英美法系国家虽然也有成文立法,但一般不倾向于制定系统性强的成文法典而是制定单行法规，由法官从以前判例中概括出可以适用于本案的法律规则。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往往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法律。
第三、法律结构的差别
大陆法系国家法律结构的基本划分是公法和私法。公法和私法划分的理论依据是私人自治, 即个人享有财产和缔结合同的绝对权利,国家的活动仅仅限于保障公民的这些权利并充任私人之间纠纷的仲裁者,而不能干预公民个人的自由。公法和私法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主体———国家和个人。构成私法关系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它们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民法和商法是典型的私法。公法关系是国家机关之间、国家机关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力服从关系,不是一种平等关系,公法主要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程序法一般也被认为是公法。进入二十世纪后,大陆法系国家出现了包含有公私法两种成分的法律,如社会法、经济法和劳动法等;而英美法系国家在传统上并没有公法和私法之分,它将法律分为普通法和衡平法。这两种法律各自所包括的部门法比较分散,不明确。但在现代英美法系著作中,法学家们往往也使用公私法的分类方法。
第四、诉讼程序的差别
大陆法系国家比较重视有关法的实质方面的规定,即重视实体法,如刑法,民法等,而英美法系国家则特别重视有关审判、诉讼程序、证据、判决执行等程序法的规定,在大陆法系国家,除轻微案件可由一人独任审理外,一般都采取合议制,即由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而在英美法系国家除高级上诉法院采取合议制外,一般是采取独任制;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不实行陪审制度,而是实行参议制,即陪审员与法官共同组成审判庭审理案件,而英美法系国家则采用陪审制度,尤其在美国,不仅刑事案件实行陪审制,而且民事案件也实行;大陆法系国家一般采用审讯式诉讼,诉讼程序以法官为主,法官主动对被告人和证人进行讯问,突出法官的职能,法官以积极的审判者的姿态出现,而英美法系国家则采用辩论式诉讼,让原被告在法庭上抗衡,进行辩论,扮演积极的角色,而法官不主动进行调查,甚至也不参与提问,充任一个消极的仲裁人的角色。
第五、法典编纂的不同
大陆法系一般采用法典形式；英美法系往往是单行法律、法规。

