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现代社会法
Ⅰ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的内容简介
本书是美国著名法学家昂格尔的代表作，它从历史的演变和现代社会的转折两个层次上透视法律秩序和法学理论的本质，以极其明快的语言阐述了法在复杂社会中的地位，并为东西方法律体系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本书在阐述现代法治的形成时，把近代西欧与中国作为对照实例进行比较研究，对致力于现代法律建设的国人不乏启示。
Ⅱ 关于现代社会理与法的关系
一、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法治尽管自身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依然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能够找到的最好的、现实的制度设计。笔者认为，和谐社会本身至少应包含以下法治内容：
首先，充分保障公民权利。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它要求必须建立、完善法律制度从而为公民提供充分表达意愿的渠道、提供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机制，依法保障公民权利。
2.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保障。实现社会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刻根基，社会公正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根本上说，最重要的是社会分配的公正和社会矫正的公正即司法公正，前者有利于预防冲突、减少矛盾，而后者则是当矛盾演变为法律冲突时及时化解纠纷、消除矛盾。 三、和谐社会并不等同于法治社会
必须指出，法治并非和谐社会的充分必要条件，法治社会并不等同于和谐社会。
首先，尽管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的目标一致，都旨在追求规则和秩序范围内的社会和谐与进步，但和谐社会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谐社会要求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协调一致，要求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与文化的繁荣协调一致，要求人际关系与社会秩序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谐、稳定，社会发展是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
其次，和谐社会是对法治自身局限性的矫正与调适。同任何事物一样，法治也有局限性。其一，法并不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唯一手段。国家用以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除了法律外，还有经济、政治、行政、道德、文化、教育、习惯、传统、舆论、宗教等手段。法也不是唯一的社会规范，党规、政纪、道德规范、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团体的规章、守则、文明公约、乡规民约、职业公约等皆是社会规范。其二，“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即使制定得很好的法律，也需要合适的人正确地去执行、适用，更需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支持，法律的实现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等的配合。其三，法律的抽象性、稳定性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矛盾。法律具有抽象性、稳定性的特征，而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却是具体的、复杂多变，千态万状，制定一个包罗万象、永久适用的法律只能是一个空想，法律本身存在的缺陷、漏洞、空隙等情况在所难免。其四，法律所要适用的事实无法确定。适用法律的前提是确定事实，但现实中囿于人类现有的认知能力，总有些事实在客观上是无法确定的，因而也就无从适用法律。
再次，法律作为一种制度化、外化的规范，要求必须使用强制性手段为自己开辟道路，由此决定了法律手段有时过于刚性，难以全面地兼顾情理。如果法律不被人们从内心去信仰，就会使法治在实践中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 3.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层次性和渐进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
Ⅲ 前现代社会是什么
前现代化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是封闭性，包括生活地区封闭型和思想封闭性，更多的是后者。包括民众对社会领导阶层缺乏批评性的态度，过热的民族主义情怀，盲目崇外倾向与盲目排外倾向的矛盾等。
当代社会是国际化社会，各国之间高度联系，不同的文化交流不断，拥有一个国际性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是一个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基本要求。
中国现在就处于前现代社会阶段，即：物质上摆脱了贫困，生活条件好了，物质越来越丰富，但是中国在文化上尚未真正实现“走出去”，而且年轻人多数受到封闭性的思想教育，对国外的情况不甚了解。中国人，也包括众多海外华人，更乐于在自己的文化圈内生活，如唐人街、华人圈等，实际上都是封闭性的体现。虽然是外国的国籍，遵守外国的法律，但是只要生活在华人圈子内，就拒绝外国的生活习惯，不愿意走出“唐人街”去闯天下。
前现代社会的这些特点带来的是劳动力的集中，极快的发展速度，物质生活的迅速改善，经济影响力的显著提高等。
缺点是人们对于外来文化吸收的能力下降，着不同于所谓的“盗版”“山寨”，而是指对外来东西的一种莫名的浅理解，以至于出现盲目崇外倾向或盲目排外倾向。严重的后果是传统文化底蕴的流失，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的矛盾突出，过分注重物质生活，甚至导致官僚腐败等。
后现代社会则是经济发展比较稳定，国家和个人都比较开放，法律完善，精神生活充沛，对非物质生活的关注度较高等。
缺点是一些福利问题，对突发的经济冲击较弱，社会转型困难重重。
大体应该是这样的
Ⅳ 《社会保障法》古代社会的什么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直接源流
1、古代社会的救灾、济贫、恤孤等措施都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直接源流。
2、相关背景资料：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社会保障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它走过的是一条从慈悲到正义之路。
对社会保障的产生与发展进程，在理论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以1601年英国伊丽莎白时代颁布的《济贫法》为起始标志；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当以德国1883年制定并实施有关社会保险法律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标志。
实际上，社会保障作为超越家庭保障之上的一种生活保障机制，源远流长，古代社会的救灾、济贫、恤孤等措施都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直接源流。因此，就社会保障发展史而言，它已经产生并生存了数千年。
在中国，以互助、他助等为基本特征的原始社会保障活动，事实上在三千多年前即已出现。在西方社会，立足于慈悲为怀的宗教慈善事业与济贫法颁布后政府介入的济贫事业，其历史亦相当悠久。可见，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与历史上的救灾、济贫活动客观上存在着渊源关系。
