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下的共享经济问题

① 目前经济法热点问题有什么

一、世界经济将向何处去 目前国际社会的主流看法是，世界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2010年世界经济有望继续保持缓慢复苏势头。但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主要依赖各国政府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未来世界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复苏，关键还在于金融业能否取得根本性好转以及私人需求能否真正启动。二、美元何时恢复危机前强势美元指数在2009年11月12日下探至15个月新低，但随后因迪拜债危机问题引发风险偏好大降，令美元的单边贬值暂告一个段落转而走强，美元以大涨告别2009年，但美元在09年全年走软的走势仍未改变。美元贬值，对美国来说，既可以刺激出口，又可以“赖掉”部分债务。但对美国政府来说，由于在今后10年必须大量举债以弥补财政赤字，因此必须防范美元过度贬值，以免投资者对美元失去信心。在2010年，美元走势如何，全球投资者将拭目以待。三、“退出战略”如何实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各国均采取了一系列紧急货币和财政政策，在09年即将结束时，各国关于何时采取“退出战略”的讨论就层出不穷。相信在2010年，有关“退出战略”的讨论会越来越多，因为紧急货币和财政政策毕竟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退出战略”实施过早，会危及经济复苏，但实施过晚，则会加重政府财政负担，甚至吹大资产泡沫，因此，实施“退出战略”的时机相当关键，只有在恰当的时机退出才能保证经济复苏的成果不被破坏。四、全球股市如何超越“虚假繁荣”从2009年3月上旬开始，全球主要股市强劲反弹。这一方面是受世界经济形势改善推动，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市场充裕流动性的支撑。而今年只有世界经济实现可持续复苏，进而带动上市公司业绩改善，全球股市反弹才可持续。否则，过度依赖流动性支撑的股市繁荣往往会成为一种“虚假繁荣”。五、多哈回合能否“修成正果”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自2001年11月份发起以来，至今已拖延8年多，仍未能达成协议。目前，有关各方正在努力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在2010年年底前结束，并取得“有雄心和平衡的”成果。但鉴于类似的最后期限此前曾被一推再推，因此展望2010年，多哈回合能否最终“修成正果”依然是一个未知数。六、贸易保护主义是否依旧高涨在国际金融危机当中，发达国家经济严重下滑，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欧美发达国家虽然口头上高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实际上却在国内政治压力下，不断采取各种贸易限制措施。在2010年，虽然爆发全球性“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大，但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措施仍可能以一种“低烈度、高频率”的形式出现。七、加强金融监管能否落到实处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国际社会要求加强金融监管的呼声一度高涨，但目前来看，发达国家加强金融监管的进展十分缓慢。2010年加强金融监管关键在于落在实处。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必须在加强自身金融监管的同时，注意防范“热钱”等非正常跨国资金流动对其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安全造成的冲击。八、世界经济格局如何变迁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世界经济格局变迁。其中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由主要发达经济体和主要新兴经济体参与的二十国集团，正逐步取代由主要发达经济体组成的八国集团，成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协调国际经济事务的最重要平台。在2010年6月和11月，二十国集团还将分别在加拿大和韩国举行峰会。二十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的趋势将更加明显。金融危机调整世界经济格局 中国应有忧患意识九、全球经济治理能否与时俱进伴随世界经济格局变迁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此前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世界经济治理架构能否与时俱进。目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达国家仍占据绝对优势，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不断上升，但话语权和投票权却明显滞后。2010年发展中国家仍需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提高自身话语权而努力。十、“后危机”时代战略新兴产业何在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逐渐减退，国际社会关于抢占“后危机”时代战略新兴产业制高点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在2010年，以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环保技术等为代表的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将越发受到关注。特别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和环保技术将呈现巨大商机。

② 用经济法原理分析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的出现肯定是对市民有好处的，但是如何管理是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未至科技的百花分市民信用评价体系可根据预设模型自动计算市民个人信用得分，形成个人信用报告，同时支持人工评价功能。百花分到达一定的分数，可免除共享单车的使用押金，次一级的可获得押金优惠。共享单车公司也可以对使用单车民众的信用进行打分，作为对个人信用分的补充。将共享单车与政府的个人信用体系连接，也减小了共享单车公司的运营风险，借用单车的民众在政府系统有信用记录，相当于有了政府的担保，一旦车辆丢失、损毁也更容易获得保险赔付。共享单车+个人信用分，约束了对共享资源动歪脑筋的使用者，也一定程度上为发起公司减小了风险。只有完善了管理办法才能让共享单车走的更远。

③ 经济法解决什么问题

1、经济法是解决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基本部门法的手段来调整经版济权关系的经济法规，或者说，经济法是对各种经济法律的概括。但是，经济法作为一门学科是必要的，因此传统的法学在经济的法律调整方面缺乏综合研究，建立以经济法规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科，可以弥补传统法学学科的不足。
2、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在现阶段，它主要调整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要从以下三点把握这个概念：
（1）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
（2）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3）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

