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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合同法

发布时间: 2020-12-31 09:11:47

❶ 我司在印度采购一笔原料,合同已签,定金已付。对方拖延发货时间,我们要求退定金可以吗

印度人就这样,非常墨迹,我建议你最好不要退钱,损失比较大,打官司你耗不起,印度人和印度之间借款也是互相拖欠,我印度客户追债一般都得大半年才追到,最好的办法是找个在印度的中国人去帮你催。

❷ 印度经济迅猛崛起 中国有哪些方面应该学习

2003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8000多亿美元,大致与当年的60%相当。一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有了如此之深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但一国舆论对世界经济的了解,却似乎远没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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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那样深入──如此,也许才可以理解最近以来媒体上的那些有关“印度超越中国”的惊诧喧哗。
国际舆论为2003年的印度经济喝彩,并将它与中国经济相比较,反映了全球经济界人士的敏感。然而,某些中国人还没有把全面了解两国经济当作把握世界经济趋势的一个方面。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不久前做了一个世界经济年度报告,除了编导对所讲内容像经济爱好者那般似是而非跟往年一样外,世界舆论都在惊呼的印度崛起竟不在它所列的2003年十件大事里。一些含糊其辞的老调重弹──比如对邻居韩国那点对世界经济起不了多大影响的经济居高临下的述评等等──竟然比世界又有了一个可容纳10亿人的市场正日趋活跃这件事来得重要。
最近才被国人关注的问题是:几乎与我们同样大块头的邻居印度,无疑也是中国经济最有分量的竞争对手,它会不会成为我们潜在的替代者?
近期《参考消息》将一篇美国报纸评论印度的文章放在头版头条,却将原文标题《日益崛起的印度要成为世界强国》改为“印度口气大得很”,很能印证国人时下复杂而微妙的心态。
2003年的印度,与中国有了差不多的经济增长率。更有报道说,据印度计委一位副主任预测,印度的经济增长在2004年将会达到9%。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则引用印度一位副总理的话说,20世纪属于西方,21世纪将属于印度。
花旗银行最近的一个调查报告对这两个国家作了直接比较。结果是:印度的机会大于中国。几乎所有国际大银行都持同样的观点,理由也是相似的:与中国相比,印度有着更大的追赶潜力。
印度与中国的舞蹈,究竟谁会更对世界的胃口呢?潜心而公允的讨论还不太多──回萦于许多人脑海的,常常还是40年前中国从军事上击败印度的一幕──仿佛印度只配向中国学习。
印度:笑傲高级市场
世人对印度经济的关注,除了它与中国一样有着当今世界不多见的漂亮增长外,还跟一篇文章有关──自去年底以来,它便在中国的媒体上被炒得沸沸扬扬。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塔伦·凯纳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黄亚声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这篇文章,既有力地解释了印度目前的增长,也有根据地预测了它将来的令人敬畏的增长潜力。
两位教授的分析表明,初级市场远不及中国繁荣的印度,在货币与资本的高级市场上却比中国更有效率。
我以为他们判断是有根据的。印度的银行也许不是全球金融业的榜样,但它们犯下的错误要远远小于中国的银行。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直到2001年,印度的银行资产中仅有大约10%属于不良贷款。这个数字与印度愿意承认的差不多。据2003年11月18日的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到当年的3月底,印度银行系统总的不良资产减少超过200亿卢比,占净资产的4.4%。而在我记忆里的同类数字,中国银行业愿意承认的不良资产率至少在25%。
中国的资本市场与印度比,更是有着差距。过去两年,中国物物交易市场的繁荣为世界叹为观止,但股票市场却表演着骇人听闻的欺诈和全球独一无二的跳水。据统计,至少有8000亿元市值化为乌有。而2003年印度股票市场的表现与它的经济增长相互辉映,让国内外投资者喜笑颜开。汇丰投资管理的印度基金经理山吉夫·杜伽指出,印度股市持续上升,已吸引了大批外国投资者,2003年11月的资金流入创历史最高纪录,12月的情况同样乐观。作为印度股市指针的孟买BSE指数,12月19日收报5541.3点,较2002年底的3374.9点,累计上升了64.19%,令所有印度基金大丰收。在香港可以投资的6只印度基金,2003年回报率在73.76%-106.38%不等,而且升势未停。
中印两国高级市场景象迥异,说明中国市场运行有着更高的成本和费用,说明印度比中国能更有效地降低市场费用。在这方面,印度堪为中国的老师。
●中国人的许多储蓄都被浪费了。据国外专家分析,中国过去十多年的增长率平均每年为7%,而印度增长率为6%。但中国储蓄率高达40%,加上外资都被投入经济发展;印度储蓄率只有24%,外资也比较少。因此,实际上就是中国投入40美元每年只挣7美元,而印度投入24美元挣6美元。
●作为中印两国经济增长基础的企业,质量出现较大差异。印度已成功地培育出一大批能够与欧美最好的公司展开国际竞争的私营公司。这些公司许多是属于最尖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行业。与此同时国外分析家又说,在过去20年里,中国经济已经腾飞,但中国的私营企业却没有随之腾飞,中国迄今还没有出现能够与大型跨国公司一决高下的世界级私营公司。
富人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评论有些苛刻,但下面几项国际调查倒多少有些印证。
亚洲里昂证券公司2000年对全球25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作的调查表明,印度在规范化管理方面排名第6,而中国仅名列第19位。
2002年,《福布斯》杂志对世界上最好的200家小公司进行年度排名,印度就有13家上榜,而中国仅有4家,而且都在香港。
在《远东经济评论》2003年对亚洲主要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印度的综合得分高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
那么,印度降低高级市场的成本靠的是什么呢?塔伦·凯纳和黄亚声指出:“印度的法律制度尽管存在实质性的缺陷,但与中国的相比仍要先进得多……在印度的股票和债券市场,歪曲真相的情况仍然相当普遍,但印度资本市场运转的效率和透明度都高于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通常会让有光明前途和可靠声誉的公司获得它们所需要的资金”。
看过这篇文章的中国人都认识到了,在一套相对较好的法律制度约束下的印度高级市场,显然形成了比中国强大得多的支持和保护真正市场化企业的基础设施。这样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制度,不仅让具备潜在企业家才能的人易于获得资源,还酝酿社会共识;既使像穆尔蒂(信息系统公司的创始人,被比作印度的比尔·盖茨)这样一些企业巨头得以产生,社会还把他们当作民间英雄。
