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法年会议题

❶ 社会法的体系

社会法是我国近年来在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大潮中应运而生的新兴法律门类和法律学科。
社会法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最为契合的法。社会法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和谐社会的建立尤其离不开社会法的发展。随着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被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社会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传统的法律部门中，民商法和经济法主要调整一国的经济生活，侧重于保护公民的民事权利；宪法和行政法主要规范国家的政治生活，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传统的法律部门对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与经济相并列的社会领域的事务需要法律的调整和保护，公民政治权利和民事权利之外的权利（可以称之为“社会权利”）的保障也需要新的法律部门加以保护，社会法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社会法的主旨在于保护公民的社会权利，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在社会关系中，有天生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分，而且市场经济会自发的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此时如果没有公权力的介入来保护弱者的利益，将使社会关系的失衡状态加剧并最终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通过法治途径即制定和完善社会法是改变这种失衡局面的必然选择，尤其在当前我国深化改革而社会法理论与实践又比较薄弱的环境下，完善社会法，保障公民的社会权，使人们实现真正的解放——社会解放，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然，社会法的概念、定位和体系、社会法不同内容之间的相关性、社会法的基本制度在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取得一致，社会法可谓任重而道远。

❷ 什么是社会法

现代抄大陆法系的国家袭首先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社会法是什么呢？比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金融法、计划和产业政策法、国有企业法，等。这些现代法律主要是解决经济规划、环境保护、就业、社会保障等社会性的问题。这些法律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因此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家在公法和私法之外，就有了“社会法”的提法。

❸ 国际私法调整方法

无论是作为一个部门法，还是作为一个部门法学，国际私法都有着悠久历史。一般认为，完整国际私法的理论体系产生于中世纪，其标志就是巴托鲁斯提出的“法则区别说”。尽管如此，国际私法尚有诸多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德国著名法学家康恩（Franz Kahn）曾指出，国际私法是从书名页开始就存在争议的学科。[1] 在我国，对国际私法的研究也存在同样情况。旧中国国际私法学领域如此，[2] 现在也是如此。[3] 但国际私法的所有各类争议，首先是从国际私法的对象及方法开始的，也正是基于对国际私法对象和方法问题的认识不同，学者们在国际私法范围问题上也形成了自己的认识。

笔者拟从技术革命对国际私法的影响这一角度，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理论分歧现状

从以下关于国际私法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在国际私法对象及方法问题上的分歧。

德国学者努斯鲍姆在其《国际私法原理》一书中指出：“国际私法，或冲突法，从广义上讲，是处理涉外关系的私法的一部分。”新中国第一本统编《国际私法》教材也认为：“国际私法是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的部门。”[4] 这一定义是从国际私法调整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着眼的。

德国学者马丁。沃尔夫则认为，国际私法就是“在同时有效的法律体系中，决定哪个法律体系应该适用于一些特定的事实”。[5] 我国李浩培先生也认为，国际私法是“指在世界各国民法和商法相互歧异的情况下，对含有涉外因素的民法关系，解决应当适用哪国法律的法律。”[6] 这一定义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考虑的。

英国学者切希尔和诺斯认为，国际私法是在处理涉外案件时判定：第一，法院在什么条件下对案件具有管辖权；第二，应适用哪国法律来确定各类案件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第三，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承认外国判决，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外国判决所赋予的权利可以在英国得到执行。[7] 显然，这一定义是从司法角度并结合国际私法的内容或规范来进行的。

另外，还有其他四种代表性的定义：（1）“国际私法是以直接规范和间接规范相结合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并解决涉外民商事法律冲突的法律部门。”[8]（2）“国际私法是以涉外民事关系为调整对象，以解决法律冲突为中心任务，以冲突规范为最基本的规范，同时包括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的规范、避免或消灭法律冲突的统一实体法规范、以及国际民事诉讼与仲裁程序规范在内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9] 这两个定义认为国际私法是国内法的一个部门，而且，国际私法的规范包含统一实体法；（3）“国际私法是以涉外民事关系为调整对象，以确定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为前提，以解决法律冲突问题为核心，由法律适用规范、规定外国人民事地位规范所组成，并通过国际民事诉讼和仲裁程序进行司法保护的一个独立的部门法。”[10] 这一定义也认为国际私法是国内法的一个部门，但统一实体法规范不是国际私法的规范；（4）“国际私法是调整国际交往中所产生的民事关系的国际法的一个部门。它是规定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规范，调整不同国家之间法律冲突的、确定国际民事关系双方当事人具体权利和义务的冲突规范、统一实体规范，以及解决国际民事争议的诉讼程序和仲裁程序规范的总称。”[11] 这一定义与第（2）和第（3）的主要不同点在于，它强调国际私法是国际法的一个部门。以上四种定义都是从综合角度来考虑的。

可见，关于国际私法的对象问题，虽然学者们都认为是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或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但在调整对象的范围上，则存在差别。一种主张国际私法的对象是所有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另一种则主张国际私法的对象只是会产生法律冲突的那部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

基于对国际私法对象的认识，理论界关于国际私法的方法问题，同样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国际私法的方法包括直接调整方法；[12] 另一种则认为国际私法的方法只有或主要是间接调整方法。[13]

与对国际私法对象和方法问题的认识相对应，关于国际私法的范围问题，理论界也分别有不同主张：（1）国际私法的范围仅局限于冲突规范。持这种观点的可以德国、奥地利、瑞士、北欧国家以及日本等国为代表；（2）国际私法由管辖权规范、冲突规范和外国判决及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规范构成。这是以英国、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的主张；（3）国际私法的范围包括国籍规范、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规范、冲突规范及国际民商事管辖权规范。这是以法国和意大利为代表的拉丁法系国家的看法；

二、基于技术革命的影响所形成的认识

一般认为，法律的调整对象是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意志行为，即人与人关系中的意志行为。[14] 在认识法律的调整对象时，一般应注意的是：社会关系只有表现为通过人们的意志而形成的思想关系时，才能成为法律的调整对象；并非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法律的调整对象。法律的调整对象是已被法律调整的或客观上要求法律调整的具体的意志社会关系。或者说法律的调整对象是客观上能够“接受”法律调整，而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又有必要对之进行法律调整的意志社会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调整的对象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某些社会关系可能会从生活中消失，或者虽未消失但已丧失进行法律调整的必要，而某些新社会关系产生，则迫切要求法律对其予以调整。法律调整对象的主要发展倾向是扩大和加深。这里所说的“扩大”，是指法律调整对象范围的扩大。而“加深”则是指对法律调整的质的要求提高，即要求法律上有更为准确、系密的规定，要求法律的可操作性进一步增强。

同样，在国际民商事领域，社会发展的最直接的结果可归结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范围呈不断扩大趋势并需要相应的部门法对其进行调整；其二是国际社会对以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的部门法（即国际私法）所提出的质的要求也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这样，以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为对象的国际私法，只有顺应国际民事法律关系发展的现实，才能较好地服务于各国的对外政策，才能维护或重构国际民商事交往秩序。

从国际层面出发，对涉外民商事关系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可作如下归纳：

在13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里，各国间民事交往的数量极少，国际私法产生的基本条件尚未具备。即使古罗马时期就出现了所谓的“万民法”，[15] 但有学者认为，“在罗马之世，绝无国际私法之存在。”[16]

从13世纪开始，人类科技水平才有了较大提高，某些国家的生产力有了一定发展，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开始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国际民事交往在量上有了一定变化。13世纪以后，由于造船业的发展，意大利北部的城市国家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心。但当时的国际贸易是相当有限的。[17] 新航路开辟后到16-18世纪，国际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

总之，在13-18世纪中叶，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范围主要局限于外国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婚姻家庭、财产继承等问题；客体主要是动产和不动产，涉外合同与涉外货物运输保险才开始萌芽。