④ 滴滴+uber中国，共享经济的春天到了吗

共享经济会是一种重要的经营手段、一种经济政策，但绝对不是驱散所谓“黑暗”的使者。上海市交通委正式向滴滴快的专车平台颁发了网络约租车平台经营资格许可。据滴滴快的称：这是全中国第一张专车平台获得的资质许可，甚至也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张由政府部门颁发的专车牌照。对于新兴的共享经济，我们总担心不过是又一场互联网泡沫，但事实证明共享经济已逐渐被政府所认可。在这个互联网+的春天，中国的共享经济将如何绽放？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将法治的要素总结为三点：良好的法律规范、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法的滞后性决定了法律规范必须适应社会结构而变化，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社会结构决定法律规范的固定范式。思想意识却总成为锦上添花的一环，始终难以撼动前两者的领军地位。互联网+与共享经济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不断变化着，这种范式已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而逐渐改变。有人说，“互联网+”是一种将即有商业模式上升到概念高度的文字游戏；也有人说，“互联网+”是经济新常态下的产业政策；还有人说，“互联网+”是新兴轻资产型企业的护身符、是传统重资产性企业的墓志铭……从2012年于扬先生提出“互联网+”，到2015年克强总理提出“互联网+”宏观计划，3年用来评价一种新的经济方法论实在言之过早，然而这场革命却实实在在是通过思想意识的变革而改变市场结构的。当人们习惯了早餐前订下的岭南荔枝成为晚餐后的甜品，人们开始暗笑东坡先生“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迂；当人们习惯了敲敲键盘鼠标就能得到想要的书籍，书店里浩如烟海的典籍成为了“不效率”的代名词。人们对于实体商品的需求愈发通过互联网这种媒介来实现，这种观念的变更无疑改变了原有的市场结构。“共享经济”也是克强总理倡导的新型商业模式，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他提到“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是发展分享经济的重要理念，目前全球分享经济呈快速发展态势，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子，通过分享、协作方式搞创业创新，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这有利于拓展我国分享经济的新领域，让人参与进来。而“共享经济”就是在“互联网+”这种背景下发展乃至壮大的，离开“互联网+”“共享经济”就失去了温床，这种鱼与水般的关系在我看来就是核心竞争力的成分之一，如果说整本书的内容就是作者分享给读者的经济，那么书的文本、纸张就是互联网这样一种传播载体。品读共享经济读一本书是有目的的。顾炎武提出“经世致用”的概念，杰瑞米·边沁的功利主义也指引着我们带着目的去读书。读这本书有什么用？每一个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也都会带着自己的目的并得到自己的答案。你可以认为共享经济是未来经济政策的雏形，因而根据经济政策而调整经营策略，你也可以认为共享经济是罗宾·蔡斯的个人成功传记，由此按图索骥地去追求属于自己的成功。然而，请不要弃之作者本身的目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揣测作者内心本源的目的。如果这样做，大体得出作者写书为了赚钱这样一个结论就匆匆打住，这种目的应当通过字里行间的信息与思想去挖掘。在我看来，共享经济的起点就在于互联网，不论具体手法，成长历程如何，互联网都是孕育参天大树的土壤，离开互联网谈共享经济，如同将小说置于东汉两晋时代，而将乐府诗词置于明清一般。所以，经济政策也好，成功宝典也罢，互联网就是整条路途的第一步，把握这一点尤其重要。如前，“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改变了市场结构，那么法律规范会随之而改变吗？如果变又该如何变呢？这或许是共享经济所要面对的最后一道关卡，随心所欲不愈矩，如果离开法律的支持，共享经济也只会成为镜花水月。共享经济与法律调整共享经济的法律，我们称之为经济法。从经济法的特性以及目标来看，法的调整是势在必行的。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规范的一大特性即在于其具有显著的易变性，这种易变性决定了经济法需要根据现实经济政策不断地进行调整。克强总理在“互联网+”的指导意见中将交通运输行业纳入其中，而交通运输得以实现“互联网+”又离不开共享经济，所以根据共享经济的特性调整法律在“互联网+”领域的即有规范已然势在必行。经济法的目标有二：其一为克服市场失灵，其二为解决外部性问题。克服市场失灵就是要规范共享经济的运行，打击恶性竞争以及确保行业有序经营；解决外部性就是要释放互联网的正外部性，促进消费者福利的增加。而这两点应当才是共享经济未来在法律层面上恒久不变的话题，而不是在其存废之争上雪拥蓝关。颠覆还是拓展？那么，共享经济是否会颠覆传统的诸如出租车、酒店乃至教育等行业呢？我必须要泼一盆冷水，至少在我看来，这是不切实际的。新生事物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它或许会冲击原有的旧格局，但绝不可能取而代之。共享经济，挑战的是出租车、酒店等传统的国家垄断，请不要简单认为国家垄断即阻碍竞争、扼杀新生事物，也不要向古典乃至新古典经济学家那般强调市场的万能，仇视政府的调控行为，更不要轻信新生事物的造物者能够摆脱市场的规律。？国家垄断的背后往往辅之以政府指导定价等手段，一方面通过行政权力设置行业进入壁垒，而另一方面又通过行政权力规范壁垒内经营者的经营。共享经济的平台是互联网，而互联网的正外部性加剧并决定了行业垄断规模的形成。试想，当壁垒消失，一个行业的经营者通过共享经济而发展壮大，并因正外部性而成为行业寡头乃至独占者，接着他肆意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实施抬价、拒绝交易等行为时，面对一个缺乏竞争且缺乏监管的市场，我们又该怎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都要控制Uber，为什么当滴滴不断减价竞争，消费者一片叫好而我却总心怀隐忧的原因。请记住，共享经济会是一种重要的经营手段、一种经济政策，但绝对不是驱散所谓“黑暗”的使者。所以，共享经济之于商业模式，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拓展。