中国人不可理喻的却是自身:我们为何仍然缺乏足够的法治制度和意识,来恰当地对待私人财富和特定条件下发达起来的、似乎“脏兮兮”的富人和企业家?富人犯法与穷人同罪,但绝不意味着富人重罪;富人有罪无罪与穷人同一裁决标准,但绝不因为他是富人就应从严获罪。但富人目前恐怕还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你很可能还远没有发达到比尔·盖茨的程度就精神崩溃了。
何况,印度还有一块迄今尚未利用的增长储备。如果印度不再把海外约2000万的同胞称为“并非必需的印度人”(Not Required Indians),而且从自己海外侨民那里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也与中国一样达到50%,而不是现在的10%,那么,印度就有可能成为全球性科技强国──就像中国在海外华人的帮助下,已经成功地成为“世界工厂”。
中国的领先之处
增长率:近10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约为8%,而印度只有6%。
基础设施:中国拥有高水平的公路、港口、电力部门和工业园区。
外国投资:中国一年大约能吸引500多亿美元外资,而印度引资数仅为40亿美元。
出口:2002年中国的出口总额为2660亿美元,大约是印度的4倍。
印度的优势所在
语言:英语的普及使印度在信息技术服务和后台工作方面具有领先优势。
资本市场:私营公司的融资渠道比较通畅,而中国则较钟爱国有企业。
司法体系: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合同法和版权保护体系要更加完善。
人口:印度总人口中25岁以下的人大约占35%,在中国这个比例为45%。
(资料来源:《商业周刊》)
问题在于人口──尤其是亿万农民
然而,要是说印度高效率的经济增长更加充分地利用了资源,并已选择了一条有可能比中国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道路,因此可能超越中国,我认为塔伦·凯纳和黄亚声的研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
事情正如二人宣称的那样:“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不是中国和印度当前处于何种位置。问题在于它们未来将处于何种位置?印度追求的经济发展道路优于中国吗?”
的确,仅凭中国现在远远大于印度的多个经济总量,不能说中国的未来比印度更有潜力;同样,也不能仅仅根据印度高级市场和技术密集市场比中国更有效率,就预言印度的增长更有持续性。效率高而费用低的高级市场,肯定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的;但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在于这个市场与该国最紧要的问题有多大相关性。
与中国一样,同是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大国的印度,经济增长不可能不受农村剩余劳动的约束。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对此往往缺乏切肤感受,难得将它作为一种价格或成本约束来认真对待。
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有着庞大的剩余劳动和处在市场边缘的数亿农民。印度的高级市场,以及初级市场里的软件信息产业、制药和生物技术产业,其实容纳不了多少劳动,尤其是密集劳动。过剩劳动力如何就业是印度的大问题,但印度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市场与此的相关程度并不高。事实上,印度迄今为止并没有创造出一个能大规模匹配和容纳密集劳动的产业。
中国在初级市场方面,却较成功地让制造业与密集劳动融合在了一起,显然容纳了比印度多得多的密集劳动。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中国初级市场的发达与自己面临的最大问题高度相关。有一个可容纳越来越多密集劳动的市场,使亿万人民在其中获得收入并增加购买,是中印这类拥有众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欲要持续稳定增长的基本平台。这个平台的获得并不容易,它是风云际会的结果。
还好,中国不拒绝可口可乐
但仍有一些中国经济学家是鄙薄初级市场的,而且直言苦劳于斯对外资是有害的。显然,他们对人类生活有着更神圣的期许。他们向中国推荐印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反抗。前不久,学者李少君就有文章说,他前不久与知名学者王绍光去过印度,就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远不如印度的知识分子,中国应向印度学习。
李少君说,他和王绍光都深深“敬佩”印度的民族主义。他说,陪同他们的印度教授从来只用国产货。他们饿了,买饼干吃,印度教授不吃,他只吃印度人自己做的薄饼;见他们逛街渴了要喝可口可乐或矿泉水,便委婉地建议他们喝椰子水。印度的教授们不仅以身作则,而且还努力影响更多的人。教授正和他的学生们发起一个“不喝可口可乐”全国性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不喝可口可乐,喝椰子水;不吃和路雪,吃井水;如果买车,只买国产车。”据李少君说,印度基本上没有外国车。
李少君为中国汗颜了:“麦当劳与肯德基进入印度多年,绞尽脑汁,却毫无进展。肯德基甚至被迫于去年彻底退出印度市场,麦当劳到目前为止也才开了20多家分店。而在中国,麦当劳与肯德基长驱直入,毫无阻拦,短短几年就席卷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同行的王绍光教授感叹说:‘与印度教授比起来,中国可以说没有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
我认为,如果把印度知识分子道德上的优点看成是他们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一个优势,可能就要害人害国。
印度的劳动力中有70%是农民,与中国一样,有着浩大的剩余劳动队伍需要国际国内更大的市场来容纳和消化。国内企业一时开拓不出这么大容积的市场,利用外资又有什么错呢?2003年,中国出口的4000亿美元中有近60%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也就是说仅在国际市场就做了近两万亿元人民币的出口生意──这意味着有多少人就业、多少人因就业而有了收入、多少人因收入而有了购买,有多少经济增长因购买而产生?
不久前,一个世界性的反全球化大会在印度召开。我想,中国是不太会同意这种大会在自己国土上召开,而向国外投资者发出一种含混信号的。我看见电视上那些在印度街头游行的各国人士,就觉得印度这个国家很麻烦。
李少君还向中国推荐了印度知识分子的宗教情怀,称赞印度知识分子如何扎根农村,用各种方法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反抗全球化。曾看过一位印度高官的预测,说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赶上中国需要10年。我查了资料: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2003年是570亿美元,印度尚不及中国的零头。
看到上述消息我深感庆幸,中国那些崇尚民族主义的专家学者没有主宰政策。否则,印度肯定超越中国。作为反面教材,中国不妨向印度“学习”。
快马加鞭,一骑绝尘
如果说,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开放,尤其是对三来一补等看似卑贱的加工制造业的开放,使中国获得了能容纳越来越多密集劳动的国际国内市场,是中国的独门绝技的话,印度这个市场则还面临着民族主义和宗教的巨大交易费用和成本无人买单。而且在内需方面,印度显然还像若干年前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并不指望在你这里卖多少东西,更多是利用你有竞争力的劳动所生产的东西往外卖;而中国已在超越这个阶段。大致的情形是,与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市场竞争,印度有着它难以克服的成本,自然也难吸引世界相应的资源。