就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而言，较为公认的是以社会保险制度在德国产生为标志，因为社会保险制度是与工业化相适应的正式制度安排，并完全具备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形式与基本内容。不过，不同时代对社会保障又有着不同的需要，社会保障在不同的时代亦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征。因此，考察社会保障的实践史，科学划分社会保障的不同发展阶段，显然是认识社会保障客观发展规律和构建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所必需的。
Ⅳ 什么是前现代
前现代化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是封闭性，包括生活地区封闭型和思想封闭性，更多的是后者。包括民众对社会领导阶层缺乏批评性的态度，过热的民族主义情怀，盲目崇外倾向与盲目排外倾向的矛盾等。
当代社会是国际化社会，各国之间高度联系，不同的文化交流不断，拥有一个国际性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是一个现代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基本要求。
中国现在就处于前现代社会阶段，即：物质上摆脱了贫困，生活条件好了，物质越来越丰富，但是中国在文化上尚未真正实现“走出去”，而且年轻人多数受到封闭性的思想教育，对国外的情况不甚了解。中国人，也包括众多海外华人，更乐于在自己的文化圈内生活，如唐人街、华人圈等，实际上都是封闭性的体现。虽然是外国的国籍，遵守外国的法律，但是只要生活在华人圈子内，就拒绝外国的生活习惯，不愿意走出“唐人街”去闯天下。
前现代社会的这些特点带来的是劳动力的集中，极快的发展速度，物质生活的迅速改善，经济影响力的显著提高等。
缺点是人们对于外来文化吸收的能力下降，着不同于所谓的“盗版”“山寨”，而是指对外来东西的一种莫名的浅理解，以至于出现盲目崇外倾向或盲目排外倾向。严重的后果是传统文化底蕴的流失，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的矛盾突出，过分注重物质生活，甚至导致官僚腐败等。
后现代社会则是经济发展比较稳定，国家和个人都比较开放，法律完善，精神生活充沛，对非物质生活的关注度较高等。
缺点是一些福利问题，对突发的经济冲击较弱，社会转型困难重重。
大体应该是这样的
Ⅵ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是由（美）昂格尔编写，译林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籍。
Ⅶ 从希腊罗马到中世纪,前近代的欧洲,如何奠定当今法律的基础的
法律，是一个社会的安全阀、也是一个社会的防溃堤。法律的重要性对于我们现代社会而言是可想而知的。法律的发展在西方也经历了一个很长一段时间的历史，从古代的部落法到今日各国成熟的法律体系，西方的法学演变可谓是一段吸引人的故事。
时间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在希腊古典时代，不同地方部落间的法律条文开始随着商业贸易的扩大而逐渐扩大了它的影响。比如一个在色萨利经营珠宝贸易的商人，若在同商队一道前往黎巴嫩一带做交易期间受到当地商人的欺骗，并且他本人也向当地商人组织提出申诉。则在判决时要考虑两个不同地域的人对法律的不同理解。这可视之为是西方法律精神中，平等精神的滥觞。
但是，在古代希腊并没有出现独立的法学思想。我们都知道，虽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不同程度的涉及了对法律概念的界定和对其必要性的阐释。但由于希腊城邦分立的政治特性，不同地域间的交流和商业贸易又极为分散和不稳定。因此，制定统一的影响力较大的公共法律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Ⅷ 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特点
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道路浅议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代发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
注释：
*杨亚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行政法。
陈晓玉，1955年――,河北师范大学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建设。
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页
⑵《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
⑷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第135页，群众出版社，1995年
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⑺同上，第110——111页
Ⅸ 社会法的产生和发展
现代大陆法系的国家首先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社会法是什么呢？比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金融法、计划和产业政策法、国有企业法，等。这些现代法律主要是解决经济规划、环境保护、就业、社会保障等社会性的问题。这些法律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因此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家在公法和私法之外，就有了“社会法”的提法。
社会法是我国近年来在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大潮中应运而生的新兴法律门类和法律学科。
社会法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最为契合的法。社会法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和谐社会的建立尤其离不开社会法的发展。随着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被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社会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传统的法律部门中，民商法和经济法主要调整一国的经济生活，侧重于保护公民的民事权利；宪法和行政法主要规范国家的政治生活，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传统的法律部门对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关注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与经济相并列的社会领域的事务需要法律的调整和保护，公民政治权利和民事权利之外的权利（可以称之为“社会权利”）的保障也需要新的法律部门加以保护，社会法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社会法的主旨在于保护公民的社会权利，尤其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在社会关系中，有天生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分，而且市场经济会自发的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此时如果没有公权力的介入来保护弱者的利益，将使社会关系的失衡状态加剧并最终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通过法治途径即制定和完善社会法是改变这种失衡局面的必然选择，尤其在当前我国深化改革而社会法理论与实践又比较薄弱的环境下，完善社会法，保障公民的社会权，使人们实现真正的解放——社会解放，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然，社会法的概念、定位和体系、社会法不同内容之间的相关性、社会法的基本制度在短时间内，恐怕难以取得一致，社会法可谓任重而道远。
Ⅹ 从奴隶社会到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法的发展
法是规范社会秩序的工具，奴隶社会为奴隶主制定，封建社会由地主定，资本主义由资产阶级控制的议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