⑤ 我国经济法实施中面临的问题及其完善

在经济法学领域，要进行政策分析，就必须先明确一系列问题。例如，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是否具有共通性或同一性?哪些政策分析方法可用于经济法研究?可否提炼出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并有效应用?等等。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对于经济法学的发展很有价值，而且对于刑法、社会法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及制度建设，也都甚有裨益。
一、政策的狭义界定

政策分析方法，核心是“政策”，如何界定“政策”，是各相关学科都要着力研究的问题。[1]基于政策主体的不同，首先可以把政策分为公共政策和私人政策，[2]私人政策是与政府的“施政之策”相对应的“对政之策”，限于篇幅和论旨，本文把政策定位于公共政策，[3]并往往限缩于更为狭义的经济政策。

从根本上说，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的策略，是政府为实现公共职能和有效治理而采取的各种对策。为此，一些学者认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在特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的公共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或制定的行为准则。它可以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并由此可以分为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多种类型，[4]是一系列谋略、措施、条例、法令的总称。基于这种理解，法律也可被囊括于广义的公共政策，但在法律的政策分析中，尤其应当研究公共政策与法律的互动，特别是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对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形成、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事实上，两类政策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从而使经济法会体现出突出的经济性和一定的社会性。[5]当然，相比转而言，经济政策对现代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形成所起的作用更大，因而在探讨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时，一般需要更多地关注经济政策。

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具有与传统法治理念不同的现代性，与政策的联系更为密切。[6]其中，经济政策是经济立法的前提，经济法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是对经济政策有效实施的法律保障。[7]这种认识是学界的基本共识，也是进一步对经济法作政策分析的基础。
二、政策分析及其具体维度
“政策分析”( Policy analysis)一词，由美国经济学家林德布洛姆( Charles E . Lindblom)于1958年最先提出。[8]但对于什么是政策分析，始终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奈格尔(Stuart S .Nagel)和戴伊(Thomas Dye)将“政策分析”等同于“政策科学”，这是一种最广义的理解。此外，奎德(Edward S. Quade)和邓恩(William N . Dunn)则认为，政策分析是运用一定的科学研究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应用性的学科，这是相对狭义的理解；而巴顿(Carl V . Patton)等人则认为政策分析就是对备选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的研究过程，这是最狭义的理解。[9]

上述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之处。综合借鉴各种观点，可以认为，所谓政策分析，就是综合运用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整个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

政策分析的对象是“复杂性问题”，因此，需要借鉴各类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哲学、数学、运筹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一种方法论，政策分析既要包括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也要包括理性分析与超理性分析；[10]既可以是事前分析或事后分析，也可以是整合分析。此外，政策分析既关心事实，也关心价值。因此，它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规范性的。

政策分析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维度，如政治学维度、经济学维度、历史学维度、心理学维度、伦理学维度等。通常，学者们最为重视的是政治学维度和经济学维度，它们对于经济法研究也最为重要。
应用

三、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及其类型

要探讨政策分析为什么可以成为经济法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就必须研究其适用基础和具体类型。因为如果不具备适用基础，该方法就不能进行适用；如果不研究方法的具体类型，就无从知道哪些方法可用。
(一)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

从总体上看，政策分析方法之所以可以适用于相关的经济法研究，主要是因为政策与法律(特别是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存在着诸多的同一性、共通性，尤其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主体上的相通性。政策与法律的制定者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并非同一，但在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上却存在着相通性，有时甚至具有同一性。在议会地位式微、政府大量行使立法权的情况下，“政府造法”的现象和问题非常突出，使得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主体，往往都统一由政府来担当。在这种情况下，立法便成了“立法机构”的附属工作。[14]基于自身利益、扩大法定权力或强化政策效力等诸多考虑，政府极可能把自己制定的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写进法律草案，从而对经济法的立法产生深刻影响。这不仅可以用公共选择理论等来说明，也可以通过各国的经济立法实践来证实。上述主体方面的相通性或同一性，必然会带来政策与法律的许多共通性，从而为法律的政策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在客体上的同一性。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所面对的都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经济