② 英美合同法和我国合同法的区别有哪些

一、关于法律适用范围的比较
1、通则的适用范围
我国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与国际私法协会公布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通则）[1]有一定关联性，通则的有些规定，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可以适用的。我国《合同法》第126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该条规定与通则前言第2款规定一致，即在当事人一致其合同受通则管辖时，适用通则。因此，我国当事人在与涉外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可约定适用通则。该通则比《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公约》适用范围要更宽泛得多，具有相当的灵活性。除国际商事合同外，该通则也可替代国内法适用。如前言第4条规定，“当无法确定合同的适用法律对某一问题的相关规则的，通则可对该问题提供解决办法。” 该条规定旨在说明，即使合同是由某一特定国内法管辖，但对案件解决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从通则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以往我国的司法实践在处理案件遇到困难时，一般求助司法解释、学理解释，还有专家论证。现在通则关于交易纠纷的一些规定又给我们开辟了解决纠纷的途径。通则不是国际公约，不具有强制性，适用与否完全可依当事人的意思选择，但是要明确的是，通则是由近20个国家的法律专家对国际交易的规则进行潜心研究的成果，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它较之国际货物买卖公约适用范围要宽泛得多。参照通则的有关规定，可为我国《合同法》的立法与适用拾遗补缺。通则的宽容之处在于，任何规定都不得限制根据有关国际法原则而应适用的强制性规则的适用，无论这些理制性规则是国家的、国际的还是超国家的（1.4条）；除通则另有规定外，当事人可以排除通则的适用，或者减损或改变通则任何条款的效力。因通则所具有的这种非强制性，当事人根据各自的情况既可以排除或部分排除该原则适用，使之更适合于当事人的特殊交易需要。“凡属于通则范围之内但又未被通则明确规定的问题，应尽可能地根据通则确定的基本原则来处理”（1.6），这就给我们在实务中遇到法律障碍的时候提供了有益的鉴镜。
2、关于格式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共有三个条款，从表面上看对出具格式合同一方不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少，非但起不到保护非格式合同一方，而且往往成为出具格式合同免责的武器。《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41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于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格式合同亦称定式合同或标准合同，对于同一种类、性质并且重复交易的行为，采用标准文本，既节约了交易成本、洽谈时间、条款的争议，也有平等待人的“镜像”。这是人们通过长年累月的交易总结出来的经验，对此应予肯定。但是格式合同的弊端也很多，一是不允许当事人协商和修改（如借款合同、租赁合同、保险合同、房屋买卖合同等）；二是绝大多数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都对出示格式合同一方有利，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强奸民意。而缔约的另一方往往是弱势群体，对某些条款即使不同意，但迫于急需无奈，也只有违心签字；三是有些专业术语，作为缔约的另一方难以理解，糊里糊涂签了字；四是这类合同都是出具格式合同的一方代理人或中介人代办，但这些人为了急于收取代理费或中介费的功利目的，常常会对另一方作虚假承诺。对于格式合同最为人们诟病的是保险合同。无论是人寿保险还是财产保险，都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部门立法，其目的并不在于“保险”，而在于“圈钱”。所以保险合同纠纷频繁出现，投保人屡受拒赔之苦。笔者经常承办这类案件，对于法律上的障碍困惑费解。
首先，所谓通常理解，可以说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无任何标准，这又给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间，谁送礼多，谁就获胜。投保人是弱势群体，纵然满身是嘴，也难抵法官的“通常理解”。比如前例中的重大疾病保险合同的心脏病（心肌梗塞）一条，投保人和保险人完全可以各执一词。投保人称心率过速是心脏病的一种，保险人抗辩说，按通常的语法理解，这里的心脏病仅指心肌梗塞。从字面上看，保险人是有道理的，因为按照中国语法习惯的心脏病，只是特指括号里的“心肌梗塞”，这本身就会使法官处于两难境地，在实务中肯定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诠释。
我们认为通则对于确认格式合同条款效力的规定倒是切中时弊：第2.20条（1）如果标准条款中某个条款是对方不能合理预见的, 则该条款无效, 除非对方明确地表示接受；（2）在确定某条款是否属于这种性质时, 应考虑到该条款的内容、语言和表达方式。第3.10条：（1）如在订立合同时，合同或其个别条款不合理地对另一方当事人过分有利，则一方当事人可宣告该合同或个别条款无效。除其它因素外，尚应考虑下列情况：（a）该另一方当事人不公平地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依赖、经济困境或迫切需要，或者不公平地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缺乏远见、无知、无经验或缺乏谈判技巧的事实，以及（b）合同的性质和合同的目的。（2）依有权宣告合同无效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法院可修改该合同或条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3）依收到宣告合同无效通知的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法院也可以如前款所述修改该合同或该个别条款，条件是该方当事人在收到通知后，并在对方当事人依赖该通知行事以前及时告知发送通知一方当事人。本章第13条（2）款的规定相应适用。” 我们认为，《通则》这些条款胜过《合同法》关于格式合同的所有条款，为此，我们建议关于在将来的《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中应将《通则》条款纳入国内法，这对于格式合同的纠纷处理将大有裨益。
3、关于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5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我们认为，对于上述合同规定无效，非但不能保护另一方（守约方）的合法财产利益，恰恰减轻了对不法民事行为人的惩罚力度。对此应借鉴通则第3.3条：（1）合同订立时不可能履行所承担义务的事实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2）合同订立时一方当事人无权处置与合同相关联之财产的事实本身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通则规定的即使是自始不能履行的合同，如一方当事人已将所有的房屋出卖给另一方并已过户，在合同已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合同效力，判令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在一方当事人将无权处置他人的财产的情况下，也不影响合同效力。这就是对擅自签订合同坑害他人的所谓不道德的人予以惩罚，对于欺诈、胁迫等致合同无效的条款，通则的规定也有利于受害人一方。请看通则第3.11条：（1）如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或一方当事人错误归因于第三人，或为第三人知道或理应知道，而第三人的行为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则可宣告合同无效，其条件与由另一方当事人本身签订的合同宣告无效的条件相同。（2）如欺诈、胁迫或重大悬殊归因于第三人，而其行为不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如果另一方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道此欺诈、胁迫或重大悬殊，或者在合同宣告无效时还未本着对合同的信赖行事，可以宣告合同无效。