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解释搭便车

❶ 在21世纪,经济法学科有哪些新的发展

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辟了我国国际法发展的新时代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是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对国际社会而言，将日渐兴起的中国纳入全球体系是一个历史性的挑战。对于中国自身而言，在国际社会中争取与其充满活力、不断增长的经济相称的地位，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挑战。

加入世贸组织前后，先是为人世而后为履行人世承诺，中国政府不仅在国内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全民普及世贸组织知识的活动。而且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立法清理工作，中央政府共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并废除其中被确认与世贸组织规则不符的500多项法律法规，修订了其他多项法规，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规19万多件，很多国际规则与国际惯例被纳入中国国内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积极履行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承担的义务，不断完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对外贸易体制，规范了对外贸易经营者的权利和义务，健全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管理制度，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贸易调查制度和对外贸易促进体制，并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完善了贸易救济制度以及海关监管和进出口商品检验检疫制度，确立了统一、透明的对外贸易制度。”

2011年8月31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谈及中国入世十年时认为，中国领导人把WTO的要求看作对中国增长模式进行结构改革的催化剂。那些改革在减贫、提高收入、创建新企业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在减贫方面的成绩使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减贫目标完成了一半。“中国的世贸组织成员资格是完全彻底的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和争端解决程序，不仅拆除了引起多方面紧张的导火线，而且扫除了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的障碍。当初中国是进口‘全球秩序’：中国引进了先前存在的主要由美国设计的政策、规则和制度。当时的中国更像一个只能适应国际贸易条件的中小型经济体，如今的中国已经是与美国、欧盟比肩的世界三巨头之一。中国现在不仅是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和头号货物出口国，而且也是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法学研究(特别是国际法研究)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新环境，使我国法学研究(特别是国际法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时期。纵观十年来的成就与挑战，人世对我国法学研究(特别是国际法研究)有如下主要影响。

(一)入世不仅使世界贸易组织法成为我国法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对我国法学研究提出了新挑战

世界贸易组织被视为推动国际和谐甚至全球治理的国际相互尊重的催化剂。世界贸易组织法律秩序是一般国际法原则(特别是国家主权平等、善意履行义务、国际合作、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条约解释的习惯规则等)的具体运用和体现。世界贸易组织法律秩序包括一套法律规则、一个贸易体系、一个世界贸易共同体。它具有两大基本特色：有效的规则和强制执行机制。世贸组织法律制度是一种贸易实力与法律规则、原则与例外、强行性规则与任意性规则、对等规则与不歧视规则等组成的刚柔相济的多边贸易法律体系。世贸组织法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开放性与自足性、动态性与稳定性、专门性与多学科性、政策性与法律性。目前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中有关术语、制度的法律化进程远未结束，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的世贸组织法，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化、法学化，世贸组织研究法学化进程还未形成成熟的法学体系。围绕世贸组织法的法学定性，国内外称谓繁多：世界贸易法、国际贸易公法、世贸组织法、全球贸易一体化法、超国贸易法、跨国贸易法。国外研究世贸组织的方法众多：从政治分析、经济分析、政治经济学分析、理性选择理论、公共选择分析，国际体制分析、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法学方法，到法与经济学方法、多学科或交叉学科方法。其中，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及其交叉学科的协同作战，日益成为一种主要的研究趋势。现在，结合经济、法律和政治三个学科并以世贸组织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个新的国际贸易管制学(intemational trade regulation)，正在欧美学者的推动下兴起。

我国是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贸易大国，也是一个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进程中的转型经济国家，不仅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还是世贸组织的新成员。根据世贸组织各项协议，我国享有众多权利，但同时也承担诸多义务，特别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在市场开放和法律制度方面，作出了大量承诺；我国已经全面参与世贸组织事务，包括贸易政策审查机制和多哈回合谈判；我国作为起诉方、应诉方和第三方参与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活动。由于我国在世贸组织中的独特地位(介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介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与一般转型经济国家之间，介于贸易大国与贸易中小国之间)，我国愿意并能够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挥建设性桥梁作用。随着贸易纠纷与磨擦伴随我国贸易额急剧上升而增加，我国需要运用不断增强的贸易实力与积极的贸易政策与法律，通过世贸组织处理有关贸易纠纷与磨擦，维护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与我国权益。我国法学研究面临下列挑战。

