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156

⑴ 在合同法里如何解释"合同的附随义务"

1.附随义务是指合同关系发展过程中及合同关系终止后的一定时期，依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所应负担的给付义务以外的义务。
2.附随义务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诚实信用原则，确立附随义务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关系、强化对债权人的保护、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及完善合同法立法与理论。附随义务内容随合同关系发展而有不同的体现，基于附随义务发生阶段的不同，违反附随义务的法律后果也不同。
3.附随义务的内容:附随义务随合同关系的不断发展，表现出不同的内容。我国合同法对附随义务内容的规定大体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通知义务,又称告知义务，指合同当事人应将对合同相对方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告知对方的义务。如《合同法》第158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
说明义务，合同当事人对合同相对方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负有向对方说明的义务。如《合同法》第199条规定：“订立借款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贷款人的要求提供与借款有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
协助义务，是指合同当事人应协助对方履行义务，以使合同目的能顺利实现的义务。在合同关系上，债务人所负的履行义务多数是积极的给付义务，以满足债权人利益为目的。而债权人要现实地享有合同利益，就必须以自己的行为接受债务人的履行、配合债务人完成履行行为。如果没有债权人的配合、创造必要的条件，合同将无法得到履行或不能达到履行的效果。为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债权人负协助义务。如《合同法》第259条规定：“承揽工作需要定作人协助的，定作人有协助的义务。”
照顾义务，债务人履行合同时，应以谨慎、诚实的态度照顾合同相对方及合同标的物，辅助债权人实现给付利益。如《合同法》第156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包装方式交付标的物。对包装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按照通用的方式包装，没有通用方式的，应当采取足以保护标的物的包装方式。”
保密义务又称忠实义务，是指合同当事人负有将通过合同关系了解到的对方的秘密予以保密的义务。因为在合同订立时，为了使对方了解和信任，一方往往要向对方透露自己的一些秘密，如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等。
如《合同法》第266条规定：“承揽人应当按照定作人的要求保守秘密，未经定作人许可，不得留存复制品或者技术资料。”
保护义务，当事人履行合同时，应尽交易上的必要注意，保护相对方的人身和财产利益。如《合同法》第282条规定：“因承包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承包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⑵ 合同法中的六大义务

附随义务随合同关系的不断发展，表现出不同的内容。我国合同法对附随义务内容的规定大体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1、通知义务
通知义务又称告知义务，指合同当事人应将对合同相对方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告知对方的义务。如《合同法》第158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
2、说明义务
合同当事人对合同相对方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负有向对方说明的义务。如《合同法》第199条规定：“订立借款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贷款人的要求提供与借款有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
3、协助义务
协助义务是指合同当事人应协助对方履行义务，以使合同目的能顺利实现的义务。在合同关系上，债务人所负的履行义务多数是积极的给付义务，以满足债权人利益为目的。而债权人要现实地享有合同利益，就必须以自己的行为接受债务人的履行、配合债务人完成履行行为。
如果没有债权人的配合、创造必要的条件，合同将无法得到履行或不能达到履行的效果。为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债权人负协助义务。如《合同法》第259条规定：“承揽工作需要定作人协助的，定作人有协助的义务。”
4、照顾义务
债务人履行合同时，应以谨慎、诚实的态度照顾合同相对方及合同标的物，辅助债权人实现给付利益。
如《合同法》第156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包装方式交付标的物。对包装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按照通用的方式包装，没有通用方式的，应当采取足以保护标的物的包装方式。”
5、保密义务
保密义务又称忠实义务，是指合同当事人负有将通过合同关系了解到的对方的秘密予以保密的义务。因为在合同订立时，为了使对方了解和信任，一方往往要向对方透露自己的一些秘密，如商业秘密、技术秘密等。
如《合同法》第266条规定：“承揽人应当按照定作人的要求保守秘密，未经定作人许可，不得留存复制品或者技术资料。”
6、保护义务
当事人履行合同时，应尽交易上的必要注意，保护相对方的人身和财产利益。如《合同法》第282条规定：“因承包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承包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⑶ 合同义务 分什么主行为从行为

1.主法抄律行为是指在两个有联系的袭法律行为中，不依赖于他行为而可独立存在的法律行为；而须依赖于他行为而存在的法律行为，就为从法律行为。
2.区分主法律行为与从法律行为的主要意义在于：从法律行为的命运决定于主法律行为，主法律行为不存在，从法律行为也不能存在。
3.比如甲乙签订借款合同，丙为乙提供担保签订了担保合同。借款合同是主法律行为，担保合同则是从法律行为。

⑷ 论法律的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也称公正原则、正义原则、公道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指在当专事人双方对属造成损害都无过错的特殊情况下，侵权行为人也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公平责任的出现是现代侵权行为法发展的产物，它已经逐步为许多国家的侵权行为法所接受。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对公平责任作了明确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我国《民法通则》中对公平责任原则作了明文规定，符合社会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合同法》以公平原则确定了当事人各方的权利义务，弥补了我国立法上的不足，在市场经济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⑸ 作为公司法人都有哪些权益

公司本身为企业法人，公司法人为简称，即法人的代表，又称法定代表人。

作为法定代表人享有的权益如下：
第一，公司法人本质上是公司经营权的最高代表，拥有生产经营的最高管理权。
法律依据：
《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规定，“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
《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第二，银行认可的预留印鉴包括公章，法人章和财务章。法人的凭信效力被银行认可。
法律依据：
《票据法》第7条规定，“票据上的签章，为签名、盖章或者签名加盖章。法人和其他使用票据的单位在票据上的签章，为该法人或者该单位的盖章加其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权的代理人的签章。在票据上的签名，应当为该当事人的本名。”