这两条较优于合同法的地方在于：第一，对于合同的有效与否的决定权由守约一方决定。可以承认有效，也可以宣告无效，合同的效力不是由法律规定。第二，守约方宣告无效是对另一方的严厉惩罚。因为该条所谓的欺诈，其原因并不在于缔约的一方，而在于第三方的原因，这与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大相径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法律规范也属法律文化，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应当根据国情合理继受、过滤和消化对我们有益的立法理念，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共识。关于格式合同的效力，除《通则》可资借鉴外，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也可参考。如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2款将“程序性的”和“实质性的”公平标准合而为一：（1）合同履行和相对履行之间“明显地不相称”，（2） 并且一方当事人“通过利用另一方当事人的困境、缺乏经验、缺乏判断力或无重大的决断力”而达成的合同，则合同无效。 [2]以色列对格式合同（标准合同）的限制更为严格，该国《合同法》第14条规定，“就契约文句之全部参酌其他情事检讨后确信限制文句对顾客不利，或给予供给等以有危害顾客之虞之利益等，证明该文句之全部或一部为无效”。[3]世界各国对格式合同的免责条款有的称为“灰色条款”，有的称“黑色条款”，对此效力都作了严格的限制，这符合20世纪以来的照顾弱者的立法潮流，对合同自由原则进行了修正，为此有学者将当前的时代称为“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 的时代，颇有几分合理之处。 因此，笔者建议在未来修改合同法或作出司法解释时，将格式合同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利的免责条款，规定法院可以直接认定无效，这比所谓通常“理解”更为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
二、关于要约与承诺的比较
我国《合同法》借鉴通则最多的部分是要约和承诺的方式部分，即第1条—31条、34条，共计20条之多。这部分条款涵盖要约、要约邀请、要约的撤回、要约的撤销、承诺及承诺的期限及撤回等。通则关于要约和承诺计有12条，即2.1—2.12。两者内容大致相仿，但有些差异是值得重视的。《合同法》第13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通则第2.1条规定，合同可通过要约的承诺或通过当事人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而成立。但《合同法》对合同的订立方式只采用要约、承诺方式似乎绝对，也不大符合人们的交易习惯，而《通则》在要约和承诺之外加上“可通过当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而成立”则宽容和豁达，而且囊括其他所有的合意行为。仅此一点，合同法就稍逊一筹。市场交易的实践表明，所有的合同并不都是要约和承诺达成的。关于通则乃至其他民法典在订立合同方式局限于要约和承诺的错误已被德国法学家海因?克茨所发现。这位德国民法学家尖锐地指出各国立法的偏颇，“近来很多民法典规定，要约和承诺是合同订约的惟一方式”，这是错误的和非理性的。他认为，订立合同的要约和承诺的规则基本上是从18世纪发展起来的。《葡萄牙民法典》和《奥地利民法典》几乎没有涉及这一问题，在《法国民法典》中根本没有提及。但是，近年许多国家的民法典都规定了要约和承诺是订立合同的唯一方式。如《德国民法典》第145条“向他人发出订立合同的要约的人，受要约约束，但要约人已排除要约的约束力的除外” ；第147条“（1）向在场者发出的要约，只能立即承诺之……（2）向不在场者发出的要约，只能到要约人在通常情况下可预期收到答复时为止承诺之。” [4] 《瑞士民法典》第5条，“向不在场当事人发出的，没有承诺期限的要约，在要约人收到以合理方式在合理的时间内送达的承诺之前，要约有效。要约人可以推定其要约在合理的时间内到达要约人。在合理时间内发出的承诺，但到达要约人时迟到的，要约人应当立即将比情况通知对方。否则承诺产生法律效力。” [5] 2002年第1版第2页的《日本民法典》第521条、第522条也有此规定。荷兰1892年新修改的债法总则第217条，“合同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 [6] 也只能通过要约和承诺才能订立合同。意大利、蒙古等国也都未忽视要约和承诺这个20世纪最新的合同法范畴。除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之外，英美国家大都把要约作为合同订立的一个要素，尽管各国合同法理论或实务中对要约称谓有所不同，诸如投价、发盘、建议等，对承诺的称谓在各国贸易实务中称为“还盘”等。[7] 我国《合同法》借鉴通则最多的也是在关于订立合同须有要约和承诺的方式方面。笔者上引的德民、瑞债均指要约和承诺是指“不在场”的情景下才适用。我国《合同法》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必须将“同意”写进要约和承诺中，因为双方当事人是面对面地订立合同。这是我国《合同法》食洋不化，照抄照搬，违反人们交易习惯的结果。在罗马时代，合同义务原本是以订立契约为目的确立的。订约时双方当事人都需要亲自到场，即使这种手段被放弃，一般来说合同的订立仍需要双方当事人在场。……因此，罗马法学家从未认为有必要将“同意”用要约和承诺这两种陈述方式单独地表示出来。这种需要中介在可信赖的邮政服务出现和远距离订阅合同成为可能之后，才成为可能，这就是德民和瑞债指的双方当事人不是面对面的“不在场”的情况下才适用要约和承诺。如果将所有的交易都定格在要约和承诺的一种方式上，这是错误的。毫无疑问，在许多业已订立的合同案件中，任意将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视为要约而把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视为承诺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我们以土地买卖为例，其文件已起草并已公证，并由双方当事人同时签字，因此，很难说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了要约，且另一方当事人表示了他的“承诺” ；再如，一位消费者用现金买一包香烟时，显然，双方当事人是在订立协议。但是，将整个程序分解为“要约”和“承诺”，并讨论卖方交付一包香烟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约”和“承诺” ，卖方交付一包香烟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约”，或买方在收款处交付了现款是否就算作出了“承诺”，这几乎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或许对新任律师有些用处。在强行将合同订分立为“要约”和“承诺”时，另一难以处理的情形是，相对方向的建议和反建议在进行长时间的协商谈判后才达成协议，在合同成立时，很难作出明确决定，但是那种认为合同应通过要约和承诺订立的思想对于完成任务毫无意义。[8]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订立合同从理论上讲，有要约和承诺是成立的。但对于面对面的交易行为，很难界定哪一方是要约，哪一方是承诺。如律师与当事人谈代理费的数额时，通常是在讨价还价过程中达成的代理协议。比如就某一收费标准，律师提议按标的额的5%收费，委托人说太高能否按3%，律师说不行，最少也得按4.5%，双方最后达成按财产比例的3.5%收费。这种讨价还价中有要约，有反要约（新的要约）；有承诺，有否定承诺，双方在订立合同时，互有要约和承诺，两种方式混合在一起，很难分得清何者为要约，何者为承诺。当然，在人对机器或物发生交易的场合，如自动售货机、投币买地铁票、在宾馆使用备用的特殊物品如安全套等，只要开封，就可视为承诺。物品上标明的价款是要约，投币或开封视为承诺，这是简易的交易，但是大量的交易远非如此简单。再如，建筑工程合同的订立则更为复杂。一般认为，招标公告是要约邀请，建筑施工单位前去投标是要约，招标人接受投标是承诺，一旦接受，合同便正式成立。[9] 笔者对这种认识不敢苟同。在司法实践中，招投标仅是建设工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整个建设施工合同中的一个链条，就投标人前去投标而言，因投标人数众多，在未开标之前，尚未涉及建设项目实体内容，即未涉及项目、价款、履行方式等合同主要条款情况下，合同即使是成立了，也是无内容的。按照我国《招投标法》规定，建设工程招投标有如下环节：招标（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发中标通知书→签订建设工程合同。建设部标准合同文本第二部分“通用条款”对此有明确的解释。上述组成部分均为建设施工合同的组成部分。这是一连串的民事行为，最后归纳在一个总的合同之中。若按高尔森教授的观点，在招投标中，投标人只要前去竞标合同就成立了，但一旦未中标，按此逻辑可以告投标人违约了，然而这岂不荒唐？笔者用此案例证明，何为要约、何为承诺并非楚河汉界一目了然。至此，我们认为，通则第2.1条的“或通过当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合同即成立的规定更加符合交易习惯。德民和瑞民将要约、承诺限缩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均有理论的、立法的和实践的意义。因此，我们在代理具体案件的实务操作时不妨借鉴一下通行的相关规定，以解除法律解释上的困惑和障碍。