第一，既要考虑“世贸组织协定在我国国内法中没有直接效力”、“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善意履行世贸组织成员义务”、“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等执行世贸组织协定和处理世贸组织事务的相关政策，又要探讨通过修改和制定有关法律赋予这些政策明确的法律含义，并对这些政策的贯彻落实确定必要的操作性法律规范。

第二，同时要在国际法、行政法、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宪法、法理学及其他法学领域进一步加强对世贸组织法对中国法治进程正反两方面影响的研究，结合对主要世贸组织成员贸易法与政策与世贸组织法相互影响的比较研究，重点研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重大贸易政策调整、法律改革和国际贸易活动中的主要贸易纠纷与新问题(如市场经济地位、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核心劳工标准、食品安全、公共健康、人民币汇率问题)。对于CEPA、ECFA和其他区域自由贸易安排以及最 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国际贸易行政案件司法解释，要根据世贸组织法和国际贸易关系的新情况，结合我国实际，从法学角度予以认真深入具体的研究和分析。

第三，不仅要考虑尽可能运用国际法与国内法调动与整合国家、企业(包括各种协会与行会)和大众的力量以维护我国权益，而且要大胆地确定对外贸易法律体系的开放进取与规则定向的政策导向，有力地推进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与对外贸易法制的进一步实质性改革，一方面提出对我国有关法律、政策及机构进行改革和调整的具体建议，另一方面科学论证我国包括国内机制、双边机制和多边机制及其相互促进与协调的贸易政策与法律的理论架构，构筑我国从世界贸易大国向世界贸易强国发展的新型对外贸易法律体系。

(二)入世促使我国对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的政策从消极转向积极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表明中国接受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制管辖，不仅开创中国国际争端解决的先例，而且是我国对国际法的态度改变的一个重要标志。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强制性的管辖权。在此以前，中国尚未在任何国际条约或协定中同意将其有关纠纷交付任何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公正审查、独立裁判，必要时最终施加制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必须接受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对中国而言，这是史无前例的。

人世初期，中国无法像欧美发达成员以及印度、巴西和南非等发展中成员那样参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活动，而是抱着认真学习和培养人才的态度，以第三方的身份参与争端解决机制，积极备战，同时寻找合适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全面参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过渡期的结束在客观上逼迫中国从被动应战向主动出击转变。“从2006年开始，中国参与世界贸易体系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重在修改国内立法以与世贸组织规则和纪律保持一致转向更具对抗性的方式。”最突出的特点是，最初中国以第三方身份频繁参与争端解决活动，而几乎不作为当事人出现。除2002年以搭便车方式投诉美国钢铁保障措施外，2004年作为被告与美国之间的集成电路增值税案以双方协商解决告终。中国被视为一个易于妥协的被告和很不情愿的原告。它乐于坐在世贸组织的后排，很少通过多边途径解决贸易争端。但从第6年开始改变，截至2012年2月底，中国申诉8起，应诉23起，以第三方身份参与89起。在WTO争端解决活动中，现在的中国，不仅是活跃的第三方、易于妥协的被告，而且是主动出击的原告，更是模范的执行方。随着日益深入地参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活动，中国政府提高了对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认识水平，增强了通过世贸组织解决国际贸易摩擦的信心，越来越自觉地把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视为执行本国贸易政策的重要工具、有效参与并影响世贸组织全球贸易治理的一种重要途径，既表明了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态度，又从维护世贸组织规范和规则中获得了重大利益，也体现了重视利用多边法律手段解决贸易摩擦和推进国际贸易法治的政策取向。

❷ 一带一路涉及哪些国际经济法问题

国际法与“一带一路”的关系:

首先，国际法与“一带一路”关系密切。“一带一路”是走出去、通过“互联互通”进一步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关系、实现共赢的构想。“丝绸之路”很好地表达了这一构想的性质，因为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所代表的正是“通商、友好、和平”之义。

“丝绸之路”一词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容易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丝绸之路”体现了话语的力量和中国话语权的重要性。毫无疑问，“一带一路”是助推中国崛起的构想，包含我们的重大利益.