第三，法人签字行使公司行政职权。在签署合同文书时，享有专属权益。其他人未经委托不能替代。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代表企业行使职权的签字人。”
《合同法》第32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公司法》第129条规定，“股票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公司盖章。”第156条规定，“公司以实物券方式发行公司债券的，必须在债券上载明公司名称、债券票面金额、利率、偿还期限等事项，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名，公司盖章。”

⑹ 什么样的合同是无效合同无效合同一点法律效益都没有吗

一、无效合同是那种严重欠缺有效要件，在法律上不按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赋予其法律效力的合同。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二、无效合同不受法律保护，条款内容不需要履行。无效合同自成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合同无效，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
资料扩展：
目前我国法律制度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只有以下5种：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签的合同无效。

(二)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签的合同无效

(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四)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无效。

(五)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合同无效。

⑺ 买卖合同中产生质量纠纷，怎么办

买卖合同质量纠纷买受人如果在约定检验期通知出卖人，如没有约定检验期的，应当在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可以不接受物品或者解除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

第一百四十八条 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

第一百五十八条 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

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 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

买受人在合理期间内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但对标的物有质量保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不适用该两年的规定。

出卖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标的物不符合约定的，买受人不受前两款规定的通知时间的限制。

(7)合同法156扩展阅读：

检验期间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既可以由当事人约定，也可以由法官酌定，买卖法还规定了两年的最长期间。

这些不同的期间含义如何，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不同地区的法院有不同的做法。下面拟从几个案例出发，对相关问题作一探讨。

案例一：正达公司与莘鸿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当事人约定了机器质保期为一年，正达公司提出质量异议的期限应当是自收货之日起一年，检验期也应当是一年。在该案中，法院直接将质量保证期认定为了检验期。

案例二：汉源公司与双贵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当事人虽然在合同中约定了“保修期为6个月，并按约定的质量标准进行验收，货到工地，安装调试后止”，但该检验期间过短，买受人无法完成全面检验，因此原告可以在两年最长期间内提出质量异议。

而原告在收货后两年内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应当视为在合理期间内提出了异议。在该案中，法院认为检验期间过短后，并没有另行确定合理期间，也未考虑保修期的约定，而是直接适用了两年最长期间。

案例三：伟达公司诉瑞达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伟达公司虽然主张交付的货物存在质量问题，但其未在合同约定的到货30天内提交书面异议，亦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货物的质量问题，对其主张不予采信。

双方约定了三年的质保期，伟达公司如果有证据证明在质保期内电池有质量问题，可以要求瑞达公司更换，但这属于双方自行协商或另行起诉的问题。在该案中，法院认定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提出异议，否则即使未过质保期，也不能再以标的物存在质量问题提出异议。

案例四：启测公司诉奥尔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一审法院以买受人未在质量保证期内提出质量异议，对其抗辩不予支持，而二审法院则认为双方没有约定检验期间时，买受人应当在合理期间内或质量保证期内提出异议，否则视为质量符合约定。

检验期间为我国合同法所确认，该法第一百五十八条不仅规定了约定期间、合理期间，还明确了两年最长期间以及质量保证期等，这种将各种期间杂糅在一起的立法，易造成实践中对上述各期间相互关系理解与适用上的混乱：

在案例一，法院将质量保证期等同为了检验期；

在案例二，法院在当事人有质量保证期约定的情况下，并没有考虑该约定而是适用了两年最长期间；

在案例三，法院认为检验期间与质量保证期存在根本区别，两者不能混同；

在案例四，法院认为当事人有质量保证期但无检验期间约定的情况下，还应受合理期间的约束。可见，司法实践对各期间的关系存在较大分歧，在适用过程中也有不同的判断标准。

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买卖合同解释），试图缓解司法实务中的混乱，如明确了合理期间的判断标准、区分外观瑕疵和隐蔽瑕疵等，但对于各期间之间的关系并未涉及，实践中仍然存在不同的做法。

