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在经济法中的功能角色
A. 论经济法的社会功能
经济法是20世纪世界法制史上最突出的成就之一。
在中国，经济法作为法律部门的名称，以及经济法学作为法学学科的名称，是在1978年下半年之后才开始形成的。改革开放逐步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企业依法自主经营，要求适应时代发展、与国际经济规则接轨；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国家始终把经济立法放在整个立法工作的首位，并且加强了经济执法，于是经济法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形态应运而生。早在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就提出：“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还需要有各种经济法。”这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出现“经济法”的专门术语。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把“经济法”列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特别要指出的是，在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关于法律部门，法学界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常委会根据立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初步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以最高立法机关的名义对国家的法律体系予以划分，表明中国立法的思路更为科学化、规范化了。
经济法问题基于三个出发点：第一是国家(政府)与经济的关系，第二是市场经济与法的关系，第三是管理与法的关系。而这些因素，都必须摆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这种第二次革命，就不可能兴起中国的经济法。改革开放使传统的法律形态得到创新。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制度创新。
2，经济法规范国民经济运行关系，体现发展、公平、安全三位一体的价值取向。
什么是经济法，或者说，经济法是做什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经济法是调整因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管理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我国已经制定了一批有关创造平等竞争环境、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还制定了一批国家宏观调控、经济行业管理、促进对外开放、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等方面的法律”。中国经济法的概念及范围，大致如此。
经济法的实质在于，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以法律的形式反映国家因素对市场经济关系的影响。换言之，经济法是国家(主要以政府名义出面)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之法，管理为手段，协调为目的。政府经济管理是经济法的现实基础，经济法是政府经济管理的基本法律准则和手段，两者之间相互依存，有着不解之缘。
经济法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可以概括为发展、公平、安全三位一体：首先是发展权。“发展才是硬道理。”[1]讲“发展”还应涵盖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即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其次是分配权。这里所用的“分配”一词是广义的，即社会资源的配置和社会收人的分配。它包括：公平竞争、公平交易、公平分配。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应合理安排，统筹兼顾。，再次是安全权。经济安全包括宏观的和微观的，这是针对市场经济的风险和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所作出的必然选择。发展、公平、安全，既反映权力(权利)，又反映利益，是权力(权利)和利益的统一。发展、公平、安全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经济法谋求的价值目标，这也就是政府经济管理期待的社会效果。
经济法价值的含义 经济法价值是指以经济法与人的关系为基础的，经济法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是经济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也是人关于经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也就是说，经济法价值在于经济法对人所具有的意义，包括经济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人关于经济法的绝对超越指向。
经济法价值概念的理解 对于经济法价值概念的理解，首先，要明确经济法价值的社会本位性。经济法价值的社会本位性，基于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而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是与以往私法领域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人本位是有区别的。所谓个人本位是指个人权利本位，简称权利本位。其以利益、由、等三要素为立论基础，主张把个体权利的地位放在实在法（制定法）之上，也放在国家最高权力之上。这一理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得到盛行，伴随生产的社会化、民经济体系化和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国际化，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失去了自律性的客观态势，法学理论开始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本位理论应运而生，所谓社会本位是指社会权本位，其把社会权概括为权利的首要含义，对私人权作出明确的限制，以追求、障社会整体的权利利益为核心。即在法的产生、施、行中，始终以社会权或社会利益为立足点，旨在寻求私人权与社会权衡平的合理性尺度过程中去维护和保障社会权或社会利益。经济法正是社会本位的法，即经济法在其产生、实施、运行的过程中，始终是以追求社会权或社会利益为基点的，在对私人权的合理性限制中，实现了私人权和社会权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平衡，并最终使得社会权或社会利益得到维护和保障。那么，经济法价值也必然具有这一社会本位性。也就是说经济法价值的考量应始终是以社会权或社会利益为立足点的，而不是以私人权为立足点。对此论述的意义在于要强调经济法价值考量的这一立足点与经济法价值之主体为人并不矛盾。为什么呢？可以这么理解，经济法价值之主体为人正是经济法价值含义之一便在于经济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这是不是说经济法价值的立足点一定要是人呢？当然并非如此。因为在社会个体联系紧密之状况达到一定程度之时，以社会权或社会利益为立足点更能够充分实现实质的、长远的“经济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这取决于前述的“一定的历史社会”。
对经济法价值概念的理解，其次，还要关注经济法价值与经济法功能及经济法作用的辨析。经济法价值如前文所述。而经济法功能是指经济法的做功能力或者功用与效能，经济法作用为经济法对人的行为以及最终对社会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很明显，第一，这三个概念属不同范畴。经济法价值是从人与经济法两个角度出发而对人与经济法关系的研究，是基于人对经济法的“厚望”而进行的理论阐述，而经济法功能是从经济法自身出发的对其内质本性的研究，是经济法的功用和效能，是其质的一方面体现。又经济法作用是从社会关系出发对经济法对社会关系产生的影响的研究。第二，这三个概念属不同层次。经济法价值是绝对抽象的，对经济法功能及经济法作用理想化的主观的理论提升。而经济法功能为经济法内在的质的属性，是客观的经济法内质本性的存在是内在的、具体的、宏观的。又经济法作用为经济法内质本性的外在具体的体现甚至错误反映，是外在的、具体的、微观的。第三，这三个概念角度不同。经济法价值是就人而言的，是针对人的需要基于法的功能而进行的阐述。而经济法功能是就法自身而言的，是对法的内质本性的阐述。又经济法作用是就社会关系而言的，是对法对社会的影响的阐述。当然，第四，这三个概念之间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经济法价值是理想化的、抽象的，但其仍不失为人对法的一种追求，其只有依据经济法功能来实现，也就是说经济法功能是经济法价值实现的客观基础，而经济法作用又是经济法功能实现的必然途径及外在体现或反映，如果经济法作用不能得到发挥，则经济法功能也就不再成其为“功能”而将毫无意义，最终，经济法价值追求也将没有意义。如上论述，其意义在于要强调对经济法价值的研究应当明确并注意经济法价值绝不等同于经济法功能或经济法作用，尤其在对经济法价值内容的论述中应当把握这三者之间的层次性。
B.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什么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当代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已使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密不可分。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变革，它的每一次成功，每一项进展，都为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也迫切地要求政治的支持和推动，从而也就为政治体制的改革提出了直接而具体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力量，不仅构成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革命力量，而且还在深层次上改变着中国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强烈要求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改变原有的管理调控行为和体制模式。市场经济所造成的我国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也要求政治体制从内容到形式发生新的变化。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中国人的文明文化素质、生存质量、生活方式也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的活动空间和思维视野大大拓展，进一步提高了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及能力，因而也必然对政治体制的存在产生新的认识和评价，改革原有的政治体制已成为发自人民群众内心的呼唤和自觉的要求与实践。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所涉及的问题重大而又复杂，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大错，因此在认识上和实践上必须慎之又慎。从我国当前的实际出发，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重视解决如下一些重大的认识问题和实践问题。 (一)关于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的评判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回答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滞后的问题。无可否认，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趋于完善，也由于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确实存在一些认识上的盲区和实践中的失误，在人民群众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存在着一些不满情绪，他们比较多地看到了我国现实政治体制的弊端，认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迈得不大，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是滞后了。对于这种认识，我们既不能不加思考情绪化地加以赞同，也不能蛮横地断然否定，而必须有一个全面的分析，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从哲学理论的层面来看，政治上层建筑是由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决定的，生产力决定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发展变化在时序上总是相对滞后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变化，这是一种历史法则，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在社会有机体结构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虽然相对保守，但却直接承受着生产力变化的影响，而上层建筑则最为保守，其发展变化的艰难，则是人所共知的。上层建筑中的政治体制作为一种权力格局，和生产关系中的利益格局是直接对应的，它一旦形成便作为既得的利益、既得的权力构成一种客观的现实，支配和规范着人的行为和观念，并慢慢沿袭为一种习惯和传统。 