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
① 最高院关于如何理解与适用合同法解释第24条问题的答复
《最高院关于如何理解与适用合同法解释（二）第24条问题的答复》：
一、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如果合同当事人一方在不具有解除权的情况下，向对方发出了解除通知，对方在本条规定的异议期经过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是否支持，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各地法院的审判实践中均存在争议。肯定的观点主张，本条适用的前提是主张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具有解除权，否则，对方提出异议的权利不受异议期的限制，本条不适用，人民法院对解除异议的诉讼请求仍应支持；否定的观点主张，异议期限经过，异议权不再受法律保护，此时无论解除合同的一方是否具有解除权，对方当事人均无权再对合同解除提出异议，故对此种情形下的异议诉请，人民法院不应支持。以上两种观点，均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根本差别在于对异议权的性质、异议期限经过的后果等认识不同。对此，最高法院将在进一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以司法解释、司法政策或典型案例等形式，明确提出相应的意见，以统一裁判尺度。
二、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自己在三个月内起诉，请求法院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属于解除方通过提起确认之诉，对合同已经解除的法律事实进一步予以确认，而非对自己主张的合同解除提出异议。
② 最高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有几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③ 谁有关于合同效力的案例
【案情】
2007年2月6日，巴菲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菲特公司)参加上海金槌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槌拍卖公司)的拍卖会。此前，上海自来水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来水公司)以董事会决议形式委托其股东之一的上海水务资产经营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公司)代为处置其持有的光大银行(系非上市股份公司)16985320股国有法人股。巴菲特公司通过竞拍取得了上述股权。拍卖成交后，金槌拍卖公司出具拍卖成交确认书，巴菲特公司向金槌拍卖公司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计人民币52654492元，并与水务公司签订了《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此后，自来水公司拒绝履行该协议，并于2007年3月1日向光大银行发送中止股权变更的函，致使巴菲特公司无法取得上述股权。巴菲特公司向自来水公司发函要求尽快办理股权变更申请后无果，遂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自来水公司履行《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将16985320股光大银行国有法人股予以转让。诉讼中，被告自来水公司辩称：第一，其未向水务公司出具拍卖光大银行股权的授权委托书，也未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巴菲特公司依据该协议向其主张权利没有依据。第二，讼争的股份系国有资产，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的有关规定，转让国有产权应当履行审批、评估程序，并且按规定进入产权交易场所交易。本次股权转让的过程不符合上述规定，转让行为不合法。自来水公司遂提起反诉，请求判决确认巴菲特公司与水务公司签订的《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裁判】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1、自来水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虽未标明为“授权委托书”，但其内容已体现出授权委托的意思表示，符合授权委托的基本要素，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应认定自来水公司已全权委托水务公司办理光大银行法人股的转让事宜。水务公司以自己名义在自来水公司授权范围内与巴菲特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载明了水务公司与自来水公司之间有委托代理关系，根据《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第二款规定，该协议可以直接约束自来水公司，巴菲特公司有权选择自来水公司或者水务公司主张权利。2、水务公司虽然取得自来水公司的授权，可以代理该公司转让讼争股权，但在实施转让行为时，应当按照国家法律和行政规章所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讼争股权的性质为国有法人股，属于企业国有资产。对于企业国有资产的转让程序和方式，国务院、省级地方政府及国有资产监管机构均有相应的规定。根据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制定实施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等方式进行。根据上海市政府制定实施的《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的规定，本市所辖国有产权的交易应当在产权交易市场进行，根据产权交易标的的具体情况采取拍卖、招标或竞价方式确定受让人和受让价格。上述两个规范性文件虽然不是行政法规，但均系依据国务院的授权对《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的实施所制定的细则办法。而且，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进场交易的目的，在于通过严格规范的程序保证交易的公开、公平、公正，最大程度地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避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因此，《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办法》的上述规定，符合上位法的精神，不违背上位法的具体规定，应当在企业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贯彻实施。本案中，水务公司在接受自来水公司委托转让讼争股权时，未依照上述规定处置，擅自委托拍卖公司拍卖，并在拍卖后与巴菲特公司订立股权转让协议，其行为不具合法性。水务公司依据拍卖结果与巴菲特公司订立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判决：1、确认巴菲特公司与水务公司签订的《光大银行法人股股权转让协议》无效；2、对巴菲特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巴菲特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是一起以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国有法人股为交易标的的股权转让纠纷。本文针对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转让行为的效力认定问题，通过对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相关规定的梳理，着重阐释司法裁判的依据。
一、关于规范企业国有股权 (股份) 转让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企业国有股权(股份)是企业国有资产的重要表现形式。国有股权(股份)是关系到国有资产出资人权益的重大事项之一，是国家获得投资收益的一种方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颁布实施了许多有关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其中涉及国有股权(股份)转让的主要内容，一是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二是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决定权限或备案制度；三是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程序和方式；四是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禁止性、限制性规范；五是关于违反规定的法律责任。择其最主要的条款，按发布时间的先后列举如下：《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1年11月16日国务院令第91号)第三条规定：国有资产占有单位有资产拍卖、转让情形的，应当进行资产评估。《拍卖法》(1997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八条规定：拍卖国有资产，依照法律或者国务院规定需要评估的，应当经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评估，并保留评估结果确定保留价。《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3号)第四条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不受地区、行业、出资或者隶属关系的限制。