⑻ 比较我国合同法与CISG的区别和联系

一、合同的订立
如果比较 CISG 第二部分“合同的订立”( 第 14 条 － 第 24 条)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订立”( 第 9 条 － 第 43 条)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合同法对于 CISG 规定作了相当充分的借鉴和吸收。比如，关于要约是否具有拘束力以及要约是否可以撤销，这是合同缔结法统一化过程中遇到的最为困难的问题之一，因为不同国家的做法并不一样。CISG 第 16 条等规定反映出了调和不同见解的意图，第 1 款以要约可撤销为原则，不过，它对这一原则作了限制。中国原来的民法理论受德国民法理论的影响，承认要约的形式拘束力[4]290，目的在于保护受要约人的利益，维护正常交易的安全。不过，中国合同法并没有明文规定要约的形式拘束力，而是参考了 CISG，规定了要约的撤回及撤销，惟对此作了若干的限制( 中国合同法第19 条) 。
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国合同法“总则”与“分则”的结构，就会明白，该法规定的合同的订立并不限于买卖合同，而是对于所有的合同都可以适用的。
二、合同解除
( 一) 根本违约
根本违约( fundamental breach) 的思想被中国合同法接受了，体现在第 94 条第 2 － 4 项。但是，与 CISG 第 25 条相比，二者有一些差异。其一，CISG 第 25 条对于根本违约的构成作了限制: “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这在中国合同法中是没有的。对于这一差异，有的学者指出: “我国法律规定对根本违约的判定标准不如《公约》那么严格，没有使用可预见性理论来限定根本违约的构成，只是强调了违约结果的严重性可以成为认定根本违约的标准。这实际上是抛弃了主观标准，减少了因主观标准的介入造成的在确定根本违约方面的随意性以及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因素。”（注：参见王利明: 《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4 页; 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7 － 288 页。中国学者对于公约第 25 条“可预见性”要件的理解，在公约起草时便已有同类观点存在。Schlechtriem 教授对此指出，这个概念更容易被错误地理解为主观归责因素。由于这里最决定性的问题是对合同以及约定的义务的解释，所以最终涉及的就是对每一项义务违反所产生的影响的证明和举证责任。参见[德]彼得·施莱希特里姆: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评释》，李慧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8 页。）其二，对于所违反的合同义务，CISG 没有进一步要求，只强调其结果（被违反的义务是( 用德国法术语) 主要义务( Hauptpflicht) 抑或是附随义务( Nebenpflicht) ，是给付义务( Leistungspflicht) 抑或是保护义务( Schutzpflicht，参照德国民法第 241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 ，是无所谓的; 附随义务( 或许宜称为附加义务) 也可能对债权人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可能决定合同“应存续抑或解消”。Vgl． Peter Schlechtriem，Internationales UN － Kaufrecht，4． Aufl． ，2007，Rn 114．）;中国合同法第 94 条第 2 项和第 3 项强调了违反的是“主要债务”，同条第 4 项则未再要求“主要债务”，中国的学说解释亦承认在个别场合，附随义务违约亦得构成根本违约，发生解除权[5]462。
( 二) 协议变更或者终止合同
CISG 第 29 条第 1 款规定，合同只需双方当事人协议，就可更改或终止。类似的规则在中国合同法中规定在第 77 条第 1 款和第 93 条第1 款。二者的差异是，CISG 第29 条第2 款规定，规定任何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必须以书面做出的书面合同，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但是，一方当事人的行为，如经另一方当事人寄以信赖，就不得坚持此项规定。中国合同法对于合同的协议变更或者解除，并没有规定类似的规则。但是，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有特别的约定，要求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的协议须采取书面形式，该约定仍有效力。另外，依中国合同法第 36 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该规定也可以适用于当事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协议，最终的效果，与 CISG 相去不远。
( 三) 解除通知的生效
依 CISG 第 26 条及第 27 条，解除合同的声明须向相对人发出通知，方始有效。依通常解释，该 通 知 不 以 送 达 为 生 效 要 件[6]48。依Schlechtriem 教授的观点，从 CISG 第 26 条及第27 条本身的措辞和制订者们的本意出发，应该确认意思表示是从发出时生效的。尽管他本人从法的应然性角度出发，赞同 Neumayer 的观点，即形成权性质的意思表示不应当被视为在受领 人 完 全 没 有 知 晓 的 情 况 下 就 可 以 生效[6]109。而依中国合同法第 96 条第 1 款，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在这一点上，中国合同法与 CISG 存在差异。
( 四) 解除的法律后果
中国合同法第 97 条和第 98 条的规定与CISG 第 81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差异体现在，CISG 规定“如果双方都须归还，他们必须同时这样做”。中国合同法没有这样明文的规定，学者解释上主张，可以类推适用合同法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规定( 第 66条)[5]263。
CISG 第 82 条规定了买方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或者要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的权利。类似的规则在中国合同法上并不存在。在学者解释上，学者指出，《德国债务法现代化法》废止了原来民法典第 350 －354 条，于第 346 条第 2 款规定了以作价偿还来代替返还，解除权并不消灭。德国法的这一转向，殊值重视。我国《合同法》就上述问题，未设明文规定，可以视为法律漏洞，在填补漏洞时，宜取法德国新法做法，不以因解除权人的事由使受领的标的物严重毁损灭失或者其他事由不能返还，作为解除权消灭的原因，而应当肯定解除权人仍保有其解除权，但行使解除权后须对受领的标的物作价偿还[5]484。
三、违约责任与免责
( 一) 关于先期违约
CISG 第 71 条和第 72 条是对先期违约( an-ticipatory breach) 的规定，同时，第 71 条也吸收了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 Unsicherheitseinrede) 的内容[6]256。在中国合同法中，一方面规定了不安抗辩权，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发端于普通法的先期违约制度。与 CISG 相比，一个形式差异在于，中国合同法并非规定在并排的两个条文，而是在不同的地方，规定了这两个制度，分别是第 68条、第69 条、第94 条、第108 条。
由于混合继受了两个法系的相似的制度，所以，中国合同法上述条文的解释适用遇到了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这里存在一些冲突或者不和协，特别是对于默示的拒绝履行场合的解除，是否需要经过催告及合理期限，在第 94 条第 2 项的规定上没有反映出来。在学说上，有见解主张宜采体系解释方法，对于94 条 2 项中“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形，在解释上应参照第69 条，进一步要求解除权的发生以“催告”为前提[5]462。这一解释结论，如果对照 CISG第72 条的规定，也可以进一步获得印证。