同时，政治体制又是人的主体性创造，积淀着以往和当时人的智慧、经验，打上了民族的、历史的深重烙印，渗透着当时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因此，政治上层建筑的任何变革，都意味着权力、利益的重新分配和社会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意味着价值观念的变革和思想观念的解放，必然面临着重重阻力，需要时间，需要等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体制的改革滞后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变化，在理念上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从政治体制本身的构成来看，政治体制的构成可分为两大部分，即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的政治体制、运行机制。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就国体而言是人民民主专政，就政体而言是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客观要求，也是中国人民长期选择的结果。如果从时序上讲，它的建立在事实上早于经济基础。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建立与以往私有制社会的建立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由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核心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可能在私有制的母胎里成熟，只有首先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然后再凭借这种新的上层建筑自觉地建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过程中这种与一般社会形态更替不同的顺序上的变化，并没有违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这是因为新建立起来的政治上层建筑并不是人为的构思，在本质上是反映了和体现着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社会经济基础也是依据生产力的发展由政治上层建筑自觉构成的。因此，这种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适应不仅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更能发挥其维护、促进经济基础的功能，体现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时至今日，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的政治体制当然也要与此相适应，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应有所变化、更新。但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仍然是基本相适应的这一根本性关系并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改革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只能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依据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生的新变化实行的自我革命、自我超越，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自我完善。 至于具体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围绕和服从基本政治体制的总原则、总目标，在政治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具有可操作性。它的建立、完善则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且应该随着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建国以来，为了落实和完成基本政治制度的功能，我们相应地建立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这些具体的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在保护和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巩固和捍卫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方面确实起过重大的作用。即使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它们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序上继续发挥作用。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原有的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全盘否定和简单处置。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本身还在实践中，对于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我们在认识上是不充分、不到位的，缺乏建设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明确目标和具体规划，因而时至今日我国的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在功能上还是不完备的，在结构上也不够严谨。同时，由于受到封建主义、战争年代形成的一套思维定势、价值观念的严重影响，再加之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盲目地囿于苏联模式的经验，并在指导思想上发生"左"的偏差，因而产生了权力过度集中，个人崇拜、家长作风、长官意志、推崇人治、以权谋私等严重弊端。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使我国的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与基本政治制度相脱节，而且在一些方面相矛盾，从而严重影响基本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有损于社会主义的威信和形象，并且日益引起人民的严重不满，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承认中国的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确实是滞后的。因此，按照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跟踪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内在节奏，消除原有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弊端，使之更为有效地服务于基本政治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乃是我国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 中国政治体制一开始就贯穿着鲜明的科学理性原则，明确宣布要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领导，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采取的是一种渐进性的改革方式。这也许正是有些人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显得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实践已经证明，无论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采取这种渐进性的改革方法，是稳当的，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大凡所有的制度变化，都体现了渐进性特征。任何一种新的制度的建设，都存在一个孕育、萌芽、成熟、变化和再度创新的过程，不会如同打碎一个旧制度那样，可以通过急风暴雨式的革命短时期内便可奏效。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前无古人，没有现成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展开的。也就是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在改革之初，缺乏充足的知识筹备，对改革发展中各种可能出现的变数及其曲折过程，缺乏充分的信息和明晰的判断，因而无法提出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一步到位，快速推进。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党和国家的统筹安排、精心组织下，坚持从实际出发，从解决业已成熟的问题着手，由点到面逐步展开，逐步闯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新路，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绩效。 (二)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特色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一般意义上，自然是应该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铁的法则，始终处理好民主与专政、民主与法制、民主与集中和民主与纪律的关系，始终保持与经济、社会的同步发展，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根本目的，尽可能地避免主观任意和人为的干扰，有效地防止各种可能出现的"左"的或右的倾向。但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又是在当代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场宏伟的、深刻的政治革命，无论是其内容和形式，还是其发展的进程与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的特色和特征。当代中国还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既是我们思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又是我们实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起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始终扎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础，来不得半点的虚浮和急躁。同时，当代中国又是过去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作为过去，不仅影响着现在，而且还作为现在的一部分，继续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应该尊重这种历史与文化，不得有丝毫的僭越和亵渎。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崭新的背景中来进行的，既要服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规定，又要遵循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和框架，在其建构中必须体现市场经济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完善统一。 市场经济是当代中国全新的、最具朝气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它给整个中国社会注入了青春与活力，极大地调动和激活了中国人实践地改造自然与社会的主体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激活了中国的经济，促进了资金、人才、技术、设备的合理配置与使用，有效地发掘、拓展了中国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即从物质层面为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了动力和保障，而且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作为一种新的革命力量，促进了整个社会"制度"层面的变革，创造了新的观念、新的知识与文化、新的社会精神生活方式，从而拓展了社会生活日益多向度的空间，培育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主体，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条件、新的生长点和新的力量。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服务和满足市场经济建设的内在要求，服从和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立国之本、执政之基。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能确保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党是坚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通过改革和改善党的领导来增强党的政治领导，是中国特殊国情赋予体制改革一项重要内容。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基本的政治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而不能动摇的基础，只有坚持和完善这个基本政治制度，对于具体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才能得以健康展开。