实际上,印度还有着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成本。它地处南亚,近几年的夏季常有50摄氏度的高温。英国大学者汤因比在其煌煌巨著《历史研究》中就描述过远古时气候成本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我前些年看过国外的一份研究,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大都分布在北纬多少度以上,大抵谈的就是气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成本的角度看,几乎是无法消除的。
我个人的推测是,只要中国坚定这样的共识,即在相当长时间内坚持所谓市场经济建设就是扩展容纳密集劳动的市场,同时继快融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就依然一骑绝尘。
香港的张五常在一篇论及人民币如何下锚的随笔里曾说,中国不要眼睛光盯着发达国家,还要经常看看身后或身边的竞争者,比如印度就很厉害。但印度究竟会有多厉害呢?
印度公众眼中的中国
■文/唐璐
印度是一个特别善于表达自我的民族,对于中国,有多少印度人就会有多少种观点
如同中国对印度林林总总的看法一样,印度人对中国的感情也呈现出多姿多彩:怀疑、同情、震惊、敌对、友好、好奇、害怕、愤怒、敬畏、尊敬、不知所措……
“中国人并不冷酷”
施瑞德哈来自泰米尔纳德邦,他在邦立大学教授国际政治和中印关系课程。在尼泊尔的一个研讨班上,我与他成为了合作伙伴。值得指出的是,我是他有生以来第一个接触的中国人。
当研讨班即将结束时,施瑞德哈悄悄告诉我,回国后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他的学生“中国人并不冷酷”──因为以前他在给学生上课谈到中印关系时,总是给他们讲“中国人非常冷酷”。但他现在觉得,中国人其实非常热情、友好和坦诚。
说实话,第一次听施瑞德哈说“中国人冷酷”时我感到特别不可思议。渐渐地我明白了可能是中印之间的文化差异产生了这种认知隔阂。所以我不断地向施瑞德哈讲述一个观念,即中国人的感情总体来说比较含蓄,对于任何他所喜欢的人或者事物都不会像印度人或者西方人那样情绪激动。这或许是中国人被认为冷酷的直接原因。
其实,在与印度人接触中,我也发现了他们身上有许多与中国人不同的行为方式。例如,印度人喜欢某种东西会表现出很强的倾向性,甚至会直接向对方索要,而这在中国人看来却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印度人被许多中国人指责为贪婪。
其实,无论是“中国人冷酷”还是“印度人贪婪”,恐怕都是不同民族依据自身的文化取向作出的判断,这其中并不一定带有多大的合理成分,然而日积月累,却可能会对人民的沟通产生负面影响。
“昆明简直就是东京”
拉纳是来自印度阿萨姆邦的一位电视工作者。1999年我曾经陪他到通往缅甸的史迪威公路实地考察。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返回昆明的那天正好是晚上。那年,昆明刚好成功举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夜幕笼罩下的昆明被一些五光十色的霓虹灯装扮得异常漂亮。当我们的车队缓缓驶入城区后,拉纳向我惊叫着:“啊,昆明真漂亮,简直就像是到了东京!”
我笑了,“昆明仅仅是中国的一个中等城市,如果昆明是东京,那么假如你到了北京或者上海,你又能说什么呢?”
其实,我在印度网站上也经常看到那些到中国公干后的印度人撰写的中国见闻,他们一方面惊讶中国现代化程度之高,另一方面则抱怨印度媒体对中国成就的报道太少。也难怪,尽管我的朋友约瑟夫每天都特别勤恳地埋头写稿,可是全印度目前只有他一人作为印度报业托拉斯派出的记者在华工作。
正因为如此,2003年,当随同瓦杰帕伊访华的六七十名记者(许多是首次来华)把他们对当代中国的风土人情认识介绍给印度人时,在印度掀起了一股强烈的中国冲击波:高速公路、摩天大楼、购物中心、霓虹灯光……印度人明白了:在通往富裕的道路上,中国已经把印度甩在后面了!
“印度穷人更多”
库马尔在尼赫鲁大学社会学系读研究生,他的父亲因为做生意经常在新德里和上海之间往返,库马尔的中国知识几乎都是父亲灌输的。他向我倾诉了一段心声:
“印度很强大,但是我们的生活水平远比中国低。我们仍有很多的穷人。现在西方国家都承认中国正在成为发达国家,可惜印度还不是,最可怕的是印度对中国的先进的漠视,中国的现实同我们想像的完全不同。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比我们要高。虽然印度的富人生活更好,但是印度穷人更多。”
印度一直梦想着要成为一个大国。1998年,印度核试验震惊了世界,现在,印度也正在逐渐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但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印度领导人深刻地认识到,要想成为一个受国际社会尊敬的大国,仅有核弹远远不够,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力量支撑。
所以,我们看到,印度领导人最近几年总是在各种场合叨念着“印度的根本国策是追求人民的高质量生活”,“印度发誓在2020年将成为发达国家”。
“中印联合,未来将属于亚洲”
贾娅纳丝是居住在印度南部城市普那的一位相当活跃的自由撰稿人,主要撰写涉及中国和印度经济问题的稿件,曾跟随在美国公司工作的丈夫多次访华。
她认真而坦率地向我谈了她对中国及中国前景的看法:“对于印度来说,中国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对手和潜在的朋友。从政治层面看,中国是印度不放弃民主原则和不牺牲国家安全就可以效仿的榜样;从商业角度看,繁荣的经济将使中国成为进入制造业并与印度产品交易的一个机遇之窗。”
她说,许多印度人都梦想着中国和印度能够结盟。只有这样,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联合才能够抗衡发达的西方世界。当然,目前惟一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历史遗留下的中印边界争端。
同其他印度人相比,贾娅纳斯的观点可能属于比较务实的一类。在印度,持这种务实观点的人越来越多。由此,记者想起另一位朋友,印度地缘政治学家、被誉为“亚洲版北约之父”的纳拉帕特。用纳拉帕特的话说,中印如果联合,未来将属于亚洲;如果中印分开,美国将会得逞,亚洲的未来就将属于美国。
值得庆幸的是,印度的年轻一代对中印关系的态度也在日趋冷静。越来越多的年轻印度人主张,印度应该同中国改善关系,因为美国人希望印度同中国对抗,而印度就是印度,对于印度来说,中国可以成为印度的朋友,只有这样印度对美国才能有较大的选择权利。印度目前不应该在军事上震慑中国,而应该在经济领域同中国竞争和学习。
根据我对印度的认识,印度是一个民族性非常强的国家,它不会轻易与任何国家结盟,因此我不赞成那种印度人会与美国结盟反对中国的看法,同时我也并不认为中印有一天会走到结盟的地步,两国之间的利益格局,决定了中印之间将只能是竞争与合作关系。
在现阶段,印度更希望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而要做到这点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保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对于印度是非常必要的。关于这一点,印度外长辛哈说得很明白:“目前中印都把未来20年看成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战略机遇期,如果中印在双边关系上取得质的飞跃,克服无端的不信任,两国将能成为一对具有建设性视野的合作伙伴。”

