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社会的理解

Ⅰ 通过学习法律，谈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是我们的共性。大学校园里方兴未艾、屡禁不止的课桌文化表达了当代大学生"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共同心声。但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自由不是恣意妄行，也不是为所欲为，而是相对的、受制约的。个性自由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自然规律；二是社会规则。逾越这两者的行为，都不可能尝到自由的甘果。法，作为人类选择、接受、沿袭下来的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规则，自产生之日起便与人们获取或丧失自由息息相关。
对于法和自由的关系，先哲们有过许多至理名言。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说过："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近代法国启蒙思想大师孟德斯鸠进一步指出："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 马克思对此则阐述得更为明确，他说："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可见，人们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就应该学习法律，掌握法律，以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法律基础课正是一门帮助大学生掌握法学的基本观点和法律的基本知识的课程。

论法律传统在法律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摘要】法律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法律发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是这一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传统法律是前近代以前的古代法律。传统法律资源在法律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各国在法律现代化过程中都十分注重选择、转化和利用传统法律资源。中国的法律传统源远流长，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存在着许多有待人们发掘的历史遗产。中国的法律现代化必须对传统资源给予充分的重视，在不牺牲法治根本价值的前提下，筛选传统法律的良性因素并将其创造性地转化。

【关键词】法律传统 法律现代化 反思

一、法律传统资源[1] 界说

（一）关于“传统”

什么是传统？传统在历史之流的滚滚风涛中形成，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传统，总给人以混茫幽遥的印象，似乎无比丰厚，而又无从把握。据徐复观先生的考证，“传统”一词在中国典籍中最早出现于《后汉书.东夷传》。[2]但所指的只是统治者的权位继承，与今天所讲的“传统”相去甚远。中国过去有“道统”的名词，但也不等于传统。传统这个词，系从英文“tradition”翻译过来的，而“tradition”又来自拉丁文“traditio”，其次根“tradere”的含义是“引渡”，是一件东西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的意思。E.希尔斯认为，传统意味着许多事物。就其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来看，它的含义是世代相传的东西（tradium），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的东西。[3]关于什么是传统，还有很多观点，在此不一一列举，本文赞同对传统的特殊限定，即它指称得是“一种前近代社会文化成果的总和，具有相对稳定、内部和谐一致的系统的特质”。[4]

（二）关于法律传统

本文所说的法律及法律传统是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的。狭义上，法律仅仅是法律条文与法典;而广义上的法律及法律传统包括那些实在法、法律程序以及法律的观念和法律传统的思维与价值判断的标准。法律传统可以理解为在现代社会还在发生作用的，古代法律体系中有生命力的法律文化传统。它应该是一个历时性概念，不仅存在于古代社会中，而且存在于现存社会之中，是由传统法律生长和演化而来的对现实社会仍发生作用和影响的未曾间断、不断延伸的法律文化和精神。而传统法律则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时间上主要是指前近代。传统法律资源就是所有前近代法律成果的总称，是一个国家法律发展的根基。一定条件下，传统法律可以转化为法律传统。

二、关于法律现代化

（一）现代化衡量的标准

关于现代化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作了界定。

1.C·E·布莱克试图从历史发生学意义上对现代化加以理解，认为现代化一词指的是“近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导致源远流长的改革进程所呈现的动态形式。现代化的特殊意义在于它的动态特征以及它对人类事务影响的普遍性。它发轫于那种社会能够而且应当转变、变革是顺应人心的信念和心态。如果一定要下定义的话，‘现代化’可以定义为：反映着人控制环境和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5]

2.以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著称的G·罗兹曼继承布莱克的方法论原则，强调要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变化的过程，是人类历史上社会变革的一个极其戏剧性、深远的、必然发生的事例。[6]

3.M·J·列维则从社会结构功能主义的立场出发，把现代化视为整个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遍发展道路，指出“现代化毕竟是社会现实中的希望之星，是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的飞跃。现代化是社会唯一普遍出路。”[7]

上述种种关于现代化的观点， “尽管侧重有所不同，但都显然包涵着这样一个判断：现代化所谓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乃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和跃进，是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社稷社会生活主要领域的深刻变革过程。”[8]“现代化首先是一个变革的概念，是传统生活方式极其体制向现代生活方式极其体制的历史更替”；[9]“其次，现代化是一个连续的概念。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和变迁的过程。”[10]