社会主义道路是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的方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是指导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忘记或偏离四项基本原则，都要反映和概括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在规定，也即遵循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规律。 这样，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全面考虑和满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双重要求，实现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最佳结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困难就在这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和辉煌也应该是在这里。诚然，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实现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内在要求的整合，是一项极富有开拓性的政治实践，没有现成的经验，需要反复探索。但是，从理论层面来分析，我们还是可以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思路。 第一，中国政治体制必须为主体的自由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又建立相应的机制，规范、引导、整合主体的自由发展，真正确立主体之间相互尊重、相互肯定的平等关系。而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自由是人之本质所在，也是社会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力表现。但是，自由又不是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不是主观的臆想，而是和社会历史的进程紧密关联、相互生成的。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地为人的自由提供物质条件，构成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和限定，而人的自由的发展又不断为社会历史发展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构成社会历史进化的标尺。但是，人的自由发展又必须通过社会整合才能避免盲目和混乱，从自发、零散、相互冲撞而走向自觉、有序、相互补充成为社会的现实力量。社会对自由的整合，一是借助于社会本身的法则即所谓"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是一种客观的、自发的、带有外在强制性的调节；二是借助于制度建构的作用，以对社会及人的发展阶段、程序、实际状况的合理认识与把握为依据而实现的自觉调控，在本质上这是对人的自由的保护、调动和激发。因此，这种调控本身也是人的自由的表现和确证。市场经济在深层次上的不可磨灭的但至今还未能为人们所高度认同和理解的一个伟大历史功绩，是在全社会普遍地促进了人自身的发展和文明建设，使中国超越了自然经济和群体社会基础上形成的长期束缚人的自由意志的人身依附关系和观念，培育和激发了人的主体意识，导致了中华民族思想的大解放，观念的大革新。中华民族从来也未能像现在这样雄姿焕发，充满活力地去面向和创造新的生活。但是，市场经济同时也调动了一些人隐埋于内心中的恶的欲念，对自由的错误庸俗化理解和打着"自由"旗号制造犯罪、恐怖、邪恶的现象屡见不鲜，物欲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对权力、金钱、美色和技术的盲目崇拜，滋生着种种腐败，制造着人的新一轮的异化，对社会的发展构成了深层次的威胁和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从人的文明进化的当代视野，去反思由市场经济造成的人的自由发展的两极化进程，从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健康发展的高度去设计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从而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建构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自觉。 第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既要保护吸纳社会内在的积极社会因素，激发社会活力，又要极力避免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骚动、混乱，减少社会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妥善地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发展中保障社会活力的持续发展和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活力是在一定自然、历史条件下，特定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发展某一阶段由自身内部矛盾运动所造成的发展、演化能力。社会活力本质上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社会实现，是特定社会是否具有存在合理性和发展前途的重要尺度。市场经济打破了僵化的经济体制的束缚，培育和发挥了竞争性激励机制的作用，释放和增强了经济社会的活力，并且推动了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社会公共生活的全面改革与发展。创新与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的主题。但是，社会发展从来不可能是单向的，社会每往前迈出一步，都可能引发出新的、更为复杂的矛盾，出现人们无法预测的新的制约因素，产生新的危机，这就有可能使社会丧失活力而趋于停滞。这就要求社会下功夫探寻、选择和建构新的激励与整合机制，不断保护、培育、增强社会活力。市场经济使当代中国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活力，但也导致了由于社会结构、制度变革过程中难免出现的无序和动荡，导致了社会价值观念的缺失和人的精神生活的贫乏，而政治层面分立原则的淡化、消解，社会权力体系的异化和既得利益者对特权的维护与谋求，则进一步推波助澜，使种种反社会、反政府的负面消极因素获得了发展空间。由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就是通过自身权力体系和机构职能的改革，凸显社会主义的价值规范和公正原则，加大反腐败力度，增强自身整合与调控能力，在坚持改革、发展，为社会不断注入活力的同时，又为活力的增强提供支持和保证，即提供一个稳定的社会制度环境，保证改革发展的有序性、渐进性、协调性和度的选择的合理性。 第三，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动摇，又要妥善处理政府的对内、对外关系，合理界定政府的权力，促使政府由集权的万能的人治型体制向民主的有限权力的法治型体制转换。中国政治体制的内在局限，在本质上根源于中国自然经济的局限。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直接联系，以小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不仅造成了人的经济交往和社会交往的狭隘性和封闭性，而且导致了个人缺乏自主性。在这种基础上，社会生产和经济运行缺乏独立性，只能绝对地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意志和权力，个人也只能把自己的命运托付于统治者乞求他们阳光雨露的哺育。这正是中国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的建立和公民主权意识的缺乏的内在依据。而市场经济则以普遍的商品交往为依据，经济上的自主发展不仅要求摆脱政治权力支配，而且要求政府权力退出社会公共生活的领域和扩大个人自主活动的空间，使人民上升为社会和政治的主人。因此，适应市场经济和新的具有自身内在结构和运行机制的经济体制的建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面临着三个方面的任务。其一是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使经济活动不再屈从于权力和政治体制的硬性约束，使个人培育起参政议政的现代公民意识，这既是经济生活的解放，也是政治生活和人自身的解放。其二，是以经济发展和人的主体地位确立为前提，改变政治体制的运作方式，实现法治建设和民主建设的同步发展，使政治体制和民主生活日趋民主化、法治化。其三，是促使社会公共制度建设和政治权力体制的分离，实现社会公共生活从政府支配走向自我管理的转变，确保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不断增强社会的生机与活力。 (三)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政治体制作为社会政治权力与机构的运行机制，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系统内的其它要素发生密切的关系。因此，如何使政治体制改革保持和社会其它各要素的协调发展，成为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积极力量，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追求的外部目标。政治体制作为一个有自己内在结构和运作方式的相对独立的体系，要实现对社会历程的积极推进作用，必须始终保持和社会系统及其规律的密切关联，排除各种外在于社会发展的认识误区和人为偏见，不断实现内部的自我调整，以保持自身的活力，提高自身工作的效率。 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外部目标来审视，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主要是要满足社会三个方面的要求。即第一，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社会的稳定就是指国家和社会安定团结。党和国家与人民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社会各界关系协调和谐，民族关系亲密无间。国家经济建设稳步发展，社会各阶层利益得到合法保障，人民共同富俗、安居乐业。党政机关清廉、公正，社会腐败遭到有力惩处，犯罪活动及时受到严惩，社会治安环境日趋改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社会稳定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直接关涉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第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综合国力体现着一个国家、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是一个国家民族是否兴旺发达，是否有能力居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志。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善于处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利益矛盾，善于驾驭各种复杂的、突发的社会事件的强有力的政府，始终着眼于政府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扫清路障，开辟道路。第三，提高人民的社会生活质量，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的社会生活既包括物质生活、经济生活，也包括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公共生活，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说到底就是要从经济、政治、文化、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升人的生活质量。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贯彻的价值目标，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全方位地确立为社会服务的信念和运作体系，始终自觉地充当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和保护神。 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部目标来审视，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主要是看改革后的政治是否满足四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政府能否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勤政廉政，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主人，一切权力应该属于人民，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政府，是人民通过自己选举的代表推选出来的。政府作为人民委托的公共权力机构，是代理人民具体行使权力的主体，向人民负责又同时接受人民的监督。政府必须加强国家公务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建设，使他们廉洁奉公、乐于奉献、忠于职守、勤奋工作。政府既不神秘，也不神圣，它没有任何可以凌驾于社会和人民之上的特殊权利。政府及其各级官吏，在本质上都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服务员，政府的行为在本质上都是服务性行为。政府行为的绩效主要集中体现在它为公民提供服务的水平、效率和效果上。因此，只有正确认识政府行为的服务性质以及服务的主要内容和范围，才能找准重塑政府形象的价值尺度。 第二，政府是否具有能力，也即能否提供高效化的政治服务，确立自身的政治权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取代，对规范的经济行为、政策行为和正常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社会秩序的要求，都需求助于政府工作的效率和政府本身的权威。