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保树经济法原理
㈠ 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有哪些
论经济法的公平价值
摘要：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统一，也是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平。
关键词：公平 社会本位
一、以社会为本位是经济法公平价值的基石
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是指经济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对，但又不是后者的集合或某种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后者合力的结果或有机总和。〔1〕经济法的公平价值具有独特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建立在以社会为本位的基石之上。
经济法是在公法对私法的介入，以国家之手对市场失灵的干预中产生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学上形成了孟德斯鸠、霍布斯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自然法学派从天赋人权的哲学思想出发，认为法就是由人类理性和由事物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联系。法律是自然的理性表现，是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律。在经济学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占主导地位。他认为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客观经济规律会自发实现“自然秩序”。人是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即理性人，在这种“自然秩序中”，当理性人在追求其个人利益的目标时，他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公共最好福利。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他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策，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是有害的，政府的权力应主要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全，即“夜警国家”的模式。自然法学派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近代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法受到削弱，民法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
然而，亚当·斯密所描绘的完全依靠市场调节，来达到的理性的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自然秩序”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图画：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采、贫富分化、市场垄断、公共产品短缺等。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也桎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调节的盲目和滞后，个体组织生产的有序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个体利益的局部性与短期性，往往使个人利益得以彰显，社会公共利益受到忽视。对此，以个人为本位的民法是无能为力的。尚须“国家之手”的干预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进而恢复经济的自由与有序、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格局。经济法所追求的公平，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平。它强调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须对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不只是对个别人的特定利益承担义务。〔3〕有些行为，在民法来看，也许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这种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甚或造成威胁时，就会受到经济法的规制。如微软收购Intuit软件公司，可谓是个互赢的商业行为。Intuit的股东希望通过其企业被收购而获得微软的投资，并利用微软庞大的国际分销网分得好处。微软则希望获得Intuit公司开发的已占有个人财务软件市场近70%分额的Quicken软件。这场收购双方平等互利，完全符合民法的条件要求。然而美国政府担心收购完成后，微软会独霸全美的个人财务软件市场，执意向法院起诉，最终导致了这场交易的流产。〔4〕经济法总是以个别经济活动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对比效果为参照，来评价公平价值的实现。
国家干预也应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从某种方面讲，政府因其本身的特点，在某些时候，也有产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首先政府干预经济，往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例如，保护耕地与发展经济占用耕地是矛盾的。所以，依照《土地管理法》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规划，严格占用耕地审批制度，遵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彻底落实占用耕地补偿制度。这样，就会既有利于保护耕地，维护农民的权益，又保障了国家的建设用地，达到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一。但是，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也会有冲突。如国家为快速发展经济，过度占用耕地，则可能暂时有利于国家利益，而损害了社会利益。其次，政府干预手段的落后，反应的迟钝，往往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形势。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有优势，而微观管理方面不足。政府处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信息广泛，但也难免会有偏差，导致决策的失误。最后，政府作为社会的一个组织，在发挥经济职能，对社会进行规划、引导、控制、调节和监督的同时，难免会有寻租现象。且由于目前监督机制不完备，在我国官本位历史传统影响下，易滋生腐败。有鉴于此，在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干预的程度、方式、方面，都应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加强政府干预的科学性，提高政府人员的素质。