三、缔约过失：先合同责任、后合同责任、侵权责任？
对于缔约过失责任，是合同责任、非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目前在理论界尚存争议。缔约过失责任理论是由德国目的主义法学家耶林于1861年发表的《缔约上的过失、契约无效于未臻完全时的损害》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创立的，被誉为法学上的重大发现，填补了法学上的盲区，其基本内容是指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信赖利益损失时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个理论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承认。1994年通则第2.15条（恶意谈判）规定：（1）当事人可以自由进行谈判，并对未达成协议不承担责任；（2）但是，如果一方当事人以恶意进行谈判，或恶意终止谈判，则该方当事人应对因此给另一方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3）恶意，特别是指一方当事人在无意与对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开始或继续进行谈判。
对于缔约过失责任，《欧洲合同法通则》称之为磋商过程中的责任。该通则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缔约过失关于恶意谈判中的第2.301条1——3项，第2.302条关于保密义务的规定几乎完全一致，这充分说明了国际商事游戏规则的趋同化乃大势所趋，人类的文明成果可以相互吸纳互为消长。[11] 诚如德国法学家海因?克茨在《欧洲合同法》德文原著前言中所预言的那样：如果说欧洲在经济方面必然要形成统一的单一市场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欧洲的私法起码在某种程度上势必要统一起来，那一天终会来临，鸿沟将会被填平。[12]这是智者之识。笔者认为何止欧洲，在将来的某一天世界会统一于一个游戏规则，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乐观的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国《合同法》不仅成功的消化了耶林的缔约过失理论，而且在借鉴了通则的基础上还有一定的发展。
缔约过失的前合同义务的体现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磋商；（2）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3）未尽协力义务；（4）未尽先义务，以及未尽保密义务。
缔约过失后合同义务体现在第58条，即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是梁慧星先生所讲的“合同关系虽然消灭了，法律仍要求当事人负某种义务，违反了这种义务就要承担责任。这个责任不属于侵权责任，也不属违约责任，类似合同义务。” [13]
除此之外，还有后合同义务，即附随义务。该义务在缔约前存在，在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也存在，合同法第92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即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办、保密义务。我国《合同法》所提出新的规范，并未将缔约过失责任局限在缔约前的通则之中，而是根据市场交易的复杂性，加大了保护交易安全、惩罚违约的力度。遗憾的是，有的论文在2006年还引用明显过时的观点，[14] 仍局限在缔约前的过失责任范围内，这就落后于我国《合同法》何止十万八千里！所谓缔约过失责任，德国法称为先合同责任，它摇摆于合同法和侵权法之间。在缔约过失责任产生之初，关于应当将其置于何种责任之下的争议便开始了。迄今为止依然争论未休。据笔者归纳，在大陆法系之间关于缔约责任有三种归属方式：第一种方式为先合同义务，德国自2002年起将缔约过失纳入了合同法的框架之内（见《德国民法典》第311条第2款和第3款），其可归纳有如下原则：注意义务、信赖责任、附随义务、保护义务。如一方违反上述义务，则承担原合同可得利益。案件类型有缔约前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受损义务导致合同终止等。 缔约过失理论付诸于司法实践始于德国1911年的一宗“油毯”判例。帝国法院在该案中将适用于合同责任的规则延伸到了与侵权责任更为相关的事实上。一位女士走进一家商店，在购买了许多商品后，向店员说明要买一卷油毯。店员从货架上抽出她要买的一卷油毯时，不小心让另外两卷油毯从货价上滚落下来，砸伤了这位顾客和她的儿子。帝国法院将合同原则适用于这一案件，并论证说：原告是带着购买油毯的意愿走进这家商店的。因此在双方之间便产生了导致销售者应当保护消费者的特定关系。违反此义务，便应当承担合同损害赔偿的责任。由此引发的是，合同责任原则究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侵权事实领域？德国法官的论证表明，假如人们走进一家商店在收银台前等候过程中却踩在乳酪上而滑倒在地板上，合同责任应当包括这种侵权行为。依据油毯一案，若第三人与意在缔结合同之人之间存在某种特定关系，则注意义务则可能延伸到第三人身上。[15]我国近年也多有这种判例，如上海一家书店一学生从电梯掉下摔伤；北京一旅客雨天在饭店门前滑倒摔伤等，都是按缔约过失对待的。 梁慧星教授也举过一个商场因工作人员疏忽未盖地下室盖板，将一顾客脊骨损伤的案例，也称之为缔约过失责任。这是将缔约过失责任扩大化的倾向，值得商榷（下文将涉及该问题）。第二种方式为侵权行为。如2002年9月17日欧洲法院在判决中认为，根据国际管辖法，恶意终止合同磋商的损害赔偿责任应由《布鲁塞尔条约》第5条第3款调整。该款的调整对象是侵权行为或类似行为。将违反诚信原则、恶意终止合同磋商归属于侵权法，法国、比利时及卢森堡等多国持此观点。法国主流观点认为先合同责任属于侵权性质。1988年法典对此法律观点予以确认。比利时法学界的立法观点同样倾向于合同责任归于侵权责任之中，卢森堡法律体系主流观点也将先合同责任纳入侵权责任之中。第三种方式为将缔约过失与侵权责任相区别，其代表性的国家是希腊。其民法典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态度，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将所有先缔约出现的损失或侵害都往缔约过失篮子里装。《希腊民法典》第197-198条依据缔约的目的来界定何为缔约过失、何为侵权行为。该法典首先承认缔约过失的赔偿责任，对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和先合同的首要地位予以确认，并创造健康的商业交易关系。对此，法学家们举例说，假使某人走进一家商店打量陈列的商品，或走进一家餐馆找位子，并不属于希腊所理解的缔约过失责任范围，因为他们与合同标的之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对学者们经常引述的德国法院判决的缔约过失案例，如“亚麻油地毡案”、“顾客香蕉皮滑倒案”、“菜叶案”，[16]希腊法学家认为应当适用侵权法，而不是缔约过失责任，所说缔约过失应为缔约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磋商或违反保密义务等才符合缔约过失构成要素。对此观点，笔者甚表赞赏。现略陈述浅见如下：
首先，要认定是否属缔约过失责任，应按缔约过失理论和通则、合同法的观点和规范去把握，即本文前面引用的如恶意磋商、隐瞒真相、协力义务、告知义务、附随义务等。如违反这些原则性规范可以确认缔约过失责任。第二，要依照当事人是否有缔约之目的认定是否确属缔约过失责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节假日或闲暇时，逛商店习以为常，有购物的，也有以消遣为目的的（不在少数）。第三，要把握缔约过失法律概念的含义。缔约过失责任概念有三层含义：一是缔约是前提，无缔约的明确目的，即使受到伤害也不能往缔约上靠。二是须有过失。过失有两种含义，一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二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这两种都不含故意之意。三是在具备前两个要素的情况下才存在责任承担问题。只有具备这三个要件，才构成民事行为的缔约过失责任。