政府工作必须讲求效率，力求以比较少的时间和政治投入，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政治效益和社会效益。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政府机构设置合理。政府应该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办事讲究实效，严格按照程序，做到既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又周密细致，务实求真。二是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地位与形象。政府只有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反腐倡廉，不断提高自身工作能力，增强自身行政行为的效率和组织、管理社会的效率，才能确立起自身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权威，使得政令通行、令行禁止，反过来又能促使政府工作的高效化。 第三，政府能否做到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始终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这里，公平主要是指政府确认公民在法律和政治事务面前一律平等的主体地位，不承认有任何特权的存在，平等地对待任何一个公民和团体。公正则是指政府在处理政治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坚持一碗水端平，不讲亲疏关系，不带利益与情感偏见，一视同仁，实事求是。而公开则是要求政府打破自我封闭，增加政务活动的透明度。政府工作只要不涉及到重大机密，就应该通过各种途径晓谕民众。重大问题要让人民及时了解，参与讨论。公共政策的制订要产生于人民大众广泛、充分而自由的讨论与酝酿之中。政府要通过制度创新、权力规范、权力运作公开等一系列的改革，加强与人民的沟通与对话，多渠道地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与制约，有效、有力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公正地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防止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利益大调整所可能导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从而确保社会公平的真正实现。 第四，政府能否坚持科学理性原则，坚持以法治国，坚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现代化社会比之以前的社会更需要理性。政府在不断地克服自身认识、实践能力局限，排除狭隘经验和自我利益的遮蔽从自发行政走向自觉行政，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过程中，必须借助于科学理性。依法行政将政府行为纳入法治轨道，是现代政府的显著特征，也是政府行为理性化的重要表现。政府行为不仅要依靠拥有的合法权力和道德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依靠体制的力量、法制的保证。政府只有坚持依法行政，才能有效地遏制权力腐败，保障人民合法权益，高效率地开展各项政务工作。政府行为理性化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使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不再是一种道德要求和正义冲动，而是政府行为过程中的一种制度和可操作的运作机制，从而确保政府的重大决策能够集中群众的智慧，接受实践的检验。
C. 政府在经济法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谈到经济法主体的范畴，一般认为十分广泛，包括国家经济管理机关、企业、其他经济组织、进行经济活动的非经济组织以及公民。然而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本质就是“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经济之法”⑴，“是以国家对经济干预之法为中心而形成的”。⑵依照这种观点，经济法所调整的对象中必定有一方为国家（如未另做说明，本文所指“国家”乃是狭义的具有经济管理职能的国家行政机关。），也就是说经济法律关系必须由国家为一方主体构成。诚然，国家成为经济法的主体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否必须由国家作为一方主体才能构成经济法律关系呢？一、区分国家在经济法主体中不同地位的必要性大陆法系国家将法律区分为公法(jus publicum)和私法(jus privatum)，这种划分始于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他的划分标准是：“规定国家公务的为公法，如有关政府的组织、公共财产的管理、宗教的祭仪和官吏选任等法规；规定个人利益的为私法，如管理家庭、婚姻、物权、债权、债务和继承关系等的法规。”⑶这是一种以利益的差别作为划分标准的学说，遭到后世很多学者的批判，后来资产阶级学者对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与罗马法比较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标准有主体说、性质说、目的说等，而最普通的学说就是“主体说”。这种学说认为“公法所规律的法主体，最少有一方是国家或是由国家予以国家的公权者，反之，私法所规律的法主体，直接地都是个人或非‘国家公权的主体’的团体，国家只当第二次的（换言之，就是在直接受规律的法主体再没有维持那法的力量，因而得到关系者的保护请求时）才受到其规律。区别公法和私法的基本标准，即在于此。”⑷由此可见，如果肯定了国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一方主体的必然性，就是肯定了经济法本质的公法属性。因此，明确国家在经济法主体中的地位就与明确经济法的本质是公法还是私法等同起来，那么区分经济法的本质是公法还是私法是否有必要呢？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Hans Kelsen）就坚决地否定公法和私法的区别，他认为公法和私法都是国家法，依据这些法律，无论是人民之间，还是国家和人民之间都是权利义务关系，因而无必要区分。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则指出凯尔森在方法论上的问题：过于强调法律的观念性，而忽视了实在的世界，他认为“公法和私法的区别，实可称为现代国法的基本原则。国法的一切规律，无不属于公法或私法之一方，且因所属而不同其意义”。⑸“公法和私法都是属于国家法（美浓部达吉在这里所说的“国家法”有特定的含义，他在其《法之本质》一书中谈到：法的观念或本质，和国家没有必然的联系，有社会就跟着有法，在与国家没有关系的社会中也有其特定的法。但是，与国家没有关系的社会的法，没有区别为公法和私法的必要。）的，但其所以尚有区分之必要者，……，完全是因为私法在第一次的是关于其他社会——特别是个人相互间的意思和利益之交涉的法，原则上是由那社会本身的力量维持，只当那社会的力量不足以资维持时，才第二次地由国家去当其适用维持之任的缘故。不错，广义地说来私法亦是国家法，但那是‘第二次的’国家法，在这点，是应当和公法区别的。”⑹ 在我国，公法与私法划分必要性的争论一直都没有平息。过去我国法学理论由于受前苏联理论的影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认为公法、私法的划分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在社会主义国家一般不作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公法，没有私法。随后，在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人们对于公私法的划分及二者的地位和作用又产生了另一种片面认识，认为搞市场经济主要靠私法，公法可有可无，从而导致一个时期人们重私法、轻公法的现象。毫无疑问，这两种观点都已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要求，都是没有正确地理解区分公法与私法必要性的表现。事实上，区分公法与私法是建立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前提，它已成为现行法律体制的一个基本假设。虽然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立法明文规定公法或私法概念，但是现代法以区分公法私法为必要，乃是法律上的共识。公私法的区别，是现代法律秩序的基础，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前提。区分公法私法的必要性，在于市场经济本身的性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两类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一类是法律地位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另一类是国家凭籍公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关系，由此决定了规范这两类关系的法律法规性质上的差异，并进而决定了两类不同性质的诉讼程序和审判机关。对于任何法律法规，若不究明其属于公法或属于私法，就不可能正确了解其内容和意义，不可能正确解释和适用。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要求以承认公法与私法的区别并正确划分公法与私法为前提。但区分公法与私法的现实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为司法的技术操作提供指导，更重要的是促进一种理性的制度建设，为社会生活提供尺度，它将与个体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发生根本的关联。由此可见，当前强调公法与私法的区分是十分有必要的，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所以对经济法而言，只有通过明确国家在经济法主体中扮演的角色，才能确定其本质，从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二、国家在经济法的不同分部门中主体地位不同既然法律按照主体的不同可以区分为公法和私法，那么经济法本质应该属于公法还是私法呢？根据主体说的区分方法，如果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国家必须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那么经济法显然属于公法范畴。但是笔者认为将国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必然的一方主体，亦即将经济法归为公法，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不妥之处。经济法学界一般将经济法分为宏观调控法与市场管理（或称规制）法两大部分。这种划分方法是以经济学上所说的国家干预理论以及相关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市场失灵理论主要是有关市场调节无法解决社会产品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的问题及其政府运用经济政策来解决这一总量失衡问题的理论；而政府失败理论，只要是有关政府运用经济政策调节社会产品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问题方面出现的调控失败及官僚主义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理论。⑺因此所谓宏观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就是确认和规范国家分别以间接的经济政策与直接的经济管理手段来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有关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国家的确必然作为宏观调控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所以宏观调控法应该属于公法，因此本文不做赘述。但是有关市场管理法的理论却颇受争议，按照上述标准对经济法进行划分所得出的市场管理法，它的调整对象与传统行政法调节的经济法律关系的界限就很模糊了。因此笔者认为，由国家直接干预经济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不应该属于经济法调整对象，而是行政法所管理的范畴，正是因为没有将二者区分开来，导致了市场管理法理论体系的混乱。经济法应该分为宏观经济法与微观经济法，宏观经济法就是通常所说的宏观调控法，它所调整的对象是国家为合理配置市场资源，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而采取调控措施进行利益再分配的经济法律关系。由此不难看出，宏观经济法具有社会公共经济管理的性质，因此国家必然作为宏观经济法调整对象中的一方主体，这是经济法作为一种公法属性的重要体现。至于微观经济法则与目前所说的市场规制法有很大差别，它的调整对象并非国家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而与市场主体之间产生的法律关系，而应该是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通过立法和司法的手段调整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正如美浓部达吉所言，私法是“第二次”的法，而“第一次”的法是个人相互间的意思和利益之交涉的法，原则上是由个人本身的力量维持，只当个人的力量不足以维持时，才第二次地由国家通过司法手段去解决。微观经济法正是这种“第二次”的法，笔者认同“经济法是调整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的法”⑻的观点，而增量利益关系的产生就在于增量利益的协作生产、竞争、消费（分享）、再协作生产、……这种循环不息的过程之中，而微观经济法就是直接调整协作生产、竞争、消费这三个环节中的平等市场主体之间的增量利益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调整对象的不同微观经济法主要分为企业法、竞争法、消费法三个部分。在这些法律领域中，应当由国家通过法律明确赋予市场主体平等的生产、竞争、消费增量利益的权利。