(2)经济法解释搭便车扩展阅读：

这一阶段，大约在公元前数世纪到公元16世纪，其中包括：

（一）罗得法

公元以前，地中海沿岸就已出现国际经济往来和国际贸易活动。各国商人约定俗成，逐步形成了处理国际商务的种种习惯和制度，并逐步形成了有拘束力的商事法规或商事习惯法，实质上就是国际经济法的最初萌芽。

由于位于地中海东部的罗得岛是当时亚、欧、非海上交通要冲和国际贸易中心，长年实践积累形成的商务习惯常为当地的商务法庭断案时所援引适用，并且逐渐被汇辑为法典，这就是传说中的“罗得法”。

（二）罗马法中的“万民法”

在古代的罗马法中，有“市民法”与“万民法”之分，后者即是专门用来调整罗马公民与非罗马公民之间以及非罗马公民相互之间的贸易和其他关系的法律。罗马法中有关国际商务往来的规定，在古代即已逐步推行于西欧大陆，后来对世界许多地区影响甚大。

❸ 请问下面这件事情包含有什么经济学理论吗

用道德风险的理论解释，当价值超过运费三倍的时候，快递公司可以借口货品丢失来赚取货品与赔偿的差价，造成道德风险。
也就是说，对于货主来说，贵重的东西（理论上超过3倍运费的都算）不要让快递公司运。
当然，规避这个问题，需要建立信用机制，提高快递公司的违法成本。这里有一个品牌的作用，当快递公司违法，其品牌的价值会受损，也就是付出违法的成本，当成本很大时，公司也就不会去违法。

道德风险是一直存在的，就像搭便车一样。在这里，货物的丢失是由于意外，所以这样的事情在短期内（行业总订单不变）是按照一定几率发生的，即，意外是一条垂直于x轴的直线，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供给。而对于意外的补偿，是平行于x轴的直线（三倍于运费），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需求。在这里，供给是不会变的，而需求的上下平移会改变供给方（也就是损失方）的福利。从这个角度出发，供给方（损失方）希望赔偿约高越好，而赔偿方则相反。

这个问题跟行业竞争没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现在的物流业公司繁多，可以近似理解为完全竞争市场。即使是完全竞争市场，也无法同意因为丢失邮件漫天要价。

对于这种影响，可以采用1级价格歧视，对商品进行定价分类，不同的商品运价不同，发生意外的赔偿不同。相当于给货物买保险。这样可以一方面可以减少意外发生的概率，同时也可以防止漫天要价。

