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g我国合同法

『壹』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与我国合同法的区别

一是：适用的当事人范围不同．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专公约》,英文属
简称CISG．它规定：订立合同的当事人的
营业地（法人所在地）必须位于不同的国
家，即具有不同国籍，但当事人的国籍不
用虑；我国合同法无此诸多限制．
二是：CISG的交易范围从某种意义上说，”较
小”．

CISG不适用于下列买卖交易：

A．购买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买卖；

B．经由拍卖的买卖；

C．船舶或飞机的买卖；

D．电力的买卖；等等．

我国合同法无此诸多限制．
三是：CISG在实体法上不涉及以下问题：

A．合同的效力；

B．合同对所售货物所有权可能产生的
影响；

C．卖方的产品责任．

我国合同法则涵盖了以上各个问题．

以上仅是我个人根据所学＜＜国际经济法＞＞加以总结的我个人认为的”答案”，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贰』 比较我国合同法与CISG的区别和联系

一、合同的订立
如果比较 CISG 第二部分“合同的订立”( 第 14 条 － 第 24 条)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订立”( 第 9 条 － 第 43 条)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合同法对于 CISG 规定作了相当充分的借鉴和吸收。比如，关于要约是否具有拘束力以及要约是否可以撤销，这是合同缔结法统一化过程中遇到的最为困难的问题之一，因为不同国家的做法并不一样。CISG 第 16 条等规定反映出了调和不同见解的意图，第 1 款以要约可撤销为原则，不过，它对这一原则作了限制。中国原来的民法理论受德国民法理论的影响，承认要约的形式拘束力[4]290，目的在于保护受要约人的利益，维护正常交易的安全。不过，中国合同法并没有明文规定要约的形式拘束力，而是参考了 CISG，规定了要约的撤回及撤销，惟对此作了若干的限制( 中国合同法第19 条) 。
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国合同法“总则”与“分则”的结构，就会明白，该法规定的合同的订立并不限于买卖合同，而是对于所有的合同都可以适用的。
二、合同解除
( 一) 根本违约
根本违约( fundamental breach) 的思想被中国合同法接受了，体现在第 94 条第 2 － 4 项。但是，与 CISG 第 25 条相比，二者有一些差异。其一，CISG 第 25 条对于根本违约的构成作了限制: “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这在中国合同法中是没有的。对于这一差异，有的学者指出: “我国法律规定对根本违约的判定标准不如《公约》那么严格，没有使用可预见性理论来限定根本违约的构成，只是强调了违约结果的严重性可以成为认定根本违约的标准。这实际上是抛弃了主观标准，减少了因主观标准的介入造成的在确定根本违约方面的随意性以及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因素。”（注：参见王利明: 《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4 页; 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7 － 288 页。中国学者对于公约第 25 条“可预见性”要件的理解，在公约起草时便已有同类观点存在。Schlechtriem 教授对此指出，这个概念更容易被错误地理解为主观归责因素。由于这里最决定性的问题是对合同以及约定的义务的解释，所以最终涉及的就是对每一项义务违反所产生的影响的证明和举证责任。参见[德]彼得·施莱希特里姆: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评释》，李慧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8 页。）其二，对于所违反的合同义务，CISG 没有进一步要求，只强调其结果（被违反的义务是( 用德国法术语) 主要义务( Hauptpflicht) 抑或是附随义务( Nebenpflicht) ，是给付义务( Leistungspflicht) 抑或是保护义务( Schutzpflicht，参照德国民法第 241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 ，是无所谓的; 附随义务( 或许宜称为附加义务) 也可能对债权人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可能决定合同“应存续抑或解消”。Vgl． Peter Schlechtriem，Internationales UN － Kaufrecht，4． Aufl． ，2007，Rn 114．）;中国合同法第 94 条第 2 项和第 3 项强调了违反的是“主要债务”，同条第 4 项则未再要求“主要债务”，中国的学说解释亦承认在个别场合，附随义务违约亦得构成根本违约，发生解除权[5]462。
( 二) 协议变更或者终止合同