❸ 合同法中专利申请转让合同的效力

关于专利权和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

(一)登记生效的含义

在我国,专利权转让合同、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等统称技术转让合同,属于技术合同的范畴①。

对于技术合同的登记,我国政府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在《技术合同法》于1987年11月1日施行起就开始进行,但这种登记仅“是为了保证扶植技术市场政策的正确贯彻实施” ,登记与否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②,所以并不涉及登记的法律效力问题。

但我国1984年通过的《专利法》又规定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转让合同须经专利局登记和公告后生效,这样,《技术合同法》的规定显然与此冲突:一个要求在专利局登记公告后生效,一个则是成立后即具有法律约束力③。不过,如果把《专利法》的有关规定当作特别法,依“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关于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转让合同生效问题的法律冲突也就解决了。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采用了同样的解决办法④。随着1999年《合同法》兼并《技术合同法》,并明确对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合同,依照其规定⑤,原先的法律冲突就彻底解决了。而2000年第二次修订的《专利法》规定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的转让自专利局登记之日起生效⑥,使得问题更明确了。

但是,如何理解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转让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理论和实践中似都有争议。一种意见认为,对于缺少法定的批准、登记等形式要件的技术合同,应认定为合同无效⑦;另一种意见认为,凡是法律规定应当完备形式要件而未完备的,应认定为合同不生效而非无效。无效是指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不生效则是合同虽然已成立,但因欠缺某些法定或约定的条件而暂时不能生效,待条件成就时合同即生效⑧。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转让合同一经签订,或者合同一经成立,就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产生了债的法律关系。以专利权转让合同来讲,合同一经成立,专利权的出让人就有义务“交付”专利权,即将合同进行登记。所谓“登记后生效”,应当是指合同“标的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在登记后发生所有权的转移,而不是指合同登记后才对双方产生约束力。也就是说,合同的签订成立产生债权法律关系,合同的登记生效则产生物权变动关系,这就是专利权转让合同登记所产生的法律效力⑨。

笔者赞成第三种意见。依第一种意见,合同虽经双方合意而成立,但未经登记就无效,合同自始就无任何法律约束力。但是,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⑩。显然,这种解释不能成立。依第二种意见,合同经双方合意而成立,但未经登记不生效。那么,不生效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合同对当事人是否具有约束力?无论答案如何,似都难以自圆其说。只有第三种解释才符合区别“成立”与“生效”的立法原意,即“成立”产生债的关系,“登记”发生物的转移。

但《合同法》第44条及《专利法》第10条在立法语言上确实还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其实作为合同之债,合同成立即告生效,成立与生效之间并无二致。在合同需要批准的情形,合同成立除了双方的意思表示外还须有批准人的意思表示,未经批准实际意味着合同没有成立,也谈不上生效⑾。在合同需要登记的情形,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即告成立,也就在当事人中产生法律效力(生效)。所以,严格地说,是“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在转让合同登记后发生转移”,而不是“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转让合同在登记后生效”。2000年对《专利法》第10条的修改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二)登记的法律效力