在笔者看来，现代性和传统性并不是互相对立和排斥的极端状态，在任何社会中都不存在纯粹的现代性和纯粹的传统型。相反，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传统性不断削弱和现代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每个社会的传统性内部都有发展出现代性的可能，因此，现代化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即：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等方面的互动过程。

（二）法律现代化的含义

法律现代化就是指一个国家的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变迁的过程。在静态方面，法律现代化意味着已公布的法律是体系完整、层次分明、结构均衡、规范协调、体例统一，并且体现人民意志、适应社会发展、代表人类前进趋势的“良法”；在动态方面，其意味着法律“在任何方面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简言之，法律现代化的目标是“法治”（rule of law）的实现。

三、法律传统在法律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内发先行型国家

在现代世界的诸多法律传统中，以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影响最为广泛，而两大法系在演进的道路上又都和罗马法[11]不期而遇。所不同的是，两大法系的代表性的国家对罗马法却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态度：作为英美法系的发源地的英国在很大程度上排斥罗马法的影响，走上了较为独立的法律发展道路，形成了以普通法为核心的一种法律传统；而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大陆的国家则采取吸收罗马法的方式进行法律的现代化，形成了以罗马法为底蕴的大陆法系。英德两国实质上都是吸收了包括罗马法、日耳曼习惯法在内的诸多先前法律成果的结果，英国吸收了大量的罗马法的先进成分[12]，德国中也保留了许多日耳曼习惯法的合理内核。

1.英美法系——以英国为例：英国法律史学家霍兹豪斯认为:西欧国家法律体系的基础，部分是罗马法的残余，主要的是由基督教神学家所调和的蛮族习惯以及教会所保存的罗马法学家的政治与法律思想。从来源看，英国的法律传统综合了日耳曼因素、罗马因素和基督教因素。[13]梁治平教授曾在其硕士论文《英国法中的罗马法因素》⑤中提出英国对罗马法吸收方式与大陆国家的不同也可能是英国法独立于罗马法传统之外的一个原因。在普通法建立之初，法官们都是精通罗马法的，布莱克顿就是一例，他们在签发令状时受罗马法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令状和判例这一普通法的发展方式。普通法以令状为依据，以判例为表现形式，这使得更抽象化、将法律规则和规则的理由相分离的罗马法只能溶于普通法之中，而无法以法律规范这一传统形式表现；另外由于又受制于普通法的思维方式，即便是专家也难以发现罗马法的影响。而且法系之间最直观的区别在于法律的表现形式和思维方式而非内容，这一事实又强化了英国法的独立地位，形成独立于罗马法之外的法律传统。

（1）中央法院系统和巡回审判。11－12 世纪，在中央王权的不断强化过程中，审判权也向中央集中。开始由国王及其政府巡回审判，但随案件的增加和为了消除不定期巡回审判的弊端，逐渐形成了固定于威斯敏斯特大厅的三大王室法院，巡回审判在亨利二世时也进一步制度化。他们的作用是统一地方的习惯，形成了“王国的统一习惯”，这是任何地方领主法院都作不到的。而且，密尔松认为，适用这些习惯的法院由地方法院转为王室法院，使习惯的性质发生了改变，“王室法院……认为这些习惯只是一些规则和抽象的权利，”习惯就变成了法律。这种将不成文的习惯转变为法律，并用判决的形式固定下来的结果就是形成了英国自己的法律传统。

（2）令状制度。令状是王室法院管辖权的依据，也即欲获得王室法院（也即后来的普通法）的救济，必须获得令状。而每一令状都是对一种争端的处理并包括相应的程序。

（3）陪审制。先前的陪审团是证明法律和事实的证人，他们为当时的巡回审判提供当地的习惯，为后来统一全国习惯打下基础。这里指的是小陪审团，它是为取代神明裁判和决斗法等落后的裁判方法而设的理性的审判方法。它的运用使王室法院吸引了更多的当事人，促使王室法院的管辖权不断扩大，这是它对普通法发展的第一个贡献。另一个贡献是，由于陪审团不是上帝，而是由会犯错误的一般人组成的，概括的证据则会诱导他们犯错误，这迫使法院改变以前概括的陈述和抗辩方式，使陪审团“在考虑事实的细节之后才作出”判决。这使得实体法开始产生。