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以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并引起了产业革命，其最主要的后果之一就是使国际经济贸易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第一次技术革命给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带来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主要[是受第一次技术革命影响较大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人和法人；其客体主要是农产品，工业品和半制成品所占比例较小；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所涉及的领域看，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范围已经有了较大变化。这一点可以普通法系国家早期的国际私法著作为佐证。如威斯特莱克（Westlake）1858年《国际私法》（第二版）所讲的内容依次为：自然人的身份及能力与监护问题；结婚、离婚与准正；动产继承；破产；动产与不动产；管辖权的一般概念；国内与国际管辖权；契约；债务的转移和消灭；住所；国籍；外国公司；外国判决与程序等内容。[18] 戴赛的《冲突法》于1896年首次出版，可以说，该书是对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70年代国际私法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调整情况的总结。戴赛在其著作中主要讲了自然人的身份、能力、住所和国籍问题；法人国籍、能力及破产问题；婚姻家庭关系及继承问题；侵权行为以及各种合同关系等问题。[19]

19世纪70年代后，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发明。如汤姆士炼钢法、蒸汽涡轮、内燃机车、气钻、发电机、远距离输电、电灯、电车、电话、无线电、从炼焦煤中提取氨、苯和人造燃料等。这些技术和发明的运用，被概称为第二次技术革命。这次技术革命，极大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特别是海上运输业的发展，从而使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20世纪以前，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是量上的变化。即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在总量上大为增加，有关国际货物买卖、运输、保险、支付等有了空前发展；其二是主体上的变化。即法人数量和种类有较大增加；其三是所涉及的领域扩大。即自由竞争的加剧也促进了技术、专利发明、科学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对这种变化，有学者将之概括为三点：由于法人在国际交往中作用的增长，法人的国籍、地位和能力问题，以及涉外代理和破产关系，也随之增长；由于银行在国际交往中作用的增长，随之发展了信贷关系和票据关系；由于国际间文化和科学技术交往的发展，涉外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关系也随之发展起来。[20]

20世纪50年代，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发展和利用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开始，[21] 人们一般将之称为第三次技术革命。此次技术革命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影响可归纳为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宏观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其一是出现了一系列新型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在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补偿贸易和许可证贸易；在涉外合同领出现了新的外民事承揽合同关系，如对外来料加工和来件装配等；在涉外法人问题上出现了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以及外商独资经营等；在国际货物运输上出现了新的运输形式和方式，如运输形式上多采用集装箱运输，运输方式上则大量采取多式联运方式；此外，在合同领域还出现了咨询合同关系。其二是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在量上进入“爆炸阶段”。即在这一时期，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无论在总量上，还是在某一具体领域，其发展速度已非已往任何时候所能比拟。微观上的影响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其主要表现为中、小企业公司、法人重显活力，成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新力量；联合企业和跨国公司大量出现；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人和法人成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二是对涉外法律事件和法律行为的影响，如就涉外侵权而言，出现了许多跨国环境污染问题。三是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工业制成品超过了初级产品客体；用于国际流通的产品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伴随国际技术转让的发展，无形客体已超过有形客体。

到20世纪90年代，人类经历的一次意义深远的重大技术革命就是互联网络、移动电话的广泛运用。它不仅是人类通讯方式的改变，而且将导致经济运行方式和人们交际方式的变革，以及社会组织方式和结构的改变，它正逐步改变着整个经济和社会的面貌，人类从此进入信息时代，[22] 这就会更进一步促进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譬如，电子商务（E-commerce）的发展速度呈逐年递增的态势。在1996至1997年间，通过国际互联网络进行的商事贸易（business-to-business trade）每6个月增长2倍，但1998年则是每3个月或每4个月增长2倍，有人预计到2003年，网上贸易额每年将达到1300亿美元。[23] 但国际互联网络在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法律问题。[24]

通过以上我们不难看出，随着技术革命的进步，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或国际民事法律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当然，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发展变化的原因和条件并不仅仅是技术革命，但我们绝对不能忽视技术革命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变化所起的直接作用）。国际私法只有顺应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保障或推动国际民商事交流的发展。

从国际私法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国际私法总是在随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发展变化而作适时的调整。

国际私法在其产生之初，直到19世纪末，其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主要采取的是间接调整方法。这一历史阶段，国际私法完成了从“学说法”到“制度法”的过渡。无论是在“学说法”还是在“制度法”阶段，国际私法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主要采取的是间接调整方法。但即使在这一阶段，也存在用直接调整方法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情况。如在判定某一外国人（包括外国法人）在内国是否具有相应的民事活动权利时就必须用直接调整方法。

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迅速发展，其所涉及的范围急剧扩大，而间接调整方法本身存在缺乏针对性、可预见性等方面的缺陷，因而就有了以其他方式来顺应对迅速发展着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调整的需要。也正因为此，这一时期就产生了大量的以直接方式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统一实体法规范。[25] 这类统一实体法规范能避免或直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因而能克服冲突规范缺乏针对性和可预见性的缺陷。此外，部分国家还提出和制定了所谓“直接适用的法律”，其目的在于，为了组织和保护一国的社会、经济和金融结构，使一切与法院地国家有充分联系因而会影响法院地利益的交往关系均受其调整。[26]

因此，对国际私法的方法问题，我们认为，应当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但这并不能说直接调整方法完全可以取代间接调整方法。因为，从目前的情况看，规定直接调整方法的统一实体法规范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所涉及的领域及普遍效力上，都是相当有限的。而且，对某些领域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如涉外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仍然将主要或完全以间接调整方法来进行。所以，同作为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手段，间接调整方法和直接调整方法在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过程中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从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实际看，这种现象将存续相当长的时期。

三、结语

基于前述，我们认为，对国际私法的范围问题，我们一方面要立足于国际私法这一部门法的传统及其本身所固有的特色；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兼顾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发展的现实。

我国国际私法泰斗韩德培先生曾提出“机翼论”的观点。他认为：“国际私法就如同一架飞机一样，其内涵是飞机的机身，其外延是飞机的两翼。具体在国际私法上，这内涵包括冲突法，也包括统一实体法，甚至还包括国家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而两翼之一则是国籍及外国人法律地位问题，这是处理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前提；另一翼则是在发生纠纷时，解决纠纷的国际民事诉讼及仲裁程序，这包括管辖权、司法协助、外国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这就形象而科学地勾画出了国际私法的范围。[27] 首先，该观点肯定了国际私法的传统性，即肯定了冲突法在现代国际私法中所仍然具有的地位；其次，该观点科学揭示出国际私法的发展规律，指明了现代国际私法的发展现状。即国际统一实体法和“直接适用的法律”已成为国际私法规范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该观点也注意到了国际私法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关联性和系统性，即认为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有关的规范和与解决涉外民事法律争议有关的规范均为国际私法的规范。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国际私法是以国际关系中的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为调整对象并拥有独特调整方法的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如同宪法、民法、经济法等构成国内法体系一样，国际私法与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等则构成国际法体系。如果将法学学科体系划分为国内法学体系和国际法学体系的话，那么，以国际私法为研究对象的国际私法学就是国际法学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学。既然宪法学、民法学和经济法学都是法学学科中的独立的二级学科，那么，国际私法学与国际公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也都应当是法学学科中独立的二级学科。因此，若将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三者硬性捆绑，并由此建立一个所谓的“国际法学”，然后将该“国际法学”作为一个与国内法学中的宪法学、民法学和经济法学等相并列的二级学科，且以此否认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和国际经济法学在法学学科中二级学科的地位，显然是违背科学规律的。

注释：

[1] 从国际私法的历史看，主要名称有： 法则区别说（Theory of Statutes）、私国际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国际私法（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冲突法（Conflict of Law），除上述几个较为普遍使用的名称外，还有“法律选择法”、“民法施行法”、“法例”、“外国法之适用”、“涉外私法”、“国际民法”、“国际民商法”等，国际私法理论上争议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

[2] 参见陈顾远著：《国际私法总论》（上），会文堂新记书局，1936年1月第四版，第49~113页。

[3] 80年代初，我国学者关于国际私法的对象、方法、范围以及国际私法学的体系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激烈的讨论。之后，许多学者根据他们对国际私法的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分别形成了具有相应特色的国际私法学体系。现在，学者们在这些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也正因为这样，2000年国际私法学会的年会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国际私法的基本理论问题。参见《中国国际私法2000年年会综述》，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6期，第122-124页。

[4] 参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9月第一版，第8页。

[5] 参见马丁·沃尔夫著，李浩培、汤宗舜译：《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1988年 月第一版，第22页。

[6] 参见《中国大网络全书·法学》，中国大网络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第一版，第228页。

[7] See Cheshire & North‘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Butterworths London， 1992， 12th ed.， pp.7-8.