二、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统一
罗尔斯认为，形式正义执行法律和制度时应当平等适用于属于它们所规定的各种各样的人。由形式正义产生形式上的公平。在民法上，公平主要是指形式公平。它意味着机会平等。而机会平等至少要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即社会资源平等地向市场主体开放；竞争的起跑线均等；市场主体同等的不受歧视；市场主体平等的拥有实现其经济目的的手段。〔5〕民法所强调的机会公平，是以实现抽象的人格平等和个人自由为条件，将作为民事主体的人视为完全相同的理性人，而忽视客观存在的人所处的环境和其自身所具备的一切具体特征，给予民事主体同样的法律保护。
但是，法律的普遍性并不能应对社会生活的复杂组合。在以竞争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主体形式上的公平却产生着实质上的不公平。就如一个亿万富翁不可能与一个乞丐具有的条件一样，经济法认为，一个经济巨人与一个经济侏儒也是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的，即使法律赋予他们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诸如行政垄断、地方保护、信息偏差、经济实力、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差别因素的存在，给市场经济带来的实质不公，使得民法的形式公平难以实现。形式公平，也是经济法所要追求的首要目标。每个市场经营主体，不论其所有制形式、所在区域的不同，都有进入市场进行平等竞争的机会。经济法既不为某个市场经营主体在竞争中获胜创造特别优越的条件，也不特别给某个市场经营主体制造障碍，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失败。〔6〕
形式公平是经济法公平价值的基础，是在追求实质公平的条件下的形式公平。民法忽视市场主体的经济实力、技术经验等方面的个性特征，而对他们一视同仁的规定，势必造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盛行，产生实质不公平。经济法恰恰重视个体差异，将市场主体按一定的标准细化为不同类型，属于同等条件的，同等对待。如同样的消费者，享有的权利相等；同样的生产者，所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相等。
经济法以实质公平为其更高公平价值目标。实质公平是在承认经济主体的资源和个人禀赋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7〕实质公平要求一方面对具备特殊条件、地位和能力的市场主体的某些行为进行一定的限制，增加其义务或减少其权利。以反垄断为例，从现代反垄断法实现来看，（一个企业）单纯的市场控制力通常并不被法律作否定性评价，只有当特定的具有市场控制力的企业将其控制力滥用时，法律才对其进行限制或禁止。而企业仅仅具有市场控制但未行滥用，或企业之行为虽有滥用之嫌，但其能力本身不具有市场控制力，则两者均不违反反垄断法。另一方面，实质公平对遭受或易于遭受经济特权侵害的弱小主体进行特别保护，赋予其更多的权利，而承受较少的义务。如各国的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如销售者在销售中存在欺诈，消费者可以商品价格的两倍向销售者索赔。为方便消费者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消费者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这些规定，从形式上看在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他们的权利义务是不公平的。但是，生产者有责任生产出质量合格的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有诚实信用的义务。与消费者相比，他们具有较多的专业知识，消费者处于弱者地位。由此可见，经济法的实质公平体现了对弱者进行保护的实质公平。
经济法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还相统一于社会本位的基石之上，体现在：经济法为社会公共利益，不同时期调整内容也不同，其公平价值取向也不同。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为鼓励吸引外商来投资，加速我国经济发展，促进改革开放的步伐，就出台了许多优惠政府，使得那些在资本、管理经济上比我国企业雄厚、丰富得多的外国企业，享受到了中国企业都享受不到的有利条件。这对我国企业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不公平的。在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并初步完善，作为WTO的成员，我国的市场竞争规则要同世界接轨，就要求市场经营主体平等地参与竞争，就需要逐渐减少外资企业的优惠条件，让他们享受国民待遇。再如，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企业的经济力量非常强大，所以，反垄断法是这些国家经济法的核心。而在我国目前，为增强经济全球化中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发挥企业的规模效应，应鼓励、支持建立大型企业集团，实现同我国企业间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
经济法既追求形式公平，即同等条件下同等对待；又追求实质公平，即不同等条件下不同等对待，二者是统一的。形式公平是实质公平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形式公平的实质公平是平均主义。平均就是在机会的拥有和财富的分配上，无视能力和特殊需要的存在而曲解为简单的按份分摊，是与平等背道而驰的。〔8〕实质公平是经济法的更高目标。实质公平是形式公平的必然发展。没有实质公平的形式公平，形式公平的目标也不能最终实现。
三、经济法的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
随着人类文明的加速发展，尤以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以来，人类面临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世界财富的增长并没有使所有的国家以及每个国家中所有的地区受益，相反，却加大了他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人类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口大爆炸，使得他们能够而又不得不向大自然攫取更多的资源。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利用，导致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森林面积锐减、矿产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延续。在对传统的工业文明和发展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和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目前，可持续发展的比较权威的解释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9〕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人类有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权利，但这些权利必须通过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争取；第二，当代人在创造与追求自己的发展时，应承认并努力作到使自己的机会和后代人的机会平等；第三，为了今世和后代的利益，环境必须成为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10〕