问题，其规范或调整的对象(客体)是共通的，甚至是同一的。只不过经济政策往往更具有直接性、应急性的特征，其制定或实施往往是经济法制的铺垫、实验或前期预演。正是它们所共同面对的“市场失灵”问题，被普遍作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法理论共识的形成。事实上，经济法学者在其研究中已经隐含了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客体上的同一性，并自觉不自觉地在运用着政策分析方法。

第三，在目标与手段上的共通性。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的工具。相应地，经济法上非常重要的，便是经济法的宗旨以及确保宗旨实现的调整手段。经济法既然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在其立法宗旨中就必然要集中体现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同时，又要把各类基本的经济手段加以法律化，形成自己的调整手段，从而使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存在着共通性。

与此相关，由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活动、经济规律、经济机制、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并与经济理论存在着互动关系，[15]因而同样会对经济法的理论与制度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发掘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上述“关系网”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深入研究经济法问题是至为重要的。综上，经济政策与经济法，从制定主体到实施主体，从目标、宗旨到实施途径、调整手段、政策工具，从价值追求到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等，都存在着同一性或者交叉性、相通性，因此，用于政策问题研究的一些政策分析方法，同样也可以适用于经济法的研究。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某些方面的同一性或共通性，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得以适用于经济法研究的基础。

在上述的适用基础之上，政策分析方法就可以适用于经济法研究，并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替换性研究”，即把经济法与经济政策进行“替换”，从分析经济政策的各种具体维度，以及由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理论所生成的各种具体方法，去分析经济法问题；另一是“背景性研究”，即关注政策系统和经济法系统的密切关联和相互影响，以经济法系统为核心，把相关政策的形成和变化看作是影响经济法制度的重要背景性因素，从而更好地探寻经济法制度产生、发展、更迭的政策性因素。由于相关政策对经济法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而上述政策性分析尤其重要。

此外，在探讨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时，还必须关注其局限性。因为政策与法律，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同一性或相通性，但两者毕竟并非完全同一，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实施机制、规范效力等方面都有差别。通常，政策更具有应急性、灵活性、易变性，而法律则更具有稳定性、普适性、原则性。个别性的政策，往往不能放入普适性的法律中；即使偶尔放入，也只能作为“例外”或“适用除外”的情况。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中，不能完全照搬政治学上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而应当取其精华，适当重构。
(二)政策分析方法的主要类型

依据不同的研究路径或所要解决的问题等，政策分析方法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如政策主体分析、政策目标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实效分析，等等。它们在经济法研究中都很重要，故有必要对其择要探讨。
1.政策主体分析

政策主体通常包括参与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的组织体或个体。对政策主体进行具体分析，有助于明确各类政策主体的地位、作用、价值、权力分配等问题；在经济法研究中，则有助于研究经济法主体的体系以及主体的权义结构，特别是职权与职责的分配、经济法责任形态等重要问题。

政策主体分析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体制法(或称组织法)、[16]主体制度等非常重要。在具体的政策主体中，官方的政策主体主要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也有学者认为还应当包括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因为现代国家的政治统治大都通过政党政治来实现。此外，非官方的政策主体，无论是利益集团、选民，还是大众传媒，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经济法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具体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对上述各类政策主体进行分析，有助于研究经济法学中的规范论和运行论。
2.政策目标分析与政策工具分析

各类公共政策都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即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由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所面临的问题相同，因此，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也自然会与经济法的宗旨相合。这样，通过经济政策的目标分析，就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宗旨以及经济法学价值论领域的相关问题；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从系统论的角度，发现经济法的结构问题，并通过结构调整，来增进和完善经济法的功能。

政策工具作为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其有效运用，有助于避免政策失败和政府失灵。因此，在经济学领域早就开始了对经济政策工具的研究；在政治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政策工具展开的大规模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17]例如，狄龙(Van
der Doelen)将政策工具划分为法律性工具、经济性工具和交流性工具；霍莱特(M.
Howlett)则将其划分为自愿性工具、强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等等。[18]但在经济法研究上，更需要关注的是经济政策工具，如预算、税收、国债、货币、价格等手段以及更为具体的税率、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因为这些经济政策工具的法律化，恰恰构成了经济法有效调整的手段，因而对于研究经济法制度的具体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3.政策背景分析

任何政策或法律，都有其生成、变迁的背景。作为一种方法，政策的背景分析，既应关注对经济法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政策背景，也应关注相关政策本身的背景，因而背景分析可以“多重展开”。