[8] 参见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第22页。

[9] 参见李双元著：《国际私法（冲突法篇）》，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第33页。

[10] 参见张仲伯主编：《国际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18页。

[11] 参见钱骅主编：《国际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第一版，第22页。

[12] 参见刘仁山主编：《国际私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6页。

[13]参见刘仁山主编：《国际私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5页。

[14] 参见孙国华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第227页。

[15] 虽然在公元前242年，罗马帝国就设置了外事大法官，专门处理在罗马的外国人之间和外国人与罗马人只因交换关系所产生的实际问题，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套规范，称为万民法（jus gentium）。但无论在数量、内容上，还是在适用范围上，万民法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罗马法学家所关心的万民法，通常有两重含义：一是万民法的实际意义，即指罗马法中既适用于罗马公民也适用于在罗马的外国人的那部分法律；二是万民法的理论涵义，即罗马法学家所认为，自然理性是为全人类而制定的，在全世界各国人民中应予一律遵守的规定。公元212年颁布的安东尼尼宪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将罗马公民权赋予一切异帮人以后，万民法与市民法之间的区别就已无实际意义了。

[16] 梅仲协著：《国际私法新论》，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6月第三版，第23页。

[17] 在赫·赫德和德·普·韦列著的《意大利简史》中有这样的记载：“从14世纪开始，‘夫兰得尔大帆船’每年两次从威尼斯扬帆出发，载着香料、糖、胡椒和其他东方产品，取道直布罗陀海峡和安普敦港口和布鲁日。它们在那里载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木材和皮货、英国的羊毛、夫兰德尔的呢料和法国的酒驶回。其他东方的货物则用马驮，越过阿尔卑斯山，供应德国城市。”

[18] See John Westlak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William Maxwell & Son， 3nd.， 1880.

[19] 戴赛在其《冲突法》中所阐述的合同的有关问题涉及动产、不动产、买卖、租赁、运输、共同海损理算、票据、利息等关系以及合同中的代理、效力、履行、解释和解除等问题（See A. V. Dicey， the Conflict of Law， 1st ed.， 1896）。这与1804年《拿破伦民法典》所涉及的合同关系相比，其范围无疑要广泛得多。

[20] 见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教研室编：《国际私法论文集》，1984年8月，第28页。

[21] 钱学森认为：“像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激光技术，核能、核技术，航天技术，海洋工程等等，这些都是技术革命，所以，新技术革命不是单数，而是复数，是一个新的技术革命群。”《关于新技术革命的若干基本认识问题》，载1984年4月2日，4月9日《世界经济导报》。

[22] 对以互联网络和移动通讯的运用为标志的技术革命究竟是第三次革命的继续，还是一次独立的新技术革命，目前尚无定论。

[23] 如加拿大1997年网上贸易额为8亿加元，加拿大有关机构于1998年估计，到2001年前，网上贸易将增加到327亿加元。See Electrionic Commerce and Canada‘s Tax Administration（A Report to the Minister of National Revenue from the Minister’s Advisory Committe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1998， p.4.

[24] 譬如，伴随EDI（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的广泛应用，在合同、侵权以及管辖权等方面，就产生了许多新的冲突法问题；在国际服务贸易领域，诸如国际旅游、跨国银行、国际投资公司及其他金融服务、国际电话服务、国际视听服务、国际咨询服务、广告及设计等服务、维修及保养和技术指导等售后服务等，都将产生诸多新法律问题。

[25] 如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工业产权领域，有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86年《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1891年《关于商标注册的马德里协定》；在国际货物运输方面，有1901年《关于统一若干船舶碰撞规则的公约》和《关于统一海上救助规则的公约》、1924年《关于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定的公约》、1929年《关于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在国际支付方面，有1930年《关于统一汇票和本票的日内瓦公约》、1931年《关于统一支票法的日内瓦公约》。此外，这一时期还产生了一定数量的国际贸易统一惯例。二战后，国际统一实体法大量产生，这一点在国际贸易领域尤为明显。 参见赵承壁编著：《国际贸易统一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13页。

[26] 参见韩德培著：《国际私法的晚近发展趋势》，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88年），第14页。

❹ 生活中经常遇见哪些有关社会保障法的问题

一、社会保障法的调整对象
二、社会保障法的体系
三、社会保障法的地位
四、社会保障法的本位
五、社会保障法的本质
六、社会保障法的价值
七、社会保障组织体系的基本框架
八、社会保障权的构成要素
九、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
十、社会保障基金的制度创新

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农村改革、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财政改革、金融改革等早已迈出大步，社会保障改革却跚跚来迟，社会保障立法更是落后于市场主体立法、市场规制立法和宏观调控立法。这可能是许多理想的改革措施难以出台或者出台后施展不开、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令人高兴的是，最高决策层和改革设计者已开始高度重视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改革和立法在近年来渐成热点。于是，我们就社会保障法的若干基本问题试作探讨，希望得到同仁的批评，更希望借此批评来改变法学界低瞧社会法地位和冷谈社会法研究的局面。

一、 社会保障法的调整对象
在中国，“社会保障法”这个概念是80年代后期才出现的，尤其是1992年明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后，法学界在研究和设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时更是不断提及。这些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视。理论研究和现实需要的情况表明，对社会保障法是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已基本形成共识。但是，由于对“社会保障”的内涵与外延的不同理解，学术界对社会保障法的理解也稍有差别：(1)有的将社会保障法理解为社会保险法，认为“社会保障法是规定职工劳动者在其发生特殊困难时给予一定物质帮助的法律，规定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及其应用范围，用于包括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等的求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课题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理论思考和对策建议》，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6期。）(2)有的认为“社会保障法是调整有关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的法律，”（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第33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模糊了“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概念。(3)有的认为“社会保障法是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法律规定的总称”(覃有土、樊启荣编著：《社会保障法》第69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这种表述则过于宽泛和笼统。(4)有的认为“社会保障法是调整以国家和社会为主体，为了保障有困难的劳动者和社会其他成员以及特殊社会群体成员的基本生活并逐步提高生活质量而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史探径：《我国社会保障法的几个理论问题》，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该定义的内涵比较具体，基本上能涵盖社会保障的内容，但对内涵的表述不够准确。鉴于上述不同定义，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对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障关系的理解。