( 四) 要求特定履行
关于特定履行( specific performance) ，CISG采取折衷方案( 第 28 条) ，以“法院没有义务做出判决，要求具体履行此一义务”为原则，以“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对不属本公约范围的类似销售合同愿意这样做”为例外。CISG 第46条规定了买受人的履行请求权，第 62 条规定了出卖人的履行请求权。中国合同法第 107 条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条款，并列规定违约方“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肯定非违约方有履行请求权，在通常解释上，非违约方原则上有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法院对于非违约方的选择有一定的裁量权。中国合同法第 109 条规定了金钱之债的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第 110 条规定了非金钱之债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这种区分，虽然可以从形式上能够分别对应于 CISG 第46 条和第62条，从实际内容上看，似乎没有鲜明的受 CISG影响的痕迹。
中国合同法第 110 条针对非金钱债务规定了三种排除履行请求权的情形: ( 1) 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 ( 2) 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 ( 3) 债权人在合同期限内未要求履行。与之相比，CISG 虽未作相似的规定，但通过解释，也可以获得相似的效果。比如，学者指出，在 CISG 中在货物交付原始不能场合并不妨碍合同成立，由此引发是否可能就不能的给付请求履行的问题，不过，参照CISG 第 46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有排斥对于出卖人过酷且不合理的要求交付代替货物以及要求修理的意旨，故应解释为，对于不能义务的履行请求不予承认[7]22。
中国合同法第 111 条针对质量不符合约定，规定了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其中的“修理、更换、重作”属于强制履行的表现形态[8]314，被称作“补救的履行请求”[5]543。CISG 第 46 条第 2 款规定了更换，同条第 3 款规定了修理，并分别规定了相应的请求权要件，前者要求“此种不符合同情形构成根本违反合同”，且要求“必须与依照第 39 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通知发出后一段合同时间内提出”; 后者要求“必须与依照第 39 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通知发出后一段合同时间内提出”。与之相比，中国合同法第 111 条的规定比较富有弹性，“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救济方式，这里的“合理”一词，其实也是在赋予裁判者以裁量权。另外，修理、更换、重作，作为强制履行的表现形态，也要适用《合同法》第 110 条对履行请求权所做的限制[5]546，包括“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场合( 第110 条第3 项) ，排除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值得探讨的是，《合同法》第 110 条第3 项与《合同法》第 158 条所规定的检验期间( 瑕疵发现期间) 的关系。我个人初步的意见是，二者所规定的属于同一类性质的问题，可将前者理解为一般规定( 在总则部分) ，将后者理解为特别规定( 在分则部分) ，并依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解决( 三) 减少价款
CISG 第 50 条规定了减价 ( price rec-tion) ，就此规定，是理解为对于大陆法继受自罗马法的减价之诉( actio quanti minoris) ，抑或理解为合同改订的一种情形，抑或理解为普通法( common law) 中的一种损害赔偿，看法并不统一。大陆法圈的文献倾向于持“合同的一部解除”或者合同改订的观点加以说明; 而在普通法圈中，一方面引用大陆法圈的见解，又以之可以通过本来的损害赔偿加以处理，对于减价规定的设置表示怀疑，这样的文献也是存在的。不过，也有学者提示，从 CISG 对于条文的安排来看，减价( 第 50 条) 被放在合同解除( 第 49 条) 与出卖人的一部不履行( 第51 条) 之间，故将减价放在合同的一部解除( partial avoidance) 的位置上，也是可能的[7]24。
中国合同法在总则第 111 条规定了“减少价款或者报酬”，在立法体系安排上，将减价规定在合同法总则，而不是像德国民法第 441 条规定在“买卖”部分（注：对于德国新债务法的规定，Zimmermann 教授不无遗憾地指出，鉴于新债务法起草人的总体目标是尽可能地将对于隐蔽瑕疵的责任统合进规范违约的一般制度，看到在新的德国民法典中保留着分裂着的减价规定，真是让人吃惊。See Reinhard Zimmermann，TheNew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pp． 115 － 116．）。中国的学说对于减价的探讨尚不多见，既有的探讨将减价权理解成为一种形成权，同时认为与其将减价权建构在“一部解除”思想之上，不如建构在“合同变更”思想之上[9]21。
( 四) 损害赔偿
如果卖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受方可以按照公约第 74 条至第 77 条的规定，要求损害赔偿( CISG 第 45 条第 1 款 b项) 。如果买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卖方可以按照第 74 条至第 77 条的规定，要求损害赔偿( CISG 第 61 条第 1 款 b项) 。CISG 第 45 条第 1 款 b 项所规定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所基于的原理是，卖方担保其对于合同义务的履行。该责任并非基于过错、在卖方控制下的特定情事的存在或者关于履行的特别合同担保，而只是由于不履行合同义务而产生责任。如果不履行是由于第 79 条所谓的无法预见的客观障碍，则不产生损害赔偿义务（注：See Hub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45 Rn 37 － 38． Vgl． auch Müller － Chen in: Schlechtri-em / Schwenzer ( hrsg． ) Kommentar zum Einheitlichen UN － Kaufrecht，5． Aufl． ，2008，Art． 45 Rn 8．）。在 CISG 第 61 条第 1 款，违约亦无须是由于买方的过错，尽管人们须意识到存在着依第 79 条和第 80 条免责的可能（注：See Hag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61 Rn 2．）。CISG 就违约方损害赔偿责任的发生，不以过错为要件，但有免责的可能，这种规定在中国被称为“严格责任”，并被认为是合同法的发展趋势，进而影响到了中国《合同法》的起草[10]45。对此，虽有中国学者从立法政策立场提出反对意见，（注：参见崔建远: 《严格责任? 过错责任?》，载《民商法论丛》第 11 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0 页以下; 韩世远: 《违约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8 页以下。）《合同法》第107 条最终并未将“过错”作为违约责任或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在这点上，应该承认中国合同法确实受到了 CISG 的影响。
CISG 第 74 条规定确定损害赔偿范围的可预见性规则( foreseeability) ，这一规定被中国合同法第 113 条第 1 款完全吸收。CISG 第 75 条规定的替代交易场合的损害赔偿计算方式、第76 条规定的未从事替代交易场合依时价计算损害赔偿的方法，在中国合同法中虽未明确规定，在中国实务中的做法，也是大致相当。CISG第 77 条规定的减轻损害规则，中国合同法第119 条的规定与之大致相当。