经济法的公平观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观，既体现当代人间的公平，又蕴涵代际人间的公平，是追求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当代人间的公平，即维护所有当代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并满足其为此的基本需要。它要求一国内地区间有平衡的发展。在一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由于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不同，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在某些特定时期，国家为了整体发展的需要，甚或对一些条件好的地区予以政策优惠，来推动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加剧了不平等的存在。我国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区域经济不平衡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11〕代际间的公平，即当代人不能因为自身的发展与需要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满足需求与发展的条件，要给子孙后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能力的权利。科技的发展，使得后代人有可能开发出新的能源并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但其发展仍然离不开大量的自然资源。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应留给下一代一个清山绿水的世界。因而当代人既要考虑自身的发展，也要考虑后代人的发展。经济法还为实现公平的可持续发展作了具体的规制，如土地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水法、渔业法等，都有所体现。
经济法可持续发展的公平价值观，是注重社会效益的价值观。效益是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效益之间的比较。经济法的公平价值，不仅限于经济效益，更强调社会效益。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我国的现代化，也就没有社会效益。在消除地区经济差距上，东部地区要加强与中西部地区全方位的经济技术合作，支持和参与西部开发，更好地发挥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中央也应多给予政策、税收、财政上的支持，如鼓励外商到中西部投资，加强中西部水利、交通、通信、电网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相关的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社会效益必然要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的短期高速发展。我们应走出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老路，将简单粗放的消耗型经济转变为高技术含量多的集约型经济，进行产业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注重生态效应与经济利益的统一。“经济法的效益观所追求的社会效益，在于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微观经济成果的优化和发展也是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之一。”〔12〕只有注重社会效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
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确立在社会公共利益基础上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它不只强调代内公平，更将视野扩展到代际公平，显示了其对整个人类发展的终极关怀。它也是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法律部门的产生、发展、繁荣的重要的活力源泉。
注 释：
〔1〕程宝山：《经济法理论的新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2〕李昌麒：《经济法》[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3〕江合宁：《对经济法与行政法价值定位的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4〕美国司法部将微软收购之举提交法院[N]，《国际电子报》，1995年8月7日，转引自：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68页。
〔5〕公丕祥：《论当代中国法制的价值基础法制与社会发展》[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2期。
〔6〕王保树：《经济法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7〕李昌麒：《经济法学》[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8〕卓泽渊：《法理学》[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9〕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年。
〔10〕程信和、李挚萍：《可持续发展———经济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创新》[J]，广州：学术研究，2001年第2期。
〔11〕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12〕史际春、邓峰：《经济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刍议》[J]，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
赖达清 李文军
㈡ 经济法在社会经济中的特有作用
经济法的来特有功能，主源要包括社会经济协调、利益资源分配、维护市场秩序以及宏观管理规范的集成功能。与经济学追求效率优先、社会学追求行为公平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法的适用特点不同，具有比较优势。改善民生与社会和谐发展。
（一）、经济法的平衡协调功能
经济法的经济社会属性与公私融合属性决定了经济法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平衡协调功能。经济法调整经济生活既以平衡协调为目标，也以平衡协调为手段，促使社会与私人、私人与私人之间达成某种共识和妥协，以实现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经济法的稳定风险功能