❹ 如何理解外部性

在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所谓外部性,又称为外部效应是指经济行为主 体的个体经济行为的外在影响,表现为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与社会收 益的不一致。也就是说,外部性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福利 所产生的外部影响,而施加这种影响的主体却没有为此付出代价或者因此而获得 补偿。而外部性问题是与公共物品相互联系的,二者都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 竞争性特征。这种共同特征的存在导致了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 “搭便车”行为 和其他只求获取不肯付出等源自人的“自利性”属性的行为。而这些行为产生的 后果就是经济学理论中所说的外部效应。 经济法的外部性与经济法的影响有共通 之处， 是指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活动对与此活动无关的第三人利益的影响，经济 法主体的特殊性使经济法的外部效应变得难以避免， 只能通过寻求法内措施与法 外途径的结合来最大限度地减少其产生或弥补其后果。 通过对经济法外部性的分 析可以发现，外部性问题可能普遍存在于法的大部分领域。法律,包括经济法被 经济学家视为是一种公共物品,因此,经济法本身同样存在着外部性问题。经济法 外部性问题的产生首先是源于经济法的特征,如经济性、政策性和行政主导性等; 其次是源于经济法的社会公共利益本位,这种社会公共利益本身的不确定和模糊 性也导致了经济法外部性的产生。而在具体的经济法实践层面,这种外部性主要 体现在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这两个环节。
一，通过对经济法特征的深入分析和解读,有利于我们认识经济法外部性问题 产生的原因,并深刻把握经济法特征与经济法外部性之间的关系。 首先,经济法具有经济性。因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发生在直接的物质再生产 领域,具有明显的经济目的性。这种经济性的重要表现,“是经济法往往把经济制 度、 经济活动的内容和要求直接规定为法律”“经济法对经济生活准则的表述” , , 通常是 “由立法机关和其他有权机关直接将经济制度、 经济技术性规范通过为法, 使之具有法律效力。 ”如在经济制度方面,国家通过制定颁布《预算法》及其实施 条例,规定国家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在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基础上,确定各 自的财政支出范围,同时按照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预算收入。该法及其实施条 例的制定和实施,必然会影响到中央与地方的发展规划与经济运行,对中央和各地 方而言,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额外收益和成本,从而在中央和各地方,表现出不同 程度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此外,在宏观和微观经济管理层面,各种具体税种的 实施条例、外商投资领域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关于金融领域的法律法规等;以及, 在维护公平竞争和经济有序流转方面,《反不正当竞争法》和规范土地使用与流 转的法律法规等,都会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各地方之间、各行业和产业之间,以及 在各行业和产业内部,产生相应的额外收益或成本,亦即外部性,从而影响到社会 经济生活的运行、发展。 第二,经济法具有政策性。由于经济法根源于国家对经济的自觉调控和参与, 其要义就在于“对万变之经济生活及时应对,以求兴利弊害,促使经济尽速平稳发 展,并提高国家及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它的任务是实现一定经济体制和经济政 策的要求,”因此,“经济的法律调整往往以政策先行,并赋予政策以法的效力,”而 由于政策本身受经济形势的影响较大,经济体制也非一成不变,经济法受其影响, 第 1 页 共 3 页 时常处于变动之中也就顺理成章。但是,由于政策本身对经济社会现实的影响往 往比较直接,相应的政策性效应也会更加快速的在经济活动中突显,尤其是由于政 策本身往往针对性更强、目的性更鲜明,其制定与实施都会对特定的群体、阶层、 行业等等,产生较为明显的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亦即外部性,从而改变这些群体、 阶层、 行业等相互之间及其内部原有的(经济)利益格局,并对它们以后的行为产生 影响。也因此,被赋予了法的效力的这些政策,亦即经济法规范,就不可避免的具有 更加明显——因为具有了法的特殊强制性效力——的外部性特征。 例如在金融法 领域,随着去年以来,针对表现为全国范围内的房价普遍上涨、CPI 不断升高等现 象的国家经济过热问题,央行在《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出台了一 系列的政策、命令、决定和指示,力求通过货币政策来发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宏 观调控作用,为不断升温的中国经济降温,并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平稳运行。在此 过程中,这些政策、命令、决定和指示等,首先是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制定颁 布实施的,因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针对目前经济形势的“暂时性”政策,其次,也是 最重要的是,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政策的实施,已经或者正在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 尤其是对经济活动中的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行业和产业,如养殖业、生活 消费品生产行业、房地产行业、城市居民、消费者等等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些或 者是正的效应或者是负的效应,必将会影响到当前与未来不同群体的经济行为和 选择,从而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最后,经济法具有行政主导性。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从事经济活动,参与经济 关系的产物,调整的是直接体现国家意志的经济关系,从而与政府的管理和参与有 着密切关系。 ”经济法上的国家干预,源于现代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失灵”,和市场 的缺陷紧密相关。就新制度经济学的视域而言,政府干预也不过是市场的一种替 代,换句话说,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干预比市场本身更有效率。而这种“更有效率” 意味着,国家的行政干预对相关主体所产生的影响更加直接、快速和深远。然而, 无论是适度的干预还是过度的干预,政府干预、参与经济活动总会给不同的市场 主体、行业和产业以及其他特定的群体、阶层,带来或正面或负面的额外影响,亦 即会产生外部性。而对这种外部性的不同安排,就会相应的影响到相关利益主体 的经济行为。事实上,经济法作用的发挥,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通过对这种就不同 主体而言各不相同的外部效应的分担与配置而得以实现的。典型的例子就是《价 格法》,该法授权国务院和省级政府在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显著上涨或有可能 显著上涨,或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可对部分价格采取限 制、提高、调整等干预措施。价格法的这些规定,对于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 之间的利益关系调整,以及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市场价 格异常的情况下,该法的实施能够给不同的利益群体施加不同的影响,为不同利益 群体的经济行为选择增添不同的额外成本或收益。 这种或正或负的额外性利益变 动,必然会对相关群体产生规制性作用,从而最终起到维护经济秩序,保证经济平 稳运行的作用。 总之,经济法由于其有效调整经济活动的需要而具有鲜明的经济性、 政策性和 行政主导性特征。 这些特征的存在是与社会经济活动的调整、管理和规制等密切 相关的;这些特征也从一个角度全面反映了经济法的形貌和运行机理。深入的分 析这些特征与经济法外部性的关系,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经济法外部性问 题的产生原因。事实上,也正是由于经济法本身所具有的上述特征,以及这些特征 背后所蕴涵的利益分化与整合、利益格局的调整,会给相应的利益主体带来这样 那样的额外成本或收益,从而造就了经济法外部性问题的存在。
二 、就经济法的制定而言,其外部性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国务院各 部门之间立法权限划分的不明确和模糊造成的,因为这种立法权限本身就意味着 一定的经济社会利益,这就呈现为经济法实践中的争夺、推诿经济法的立法权限 和相关责任的问题。就经济法的实施而言,其外部性主要体现为各种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执法犯法和经济法治意识淡漠等现象。 针对经济法实践领域存在的 上述外部性问题,并结合经济学理论中对外部性问题予以纠正的方法,如政府直接 管制、征税或者提供津贴、重新界定产权、受影响的各方自愿谈判以及由外部性 制造者对他人所受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等,对于中国经济法的制定的外部性问题, 主要是采取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的经济法立法权、 国务院各部门的经济法立法权, 完善经济法的立法程序制度,以及建立较为系统完善的经济法立法损害赔偿制度 等措施来予以纠正。对于中国经济法的实施,主要是通过行政赔偿制度、公务人 员制度和举报制度的规范与完善来纠正其外部性问题。同时,由于任何制度设计 都无法回避人性中自私自利的一面,任何制度的建立和实施都需要人来完成,加上 制度本身的非中性特征,从而使得制度本身的外部性问题永远不可避免,因此,加 强对各类市场主体或者说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经济法律教育和经济法治意识形 态的培养,对于经济法外部性问题的克服都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 扬州学习中心 孙晨