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市场主体可以依靠本身的力量自己解决，只有在私权利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才“第二次”地去寻求国家司法机关的保护，正是一种私法本质的体现。由此可见宏观经济法属于公法，微观经济法属于私法，但是经济法与传统公法和私法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正如前文所说区分法律的标准有主体说和性质说、目的说等，美浓部达吉认为应该将各种不同的标准结合起来才能得出正确的结果。那么按照主体标准划分，经济法确实分为公法与私法两个部分；而按照性质说和目的说，却体现了经济法作为现代法与传统法的区别所在：按照调整对象来区分，经济法调整的是增量利益关系，这是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中才出现的新型经济关系，是传统法律所没有考虑也很难以“现代化”的；按照规定利益来区分，由于现代社会大都采取协作生产的方式，经济法所要保护的利益已不是像过去小商品生产时代那样简单——非国家利益则个人利益，而是与公益相关的私益——即通过社会整体利益为媒介而最终获得的个人利益。所以说经济法的本质既非传统的公法也非传统的私法，它是新型公法与新型私法的融合，也是任何传统公法或者私法所无法取代的。三、国家不应充当微观经济法律关系主体如前所述，在微观经济法中所调整的对象应该是平等市场主体之间的增量利益关系，国家不应当充当微观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微观经济法我国目前实在寥寥无几：企业法中，虽然我国与企业相关的法律可谓名目繁多，但是要么以民商法的形式存在，要么以行政法的形式存在，而调整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协作生产关系，保证个人不因协作生产而损失其应该获得的增量利益的法律却几乎没有；竞争法中，我国现在有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但是这部法律只是民商法条款与行政法条款的简单拼凑，其中并无实体的经济法权利义务也没有独立的经济法责任，国家在竞争法主体中占据主导地位，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往往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之间追究，予以行政处罚，市场主体在竞争法中只是处于被动的受控状态，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与此同时不正当竞争行为屡见不鲜；而消费法中，我国目前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也处于和竞争法同样的尴尬境地。本文试图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切入分析，论证国家应当退出微观经济法主体，同时应当尽快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微观经济法体系。（一）反不正当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到底应当是市场竞争主体之间的，还是国家与不正当竞争者之间的？为了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由国家直接采取措施对不正当竞争者主动追究法律责任，某种程度上固然可以达到目的，但是这种手段是否是最公平、最效益的呢？是否可以让国家退出这个法律领域，而改由法律赋予每个竞争者平等的权利，当他们被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了利益时可以直接向行为者主张自己的权利，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笔者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主体应当是平等市场主体之间的，国家不应该过多的直接干预，而应退出这个领域，原因如下：第一，从性质上来看，市场竞争指的是商品生产经营者之间的一种经济状态，不正当竞争也应当是商品生产经营者之间的一种经济状态，属于一种市场行为。而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的组织者、管理者，如果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主体，显然会使该法名不副实。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要保护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将国家与经营者之间带有隶属性质的不平等关系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对象显然是不合适的。第二，从成本上来看，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发生在市场竞争活动中的，而国家一般不直接参与市场竞争活动，所以对单个市场竞争行为的具体信息并无从了解，也没有必要了解。而出于自身利益的驱动，处于市场竞争活动中的经营者却对相互之间的行动时刻密切关注，因为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最大化的利润。所以一旦有不法经营者实施了不正当竞争行为，最先发现的一定是利益受到侵害的其他竞争者，其敏锐程度要大大高于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因此，国家如果要及时地发现和追查市场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就需要组织专门的力量对市场进行监控，这必然造成反不正当竞争的成本大大增高。而如果由法律赋予竞争者相应的权利义务，一旦市场中出现不正当竞争行为，被侵害利益的竞争者肯定能第一时间做出反应，直接向不正当竞争者发难，其成本显然要低出很多。第三，从效果上来看，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目的，而由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对不正当竞争者追究法律责任，往往既不能惩罚不正当竞争者也不能补偿利益受损的竞争者，根本无法很好地限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根据我国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规定，追究不正当竞争者的法律责任，其往往简单地处以罚款或采取其他行政措施进行处罚，而利益受损的竞争者并未得到补偿，这显然是不符合法律的公平原则的。而且，实践证明，在执行中还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对不正当竞争者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不正当竞争者被处以罚款之后，继续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甚至变本加厉，要将罚款的损失补回来。而在一次罚款之后，面对不正当竞争者的行为，国家机关往往保持沉默，二者保持一种微妙的“默契”。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归根结底国家经济管理机关与不正当竞争者之间不但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反而通过罚款，双方处于一种“双盈”的局面：通过罚款国家经济管理机关获得了利益，而不正当竞争者所承担的责任可能远远低于获得的非法利润。国家与不正当竞争者各取所需，而二者所获得的利益，恰好却是那些合法竞争者的！如果能够由法律赋予竞争者平等的权利，让竞争者之间自行调节经济关系，则可能更加公平合理。因为竞争者参与市场竞争活动就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天然对立的。只要一方被发现实施了不正当竞争的违法行为，被侵害利益的一方就绝不会手下留情，肯定会充分利用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从而在实质上体现了法律的公平理念。（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情况类似，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调整的对象应当是经营者与消费者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我国目前该法所调整的对象却主要是国家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人，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干预结果往往是一罚了事，而至于罚款的数目是否令经营者受到了处罚，又或消费的利益是否得到了补偿就不是经济管理职能范围之内的事了。实际上，为什么我国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愈演愈烈？因为很多情况下，一方面侵害消费者利益的人即使受到法律制裁还是有利可图；另一方面被侵害权益的消费者即使提起诉讼却得不偿失。此消彼长之下，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又如何能够达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与竞争法中所述理由相似，无论从性质、成本还是效果上来说，国家都不应该充当消费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但是由于消费者相对与经营者身份的特殊性——其弱势地位，所以要求国家以特殊的形式作为消费法律关系主体出现。由于经营者通常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目标；而消费者则通常是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两类市场主体之间在追求的目标上是存在冲突的。经营者为了营利，极可能置诚实信用等商业道德于不顾，通过非法的、不正当的手段去侵害消费者的利益。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向消费者隐瞒有关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价格等各方面的信息，从而会导致在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出现“信息偏在”或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于这种问题的存在，消费者与经营者虽然在形式上处于平等地位，但实质上是不平等的，消费者始终处于弱势。一旦国家退出调节这种法律关系之后，仅仅依靠国家制订消费者保护政策和立法是远远无法改变消费者这种弱势状态的。那么是否有一种新的经济法主体的出现来帮助或者代理普通的消费者处在一种相对平等的地位上来对抗经营者呢？有学者提出经济法主体中应当包含一种名为“社会中间层”的组织，即一种社会中介性质的组织，这种组织具有一部分的国家经济管理职能。在我国，消费者协会应该属于这种组织，但是现在的消费者协会，基本上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对于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案件一般是“不告不理”的，这显然不符合现今消费者权益受损严重的状况。同时，最近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打假公司”，以营利为目的为消费者提供打假服务，这应该也可以成为“社会中间层”，但是这种新兴的组织显然还缺乏规范，难以达到与经营者对抗的目的。笔者认为，可以将消费者协会与打假公司相结合，官方组织与民间团体取长补短，形成一种专业化、商业化的消费者保护组织。正是由于它的专业化和商业化，保证了这种中介组织有能力去收集市场信息，帮助消费者摆脱“信息偏在”的状态，使消费者和经营者达到一种平等的地位。相较于国家和个体消费者，这种“社会中间层”应该能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D. 简述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作用
（1）政府收入分配职能。指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工具，参与一定时期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实现收入在全社会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以及各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合理分割，缩小收入差距，体现社会公平。
（2）政府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指通过干预、调节国民经济运行，达到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
（3）政府资源配置职能。指通过政府经济活动，引导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资源流动，形成一定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等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结构，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4)论政府在经济法中的功能角色扩展阅读
市场无形之手，即价格，价格决定了资源分配，供需影响价格，市场参与者决定了供需，参与者是大多数人，因此自由市场由多数人做决策；市场有形之手，即政府或垄断企业，是少数人做决策。市场经济就是左右手互博，此消彼长，缺一不可。
谁拥有话语权和定价权，谁就掌控了市场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制造了公平的不平等，垄断企业制造了不公平的不平等，政府要制造公平的平等。
因此市场经济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打压垄断，保护市场无形之手，并弥补它的缺陷。价格政策、利率政策、税收政策以及补贴政策是政府的通常手段。
E. 西方经济理论中关于政府在经济周期波动中的作用有哪些观点