(一) 社会保障的界定
社会保障的涵义，在不同国家的立法例中往往不尽相同。综观各国立法所规定的社会保障项目，可以认为，社会保障是指国家为了保障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而依法建立的，在公民由于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灾害、战争等原因而生活发生困难的情况下，由国家和社会通过国民收入分配，提供物质帮助，以维持公民一定生活水平或质量的制度。其要点有：(1)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是国家和社会。即有责任向全体公民提供社会保障的主体有两个层次，一是国家作为全社会的管理者、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和国民收入的分配者，有责任组织社会力量为公民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质量提供保障；二是企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劳动力资源的使用者和社会经济活动的获利者，有责任出让部分利益，通过政府和非政府公共机构为公民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质量提供保障。(2)社会保障的权利主体是生活发生困难的公民。生存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任何公民，无论什么原因而陷于贫困，都有权要求国家和社会提供物质帮助，以保障其获得生存的条件。(3)社会保障的方式是通过国民收入分配来提供物质帮助。即政府和非政府公共机构将通过征税、收费等方式所筹集的资金，用于向生活发生困难的公民提供货币、实物、劳务等形式的帮助。(4)社会保障的目的是满足公民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质量的需要，以保障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即社会保障有两个层次的目的，其表层目的是保障公民在生活发生困难时仍能获得维持其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其深层目的是通过满足公民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质量的需要，进而为实现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创造条件。(5)社会保障的依据是相应的法律规范。即社会保障的规则由立法规定，享受社会保障是公民的法定权利，提供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的法定责任。
根据上述涵义，在界定社会保障的外延时，应当注意下述几点：(1)社会保障不只限于社会保险。社会保障的方式有保险式和非保险式两大类。保险式社会保障，即社会保险，是利用保险机制来实现社会保障，需要有广泛和稳定的资金来源，要求保障人、投保人和受保障人(即被保险人)之间存在一定契约关系，并且要求受保障人(即被保险人)承担相应的义务，宜为多发生性、常规性风险提供保障。因而，它一般适用于给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提供保障。非保险式社会保障，即在不宜运用保险机制提供保障或者社会保险不足以有效保障的领域或层次，宜由国家和社会以单向提供帮助的方式予以保障，如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由于社会风险的原因和形式复杂多样，不具备保险机制适用条件但需要社会保障的现象大量存在，现代社会对非保险式社会保障的需要有扩大趋势。因而，在强调社会保障的地位时，不能忽视非保险式社会保障，更不能忽视新出现的非保险式社会保险项目，如大学生贷学金、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等。(2)社会保障不只限于城镇社会保障。在呈现城乡二元经济格局的我国，难以建立一元体系的社会保障，城乡社会保障的水平、财源、方式必然不同。尽管如此，不应当把农村居民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也不宜把农村居民排斥在由国家提供财源的社会保障范围之外。在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应当构建农村社会保障，特别是应当强调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的责任，力求使农村居民享有与城镇社会保障项目对应的社会保障。(3)社会保障不只限于国家基本保障。社会保障固然以国家基本保障即国家直接组织和面向全社会并且统一水平和规则的社会保障为主干，同时还应当重视具有局部性、内部性、差别性的社会保障的补充作用。以社会保险为例，在城镇，已构建了国家基本保险为主、用人单位补充保险为辅的体系；在农村，由于经济形式、人口规模、国家财力、生产力水平等原因，现阶段国家未能提供基本保险，只宜将村民合作保障充当社会保险的主要形式。(4)社会保障不只限于普惠性保障。社会保障当然是惠及全民的制度，无论公民有无特殊贡献，只要生活发生困难，国家和社会都为其提供基本生活或最低生活保障。但同时，为鼓励公民对国家和社会多作贡献，也有必要给对国家和社会有特殊贡献者的优惠的社会保障待遇，例如，对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者实行离休制度，对军人及其家属、烈士家属、劳动模范、见义勇为者等实行优抚制度。
(二) 社会保障关系的界定
作为社会保障法调整对象的社会保障关系，是指参与社会保障过程的各种主体相互之间以供给和管理社会保障为内容的各种社会关系。其主要特征表现在：(1)社会保障关系是发生在社会保障过程中的社会关系，换言之，只有构成社会保障运行系统中某种要素的社会保障关系，才属于社会保障关系。(2)社会保障关系是以实现公民的社会保障利益为目的的社会关系，即是说，各种社会保障关系都是围绕着如何使公民获得社会保障利益而展开和运行的。(3)社会保障关系是体现社会连带责任的社会关系，参与社会保障供给和管理的各种主体，特别是政府、社会保险事业单位和企业，共同对公民获得社会保障利益承担连带责任。(4)社会保障关系是以社会保障经办机构为轴心的社会关系整体，即是说，社会保障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大多以社会保障经办机构为一方当事人，正是由于社会保障机构参与各种社会保障关系，才能够形成统一的社会保障供给系统和管理系统。(5)公民所参与的社会保障关系是兼有人身关系属性和财产关系属性的社会关系，即公民的社会保障利益一方面是与自身生存不可分离，具有人身利益属性；另一方面是以获得物质帮助为内容的财产利益。
如果从主体的角度来界定，社会保障关系包括下述几类：(1)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指各级政府及其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代表国家对公民承担社会保障职责的关系。(2)行政机关与社会保障事业单位和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指各级政府及其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对社会保障事业单位和用人单位等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主体向公民履行社会保障义务进行管理、监督和财力支持的关系。(3)社会保障事业单位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指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和社会保障服务机构等事业单位向公民给付社会保障待遇和提供相关服务的关系。(4)社会保障事业单位与社会保障资金缴纳或投资、捐赠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指用人单位向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缴费的关系，企业等单位向社会保障事业单位投资或捐赠的关系，以及公民向社会保障事一单位缴费或捐赠的关系。(5)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即用人单位向其劳动者履行社会保障和劳动福利义务的关系。(6)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主要指各级政府及其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有关部门为执行国家的社会保障职能而分工、配合和制约的关系。(7)社会保障事业单位之间的关系，主要指社会保障经办机构与社会保障服务机构之间以及不同项目社会保障事业单位之间就社会保障供给而分工、协作和制约的关系。(8)公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指公民之间互助共济的关系。
如果从内容和性质的角度来界定，社会保障关系包括下述几类：(1)社会保障基金形成关系，即政府和社会保障经办机构通过各种法定渠道向社会保障基金供给主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关系，具体表现为特定的税收关系、财政补贴关系、缴费关系、捐赠关系等形式。(2)社会保障待遇给付关系，即政府有关部门或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直接或间接向符合条件的公民给付社会保障待遇的关系，直接给付通常表现为政府有关部门或社会保障经办机构直接向公民发放一定货币或实物；间接给付通常表现为政府有关部门或社会保障经办机构通过有关服务机构向公民提供一定服务。(3)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关系，即社会保障经办机构将社会保障基金的积累部分向特定领域投资，以实现保值增值的关系，如购买国债、委托特定机构投资等。(4)社会保障财务管理关系，即在社会保障基金筹分配、使用过程中发生的预算、决算、核算、结算等管理关系，既有财政、审计等部门对社会保障财务活动的管理关系，也有社会保障系统内部的财务管理关系。(5)社会保障管理、监督关系，即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有关非政府监管机构对社会保障业务活动实施管理、监督的关系，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的管理、监督。(6)社会保障争议处理关系，即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构与社会保障争议当事人(或其他人)之间因处理社会保障争议而发生的社会关系。
社会保障关系还可分别从不同角度作出多种分类。例如，依社会保障项目不同，可分为社会为社会保险关系、社会福利关系、社会救助关系、社会优抚关系；依社会保障对象不同，可分为城镇社会保障关系、农村社会保障关系和军人社会保障关系。
二、社会保障法的体系
社会保障法体系，可以从法律规范体系和法律形式体系两个层面来理解。我国现行社会保障立法，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体系均不完整。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过程中，如何设计社会保障法体系的结构，是从总体和宏观上把握和指导社会保障立法所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法律规范体系的结构
从法律规范体系的层面设计我国社会保障法体系的结构，应当考虑下述几个因素：(1)社会保障的项目。众多的社会保障项目一般分为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四大类别，各大类社会保障项目又可作进一步的分类。为使各种和各类社会保障项目都有专门的法律制度来规范，社会保障法体系的结构当然要与社会保障项目的分类相对应。并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不断出现新的社会保障项目，如下岗职工再就业和基本生活保障、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贫困学生贷学金等，社会保障法体系的结构当然要及时反映所出现的社会保障项目。(2)社会保障的通用性问题。各社会保障项目都有许多共同的问题，其中有的问题特别重要而需要有专门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如组织体系问题、基金问题、争议处理问题等，在社会保障法体系中就有必要设置通用于各种社会保障项目的若干法律制度。(3)社会保障的城乡差别。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我国相当长时期内还会存在，因而，城乡社会保障必然存在制度差别。社会保障法体系的结构当然要反映这种差别，就与城镇社会保障有重大差别的农村社会保障项目设置专门的法律制度。(4)社会保障的军民差别。军人在各国都是一种重要的特殊群体，对社会保障有不同于一般公民的特殊需求。因而，在社会保障法体系中应当给军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以特别法的地位。(5)社会保障与相关法律制度的关系。社会保障涉及面广，与经济、社会的多个领域相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分别受到多种相关法律制度的规范。社会保障法体系的结构对此应当有所反映。
(二)法律形式体系的结构