（4）辩护士。辩护士是在王室法院固定和小陪审团产生以后出现的。当固定的王室法院建立以后，邻人誓证就维系不下去了，从地方带一群邻人到伦敦进行诉讼是不经济的，于是伦敦就出现了一批职业法律者。他们既非邻人，其作用就不可能是誓证了。加上陪审团的世俗性（如上所述），于是他们的作用就是替原告详细地而非概括地叙述事实，替被告一句一句地对原告的叙述进行抗辩。而每一种抗辩都是以承认一种规则为前提的，后来人就是从这些辩护士的抗辩中寻找法律规则的。[14]而令状制度的复杂性以及选错令状的后果导致了辩护士的增加和专业化，最终形成了封闭的行会式的律师团体。

（5）法律文件。法律文件是对法律过程的记述，后来则成为法律教育的基础和法律渊源的资料来源。第一种是《令状汇编》，由于诉讼必须以正确的令状开始，而了解王室普通法也需要令状知识，而此类书籍的大量存在又为令状制度的固定化打下基础。第二种是大法官的作品，其中以格兰维尔和布莱克顿的最为著名。书的基本内容是关于令状和判例的使用方法。第三种是《法律年鉴》，它记述了从诉讼以令状开始到判决结束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关于陈述和抗辩，它将陈述士陈述和抗辩中记录下来，也即记录了对案件适应的实体法。没有人像罗马法学家一样写决疑作品之外的法律评述和体系化的教学用书，没有将事实简化成一两句话的评注，只有程序性的令状和具体冗长的辩护辞。这些法律文件为法律教育提供了在当时法院中实用的法律知识；这些法律文件的内容又主要是对令状和判例的评述，这促进了英国法律教育以及英国法律独特传统的形成。

（6）法律职业和法律教育。开始有法官而无法律职业，那时的法官是由教会人士担当的，他们在更大意义上是行政人员；律师并不存在，但后来发生了变革。正如上文所说，由于抗辩和选择令状的复杂性和重要性，陈述士出现了，而且到十三世纪末在高等法院已成为一种封闭性的职业，也即律师了。同时就有从这些律师中选拔王室法院法官的倾向，自十四世纪开始，这种做法已成为确定的习惯。统一的英国的法律职业形成了。

（7）判例法。布雷克顿说：“不过，如果出现了相同的案件，就应该用一种相同的方法来判决：因为从判例到判例比较好处理。”这种因素的作用是将书面形式固定的诉讼中体现的习惯法实质上作为了以后审判的法律依据，也即即使当时没有太多的制定法，法官也可以从以前的判决中寻找到法律依据，而不需要考虑是不是自己按照公平观念、或是吸收外来法进行判决。

（8）司法的变革。 这是对前面的一个总结。在普通法开始的一段时期，司法还只是行政的一部分，解决问题时依然把问题看作整体予以解决，这使许多案件都需要大法官衡平权的特别处理；同时，法官们都是教士，深受教会法和罗马法的影响。当上述几点发生以后，律师出身的法官不再过多地依赖衡平，而是以前的令状和判例，律师也依判例进行辩护。⑥当审判是依照法律而非衡平进行时，它的行政性就变成司法性了，普通法的传统也开始形成了。总的来说，到了十三世纪前期布莱克顿的时候（或者更早），英国的王室法院已经正规化，令状制度已经形成，特殊的学徒式的方法培养出来的律师和从律师中简拔的法官形成了封闭的职业团体，判例开始起到了法律渊源的作用，可以说，英国普通法的传统开始了。

2.大陆法系：从十二世纪开始，欧洲发生了一场在欧洲法律史，乃至世界法律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法律事件，即罗马法的复兴和罗马法的继受。罗马法的复兴指从十二世纪的意大利波伦亚大学开始，然后传播于西欧大陆各国乃至英国各大学的研究优士丁尼的《国法大全》的学术运动。罗马法的继受，就一般而言，指西欧各国将罗马法吸收入本国司法实践的活动；而在欧洲法律史上则特指德国对罗马法的采纳，虽然各国都承罗马法复兴之风，而将罗马法吸收入本国实践，德国受罗马法的影响尤为深远。它不仅广泛继受了罗马法的制度和概念，还使德国的法学在罗马法学的基础上“科学化”，这不仅远胜英国，即使同是大陆法系的法国等国家也大为不如。[15]罗马法成为大陆法体系的根基。