❺ 经济法名词解释

经济法中的“经济竞争”是指商品生产经营者在市场经营活动中，为了取得有利的产销条件而进行的相互争胜活动。

❻ 经济学中的搭便车是什么意思啊

所谓”搭便车现象”是指某种事情产生了正外部性，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主体（包括厂商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

正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某个经济行为个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

比如说某工厂为生产产品而排放了污水，这就污染了河流从而影响到周围人的身体健康，而周围人与这个工厂没有经济上的来往，同时这个工厂又不给周围人经济赔偿，这种情况就叫做负外部性。

又比如一个人在院子里点烟花给自己欣赏，但放烟花的同时不但给他带来了快乐也给他周围在看烟花的人带来了快乐，而周围的这些人却不需要为此付出成本，这就产生了正外部性，又叫搭便车，即周围的人搭了这个人放烟花的”便车”。

(6)经济法解释搭便车扩展阅读：

此外，搭便车效应是在利益群体内，某个成员为了本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作的努力，集团内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得益，但其成本则由这个人承担。由于利益集团的利益是由组成集团的每个成员的需求和动机决定的。

因此，每个利益集团成员只有联手努力才能获得共同利益。如果有人没有为此而努力，而另外人付出了努力，那么这就会抑制集团成员为本利益集团努力的动力；如果利益集团内每个成员都共同努力，则个人成本就会相当小。

一个团队中某个成员为了项目能够按时完成，天天志愿无偿加班，最后使得项目顺利完成，其他人就是搭便车；再比如同住在一个房子里的朋友，某个人特别爱干净，每次都是他倒垃圾，打扫公共区域，使得整栋房子都很干净，其他几个人也受益了，但是打扫卫生倒垃圾的就他一个人，其他人都是搭便车。

❼ 经济学中的搭便车现象，举出生活中的例子

经济学中的搭便车现象，举出生活中的例子如下：

例如许多轮船公司不肯兴建灯塔，他们可以获得同样的服务，此种搭便车问题会影响公共政策的顺利制定及有效执行。欧洲国家的高福利政策也是搭便车问题的例子，高收入者支付的高额税收对同样享用高福利的低税收贡献者来说是被后者“搭了顺风车”。

(7)经济法解释搭便车扩展阅读

克服搭便车问题的制度：

首先，由于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导致市场在公共物品供给上是无效率的，因此，公共物品的供给主要是由政府来提供的，但也有私人提供的。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并不等于政府生产全部公共产品，单纯由政府生产和经营公共产品，

由于多种原因往往缺乏效率。因此，政府的职能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而不是生产公共产品。特别是对准公共产品，政府常常通过预算或政策安排给企业甚至私人企业进行生产。还有政府也可能通过对生产公共产品的企业进行补贴的方式来鼓励公共产品的生产。

❽ 经济学中的“搭便车”概念指的是什么，生活中有哪些例子

所谓“搭便车现象”是指某物产生的正外部性，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主体(包括制造商或个人)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产生的非市场影响。存在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经济行为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人不需要花费成本。负外部性是指个体的经济行为活动对他人或社会造成损害，而造成外部不经济性的人不为此承担成本。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找到搭便车的例子。