社会保障法的法律形式体系，又称社会保障法规体系，其结构在世界范围内呈现多样化格局，主要有三种模式：(1)多法并立平行模式。即就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社会保障项目，制定若干部平行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分别调整某类或某一社会保障项目的社会关系。其特点是多部社会保障单行法律法规并存，互不隶属，共同规范社会保障。这种模式由德国首创，“铁血宰相”俾期麦于1883年颁布《劳工疾病保险法》、1884年颁布《劳工伤害保险法》、1889年颁布《老年及残废保险法》，这三部法律于1911年合并，另增加《孤儿寡妇保险法》，成为著名的“社会保险法典”。我国台湾地区亦采此立法体例，先后颁布有《劳工保险条例》、《军人保险条例》、《公务人员保险办法》、《退休人员保险办法》、《私立学校教职工保险条例》、《社会救助法》、《职工福利金条例》、《残疾人福利条例》、《儿童福利条例》、《老人福利条例》等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及社会福利的法律法规。(2)一法统驭多法模式。即统一制定—部法律综合规定各类社会保障项目的基本问题，作为社会保障法部门的基本法，再依据基本法就各类社会保障项目分别制定若干单项社会保障法律法规。这种体系由一法统驭、多法并行，呈现层次性，有利于社会保障法的一体化、全民化以及立法形式多样化。这种模式由美国首创，罗斯福新政时期于1935年颁布《社会保障法》。这种模式，既有利于宏观层次规范的相对稳定性和统一性，同时，又是一个发展和开放的体系，当产生新的社会保障项目需求时，可以基本法为依据进行立法。(3)混合立法模式。采此模式的国家，既颁布部分社会保障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同时将另一些社会保障项目纳入到其他部门法体系中进行规范，从而形成了一种混合性的社会保障立法模式。此种模式既不利于社会保障立法的整体、系统、协调地发展，也破坏了社会保障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发展格局。
我国长期以来的社会保障立法系“分散立法”体例，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社会保障的综合性法律，只有就某种社会保障项目作出专门规定的少量法规和个别法律(如《残疾人保障法》，体系不完整，层次低，多以“暂行”性法规的面目出现，没有统一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正步入宏观设计和整体推进的关键阶段，亟需重构社会保障法规体系，围绕其模式选择出现了许多争论，其主流观点有两种：
一种是“一法统驭多法”模式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立法应由“多法并存”的分散立法模式走向“一法统驭多法”的综合立法模式，即由社会保障基本法从宏观上协调、统一和指导各种单行法及地方立法。其必要性和意义在于：(1)传统社会保障立法在内容上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格格不入，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的诸多问题需要重新规范。例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障职责上的分工，多部门分管社会保障的协调，不同社会保障项目之间的职能划分和衔接，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布局和统一管理，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单行法律法规不能解决的。(2)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它具有长期性、根本性和全面性，不是临时的政策、具体的措施抑或局部的规定，因此，必须由社会保障基本法作出整体规定，不能零星片段、不求统一、立一条算一条。(3)社会保障制度应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因而社会保障法不应具有地方性，但我国近期以来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其立法，走着“中央试点指导、地方立法为主”的路子，客观上形成了地区之间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平衡。因此，需要有一个基本法对地方立法进行统一、协调并指导其发展。综上所述，持此论者主张，同其他部门法体系一样，社会保障法体系应当以基本法为中心来构建，因此，制定社会保障基本法是社会保障立法的首要任务和当务之急。(森永俣、刘豪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建设问题》，载《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5期。)另一种是“多法并立平行”模式论。认为在国外三种模式中，混合式立法显然是缺陷最大的一种立法模式，但选择一法为主的母子法结构还是选择多法并重的立法结构，应当根据各国的具体国情来决定。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由于社会保障的内容广泛和多部门管理，以及以往的立法惯例、立法结构和经验，要制定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作为母法，再在些基础上制定若干社会保障法子法，显然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因为这种立法模式会彻底破坏现行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格局，造成新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的成本高昂化。而从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需要出发，亦并非只有母子法结构才是最佳选择。因此，尽管国际劳工局在《展望21世纪：社会保障的发展》中曾经建议将“分散的社会保障法律应综合并尽可能汇集起来”，(国际劳工局：《展望二十一世纪，社会保障的发展》第7页，劳动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但这种建议因社会保障内容的广泛性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无法做到，中国就更不能以此为依据了。有鉴于此，持此论者主张按照多法并立平行的原则来建立中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即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属于任何其他法律部门，而是与其庞大的领域及独特的运行规律相适应，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同时，根据社会保障体系的六大子系统，在尊重现有立法格局与立法传统的基础上，分别制定《社会保障法》、《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等多部平行的社会保障法律。这种立法格局不仅符合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在要求，而且同样能够收到集中、有效的效果。(郑功成著：《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道路》第485—48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透过上述争论，我们不难发现，二者在社会保障法的主要内容上已达到共识，即中国的社会保障法系统由社会保险法、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等构成，争论与分歧的焦点在于要不要社会保障基本法，以及是先制定社会保障基本法还是社会保障单行法律?
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保障法应选择一法统驭多法模式其意义在于：(1)有利于社会保障立法的整体、全面、系统的规划和完善，从而推进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科学合理地发展；(2)有利于通过社会保障基本法的统帅作用，克服社会保障法系统内的冲突与矛盾，以实现系统内的整体协调和平衡；(3)有利于社会保障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我国形成和发展，从而推进我国社会保障法理论的繁荣与发达。
但是，我们还应充分地认识到，一个理想的社会保障法规体系的建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俾斯麦的社会保障立法历程也给我们这样的启示。“铁血宰相”俾斯麦于1883年颁布《劳工疾病保障法》、1884年颁布《劳工伤害保险法》、1889年颁布《老年及残废保险法》，这三部法律于1911年合并，另增加《孤独寡妇保险法》，成为著名的“社会保险法典”，经由一个由单项分步立法走向综合立法模式的变迁过程。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在步骤上亦可采用先分步单项立法然后统一的方式。
三、社会保障法的地位
(一)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与社会法
自古罗马乌尔比安提出公法与私法的分类以来，西方法律体系中便有了所谓公法与私法的“两分法”，并沿袭至今。有的学者认为，在近代国家和社会，国家和市民社会是分离和对立统一的；与此相适应，近代法分为公法和私法两个范畴，两者分别在各自独立的范围内发挥着保障市民权利的作用。但到本世纪，则产生了介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第三法域”，此即社会法域(以社会保障法为主体)(［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第31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们认为，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许多国家通过立法直接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致出现了所谓的“法律的社会化”，因而在市场规制、社会保障、劳动关系等方面，形成了作为中间法域或称第三法域的社会法，如社会保障法、劳动法和环境法等。它们与近代社会形成的行政法、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是不同的。由于它们产生于现代且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因而可称之为“现代法”。
从上述公法与私法的分类及其发展过程不难得见，把法律区分为公法与私法的二元论，是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为基础的；而把法律分为分法、私法和社会法的三元论，则是分别将国家、个人和社会作为公法、私法和社会法的“本座”。三元论看到了国家、个人和社会的不同，认识到了社会法域确实更偏重于社会，并因而与公法和私法属下的法律部门有不同之处，但这只是社会法独立于其他法律部门的主要原因。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的社会法，它与公法和私法并非同一层次的概念，并且，社会法自身的发展与公法、私法的发展本来就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社会法虽然更具有社会性，更强调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平，以实现其在谋求社会福祉的基础上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目标，但这仍不过是国家的社会职能在法律上的体现，况且国家和政府本身就是社会法的重要主体。因此，社会法从传统的法律分类的角度，在实质上仍属于公法，或曰在原则上属于公法的范畴，它的独立是在公法中的独立。(［德］汉斯·F·察哈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社会法》，载《国外法学》1982年第1期。)
(二)社会法与社会利益
社会法是一个新兴的门类。起初，这一概念是相对于个人主义法律观而言的一种学说。法国学者狄骥等人认为，根据社会连带关系，个人权利具有社会性，个人负有一定的社会义务。在德国，第一次世纪大战结束后，试行了所谓重要工业社会化政策，采取社会干预(包括国家干预和社会团体干预)的政策，来管理和纠正自由放任所带来的各种弊病。在日本，社会法一词开始也仅意味着对个人绝对所有权和契约自由的修正。后来，也蜕变为“统制经济法和社会福利法的路上去了。”(参见潘念之主编：《法学总论》第40—41页，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鉴于此，现在所说的社会法，往往是指有关市场秩序和社会保障的法律类别。我国学者认为，“社会法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所带来的社会公害，使风险分散、转移，让公众来承担以减少损失，体现社会互助合作精神，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参见孙笑侠：《论传统法律调整方式的改造》，载《法学》1995年第1期。)社会法的出现与勃兴，就在于它是与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利益相联系。社会利益的主体是公众，即公共社会。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既不能与个人、集体相混淆，也不是国家所能完全替代的，尽管社会利益表现在权利形式上，其主体可以是公民个人、法人、利益阶层或国家。在利益分类中，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四者是并列关系，社会利益是公众对社会文明状态的一种愿望和需要，其内容也不象人们所说的那样抽象得不可捉摸。它包括：(1)公共秩序的和平与安全；(2)经济秩序的健康、安全及效率化；(3)社会资源与机会的合理配置和利用；(4)社会弱者利益(如市场中的消费者利益、劳动者利益等)的保障；(5)公共道德的维护(这在任何市场经济国家及其任何发展阶段都显得特别突出)；(6)人类朝文明方向发展的条件(如公共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等等方面。(参见孙笑侠：《论法律与社会利益》，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可以相互转化，社会利益通过法律确定为权利时，就转化为个人利益、法人利益。利益主体虽然本质上是社会公众，但表现在法律上的权利主体却是个体。如环境保护本是社会公共利益，但经法律确认为环境权时，这一权利则由自然人或法人来行使。同时，个人利益也能转化为社会利益。当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被侵害达到一定的普遍性，具有经济秩序或社会正义的普遍和典型意义时，就可能转化为社会利益。比如向农民打“白条”，假药害人等，所侵犯的是社会利益。 心