按照凯恩斯的分析，这三大心理规律的存在，使宏观经济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无法得到平衡，其结果就会出现经济危机。要解决经济危机，就需要政府出面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增加全社会的有效需求，抵消三大心理规律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另外，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对人们的心理与投资的关系作了大量论述，归纳起来有两个短期投机理论，一个长期投资理论。在股票投资操作中，凯恩斯将经济学放在了次要地位，而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心理学和行为学。他认为股票市场的运动不是基于价值，而是基于群体心理。凯恩斯用餐家报纸选美比赛的比喻通俗地表明了股票投资中分析和把握群体心理的重要性。他把选股比做报纸上的选美比赛：“报纸上刊出一百帧相片，有读者从中选出几名大家认为最漂亮的美女；谁的选择接果若与其他参加竞猜者之平均爱好接近，谁就得奖；在这种情形下，每名竞猜者都不选他自己认为最漂亮的人，而选其他人认为最美丽的人。每个竞猜者都持此想法，于是都不选他们本身认为最美丽者，亦不选选一般人认为最美丽者，而是运用智力，推测参与竞猜者认为最漂亮者”这样的选美结果是，选出了“大众情人”，选出了大多数参赛者都会喜欢的脸蛋。这种理论用于选股，就是研究大众的投资行为，从中获利。其精髓在于“他人愿支付乃一物之价值也”。马尔基尔（Malkiel)把凯恩斯的这一看法归纳为博傻理论。比如说，我傻，用高价买入高出其真实价值的股票，但我预计，还有人比我更傻，他愿意用更高的价格买下我手中刚买入的股票，以此类推。凯恩斯认为，股票价格是虚拟经济的表现，股票价格并不是由其内在价值决定的，而是有投资者心理决定的，故此理论被称为空中楼阁理论，以示其虚幻的一面。他认为，股票价格虽然在理论上取决于其未来的收益，但由于长期预期相当困难和不准确，故大众投资应把长期预测划分为一连串的短期预测。大众通过对一连串的短期预测，修改判断，变换投资，以获得短期内的相对安全，这些短期投资造成了股票价格的波动。空中楼阁理论完全抛弃股票的内在价值，强调心里构造出来的空中楼阁。凯恩斯认为，与其花精力估算并不可靠的“内在价值”，不如信心分析大众投资未来可能的投资行为，抢先在大众之前，买进或卖出。如果说“选美理论、空中楼阁理论”是短期投机的理论基础的话，那么，凯恩斯的“长期友好理论”则是长期投资的理论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后，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所开创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在宏观经济学中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这一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周期理论，并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主要在经济周期的性质、经济周期的原因及如何减少经济周期稳定经济这些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此外对经济学的未来，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04年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卡基梅隆大学和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芬尼·基德兰德教授和亚利桑那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教授。两人获奖的重要原因是他们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方面作出的开创性的贡献。这一理论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周期理论，并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本文在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作简要介绍的基础上，重点突出其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异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BusinessCycleTheory)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属于自由放任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多年来在经济学中一直风头很健。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他们的理论之所以称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主要源于他们认为经济周期主要根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真实因素的冲击。近二十多年来，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好的发展，它不仅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周期根源和性质的看法，还极大地影响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方向，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许多重要而且持久的贡献。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导致经济周期的根源主要是以技术冲击为代表的真实因素，经济波动是理性预期经济主体对技术冲击所引起的变动做出最佳反应来调整劳动供给和消费的帕累托最优调整结果，经济周期的任何时期都处于均衡经济状态，政府没有必要干预经济，而且干预反而会造成人们福利水平的降低。具体来说，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以技术冲击为代表的真实因素冲击是经济周期的根源。按照他们的分析,经济周期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供给面上的一些无法估计的外部冲击,如技术冲击等。冲击导致了技术进步率大幅度地随机波动,改变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工资及利率等经济变量的相对价格,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也呈现出随机的跳跃性。市场机制本身无法预测这些因素的变动与出现,因而经济中发生周期性波动。第二，波动的核心传播机制是劳动供给的跨时替代。当技术冲击引起全要素生产率波动时,理性预期经济主体会根据相对价格的变动来调整劳动供给和消费,从而会产生一个大的供给反应,导致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在跨时劳动替代的作用下,一次性技术冲击能够引起实际产量的持续波动。由于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发生于某一个部门的技术冲击也会引起整个宏观经济的波动。第三，经济波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实际经济围绕基本趋势波动,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暂时在波动。经济波动不应被视为对经济增长长期趋势的暂时偏离,经济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增长趋势是统一的。这就把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整合在了一起,否定了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的说法。第四，政府的反周期政策不起作用,政府没有干预经济的必要。产出和就业的波动是理性经济主体对冲击的最优反应,市场机制本身可以自发地使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而作为外生力量的经济政策则难以与实际周期达到时间一致,并且还会减少人们的福利水平。基于这些认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者将政策及其失误作为一种不利的外部冲击,主张政府不应试图用稳定政策来消除波动。第五，货币中性。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货币数量的变化对经济没有真实影响。在经济扩张期间对货币的需求会扩张并诱导货币供给的调整反应,货币政策不会影响实际变量,只有资本劳动和生产技术等真实变量的变动才是经济周期的根源。不应当用货币政策去刺激产出,货币政策只能以稳定物价作为单一目标。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各派和主张自由放任的各派分歧的关键是短期中市场机制的调节是否完善，需不需要国家用宏观经济政策调节经济。他们争议的中心问题之一是经济周期问题，即经济中繁荣与衰退交替的经济波动。在这一问题上他们的争议围绕三个问题：经济周期的性质是什么？经济周期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如何减少经济周期稳定经济？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以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为代表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向凯恩斯主义各派发起全面挑战，并取得了开创性成果。1、经济周期的性质凯恩斯主义各派把宏观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他们认为，在长期中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是长期总供给，即长期中的生产能力，长期总供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制度、资源和技术，长期中的经济增长是一个稳定的趋势，称为潜在的国内生产总值或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短期中的经济状况取决于总需求，经济周期是短期经济围绕这种长期趋势的变动，或者说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如果把各年的经济状况用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长期的趋势用潜在的或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经济周期就是这两种国内生产总值的背离。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否定了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的说法，他们认为，在长期和短期中决定经济的因素是相同的，既有总供给又有总需求。因此，人为地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是无意义的。由此出发，经济周期并不是短期经济与长期趋势的背离，即不是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潜在的或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背离，经济周期本身就是经济趋势或者潜在的或充分就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并不存在与长期趋势不同的短期经济背离。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有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周期理论之分，前者研究长期问题，后者研究短期问题，但在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中，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是一个问题。所以，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经济周期理论，它本身就是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2、经济周期的原因经济周期的原因一直是经济学家研究的中心，到现在为止已有几十种理论之多。这些理论大体可分为内生论和外生论。内生论认为，经济周期产生于经济体系内的原因。外生论认为，经济周期产生于经济体系外的原因。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属于内生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属于外生论。凯恩斯主义各派尽管对经济周期原因的解释并不完全相同，但都认为经济周期表明市场调节的不完善性。这就是说，在短期中如果仅仅依靠市场调节，出现周期性波动就是必然的。因此，经济周期是市场经济本来所固有的，依靠市场机制不可能消除或减缓，或者说，经济周期源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完善的，在长期或短期中都可以自发地使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经济周期源于经济体系之外的一些真实因素的冲击，这种冲击称为外部冲击，引起这种冲击的是一些实实在在的真实因素，因此这种理论称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市场经济无法预测这些因素的变动与出现，也无法自发地迅速作出反应，因而经济中发生周期性波动，这些冲击经济的因素不产生于经济体系之内,与市场机制无关。所以，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是典型的外因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把引起经济周期的外部冲击分为引起总供给变动的“供给冲击”和引起总需求变动的“需求冲击”。这两种冲击又有引起有利作用、刺激经济繁荣的“正冲击”,又有引起不利作用、导致经济衰退的“负冲击”。有利的冲击比如技术进步，这种冲击刺激了投资需求；不利的冲击比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对供给有不利影响。国内外发生的各种事件都可以成为对经济大大小小的外部冲击。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进步，在引起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中，技术进步占2/3以上。