③ 美国法律与中国法律区别

中国属于大陆法系，是成文法；美国属于英美法系，是判例法。这个是最简单的区别，另外，在实体法，程序法上还有很多的不同，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外国法制史的相关书目，里面会很详细的讲解到的。
美国和中国的法律区别很大，但是不能笼统地说美国是英美法系（也叫普通法系、判例法系等），中国属于大陆法系（也叫成文法系等），因为说美国属于英美法系可以说是公认的，但是说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则有失公允，尤其是我国的法律制度是属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自成一家的，不能简单地划入某个法系。比如说我国的合同法在合同的订立程序上就是采用英美法系的制度，但是在判断合同的成立上却又有些许不同，在要约和承诺的具体规定上也有自己的特色，而且没有对价制度的构建等。具体的说，美国和中国在具体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法学教育和司法体制上都是有区别的。
举证之类的东西，英文也叫burden of proof，就是举证负担，也就是举证责任的承担，就是列举本方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或主张是正确的，按照我们民诉法的规定，一般情况下是“谁主张，谁举证”，就是你要主张什么，就需要证明什么，同时在某些案件中会有举证责任倒置，就是让被告举证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形，尤其是推定过错责任制下更是如此。
三方举证，按照字面理解不像是第三方举证，请您再次核对一下，是否确实是三方举证。

④ 英美合同法中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

这个问题很大啊！
说几点吧，我这里肯定说不全！
首先各国法律都规定了，当事人订立合同能力的问题，在英美法中都有规定未成年人（Infanta,Minor)、精神病人（Mental patients）、酗酒者（drunkards），都属于缺乏订约能力的人，，他们订立的合同是情况可以产生三种结果：具有拘束力；可以撤销；无效。如规定未成年人对于必需品（Necessaries）所订立的合同是具有效力的，对于其他的合同可以在其成年后予以追认或撤销。

其次，英美法系中对于合同的形式也有特殊要求，对于不同的合同有不同的要求。基本上可以分为签字蜡封合同（Contract Under Seal)和简式合同（Simple Contract)两类。像英国法规定了三种合同必须使用签字蜡封形式：1、没有对价的合同，2、转让地产或地产权益的合同，包括租赁土地超过三年的合同；3、转让船舶的合同。简式合同主要可以参看英国1677年的《诈欺法》（Statute of Frauds).