当经济社会转型期同时面临全球化带来的外部经济冲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内部市场结构调整问题时，稳定经济风险尤为重要。只有在经济法框架下，充分发挥其稳定经济风险的特有功能，才能营造法治规范的市场环境，解决内部供需关系平衡问题、消费群体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发达国家转嫁经济风险问题和有效抵制贸易保护等问题，从而推动经济平稳运行和较快增长，为改善民生和积累社会财富保驾护航。
（三）、经济法的提升效率功能
经济效率的提升取决于市场主体经营自主的私权利和国家介入干预的公权力之间在制度上的高效合理与运行上的规范系统。
㈢ 垄断企业一般是属于什么性质的经济形式
论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摘要：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统一，也是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关键词：公平社会本位一、以社会为本位是经济法公平价值的基石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是指经济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对，但又不是后者的集合或某种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后者合力的结果或有机总和。〔1〕经济法的公平价值具有独特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建立在以社会为本位的基石之上。经济法是在公法对私法的介入，以国家之手对市场失灵的干预中产生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学上形成了孟德斯鸠、霍布斯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自然法学派从天赋人权的哲学思想出发，认为法就是由人类理性和由事物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联系。法律是自然的理性表现，是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律。在经济学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占主导地位。他认为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客观经济规律会自发实现“自然秩序”。人是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即理性人，在这种“自然秩序中”，当理性人在追求其个人利益的目标时，他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公共最好福利。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他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策，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是有害的，政府的权力应主要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全，即“夜警国家”的模式。自然法学派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近代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法受到削弱，民法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然而，亚当·斯密所描绘的完全依靠市场调节，来达到的理性的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自然秩序”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图画：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采、贫富分化、市场垄断、公共产品短缺等。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也桎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调节的盲目和滞后，个体组织生产的有序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个体利益的局部性与短期性，往往使个人利益得以彰显，社会公共利益受到忽视。对此，以个人为本位的民法是无能为力的。尚须“国家之手”的干预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进而恢复经济的自由与有序、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格局。经济法所追求的公平，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平。它强调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须对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不只是对个别人的特定利益承担义务。〔3〕有些行为，在民法来看，也许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这种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甚或造成威胁时，就会受到经济法的规制。如微软收购Intuit软件公司，可谓是个互赢的商业行为。Intuit的股东希望通过其企业被收购而获得微软的投资，并利用微软庞大的国际分销网分得好处。微软则希望获得Intuit公司开发的已占有个人财务软件市场近70%分额的Quicken软件。这场收购双方平等互利，完全符合民法的条件要求。然而美国政府担心收购完成后，微软会独霸全美的个人财务软件市场，执意向法院起诉，最终导致了这场交易的流产。〔4〕经济法总是以个别经济活动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对比效果为参照，来评价公平价值的实现。国家干预也应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从某种方面讲，政府因其本身的特点，在某些时候，也有产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首先政府干预经济，往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例如，保护耕地与发展经济占用耕地是矛盾的。所以，依照《土地管理法》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规划，严格占用耕地审批制度，遵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彻底落实占用耕地补偿制度。这样，就会既有利于保护耕地，维护农民的权益，又保障了国家的建设用地，达到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一。但是，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也会有冲突。如国家为快速发展经济，过度占用耕地，则可能暂时有利于国家利益，而损害了社会利益。