值得注意的是，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把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也作为引起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之一。外部冲击如何引起经济周期呢？我们以技术进步来说明，假定一个经济处于正常的运行之中，这时出现了重大的技术突破，如网络的出现，这种技术突破引起对新技术的投资迅速增加，这就带动了整个经济迅速发展，引起经济繁荣，技术是决定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这种繁荣并不是对经济长期趋势的背离，而是经济能力本身的提高。但新技术突破不会一个接一个，当这次新技术突破引起的投资热过去之后，经济又趋于平静，这种平静也不是低于长期趋势，而是一种新的长期趋势。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与以后的衰退证明了这种理论。经济中这种大大小小作用不同的外部冲击无时不有，所以，经济的波动也是正常的，并非由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所引起。3、稳定经济的政策对经济周期原因的不同理论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稳定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各派在政策上也不无分歧，但都坚持短期宏观经济需要稳定，也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实现稳定。所以，他们都主张国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国家干预是他们的基本特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既然经济周期并不是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所引起的，就无须用国家的政策去干预市场机制，只要依靠市场机制经济就可以自发地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它们说明了由外部冲击引起的周期性波动不可能由政府政策来稳定，而要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来稳定。只有市场机制才会对经济波动作出自发而迅速的反应，使经济恢复均衡。比如，技术突破引起的投资热带动了整个经济繁荣，这时资源紧张会引起价格上升，价格上升就可以抑制过热的经济，使之恢复正常状态。市场机制的这种调节是反时的，经济不会大起大落。相反，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是滞后的，由于政府不可能作出正确的经济预测，政策本身的作用有滞后性，加之政府政策难免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决策者信息不充分，对经济运行的了解有限，政策不可能像决策者所预期的那样起到稳定作用。宏观政策的失误往往作为一种不利的外部冲击而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而且,政策限制了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用政府干预代替市场机制的结果，是破坏了经济稳定和经济本身自发调节的功能。通货膨胀作为货币供应量过剩的结果对于经济，特别是成长率具有重大影响。为了说明通货膨胀与经济成长的关系，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包括官方失业率U1数据和根据就业率计算出来的真实失业率U2)的历史数据将作为分析的对象。数据系列将涵盖繁荣的1920年代、大萧条的193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经济扩张期、滞胀的1970年代以及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成长期。由于经济本身具有周期性，一个足够长的数据系列是避免系统性偏差的唯一有效方法，也是为什么要采用美国历史数据的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当然是美国历史数据的相对可靠性。再者，美国在西方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使其免受外来因子的干扰。在所有这些方面，其他国家的数据是难以匹敌的。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美国经济在扩张与收缩之间大幅度振动(图1)。到了下半叶，振幅明显减小，而通货膨胀则成为经常性的特征，并在各种线性与非线性回归分析中表现出来。与此同时，U2则自从1947年的劳工部开始统计以来呈现持续的下降趋势。为了系统地分析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的关系，通货膨胀率系列与GDP增长率系列在不同的对应位置作线性回归并得出斜率与回归系数(R)的平方，这两个数据被用于对时间作图(图2A)。总的来说，线性相关性较弱，但可以看出两者在-3至-1年之间的正相关性(-3年的α≈0.05)和在1-4年区间的负相关性。也就是说，GDP上升领先于通货膨胀三年，而后者领先于GDP下降一年。如果在分析中使用GNP代替GDP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上述结果可以与以下两种可能性相容：(1)高增长-高通货膨胀-低增长；(2)低增长-低通货膨胀-高增长。为了对于上述两种可能性进行验证，必须对于通货膨胀时期和通货紧缩区别对待。因此，分别对于两个时期的历史数据作回归分析。首先，是1927-1940年间的通货紧缩和萧条时期(图2B)。1920年代早期的通货紧缩时期没有被包括进去是为了防止1910年代的通货膨胀的任何潜在的滞后影响干扰分析结果。分析结果在-1至+1年间显示显著的正相关性(α0.05)。显然，经济衰退与通货紧缩并存，两者领先于成长3-4年。这一结果支持低增长-低通货膨胀-高增长的推理。其次，是1941-1999年间的成长与通货膨胀时期(图2C)，两种的速率都比较低。在-1至+1年间，通货膨胀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α50%)，包括阿根廷、巴西、智利、印度尼西亚；其余16个属于中、低通货膨胀率组，包括德国、埃及、西班牙、法国、伊朗、韩国、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沙特阿拉伯、南非、瑞典、瑞士、土耳其、美国。在这里，标准是选择各个大陆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体。某些大经济体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而被排除在外。对于这两组数据做线性回归得到不同的结果(图2D,2E)。中、低通货膨胀率组显示通货膨胀率与GDP成长率自0年开始的负相关性，其峰值在1年(α0.05)。由此可见，U2下降领先于通货膨胀，后者领先于U1的增加2-3年和7年，而U1增加之后1-2年都会有U2的下降。这里能够导出的一般推理是“失业率持续下降-通货膨胀-U1增加-U2减少”。如果从上述推理要作出因果关系的假设，首先可以认为失业率持续下降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其次，通货膨胀可能造成中下阶层的经济困难，迫使的人参与到劳动力市场中来，从而增加失业率U1。应该注意的是U1的增加是有滞后的，所以与GDP下降的即时效应不是同时的。换句话说，U1增加不是发生在衰退早期，而是发生在衰退之后的复苏时期。当U1下降到正常范围的时候，U2就降低了，说明全社会的就业率提高了。所以，通货膨胀本身并不刺激就业，而是通过增加生活费用来迫使非就业人口在衰退之后的复苏时期参与市场。第一部分未能解释如何从经济增长过渡到通货膨胀，而这一环节恰好可以通过失业率持续下降引发通货膨胀而得到解释。从经济衰退过渡到通货膨胀降低存在两种途经，即失业率增加和工资下降。对于U2的分析表明衰退早期的失业率只是略有上升，没有显着意义，说明工资下降可能有重要作用。因此，通货膨胀时期的一个经济周期可以被假设为以下事件系列：(1)经济增长使的人进入劳动力市场(U1增加)；(2)的人就业导致失业率U2持续下降；(3)U2持续下降最终引发通货膨胀率上升；(4)通货膨胀率上升在短时间内引发经济衰退；(5)经济衰退减低工资以及就业率；(6)低工资以及低就业率减低通货膨胀率；(7)低通货膨胀率有利于经济增长。在这一系列事件中，通货膨胀率的改变与经济增长率的改变是紧密相连的两个事件。可见通货膨胀在经济周期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对于通货紧缩时期，GDP数据上述假设相容，但由于就业数据的缺乏，目前尚无法验证上述假设是否适用。在各种与通货膨胀相关的现象中，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是关系最为密切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释通货膨胀带来经济衰退？首先，通货膨胀减少了可用于再生产的资本存量，其结果要么是减少生产，要么是增加借贷以维持再生产水平。在宏观水平上，两种效应必然同时存在。后者将增加对于金钱的需求和价格，使利率上升。其次，通货膨胀减少储蓄的本金和实际利率，从而减少储蓄的欲望。尽管利率随着通货膨胀而增加，但往往不足以弥补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美国1970年代的情况便是如此。通货膨胀也同样影响到股东的增值与红利。在通货膨胀期间，小投资者的回报在扣除税收之后往往成为负数。在这种环境中，超前消费变成一种时尚，银行的坏帐会增加。这是一种中长期的现象。由于国内资本形成途径受阻，通货膨胀必然增加对于外国资本的依赖性。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很可能触发货币贬值，造成资本外流、资金短缺，促使利率进一步上升。当利率上升和银行坏帐的增加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衰退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上述分析预期利率上升与两个因子相关联：(1)短期资本存量的减少；(2)中长期储蓄的减少以及资本外流。于是，通货膨胀造成的利率上升是短期现象与中长期现象的加成。这一预期已经为美国通货膨胀率与贷款利率在-1至8年的正相关性(α<0.01)所证实(图4A)。显然，在0-1年的峰值反映了短期效应，而其后的长尾反映了中长期效应。此外，美国通货膨胀率与一年期国债利率也具有类似的正相关性。利率改变对于GDP增长率具有即时的影响，正如预期的那样。美国贷款利率与GDP增长率的负相关性显示于在0年(α<0.01)和1年(α<0.05)，正相关性显示于3-4年(α<0.05)(图4B)。美国一年期国债利率与GDP增长率也显示类似的关系。以上定量分析充分证明了本文对于通货膨胀在经济周期中的两种作用机制的理论推理。有人以为通货膨胀可以鼓励消费而达到刺激经济的作用。其实，这种刺激是通过减少储蓄率而达到的。应该认识到储蓄并不意味着资本停止循环，而是减少消费以扩大再生产(包括基本建设、教育、研发的费用)，资本始终没有停止流动。减少储蓄丝毫不会增加社会的总需求量，而仅仅改变其消费方式。当然，储蓄率不是越高越好，但美国社会长期依赖日本和中国的储蓄来填补其预算赤字，其自身储蓄率过低则是毫无疑问的。通货膨胀可以减轻政府和企业的债务负担倒是一点不假。但这种好处是短期的。随着储蓄的减少和利率的上升，长期经济增长率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在美国，这种负面影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虽然已经相当明显，但问题尚不十分严重。这是因为美元最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和美国最为世界经济体系中心的地位决定了资本向美国集中的倾向，抑制了利率的上升，其它国家决不可能效仿美国的榜样。最后应该指出的是通货膨胀必然改变整个社会的消费模式。长期来看，通货膨胀必然减少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减少对于消费品的需求和储蓄。某些美国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不会降低消费者的购买力，因为工资是与物价指数挂钩的。然而，挂钩不是普遍的，况且银行储蓄的下降无论如何不可能挂钩，两者对于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均有影响。通货膨胀说到底是财富从民间向政府的再分配过程，相当于一种税收。既然是税收，就不可能不影响民间的购买力和需求。除此之外，通货膨胀也可以被雇主用于抵消工资的增长，是一种劫贫济富的方式。这里的所谓贫者主要不是指赤贫者，而是广大中下阶层。所以，通货膨胀必然使消费品市场特别是基本消费品市场疲软。但是社会总需求量确实可以不受影响，民间的购买力减低可以被政府购买力的增加所抵消，社会中下层的购买力减低可以被上层购买力的增加所抵消，尽管这是一种不同的需求。美国的通货膨胀在世界上具有特别的意义。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代替黄金作为储备，所以这个体系可以称之为美元标准。这种情况与十九世纪英镑的统治地位相类似，但又有所差别：美元与过去的强势货币不同，它已经无法按固定牌价转换为黄金。美元仅仅是一种法定货币，其币值很容易在货币市场上被高估，而且这种情况早已发生。说美元被高估有两条证据。首先，联合国公布的PPP比例显示美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被高估。其次，美元大量持续地流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国这一事实无疑是Gresham定理无处不在的体现。美元在边缘国比在中心国身价更高，所以流向边缘国。这种单向流动不会因为达到平衡点而终止，因为纸币的供应量可以无限增大，同时又完全符合美国的短期利益。美国以印刷的纸张换取其它国家的产品和服务，而其它国家接受这种交换因为他们以为美元是一种保值的手段。当然，这一过程不可能永远地延续下去。英镑在四个世纪之内贬值了三个半数量级，从而沿着通货膨胀的路子完成了自我毁灭。美元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也已经贬值了一个半数量级。如果美元要避免英镑的厄运，美国必须采取负责任的财经政策，放弃那种以通货膨胀来消灭债务和增加税收的如意算盘。不过，在国债利息占用财政支出一半的时代，采取负责任的财经政策对于白宫的主人来说是个难以想象的挑战。某些美国经济学家宣称只要国债与GDP的比值不增加，国债不会成为问题。这种思维的背谬在于它一旦被各主要经济体所接受，整个体系就会进入赤字预算年代，到那时就没有人能够出来填补赤字，最终导致国际金融体系的崩溃。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通货膨胀一直在统治世界经济。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都乐于以凯恩斯疗法对付经济衰退，尽管凯恩斯主义在理论界早已风光不在。这种情况大概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膨胀的诱惑力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到解释。一是通货膨胀增加财政收入而不必增税。二是通货膨胀减轻债务负担，西方各国政府往往是国内最大的债务人。三是通货膨胀对于富人有利，因为在西方国家富人总是超前消费的主力军，也是主要的债务人群体。最后一点是因为采用大量注入资金的方式挽救危机中的大银行和资本市场，加重通货膨胀。不久前美国及西方各国对次级房屋贷款危机的处理就是沿用了这个老法。这种注资虽然可以暂时缓解危机，但却造成长期的停滞，因为经济错位无法得到矫正。总之，只要权宜之计仍然成为治国的方略，通货膨胀就会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而美元的下滑轨迹也不会改变。