三是，合同一定要合法，这是各国都有规定的。英美法中的非法合同包括：1、违反公共政策的合同；2、不道德合同；3、违法合同；

四是，合同的真实性，这一点中对于错误的认定英国法和美国法略有区别。欺诈和胁迫认定交一致。

最后就是在英美法中对于合同的解释也影响着合同的效力。

我就说这些，肯定还可以补充！

⑤ 美国法律和中国法律有什么不同

美国和中国的法律区别很大，但是不能笼统地说美国是英美法系（也叫普通法系、判例法系等），中国属于大陆法系（也叫成文法系等），因为说美国属于英美法系可以说是公认的，但是说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则有失公允，尤其是我国的法律制度是属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自成一家的，不能简单地划入某个法系。比如说我国的合同法在合同的订立程序上就是采用英美法系的制度，但是在判断合同的成立上却又有些许不同，在要约和承诺的具体规定上也有自己的特色，而且没有对价制度的构建等。具体的说，美国和中国在具体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法学教育和司法体制上都是有区别的。
举证之类的东西，英文也叫burden
of
proof，就是举证负担，也就是举证责任的承担，就是列举本方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或主张是正确的，按照我们民诉法的规定，一般情况下是“谁主张，谁举证”，就是你要主张什么，就需要证明什么，同时在某些案件中会有举证责任倒置，就是让被告举证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形，尤其是推定过错责任制下更是如此。
三方举证，按照字面理解不像是第三方举证，请您再次核对一下，是否确实是三方举证。

⑥ 对于承诺和要约，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有什么区别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关于要约和承诺规定的特点和区别

刘金华律师
要约和承诺是合同订立的基本规则，也是合同成立必须经过的两道程序、两个阶段。任何一项合同，都要经过这两个阶段。使得协议双方取得意思表示的一致，始告成立。这一过程被称为交易磋商。西方两大法系，即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因为各自的法律传统和理念不同，表现在这两方面的程序的规定上也有各自的特点和不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关于要约（offer）
要约又称为发盘、出盘、发价或报价等，使一方向另一方提出的愿意按一定
的条件与对方订立合同的建议和意思表示。关于要约的概念和构成要件等，两大法系国家无大的差异，只是在要约法律效力上各有不同的规定。
1、在要约开始生效的时间上的不同
要约的生效时间即是要约从什么时间开始生效。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此采
用了不同的规则。英美法系采用的是发信主义，即要约人发出要约以后，原则上对要约人无拘束力，要约送达受要约人时并不发生法律效力，在受要约人做出承诺时，要约才产生效力。《美国统一商法典》对此还有所变通，该法典规定在货物买卖合同中，商人已经签字发出的要约，要约人仍须受其要约的约束。大陆法系采用的是到达主义，又称为受信主义，使之要约必须到达受要约人之时才能产生效力。大陆法大都采纳第二种观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公约》第15条规定：“（1）发价于送达被发价人生效。（2）一项发价，即使是不可撤销的，得予撤回，如果撤回通知于发价送达被发价人之前或同时到达被发价人”，可见，该公约采纳了到达主义。我国民法主要继受大陆法系，在要约生效的时间方面，采纳了到达主义（见《合同法》第16条）。
2、 在要约的撤回和撤销上的不同
要约的撤回，是指要约在发生法律效力之前，要约人欲使其不生法律效力而取消要约的意思表示。
在英美法中，原则上要约是能撤回的。如：A对B保证，假如B先付1000美元的话，A约定在30天以内的任何时候，把A所有的毕加索的画以100万美元卖给B。这一案例，如在英美法看来，若B不付1000美元，A就可以自由的撤回要约，那么，当B付了1000美元之时，A从即刻开始，三十天以内，不能再由此撤回要约。在大陆法系国家，一般是承认这一期间，要约对要约人的拘束力。如日本，首先，即使B不支付1000美元，作为A到明确B不付1000美元为止，要约是不能撤回的。如果两大法系在要约已经送达到受要约人，在受要约人作出承诺之前，要约人是否受其要约的约束，是否可以撤销其要约或者变更要约的内容等问题上，分歧很大。
英美法系认为，在上述情况下，要约人原则上不受其要约的约束，他可以在受约人对要约表示之前的任何时间内，撤销其要约或变更其要约的内容。即使要约人在要约中规定了有效期限，他仍可以在期限满之前的任何时间内将要约撤销。因为英美法系认为，在此情况下，要约人作出的允诺没有获得对价的支持，要约人可以不受其要约的约束。我国合同法借鉴了该经验。因为允许要约人撤销要约有利于使要约人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从事灵活的交易活动，有利于避免和减少因要约内容不全、市场环境变化等各种因素可能造成的对要约人的损害。
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律对此问题的规定与英美法系的规定完全不同。它认为，要约在到达受约人后，要约人须受其要约的约束。如果要约中有有效期的规定，要约人在有效期内不能撤销或变更其要约； 如果要约中没有规定有效期，则依通常情况在可望答复期间之前，要约人不得撤销或变更要约的内容，采纳德国法这一原则的还有巴西、瑞士、希腊等国。