（二）外发后进型国家

1. 中国：家产官僚制国家、宗教组织系统、以实质公道为核心的法律结构、以及以信念伦理和秩序追求为本体的儒教伦理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法律生活的基本要素。自五四以来，我们可以说是彻底地、完全地、整体地反传统，这是中国在法律现代化的过程中特有的现象，一直以来，在对待法律传统的态度上就有很大的争议，从清末礼教派[16]与法理派之争中就可窥见一斑。直至现在，学者们对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这一问题依然争论不休。人们将“现代”与“传统”完全对立，漠视传统或有意地回避法律传统，其弊端已逐渐凸现。在脱离固有传统的条件下，建设现代法治，中国遇到的难题很多，正是因为我们对待法律传统的态度，使我们几乎面临着尴尬的境地，正如有学者戏言“学习中国法律思想史，对我们来讲，更像是学外国的法律思想史”。梁治平先生就认为：“中国当前法律基本制度源于西方，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制度背后的那套思想观念、行为却是千百年来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有其深厚的根基，决不是一种政治或一种社会力量在短时间内可以改变或清除的。尽管中国人引进西方法律制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单是透过他们的言行举止不难察觉，实际上存在着另外一套独特的行为准则？”[17]哈耶克认为，那些长期被实践证明对人类福利意义重大的社会制度，虽然都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但绝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the results of human action but not of human design）。因此，必须从传统法律中汲取营养，才能使法律现代化将康发展。一些国家的学者在总结该国法律现代化的经验时，也认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保持和吸收其前现代的原则和制度”。[18]依笔者看来，在对待法律传统这一问题上，我们的态度需要深刻反思。

2.日本：宪政体制下日本天皇制的保留与维护体现了日本对法律传统的宽容态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成功地把传统与现代法律的精神融合为一体。

日本学者青木顺二在其《民族意识与传统》一文中说：“传统一定包含民族，民族也一定包含传统”。[19]每个民族都有属于其自己的传统，这既不是傲慢的资本也不是天生的耻辱。传统活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也生活在传统里。因此，传统法律在法律现代化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法律传统是法律现代化的基础与逻辑起点。

传统一经形成，即“化作千民万众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并如同遗传基因一半，代代延续下来。”[20]法律现代化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的本原和基础就是法律传统。我们不能不正视法律传统的存在，不能不仔细研究法律传统，寻找法律传统与法律现代化的契合点，在法律传统的基础上实现法律现代化。在这方面，英国的经验值得我们注意。现代化研究的学者大都认为，英国人最善于“以传统作为改造传统的依据，同时又对传统作出符合时代需要的解释”。[21]在中世纪时，“英国王权的获取和行使就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习惯法、成文法以及贤人会议和议会的限制：王在法下、法律之上的宪法原则得以滋生和成长，有朦胧状态变得比较清晰和不可动摇。”[22]正是在这些法律传统的基础上，“法治”原则才得以在英国首倡。

其次，法律传统可以为法律现代化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是法律现代化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

哈耶克认为，那些长期被实践证明对人类福利意义重大的社会制度，虽然都是人类行为的产物，但绝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the results of human action but not of human design）。因此，必须从传统法律中汲取营养，才能使法律现代化将康发展。一些国家的学者在总结该国法律现代化的经验时，也认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保持和吸收其前现代的原则和制度”。[23]

再次，法律传统可以弥补法律现代化的漏洞，校正法律现代化的偏差。

一般认为，无论中西法律传统，其中均包含有较多的道德伦理因素，在法律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人们将“现代”与“传统”完全对立，漠视传统或有意地回避法律传统，其弊端已逐渐凸现。在我国，这种情况尤为明显。自建国以来，尽管有很多观念与习惯受传统影响很重，但我们的态度可以说是完全抛弃传统，把传统看作是“封建残留”，以至面临更加尴尬的局面——信用缺失，道德滑坡等等，很多人把这些不良社会现象归罪于市场经济，在笔者看来，这种局面的出现更多是因为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上。要改变这一现状，就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向传统回归。

最后，法律传统可以凝聚民族精神，为法律现代化提供所需的集体认同。

综上所述，传统的法律可以经过创造性地转换，转化成为法律传统，转化为现代法律能够吸收的养料与素材。
。。。。。。http://bbs.tai.com.cn/simple/index.php?t5474.html

http://www.ozhao.com/fanwen/f6/fanwen_87062.html
http://fanwen.lw365.com/Html/00800/00805/14430561249947.html
http://www.lesun.org/thesis/html/2002-09/2620.htm