其次，政府干预手段的落后，反应的迟钝，往往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形势。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有优势，而微观管理方面不足。政府处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信息广泛，但也难免会有偏差，导致决策的失误。最后，政府作为社会的一个组织，在发挥经济职能，对社会进行规划、引导、控制、调节和监督的同时，难免会有寻租现象。且由于目前监督机制不完备，在我国官本位历史传统影响下，易滋生腐败。有鉴于此，在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干预的程度、方式、方面，都应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加强政府干预的科学性，提高政府人员的素质。二、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统一罗尔斯认为，形式正义执行法律和制度时应当平等适用于属于它们所规定的各种各样的人。由形式正义产生形式上的公平。在民法上，公平主要是指形式公平。它意味着机会平等。而机会平等至少要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即社会资源平等地向市场主体开放；竞争的起跑线均等；市场主体同等的不受歧视；市场主体平等的拥有实现其经济目的的手段。〔5〕民法所强调的机会公平，是以实现抽象的人格平等和个人自由为条件，将作为民事主体的人视为完全相同的理性人，而忽视客观存在的人所处的环境和其自身所具备的一切具体特征，给予民事主体同样的法律保护。但是，法律的普遍性并不能应对社会生活的复杂组合。在以竞争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主体形式上的公平却产生着实质上的不公平。就如一个亿万富翁不可能与一个乞丐具有的条件一样，经济法认为，一个经济巨人与一个经济侏儒也是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的，即使法律赋予他们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诸如行政垄断、地方保护、信息偏差、经济实力、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差别因素的存在，给市场经济带来的实质不公，使得民法的形式公平难以实现。形式公平，也是经济法所要追求的首要目标。每个市场经营主体，不论其所有制形式、所在区域的不同，都有进入市场进行平等竞争的机会。经济法既不为某个市场经营主体在竞争中获胜创造特别优越的条件，也不特别给某个市场经营主体制造障碍，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失败。〔6〕形式公平是经济法公平价值的基础，是在追求实质公平的条件下的形式公平。民法忽视市场主体的经济实力、技术经验等方面的个性特征，而对他们一视同仁的规定，势必造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盛行，产生实质不公平。经济法恰恰重视个体差异，将市场主体按一定的标准细化为不同类型，属于同等条件的，同等对待。如同样的消费者，享有的权利相等；同样的生产者，所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相等。经济法以实质公平为其更高公平价值目标。实质公平是在承认经济主体的资源和个人禀赋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7〕实质公平要求一方面对具备特殊条件、地位和能力的市场主体的某些行为进行一定的限制，增加其义务或减少其权利。以反垄断为例，从现代反垄断法实现来看，（一个企业）单纯的市场控制力通常并不被法律作否定性评价，只有当特定的具有市场控制力的企业将其控制力滥用时，法律才对其进行限制或禁止。而企业仅仅具有市场控制但未行滥用，或企业之行为虽有滥用之嫌，但其能力本身不具有市场控制力，则两者均不违反反垄断法。另一方面，实质公平对遭受或易于遭受经济特权侵害的弱小主体进行特别保护，赋予其的权利，而承受较少的义务。如各国的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如销售者在销售中存在欺诈，消费者可以商品价格的两倍向销售者索赔。为方便消费者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消费者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这些规定，从形式上看在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他们的权利义务是不公平的。但是，生产者有责任生产出质量合格的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有诚实信用的义务。与消费者相比，他们具有较多的专业知识，消费者处于弱者地位。由此可见，经济法的实质公平体现了对弱者进行保护的实质公平。经济法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还相统一于社会本位的基石之上，体现在：经济法为社会公共利益，不同时期调整内容也不同，其公平价值取向也不同。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为鼓励吸引外商来投资，加速我国经济发展，促进改革开放的步伐，就出台了许多优惠政府，使得那些在资本、管理经济上比我国企业雄厚、丰富得多的外国企业，享受到了中国企业都享受不到的有利条件。这对我国企业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不公平的。在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并初步完善，作为WTO的成员，我国的市场竞争规则要同世界接轨，就要求市场经营主体平等地参与竞争，就需要逐渐减少外资企业的优惠条件，让他们享受国民待遇。再如，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企业的经济力量非常强大，所以，反垄断法是这些国家经济法的核心。而在我国目前，为增强经济全球化中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发挥企业的规模效应，应鼓励、支持建立大型企业集团，实现同我国企业间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经济法既追求形式公平，即同等条件下同等对待；又追求实质公平，即不同等条件下不同等对待，二者是统一的。形式公平是实质公平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形式公平的实质公平是平均主义。平均就是在机会的拥有和财富的分配上，无视能力和特殊需要的存在而曲解为简单的按份分摊，是与平等背道而驰的。〔8〕实质公平是经济法的更高目标。实质公平是形式公平的必然发展。没有实质公平的形式公平，形式公平的目标也不能最终实现。三、经济法的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随着人类文明的加速发展，尤以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以来，人类面临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世界财富的增长并没有使所有的国家以及每个国家中所有的地区受益，相反，却加大了他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人类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口大爆炸，使得他们能够而又不得不向大自然攫取的资源。