(二)关于承诺(acceptance)
两大法系国家在承诺问题上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承诺的生效时间和撤回上。
1.确定承诺生效的时间标准上的不同。
大陆法系国家(除法国外)采纳到达主义，或称送达主义，即承诺的意思表示于到达要约人支配的范围内生效，合同即告成立。如《德国民法典》第130条规定，在相对人以非对话方式向其为意思表示时， 意思表示从通知达到相对人时发生效力，英美法采纳了送信主义，或称为发送主义，在美国也常常称为“信筒规则”，是指如果承诺的意思是以邮件、电报表示的，则 承诺人将信件投入邮筒或电报交付电信局即发生效力，由于在合同成立时间上的不同，因此根据送信主义所成立的合同，应比送达主义成立的合同，在时间上 要早。因此，英美法的规则有利于促进交易迅速达成。但是根据送信主义，要约人在未收到承诺的情况下，就要受承诺的约束，特别是要将承诺在邮寄和电讯丢失或延误的责任转嫁给要约人，这对于要约人过于苛刻，对维护要约人的利益并不十分有利。
2.在承诺的撤回上的不同。
根据大陆法的送达主义，承诺人发出承诺以后，可以撤回承诺的通知。只要撤回的通知先于或同时与承诺到达要约人，则撤回有效。例如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30条：“如撤回的通知先于或同时到达相对人，则意表示不生效力”。而根据英美法的送信主义，承诺在承诺通知送达时即已生效，所以受约人一旦将承诺的信件丢进信筒，或者将承诺的电报交给了电信局，承诺已经生效，承诺人不可能再撤回他的承诺通知，即使承诺人的撤回通知先于或同时与承诺通知到达于要约人，撤回也是无效的。英美法认为，承诺人不享有撤回权是合理的，因为它可以防止承诺人在发生承诺与最终撤回承诺之间，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投机取巧。例如，承诺人先用书信向要约人表示承诺，一旦市场价格下跌，就用电话通知要约人撤回承诺。而大陆法认为不受约人撤回承诺既不符合受约人的意志，也不利于使当事人根据市场交易的变化而作出是否订约的决定。
从以上分析可见，两大法系所采用的规则确实存在着诸多区别，总的来说，大陆法的规则有利于交易安全，而英美法的规则有利于交易迅速达成。两种规则究竟孰优孰劣很难作定论。我国作为大陆法系的国家，在制定统一的《合同法》时，在要约和承诺等方面吸收了英美法系的一些制度和规定，例如关于要约的撤销的规定，较成功地作了融合两大法系规定的尝试。

大陆法系，又称为民法法系，法典法系、罗马法系、罗马——日耳曼法系，它是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它首先产生在欧洲大陆，后扩大到拉丁族和日耳曼族各国。历史上的罗马法以民法为主要内容。法国和德国是该法系的两个典型代表，此外还包括过去曾是法、西、荷、葡四国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以及日本、泰国、土耳其等国。旧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法律，大陆法系以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和1896年的《德国民法典》为代表形成了两个支流。
英美法系，又称普通法法系。是指以英国普通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它首先产生于英国，后扩大到曾经是英国殖民地、附属国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非洲的个别国家和地区。到18世纪至19世纪时，随着英国殖民地的扩张，英国法被传入这些国家和地区，英美法系终于发展成为世界主要法系之一。英美法系中也存在两大支流，这就是英国法和美国法。它们在法律分类、宪法形式、法院权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别.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法律历史传统方面有以下差异.
1、法律渊源：大陆法系为制定法；英美法系为判例法。
2、法典编纂：大陆法系均有成文法典；英美法系则多为单行法规、判例法。
3、法律结构和法律传统：大陆法系把法分为公法(宪法、刑法和行政法)和私法(民法和商法 )；英美法系则把法分为普通法(制定法)和衡平法(判例法)。
4、适用传统：大陆法系中先确定事实后再去遵循法的规则；英美法系则多参照以往的判例 。即大陆法系是由一般到个别；英美法系则由个别到一般。
5、诉讼程序：大陆法系强调职权主义，法官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英美法系则强调当事人主义，法官处于消极、中立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虽为大陆法系国家，却在诉讼程序 上与英美相似。
6、职业教育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中先学法规；而英美法系中先学案例。

