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根据地时期在婚姻法中

『壹』 中国新女性争取婚姻自由出现在什么时候

冲击封建婚制的第一波

冲击封建婚制的第一波，当属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婚姻革命”。新式婚姻要求打破一切旧道德、恶习俗，破除非人道的婚姻制度，建立以平等、自由，以恋爱为基础的两性结合，使男女当事人成为婚姻的主体。

“婚姻革命”之所以成为五四时期社会解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线就是争取个性解放、自我觉醒与肯定个体价值。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把改造中国社会与改造家庭制度相联系起来。认为只有“以个人本位易家庭本位”才能使中国真正实现政治上的民主与物质上的繁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压抑个体的封建家族主义，便成为首当其冲的批判目标。

男女青年同受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压迫，但女性因为夫权更多一层压迫更为痛苦，因此，妇女们在反抗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权的行动中，表现得更大胆热烈，甚至不惜以最惨烈的方式抗争。

1919年11月14日，湖南长沙街上一顶迎亲的花轿内不断有鲜血汩汩流出，20岁的新娘赵贞五为反抗父母强把她许配给40岁的古董商，在花桥内用剃刀自杀。贞五之死激起广大青年男女对父母包办婚姻的痛恨，在报纸上发表的檄文就有20多篇，青年毛泽东在几天之内，连续在《湘江评论》、《大公报》发了9篇文章，愤怒谴责封建婚姻制度惨无人道。批判封建“吃人礼教”，冲决一切封建罗网，成为那一时代的最强音。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争取“婚姻自由”的过程被视为社会解放的过程，“婚姻革命”又与妇女解放紧紧相连。当时不论男女，凡关心社会进步、拥护社会改革的人，无不关心妇女问题，无不为妇女解放大声疾呼。在“解放妇女要从哪里做起？”的讨论中，改造家庭与争取平等教育、经济独立、思想解放和人格尊重一起，成为妇女解放的重点。共产党人李大钊，就曾指出：妇女不解放，中国文明就是“半身不遂”的。因为新思想的传播、妇女运动的兴起和婚姻自由的要求， “恋爱神圣”和“妇女解放”的口号响遍全国。

1918年6月，《新青年》出版了“易卜生专号”，翻译介绍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借以暴露旧式家庭的罪恶。作品描述一个不甘做丈夫玩偶的女性娜拉因觉醒而离家。“玩偶之家”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几次被搬上舞台公演，在中国掀起一阵“娜拉旋风”。剧中女主角娜拉所言：“我是一个人，一个同你一样的人”，“我第一要紧的，是努力做一个‘人’”，成为那个时代新女性最脍炙人口的宣言，娜拉也成为那个时代女性反抗家庭束缚、争取自由权利的榜样。在中国湖南的一个叛逆女性谢冰莹的自传体《女兵日记》中，她详细描述了自己多次逃婚的故事。《女兵日记》畅销，出走也成为女性逃离封建家庭，争取婚姻自由的一种方式。革命家萧楚女曾经写文章概括女性离家出走的原因，不外乎以逃婚争取婚姻自主、以恋爱自由思想反对专制婚姻。

在解放浪潮下，妇女被“发现”，妇女也发现了自己。此间的妇女团体，积极争取包括婚姻自主权在内的平等社会权利，提出“制定男女平等的婚姻法”。

争取婚姻自由的第二次狂澜

婚姻自由的第二波，当属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5月1日颁布的《婚姻法》，和此后宣传实施掀起的狂澜。

尽管早在1930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的《民法·亲属篇》已正式确立了“婚约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的婚姻自由权；把古代宗法分亲属的旧观念改为血亲和姻亲两种亲属关系，使夫妻地位在法律上基本平等；禁止早婚、重婚纳妾等封建陋习也写进条款，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民法·亲属篇》在姓名权、居住权、财产权、继承权、家庭管理权和教养子女权等方面仍然维护夫权，明显存在对妇女的歧视。比如“妻以其本姓冠以夫姓”、“妻以夫之住所为住所”、妻子将自己原有财产交丈夫统一管理，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归丈夫所有、丈夫财产由直系血亲继承、妻子不能代位继承、家设家长，子女从父姓、父亲为未成年子女法定代理人等。

而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则高扬反封的旗帜，高扬男女平等的旗帜，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摧毁封建主义缠绕在妇女身上的四条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而新婚姻制度当然应该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保护几千年来受尽剥削压迫的妇女”。

《婚姻法》的公布，彻底废除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规定了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婚姻自由，禁止买卖婚姻。确立了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利。

《婚姻法》的颁布，宣告了基于男女平等的婚姻自由的婚姻制度的确立，为中国妇女解放奠定了基础，因此得到妇女们的衷心拥护，在青年男女争取自由恋爱、解除包办婚姻以及解放童养媳、寡妇改嫁方面，妇女表现出更大的热情和勇气。在青年们对封建婚姻制度发起挑战之时，也遭到封建势力的顽抗，反映那一个时期新旧势力交锋的作家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是以喜剧结尾的。《婚姻法》一出，所有阻碍自由恋爱的旧势力、旧思想都偃旗息鼓。但是作为它原型的一对男女青年，他们的恋爱却遭到家长和村干部的粗暴干涉，男青年被毒打致死，女青年自缢身亡。同时上世纪50年代初还发生了一系列迫害改嫁寡妇的惨案。