Ⅱ 谈谈对法律的认识和理解

法律是由享有立法权的立法机关行使国家立法权，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并颁布，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总称。法律是法典和律法的统称，分别规定公民在社会生活中可进行的事务和不可进行的事务。

法律是最高的社会规则，掌控了法律就等于掌握了人类的命运。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应该由人民来制定，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应该被人民所掌握。如此才可确保国家性质的纯粹性，调和社会矛盾的有效性。

(2)法与社会的理解扩展阅读

法律的历史和文明的发展之间有着很密切的关联。古埃及的法律——可回溯至公元前3000年，有一部约可被分成十二篇的民法典。

这部民法典是基于玛特的概念，传统、修辞语法、社会公平为其特色。公元前约1760年时，在汉谟拉比的统治下，古巴比伦法成文法了，并将写上法典的石碑放在市场上供众人观看；此一法典现被称为汉谟拉比法典。

但和埃及法律是由历史学家从争讼纪录中拼揍出来一样，汉谟拉比法典也只有少许的文献残留下来，且大部分都已经随着时间而流逝掉了。这些早期的法律对后世文明的影响力是很小的。

旧约圣经大概是仍然和现今法律系统有关的最古老的法律体系，可追溯至公元前1280年。它采取道德责任的模式，作为对良好社会的建议。

古雅典（古希腊的小城）是第一个由除了妇人和奴隶之外的广大公民所组成的社会，时间约在公元前8世纪时。当时的雅典并没有法律科学，且古希腊也没有和“法律”有关的字眼以做成指涉的抽象概念。但古希腊法包含了对雅典式民主发展政制上的革新。

Ⅲ 能说说你对“法”的理解吗

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化产物，从人类社会早期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习惯法内的产生，到国家的容诞生，诉讼与审判的出现，再到权利和义务的区别开来，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代，法律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但一成不变的是：法律是被国家赋予的强制性社会规范。 法律与权利义务是不可分的，它把一定生产方式要求的行为自由规定为法律权利，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责任规定为法律义务，使一定社会形态中人们的相互关系转化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规定人们在一定情况下可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并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这些权利和义务的实现，以此来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法律所规定的权利与义务，不仅是指公民、社会组织、国家的权利和义务，而且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职权和职责。

Ⅳ 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法律与社会

怎样才能超越“法庭与律师的社会学”呢?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在30年前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今天，大概仍然是研究“法律与社会”的学者所不得不深思的。
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历史学进入法律领域，固然增加了我们对法律的社会“面目”的认识，但同样也导致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各种法律关系中的法本身趋于剩余化和边缘化。从法律现实主义到批判法学运动，以及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法和经济学等研究，都试图将法律研究纳入一个“开放的社会科学”之中，或至少使法学具有鲜明的社会科学色彩。但在法学援引社会学经济学道德哲学以及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无论是概念理论还是学科特有的方法，定量统计或历史学或民族志的叙事)时，当法学重新进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时，法学本身是否会丧失其独特的研究传统呢?毕竟，法学的研究传统并非仅仅意味着盲点，它同样具有洞察力。跨学科的研究往往能够提醒我们注意到法律对各种社会领域造成的意外的后果，注意到法律现象往往于各种政治文化于社会的关系交织在一起，甚至把法律看作是根植于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系统环境的子系统，但在强调法律的社会性政治系和文化性的同时我们仍然欠缺真正的法律社会的理论来帮助我们理解法律的法律性而这恰恰是法律最重要的社会特征和政治特征。法律与社会的研究，并不仅仅要关注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或者在不同文化中法律的种种面目，还要关注化身在这些千变万化面目中法律的本身;不仅要要理解，法律过程同时也是社会过程、经济过程、政治过程或文化历史过程，更要理解，在现代社会中，法律过程为什么没有变成上述这些过程的“附庸”或者所谓“附属现象”，正如卢曼、哈贝马斯等许多当代社会理论家所指出的，是理解复杂分化的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环节。