对于产品生产要素的扩大，是指产品生产能力发生了巨大的扩大，使产品生产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但是，扩大的产品生产能力也产生了相应的问题，在同质的情况下，产品生产能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生产能力的提高，也使生产能力的增长趋势有所改变。

❾ 简单法律案例

[案情]：

2008年10月3日，鄱阳县35岁的职工刘封平与同事李涛相约到自己家中饮酒，平时酒量还行的李涛喝了几杯啤酒后就觉得有点不舒服，但其认为自己酒量还行接着陪刘封平喝到晚上9时。后来刘封平将李涛送到离其家不远的路边，李涛自行回家。第二天刘封平才知道李涛因头部受伤，正在医院抢救，被诊断为“特重型颅脑损伤，创伤性休克。”公安局对李涛受伤一事进行了调查，但最终没有结果，也没有列犯罪嫌疑人。

[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原告人身损害虽然存在原因尚未确定的问题，然而却与醉酒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因醉酒与其他原因竞合发生损害后果，被告应承担相应责任。

一种意见认为：原告李涛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者，其饮酒行为是完全自愿的，且刘封平并没有进行劝酒行为，刘封平对李涛的受伤即没有故意也没有过失，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评析]：

首先，李涛在饮酒中无违法行为。朋友、同事、同学之间想要饮酒本属正常的社会交往，二人饮酒过程中也没有强迫行为。

其次，请客者酒后并无防止损害发生的法定或约定义务。首先刘封平与李涛并没有酒后相送等约定。其次刘封平为成年人，应当知道过量饮酒的后果，请客者李涛无对其进行监护的法定义务，且根据刘封平的自述，其当晚饮酒并没过量。因此，本案也不适用先前行为致人损害的民法原理。

第三，刘封平的伤害与李涛行为之间无因果关系。根据医疗诊断证明，刘封平伤害系外部创伤引起，非饮酒直接引起，且致伤原因不明。李涛在酒后打了两次刘封平手机均无人接听，即去休息，虽有些疏忽大意，但其饮酒后过于自信的行为并不是导致刘封平伤害的直接原因。

第四，本案适用一般侵权行为的过错责任原则，上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对此无异议。而一般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构成须同时具备违法行为、损害结果、主观过错及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四个要件。本案中，李涛主观上虽有疏忽大意的过失，但因不具备其他三个要件，故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最后，《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其中“公平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本案中，鉴于刘封平的致害原因不明，其暂时无法得到救济，李涛主观上存在一定过失，虽然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从公平原则的精神出发，可令其给予刘封平适当的经济补偿。

故笔者认为，本案刘封平虽然不存在过错行为，但根据公平原则刘封平应给予李涛一定得经济补偿。

[案情]

2007年9月21日16时50分左右，孙某在驾驶自有小客车行驶过程中与张某驾驶的小客车发生碰撞，致乘坐在孙某车上的原告李某受伤。该交通事故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孙某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张某和乘坐在孙某车上的原告李某不负此事故责任。原告李某与孙某是朋友关系，李某是无偿搭乘孙某的车辆。现原告向法院起诉要求孙某赔偿其因该起交通事故造成的医疗、护理以及精神损害等损失合计人民币4万余元。

[分歧]

该案在审理过程中，对孙某是否应当赔偿原告李某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孙某不应赔偿原告李某因本起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因为原告李某与孙某系朋友关系，李某搭乘孙某的小客车并没有支付任何费用，李某与孙某之间并不构成合同关系，发生交通事故虽然孙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因孙某未从中受益，孙某也就不应当赔偿原告李某的损失。

另一种观点认为，孙某应当赔偿原告李某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

[评析]

本案中作为直接侵权人的孙某应当赔偿原告李某因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其理由是：虽然李某系无偿搭乘孙某的车辆，他们之间并不构成客运合同关系，但是孙某既然同意李某搭乘其所有的车辆，孙某就应当负有善良注意的义务。原告李某在孙某负全部责任的交通事故中受伤，实际上他们之间已经构成了侵权的法律关系，孙某应当赔偿李某的损失。无偿乘车人在学理上称为好意同（搭）乘者，是指在交通事故中遭受损害的机动车内的无偿乘车人，即所谓的搭便车。有过错的驾驶员对好意乘车者造成人身损害的，应适用侵权法的相关规定，在符合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时，因车主作为车辆的运行支配者和运行利益的归属者，应承担侵权的损害赔偿责任。具体到本案而言，作为直接肇事人和车主的孙某应对交通事故致原告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不因原告是无偿搭乘而免责。当然，考虑到无偿乘车的特殊性和驾车人的无偿服务，驾车人承担责任的赔偿范围应有所限制，要区别于一般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赔偿项目不宜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除精神损害抚慰金外的其他赔偿项目在造成损失的情况下驾车人依法应予赔偿。