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利用，导致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森林面积锐减、矿产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延续。在对传统的工业文明和发展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和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目前，可持续发展的比较权威的解释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9〕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人类有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权利，但这些权利必须通过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争取；第二，当代人在创造与追求自己的发展时，应承认并努力作到使自己的机会和后代人的机会平等；第三，为了今世和后代的利益，环境必须成为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10〕经济法的公平观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观，既体现当代人间的公平，又蕴涵代际人间的公平，是追求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当代人间的公平，即维护所有当代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并满足其为此的基本需要。它要求一国内地区间有平衡的发展。在一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由于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不同，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在某些特定时期，国家为了整体发展的需要，甚或对一些条件好的地区予以政策优惠，来推动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加剧了不平等的存在。我国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区域经济不平衡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11〕代际间的公平，即当代人不能因为自身的发展与需要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满足需求与发展的条件，要给子孙后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能力的权利。科技的发展，使得后代人有可能开发出新的能源并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但其发展仍然离不开大量的自然资源。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应留给下一代一个清山绿水的世界。因而当代人既要考虑自身的发展，也要考虑后代人的发展。经济法还为实现公平的可持续发展作了具体的规制，如土地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水法、渔业法等，都有所体现。经济法可持续发展的公平价值观，是注重社会效益的价值观。效益是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效益之间的比较。经济法的公平价值，不仅限于经济效益，更强调社会效益。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我国的现代化，也就没有社会效益。在消除地区经济差距上，东部地区要加强与中西部地区全方位的经济技术合作，支持和参与西部开发，更好地发挥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中央也应多给予政策、税收、财政上的支持，如鼓励外商到中西部投资，加强中西部水利、交通、通信、电网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相关的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社会效益必然要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的短期高速发展。我们应走出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老路，将简单粗放的消耗型经济转变为高技术含量多的集约型经济，进行产业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注重生态效应与经济利益的统一。“经济法的效益观所追求的社会效益，在于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微观经济成果的优化和发展也是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之一。”〔12〕只有注重社会效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确立在社会公共利益基础上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它不只强调代内公平，更将视野扩展到代际公平，显示了其对整个人类发展的终极关怀。它也是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法律部门的产生、发展、繁荣的重要的活力源泉。注释：〔1〕程宝山：《经济法理论的新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2〕李昌麒：《经济法》[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3〕江合宁：《对经济法与行政法价值定位的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4〕美国司法部将微软收购之举提交法院[N]，《国际电子报》，1995年8月7日，转引自：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68页。〔5〕公丕祥：《论当代中国法制的价值基础法制与社会发展》[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2期。〔6〕王保树：《经济法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7〕李昌麒：《经济法学》[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8〕卓泽渊：《法理学》[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9〕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年。〔10〕程信和、李挚萍：《可持续发展———经济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创新》[J]，广州：学术研究，2001年第2期。〔11〕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12〕史际春、邓峰：《经济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刍议》[J]，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赖达清李文军