( 五) 免责
CISG 第 79 条规定的免责事由是“不能控制的障碍”( an impediment beyond his control) ，中国合同法规定的免责事由则是“不可抗力”( force majeure) 。后者被定义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第 117 条第 2款) ，而 CISG 所用的不是 and，而是 or。因而，中国合同法上的免责事由被限定得严格。CISG 第 79 条第 5 款规定，“本条规定不妨碍任一方行使本 CISG 规定的要求损害赔偿以外的任何权利”。这包括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中国合同法第 94 条第 1 项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而，二者在这点上是共同的。
四、买卖合同
( 一) 买卖的标的物
CISG 所规定的买卖的标的物，正如其名称所反映出来的，是货物( goods) ，同时 CISG 又明确排除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经由拍卖的销售、根据法律执行令状或其他令状的销售、公债、股票、投资证券、流通票据或货币的销售、船舶、船只、气垫船或飞机的销售、电力的销售( CISG 第 2 条) 。
中国《合同法》所规定的买卖的标的物是有体物，并不包括权利。这里的有体物，并不以动产为限，尚包括不动产。当然，土地不能成为买卖的标的物( 只是土地使用权可以流转) ，故这里的不动产主要指房屋之类建筑物。这里的买卖，既可以是商事买卖，也可以是民事的买卖，包括消费者为买受人的买卖。拍卖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买卖。
( 二) 卖方的义务
卖方的义务( CISG 第 30 条、中国合同法第135 条、第 136 条) 、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地点( CISG 第31 条、中国合同法第 141 条) 、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时间( CISG 第 33 条、中国合同法第138 条、第 139 条) 等，中国合同法学习了 CISG。
( 三) 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统合入违约责任
中国法是大陆法系大家庭中的一员，因而，起源于罗马法的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便很容易被想当然地以为存在于中国法中。这一问题，在中国统一的合同法之前，学说上存在分歧。中国合同法第 153 条规定了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第 155 条规定，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依照本法第 111 条的规定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第111 条是合同法总则“违约责任”章中的一个条文，它规定: “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 61 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对于中国合同法的上述规定，尽管有个别学者认为瑕疵担保责任在中国合同法上相对独立，它与一般的违约责任竞合，买受人可以根据个案择一而主张[11]，主流的学说则主张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在中国合同法上已被统合进了违约责任，中国法奉行的是违约责任“单轨制”，而不是违约责任与瑕疵担保责任并存的“双轨制”[12]。中国合同法的这一立场，实际上是学习了 CISG。违反 CISG 第 35 条第 1 款而质量不符的情形，既可以包括有瑕疵的履行( peius) ，也可以包括给付他种物( aliud) ，且均可因瑕疵通知期间的徒过( 错过责问 Rügeversaeumung) 而“治愈( geheilt) ”[6]123。同样，依中国合同法第 158条，买受人怠于将标的物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不存在另外追究出卖人一般违约责任的余地。在中国合同法之后，同为大陆法系一员的德国民法，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也已实现了这种统合[13]79 －121。
CISG 第 35 条对于标的物在数量、质量、规格、包装方面的符合性作了专门规定，对此，中国合同法并没有完全照搬，而是分散地作了规定。换言之，在中国合同法上，买卖标的物的合同符合性并非集中地规定的，而是分散的。其中，对于质量的符合性，规定在第153 条、第154条( 指引向第 62 条第 1 项) 、第 155 条( 指引向第 111 条) 、第 168 条、第 169 条等。对于数量的符合性，虽然没有像质量那样明确规定了出卖人的相关义务，但从其他条文可以看出，合同法还是作了相关的要求的，体现在第 158 条、第162 条以及第 72 条等。对于所谓“规格”，合同法没有专门的规定，而是体现在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 比如第 153 条) 或者凭样品买卖( 第169 条) 。合同法没有像 CISG 那样使用“通常使用的目的”和“特定目的”，但在第 169 条规定了凭样品买卖出卖人的买受人不知道样品有隐蔽瑕疵的，即使交付的标的物与样品相同，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的质量仍然应当符合同种物的通常标准。这里的“通常标准”概念，在功能上与 CISG 所谓的“通常使用目的”相当。对于包装，中国合同法第 156 条照搬了 CISG 第 35条第 2 款第 4 项。
CISG 第 38 条规定了买方检验货物的时间。中国合同法第 157 条的规定并不完全一样，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在没有约定场合的及时检验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中国合同法没有进一步区分情形详细规定，而是作了简化处理。这一做法并不意味着中国合同法的起草人认为 CISG 的规定不合理，而是考虑到了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便于使立法通过的考虑，在一些规定上删繁就简。
( 四) 风险负担
中国合同法第 142 － 149 条是关于买卖标的物风险负担的规定，这些规定显而易见是受到了 CISG 的影响，但又有所变化。
中国合同法吸收 CISG 的地方体现在: 规定了风险移转的交付主义( 第 142 条，CISG 第 69条第 1 款) 。规定了一些特别的规则，包括: 债权人迟延场合的风险移转( 第 143 条) 、在途标的物买卖中的风险负担( 第 144 条，中国法缺少但书) 、第一承运人规则( 第 145 条) 、特定地点规则( 第146 条) 。中国合同法规定了出卖人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标的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的转移( 第 147 条、CISG 第 67 条第 1 款后段) 。并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的，不影响因出卖人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买受人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第 149 条，CISG 第 70 条) 。
中国合同法第 148 条规定: 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这一规则以CISG 中是没有的。这一条是参考美国统一商法典作出的规定[14]229，但是，该条与统一商法典第 2 －510 条相比，也不是完全一样的，而是作了若干改动。
由于 CISG 中不存在标的物交付原始不能场合合同不成立的规定，该合同仍得有效成立，出卖人不交付标的物只是构成违约[6]36，故CISG 中的风险负担制度，被认为是与以双务合同概念为媒介的履行牵连关系机制无关[7]21。