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五条规定：“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可以采取拍卖、招投标、协议转让以及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年10月28日公布、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第五十三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转让全部国有资产或者转让致使国家对该企业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请本级政府批准。第五十四条规定：“除按照国家规定可以直接协议转让的以外，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进行。”征集产生的受让方为两个以上的，应当采用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转让上市交易的股份依照证券法的规定进行。第五十五条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应当以依法评估的、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认可或者报经本级政府核准的价格为依据，合理确定最低转让价格。《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管理办法》(2009年3月17日财政部令第54号)第十一条规定：“非上市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省级以上(含省级)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第二十八条规定：“转让上市金融企业国有股份和金融企业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份应当通过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系统进行。”根据以上各项规定，我们将国有股权(股份)转让的基本规范归纳为以下三方面的程序：
(一)决策、审批程序。首先，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决定。根据我国现有的管理模式，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分为三种形式：一是国务院国资委和地方人民政府国资委；二是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授权的其他部门、机构；三是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委派股东代表参加的股东(大)会。其次， 如果转让致使国家对该企业不再具有控股地位的，应当报请本级政府批准。
(二)评估、定价程序。首先，转让方或者标的公司选择委托有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依法进行资产评估。其次，将评估报告交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认可或者备案后，作为确定转让价格的依据，合理确定最低转让价格。再次，在交易过程中，当交易价格低于评估结果的90％时，应报国资委或者有关机构批准。
(三)进场交易、公开竞价程序。首先，非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股份)的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省级以上(含省级)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上市公司国有股份的转让应当通过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系统进行，另外还须遵循国家有关国有股减持的规定。其次，公开披露转让信息，广泛征集受让方。征集产生两个以上受让方的，采用拍卖、招投标等公开竞价的交易方式。从严控制直接协议转让。
二、关于确认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转让行为效力的司法依据
应该看到，尽管我国现阶段关于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转让的规范性文件，在各个层面已显得比较全面，但是在具体实践中，针对违反或者不符合上述三方面程序性规定的转让行为的效力问题，依然存在较大的争议。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是，相关行政法规、规章对这类转让行为的法律效力没有给予明确的界定。即使在新近开始实施的《企业国有资产法》中，也仅仅是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交易行为无效。[1]本案中，光大银行国有法人股的转让未按规定进场交易，该转让协议的是否有效，遂成为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有观点认为，在本案涉讼转让行为发生之时，尚无任何一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国有资产转让应当进场交易，法院不得依据行政规章的规定来确认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只要无证据证明股权的受让方为恶意，就应该确认股权转让合法有效。审理本案的两级法院没有支持这种观点，除了已有的判决理由之外，本文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
(一)国有资产转让是兼具私法与公法的法律行为，在法律适用上公法与私法应该并重。
国有资产转让行为之法律性质的正确界定，对于当前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司法实践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国有资产转让，首先是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活动，它符合民商事合同行为的一般特征，其交易主体间的法律地位平等，遵循自愿、公平、诚信等私法原则，受到私法的保护。但是，国有资产转让不仅仅是简单的民事行为：从交易标的上看，它所处分的是涉及面广、数额较大、受公众关注的国有财产；从交易结果上看，它往往导致财产性质从公有到私有的直接转变；从交易影响上看，它会带来现有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也会伴随着出现国有资产流失、职工下岗裁员等问题。因此，在处理国有资产转让的法律问题上，单靠私法是力不从心的。自《合同法》颁布以来，当事人意思自治、合同自由的原则已深入人心，司法裁判从宽认定合同效力的态势也十分明显。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发布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对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作了限缩解释，即将“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排除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这种注重保护私权的积极态度，是民商事审判观念的重要进步，也符合社会生活的发展方向。但是在处理国有资产转让合同效力的问题上，单纯强调私法自治的理念，不符合我国国情。具体的说，不符合国家对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精神。国企改革本身是为了解决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的因所有者缺位而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变的关键一步，带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和公共利益性。同时，在此过程中，改制行为失范现象的普遍存在，公众与日俱增的质疑，迫在眉睫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都需要公权力的介入。对法律适用而言，绝非是私法向公法的简单延伸与替代，而应当构建起以私法为横轴、以公法为纵轴的活动象限。基于国有资产及其流转关系具有私法和公法的双重属性，有关当事人在进行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时，不仅要依照《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等民商法的规定，而且要遵循以《企业国有资产法》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法的规定。这些规定是国有资产有序转让的保障，应当作为认定国有资产交易合同效力的法律依据。
(二)根据国务院授权制定的部门规章中的强制性规范，应视为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
本案中，是否能以《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中对交易程序的规定来否认国有法人股交易合同的效力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才能导致合同无效。那么对于部门规章中有关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规定，在实践中应如何把握其效力？我们认为，部门规章中有关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规定，具有强制性，属于根据国务院授权制定的部门规章中的强制性规范，并且应视为具有行政法规的效力。理由如下：