❺ 社会法的概念和体系

实证主义法学派认为，法律和道德在概念上没有本质或必然的联系。

●其中分析法学派是以“权威性”制定作为定义法的首要因素。

●社会法学派以“社会实效”作为定义法的首要要素，要求规则在社会中实效有效。

非实证主义法学派认为，内容的正确性（即道德）是法的必要因素。

●其中自然法学派认为，内容的正确性是法概念的唯一要素。

●“第三条道路”主张，内容的正确性、权威性制定、社会实效是法概念的构成要素。

马克思主义法学派的主要观点
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正式的、官方的行为规范。法的本质最终体现为法的社会性，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最根本的社会因素

论述题
西方三大法学流派以及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对中国法治建设有何借鉴意义？

答题参考
分析主义法学派认为，“权威性制定”为法的首要因素，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一定要坚持“奉法为尊”的精神，遵从法律、守护法律。

社会主义法学派认为，“社会实效”为法的首要因素，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注重社会实效，关注人民生活，保障其权利。

自然法学派认为，内容正确性是法概念的唯一要素。在法治建设中，我们要推崇善法，制定良法，提升人民群众对法律的认同感。

马克思主义法学派认为，法是有国家制定或认可实施的，具有正式的、官方的行为规范，法的本质属性最终体现为社会性，而物质生活条件是最根本的社会伊苏

❻ 社会法包括哪些法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社会保险关系，维护公民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使公民共享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第三条 社会保险制度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社会保险水平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有权查询缴费记录、个人权益记录，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咨询等相关服务。

个人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有权监督本单位为其缴费情况。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社会保险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国家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险资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社会保险事业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

国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社会保险事业。

第六条 国家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严格监管。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制度，保障社会保险基金安全、有效运行。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

第七条 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全国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社会保险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社会保险工作。

第八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服务，负责社会保险登记、个人权益记录、社会保险待遇支付等工作。

第九条 工会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有权参与社会保险重大事项的研究，参加社会保险监督委员会，对与职工社会保险权益有关的事项进行监督。第二章 基本养老保险



第十条 职工应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由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养老保险的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十一条 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和个人缴费以及政府补贴等组成。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

职工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本人工资的比例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记入个人账户。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分别记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

第十三条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职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前，视同缴费年限期间应当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由政府承担。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出现支付不足时，政府给予补贴。

第十四条 个人账户不得提前支取，记账利率不得低于银行定期存款利率，免征利息税。个人死亡的，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继承。

第十五条 基本养老金由统筹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

基本养老金根据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缴费工资、当地职工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因素确定。

第十六条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

第十七条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因病或者非因工死亡的，其遗属可以领取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在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领取病残津贴。所需资金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支付。

第十八条 国家建立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根据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物价上涨情况，适时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

第十九条 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基本养老金分段计算、统一支付。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二十条 国家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

第二十一条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

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按月领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待遇。

第二十二条 国家建立和完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实施。第三章 基本医疗保险



第二十三条 职工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家规定共同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由个人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第二十四条 国家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二十五条 国家建立和完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行个人缴费和政府补贴相结合。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低收入家庭六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等所需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给予补贴。

第二十六条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待遇标准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退休后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未达到国家规定年限的，可以缴费至国家规定年限。

第二十八条 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以及急诊、抢救的医疗费用，按照国家规定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支付。

第二十九条 参保人员医疗费用中应当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部分，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直接结算。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异地就医医疗费用结算制度，方便参保人员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第三十条 下列医疗费用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一）应当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的；

（二）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

（三）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

（四）在境外就医的。

医疗费用依法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第三人不支付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第三十一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管理服务的需要，可以与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签订服务协议，规范医疗服务行为。

医疗机构应当为参保人员提供合理、必要的医疗服务。

第三十二条 个人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基本医疗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第四章 工伤保险



第三十三条 职工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由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不缴纳工伤保险费。

第三十四条 国家根据不同行业的工伤风险程度确定行业的差别费率，并根据使用工伤保险基金、工伤发生率等情况在每个行业内确定费率档次。行业差别费率和行业内费率档次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施行。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用人单位使用工伤保险基金、工伤发生率和所属行业费率档次等情况，确定用人单位缴费费率。

第三十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确定的费率缴纳工伤保险费。

第三十六条 职工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且经工伤认定的，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其中，经劳动能力鉴定丧失劳动能力的，享受伤残待遇。