1950年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解决婚姻制度问题》的社论：“全中国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必须了解和支持妇女的反封建婚姻压迫的斗争”，它指出：现实妇女反封建婚姻制度的斗争，已经不是“反抗地主对妇女压迫的斗争，而是劳动人民内部反对封建制度所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的斗争”。社论强调，“我们的党员和干部绝对不应拥护封建的婚姻制度，绝对不应该‘镇压’妇女的解放斗争”并指出，正确解决婚姻制度问题的关键一靠中央人民政府制定颁布保障婚姻自由的婚姻法，二靠对农村干部与党员进行反对封建婚姻制的思想教育。而且后者更为重要。

在《婚姻法》颁布之后，政府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婚姻法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扫除婚姻自由障碍的行动，如打击封建宗族势力、坚决支持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行动、解放童养媳、取缔娼妓制度、促使妻妾家庭自行解散等等。

50年代，一个摧枯拉朽的时代，一个妇女翻身解放的时代。

『贰』 赵树理 《登记》内容简介

小说主要以张家庄张木匠的老婆小飞蛾为主人公，描写了她与婆婆和女儿艾艾三代女性的婚恋故事。艾艾母亲小飞娥发现女儿所藏之罗汉钱，回忆起20年前自己与恋人保安相爱，后来被父母拆散强迫嫁给张木匠的经历，恐女儿日后重蹈复撤，于是拒绝了媒婆的相亲。

村里另一对男女青年小进与燕燕也在相恋，在旧习惯势力包围中，他们为争取婚姻自由相互支持。燕燕主动上门对小飞娥为艾艾说亲，经劝说同意将艾艾许配给小晚，但因村长阻挠而未办成婚姻登记。两个月后，《婚姻法》颁布，这对恋人终于成功地结合在一起。

女儿艾艾与同村的小晚自由恋爱，也受到同样“名声不正”的非议，但在一个新时代长大在《婚姻法》的保护下，这些年轻人最终突破束缚, 结婚了。

赵树理作品《登记》的创作完成于1950 年 6 月 5 日，并于1950 年 6 月发表于《说说唱唱》， 是为配合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的出台创作的一部评书体短篇小说， 后被改编为《罗汉钱》搬上银幕和各种戏剧戏曲舞台，可以看作是《小二黑结婚》的姊妹篇。

(2)革命根据地时期在婚姻法中扩展阅读

赏析

《登记》是赵树理建国后写得最精彩、最有影响的短篇小说之一。发表于1950年。是为了配合我国第一部婚姻法的颁布赶写的一篇评书体短篇小说。

反映的是解放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矛盾，它的主人公争取婚姻自由的主要阻力，不是来自混进村政权的恶霸势力，而是几千年来把妇女看作男子附属品的封建传统思想。

描写的是一个全新的解放了的农村，新政权颁布的婚姻法保护着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艾艾与小晚的恋爱，获得了美满的结局。

作品通过叙述艾艾和她的母亲“小飞娥”两代人爱情、婚姻的经历，揭露了封建习俗、传统的婚姻道德对农民人格、心理、爱情、家庭生活的束缚；批判了农村包办婚姻封建思想的危害。

同时，也通过描写基层干部王助理员的不良行为，尖锐地揭露了建国初期某些干部身上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因此，这是一篇极具现实意义的作品，反封建的色彩更为浓厚。

作者特别关注了新的社会条件下的反封建任务，较早地触及了农村新的现实矛盾，揭示了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艰难性和曲折性。