第一，从法律权源分析，部门规章中有关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规定是国务院授权相关部委制定的，与相关行政法规同根同源、一脉相承。《企业国有资产暂行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除前款规定职责外，可以制定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规章、制度。”第三十一条规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建立企业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监督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的监督管理，促进企业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防止企业国有资产流失。”第四十四条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依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发布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在形式上虽然是法律位阶层次较低的行政规章，但却是依据国务院授权对上述条例的实施所制定的细则办法，是行政法规的延伸与细化，权力来源一致、立法精神统一。国务院部委制定的规章，其中的强制性规定是根据国务院授权制定的，应当具有相当于行政法规的效力。对此，我们应当予以充分注意。
第二，从社会效果分析，国企改革的立法现状是我国经济转型期内特殊立法工作进程的结果，相关部门规章在国企改革过程中的实际作用不容质疑，司法实践中对部分规章的效力应灵活掌握。在社会经济的变革时期，法律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矛盾尤为突出。规范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的法律文件之所以多为行政规章，是因为国企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所涉及的社会利益多元而复杂，它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深刻而严峻，出台正式法律法规的时机尚未成熟，只能处于摸索阶段。同时，改革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又迫切需要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做出及时、果断、必要的反映。这种背景下，经国务院授权、各部委下发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成为国企改革探索时期我国经济行政管理的基本手段，也是实现当时行政效率的基本要求。[2]由此，社会关系的不断变动使得立法进程也显现出渐进式、探索式：一般都是先制定行政规章，或准许各地试行地方规范性文件，待关系稳定、经验成熟，再总结、上升为行政法规、法律。在国企改革的十多年里，这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对国家财产、对经济秩序的制约与保障作用毋庸置疑。如果面对个案时过分讲究公式化的法规效力等级，而不考虑规范性文件的实际社会效果，对效力较低的规章“一刀切”地排除适用，将会使原本奏效的行政管理陷入难以运行的境地，并对该规章所维护的社会利益带来不利的后果。
第三，从整体立法意图分析，部门规章中有关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规定属于强制性规范，其他相关法律文件对其进行了呼应与强化。对法律条文做出正确的理解与判断不应局限于法条本身，而应当将其放置在整体的法律框架中，联系其他相关法律文件，分析探究立法者的真实意图。《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实施以后，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等相关部门屡次发布指导性文件，要求严格执行该办法有关产权交易程序的规定。如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做好贯彻落实〈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有关工作的通知》中强调要“严格落实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进场制度”；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监察部、国家工商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中指出要“严格监督检查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进场交易情况”。2009年5月1日施行的《企业国有资产法》中也有“国有资产转让应当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场所公开进行”的规定，该法虽没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但由于它是对十多年国有资产管理法规的认可、总结与升华，因此至少可以说明立法者对于国有资产交易程序的一贯态度。
(三)有关国有资产转让应当进场交易的强制性规范，既是管理性强制规范，又是效力性强制规范。
前文已提到，最近出台的《合同法司法解释(二)》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所称的“强制性规定”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即只有在合同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时才能导致合同无效。这一解释旨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尽量维护合同效力，其积极意义毋庸赘言。但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识别强制性规范中的管理性强制规范与效力性强制规范。从我国的立法现状看，处于法律位阶上的强制性规范，许多条文的逻辑结构往往只有“行为模式”(包括“应为模式”或者“勿为模式”)而缺少“法律后果”。也就是说，法条只规定了应该、必须怎么做或者不得、禁止怎么做，而没有规定不这样做或者违禁去做的法律后果，更没有直接规定违反这些规定对于相关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产生何种影响。处于行政法规、规章位阶上的强制性规范，由于立法主体是行政机关，其制定强制性规范的目的主要在于行政管理，因而规定的“法律后果”侧重于行政责任，很少会触及甚至根本不会触及民事行为的法律效力。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据此认定那些没有规定“法律后果”的强制性规范或者没有规定无效后果的强制性规范，仅仅就是管理性强制规范呢？结论显然不这么简单。有学者提出了效力性强制规范的区分准则，认为法律法规虽没有规定违反该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该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属于效力性规定；若只是损害当事人利益的，则属于取缔性规定。[3]有法官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强制性规定仅是为了行政管理或纪律管理需要的，一般都不属于效力性规定。具体而言，首先，可以从立法目的进行判断，倘其是为了实现管理需要而设置，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则可认为并不属于效力性规定；其次，可以从调整对象来判断，管理性规定很多时候单纯限制的是主体的行为资格。当然，上述两个方面的判断不能以偏概全，还要结合合同无效的其他因素考虑。[4]以本案为例，我们认为，涉及国有资产转让的强制性规范，它首先是管理性强制规范，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效力性强制规范，其中有关进场交易的规定应当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理由如下：
第一，从调整对象上看，我们所归纳的关于国有资产转让的三方面的程序性规定，其中的决策、审批程序和评估、定价程序，是转让行为正式实施之前的法定前置程序，它所规范的对象是国有资产转让方(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一般不会涉及其他当事人，体现了强制性规范的管理性目的。而进场交易、公开竞价程序则是直接针对转让行为本身，它所规范的对象包括国有资产转让方、受让方、产权交易机构等。相关当事人之间所构建的转让交易关系，是否履行了进场交易，是否实现了等价有偿，是否达到了公开公平公正，直接影响到转让行为的法律效力。因此，强制性规范的效力性，在这一程序环节显得比较突出。
第二，从法律解释学上看，通过体系解释、法意解释及目的解释等方法，可以得出有关进场交易的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的结论。《企业国有资产法》提到交易行为无效的仅有第七十二条，即“在涉及关联方交易、国有资产转让等交易活动中，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该交易行为无效。”该条规定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完全一致，无非是起到强调的作用。我们不能仅此认为，只有被认定为恶意串通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才可确认转让行为无效。因为人大法工委对该条的释义是：“当事人恶意违反程序进行的交易活动，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已经进行的财产转让、转移等行为无效，财产状况应该恢复到行为发生前的状态。”[5]另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未按照有关规定在产权交易机构中进行交易的，国资监管机构或者相关批准机构应当要求转让方终止产权转让活动，必要时应当向法院提起诉讼，确认转让行为无效。结合上述法条释义和相关的规定，我们运用体系解释和法意解释的方法，已经可以判断出其具有效力性强制规范的性质。若再基于经济法的公法属性，从国有资产法律法规的立法目的考量，无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就会更为清晰。