⑦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区别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是资本主义类型的法律，在经济基础、阶级本质、法律基本原则方面是一致的，但由于不同的历史传统的影响，在法律形式和法律运行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从宏观方面来看，两大法系的主要区别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渊源的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以制定法首先是法典的方式存在，正式的法律渊源是指立法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行政机关制定的各种行政法规，只有它们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法院的判例不是法律渊源。在英美法系国家和地区，制定法和判例法都是法律渊源，而且，判例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判例法与制定法的主要区别在于:判例法是具体诉讼案件的结果，而制定法是立法机关或其他有权制定法律、法规的机关对一般情况所作的规定;制定法是以比较精确的条文化的形式出现的，而判例法是一个判决中所含有的法律原则和规则，这些原则和规则，有的可能表达得相当清楚，但一般来说并非如此。判例法的基础是 "遵从先例"原则，这个原则的要求是，上级法院的判决，甚至本法院以前审理类似案件的判决中所包含的法律原则和规则，具有约束力。例如，在英国，上议院的判决对其他一切法院均有约束力;上诉法院的判决，对除上议院以外的所有法院，包括上诉法院本身，均有约束力;高等法院一个法官的判决，下级法院必须遵从。在实践中，美国没有英国严格。就制定法而言，大陆法系沿袭罗马法的传统，习惯于用法典的形式对某一法律部门所包含的规范做统·---的系统的规定，法典成为法律的主要形式。英美法系很少制定法典，制定法往往是以单行法的形式对某--类问题做专门的规定。

第二，法律结构的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结构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公法和私法是法律的基本分类。公法和私法划分的理论依据是私人自治，其主要含义是:个人享有财产和缔结合同的绝对权利，国家的活动仅限于保障这些权利并充任私人之间纠纷的裁决人，而不应干预个人的自由。法律分为公法和私法，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主体国家和个人。构成私法关系的是彼此平等的法律主体，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民法和商法属于典型的私法。公法关系是国家机关之间或国家机关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力服从关系而不是平等关系。宪法、行政法、刑法等属于公法，程序法一般也被认为是公法。英美法系国家在传统上并没有公法和私法之分，它的法律基

本分类是普通法和平衡法，这两种法律包含的法律部门比较分散，很不明确"在英美法系国家，属于私法性质的法律规范是在普通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普通法又是与民事诉讼的形式不可分的，因此英美法系没有像大陆法系那样称为民法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茌调整私人财产关系等方面的法律，有合同法、财产法、侵权行为法、继承法和婚姻家庭法等。但是，在大陆法系，民法是整个法律制度中最重要的法律部分。

第三，法官的权限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审理案件，除了案件事实外，首先必须考虑制定法的规定，根据制定法的规定来判决案件，法官对制定法的解释也必须受制定法本身的严格限制，故法官只能适用法律而不能创造法律。《法国民法典》规定，法官对于其审理的案件，不得用确立一般规则的方式进行判决。英美法系的法官既可以援用制定法也可以援用已有的判例来审理案件。在审理案件时，法官首先考虑以前类似案件的判例，将本案的事实与以前案件的事实加以比较，然后从以前判例中概括出可以适用于本案的法律规则。而且，法官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运用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的技术创造新的判例，从而，法官不仅在适用法律，也在一定的范围内创造法律。

⑧ 中国合同法和英美合同法的比较急求

外行做答，中国合同法是待完善，英美合同法是近完善。如果是国际问题因该是看国际法。

⑨ 为什么英美法对于合同法有对价呢对价有什么好处

对价，我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一般称为约因，是英美法的合同的实质性要素。简言之，就是一方当事人的允诺、给予或忍耐以交换另一方当事人的允诺、给予或忍耐。讨价还价的交换。合同有了对价，才能强制执行。如果没有对价，合同无法强制执行，那么经济活动将无法进行。罗马法系中，有要约、承诺即成立合同，而英美法的合同必须有对价这一要素。在没有对价这一要素的合同情境下，如单务合同，则通过禁反言规则来强制执行该合同的。

英美法中合同对价的有效条件：
1、对价必须合法，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的对价无效，如雇凶手杀人;

2、过去的对价无效。过去的对价指一方已经履行完毕的对价，对此，该方当事人不得以此作为对方当事人允诺的对价。故原则上，英美法不承认无因管理行为;
3、对价不一定要求在价值上和允诺相当。交易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活动， 只要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 且不违背公共利益， 法律无权干涉。英美法中有句法谚:一分钱和一粒胡椒子都能作为对价，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4、当事人的合同义务不能构成新的对价。有这样一个经典案例: 被告系某船船长， 在伦敦雇了几个海员。在某次航行过程中， 因两个海员开小差， 被告许诺其他船员如果把船开回目的港， 就将开小差船员的工资分给他们。船到达目的地后， 船长反悔， 辩称这些船员没有向他的许诺提供对价。船员遂起诉。法官认为， 两个海员开小差并没有给原告增加新的义务，因此， 被告的许诺没有对价， 而原告本就负有尽力把船安全开回目的港的合同义务， 故驳回原告的诉求。
5、法定义务不能构成对价。如维护治安是警察的法定义务，故警察不能以其保护了当事人的利益而要求当事人给付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