原告林某某诉称，其报名参加某大学2005年国际经济法方向博士生入学考试，所报导师为某大学法学院廖益新教授。原告于2005年3月经过初试，成绩为国际法73，国际经济法69，英语78，总分为220，并进入了复试。经过复试，原告复试成绩为70.8，最终成绩（初试+复试）在报考廖益新教授的学生中总成绩排名第三。2005年5月24日，某大学法学院网站公布了录取名单，却无原告的名字，前两位是总成绩排名第一、第二的学生，第三位是报考曾华群教授的丁××。根据《某大学2005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意见》规定的精神，每位博导招生数不超过三名，原告初试和复试的成绩均符合规定的要求，原告应当被录取为廖益新名下的位列第三的博士研究生，而非被曾华群名下成绩排第五的丁××替代。被告的行为，实际上剥夺了原告被录取为博士生的资格，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2005年国际经济法方向博士生录取名单；判令被告按公布确定的录取规则录取原告。

关于被告不予录取原告的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

某市思明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教育部《关于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暂行规定》的规定，录取博士生要根据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确保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教育部《关于做好2005年全国研究生录取工作的通知》亦重申了上述原则。参照被告公布的录取规则（即《某大学2005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意见》）的相关规定，在进行录取工作时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择优录取；录取工作原则上按总成绩高低顺序依次录取；调剂录取原则上在同专业不同导师间进行；拟录取名单的确定应根据考生总成绩高低排序和学校确定的录取原则等。本案中，由于原告的实际成绩排名是最后一名这一事实的存在，故其未被被告录取。对此，本院认为，本案的实际录取情况也完全是严格按照各个考生最终成绩排名顺序，被告的行为符合择优录取和公平、公正原则。

关于被告是否违反《调剂办法》规定的问题

被告对该问题的辩解理由为“《某大学法学院2005年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生录取的指导教师及专业方向调剂办法》只是法学院具体就国际法专业博士点考生调剂录取的具体实施办法，并非脱离学校规定的博士生复试录取规则而另行制定的复试录取规则；该《调剂办法》中所述的由‘各指导教师从报考自己的考生中按总成绩从高到低录取’还应包括在征求考生调剂意愿时，在调剂申请表中填报了该导师的其他考生。”本院认为，《调剂办法》是被告下属法学院制定的，目的是为了贯彻择优录取的原则，尽可能保证最终成绩排名位序在前。而且，该《调剂办法》的执行结果对其他考生而言也是公正的。故被告对此问题的辩解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作出不予录取为博士生的行政行为并不违法，故原告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原告林某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林某某不服提起上诉。

某市中级法院审理认为，2005年某大学博士研究生国际法学专业拟录取共18名考生，按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该做法并无不当，也未违反规定。林某某的总成绩排在第19名是不争的事实，某大学未录取林某某为博士研究生的行为并未违背招收博士研究生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一审判决对此认定并无不当。某大学作出的《某大学2005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意见》中规定“本校博导招生数不超过3名……”，不能理解为每位导师均需招满3名学生。林某某认为其考试成绩排在报考廖益新教授的考生中的第3名，根据每个导师招收博士研究生不超过3名的规定，应录取其为博士研究生的观点，不能成立。

某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该问题的争执点集中在如何理解《某大学法学院2005年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生录取的指导教师及专业方向调剂办法》。

择优录取是招生的一项基本原则。对于如何择优录取有两种取向。一是专业取向，即按照报考同一专业方向的考生成绩高低顺序依次录取。该模式更注重程序，导师自主权相对小些，“优”的标准主要是分数。一是导师取向，即由导师在上线考生中择优录取。该模式下，导师自主权大，且是学者认为的应采取的方向。“优”的标准不限于分数，还有考生的实际研究能力和培养前途。事实上，实践中多为两种取向的混合。为确保招生的合理性，往往采取两次双向选择，即报考时双向选择和调剂时双向选择，从而避免热门方向扎堆报考、冷门方向无人问津。同时，导师有选择优秀考生的权力，优秀考生亦有获得录取的机会。无论采取哪种取向，法院都不得干涉，这是学校的招生自主权。但是，对学校是否按照规则进行招录，对相关规则的理解出现分歧如何评判，则属于司法审查范畴。