CISG 第 29 条第 1 款规定，合同只需双方当事人协议，就可更改或终止。类似的规则在中国合同法中规定在第 77 条第 1 款和第 93 条第1 款。二者的差异是，CISG 第29 条第2 款规定，规定任何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必须以书面做出的书面合同，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但是，一方当事人的行为，如经另一方当事人寄以信赖，就不得坚持此项规定。中国合同法对于合同的协议变更或者解除，并没有规定类似的规则。但是，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有特别的约定，要求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的协议须采取书面形式，该约定仍有效力。另外，依中国合同法第 36 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该规定也可以适用于当事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协议，最终的效果，与 CISG 相去不远。
( 三) 解除通知的生效
依 CISG 第 26 条及第 27 条，解除合同的声明须向相对人发出通知，方始有效。依通常解释，该 通 知 不 以 送 达 为 生 效 要 件[6]48。依Schlechtriem 教授的观点，从 CISG 第 26 条及第27 条本身的措辞和制订者们的本意出发，应该确认意思表示是从发出时生效的。尽管他本人从法的应然性角度出发，赞同 Neumayer 的观点，即形成权性质的意思表示不应当被视为在受领 人 完 全 没 有 知 晓 的 情 况 下 就 可 以 生效[6]109。而依中国合同法第 96 条第 1 款，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在这一点上，中国合同法与 CISG 存在差异。
( 四) 解除的法律后果
中国合同法第 97 条和第 98 条的规定与CISG 第 81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差异体现在，CISG 规定“如果双方都须归还，他们必须同时这样做”。中国合同法没有这样明文的规定，学者解释上主张，可以类推适用合同法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规定( 第 66条)[5]263。
CISG 第 82 条规定了买方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或者要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的权利。类似的规则在中国合同法上并不存在。在学者解释上，学者指出，《德国债务法现代化法》废止了原来民法典第 350 －354 条，于第 346 条第 2 款规定了以作价偿还来代替返还，解除权并不消灭。德国法的这一转向，殊值重视。我国《合同法》就上述问题，未设明文规定，可以视为法律漏洞，在填补漏洞时，宜取法德国新法做法，不以因解除权人的事由使受领的标的物严重毁损灭失或者其他事由不能返还，作为解除权消灭的原因，而应当肯定解除权人仍保有其解除权，但行使解除权后须对受领的标的物作价偿还[5]484。
三、违约责任与免责
( 一) 关于先期违约
CISG 第 71 条和第 72 条是对先期违约( an-ticipatory breach) 的规定，同时，第 71 条也吸收了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 Unsicherheitseinrede) 的内容[6]256。在中国合同法中，一方面规定了不安抗辩权，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发端于普通法的先期违约制度。与 CISG 相比，一个形式差异在于，中国合同法并非规定在并排的两个条文，而是在不同的地方，规定了这两个制度，分别是第 68条、第69 条、第94 条、第108 条。
由于混合继受了两个法系的相似的制度，所以，中国合同法上述条文的解释适用遇到了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这里存在一些冲突或者不和协，特别是对于默示的拒绝履行场合的解除，是否需要经过催告及合理期限，在第 94 条第 2 项的规定上没有反映出来。在学说上，有见解主张宜采体系解释方法，对于94 条 2 项中“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形，在解释上应参照第69 条，进一步要求解除权的发生以“催告”为前提[5]462。这一解释结论，如果对照 CISG第72 条的规定，也可以进一步获得印证。
( 四) 要求特定履行
关于特定履行( specific performance) ，CISG采取折衷方案( 第 28 条) ，以“法院没有义务做出判决，要求具体履行此一义务”为原则，以“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对不属本公约范围的类似销售合同愿意这样做”为例外。CISG 第46条规定了买受人的履行请求权，第 62 条规定了出卖人的履行请求权。中国合同法第 107 条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条款，并列规定违约方“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肯定非违约方有履行请求权，在通常解释上，非违约方原则上有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法院对于非违约方的选择有一定的裁量权。中国合同法第 109 条规定了金钱之债的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第 110 条规定了非金钱之债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这种区分，虽然可以从形式上能够分别对应于 CISG 第46 条和第62条，从实际内容上看，似乎没有鲜明的受 CISG影响的痕迹。