对于政策背景的分析，有助于推进经济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事实上，经济法的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都依存于特定的背景，要随着背景的变化来适度调整，以使经济法制度也能够不断地适应社会经济变化发展的要求。此外，通过政策的制定过程，来认识立法背景和动因，既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也是一种政策分析方法。

上述几种政策分析方法，都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离不开特定的主体，不同的政策主体又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并由此会影响到政策目标的确定，因而就应当有主体分析与目标分析；同时，由于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或称政策工具)关系到各类政策主体利益的实现，因而工具分析与主体分析、目标分析也可以联为一体。而上述三种分析，都离不开更深层次的背景分析，只有深入分析主体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各类主体提出政策目标的背景，以及选择和运用政策工具的背景，这样，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的相关分析才可能较为全面，也才可能更好地去理解、解释和实施相关的法律，找到经济法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对策。

上述各种具体的政策分析方法，构成了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的主干部分，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主体、宗旨、调整手段、具体制度、法律环境等，都很有价值。为此，还应当进一步研究其具体应用问题。
四、政策分析方法的应用

由于政策往往是立法和执法的重要依据，[19]因而政策分析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分析制度的形成，也可用于分析与政策相关的许多理论问题。下面仅选取几种主要的政策分析方法，来探讨其在经济法研究中的应用问题。
(一)政策目标分析方法的应用

政策的目标分析，作为政策分析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具体应用，主要体现为通过审视影响经济法立法的经济政策目标，来分析和判断经济法立法在宗旨、原则、调整手段、协调性等方面的成败得失，从而进一步找到存在的问题，并为整个经济法的法制完善提供重要支持。

对经济政策的目标分析，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宗旨。其中，对于宏观经济总体目标的分析，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总体宗旨；而对于具体的经济政策的目标分析，则同样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相关部门法的宗旨。

例如，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财政政策的目标与其职能是一致的。财政政策的职能，通常包括分配收入、配置资源(或称宏观调控)、保障稳定三大方面。与这些职能相对应，财政政策的重要目标就是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既要使国家获取财政收入，又应促进社会分配公平；既要在微观上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又应在宏观上加强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从而在保障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基础上促进和保障整个社会的稳定。上述的财政政策目标，必然会影响财税法的宗旨，并使其成为财税法宗旨的一个必要内容。

又如，一国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调控货币发行量，保障币值的稳定，以求在根本上保障物价的稳定，防止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正是基于该目标，在相关的金融法，特别是中央银行法上，才把稳定币值作为法律调整的核心目标。为了确保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使其能够真正独立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各国法律往往都在体制法上作出相关的保障性规定。因此，研究金融法所涉及的各类具体制度(如监管制度、传统的“三大法宝”等)，以及在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等方面做出取舍时，应牢记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和金融法的核心宗旨。

此外，在竞争政策或市场规制政策上也是如此。竞争政策主要涉及反垄断政策和反不正当竞争政策，市场规制政策还应当进一步包括消费者政策。这些政策的目标，都会影响相关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宗旨，进而影响到这些法律的实施。

其实，早已有学者关注政策目标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影响问题。例如，韦伯曾经指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学家们在处理一人公司问题的时候，会涉及如何思考的问题。对此，韦伯特别强调：“我们必须注意各种经济上的政策的目的，或许还有财政政策和商业道德的因素，这都属于实体的。”[20]这种论断对于研究经济法领域的相关问题也是很有普遍意义的。
(二)政策工具分析方法的应用

通常，为了使政策实施得到法律的保障，需要把基本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从而使一些重要的经济政策工具，从经济性的调控或规制手段变成法律化的“调制手段”。这种法律化，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各类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整体效益。

例如，财政政策的工具是多方面的，即使是不包含税收的财政政策工具，也要包括预算、国债、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多种手段。我国在世纪之交，非常重视“积极的财政政策”，试图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发国债来拉动内需，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国家又加大了征税的力度，使得税收收入每年都以增收1000亿元以上的速度在增加，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对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协调的，因为“减税”政策更有利于拉动内需，而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则可能产生“挤出效应”，这就是不同政策工具相冲突的结果。

由于各类政策工具涉及不同主体的利益调整，甚至直接影响其基本权利，同时，政策工具的运用也特别需要法律保障和法律协调，因此，对那些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必须加以法律化，使其成为经济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也使政策分析方法可以贯穿于经济法的研究过程之中。事实上，对具体的税收制度、预算制度、货币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无不与政策工具的分析直接相关。可以说，没有政策工具分析作为基础，就不可能很好地分析经济法的具体制度及其调整特点。因此，政策工具的分析，对于经济法研究非常重要。