第三，从近似的司法实践看，某些法律中被认为管理性强制规范的违法结果往往是导致民事行为无效。例如，《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该款规定的内容，显然具有很强的管理性，但针对其法律责任的规定在《公司法》中阙如。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的司法实践，对于违反上述规定所形成的担保合同，基本上均确认为无效合同。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对《证券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理解适用上。该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目前的司法实践，对于违反该条规定所形成的委托理财合同，基本上亦是确认合同无效或合同部分无效。
(四)确认《企业国有资产法》实施以前违反国有资产转让强制性规范的行为无效，可以援用《合同法》关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条款。国有资产转让与社会公共利益直接相关。首先，国有资产转让与人民群众利益攸关。企业国有产权流动涉及上万亿国有资产的归属，是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这种利益调整能否在公正的前提下进行，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公正，关涉人民群众几十年劳动成果的去向，关涉国家与社会的安定团结，关涉经济秩序的健康持续发展，因而是当前最突出的社会公共利益所在。其次，国有资产转让备受社会公众关注。企业国有资产转让之所以引起社会公众如此强烈的关注，不仅仅是由于其资产总量的天文数字，而且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关系到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度。可以说，在人民法院审理的所有民商事案件中，没有哪一类企业国有资产转让合同纠纷案件不与社会公共利益关联紧密的。有关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的强制性规范，旨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行政规章规定了国有资产交易的特殊程序，这些程序的设置目的是为了通过公开、公平的交易使国有资产在保值增值的情况下顺利完成转化，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因此，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任务集中承担在规章中这些有关交易的强制性程序规定上，违反了特殊交易程序，就有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本案中的当事人正是违反了国有资产必须进场交易的规定。进场交易是国家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监管的重要措施，其意图在于，让国有资产转让和重大资产处置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凭借产权交易市场网络平台功能强大、信息覆盖面广、交易效率高的优势，充分发挥公开市场发现价值、决定价格的功能，使国有资产在公平竞争中实现价值最大化，防止暗箱操作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因此，科学规范的交易程序是国有资产合理流动的必备要求，更是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条件。由此，在涉及企业国有资产转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将社会公共利益标准运用于审判过程中，以此进行价值判断，可以使国有资产交易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迎刃而解。具体地说，就是援用社会公共利益标准去衡量行政规章中的各类禁止性规定是否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同时，审慎判断社会公共利益在具体案件中的存在与否。[6]如果交易行为违反了规章或其他法律文件中有关交易程序的强制性规定，而这种交易程序恰恰是为了使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害，那么法院可以考虑援用违反社会公共利益条款认定交易合同无效。
注释：
[1]在《企业国有资产法》立法过程中，有的地方和专家建议规定，国有资产未按照规定在产权交易场所公开交易等违反本法规定所进行的交易行为无效。但也有专家认为，笼统规定违反规定的交易行为都无效，可能影响交易安全和效率，还可能损害善意相对人的利益。有的企业则认为，国有资产都要评估和进场交易，程序过于繁琐。而且，资产评估在实践中作用有限，进场交易在有些情况下不利于企业开展战略合作。因此，建议增加关于评估和进场交易的豁免规定。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三部分“附录”。
[2]蔡小雪：《国务院下属部门规范性文件的法律适用：判断与适用》，载于《人民司法》2008年第4期。
[3]参见王利明：《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320～322页。
[4]沈德咏、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113页。
[5]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第143页。
[6]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企事业单位国有产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载于《法律适用》2005年第12期。
(作者单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④ 最高法院关于如何理解与适用合同法解释第24条问题的答复
关于如何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当事人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必须具备合同法第九十三条或者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条件，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力。
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一方当事人在《合同法解释(二)》施行前已依法通知对方当事人解除合同，对方当事人在《合同法解释(二)》施行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本答复下发之前已经终审的案件，不适用本款规定。
此复
【《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
除合同。
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
主要债务；
（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⑤ 谁有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法释[2009]5号
(2009年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62次会议通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已于2009年2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62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5月13日起施行。
二○○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为了正确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对人民法院适用合同法的有关问题作出如下解释：
一、合同的订立
第一条当事人对合同是否成立存在争议，人民法院能够确定当事人名称或者姓名、标的和数量的，一般应当认定合同成立。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对合同欠缺的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内容，当事人达不成协议的，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等有关规定予以确定。
第二条当事人未以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订立合同，但从双方从事的民事行为能够推定双方有订立合同意愿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是以合同法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其他形式”订立的合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悬赏人以公开方式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完成特定行为的人请求悬赏人支付报酬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悬赏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第四条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合同没有约定签订地，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