中国合同法第 110 条针对非金钱债务规定了三种排除履行请求权的情形: ( 1) 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 ( 2) 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 ( 3) 债权人在合同期限内未要求履行。与之相比，CISG 虽未作相似的规定，但通过解释，也可以获得相似的效果。比如，学者指出，在 CISG 中在货物交付原始不能场合并不妨碍合同成立，由此引发是否可能就不能的给付请求履行的问题，不过，参照CISG 第 46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有排斥对于出卖人过酷且不合理的要求交付代替货物以及要求修理的意旨，故应解释为，对于不能义务的履行请求不予承认[7]22。
中国合同法第 111 条针对质量不符合约定，规定了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其中的“修理、更换、重作”属于强制履行的表现形态[8]314，被称作“补救的履行请求”[5]543。CISG 第 46 条第 2 款规定了更换，同条第 3 款规定了修理，并分别规定了相应的请求权要件，前者要求“此种不符合同情形构成根本违反合同”，且要求“必须与依照第 39 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通知发出后一段合同时间内提出”; 后者要求“必须与依照第 39 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通知发出后一段合同时间内提出”。与之相比，中国合同法第 111 条的规定比较富有弹性，“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救济方式，这里的“合理”一词，其实也是在赋予裁判者以裁量权。另外，修理、更换、重作，作为强制履行的表现形态，也要适用《合同法》第 110 条对履行请求权所做的限制[5]546，包括“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场合( 第110 条第3 项) ，排除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值得探讨的是，《合同法》第 110 条第3 项与《合同法》第 158 条所规定的检验期间( 瑕疵发现期间) 的关系。我个人初步的意见是，二者所规定的属于同一类性质的问题，可将前者理解为一般规定( 在总则部分) ，将后者理解为特别规定( 在分则部分) ，并依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解决( 三) 减少价款
CISG 第 50 条规定了减价 ( price rec-tion) ，就此规定，是理解为对于大陆法继受自罗马法的减价之诉( actio quanti minoris) ，抑或理解为合同改订的一种情形，抑或理解为普通法( common law) 中的一种损害赔偿，看法并不统一。大陆法圈的文献倾向于持“合同的一部解除”或者合同改订的观点加以说明; 而在普通法圈中，一方面引用大陆法圈的见解，又以之可以通过本来的损害赔偿加以处理，对于减价规定的设置表示怀疑，这样的文献也是存在的。不过，也有学者提示，从 CISG 对于条文的安排来看，减价( 第 50 条) 被放在合同解除( 第 49 条) 与出卖人的一部不履行( 第51 条) 之间，故将减价放在合同的一部解除( partial avoidance) 的位置上，也是可能的[7]24。
中国合同法在总则第 111 条规定了“减少价款或者报酬”，在立法体系安排上，将减价规定在合同法总则，而不是像德国民法第 441 条规定在“买卖”部分（注：对于德国新债务法的规定，Zimmermann 教授不无遗憾地指出，鉴于新债务法起草人的总体目标是尽可能地将对于隐蔽瑕疵的责任统合进规范违约的一般制度，看到在新的德国民法典中保留着分裂着的减价规定，真是让人吃惊。See Reinhard Zimmermann，TheNew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pp． 115 － 116．）。中国的学说对于减价的探讨尚不多见，既有的探讨将减价权理解成为一种形成权，同时认为与其将减价权建构在“一部解除”思想之上，不如建构在“合同变更”思想之上[9]21。
( 四) 损害赔偿