对于专利权转让,一般国家法律都要求当事人在专利机构进行登记。但是,对于合同未登记,有两种不同的法律效力:一种是不发生权利转移的效力⑿,另一种是不影响权利转移但不得对抗第三人⒀。我国是属于前一种。但不管是哪一种规定,其目的都在于促使当事人进行登记,否则会对当事人特别是受让人带来不利的后果。其原因在于专利权不同于一般动产,它是无形的,其“交付”与否无法从表面看出来,这与不动产的“交付”相类似。所以,在出让人心存欺诈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女二嫁”的可能。为了保护受让人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有必要对专利权的转移进行类似物权转移的“公示”,以便使公众知晓专利权的法律状态,避免上当受骗。但如果真的发生出让人把他的专利转让给了两个不同的人时,已登记的受让人(或他的已登记的受让人和被许可实施人)也可以阻止未登记的受让人(或他的受让人和被许可实施人)使用该专利,即使未登记的受让人的转让合同比已登记的受让人的转让合同在先。

专利权转让合同经登记可以产生权利转移效力,并自然产生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这在我国法律里已经是明确的。但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法律效力吗?一般地说,唯有在转让合同登记以后,已登记的新专利权人才能用他自己的名义控告侵权,或用他自己的名义转让或许可他人实施⒁,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对于专利权转让以前已经发生的侵权行为,已登记的受让人是否也有起诉权?一般来说,受让人只能对登记以后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但由于登记以前已经发生的侵权行为也可以对受让人造成损害,为此有的国家规定,如果转让合同规定了受让人对转让前的侵权行为也享有起诉权的条款,并且该条款已在全国专利登记簿登记注明的话,已登记的受让人也可以起诉⒂。

还有,已登记的新专利权人可转让或许可他人实施专利,但对于相信此登记而进行交易的受让人或被许可人,如果专利权人的权利不真实或有瑕疵,该登记仅是专利权人制造的表面假象时,该转让或许可实施是否仍然有效?这实际是登记是否具有“公信力”的问题。依日本民法,不动产的登记没有公信力,相应地,专利登记也没有公信力,所以虽然已进行转移登记,但若没有有效的转让合同时,如果相信此登记而与之进行交易,并不能得到保护⒃。法国专利法也规定:由第三者追还专利权利的诉讼,若第三者在诉讼中取胜,则许可证合同可能会因为是由非物主的人订立而无效;但是,如果受让人是善意的话,那么因相信专利权人制造的表面假象而与之交易的行为可被视为有效⒄。应该说,法国的规定更有利于保护善意的受让人或被许可人,因而可能更合理些。

二、关于独占实施许可合同

独占实施许可的被许可人有独占性的实施专利的权利,专利权人自己也不能实施。这是明确的。但是独占实施权是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有效还是在专利权的有效地域范围和期限内有效,尚有争议⒅。不管怎样,许多国家都规定独占实施许可合同应进行登记。这是因为独占实施并非普通的债的关系,不仅在合同当事人间产生效力,而且对第三人也有约束力。如果把专利权看作一种“无形物”,那么独占实施就是对该“物”的独占使用,带有强烈的“物权”意味。又由于专利权的无形,如果不对这种独占进行“公示”,既不利于保护独占实施被许可人的权利,也会给善意第三人带来损害。

但各国对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登记的法律效力规定不同,有的规定:只有经过登记,独占实施许可才生效⒆;有的规定:不登记,独占实施许可合同也在双方当事人间生效,但只有经过登记,才有权对抗第三人⒇。我国法律对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只要求在合同生效后三个月内向专利局备案(21),但备案的法律效力如何却不明确,这是立法上的漏洞。有学者主张我国独占许可实施合同采用登记生效的制度(22)。笔者以为采用“登记对抗”的制度更合理些,特别是在第三人被告知或者明知存在独占实施许可合同,而该合同又未登记的情形。如果依“登记生效”,因为许可未生效,被许可人显然无法对抗该第三人依法取得权利;而依“登记对抗”,即使未登记,被许可人仍有可能对抗该第三人(23),因为这时第三人取得权利可能会被认为具有恶意,而恶意第三人是不属于“不得对抗”之列的。当然,这也有赖于法律明确。

如果采用登记对抗制度,独占实施许可合同对第三人的对抗效力会有哪些情形呢?参见下表(笔者个人意见):

独占许可登记状况

第三人

第三人登记状况

对抗效力

独占许可登记前

专利权的受让人

已登记

独占许可合同不能生效,不能对抗受让人

未登记

独占许可合同可以生效

专利独占许可实施人

已登记

不能对抗后一独占被许可人

未登记

互相不能对抗

专利普通许可实施人

已登记

不能对抗后一普通被许可人

未登记

互相不能对抗

独占许可登记后

专利权的受让人

也登记

被许可人可以对抗受让人★

未登记

被许可人可以对抗受让人

专利独占许可实施人

也登记

不应出现(但恶意第三人,也可对抗)

未登记

可以对抗后一独占被许可人

专利普通许可实施人

也登记

不应出现(但恶意第三人,也可对抗)

未登记

可以对抗后一普通被许可人

★实际是民法中“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应用。但尚需法律确认。

登记后的独占实施权人除了能够对抗第三人外,对专利权人放弃该专利权的行为也可拥有否决权(24),以保障自己的权益。当然还可以产生对侵权行为的起诉权(后面详述)。

三、关于普通实施许可合同

普通实施许可的被许可人人有权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实施专利,但他无法阻止专利权人与第三人另外订立实施许可合同,他也无法对抗其他的被许可人。这是普通实施许可的应有之义。所以,普通实施许可合同与独占实施许可合同不同,前者仅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约束力,仅是一种债的关系,因此登记似乎并无必要。