因此，关注“法律与社会”这一研究传统的学者，不仅要棉队法学内部的排斥，对法学传统中法律的核心性、中立化和理性的想当然假设重新加以反思;同时，也要警惕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的“引诱”，对以这些研究传统为基础的任何还原论做法，对任何有意或者无意的忽视法律理性中应然与超越性因素的分析，都同样要持有反思的态度。因为，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往往并不能实现一种开放的社会科学，尔只不过是用另一种受到专业分工的纪律束缚的研究传统，取代了现在这种研究传统，用另一种封闭性取代了这种封闭性。所以，“法律与社会”所要克服的就不仅仅是来自现代法学内部的“朴素”态度，也要克服来自那些促请法律学者关注所谓法律的“社会”、“文化”或“历史”因素的学科自身内部的“朴素”态度。探讨法律的社会性，并只是探究法律如何影响法律之外的其他社会领域，或者反过来社会中的所谓“外在”因素又是如何影响法律;“法律与社会”需要承担更为艰巨复杂的任务。

自80年代以来，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以及整个批判法律运动，已经不在是“前卫”的法律思想，而有沦为成词滥调的危险。所谓“内生变量”与所谓各种社会“法律与社会研究的危机”，其表现就是简单地将法律地“性的”“外生变量”联系起来，这种简单套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的结果，是遗弃了法学这门所谓“最古老的社会科学”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使“法律与社会”的研究即处于法学理论，也处于社会理论的边缘地位，将法学变成了一门社会理论的应用学科，无力推动法学理论和社会理论的发展。在《北大法律评论》的这期专号中，我们选择的文章，尽管不够全面，但关注的问题却有共同之处，就是如何思考所谓“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法律作为社会理论的核心理论提供“理论的想象力”和“经验的感受性”。

当然，这种“法律与社会研究的危机”，还有某些更深刻的背景。今天，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强调“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视角，并不等于法律的实质化，并非只有哈贝马斯所谓“社会福利”范式的法律才具有社会性，“自由派——市民范式”的法律和程序取向的法律同样展现了法律与社会的关联，只是关联的形式更复杂、更微妙。因此，法律的自主性，并不象有的“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者认为的那样，表明法律缺乏与其他社会系统之间的关联，换言之，是指法律的非社会性，而是卢曼所言，代表了功能分化社会的历史进化结果。就中国的现实处境和具体问题而言，“分化”并非一个尚待理解的事实，而是一个尚待实现，甚至在某些时候被认为是不应实现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与社会”的研究视角就更容易带有浓厚的“实质化”色彩，甚至“去法律化”的色彩，隐含了危险的政治意涵。因此，这种研究就尤其要重视法律与社会的深刻/复杂，而非简单直接的关联;要重视法律的规范努力和建构作用，而不仅仅是法律的经验处境。

当然，从学科背景来看，也许法学出身的学者，更愿意借助“法律与社会”的研究，拓展或校正法律研究中常见的技术偏颇与过度规范化的取向;而所谓“社会科学”背景的学者更愿意借助这种研究，来重新理解现代社会的规范性与各种程序技术，弥补70年代以来社会理论的“规范化不足”和丧失理解应然问题的社会性能力等诸多欠缺。套用英国著名法律史学者milsom的一句话，“社会理论家看到的法律现象，太大了，以致于正在思考的律师根本就看不见”。所以，如果说“法律与社会”的研究是要给理论和实践中的“律师”提供一个更宽广的视野的话，他同时也意味着为法的思想传统于实践技术找到一个更宽广的活动空间;而接纳法学的社会科学或社会理论，并不只是一味的向这个回家的战士讲述自己的故事，也同样需要倾听正义女神子孙们的声音，它们从中得到的，或许比法学所得到的更多。

Ⅳ 如何理解法治建设与社会和谐的关系

社会和谐离不开法治，和谐社会对法治有一种内在的、本能的、必然的要求，法治专是支撑和谐社会大厦的基本属支柱，是判断社会是否公正与和谐的基本标志。如果法治本身不和谐，实体上是恶法而非良法、善法，形式上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那就无法实现法治应有的价值与功能。当然，以促进社会的各方面、各领域的关系和谐来达到和谐社会，以逐步完善的法治来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减慢法治发展速度与进度，我们尽可能地、及时地矫正法治建设进展中的错、漏、偏、差，弥补不足，以健全和完善法治的和谐。社会和谐需要法治支撑，以法治为基础、为前提、为标准、为调谐器。同时，社会和谐也要求法治和谐，即法治各领域内部的自我和谐与各领域之间的相互和谐，以和谐的法治去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这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Ⅵ 谈一谈你对法治的理解和认识