如果卖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受方可以按照公约第 74 条至第 77 条的规定，要求损害赔偿( CISG 第 45 条第 1 款 b项) 。如果买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卖方可以按照第 74 条至第 77 条的规定，要求损害赔偿( CISG 第 61 条第 1 款 b项) 。CISG 第 45 条第 1 款 b 项所规定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所基于的原理是，卖方担保其对于合同义务的履行。该责任并非基于过错、在卖方控制下的特定情事的存在或者关于履行的特别合同担保，而只是由于不履行合同义务而产生责任。如果不履行是由于第 79 条所谓的无法预见的客观障碍，则不产生损害赔偿义务（注：See Hub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45 Rn 37 － 38． Vgl． auch Müller － Chen in: Schlechtri-em / Schwenzer ( hrsg． ) Kommentar zum Einheitlichen UN － Kaufrecht，5． Aufl． ，2008，Art． 45 Rn 8．）。在 CISG 第 61 条第 1 款，违约亦无须是由于买方的过错，尽管人们须意识到存在着依第 79 条和第 80 条免责的可能（注：See Hag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61 Rn 2．）。CISG 就违约方损害赔偿责任的发生，不以过错为要件，但有免责的可能，这种规定在中国被称为“严格责任”，并被认为是合同法的发展趋势，进而影响到了中国《合同法》的起草[10]45。对此，虽有中国学者从立法政策立场提出反对意见，（注：参见崔建远: 《严格责任? 过错责任?》，载《民商法论丛》第 11 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0 页以下; 韩世远: 《违约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8 页以下。）《合同法》第107 条最终并未将“过错”作为违约责任或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在这点上，应该承认中国合同法确实受到了 CISG 的影响。
CISG 第 74 条规定确定损害赔偿范围的可预见性规则( foreseeability) ，这一规定被中国合同法第 113 条第 1 款完全吸收。CISG 第 75 条规定的替代交易场合的损害赔偿计算方式、第76 条规定的未从事替代交易场合依时价计算损害赔偿的方法，在中国合同法中虽未明确规定，在中国实务中的做法，也是大致相当。CISG第 77 条规定的减轻损害规则，中国合同法第119 条的规定与之大致相当。
( 五) 免责
CISG 第 79 条规定的免责事由是“不能控制的障碍”( an impediment beyond his control) ，中国合同法规定的免责事由则是“不可抗力”( force majeure) 。后者被定义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第 117 条第 2款) ，而 CISG 所用的不是 and，而是 or。因而，中国合同法上的免责事由被限定得严格。CISG 第 79 条第 5 款规定，“本条规定不妨碍任一方行使本 CISG 规定的要求损害赔偿以外的任何权利”。这包括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中国合同法第 94 条第 1 项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而，二者在这点上是共同的。
四、买卖合同
( 一) 买卖的标的物
CISG 所规定的买卖的标的物，正如其名称所反映出来的，是货物( goods) ，同时 CISG 又明确排除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经由拍卖的销售、根据法律执行令状或其他令状的销售、公债、股票、投资证券、流通票据或货币的销售、船舶、船只、气垫船或飞机的销售、电力的销售( CISG 第 2 条) 。
中国《合同法》所规定的买卖的标的物是有体物，并不包括权利。这里的有体物，并不以动产为限，尚包括不动产。当然，土地不能成为买卖的标的物( 只是土地使用权可以流转) ，故这里的不动产主要指房屋之类建筑物。这里的买卖，既可以是商事买卖，也可以是民事的买卖，包括消费者为买受人的买卖。拍卖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买卖。
( 二) 卖方的义务
卖方的义务( CISG 第 30 条、中国合同法第135 条、第 136 条) 、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地点( CISG 第31 条、中国合同法第 141 条) 、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时间( CISG 第 33 条、中国合同法第138 条、第 139 条) 等，中国合同法学习了 CISG。
( 三) 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统合入违约责任