第五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应当签字或者盖章。当事人在合同书上摁手印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六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第七条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
(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
(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
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第八条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批准或者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成立后，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或者申请登记等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办理申请批准或者未申请登记的，属于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相对人的请求，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有关手续;对方当事人对由此产生的费用和给相对人造成的实际损失，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二、合同的效力
第九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关于提示和说明义务的规定，导致对方没有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对方当事人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第十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具有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
第十一条根据合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追认的意思表示自到达相对人时生效，合同自订立时起生效。
第十二条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义务的，视为对合同的追认。
第十三条被代理人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承担有效代理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后，可以向无权代理人追偿因代理行为而遭受的损失。
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第十五条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多重买卖合同，合同均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无效情形，买受人因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请求追究出卖人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合同的履行
第十六条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情可以将合同法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规定的第三人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但不得依职权将其列为该合同诉讼案件的被告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第十七条债权人以境外当事人为被告提起的代位权诉讼，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一条的规定确定管辖。
第十八条债务人放弃其未到期的债权或者放弃债权担保，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第十九条对于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人民法院应当以交易当地一般经营者的判断，并参考交易当时交易地的物价部门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结合其他相关因素综合考虑予以确认。
转让价格达不到交易时交易地的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七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对转让价格高于当地指导价或者市场交易价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视为明显不合理的高价。
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财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参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予以撤销。
第二十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
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
(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
(二)利息;
(三)主债务。
四、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第二十二条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的义务，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对方当事人请求赔偿实际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第二十三条对于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可以抵销的到期债权，当事人约定不得抵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约定有效。
第二十四条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五条依照合同法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债务人将合同标的物或者标的物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交付提存部门时，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提存成立。
提存成立的，视为债务人在其提存范围内已经履行债务。
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五、违约责任
第二十七条当事人通过反诉或者抗辩的方式，请求人民法院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调整违约金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八条当事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增加违约金的，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实际损失额为限。增加违约金以后，当事人又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
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六、附则
第三十条合同法施行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的案件，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⑥ 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
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1月1日起施行，优先受偿权变化巨大！-工保网
作为与《民法典》相配套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新解释）在认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无效合同工程价款的处理规则、合同解除及解除后果等方面都与民法典保持一致。
与此同时，作为对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暂行意见》、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原解释一）、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原解释二）的承继，新解释也对原规定进行了综合梳理与细化调整。