⑼ 什么是合同质量

给你一篇文章来解决你的问题吧 买卖合同质量纠纷是因买卖合同质量产生争议而提起的诉讼，即买受人认为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而提起的诉讼，在此种诉讼中，原告一方当事人即为合同的买受人一方；而被告则为合同的出卖人一方。 （一）买卖合同标的物质量标准的确定规范 质量是指产品的优劣程度。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优劣直接影响买受人能否实现其订立合同的目的。买卖合同质量纠纷是司法实务中出现较多的纠纷类型。根据《合同法》第153条的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这是出卖人在买卖合同担负的主要义务之一，在法学理论中表述为出卖人的质量瑕疵担保义务。 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依以下原则确定判断买卖合同标的物是否合格的标准： 1．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标的物的质量标准，只要该约定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即可以按当事人约定的标准判断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是否符合要求。 2．当事人对合同标的物的质量标准未作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合同法》第61条的规定，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可以按照买卖合同的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3．当事人就有关标的物的质量标准未作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61条的规定仍然不能确定的，则依《合同法》第62条第1项的规定，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履行；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这也是与《民法通则》以及以往的合同法律规定相一致的。但是，我国《合同法》对标的物的质量标准的规定与其他国家是不完全相同的，在其他国家法律规定中一般是要求合同标的物应当符合通常使用目的和其他特定目的来确定的。而我国《合同法》则是首先要求质量应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如果没有这些标准时，才按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这里的“通常标准”应与国际公约以及国外法律作相同的解释，即符合中等品质的要求。 4．出卖人的说明构成对标的物的明示保证。说明是指出卖人向买受人所作的关于标的物的构造、性能、特征、功用和注意事项等方面的陈述。出卖人在出卖标的物时，往往会通过产品介绍、产品说明书等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对标的物的品质进行说明，如果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但出卖人提供了有关标的物的质量说明的，该说明即构成出卖人对标的物品质的明示担保，如果实际交付的标的物与该说明不符，即属于交付标的物的质量不符合要求。 （二）标的物质量瑕疵的表现及认定 所谓质量瑕疵，又称品质瑕疵、物的瑕疵，是指出卖人所交付的标的物存在质量不符合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标准，或者法律规定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通常标准和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的情况。质量瑕疵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1．标的物的外观质量不符合合同约定标准或者依法确定的标准，即标的物的表面瑕疵，通常是指标的物的外观、品种、型号、规格、花色等方面的瑕疵，对于表面瑕疵，买受人一般情况下无须通过特殊的检验就可以发现。 2.标的物的内在瑕疵，即标的物的内在质量不符合要求。对于标的物的内在瑕疵，则一般情况下需要通过检验或者使用才能够发现。 3.标的物的包装瑕疵，即买卖合同的标的物的包装不符合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合同法》第156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包装方式交付标的物；对包装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合同法》第61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应当按照通用的方式包装，没有通用方式的，应当采取足以保护标的物的包装方式。对于“足以保护标的物”的推定，应当理解为出卖人须以使用标的物损耗最小、安全、实用的方式包装标的物，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首先是包装是否牢固；其次是包装是否符合运输的要求，特别是不同运输工具的特定要求；再次是包装标志是否符合通用要求等。 （三）质量异议的认定标准 质量异议，又称质量瑕疵通知义务，是指买受人认为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存在质量瑕疵时，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向出卖人发出通知，否则视为标的物质量合格。该通知即为质量异议，该一定期限即为质量异议期限。因此，买受人是否在质量异议期内向出卖人为质量异议的通知，直接影响到买受人所提起的买卖合同质量纠纷案件的审理。质量异议既是买受人的权利，也是买受人的法定义务。根据《合同法》第157条、第158条的规定，我国《合同法》确立的质量异议制度包括两项内容： 1．买受人对标的物质量的检验义务。《合同法》第157条规定，买受人收到标的物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 在买卖合同中，只有买受人对标的物进行检验之后，才能确定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是否符合要求，以决定出卖人是否违反了质量瑕疵担保义务。因此，各国法律基本上都将买受人对标的物的检验规定为买受人的一项义务。 关于对合同标的物质量的检验，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①关于验货人，买受人应当检验标的物，但并不意味着验货人必然就是买受人，除买受人及其代理人自行验货以外，实践中还存在由买卖双方共同验货，以及由买卖双方指定有关质量检验机构进行验货的情形。 ②关于检验方法，对标的物质量的检验方法，可以由买卖双方在合同中进行约定，也可以不在合同中约定而由检验人以通常的方式进行检验。 ③关于检验时间，这是《合同法》规定的买受人检验义务的主要内容之一。而检验时间包含着验货开始的时间以及验货延续的时间两个方面，验货开始的时间一般是在标的物交付之时，由此，检验标的物的开始时间一般有：出厂时验货、装运前验货、装运时验货、卸货时验货、在买受人营业地验货等。关于验货延续的时间，参照《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38条第1款的规定，买受人必须按实际情况可行的最短时间内检验货物或由他人检验货物。而其中实际情形可行的最短时间主要是根据货物的性质、交易的情况和贸易惯例决定。我国《合同法》第157条规定，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的，应当及时检验。所以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的情况下，如何确定检验的合理期限，我们认为，根据《合同法》规定的精神，结合司法实践，可以从表现瑕疵与内在瑕疵两个方面进行判断：对比较容易发现的表面瑕疵，买受人须按标的物的性质，依通常的程序，从速检验其所受领的标的物；对内在瑕疵，应按标的物的性质、买卖合同的种类等进行综合判断，对不能立即发现的瑕疵，依我国《合同法》第158条的规定，其检验期最长也不得超过2年。