中国法是大陆法系大家庭中的一员，因而，起源于罗马法的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便很容易被想当然地以为存在于中国法中。这一问题，在中国统一的合同法之前，学说上存在分歧。中国合同法第 153 条规定了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第 155 条规定，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依照本法第 111 条的规定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第111 条是合同法总则“违约责任”章中的一个条文，它规定: “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 61 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对于中国合同法的上述规定，尽管有个别学者认为瑕疵担保责任在中国合同法上相对独立，它与一般的违约责任竞合，买受人可以根据个案择一而主张[11]，主流的学说则主张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在中国合同法上已被统合进了违约责任，中国法奉行的是违约责任“单轨制”，而不是违约责任与瑕疵担保责任并存的“双轨制”[12]。中国合同法的这一立场，实际上是学习了 CISG。违反 CISG 第 35 条第 1 款而质量不符的情形，既可以包括有瑕疵的履行( peius) ，也可以包括给付他种物( aliud) ，且均可因瑕疵通知期间的徒过( 错过责问 Rügeversaeumung) 而“治愈( geheilt) ”[6]123。同样，依中国合同法第 158条，买受人怠于将标的物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不存在另外追究出卖人一般违约责任的余地。在中国合同法之后，同为大陆法系一员的德国民法，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也已实现了这种统合[13]79 －121。
CISG 第 35 条对于标的物在数量、质量、规格、包装方面的符合性作了专门规定，对此，中国合同法并没有完全照搬，而是分散地作了规定。换言之，在中国合同法上，买卖标的物的合同符合性并非集中地规定的，而是分散的。其中，对于质量的符合性，规定在第153 条、第154条( 指引向第 62 条第 1 项) 、第 155 条( 指引向第 111 条) 、第 168 条、第 169 条等。对于数量的符合性，虽然没有像质量那样明确规定了出卖人的相关义务，但从其他条文可以看出，合同法还是作了相关的要求的，体现在第 158 条、第162 条以及第 72 条等。对于所谓“规格”，合同法没有专门的规定，而是体现在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 比如第 153 条) 或者凭样品买卖( 第169 条) 。合同法没有像 CISG 那样使用“通常使用的目的”和“特定目的”，但在第 169 条规定了凭样品买卖出卖人的买受人不知道样品有隐蔽瑕疵的，即使交付的标的物与样品相同，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的质量仍然应当符合同种物的通常标准。这里的“通常标准”概念，在功能上与 CISG 所谓的“通常使用目的”相当。对于包装，中国合同法第 156 条照搬了 CISG 第 35条第 2 款第 4 项。
CISG 第 38 条规定了买方检验货物的时间。中国合同法第 157 条的规定并不完全一样，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在没有约定场合的及时检验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中国合同法没有进一步区分情形详细规定，而是作了简化处理。这一做法并不意味着中国合同法的起草人认为 CISG 的规定不合理，而是考虑到了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便于使立法通过的考虑，在一些规定上删繁就简。
( 四) 风险负担
中国合同法第 142 － 149 条是关于买卖标的物风险负担的规定，这些规定显而易见是受到了 CISG 的影响，但又有所变化。
中国合同法吸收 CISG 的地方体现在: 规定了风险移转的交付主义( 第 142 条，CISG 第 69条第 1 款) 。规定了一些特别的规则，包括: 债权人迟延场合的风险移转( 第 143 条) 、在途标的物买卖中的风险负担( 第 144 条，中国法缺少但书) 、第一承运人规则( 第 145 条) 、特定地点规则( 第146 条) 。中国合同法规定了出卖人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标的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的转移( 第 147 条、CISG 第 67 条第 1 款后段) 。并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的，不影响因出卖人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买受人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第 149 条，CISG 第 70 条) 。
中国合同法第 148 条规定: 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这一规则以CISG 中是没有的。这一条是参考美国统一商法典作出的规定[14]229，但是，该条与统一商法典第 2 －510 条相比，也不是完全一样的，而是作了若干改动。
由于 CISG 中不存在标的物交付原始不能场合合同不成立的规定，该合同仍得有效成立，出卖人不交付标的物只是构成违约[6]36，故CISG 中的风险负担制度，被认为是与以双务合同概念为媒介的履行牵连关系机制无关[7]21。