『叁』 革命根据地婚姻法立法的基本原则

婚姻自由，一夫一妻

『肆』 近代婚姻制度的变迁有哪些参考文献

一、 封建统治下的传统婚姻
在传统文化中，婚姻不仅仅是当事人，更是两个家庭甚至是两个家族的实务。所以，家庭夫妻关系的形成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准则，男女当事者个人，对自己的婚姻基本上没有选择的自由。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大多以“门当户对”或家庭经济情况为标准，对于年、貌、品、才，甚至身体状况，是不管的，更别提感情，青年男女毫无自主权可言。男女双方婚前可能都没有见过面，婚后的感情状况普遍不理想，没有建立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的传统婚姻酿成了许多悲剧。在电视剧与文艺作品中，此类例子枚不胜举。清末的许多学者，都有过失败的第一段婚姻。
传统婚姻中，早婚恶习，近亲结婚的习俗的风行。在清末社会，早婚有相当的普遍性，一般青年多在20岁之前完婚，甚至有“有年30抱孙子者，则戚族视为家庆，社会以为人瑞”，少年男女结婚带来的结果是身体易为情欲所伤，父母也不能给子女良好的家庭教育，给整体国民素质影响很大。近亲结婚，出于种种考虑，在偏远地区和皇族内甚为流行，给下一代的质量埋下了很大的隐患，严重影响国民素质。
中国有漫长的封建历史，中国妇女一直生活在“三纲五常”的宗族制度之中和男尊女卑的传统伦理中，女子的婚姻全力基本被剥夺。蓄妾，三妻四妾，是旧时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贫富贵贱分化和阶级制度的在婚姻制度上的体现。男子可以退婚再娶，女子则不能退婚再嫁，这是封建婚姻的违反人道主义的平等的地方。
二、 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婚姻状况的改变
——传统婚姻制度与新式婚姻形式共存
清末民初，新世纪初的婚姻在一片热闹沸腾的变革中开始。伴随着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展开了对旧时婚姻陋俗的大批判。在新婚姻观的引导下，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婚姻习俗开始出现了现代文明与自由的曙光。
辛亥革命对传统的婚姻制度的冲击还是相当大的，近代留洋后回来的人带来的人人平等，妇女解放等新观念给城市的青年以重大影响，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也让众多的城市民众开始渐渐改变旧的观念，接受新式的婚姻顾念也开始成为新式婚姻制度的开端。
青年男女开始先谈恋爱，再结婚。在大城市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受新式观念的影响，原来的旧的观念被渐渐摒弃，慢慢的解放天性，从自由恋爱开始，也接受一夫一妻制度，当然这只是一小部分人。偏远乡村和传统的家族依旧是传统的形式。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的婚姻即为林觉民和梁启超两位家长包办的。 婚礼的形式开始从简，花费也节省了许多。旧式婚礼的程序极为繁琐，规范了所谓的“六礼”，作为婚礼必要的程序。民国早期，众多有识之士对此进行了猛烈地批判，尤其是在“五四”前后，于是婚礼形式上开始趋于简单，，“往往有借旅馆及青年社结婚者，此亦嫁娶从简之好现象也”。礼俗趋于简朴，摒弃旧婚俗
的繁文缛节，更是社会趋于文明，合理的的具体表现，有利于社会风气的转变，也有利于社会进步。
男女的婚姻的年龄也开始正常起来，早婚的现象变少，人们开始重视起自己的教育，事业和革命，结婚年龄从原来普遍的16,7岁到20岁出头，这是社会显著的进步，有利于进一步提高下一代的质量。
三、 建国后的婚姻状况和婚姻观念
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国家一切都刚刚起步，当时急需一部法律为新的婚姻制度作为新的婚姻规范，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婚姻家庭领域内的反封建的民主改革，废除在中国已存在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婚姻陋习于是，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最初几年里，政治色彩颇浓而革命意义极大的《婚姻法》为中国人的婚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其颁布为起始，“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一夫一妻制开始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开始在主流媒体的宣传中出现提倡“婚姻自由”，这一切都是过去的年代所没有的，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婚姻法》的颁布给中国的婚姻制度带来了质的改变，长足的进步。就在《婚姻法》颁布前一年，法国女权主义思想家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出版。藉这本女权主义的“圣经”，波伏娃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敬意，她坚信社会主义终将消灭男女不平等现象。
当然，在这一时期婚姻制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自50年代“反右”运动开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处于一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政治成为一切的主题，婚姻如是。其时所谓的“红五类”之间的通婚是理所当然的，而企盼改变命运的所谓的“黑五类”也无一例外地希望能与“红五类”联姻，以便借此获得免于政治迫害的身份条件。与政治条件相比，人们对财富、职业的要求似乎并不高。也许在那个均贫富已被制度化的时代，经济方面的任何期待都显得不合时宜，甚至，人们连爱情也少有期待。爱人，首先应该是革命同志。
1978年以后，政治权力与传统道德共同构建的社会监管体系日益松动，令置身其中的人们感受真切而又应接不暇。少了过度的政治负担，人们的婚姻重归朴实的爱情。1981年，新《婚姻法》颁行，将“感情破裂”规定为离婚要件，由此，中国人似乎开始意识到，爱情也是婚姻中颇为重要的东西。婚礼也跟上了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潮流，新人穿上了套装西服婚纱、喜宴排场越来越大，婚庆事业也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然而，进入新千年以后， 这是一个规范日渐模糊的时代。80后相继步入婚龄，成为这时期结婚的主力，此时的婚姻染上了80后鲜明的个性色彩-在中国，一些人的爱情开始以“无政府”的方式蔓延，正如罗素在半个多世纪前在《婚姻革命》里说的，“爱是一种无政府的力量，如果放任自流，它是不会安于法律和风俗所规定的范围的。”同时，随着物欲与自由主义的膨胀，结婚的决定开始掺杂着更多无关爱情的考量??
四、总结
婚姻家庭制度是指被一定社会所公认并被人们普遍接受和遵循的婚姻家庭关系的规范体系，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始终受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发展所决定。可以说，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发展根本上推动了婚姻制度和婚姻观念的的变迁，当然这不是唯一因素。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婚姻制度的未来做准确预知，但是纵观变迁，我们
并且发展趋势将是趋于合理与完善。 不能说着将最终决定于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