④关于验货地点，一般而言，验货地点是在标的物的交付地。但是也允许当事人对验货地点作出特别约定。 ⑤关于验货费用，如果合同中已经有明确约定的，应按合同约定处理。如果合同中未作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如果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合格的，则检验费用由买受人承担；如果标的物的质量经检验不合格的，则应由出卖人承担。 2．买受人对标的物质量瑕疵的通知义务。根据《合同法》第158条的规定，买受人发现标的物存在质量瑕疵的，应在质量异议期限内履行通知义务，在质量异议期内未通知出卖人的，买受人将会失去请求出卖人承担质量瑕疵担保责任的权利。结合《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对买受人提出质量异议的期限应当作如下认定： ①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提出质量异议。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有标的物的质量检验期的，买受人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即如果当事人之间对检验期间有约定的，依照合同自由原则，自应适用当事人的约定。 ②未约定检验期间的，为买受人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物质量瑕疵的合理期间内提出质量异议。这是与各国的立法相一致的。所谓合理期间，是指买受人对标的物进行正常检验以及通知出卖人所必需的时间。它包括两个时间—发现瑕疵所需时间和进行瑕疵通知所需时间。区分瑕疵的不同情况，对于表面瑕疵，即存在于物的表面，无需专门检验，从标的物外观或凭买受人的生活经验就能发现的瑕疵，从买受人受领标的物时即应通知；如一时不能通知的，在能够通知时应立即通知；另外对于属于包装好的标的物，需要开包后才能发现表现瑕疵，买受人对开包后发现数量或者表现质量瑕疵的，应在开包后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无论如何，买受人间隔较长时间才通知的，视为怠于通知。如出卖人数次催要货款，买受人未通知，直至出卖人向法院起诉才通知的，视为标的物没有质量瑕疵。 而对于内在瑕疵或者隐蔽瑕疵，即存在于物的内部，需经使用或专门测试才能发现的瑕疵，买受人应在发现后的合理期间内及时通知出卖人。对于“合理期间”的确定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这可以结合“怠于通知”进行理解，即一般要求买受人在发现标的物存在质量瑕疵时应当立即通知出卖人，但是如买受人一时不能为相关通知的，在能为通知时应当立即通知；如果发现标的物存在质量瑕疵时，放任不管，不以为意，相隔较长一段时间才为通知的，可以视为怠于通知。 ③未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提出质量异议的最长法定期限为两年。不论标的物的质量存在表面瑕疵，还是隐蔽瑕疵，买受人自收到标的物之日起两年内未提出质量异议的，法律视为标的物没有质量瑕疵，买受人无权提出质量异议。此条规定的2年期间，一般认为是诉讼时效期间，即无论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数量是否短少、质量是否存在瑕疵，经过2年后，买受人即丧失对出卖人的请求权。《合同法》的这一规定也是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39条的规定相一致的。①我国《合同法》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瑕疵的主张规定2年的诉讼时效的原因是，现代经济流转速度快、数量大，不应使买卖双方的关系长期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而质量瑕疵担保责任是纯为买受人利益而设定的，为平衡双方利益，自然应对买受人的权利作一定的限制。 ④有质量保证期的，应在质量保证期内提出质量异议。根据《合同法》第158条的规定，如出卖人对标的物的质量定有质量保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为买受人提出质量异议的最长期限，而可以不受2年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如国家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对标的物进行包修、包换、包退的标的物，在其保证期内，卖方必须承担质量瑕疵责任。《合同法》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在于：如果质量保证期是由国家规定的，当事人自然不得作变更，该质量保证期即当然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如果质量保证期是由出卖人承诺的，则买受人在这种情况下购买标的物，即意味着同意该承诺，此时质量保证期即为买卖合同中的质量保证期条款，当事人自然应当遵守。而质量保证期可能长于《合同法》第158条所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期间，也可能短于2年，我们认为，只要约定有质量保证期的，均应按质量保证期确定质量异议的最长期限，而不适用《合同法》规定的最长期限即2年的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⑤质量异议期限的例外。《合同法》第158条第3款规定，出卖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提供的标的物不符合约定的，买受人不受前两款规定的通知时间的限制。法律之所以作出此种例外的规定，是因为如果出卖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所交付的标的物数量短少或者质量存在瑕疵的，此时出卖人主观上即存在恶意或者重大过失，为平衡双方利益，自然不应保护出卖人。 3．对买受人提出通知的形式要求 所谓通知，是指买受人向出卖人具体指明瑕疵之所在，在审判实践中也称之为质量异议。通知并非要式行为，用口头或书面方式均无不可，无须特别方式，但是为便于证明，最好应用书面形式。 对通知的内容，结合审判实践，也应当作出相应的要求，即买受人提出的关于标的物存在质量问题的通知，应当包括以下两个部分的内容：其一，通知应当具体指明标的物瑕疵之所在，如机器设备无法正常运转或者运转速度达不到要求，而不能仅仅使用一般性的描述词语，如“货物质量差”、“质量不好”、“有瑕疵”等等，如果买受人未指明标的物存在的具体质量瑕疵，则可以认定该通知不具备质量异议的效力，视为没有提出。其二，买受人表示不承认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符合质量要求，如果质量的瑕疵表现为数种时，应当分别通知，或者一一列明后一并通知出卖人，否则买受人就其未通知的部分瑕疵丧失请求权。 （四）买卖合同质量纠纷案件的审理确认规范 对于买受人以出卖人所交付的标的物存在质量瑕疵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受理后，应当首先对买受人是否在规定期限内向出卖人为标的物质量瑕疵的通知进行审理，经审理认为买受人没有能够在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出卖人为标的物质量瑕疵的通知的，则依法应当确认出卖人所交付的标的物视为合格，一般情况下应当驳回买受人的诉讼请求。 对于买受人在约定或者法律规定期限内为标的物质量瑕疵的通知且该通知的内容与形式符合通常要求的，即在审理过程中需要查明出卖人所交付的标的物是否存在质量瑕疵。对于此问题的查明与确认一般应通过以下步骤解决： 1．双方当事人在诉讼前或者诉讼中已经对标的物的质量瑕疵作出确认，且对该标的物的具体质量瑕疵有一致认识，只是对出卖人应当承担的质量瑕疵责任有争议的，可以直接认定该标的物存在质量瑕疵