围绕实际施工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的情形，新解释将原解释二中的“以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怠于向发包人行使到期债权，对其造成伤害为由”修改为“以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怠于向发包人行使到期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其到期债权实现”。
这与《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保持一致，实际上将“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纳入了代位权的行使范围，某种程度上为实际施工人在提起代位权诉讼中主张代位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提供了路径。
此外，新解释在行文上也调整了原解释的一些文字细节，如在“不予支持”、“应予支持”前添上“人民法院”，减少了造成误解的空间；将援引《合同法》条文统一调整为《民法典》相应条文，等等。
概而言之，新解释是对《民法典》相关规定以及原解释的吸收融合，是适应建筑业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变化、为应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司法审判所面临挑战而提出的最新规定。值得注意的是，新解释在出台之时便在后缀上冠上了“一”。这一方面与原解释一作出区分，另一方面也为新解释二、新解释三的出台埋下了伏笔。期待最高法持续对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制定司法解释，为司法审判再添新翼。
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属于什么性质的法律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属于《民事诉讼法》的下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合同法》一样，属于民事法性质的法律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9]19号）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司法解释目的、对于法规每一条款的深化理解和适用范围：
一、目的：为了正确审理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的规定，对人民法院适用合同法的有关问题作出如下解释：
二、法律适用范围
1、合同法实施以后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适用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除本解释另有规定的以外，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2、合同成立于合同法实施之前，但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跨越合同法实施之日或者履行期限在合同法实施之后，因履行合同发生的纠纷，适用合同法第四章的有关规定。
3、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效力时，对合同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合同，适用当时的法律合同无效而适用合同法合同有效的，则适用合同法。
4、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5、人民法院对合同法实施以前已经作出终审裁决的案件进行再审，不适用合同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每一条款的深化理解和判决尺度（略）。
⑧ 合同法有几个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来于适用《中华自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已于1999年12月1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90次会议通过，自1999年12月29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已于2009年2月9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62次会议通过，自2009年5月13日起施行。
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 (2010年7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89次会议通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12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45次会议通过，自2012年7月1日起施行）。就以上四个司法解释。
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如何引用
您好，您可抄以具体描述您袭的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是2009年6月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其目录如下：
第一部分 司法解释条文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
第二部分 条文释义
引言部分
一、合同的订立
二、合同的效力
三、合同的履行
四、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五、违约责任
六、附则
第三十条
第三部分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3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1999年12月1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4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04年10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2007年7月23日)
如能给出详细信息，则可作出更为周详的回答。
⑩ 如何理解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三条关于悬赏广告的规定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三条解释：【悬赏广告】
第三条悬赏人以公开方式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完成特定行为的人请求悬赏人支付报酬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悬赏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条文主旨】
本条是关于悬赏广告的解释。
【条文理解】
悬赏广告，是指以广告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予报酬。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对悬赏广告多有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657条、《日本民法典》第529条、《意大利民法典》1989条、《瑞士债法典》第8条，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64条也有规定。我国《合同法》对悬赏广告未作规定。但在实践中，悬赏广告纠纷经常发生，人民法院每年受理的悬赏广告纠纷较多，且有不断上升趋势。悬赏广告适用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在传统的有报酬性的遗失物寻找等通常的民事行为之外，悬赏广告还出现了证据悬赏、行政悬赏、刑事悬赏、执行悬赏等。另外，悬赏广告因其于一定范围内公开发布，且完成行为人为不特定的一人或者多人，与一般合同行为仅限于当事人双方相比，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往往更受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的关注。我国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审理过一定数量的悬赏广告案件，虽然近来多承认悬赏广告的效力，但由于缺乏法律依据，法官及社会各界对悬赏广告的认识差异较大，案件的处理结果极不相同，社会的反映也众说纷纭，已经影响到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社会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态度。因此，本解释就悬赏广告作了一般规定，以明确悬赏广告的法律地位。
一、悬赏广告的概念与类型
悬赏广告是大陆法国家和地区民法普遍承认的一种民事行为，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相应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大致而言，悬赏广告就是以公开的广告的方式，对于实施某一行为的特别是对于引起某一结果而悬赏的人，有义务向实施了该行为的人支付报酬。悬赏广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悬赏人做出悬赏广告；二是相对人完成悬赏广告确定的特定行为；三是完成特定行为人请求支付悬赏广告声明的报酬。因此，悬赏广‘告不是一个单独的行为，而是一个动态的行为链结，由三个相互递进的行为构成。悬赏人作出悬赏广告是一种允诺，它是悬赏广告产生的前提，是一种静态的存在，可以称之为存在型悬赏广告；相对人完成悬赏广告确定的行为，使悬赏人的允诺条件在事实＿［已经实现，此时悬赏广告由于相对人的参与正趋于有效，此时可称为生效型悬赏广告；相对人请求悬赏人支付报酬，则悬赏广告的整个过程已经结束，此时的悬赏广告可以称为实效型悬赏广告。