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应当简捷、方便。

第三十七条 职工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本人在工作中伤亡的，不认定为工伤：

（一）故意犯罪；

（二）醉酒或者吸毒；

（三）自残或者自杀；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十八条 因工伤发生的下列费用，按照国家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

（一）治疗工伤的医疗费用和康复费用；

（二）住院伙食补助费；

（三）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交通食宿费；

（四）安装配置伤残辅助器具所需费用；

（五）生活不能自理的，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的生活护理费；

（六）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至四级伤残职工按月领取的伤残津贴；

（七）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享受的一次性医疗补助金；

（八）因工死亡的，其遗属领取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因工死亡补助金；

（九）劳动能力鉴定费。

第三十九条 因工伤发生的下列费用，按照国家规定由用人单位支付：

（一）治疗工伤期间的工资福利；

（二）五级、六级伤残职工按月领取的伤残津贴；

（三）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享受的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第四十条 工伤职工符合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的，停发伤残津贴，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低于伤残津贴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补足差额。

第四十一条 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

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应当由用人单位偿还。用人单位不偿还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依照本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追偿。

第四十二条 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第四十三条 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一）丧失享受待遇条件的；

（二）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定的；

（三）拒绝治疗的。第五章 失业保险



第四十四条 职工应当参加失业保险，由用人单位和职工按照国家规定共同缴纳失业保险费。

第四十五条 失业人员符合下列条件的，从失业保险基金中领取失业保险金：

（一）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的；

（二）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三）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第四十六条 失业人员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累计缴费满一年不足五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十二个月；累计缴费满五年不足十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十八个月；累计缴费十年以上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为二十四个月。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重新计算，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与前次失业应当领取而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合并计算，最长不超过二十四个月。

第四十七条 失业保险金的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不得低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第四十八条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

失业人员应当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支付，个人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

第四十九条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死亡的，参照当地对在职职工死亡的规定，向其遗属发给一次性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所需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中支付。

个人死亡同时符合领取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金、工伤保险丧葬补助金和失业保险丧葬补助金条件的，其遗属只能选择领取其中的一项。

第五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及时为失业人员出具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并将失业人员的名单自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十五日内告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失业人员应当持本单位为其出具的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及时到指定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失业登记。

失业人员凭失业登记证明和个人身份证明，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手续。失业保险金领取期限自办理失业登记之日起计算。

第五十一条 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并同时停止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一）重新就业的；

（二）应征服兵役的；

（三）移居境外的；

（四）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五）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指定部门或者机构介绍的适当工作或者提供的培训的。

第五十二条 职工跨统筹地区就业的，其失业保险关系随本人转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第六章 生育保险



第五十三条 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费。

第五十四条 用人单位已经缴纳生育保险费的，其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职工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资金从生育保险基金中支付。

生育保险待遇包括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

第五十五条 生育医疗费用包括下列各项：

（一）生育的医疗费用；

（二）计划生育的医疗费用；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项目费用。

第五十六条 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津贴：

（一）女职工生育享受产假；

（二）享受计划生育手术休假；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生育津贴按照职工所在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发。第七章 社会保险费征缴



第五十七条 用人单位应当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内凭营业执照、登记证书或者单位印章，向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予以审核，发给社会保险登记证件。

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或者用人单位依法终止的，应当自变更或者终止之日起三十日内，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社会保险登记。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民政部门和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应当及时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通报用人单位的成立、终止情况，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通报个人的出生、死亡以及户口登记、迁移、注销等情况。

第五十八条 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未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其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自愿参加社会保险的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应当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国家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人社会保障号码。个人社会保障号码为公民身份号码。

第五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加强社会保险费的征收工作。

社会保险费实行统一征收，实施步骤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六十条 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职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将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明细情况告知本人。

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社会保险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直接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缴纳社会保险费。

第六十一条 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应当依法按时足额征收社会保险费，并将缴费情况定期告知用人单位和个人。

第六十二条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申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的，按照该单位上月缴费额的百分之一百一十确定应当缴纳数额；缴费单位补办申报手续后，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按照规定结算。

第六十三条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

用人单位逾期仍未缴纳或者补足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查询其存款账户；并可以申请县级以上有关行政部门作出划拨社会保险费的决定，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划拨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账户余额少于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要求该用人单位提供担保，签订延期缴费协议。

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且未提供担保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扣押、查封、拍卖其价值相当于应当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财产，以拍卖所得抵缴社会保险费。第八章 社会保险基金



第六十四条 社会保险基金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除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与生育保险基金合并建账及核算外，其他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按照社会保险险种分别建账，分账核算。社会保险基金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社会保险基金专款专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或者挪用。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实行全国统筹，其他社会保险基金逐步实行省级统筹，具体时间、步骤由国务院规定。

第六十五条 社会保险基金通过预算实现收支平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社会保险基金出现支付不足时，给予补贴。

第六十六条 社会保险基金按照统筹层次设立预算。除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与生育保险基金预算合并编制外，其他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按照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

第六十七条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决算草案的编制、审核和批准，依照法律和国务院规定执行。

第六十八条 社会保险基金存入财政专户，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第六十九条 社会保险基金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按照国务院规定投资运营实现保值增值。

社会保险基金不得违规投资运营，不得用于平衡其他政府预算，不得用于兴建、改建办公场所和支付人员经费、运行费用、管理费用，或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挪作其他用途。

第七十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参加社会保险情况以及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支出、结余和收益情况。

第七十一条 国家设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由中央财政预算拨款以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构成，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运营机构负责管理运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保值增值。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的情况。国务院财政部门、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审计机关对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实施监督。第九章 社会保险经办



第七十二条 统筹地区设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经所在地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和机构编制管理机关批准，可以在本统筹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和服务网点。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人员经费和经办社会保险发生的基本运行费用、管理费用，由同级财政按照国家规定予以保障。

第七十三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业务、财务、安全和风险管理制度。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按时足额支付社会保险待遇。

第七十四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通过业务经办、统计、调查获取社会保险工作所需的数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如实提供。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及时为用人单位建立档案，完整、准确地记录参加社会保险的人员、缴费等社会保险数据，妥善保管登记、申报的原始凭证和支付结算的会计凭证。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及时、完整、准确地记录参加社会保险的个人缴费和用人单位为其缴费，以及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等个人权益记录，定期将个人权益记录单免费寄送本人。

用人单位和个人可以免费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查询、核对其缴费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记录，要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咨询等相关服务。

第七十五条 全国社会保险信息系统按照国家统一规划，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共同建设。第十章 社会保险监督



第七十六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听取和审议本级人民政府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投资运营以及监督检查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组织对本法实施情况的执法检查等，依法行使监督职权。

第七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用人单位和个人遵守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情况的监督检查。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被检查的用人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与社会保险有关的资料，不得拒绝检查或者谎报、瞒报。

第七十八条 财政部门、审计机关按照各自职责，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实施监督。

第七十九条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存在问题的，应当提出整改建议，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或者向有关行政部门提出处理建议。社会保险基金检查结果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社会保险基金实施监督检查，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查阅、记录、复制与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相关的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灭失的资料予以封存；

（二）询问与

❼ 会议的议题怎么写啊

思路，写出会议所讨论的内容、中心、主题。范文如下：

xx月xx日下午xx时会议内容：

1、会议召开方式更改。周一职能会议由综合部制作PPT，对参会人员的职能、议题、研讨进行结构性固定。

会议内容由各部门按照既定要求格式进行汇报解决，执行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讨途径，对公司运行所有显现问题进行研讨。PPT对会议参与人员、纪律、纪要、问题对策、前期问题处理情况进行结构性划分。