但由于专利权可以转让或独占许可他人实施,又由于专利权的无形,如果普通实施许可不登记,而在后的受让人或独占许可实施权人在未被告知的情况下与专利权人订立了合同并经登记,这时在后的受让人或独占许可实施权人与在先的普通许可实施权人必然形成权利的冲突。按前面的规定,在后的经登记的受让人或独占许可实施权人显然可以对抗在先的未经登记的普通许可实施权人。

普通实施许可本身无意对抗他人,但却会面临其他权利人对他的对抗。这对普通许可实施权人显然不利,也不太公平。为了避免对普通许可实施权人造成如此不利情况,有的国家规定,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经过登记,可以对抗上述在后的专利权受让人或独占许可实施权人(25)。也就是说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经过登记,使本来不具备对抗性的普通实施许可也具备了一定的对抗性。这实际也是民法中“买卖不破租赁”原则的在专利法上的应用。法国专利法第43条规定专利权利的转让并不损害在此转让之前所获得的权利,即许可证合同得以维持(26),也是同样的意思。

值得一提的是,普通实施许可即便经过登记也无法对抗未经登记的其他普通实施许可(27),这是普通实施许可的特性决定的。所以,普通实施许可的对抗性与独占实施许可的对抗性是完全不同的,笼统地规定“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未经登记的,无权对抗就该专利取得权利的第三人”是有漏洞的,会引起两种不同性质许可合同的对抗效力的混淆。笔者以为,对于普通实施许可,还是采用明确规定“经过登记,可以对抗在后的专利权受让人或独占许可实施权人”为妥。

另外,同登记后的独占实施许可一样,登记后的普通实施许可除了能够对抗特定的第三人外,对专利权人放弃该专利权的行为也可拥有否决权,还可以产生对侵权行为的参与权(后面详述)。

四、登记与被许可人的诉讼权利

按一般法理,对侵权行为的诉讼应由权利人提起。因此,对侵犯专利权的诉讼,也应由专利权人提起。但所谓侵犯专利权,也就是侵犯专利的实施权;当被许可人取得专利权人的同意实施专利时,第三人侵犯专利权也必然会损害被许可人的权益。

特别在独占实施的情形,与其说侵犯专利权是侵犯专利权人的权利,不如说是侵犯独占实施权人的权利。所以,许多国家都赋予独占实施的被许可人对侵犯专利权行为的起诉权,但具体条件有所不同。有的国家对独占实施被许可人的起诉权与专利权人一样,并无任何限制,而是作为其固有的权利(28);但由于登记是独占实施许可的生效要件,因此登记也是独占实施被许可人起诉的必要前提。对于那些登记仅是对抗要件的国家来说,登记是否也是独占实施被许可人起诉的必要前提呢?答案一般也是肯定的,就是只有登记后被许可人才能起诉,且只能对登记以后的侵权事实提出诉讼(29)。有的国家甚至明文规定:一个人变成了一件专利的独占许可证领取人,而该专利随后发生的侵害,在契约行为登记之前,法院或专利局局长将不判予损害赔偿(30)。但是,如果虽未登记,侵权人却明知该许可合同的存在,被许可人是否也可以诉讼呢?理论上是有争议的。一般说,既然侵权人知道其侵权行为可能造成损害的范围,也应给予未登记的被许可人参与诉讼的权利(31)。

在普通实施许可的情形,似乎不会发生第三人侵犯被许可人的权利。因为从理论上讲,多一个未经许可而实施专利的第三人(侵权人),对普通实施许可的被许可人并不造成什么损害。但实际上,多一个实施者就意味着多一个竞争者,这就必然对合法被许可人的利益造成影响,而这种影响是由于非法行为带来的。所以,有必要给予普通实施许可的被许可人对这种非法行为一定的诉讼权利,以维护其权益。

一般国家法律规定:已经登记的普通实施许可的被许可人可以参加到由专利权人提出的主侵权诉讼中去,以便获得对他个人的损害赔偿。相反,未经登记,则不能参与诉讼(32)。《发展中国家保护发明模范法》甚至直接赋予被许可人起诉权(33)。有的国家法律并未规定普通实施许可的被许可人的诉讼权利,但学理上也是认可的,不过也是要求登记为前提(34)。

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实施专利的被许可人可以对第三者侵犯专利权的行为提起或参与诉讼的权利。但有学者认为,我国《专利法》(原第60条,现第57条)规定对于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其中“利害关系人”就包括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受让方、排它实施许可合同的受让方以及有特别约定的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的受让方(35)。这当然不失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毕竟这只是学理解释,没有法律效力。2001年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79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20号)第一条规定:“根据专利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前责令被申请人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申请。提出申请的利害关系人,包括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专利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等。”虽然这是对《专利法》第61条的解释,但既然享有诉前申请权的利害关系人包括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该被许可人也自然享有提起诉讼的权利。从该司法解释起码可以推定,独占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排他实施许可的被许可人在专利权人不起诉的情况下,可以提起诉讼(36)。至于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该司法解释似乎未将其列入“利害关系人”中。

由于我国法律对许可合同只要求备案(其实也是登记的意思),而对备案的法律效力却无任何规定,被许可人提起侵权诉讼似乎也不必以合同登记为前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应提供许可合同与备案证明材料,但备案并非前提要件,只要有证据证明其享有专利权利就可以提出申请了。这与许多国家关于登记是被许可人参与侵权诉讼前提的规定有明显的不同,有待于以后立法完善。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已废止)第3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42条。