本案中，从厦大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的录取规则看，更偏向于专业取向，“优”的标准除分数外，似无其他标准。本案的关键事实是，原告在报考廖益新教授的学生中总成绩排名第三，在报考国际法专业国际经济法研究方向的19位参加复试的考生中最终成绩排名为最后一名，在进入复试的25位国际法专业考生中的最终成绩排名也是最后一名。《调剂办法》是法学院制定的，目的是为了贯彻择优录取的原则，尽可能保证最终成绩排名位序在前的考生能够优先于排名位序在后的考生被录取，对该《调剂办法》的理解不能违背《某大学2005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意见》规定的择优录取、从高到低的招生录取原则。被告未录取原告为博士研究生的行为，并未违背招收博士研究生所确定的基本原则。原告的理解虽对其有利，但并不符合被告招生录取原则（即在分数上未达到“优”的标准），当然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本案的最大价值是在实务中将公立高等学校博士生招生录取行为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一旦高等学校意识到其招生行为也要接受司法审查，那么在招生过程中就会更加注意完善录取规则、规范录取程序，相应地，招考争议也就会减少。当然，法院在行政审判中，也要注意把握司法审查和大学自治的关系，避免不当干预大学自主权

[案情]

2008年3月28日3时许，被告人楚某伙同于某、高某预谋盗窃后来到某市一超市准备实施盗窃。楚某一人先从超市后窗户进入超市，被居住在超市内的业主刘某发现，楚某用随身携带的尖刀威胁刘某，双方发生厮打。在厮打中，被告人楚某看见于某、高某站在窗外向超市内看时便喊：“进来，快点。”于某、高某就用石头将超市前门玻璃砸碎进入超市，楚某、高某用拳头击打刘某，将刘某制服后，于某和高某将收款台内的人民币49.50元以及香烟十条（价值人民币1 036元）抢走。

[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本案的抢劫发生在被害人的超市停止营业后，此时超市已于外界相对隔离，且被害人刘某在其超市停止营业后在超市内居住，故被告人楚某、于某、高某的行为构成入户抢劫。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害人刘某的超市系用于营业，并非用于住宅，不具备家庭生活的基本特征，被害人刘某在只是为了营业方便或超市安全临时在超市内居住，故被告人楚某、于某、高某的行为不构成入户抢劫，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人楚桥、于亮的行为是否构成入户抢劫。案件审理的重点在于如何界定“户”的范围。为了避免对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入户抢劫中 “户”的范围做扩大理解，不适当的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将“户”界定为“供他人生活和对外界相对隔离”，从而将营业场所或对外公众开放的其他场所排除在“户”的范围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入户抢劫”中“户”的范围也提出意见：“户”指住所，其特征表现为供他人家庭生活和与外界相对隔离两个方面，前者为功能特征，后者为场所特征。笔者认为，“入户抢劫”中“户”的范围应限于家庭住宅。从刑法对犯罪人适用刑罚量的多少来看，对被告人适用刑罚主要取决于其刑事责任的大小，而对其刑事责任的评价既是刑法所规范的，也与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伦理密不可分。世界各国的通例普通认为，家庭生活的安全性、私密性的侵犯应承担更大的道义责任，这也是社会公众普遍认同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现在刑法保护的特殊利益中，就是家庭住宅的不可侵犯性。“入户抢劫”结合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和抢劫罪的双重罪质，具有加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也是刑法对入户抢劫加重处罚的立法本意。本案中被害人刘文祥所经营的超市，其功能系用于营业，并非用于家庭住宅，除刘文祥为了营业方便在此临时过夜外，其他家庭成员并不在此超市内居住和生活，该超市不具备家庭生活的基本特征；被害人经营的超市属对外进行营业的商业用房，也不具备对外界相对隔离的场所特征，故被告人楚桥、于亮的行为不构成入户抢劫。在生活实践中，超市和住所的使用还存在一种情况：白天利用住所从事商品零售等经营活动，晚上做生活起居之用。对于此种情况，超市在营业时间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生活空间，此时抢劫超市不能构成入户抢劫，而在夜晚停止营业后入该住所抢劫，则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本案中被害人刘某的超市不属于此种情形.

❿ 什么是经济法

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对市场经济活动实行干预，管理，调控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来自《经济法》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