『叁』 我国 在CISG中的保留这两个保留在具体实践中的运用

不同意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只同意《公约》适用于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等；运用为处理国际货物买卖关系和发展国际贸易关系的准绳。

1986年12月11日中国交存核准书，在提交核准书时，提出了两项保留意见：不同意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只同意《公约》适用于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不同意用书面以外的其他形式订立、修改和终止合同。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平等互利原则与兼顾不同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是执行、解释和修订公约的依据，也是处理国际货物买卖关系和发展国际贸易关系的准绳。公约只适用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即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双方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但对某些货物的国际买卖不能适用该公约作了明确规定。

(3)cisg我国合同法扩展阅读：

CISG的相关内容：

1、为本公约的目的，一方当事人所作的声明和其它行为，应依照他的意旨解释，如果另一方当事人已知道或者不可能不知道此一意旨。

2、如果上一款的规定不适用，当事人所作的声明和其它行为，应按照一个与另一方当事人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应有的理解来解释。

3、在确定一方当事人的意旨或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应有的理解时，应适当地考虑到与事实有关的一切情况，包括谈判情形、当事人之间确立的任何习惯作法、惯例和当事人其后的任何行为。

『肆』 中国主要引用了CISG哪些内容

背景：1930年，罗马国际私法统一所拟定的国际货物买卖的统一法，以便协调和统一各国关于国际货物买卖的实体法。

真正让它发挥实体法效用的是联合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969年成立了一个专业小组，在1964年的两个海牙公约的基础上制定一部统一的国际货物买卖法。1980年1月1日生效。
中国：1986年加入，并无其他，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此时恰逢中国改革开放不长时间，制定《合同法》的时间。结果：大部分原则借鉴了公约。中国在加入公约时作出了两项保留，但是随后撤销保留的声明。
内容：
涉及到基本的精神，从大方向：那就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法律借鉴同构性，共时性法律移植，法相对独立性。
从国际法角度：现代国际法形成的基石是联合国宪章原则等国际法基本原则，因为在国际法里存在效力等级，基本原则居于最高地位。强行法不一定都是国际法基本原则，但是此公约属于强行法。
从国内法角度：
1 从要约成立角度，借鉴公约，向一个或者特定人发出，内容确定，要约有约束性，生效时间（到达主义）要约撤回与撤销。
注释：里面有很多细节问题，比如要约变更，逾期承诺，要约的撤回。
2 贯穿在公约的理念：宽限期（period of grace）制度，如卖方未发货，给出一段合理期限来履行，跟大陆法系“催告制度”如出一辙。详见第四十七条。最终不履行将导致对方获得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3 预期违约以及不安抗辩问题，都看看王利明教授的文。中国基本借鉴到。
补一个我早些时候做的笔记，供阅读：
预期违约
这是英美法上的传统制度。
中国 ：66 《合同法》
全面采纳了两大法系关于双务合同履行中抗辩权的各项制度。该法第66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约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履行要求”
第67条规定，有先后履行顺序，先未履行，后一方有权拒绝履行。或先履行一方履行不符合约定，有权拒绝。
第68条，不安抗辩。
第69条，中止履行通知对方。对方提供担保，继续履行。未能提供担保，有权解除合同。
三 实际履行和损害赔偿
损害赔偿作为代替实际履行的方式。
中国 《合同法》第110条，受损害方有权要求违约方实际履行合同义务，除非实际履行“法律上或事实上不能履行”或“债务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履行费用过高”或“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
四违约金 liquidated damages
中国 《合同法》第114条规定违约金问题。
例子：美国《统一商法典》 合同中违约金条款被认为有效，按照约定赔偿。
若无效，依照实际损失赔偿。

4 改天再更吧，本来公约来自于判例以及制定法，但是合同不是花果山的猴子是奔出来的，判例十分生动，两大法系思维方式不同。。

『伍』 口头合同为什么要同时满足cisg和中国的合同法

这样口头合同才有效，有法律的保护。
合同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口头形式的合同也是合法的合同形式。因此，只要口头合同符合民法典规定的有效要件，那么当事人所订立的口头合同也是有效的合同。
口头合同要有效的话，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三个要件：
1、合同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只有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才能作为当事人签订合同。如果当事人没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就需要监护人或者其他代理人代理其签订合同，其本人不能签订合同。
2、意思表示真实。合同的内容必须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愿，是其自愿签订的合同，而不是受到他人的欺诈、胁迫或者因为重大误解而签订的合同。
3、合同的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只有合法的合同才是有效的，才能受到法律保护。所以，如果合同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那这样的合同缺乏合法性基础，自然是无效合同。公序良俗是社会倡导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如果合同违背公序良俗，其法律效力也要被否定。