F. 请论述政府在管理社会经济中的主要作用。
①宏观调控职能。即政府通过制定和运用财政税收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进行间接的、宏观的调控。 ②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职能。政府通过政府管理、制定产业政策、计划指导、就业规划等方式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间接控制；同时，还要发挥社会中介组织和企业的力量，与政府一道共同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 ③市场监管职能。即政府为确保市场运行畅通、保证公平竞争和公平交易、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而对企业和市场所进行的管理和监督。
G. 政府机关作为经济法主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哪些方面
作为经济袭法主体的国家机关,主要是指国家经济管理机关。
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权利主要是经济管理权，它是指国家经济管理机关依法对经济活动进行计划、组织、调节和监督的权利经济管理权的权利主体，只能是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经济管理权是国家权利的一部分，是国家权利在经济领域中的运用所产生出的一种特殊的权利；经济管理权是具有命令与服从性质的，仅凭单方意思表示即能实现的权利；经济管理权是与职位相对应的权利。
经济管理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计划权
这是指经济管理机关依法决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战略、目标和行动方案的权利
二．组织权
这一权利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指经济管理机关对市场领域内微观单位的组建和存续进行组织和管理的权利；二是指经济管理机关对市场领域内微观单位的重大经济活动进行组织、管理和 领导的权利；三是指经济管理机关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组织和部署的权利
三．调节权
这是指经济管理机关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平衡与协调，调节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和各 企业之间 经济关系的权利
四．监督权
H. 请问经济法的作用是什么
调整国民经济管理和社会组织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内规范的总称。在不同的国家容中，根据其调整范围的大小，可分为广义经济法和狭义经济法。前者指调整国家机关、各种社会组织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公民之间，在物质资料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交换、分配、消费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全部法律规范。后者指国家直接干预、管理国民经济，以及经济组织进行经济活动的法律规范，但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经济法都是国家干预和管理经济的重要工具和特殊手段。因此，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重要部门。
I. 经济法中财政的职能有哪些
财政的三大职能
1.资源配置职能
（1）资源配置职能的含义。人类的生产活动离不开资源的使用。随着社会经济年复一年的发展，人们对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而资源是有限的，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资源却日益显得匮乏甚至稀缺，因而优化资源配置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所谓优化资源配置，就是指通过资源的优化组合，使有限的资源能形成最佳的资产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经济结构和地区结构。换句话说，就是通过某种经济手段或组织方式，使资源能够达到充分利用。
资源配置的方式有多种，如计划配置、市场配置、财政配置等。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起主导作用的配置机制是不同的。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起主导作用的是计划配置。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配置起基础作用，但必须以完全竞争为条件。然而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想，由于投机、垄断、信息失真等现象的作用，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是不完全的市场机制。此外，一部分非生产领域也消耗资源，而市场配置对这部分领域是失效的。例如，公共物品和劳务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不能通过市场提供的。因此，无论是计划配置还是市场配置都不是完美的，不能单独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需要有其他配置方式的协调和补充。在政府的经济职能日益增强的今天，由政府运用财政手段进行资源分配就成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有效补充方式。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就是通过财政的收支活动，安排或调整一部分社会资源的分配状况，弥补市场的缺陷，最终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市场经济中，财政不仅是一部分社会资源的直接分配者，而且是全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者。
（2）资源配置职能的范围。财政配置资源的范围取决于政府职能的范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发挥基础性资源配置的作用，政府对经济活动主要是参与、调节、引导、补充，因而财政配置的范围，一是市场配置失效而社会又需要的公共产品方面，如外交、国防、治安、行政管理、教育、卫生、科技、环保、大型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以及对公共资源的管理；二是对外部效应的干预，如控制和治理废水、废气、废料等环境污染，实施森林保护、城市绿化等；三是介入自然垄断行业，如城市供水、供电、供气、公共交通等；四是对短缺资源进行保护或调配。
（3）资源配置职能的手段。一切财政分配都是通过收支活动来进行的，资源配置也不例外。财政实现资源配置职能的手段主要包括：①通过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的调整，调节社会资源在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之间的配置；②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搞好政府部门内部的资源配置，满足各种社会公共需要，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稳定；③通过财政资金的分配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调节非政府部门的资源配置，特别是按照国家的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规划，引导非政府部门的资金投向，鼓励和支持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的建设；④通过财政体制的确立和调整，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既要尽量满足地方发展经济的资金需求，更要保证中央为进行宏观调控所必须掌握的财力，使资源的总体配置与区域配置相互衔接与协调。
2.收入分配职能
（1）收入分配职能的含义。收入分配是财政被赋予的基本功能，是财政本质的集中体现。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对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即集中组织收入，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分配；二是指对已经完成的各种分配的结果所出现的偏差进行纠正、调整或再分配，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
一般来说，经济活动中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以及这些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要素投入与要素收入应相对称。但是在市场经济下，由于每个分配主体所提供的生产要素的数量不同，质量有异，所拥有的资源的稀缺程度不同，市场价格可能有偏差，加上各种非竞争性因素的干扰，使得各分配主体获得的收入可能与其要素投入不相对称，甚至差距较大。如果这种收入差距超出社会各阶层的接受程度，则不仅导致经济上的波动，还将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此，需要政府对收入进行调整和再分配，这就是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可以说，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悬殊，是各国财政所普遍具有的一项职能。
（2）收入分配职能的范围。财政在执行收入分配职能时，首先要划分市场分配与财政分配的界限，各司其职。具体说，①凡是属于市场分配的范围，如企业职工工资、企业利润、租金收入、红利收入、股息收入等，应由市场来进行，财政不宜直接介入，更不应替代；②凡是属于财政分配的范围，财政则应尽力做到公平分配。就目前而言，一是要规范工资制度，对于公务员以及由预算拨款的事业单位职工，应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并参照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来确定其工资标准，并将各种工资性收入都纳入工资总额，取消各种明贴和暗补，提高工资的透明度，实现个人消费品的商品化，取消变相的实物工资；二是对医疗保健、社会福利等社会保障资金，财政应履行集中分配的职责，通过各种转移支付形式，使每个社会成员能够享受同等的待遇。
（3）实现收入分配的手段。财政实现收入分配的手段主要有税收、转移支付和公共支出。①税收是对全社会各种收入进行强制性调节的分配形式，是财政实现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最常用的手段，特别是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可以调节个人的收入和财产，把收入与财产的差距缩小到社会所能接受的范围；②转移支付，包括专项拨款、各种补贴、补助和社会保障支出，是将资金直接分配给特定的地区、单位和个人，有明确的受益对象和范围，是一种直接的收入分配方式。它主要是通过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来改变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③公共支出是通过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福利满足共同需求，其受益对象范围广泛，通过改善人们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可以间接提高社会整体的收入水平。
3、政府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
政府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是指通过干预、调节国民经济运行，达到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政府稳定经济职能，还意味着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目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属不同的概念，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加，可用经济增长率或增长额来表示。而经济发展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经济运行和人民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包括产业结构优化、贫富差距缩小，生产生活环境改善、人们医疗教育文化生活质量得到提高等。即经济的增长，最终要有利于人民福利水平的改善，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重要职能。为实现经济稳定与发展职能，政府需要运用相应的政策工具和手段，主要有：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工具，保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运用财政制度的自动调节功能，实现经济稳定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