要进行具体的政策工具分析，关注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尤其重要，这是需要反复重申的问题。例如，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如何协调，是“一松一紧”，还是“双松”或“双紧”?如何在计划层面上作出相应的协调?消费者保护政策与相关的竞争政策如何协调?等等。此外，上述政策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相关政策如何协调，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类具体政策的制定者，势必无法完成协调任务。特别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可能被推向极致的情况下，单方面的主动协调无疑困难重重，因而迫切需要“依法协调”。为此，必须在法律上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以“定纷止争”。在这方面，德国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堪称典范。[21]

(三)政策主体分析方法的应用

由于经济政策的制定主体层次较多，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都可能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制定基本经济政策，并体现在与其相对应的各层次的立法之中，如国务院的经济法规、各个职能部门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等。立法主体的多层次性，带来了经济法立法和执法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它加剧了经济法的立法与执行的复杂化，导致部门立法、地方立法林立，下位立法对上位立法的抵悟、冲突不断，不协调之处绵延不绝，隐性修改随处可见。

除了上述的官方政策主体以外，非官方的政策主体也不可小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三部门日渐兴起，不同的利益集团也在蓬勃发展，它们会影响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法的制度形成。例如，在税收立法中，应如何规定特定群体的税收优惠(如对出口商如何实施出口退税制度等)；在反垄断立法上，对哪些主体给予豁免等。其实，凡是涉及特定主体的立法，都可能会受到某些大企业或其他压力集团的影响，这已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因此，明确各类主体的角色和地位，对于政策制定主体和影响政策制定的主体进行具体分析，有利于进一步分析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及法律监督等环节的问题。
(四)政策实效分析方法的应用

政策实效，是政策分析的极为重要的内容。[22]事实上，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限定因素很多，包括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和“时滞”等。从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的角度来看，影响政策实效的因素，既可能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能力、努力等方面的局限，也可能是受政策影响的相关主体的博弈行为带来的局限。这些局限都会产生效力减损的问题。

此外，政策的实施及其效力的抵达和效果的产生，往往是存在“时滞”的。[23]即使是应急性的政策，也并非总能“立竿见影”。事实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总是需要主客观的限定条件。如若条件不具备，则可能“政策落空”，导致“政府失灵”。

上述对影响政策实效的限定因素的分析，同样适用于经济法研究。例如，经济法的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所制定出来的经济法不可能尽善尽美。这样的法律再去实施，其法律实效的“递减”便可想而知。即使立法者和执法者都聪慧而高尚，且能力和努力都足够，但相关主体的博弈行为也会使经济法实施的效果受到影响。因此，透过政策的局限性分析，可以更好地看到经济法的局限性。

此外，经济法比经济政策会有更突出的“时滞”问题。由于通常只有相对稳定、较为成熟的政策才可能被法律化，因此，同种类型的经济立法，一般都要滞后于相关的经济政策。政策的实施毕竟有行政或政党力量的推动，因而贯彻速度相对更快一些；但法律化的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都必须按部就班，往往要经由多种机构、多种主体、多种程序，因而其“时滞”问题也更为突出。从法治精神的要求来看，经济法的立法、执法、法律监督等都离不开程序，而“程序就是过程”，甚至是漫长的过程，由此产生的“时滞”往往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因而同样涉及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如何有效权衡的问题。

进行政策实效分析，除要研究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外，还可研究政策的限定条件(con-straints)，即一项经济政策在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中必须依赖的条件。对于某些限定条件所存在的刚性也必须予以注意，这有助于分析法律调整所面临的各类矛盾、实施障碍和解决对策。

事实上，经济法上存在着多个方面的“二元结构”，如何全面兼顾其中所蕴涵的各种矛盾，恰是经济法的“调整艺术”之所在。例如，在经济法上，私益是对公益的限定，没有私益就没有公益，因而不能只考虑公益而不顾及私益。与此相应，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等，在经济法上都应当协调兼顾。同样，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利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强者与弱者的利益、集体与个体的利益、国家与国民的利益，等等，也都要兼顾和协调，因为它们都是影响经济法调整实效的限定条件。为此，兼顾各种不同的利益，综合协调不同的情况，在总体上来全面把握，实现“纳什均衡”，应当是经济法调整的总体精神。

上述的兼顾与协调，不仅应体现在总体精神或调整目标方面，而且还应当体现在具体的调整手段方面。只有在各类具体的法律化的政策工具方面做到有效协调，才有可能真正兼顾各类不同主体的利益。可见，在应用政策实效分析方法时，同样要考虑政策目标分析、政策工具分析以及政策主体分析，也就是说，这些分析方法是联为一体的，它们的区分只是相对的。
五、结论

经济政策对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其间存在的诸多互动性、相通性甚至同一性，使人们可以通过政策分析，特别是通过“背景性研究”或“替代性研究”，来发现和解决经济法本身的问题，这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经济法学界已有的或者正在进行的许多研究，实际上都是政策分析。这些政策分析，一般是把“政策”限定于“公共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本文也对此作出了限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分析的不同维度，探讨了该方法的适用基础，提炼出对于经济法研究较为重要的政策主体分析、政策目标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实效分析等多种类型，并分析了这些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应用问题。由于经济法学界缺少相关的研究可供参考，因而这些探讨只是“浅探”。