『陆』 请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我国合同法有哪些异同

1、从效力上来说：
该公约作为国际法的渊源，并不是对所有国家强制实施的，而是要加入才有效，且加入也可以选择部分条文有效，部分不遵守。自1988年1月1日起，公约对包括我国在内的11个成员国生效。截至2005年 6月，加入该公约的国家已有65个。
而合同法是我国国内法的一部分，在我国全国范围内具有强制性，所有合同行为均受其调整。
2、从主体来说：
该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但必须具备下列两个条件之一：或者双方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都是缔约国；或者虽然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不是缔约国，但根据国际私法规则导致应适用某一缔约国法律。2.公约适用的客体范围。公约适用的客体范围是“货物买卖”。
合同法的主体是国内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
3、从调整范围来说：
该公约排除了以下几种买卖：（1）以直接私人消费为目的的买卖；（2）拍卖；（3）依执法令状或法律授权的买卖；（4）公债、股票、投资证券、流通票据和货币的买卖；（5）船舶、气垫船和飞行器的买卖；（6）电力的买卖；（7）卖方绝大部分义务是提供劳务和服务的买卖。
而合同法对国内的的各种买卖基本都进行了规定，并规定了十五种中有名合同，包括“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等。
4、
该公约没有涉及：合同的效力，或其任何条款的效力或惯例的效力；合同对所有权的影响；货物对人身造成伤亡或损害的产品责任问题。
而合同法对这些都有规定。
5、合同法与该公约也有很多共同点，如：合同经过要约、承诺两个阶段，及违约的救济方法等。