② 参见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人就实施技术合同法若干问题答记者问(1987年10月31日)。国家科委政策法规司编:《技术合同法及有关文件汇编》,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7月北京第一版,第28页。

③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已废止)第10条、第16条;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10条第4款。

④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科技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规定(1995年4月2日,法发?1995?6号)“四、关于技术合同效力确认”24.审查确认技术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技术合同法第二十一条及技术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进行,不得以下列理由确认技术合同无效:……(4)技术合同未经登记或未向有关部门备案,但转让专利权和专利申请权的合同须经专利局登记和公告的情形除外;

⑤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4条。

⑥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10条第3款,2000年8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⑦ 转引自颌中林:合同法下技术合同的有关法律问题,http://www.chinaiprlaw.com

⑧ 参见颌中林:合同法下技术合同的有关法律问题,http://www.chinaiprlaw.com

⑨ 参见韩晓春:涉及专利的合同登记的法律效力,《专利法研究2000》,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20-121页。

⑩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8条。

⑾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第10条:“……按照国家规定需要经过有关机关批准的,自批准时起成立。”

⑿ 参见印度专利法第68条(1970年9月19日),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4》,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132页。 另参见日本特许法(专利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一),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2》,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218页。

⒀ 参见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2》,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35页,《美国法典》第三十五编 专利 第261条;第76-77页,英国专利法(1977年)第一部分 新国内法第33条。另参见沈达明:《知识产权法》之法国专利法,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第173页。

⒁ 参见发展中国家保护发明模范法(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1965年5月于日内瓦)第一部分 专利,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3》,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51-52页。

⒂ 参见王维藩、黄红英编译:《法国发明专利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一版,第117页。

⒃ 参见(日)纹谷畅男:《专利法50讲》,魏启学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82页。

⒄ 参见王维藩、黄红英编译:《法国发明专利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一版,第167页。

⒅ 参见(日)纹谷畅男:《专利法50讲》,魏启学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87页。以及韩晓春:涉及专利的合同登记的法律效力,《专利法研究2000》,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22页。日本的独占实施许可仅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有效。

⒆ 参见日本特许法(专利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二),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2》,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218页。

⒇ 参见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2》,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35页,《美国法典》第三十五编 专利 第261条;第76-77页,英国专利法(1977年)第一部分 新国内法第33条(1)款(a)项。又参见王维藩、黄红英编译:《法国发明专利法》1978年修改法第46条,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一版,第153页。另外,发展中国家保护发明模范法(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1965年5月于日内瓦)第一部分 专利,第二十八节 许可证合同第(3)款也作了同样的规定,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3》,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54-55页。

[21]参见2001年6月15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二款“合同备案”(原第十三条),以及第88条“合同备案的登记”

[22]参见韩晓春:涉及专利的合同登记的法律效力,《专利法研究2000》,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0年12月第一版,第127页。

[23]参见王维藩、黄红英编译:《法国发明专利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54页。另参见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2》,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35页,《美国法典》第三十五编 专利 第261条;第76-77页,英国专利法(1977年)第一部分 新国内法第33条(1)款(c)项

[24]参见日本特许法(专利法)第九十七条第一款,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2》,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217-218页。另外,发展中国家保护发明模范法(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1965年5月于日内瓦)第一部分 专利,第四十六节“专利的放弃”之4也作了同样的规定,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3》,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74页

[25] 参见(日)纹谷畅男:《专利法50讲》,魏启学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89页。

[26] 参见王维藩、黄红英编译:《法国发明专利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66页。

[27]参见(日)纹谷畅男:《专利法50讲》,魏启学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92-193页。

[28]参见日本特许法(专利法)第一百条 (阻止请求权),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2》,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219页。另参见(日)纹谷畅男:《专利法50讲》,魏启学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90-191页。

[29]参见王维藩、黄红英编译:《法国发明专利法》1978年修改法第53条之(2),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17-118、153页。

[30]参见英国专利法(1977年)第一部分 新国内法 独占许可证领取人对侵害的起诉 第68条,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2》,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113-114页。

[31]参见王维藩、黄红英编译:《法国发明专利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72-173页。

[32]参见王维藩、黄红英编译:《法国发明专利法》,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2月第1版,第153-154页。

[33]参见发展中国家保护发明模范法(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1965年5月于日内瓦)第五十二节“许可证领取人的法律诉讼”之2。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3》,知识出版社1986年12月北京第一版,第80页。

[34]参见(日)纹谷畅男:《专利法50讲》,魏启学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一版,第191-192页。

[35] 参见程永顺:专利侵权诉讼,《知识产权保护实务全书》(郑成思主编)第三编,言实出版社1995年11月第一版,第309页。

[36]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20号)第一条第二款。

❹ 印度是否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适用法律公约〉的缔约国

中国和印度都是这2个公约的缔约国。

若双方发生买卖合同纠纷,则根据CISG和《适用公约》的规定,还要看争议的事项是否是两个公约管辖的范围,若是,则当然适用两公约,否则则不适用。

附:
我国是在1988年加入CIGS公约的,当时声明保留的条款,一是关于适用范围的,一是关于合同形式的。

我国在加入CISG公约时就声明对公约第一章“适用范围”的第一条第一款的(b)项“如果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做出保留。这表明我国公司与非缔约国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将不适用CISG公约。此举的目的是限制该公约的适用范围,从而扩大中国国内法适用的机会。根据这一保留,中国当事人与来自非公约缔约国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争议,没有就法律适用问题达成协议的,法院将根据冲突法的指引决定适用中国的法律时,只能适用中国国内法,而不是公约。这一声明属于法律上的强制规范。