事实上，政策分析在政治学等领域还有许多方面并未达成共识，笔者主要是结合经济法研究的实际，对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进行解析和改造，以增进其对经济法研究的有效性。但在具体运用时，必须考虑到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互通性与差异性，以免以偏概全。

单纯的政策和政策分析，总有其局限性，并会带来经济法制度建设的局限性。因此，要全面分析各类经济法主体的对策活动，还必须关注博弈分析方法，从而提炼出一种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的“政策一对策分析方法”。此外，政策分析方法还可包括围绕政策而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如政策的分类，实际上也是一种分析方法。例如，对经济政策作出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的划分会影响到经济法系统内部的结构与分类以及经济法体系的构建等。需要说明的是，政策分析方法也可以对经济法以外的其他部门法领域产生影响。例如，刑法领域研究的刑事政策问题，社会法领域研究的社会政策，行政法领域研究的诸多公共政策，等等，都可以运用政策分析方法进行探讨。[24]此外，在当代司法领域，也要考虑“公共政策”或“公共秩序保留”的问题，对此同样需要进行政策分析，以体现和遵从法律共同的价值。[25]

值得关注的是，现实的法律实施，只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规范框架，在法律调整的基础上真正直接发挥作用的，往往是各类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的运用，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的采行，市场规制政策的调整等。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中，非但不应排斥政策，还应看到它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配套“制度”，是经济法的立法与法律实施的重要源泉和指引。因此，加强经济法的政策分析，必将大有可为。

⑥ 关于经济法~

问题一:公司与合伙制度不同
1.公司可设一人公司,但合伙是2-50人;
2.对投资的的限制,国有独资公司,上市公司以及公益性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公司无此限制;
3.公司有最低注册资本要求(3万,10万),合伙没有出资限制;
4.公司的股东不能以劳务出资,合伙中的普通合伙人可以以劳务出资;
5.出资转让:公司要"过半数"股东同意,合伙,普通人要全同一致同意,并通知有限合伙人;
6.法人资格:公司有法人资格,合伙无法人资格;
7.出质:公司自工商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合伙则是一致同意时
8.与公司/企业交易:公司,除公司章程另有约定或股东会同意,否则不能与本企业交易,合伙,普通合伙人,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或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外,不能与企业交易,有限合伙人,未约定的则可以与本企业交易;
9.从事与本企业业务有竞争的行业:公司与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都不可以,但有限合伙人没有约定不可以的,就可以;
10.责任承担:公司与有限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

问题二: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不同
1.投资人:有限2-50人,股份2-200人;
2.董事会:有限3-13人,股份5-19人;
3.注册资本:有限3万,一个有限10万,股份500万;
4.组织机构:有限如果是小公司可以不设董事会只设执行董事,不设监事会只设监事,而股份则不能;
5.负责人的产生:有限的董事长产生是由公司章程规定,监会主席是选举产生,股份的董事长和监事会主席均有选举产生;
6.召开监事会:有限每年至少一次,股份每六个朋至少一次;
7.召开临时会议的条件不同
有限
A.代表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
B.1/3董事
C.监事会
股份
A.董事人数不足5人或不足公司章程规定的2/3时
B.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资本的1/3时
C.持有公司股份10%以上的股东要求时
D.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E.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⑦ 如何理解经济法的社会公共属性