2、5S推行情况：

前期推行取得一定成果，管理层需再行推进。从5S认知方面向执行方面推进，从表面开始然后持续深入，各部门管理人员对本部门的5S管理推进提高。

3、会议制度执行：

早会需要培养良好开会气氛，从纪律、事项、内容、方法等方面进行会议召开，现有会议情况欠缺表扬和激励。职能会议：

要养成良好的开会习惯，手机震动或关闭、建立签到、签退制度、会场纪律保持、向会议的正规化方向发展。综合部补充前期会议纪要。

4、执行力不足，各部门需从根本着手提高执行力度。

5、培训：

每周六下午进行。各部门先自行上报培训内容及时间，综合部进行编排、公布。培训可不限于周六固定时间，尤其制造部需要多组织培训，尽快使人员得到提高。同时需要对培训纪律要求并进行跟踪培训效果调查，并定期进行培训研讨。

6、会议要求普通话训练，从xxx年开始执行。与会众人需要提高会议素养。

7、迟到、早退现象从xx月xx日开始杜绝，严格按照考勤机记录及公司规章制度执行。

8、5S管理方面，数控机床以及其他设备的使用需共同提升管理水平。提升使用人员素养。

9、建立会议内容模板。

10、生产方面事务协商解决，提升事务解决效率。

(7)社会法年会议题扩展阅读：

议题发展的阶段

大部分议题的形成和发展都有类似生命周期的过程。

议题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阶段一

起源期。这个阶段的议题仍在潜伏中，趋势并不明显，只有警惕性很高的相关负责人能意识到。组织在这一阶段应加强对环境的监测与扫描，关注利益攸关者对组织的看法，尤其是负责意见。

阶段二

成熟扩大期。这个阶段，公众与组织的分歧加大，公众期望与组织实际表现的差距扩大，公众的不满情绪逐渐蔓延。舆论也开始注意议题的的存在并开始报道。这个阶段是组织在进行议题管理的关键阶段，组织应积极参与有关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

阶段三

解决期或政策形成期。议题发展到这一阶段已对组织和社会造成较大影响，政府或重要的公共组织开始介入，以制定、发布新的政策、法规来解决争端。组织此时只能通过游说等手段来影响政策的出台。新的政策颁布实施后，议题所引发的争议也随之告一段落。

❽ 社会法中社会权的性质及主要内容

你好,我知道一些,建议多查阅资料

社会保障财产权的性质及保护问题是世界各国社会保障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深层次问题。
社会保障财产是公民基于社会保障权利义务关系获得的社会保障给付、各种福利津贴、救济款项和产品服务供给，包括货币资金、实物和服务等形态；这种财产具有基本保障性、强制性、特定对象性、统筹互济性、储存性和增值性以及经济福利性等特征；属于必要劳动加部分剩余劳动，具有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混合性质，介于俱乐部产品、私人物品和社会化财产之间。
社会保障财产权是社会保障主体围绕或通过社会保障财产而建立和形成的经济权利关系，主要包括社会保障财产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处置权，由主体、内容、客体、性质以及合法性依据等权利要素组成。它是一种生存权利、法定权利、公法权利，具有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的双重属性，在权利义务关系上呈现出非对等状态；而且综合考虑了经济学上权利产权的经济理性、社会学上关系产权的社会理性以及法律上的合法理性，来源于劳动产权和人力资本产权。它是一条“从慈悲到正义”之路，是人类从原生态到交易合作的过程中稀缺资源配置的反映，是通过资源所有权的交换和转移而形成的。社会保障财产权是一种私有产权、俱乐部产权、公共产权和政府产权的混合产权，通过其权能的利益让渡和分割以及产权属性的公、私互动整合，实现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效率性，使得社会保障制度富有活力与持续性。
产权明晰、界定实效、得到保障是社会保障财产权保护的内在要求；明晰社会保障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处置权等权能结构是社会保障财产权保护的前提和基础；公民社会保障权益的维护与实现以及社会保障财产的保值增值是社会保障财产权保护的核心，需要政府的积极作为、制度设计(以积累制代替现收现付制)以及个人所得税制的完善等方面的努力。建立个人财产权是社保基金入市的产权基点，通过明晰储备基金、账户基金和统筹基金等层次社保基金的产权性质和特征的差异，分类采取不同的投资运营策略，实现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通过设立社保基金产权监督委员会，构建社会保障基金“产权监督、管理、营运”体系。养老保险财务模式的产权选择呈现混合趋向的态势，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绩效是社会保障财产权保护的重要体现。

❾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的历届责任年会介绍

2014年7月25日，由南方周末主办的第六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在北京举行。
南方周末每年会在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上推举出年度“责任领袖”，以表彰那些“对企业社会责任和公益有着自己的理念和坚持，乐于付诸实践并取得了公认的成就，同时也善于引导和带动其他有志于此的人”。
同时，年会还推出了2014年中国CSR蓝皮书，包含了年度CSR舆情报告和中国公益基金会舆情报告。
年会还在下午举行了两场分论坛，公益论坛重点就“公益基金会”领域的相关话题，在与会的多位公益基金会负责人及行业学者间展开了研讨交流;在医药行业企业社会责任分论坛上，发布了“2014中国医药行业CSR调研”的榜单，并发布了国内首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关键定量指标指引》。
在当天会议现场，主办方将“公益透明”作为本年度的“年度关注”话题，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江雪、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刘文奎和“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就这一话题进行了“站而论道”。 第五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于2013年7月5日在北京举行。
2013年度责任领袖，颁发给致力于微博打拐事业的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大爱清尘”项目发起人王克勤，用艺术诠释公益的钢琴家李云迪，以及长期引领企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诺华集团（中国）总裁徐海瑛和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
“年度关注特别贡献奖”是南方周末着眼那些过去一年中所发生的意义重大的事件话题，在当中寻找对中国社会具有进步意义的关注点，向推动进步的机构组织致敬。“420联合救援行动”是雅安地震后民间自发组成的公益行动联盟，是民间公益力量高效整合模式的先锋；支付宝是企业发挥专业力量救灾，摆脱数字荣誉感的示范；新浪微公益，向我们展示了社交网络能发挥的潜能，在灾难中输出亿万人的正能量。他们共同获得“年度关注特别贡献奖”。
本届责任年会推出了《2013年度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研蓝皮书》。该蓝皮书由南方周末、凯迪数据研究中心和网络风云榜联合推出。该蓝皮书是国内首份由传统媒体调研机构与新媒体调研机构联手打造的专门领域报告。 第四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于8月31日在北京光华路5号财富中心举行。本届年会以大战略时代为主题，呼吁“不做责任时代旁观者”，强调企业在发展中须系统变革、关怀弱势、注重公共利益及社会均衡。年度口号为“不做责任时代旁观者”，旨在要个体发展，也要公共利益；要弱势关怀，也要系统变革；要商业模式，更要社会均衡；关注责任，关注战略大时代。
出席嘉宾：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
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马继生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
全国工商联常务副主席，孙晓华
佳能（中国）总裁兼CEO，小泽秀树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
普华永道合伙人，周星
BASF中国区总裁，关志华
百威英博亚太区法律及企业事务副总裁，王仁荣
环保部宣教中心主任，贾峰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人，王凯
公众与环境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马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
WWF社会责任及可持续发展首席专家，孙继荣
德国莱茵TUV集团大中华区培训与咨询总监，林小霞
壹基金秘书长，杨鹏
商道纵横咨询公司总经理，郭沛源
立人乡村图书馆、立人大学创始人，李英强
百年职校创办人，姚莉
掷出窗外网创办人，吴恒
2009年8月14日，由成都市人民政府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年会暨南方周末“三榜”颁奖典礼在成都香格里拉大酒店圆满落幕。大会对过去一年中在中国不懈践行着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企业进行了表彰，并为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排行榜、世界500强在华企业贡献排行榜、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创富榜三个权威榜单的上榜企业颁发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