『柒』 CISG创设根本违约制度的目的是什么

CISG根本违约制度对我国《合同法》的启示              一、《公约》中的根本违约制度评析     (一)《公约》根本违约制度现状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下文简称《公约》)第25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失，以至于实际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此条规定是对根本违约进行定义性规定。从中可以得出公约从主观、客观人手分析构成根本违约的情形。以第25条中的但书将此条内容划分为两部分:客观的违约事实和主观的无法预知。      在客观的违约事实方面，从《公约》的表述中此方面可以有两个层次的理解:其一，必须存在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失，以至于其本来依据合同可期待得到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也即存在违约的事实;其二，如欲达到根本违约的情形，受损方仅仅依据合同可期待得到的利益受到影响是不够的，违约行为导致的结果应当是实际上剥夺了受损害方有权期待得到的利益。主观上无法预知体现在第25条但书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同样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其一，若欲构成根本违约，违约一方必须预知到违约结果的发生;其二，这种预知必须符合一般人的预知能力，即一个通情达理、同等资格的人在相同的情况下也能预知到这种结果的发生。     二、我国《合同法》中根本违约制度不足     (一)概念上不够清晰，不存在根本违约明确的定义      在《合同法》第94条关于阐述合同法律关系当中，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五种情形中，第4项的规定实质上即承认了守约方在违约方根本违约时有权解除合同，这与公约根本违约制度的解除合同的救济方式相同。虽然这条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承认根本违约的情形，但这种打擦边球的方式难以体现我国对于根本违约制度的重视。在阐述某种救济方式时顺带提及根本违约的情形，且没有使用根本违约的法律用语，显得概念不清晰，法律排篇布局紊乱，难以突出根本违约制度的重要性。      (二)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缺乏统一判断标准      目前，学界对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存在以下两种理解。其一，纯粹的依据合同中守约方主观意思，即依据守约方认为违约方的行为是否构成不能实现合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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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同中守约方相对于违约方是受害者身份，笔者认为其对于违约行为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其二，除了考虑守约方的意见外，还要兼顾违约行为的客观损害程度，只有客观损害达到某种程度，才可认为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对于损害程度又具有两种理解:一种是认为损害程度在于损害行为的程度，即造成了多大数额或价值的破坏，可称为破坏说另一种理解在于损害结果的程度，即不单纯考虑损害造成的破坏严重程度或金钱损失多少的情况，而结合损害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对整个合同的影响有多大，可称为结果说。在结果说的情况下，还要考虑是否存在可以补救的情形。综上所述，对于如何理解不能实现合同目的至少存在二种理解，不同的理解会造成不同的判决结果，不利于实现同种类型案件的公平公正。     (三)根本违约构成要件单一，责任分配不合理      我国在判断根本违约时只采用了客观标准，对于当事人主观上是否需要有可预知违约结果的要求，《合同法》并没有将其列为根本违约的构成要件。单独采用客观标准来判断根本违约的构成，在司法实践中颇受法官的青睐，所以不涉及主观心态的判断，以客观违约事实就能判断是否构成根本违约，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然而，这样单一的客观标准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即对于违约方的苛责过于严重，如果在违约方无法预知违约结果的情形下仍然赋予守约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势必造成两个不良后果:一是违约方承担的责任过重，对其不够公平;二是不符合国际上鼓励交易的原则，扩大了合同当事人解除合同的机会，不利于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      三、《公约》根本违约制度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一)明确定义，区分根本违约和非根本违约      《公约》第25条给出了对于根本违约的定义，然而在我国《合同法》中却没有像公约那样明确给出对于根本违约的规定，只是在《合同法》第94条及第148条含沙射影般地涉及根本违约的内容。根本违约的定义对于区分违约行为是否根本违约十分重要，而根本违约及非根本违约对于当事人的影响又是极其不同的。首先，根本违约与非根本违约在救济方式选择上存在很大不同，如宣告合同无效及交付替代物是较为严格的救济方式，只适用于根本违约的情况，而如损害赔偿的救济方式则既可适用于根本违约的情形，也可适用于非根本违约的情形。其次，区分根本违约和非根本违约对于合同的风险承担有影响。很简单，如果合同违约属于根本违约，则守约方可以主张合同无效，双方的权利义务恢复到合同缔结之前，也即合同货物风险还原到还没有转移到买方的情形，故货物风险须由卖方承担;反之，如果没有构成根本违约，则货物风险由买方承担。     综上所述，对于根本违约定义的明晰与否直接影响到根本违约与非根本违约的区别。鉴于我国《合同法》目前对于违约制度比较模糊的规定，应直接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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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违约的概念，在法律中为其正名。     (二)明晰对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理解      对于我国《合同法》中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表述，易造成多种理解和多种判断标准。第一种理解，纯粹以守约方的意思为判断不够合理，扩大了守约方的主观意志，易造成其滥用权利，如其为了获得合同违约金以变相盈利为目的，或者只是单纯借此机会反悔而解除合同等情况，对于违约方而言有失公平。第二种理解，关于客观的损害程度采用结果说更加妥当。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不能仅从损害的大小判断，从损害所造成的结果严重程度进行衡量更准确，有时小的损害也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使合同目的难以实现。此外，也不能将损害行为仅局限于破坏，如对于在时间上有严格要求的蔬菜水果等时令物品，卖方的延迟交付行为也会造成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对于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理解和司法实践中进行判断也应采取主客观相统一的标准，既考虑到守约方的主观请求，也要兼顾损害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的严重程度。如此理解还不够全面，还应考虑所造成的损害结果是否存在可以补救的情形。不论国内还是国际社会，对于合同都采取鼓励交易的原则，以促进经济发展。如果违约方可以对合同进行补救，则在某种程度上可成为阻却构成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事由，而使得买方不得轻易解除合同。      (三)采用主客观相统一的标准，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将实质性损害和实质性损害可否预知的举证责任分开，分别由受损害方和违约方承担，达到平衡负担。《公约》采取主客观相结合的判断标准值的借鉴，尽管《公约》客观要件上存在违约方的违约行为实际上剥夺了守约方依据合同的期待利益的实际上剥夺一词有些过于抽象，但也并不是无迹可寻的。根据各国立法和法律规范，在判断违约严重性时可以从合同目的、违约时间长短、违约损害价值在合同价值中的比重、是否存在补救等情况综合加以判断。因此，主客观统一的判断标准还是比较科学并较具有可操作性。同时，根据《公约》采取的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可以分析出双方举证责任承担的情况，若守约方主张根本违约，则其必须承担证明违约方的违约行为，使其实际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证明违约带来的损害程度的责任;而当违约方主张其主观上难以预料到违约结果的出现而以此作为抗辩时，则其必须承担此方面的举证责任，即证明公约所采纳的第三人在相同情况下也无法预知的事实。公约如是规定既使根本违约的构成要件完整，又要使举证责任的分配恰到好处，值得借鉴。  

『捌』 cisg第19条与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异同

您好，约束的内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