我国在参加公约时所做的保留之一便是关于合同形式的保留。依据CISG公约第11 条之规定,“销售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在形式方面也不受任何其他条件的限制。销售合同可以用包括人证在内的任何方法证明”。当时中国之所以对此条声明保留,盖因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规定涉外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虽然1999 年10 月1 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 规定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而且在《合同法》分则部分“买卖合同”一章并未规定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对CISG公约第11 条的保留并未随之声明撤回。如果解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争议应适用CISG公约,那么仍应该考虑中国的这项保留,合同仍要以书面形式订立。

❺ 印度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详细内容、房地产市场概况

印度劳动雇佣法律源于印度宪法,中央和地方邦政府立法和司法判例。全国性的劳动法律超过40部

❻ 银行保函的撤销

这个问题细究起来应该是比较复杂的。
1、需要根据保函的适用规则和法律来判断,还得看保函的措辞是否清晰,到期条件的约定是否清晰。例如如果是适用URDG得见索即付保函且适用中国法律,保函到期,即可注销。一般来说,适用欧美、联合国独立担保或备用信用证公约缔约国,OHADA缔约国或其他独立保函制度相对成熟,对独立担保和从属担保区分明确的国家法律的独立保函,到期日是有效的,过了保函到期日可以注销。

2 、但也有些国家,独立保函制度不甚完备,到期日有可能受到传统担保制度的影响,受益人可能在保函到期日之后仍可索赔,或者一些国家、地区的制式保函格式本身措辞不清,导致到期日的效力不确定,如叙利亚商业银行反担保制式格式的到期日效力不确定。印度保函一般除到期日外,还有索赔期,则以索赔期为准,当然市场上一直流传开给印度国有机构的保函30年仍可索赔等,应该是混淆了印度合同法关于诉讼时效和独立保函到期日的区别。对这些到期日存在争议或因当地法律存在保函到期日效力不确定的国家和地区的保函应该谨慎,应取得受益人书面解除担保人责任的声明方可注销。

3、国内保函,由于独立保函的效力在司法实践中没有得到承认,还应结合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有关保证期间的规定来区别处理,如果保证到期日早于或等于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按国内担保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六个月。因此国内保函到期,能否注销保函需要结合基础合同有关主债务履行期限的约定来综合判断。

4、关于退回保函正本能否作为注销保函的条件问题,过去很多银行在实务中把退回保函正本作为注销保函的条件,其实这是不保险的。除非保函明确约定退回保函作为担保责任解除的条件或适用URDG458的保函方可如此处理。URDG758修订的过程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讨论,已经发生多起案例,法院认为退回保函正本并不能表明受益人解除担保人担保责任的意思。URDG758没有保留458把退回保函正本作为保函责任终止的条件的条款。除非保函明确规定,受益人索赔时并不需要出示保函正本,保函正本其实涉及的是一个证据的证明力问题。退回保函正本并不当然剥夺受益人索赔的权利,如果发生争议,法院认定保函确实开立且受益人退回保函正本并不能表达受益人解除担保人责任的意思表示,则受益人仍享有保函项下的权益。

5、比较保险的做法是通过受益人银行要求受益人确认解除担保人的责任。保函项下的权利是民事权利,当事人可以处置自己的权利,当事人意思自治是一般国家私法的一般原则,应该会得到尊重,所以受益人通过解除担保人责任的声明处置自己的权利一般是有效力的。实践中的问题是如何认定受益人声明的真实性,通过银行转递报文是实务中较常用的方法

实务中,保函的注销或撤销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一方面客户施压要求释放保证金和授信额度,不再收取手续费,银行也有风险资本考核的压力,另一方面受益人可能对要求解除保函责任的函电置之不理。实务中也可以视情况灵活处理,例如,如果客户是资信优良的授信客户,如果客户能提供主债务履行完毕的有效证明,而注销条件不能完全满足,则可以变通处理,要求客户出具承诺函承担保函项下的未了责任,先行注销保函。但保证金客户不能如此处理。

看到不错的解释,转来希望能帮到你~

❼ 英文合同中,公司名前用M/S.是什么意思

一般在合伙公司的名称前面加上“M/S”,以表明该公司是由若干合伙人组成的公司,而不是独资企业。

M/S是Mrs的复数形式,而Mrs是法语的复数形式。例如,M/S Batliwala & Co (Baltiwala & Co公司中除了Batliwala以外还有其他合伙人)。在印度,这一术语有时也被错误地用于股份公司的名称中,例如M/S依赖工业有限公司。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根据法律,股份公司是法人。不过这种做法已经流行起来。

(7)印度合同法扩展阅读:

合同或协议一般只是名称,叫法的不同.只要不违反法律和道德风俗,当事人可以任意约定合同或协议的名称,内容,形式,都是有效的。

合同曾有契约与合同之分。契约是双方当事人基于相互对立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如买卖契约。合同是双方或者三方以上当事人基于方向并行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 ,如合伙合同。我国现行法律不再作这样的区分,把二者统称为合同。

合同制在中国古代也有悠久的历史。《周礼》对早期合同的形式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判书、质剂、傅别、书契等都是古代合同的书面形式。经过唐、宋、元、明、清各代,法律对合同的规定也越来越系统。

还有一种说法,现代的合同都写有一式两份,因为以前民间订制合同时就是一张纸,写好后从中间撕开,一人拿一半,有争执的时候再合起来,所以就有了合同和一式两份的说法。

合同形式,是指当事人合意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合同内容的载体。我国《合同法》第10条: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该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参考资料:网络-英文合同

❽ 印度法对当代印度现代化的影响

印度《合同法》,是普通法系部成文的合同法。这部法律对于当时的印度社会来说是超前的,成为在印度建立统一市场秩序的法律基础,成为印度法律现代化的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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