2.双方当事人虽然在诉讼前或者诉讼中均确认标的物存在质量瑕疵，但对瑕疵的具体内容有争议，且影响到出卖人质量瑕疵责任的具体承担形式确定的，如果可以由法官对具体的质量瑕疵进行直接认定的，可以直接认定。 3．如果双方对标的物的具体瑕疵有争议且法官又不能直接作出判断的，或者对标的物是否存在质量瑕疵有争议的，不能由法院直接作出标的物是否存在质量瑕疵的认定，而应向买受人释明，由其在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提出质量鉴定的申请，由法院委托有关质量鉴定机构对标的物的质量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进行专业鉴定。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第25条第2款规定，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五）出卖人质量瑕疵责任的具体承担 出卖人违反质量瑕疵担保义务的，应当承担质量瑕疵责任。根据《合同法》第155条规定，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依照《合同法》第111条的规定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即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合同法》第61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可以根据标的物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选择请求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如果质量不符合要求，造成其他损失的，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因此，出卖人承担的质量瑕疵责任具体包括： 1．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确定方法。如果合同中对出卖人违约责任有约定的，买受人可以按合同约定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在行使这些权利时，需要注意《合同法》第112条、第113条、第114条等相关规定的适用。如果合同中没有约定违约责任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应当依照《合同法》第61条的规定予以明确，首先由当事人对违反质量瑕疵担保责任的违约责任形式内容进行补充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应当依照合同的有关条款以及交易习惯进行补充。如果适用《合同法》第61条的规定后仍然不能确定出卖人的违约责任形式和内容的，则适用《合同法》第111条所规定的具体违约责任形式及内容。 2．出卖人依《合同法》第111条规定所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具体形式 修理。当标的物可以修理，且修理并不影响标的物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时，应当首先考虑由出卖人对标的物进行修理。如买受人自行修理的，其修理费用也应由出卖人负担。各国法律一般都没有规定出卖人的这一责任形式，因为出卖人常常不是标的物的生产者，无法承担修理义务，在标的物有质量瑕疵的情况下，没有必要规定出卖人的除去质量瑕疵的义务。但是我国法律则规定出卖人应承担除去标的物质量瑕疵的义务，如《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从我国目前的商品流通机制及产品维修的网点来看，规定出卖人的这一义务是必要的，基本上也是可行的。 更换。这一义务对应于国外法律所规定的代替给付义务，即标的物如为种类物时，在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存在质量瑕疵的情况下，买受人可以请求出卖人另行交付无质量瑕疵的标的物，这是各国法律的一致规定。 重作。一般而言，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违反质量瑕疵担保责任的，一般不会承担重作的责任，重作这一责任形式主要发生于提供服务的合同中，如承揽合同等。重作只适用于某些特殊的买卖合同之中。 退货。退货责任形式一般对应于国外法律所规定的解除合同。国外法律对因质量瑕疵而解除合同的，规定了较为严格的条件，一般规定仅标的物的质量瑕疵极为显著，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时才能解除合同。在我国，依《合同法》的规定，亦应对此作出较为严格的要求，因为退货就意味着合同的解除，而解除合同自然就应当符合《合同法》第94条第4项关于合同解除条件的规定，即只有在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的质量瑕疵影响到买受人合同目的的实现时，才可以选择适用退货的违约责任形式。 减少价金或者返还应当减少支付的价金。如果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存在质量上的瑕疵，而买受人已经受领标的物，且标的物的质量瑕疵并未达到影响买受人合同目的的实现时，买受人可以请求依据标的物质量瑕疵的程度减少价金，这是各国法律一致的规定。由此，如果买受人同意接受标的物，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标的物的价格应当作合理的变动，也就是司法实践中所指的“按质论价”，其单价和总价款应当适当降低。当买受人请求减少标的物价金的请求成立时，其如果已经向出卖人支付的价金超过了应当支付的价金的，则买受人可以请求出卖人向其返还应当减少的标的物的价金。 支付违约金。如果合同双方当事人对出卖人在交付标的物存在质量瑕疵的情况下，约定出卖人应当向买受人支付违约金的，买受人在选择适用违约责任形式时，可以同时要求出卖人向其支付违约金。 赔偿损失。依《合同法》第112条的规定，如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质量不符合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要求，造成买受人其他损失的，买受人可以请求出卖人赔偿损失。上述出卖人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形式中，除违约金责任外，其中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金的责任均不涉及出卖人应当承担的赔偿损失责任，即使在出卖人承担上述责任时或者过程中，买受人也仍然存在产生损失的客观可能，而这些损失是基于出卖人违反质量瑕疵担保责任这一违约行为而产生的，自然应当由出卖人承担。如果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低于出卖人的违约行为给买受人所造成的损失的，买受人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予以调整，以弥补其所受到的损失。对于该损失，则依《合同法》总则的规定，既包括积极损失，也包括可得利益的损失，特别是在生产设备的买卖合同中，可得利益损失的计算是此类案件的难点与重点问题，具体计算详见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裁判标准的一般规范部分的内容。 另外，对于买受人所受到的损失，还可能是因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存在质量瑕疵而产生的加害给付所形成，如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存在质量问题致使买受人所产生的人身或者其他财产的损害的，在此种情况下，出卖人的加害给付既构成违约行为，也构成侵权行为，买受人可以选择以侵权或者违约为诉由请求出卖人承担侵权民事责任或者违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