从国内实践来看，悬赏广告种类很多，除了通常的遗失物悬赏广告以外，还出现了较多的特殊领域的悬赏广告，如公安机关为侦破案件寻求线索的刑事悬赏，人民法院为强制执行而对被执行人或者被执行人财产的悬赏，还有案件的当事人进行的证据悬赏，以及报刊杂志的创意大赛等悬赏，企业的商标创意悬赏等等。尽管悬赏广告的形式多样，适用范围越来越广，但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对人性悬赏广告，二是对世性悬赏广告。
对人性悬赏广告是指悬赏人对某个特定主体所作出的悬赏广告，尽管该特定主体在悬赏广告时并不为悬赏人所知悉，但悬赏广告相对人却是确定的。生活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遗失物悬赏广告，再如，犯罪线索的悬赏广告也属于此类。其典型特征是：悬赏广告的相对方是特定的，并且相对方负有完成该行为的法定义务。如《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物权法》第109条规定：“拾得遗失物，应当返还权利人。拾得人应当及时通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可见遗失物的拾得人是确定的并且依法负有返还遗失物的义务，但其依法仍然享有获得相应报酬的权利。如《物权法》第112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义务。拾得人侵占遗失物的，无权请求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费用，也无权请求按照承诺履行义务。”再如，犯罪案件的证人就是知悉犯罪情况的特定人，且依法负有提供线索和作证的义务。对人性悬赏广告对于当事人相对明确，且较为简单，在处理时一般不会过于复杂。
对世性悬赏广告是指悬赏人对不特定人作出的悬赏广告。有奖征文、创意大赛等就是典型的对世性悬赏广告。其典型特征是：悬赏广告的相对人是不特定的，且相对方也无法定或约定义务去完成该行为。如现在各大网站流行的原创作品大赛，网站作出大赛广告，约定获奖作品给予奖励或者提供出版机会，参加作品大赛的人是不特定的，谁愿意参加都可以，而最终能够获奖的作品也是不确定的。参加不参加作品大赛纯属个人意愿和爱好，参赛人无法定参赛的义务。此类悬赏广告由于相对人不特定且往往是数量众多，因此其最终能否符合悬赏广告约定的给付报酬的条件，需要经特别的程序才能确定，而不仅仅依靠相对人行为完成而确定，形成的纠纷案件较复杂。如前几年某著名网站举办的一次创意大赛，最终结果是特等奖和一等奖多数空缺，结果引发了参赛者对评奖规则的争议，并形成了诉讼案件。
二、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
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是事关悬赏广告案件认定和处理的根本性问题，也是目前争议最大的问题。目前，学理上对悬赏广告的性质主要有“单独行为说”和“契约说”两种观点。“契约说”又称之为要约说，这种观点认为，悬赏广告人对于特定人或不特定人作出的悬赏意思表示是一个要约，相对人完成悬赏广告指定行为是一个承诺，行为完成时，则契约成立。相对人在契约成立时，即有报酬之请求权。“契约说”是悬赏广告最为传统的观点。依此观点，悬赏广告应适用民法关于法律行为和契约的一般规定，悬赏广告也要求订立契约双方当事人之间必须有合意，即成立合同的意思表示一致。所以，法官在处理悬赏广告案件时，就必须按照合同法的原则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对“契约论”提出挑战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不知道有悬赏广告的人完成了悬赏广告确定的行为的，有没有按照悬赏广告取得报酬的权利？二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完成悬赏广告确定的行为的，是否享有悬赏广告确定的报酬请求权？按照通常的契约理论，显然不能认定于此上述两种情形时，合同已经成立，并产生合同法上的债权和债务。因为按照合同成立的原则，双方当事人的要约和承诺之间应当具有合致，而相对人完成行为是根本不知存在要约，则其完成行为不能认定为承诺。同样，合同成立的前提是合同主体必须适格，即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能订立合同。
“单独行为说”认为，悬赏广告是因广告人一方的意思表示而负担债务，在相对方面则无须承诺，仅以一定行为之完成为停止条件。换言之，悬赏广告人为意思表示并非要求相对方之承诺，其效力之发生仅以一定行为之完成。悬赏广告的单独行为说，可以很好地解决契约说面临的两大挑战：不知悬赏广告存在的人完成了悬赏广告确定的行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完成悬赏广告行为的，均可以享有报酬请求权。单独行为说认为，悬赏广告自作出时即产生法律约束力，其后完成悬赏广告确定的行为，只是作为取得报酬的一个条件，而不是一种承诺。所以，完成行为人主观认识和行为能力则不在报酬支付的考虑因素之内。同样，单独行为说也存在自身的问题，其不能说明悬赏广告的撤回、撤销以及因撤销所生之损害赔偿问题。按单独行为说，悬赏广告一经发布就使悬赏人受到其在悬赏广告中所作出的意思表示的拘束，不能任意撤销。但各国和地区多规定了悬赏广告的撤回或者撤销制度。如《德国民法典》第658条规定悬赏广告可以有条件的撤回；《意大利民法典》第1990条第1款规定：“在前条规定的期限届满之前，基于正当原因，允诺得被撤回。”《瑞士债法典》第8条第2款规定：“悬赏者在行为完成之前撤回悬赏的，除其能够证明他人根本不能完成该行为的外，应当赔偿他人善意地为完成悬赏广告产生的费用。但赔偿金额不应当超过报酬的数额。”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修正后的第165条也规定：悬赏广告得于行为完成前撤回之，“预定报酬之广告，如于行为完成撤回时，除广告人证明行为人不能完成其行为外，对于行为人因该广告善意所受之损害，应负赔偿之责。但以不超过预定报酬额为限”。《日本民法典》第530条第（1）项规定：“广告人于完成其指定行为者期间，可以用与前广告同样的方法，撤销其广告。”此处悬赏广告的撤回，在合同法上与要约之撤回实有相似之处。
但究竟是采用契约说还是单独行为说，实属理论上之争议，而观各国和地区悬赏广告之制度设计，处理结果大致相同。“契约说”通过对无行为能力人和不知道悬赏广告存在之人完成悬赏行为之报酬请求权作特别规定后，仍然得到充分之支持，此与采单独行为说无异。同样，采用“单独行为说”的，也对悬赏广告之撤回或者撤销制度予以规定，肯定悬赏广告人之悬赏自由。正如王泽鉴先生所指出的，“悬赏广告法律性质的争论，严格言之，是一个法律学方法论上的问题”。“对具体问题之解决，并不因为采用何说而异，仅是说明方法不同而已”“在法学方法论上，应采实质标准。”近年，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修正案对悬赏广告规定进行了修改，其意在正式采用“契约说”，以免理论争论影响法律适用。台湾学界对该次修正有很大争论，王泽鉴先生对此有不同见解。苏永钦先生的认识可能更有意思，他认为，“由于悬赏广告可以用契约方式作成，也可以采用单独行为方式创设行为人（广告人）一方的给付报酬义务，两者皆不违反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则，则立法者究应以何者为‘典型’，决定的关键就在该社会中悬赏广告的实务以何者为多，一般人以何种态度看待此类广告。”所以，台湾地区“民法”关于悬赏广告修正案“不论以契约还是单独行为作为悬赏广告的主要类型都不要紧，本次修改的贡献，不在‘正确’选择了契约作为主要类型，而在把主次类型分得比较清楚。”
本司法解释将悬赏广告规定其中，在悬赏广告的性质上当然可以解释为采用了“契约说”。由于此处只是对悬赏广告作了原则性规定，以期使悬赏广告能够取得普遍效力的法律依据，但规定过于简单，法官处理各类悬赏广告案件时必须充分进行解释，准确把握悬赏广告制度全部内涵和体系结构，以避免简单采契约说而忽视特别情形的规制。
三、悬赏广告的构成及效力
悬赏广告之成立，按“契约说”，即须有要约和承诺，成立悬赏广告合同。悬赏广告是不要式合同、不要物合同、有偿合同和双务合同。具体而言：
1．悬赏广告之要约
悬赏广告的要约，就是悬赏人以公开声明的方式对完成特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的意思表示。
（1）悬赏人。从悬赏广告实践来看，悬赏人的范围很广，悬赏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并无特别限制。法人中既有民事主体的公司、企业，也有事业法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机关法人也成为悬赏广告的主体。近年广泛引发社会关注的悬赏广告案件，多数与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有关，如犯罪线索悬赏、执行悬赏、交通违法悬赏等等，都曾引发社会热议。悬赏人必须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发布悬赏广告的，可以按照《合同法》和《民法通则》有关合同效力的规定处理。
对于悬赏人在发布悬赏广告后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的，该悬赏广告所产生的报酬支付债务如何来承担，通说认为应当按照继承法之规定处理，由继承人承受其权利义务；如果属于法人的，则应纳人法人清算程序处理，仍由该公司享有权利，并以其财产承担债务。
（2）以公开方式发布悬赏广告。悬赏应当以公开形式予以声明，即以“广告形式”作出悬赏的意思表示。以“广告形式”其意在要求悬赏应当以针对不特定人而声明，而不仅限于广告法规定的广告方式。既可以在报刊上登载，也可以在广播电视上播放；既可以在公开场合进行张贴，也可以当街喊叫；既可以是文字方式，也可以是语言方式。不特定人，以属于多数为已足，一定范围之人，亦无不可。
（3）须有一定行为的完成。完成一定行为是悬赏广告要约的实体内容之一，它是悬赏人和相对人之间权利义务产生的基础。一定行为，既可以是积极的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既可以是对悬赏人有利益的行为，也可以是对悬赏人不利益的行为，既可以涉及公利的行为，也可以涉及私利的行为，既可以是只有特定人能够完成的行为，也可以是多数人都能完成的行为。完成一定行为，悬赏广告中应当有一定期限的限制，行为之完成应当在期限内，超出期限的，不能产生悬赏广告中完成一定行为的效果。