1996年3月17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确立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针 ,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目标和要求.这一方针的确立 ,必将对我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全方位的影响 ,从而极大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并精辟阐述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法制建设目标.这标志着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理论日益走向成熟,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实践迈入更高阶段.对于我们切实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理想,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 依法治国,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略与法律文化,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一种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相当发达的社会文化共存亡同兴衰的社会现象. 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应当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而且也应当成为真正实行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社会主义的依法治国必然是而且应当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最高历史类型的依法治国.
二、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作为一种理想的治国手段,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可运用的治国方略.但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依法治国与资本主义依法治国有着根本的不同.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依法治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法律保障.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依法治国,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基本保证.
三、社会主义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一）具备完备的法律体系. 有法可依,是立法方面的要求.这是依法治国的法律前提,也是依法治国的首要环节.有法可依是指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需要法律调整的领域和方面都有良好的法律可以依据和遵循. （二）有法必依.有法必依是指一切政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公民都必须依法办事.这是依法治国的中心环节.（三）执法必严.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执法,难点和重点也在执法.执法必严,是指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办事,坚决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另外司法独立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对保证司法裁判的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满足社会成员对效益的需求,真正做到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四）违法必究.违法必究,就是要严格追究违法犯罪行为人的法律责任.这是依法治国的必要保证,是法律威严的重要体现.当前,在违法必究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坚决反对干部搞特权、有责不究、重犯轻罚.邓小平同志曾强调：“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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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法律社会学与法理学对法理概念的解释有什么不同

法律社会学是将法律置于其社会背景之中，研究法律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的相互关系的一门社会学和法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从社会整体观念出发，认识法律的社会 基础和社会作用，从而更好地利用法律的控制作用解决社会问题。 20世纪初在西方兴起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又称法社会学。由于学科内支派繁多，对它尚无确切的定义。法律社会学可以看到社会条件、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乃至微观上的个人的行动对法律的影响。很多问题都可以纳入法律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如女权主义、同性恋问题，以及在国际交往中出现的不同社会的不同做法如对待安乐死的态度问题，西方由于基督教的传统和某些技术问题而对安乐死相当慎重。（再如人工流产问题，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的问题，等等。）我们仅仅通过概念法学的角度都很难理解这些问题。只有把部门法的边界打破，把学科的边界打破，问题才能达到很好的认识和解决。
法学又称法律科学，是一切专门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的总称。是我国法学体系中处于基础理论地位的理论学科，它是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从总体上来研究法和法律现实的一般规律，研究法的产生、本质、作用、发展等基本问题，研究法的创制和实施的一般理论，并着重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法和法制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论学科。

Ⅷ "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两个概念在理解社区文化方面有什么意义

是德国的社会学家抄滕尼斯提出的。礼俗社会就是传统的社会：规模小分工与角色分化少。人的行为受习俗传统的约束。法理社会是现在工业社会：规模大，有复杂的分工和角色分化，人的行为守规章法律的制约。这是社会学的问题，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给我留言。希望可以帮到你。

Ⅸ 如何理解社会认识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演变逻辑

一、抄总体来说，社会认识与社会科袭学方法论的演变逻辑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各种社会认识和社会理论，在总体是唯心主义的，陷入了唯心史观，即用社会意识去解释社会存在。原因在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阶级立场的局限。马克思主义主张，研究社会历史必须研究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并根据这种物质生活条件说明政治、法律、美学、哲学、宗教等观点，即用社会存在去解释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创立了。唯物史观为研究社会历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在社会历史研究中实现了革命性的革命。
二、社会认识的演变逻辑为：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社会认识论）；自发——自觉，具体来说，神话传说（原始社会自发认识）——非理性方式（第一种自觉形式）——理性求知（批判性的）、实证方式（发展性的）、非理性方式。
三、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演变逻辑为：形而上学——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即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实践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剩余价值论，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

Ⅹ 法社会学对法的概念有何独特理解

[shè huì xué]
社会学 （研究社会的学科） 编辑
社会学是系统地研究社会行为与人类群专体的科学，起源于属19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从社会哲学演化出来的现代学科。社会学是一门具有多重研究方式的学科。主要有科学主义的实证论的定量方法和人文主义的理解方法，它们相互对立相互联系，发展及完善一套有关人类社会结构及活动的知识体系，并以运用这些知识去寻求或改善社会福利为主要目标。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广泛，包括了由微观层级的社会行动（agency）或人际互动，至宏观层级的社会系统或结构，因此社会学通常跟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并列于社会科学领域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