经济法是调整发生在政府、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和经济组织、公民之间的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1]其中，对于何谓“社会公共性”，学界至今仍没有定论。笔者将从经济法的意志和法益目标两方面分析社会公共性的内涵。
（一）社会公共性包涵社会性和公共性
经济法是社会法，所体现的意志和私法、公法不同。以民商法为代表的私法体现私人的意志，以行政法为代表的公法体现国家的意志，而经济法体现的是社会公共意志。社会公共意志即大众的、社会普遍性的意志，是关于公有性而非私有性、关于共享性而非排他性的。这一意志指导经济法在协调本国经济运行之时关注社会性和公共性，例如，社会稳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等。经济法的意志决定了社会公共性包涵社会性和公共性。
（二）社会公共性包涵公益性和干预性
经济法协调国家经济运行中的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并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其首要法益目标。公共利益是属于公众的利益，它代表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而非独享性、利益本位的社会性而非个人性。要实现公众的利益，必须依靠一定的干预。这里的干预，除了内在自发性的，还有外在强制性的；除了市场机制调节，还有国家权力干预；除了私人自治，还有公共决策。只有借助国家干预才能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决定了社会公共性的公益性和干预性密不可分。
综上所述，社会公共性包涵社会性、公共性、公益性和干预性，是上述四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⑧ 我国经济法实施中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我国经济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1.经济法体系不完备.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经济法律体系,但尚不完备不完备的表现有三:一是立法体系某些重要的环节有漏项现象;二是现行的法律,法规已经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需要,亟需修订,充实,更新有关的法律,法规;三是现行经济法律,法规之间不协调,不衔接,尚有诸多矛盾与冲突.如经济管理权交叉;执法部门重叠;同一法律法规规定二个管理机关,或同一行为属不同性质分剐属于不同法律调整.多个管理机关管理等.
2.执法主体混乱,部分执法人员素质低下.按经济法的规定,执法主体一般为:综合经济管理机关,部门经济管理机关,行业经济管理机关,经济监督管理机关.而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其执法主体大到国家机关,部门,小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一些非经济管理机关也参与经济执法,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的现象十分严重.在经济管理机关中职能分工不明确,有些事情大家争着管，甚至超越管辖范围;有些事情则互相推诿无人管.一些经济管理机关为了维护地方或部门的利益唯关系执法,甚至假公济私.执法便成了"创收"的手段,私分罚款之事多有发生,一些经济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文化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严重欠缺,工作方法简单,作风粗暴,素质低下,法律意识淡薄,执法不懂法.
3.政企不分.经济管理体制的转变,使各部门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各部门都拥有下属企业,拥有行业规制权的部门可以为下属企业带来各种直接的好处.如政府完全拥有产权的自然垄断性质的公共事业(供水,供电)或产业(邮政,铁路),可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叉如政府独资或大部分控股的各种竞争性产业(石油化工,铁路汽车等)的投资,生产,销售仍由政府部门控制.这种政企不分的局面,时于政府管理的效率产生着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政府部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不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市场的公平竞争,新的市场进入者就会受到歧视.
4.违反法定程序乱执法.经济执法必须严格依法行政,按法定程序办事.如告知程序,处罚前置程序,立案调查程序,听证程序,审批程序,送达程序,执行程序等.但有的执法人员随意取舍,不按规定程序,甚至违反法定程序办事(如先罚款后取证).在经济执法中不注重证据收集和审查,以偏概全,或所取的证据不能证明经济执法的实质情况,或证据不符合法定条件,或只重视部门或官员提供的证据,轻视企业或公民个人提供的证据.有时在适用法律法规上出现错误,如定性错误,违反后法优于前法的规定,违反地方性法规效力低于法律法规的规定,或依据所谓行政规范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执法等,严重地违反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5.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司法救济困难.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和执法人员为了维护本地方或部门的利益,在经济执法中实行地方保护主义,进行强制交易和地区封锁,甚至名为打假,实为假打,充当保护伞.一些部门官僚主义严重,办事效率低下,执法不公,行政复议作用有限.由于司法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地方政府,有些司法机关实际上成为地方的一个部门,因而他们只对本地区党政领导负责,行政干预司法的现象较普遍,集中表现为司法●左剑君行政化和地方化,严重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性.同时司法领域也存在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现象,致使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加大,合法的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
6监督机制不健全.从现实情况看,虽然监督的部门较多,既有内部监督,又有外部监督,但监督的效果并不理想.还缺少操作性强的监督法律法规,规范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行为.对经济法的实施还缺乏严格有效的监督机制.

⑨ 中国经济法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有哪些

我国经济法产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在改革开放以及建立和加强经济法制建设的大背景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经过长期，深入，广泛的学术争鸣和理论探索，我国经济法划清了自己与传统法律部门如民商法，行政法之间的界限，明确了自己的价值定位，建立了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
当前中国经济法立法正处于中度发展状态，有必要对经济法的未来发展提出若干构想.重新审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今后十几年里经济法立法不可回避的问题，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公平效率并重”是社会发展对经济法立法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采用的经济政策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但是，在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贫富差距也随之形成并有扩大形势，统计数据也明确反映了这个现实.在未来的十几年里，我国的经济法立法不得不关注经济公平问题，在立法保护对象的倾向性应偏向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
我国的经济法立法已经完成了法律部门的分化，对经济法进行清理，汇编，编纂，并制定某种形式的法典是经济法立法发展的趋势，也是经济法立法技术的最高体现.
在市场经济初步成长的中国，法律移植仍然是未来十几年经济法立法的一种主要方法.首先，所移植借鉴的西方经济法与我国当前的社会环境具有相似性.其次，植体本身较强的生命力.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法能够回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⑩ 经济法问题

（1）该题是普通合伙企业，按出资比例分享盈利、分摊亏损。

（2）对于普通合伙企业，杨某、李某、陈某对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对三人其中的一人要求偿还，也可以要求三人一起偿还。三人中的一人赔偿的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的部分，可以向其余两人索偿。
（3）理由不成立。普通合伙企业，退伙人对于在自己退货前发生的亏损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4）普通合伙企业在内部可以按照出资比例分摊合伙债务。但是要分清在李某退伙前发生的债务是多少，好分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