该行为应以合法行为为限，凡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行为，均不能成为悬赏广告之“行为”。即使完成了该行为，也不能产生悬赏广告之效力。所以，本条解释规定“但悬赏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情形的除外”，意即悬赏广告如果存在法律规定无效情形的，不能产生悬赏广告的效力，应按照无效合同处理。
对于在悬赏声明之前已经完成一定“行为”的，是否可以按照悬赏广告而取得报酬请求权，应当细究悬赏之本意，即看悬赏人意在促使完成一定行为还是重点在于一定行为，如果属于前者，在悬赏前已经完成的行为不符合悬赏要求，如果属于后者，在悬赏前已经完成的行为符合悬赏的要求。比如，刑事犯罪的亲属为及早破案而发布对提供破案线索的人给予报酬，在发布悬赏广告之前有人已经向公安机关提供了破案的线索，而正由于该线索，使公安机关顺利破案，悬赏人其意在能有线索帮助破案，而不在于是否在悬赏后提供破案线索，因此应当认定提供线索的行为符合悬赏广告要求。
2．悬赏广告的承诺
悬赏广告的承诺与一般合同的承诺不同。一般的承诺是一种意思表示，并须向要约人作出，以承诺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悬赏广告的承诺，是以完成一定行为为意思表示的方式，完成一定行为时承诺生效。此即悬赏人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支付报酬，完成特定行为的人请求悬赏人支付报酬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之本意。当然通常情况下，悬赏广告的承诺应当以行为人知道有悬赏广告存在为前提，即完成行为以对悬赏广告要约之承诺为目的。但这只是通常情况，对于特殊的两种情况，应当特别对待：一是对不知道有悬赏广告的人完成一定行为的，不能以行为人行为时不知悬赏广告存在为由使其不享有报酬请求权。对此有两种解释：扩大承诺范围，悬赏广告的承诺以完成行为即为成立，不以知道悬赏广告为必要；将不知悬赏广告存在之情形设为特例，准用悬赏广告承诺的法律效果，即享有报酬请求权。两种解释方法其结果相同，均无不可。对此各国法律均设特别规定。二是无行为能力人完成一定行为的，是否享有报酬请求权。悬赏广告是契约行为，承诺人应当是适格的合同主体，以有行为能力为必要。因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完成一定行为的，原则上不能当然作为承诺，在处理上，可以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关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的有关规则，由法定代理人追认而确定其生效，当然也可以享有报酬请求权。尽管如此，可能使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理论上权利保护不足，但实践中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完成悬赏广告行为的情形很少见，加之法定代理人追认制度，似可解决好这一问题。
3．悬赏广告的效力
悬赏广告成立后的法律效果有两方面：一是行为人的报酬请求权，二是行为结果的归属。
（1）报酬请求权。报酬请求权是悬赏广告最主要的法律效果。悬赏广告中一般都会明确约定支付一定的报酬，这是完成行为人享有报酬请求权的基础。一般情况下，悬赏广告会对支付报酬的数额有明确约定，如“如有提供破案重要线索者，支付酬金五十万元”，或者“评为一等奖之作品，获得奖金一万元”，“请拾到者归还，失主愿以五千元重谢”等。悬赏广告有明确约定的，支付报酬时则以约定为准。也有一些悬赏广告对支付报酬的数额没有具体约定，只是说“请予归还遗失物，失主愿重金酬谢”。重金酬谢，只是说明要给予酬谢，但酬谢的数额并不明确。加之我国《物权法》关于遗失物归还的报酬也没有明确规定，具体标准还需要法官自由裁量。但一般应当符合：下不低于完成行为人为此付出的费用等成本，上不高于悬赏广告人因此而获得的最高利益。如归还遗失物的，不能低于拾得人的保管费用、返还费用，不宜高于遗失物本身的价值。总之，应以生活之常识、常理，按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报酬的数额。
（2）完成悬赏广告行为所产生的成果的归属。一般的完成悬赏广告行为都会产生成果，有的成果不能独立存在，如提供线索破案，结果是破案，但不能作为独立价值而确定其归属；有的成果则可能成为法律上承认的独立价值的财产，如文稿、商标、专利等等。那么这些完成行为的人取得报酬请求权后，这些完成行为之成果该如何确定其归属Z参考各国立法例，原则上这些成果的归属应按照悬赏广告的约定处理。悬赏广告没有约定的，原则上归行为人所有。
四、悬赏广告的适用范围
悬赏广告在两种情况下效力受到限制：一是对于悬赏广告确定的行为完成负有特定合同义务的人；二是对于完成悬赏广告确定的行为负有法定义务的人。
（一）对于悬赏广告约定的行为负有特定的合同义务
根据悬赏广告人与相对人的合同约定，该合同相对人对完成悬赏广告中的行为负有合同义务的，则该相对人完成悬赏广告的行为，同时也是其履行与悬赏广告人合同义务的行为，这就产生同一行为满足两个法律关系的情形。此种情形，应当采用特别约定优先的原则，该合同相对人只能按照其与悬赏广告人之间单独的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权利义务，而不适用悬赏广告取得报酬请求权。比如，游泳场馆按照其与顾客签订的合同，负有在顾客游泳过程中出现紧急情况的救助义务，不能因为其进行的救助行为与悬赏广告约定的行为一致，而要求取得报酬。
（二）行为人负有完成该行为的法定义务
行为人负有完成该行为的法定义务的，行为人完成悬赏广告的行为，不能依据悬赏广告取得报酬请求权。行为人负有完成悬赏广告行为的法定义务的情形相对较多。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国家公职人员依据法律规定，履行其职务的行为，即使与悬赏广告所指定的行为一致，也不能依据悬赏广告取得报酬请求权。因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承担着履行好职责的法定义务，即使没有悬赏广告也应当完成其职责。如果允许悬赏广告适用于国家机关人员履行公职的行为，其结果会导致公权力行使如同交易，不利于维护公权机关的形象，同样，如果允许适用悬赏广告，也与公权力之性质相违背。公安机关就负有犯罪侦查和维护治安的职责，破案是其法定义务，不得推辞。如《人民警察法》第19条规定：“人民警察在非工作期间，遇有其职责范围内的紧急情况，应当履行职责。”第21条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诸如制止犯罪、追捕逃犯、捉拿盗贼、寻找价值重大的遗失物、解救人质等都属于其职责范围内的紧急情况，警察完成以上工作即使是在非公职期间，仍然属于其法定职责，仍然不能按照悬赏广告请求支付报酬。国家质检部门就应当对产品质量问题进行检查监督，海事救捞局对遇险渔民的救助也是法定职责等等。当然一般情况下，国家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之外，按照悬赏广告要求完成一般的民事行为的，与其他民事主体一样，也有权享有民事权利，在完成悬赏广告的指定行为后可享有报酬请求权。
2．依据法律规定负有完成某行为的义务的人，完成该行为时也不能取得报酬请求权。如犯罪受害人对提供破案线索的悬赏广告，如果犯罪人提供了犯罪线索的，不能按照悬赏广告取得报酬请求权。再比如，窃贼偷了人家的东西，失主寻物悬赏广告，窃贼归还该物的，也不能按照悬赏广告取得报酬请求权。还有因其在先行为而产生了完成某一行为的义务的，即使完成了该行为，也不能按照悬赏广告请求支付报酬，如带未成年人去游泳，未成年人出现溺水，该人就负有救助的义务，不能因为其救助行为而向未成年人的家属要求支付悬赏广告约定的报酬。
悬赏广告适用的上述例外情形，为一般通例。现实中也经常见到如犯罪受害人家属奖赏破案的警察的情况，奖赏负有法定或者合同义务的人的情形。此种奖赏原则上属于道德层面，由当事人自愿履行。如果人民法院受理此类案件，除非当事人在悬赏广告中明确确定不适用上述例外，一般不宜支持支付报酬的请求。
五、悬赏广告的几个特殊问题
（一）数人完成悬赏广告行为的报酬请求权问题
实践中数人完成悬赏广告行为的，如何确定报酬请求权问题，是实务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一般可分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1．数人先后分别完成该行为的，除非悬赏广告中有特别约定，一般应由先完成该行为的人取得报酬请求权，后完成行为人不能取得报酬请求权。
2．数人共同完成该行为或者同时分别完成该行为的，由该数个行为人共同取得报酬请求权，每人有权获得报酬的相等部分。
（二）悬赏广告的撤回问题
允许悬赏人于一定条件下撤回悬赏广告，是各国和地区通行的做法。如《德国民法典》第658条规定：“到行为实施时为止，悬赏广告可以被撤回。只有在撤回被以与悬赏广告相同的主要公告，或者以特别的通知进行撤回时，撤回才有效力。”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65条第1项规定：“预定报酬之广告，如于行为完成前撤回时，除广告人证明行为不能完成其行为外，对于行为人因该广告善意所受之损害，应负赔偿之责。但以不超过预定报酬额为限。”
悬赏广告的撤回，在时间上各国和地区规定并不一致。德国以行为实施前为必要，而瑞士、我国台湾地区则以行为完成前为必要。按契约说，承诺成立前，要约可以撤回，我国《合同法》对此有规定。所以，悬赏广告原则上应以行为完成前为时间上的限制。如果行为已经完成，则悬赏广告已经完成生效，即不能再撤回要约，只能是撤销悬赏广告，其后果也是合同违反而非违反要约。
悬赏广告撤回，在形式上应当以不低于悬赏广告方式。撤回悬赏广告应当采用与悬赏广告相同或者优于悬赏广告方式的形式，才能产生撤回的效力。如果不能符合此项要件，则悬赏广告的撤回不产生法律效力，悬赏广告仍然有效。但对于明知已经撤回的行为人，该撤回有效。
悬赏广告撤回，在法律效果上，按照撤回的情况而有不同。如果是在行为实施前撤回的，由于行为并未发生，悬赏广告失效后，不会产生其他法律后果。如果撤回于行为完成前进行，悬赏广告失效后，依悬赏广告实施一定行为的人，因悬赏广告被撤回而遭受的损失，可以请求悬赏广告人给予赔偿，赔偿额以悬赏广告约定的报酬额为限。如果悬赏广告人能够证明，该行为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则不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