㈣ 国家干预经济法论与国家调节经济法论 你比较赞同哪种观点 谈谈你的看法
国家干预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的构成（一）资源优化配置原则；（二）国家适度干预原则；（三）社会本位原则；（四）经济民主原则；（五）经济公平原则；（六）经济效益原则；（七）可持续发展原则” 国家调节经济法论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最核心的内涵便是：注重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兼顾社会各方经济利益公平。这一经济法基本原则也可以更简要地表述为：社会总体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公平。” 经济法上的公平，李昌麒教授认为体现在竞争公平、分配公平和正当的差别待遇，是在承认经济主体的资源和个人禀赋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即实质公平。公平与公正主要是需要国家强制力保障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规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就是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如果不兼顾效率，人们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分析不同的收入再分配方案的成本与收益，则肯定会助长资源浪费，贪污腐败等现象的滋生与蔓延，从而导致“政府失灵”。王保树和李昌麒虽都强调注重经济公平原则，但我认为朱崇实的注重经济公平和兼顾效率相统一的原则，更为完整更能体现经济法的本质。 我比较赞同的是朱崇实教授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国家追求效益的目的就必然与私人有区别，即不把经济效益作为自己追求的主要目的，而把追求社会效益作为主要目的。社会效益就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判断得失，从每个投入是否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而不是仅看这个投入的具体产出多少。所以社会效益是一种广义的效益，是一种整体的效益。经济法作为国家对社会经济实行调控的一个手段，其根本目的是要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将社会效益的前提下也要看经济效益，二者相辅相成，是经济法区别于其他法律一个重要体现。 李昌麒的社会本位原则，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要求在经济法学研究和经济管理、经济活动、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中，时时处处以社会利益和平衡协调为先，竭力促进私人与私人、私人与国家的合作，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并按社会化之内在要求，促进公有制及其经济关系和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经济民主原则，经济民主打破了信息不对称，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的利益侵害，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增强企业的向心力，使企业真正拥有作为法人应有的权利，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现公平与效益的统一，促进效益的提高。经济民主协调了国家、经营者、劳动者的关系，平衡了三方的经济利益，使经济法主体的权、责、利、义达到了有机的统一。能够体现经济法顺应时代变化的需要，调节经济的发展。 因为经济法的原则是顺应时代的变化发展需要的，所以并不是每个教授的观点都是完全可取的，皆有其优势和缺点。需要大家辨证的去学习，借鉴。
㈤ 经济法的基本概念
经济法最早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学家关于经济法的概念，主要见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学术文献中。英美法系国家尽管存在我们看来属于经济法的法律规范，但它们不注重法律部门的区分，没有民法的概念，更没有经济法这一概念。因此，要说明大陆法系国家，尤其是德日学界对经济法的解说。
a.认为经济法就是和经济有关的法律的总称。比如德国的艾斯特豪思认为经济法就是有关经济的法。德国的努斯鲍姆认为经济法是以直接影响国民经济为目的的法律规范的综合。日本学者美浓部达吉也持此说。这一学说是经济法产生初期学者对经济法概念的尝试性定义，现已经没人认同了。
b.认为经济法是对市场进行规制的法，以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中心内容。日本的丹宗昭信认为：“现代经济法的核心是垄断禁止法”，“是国家规制市场支配的法”；日本学者正田彬也认为：经济法是规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固有的以垄断为中心的经济从属关系法。经济法的认为在于纠正这种垄断主体与非垄断主体之间显著的不平等关系。
c.认为经济法是经济公法，有学者认为这是德国经济法学界的主流学说。这一观点认为应该坚守罗马法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规定国家公务的法律为公法；规定个人利益的法律为私法。经济法是国家对经济施加直接影响的法律，是官方组织和管理经济的措施。有一种比较狭隘的观点把经济法等同于经济刑法，理由在于经济法的规定大多包括了刑事责任的内容。这一观点已经随着经济法的发展而被摒弃。
d.认为经济法是社会法。与‘经济公法论’不同的是，此学说虽然也以公私法的划分为认识论基础，但认为在公法和私法之外存在一个独立的第三领域，即社会法。我国很多学者同意这一学说。
e.认为经济法是企业法。德国的卡斯凯尔和库拉乌捷，日本的西原宽一等，主张以企业为中心来把握经济法的定义，认为经济法是关于企业的法，企业的概念构成了经济立法的出发点。法国有学者认为，经济法是对传统商法的扩展，人们更多的用经济法概念来代替传统的商法。这也可以归于“企业法说”的范围。 1921年，苏联由于粮食匮乏引出新经济政策。苏联的经济法受到德国经济法思想的很大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与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相联系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和苏联一样，摆脱不了实质上实行的集中的体制的束缚。
a.两分法。苏联法学家斯图契卡认为，20世纪20年代苏联存在两种经济成分和经济关系，私有者之间的财产关系由民法调整，社会主义成分的各种经济关系由经济法调整，民法最终将灭亡，被经济法取代。30年代中后期，两成分法被认为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而遭到全盘否定，当时的法学权威雅辛斯基斥之为“法律机会主义”的理论。在随后的大清洗中，斯图契卡被处决，两成分法也淡出了苏联主流经济法思想。
b.大经济法说。20世纪30年代，金茨布尔格和帕舒卡尼斯对两成分法进行了批判，认为经济法不仅调整了社会主义组织之间的关系，也应当调整公民之间的关系。其实质内容就是以经济法囊括民法。这一学说尽管同样受到了雅辛斯基批判，却受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学和民法学研究的重视。
c.纵横统一经济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纵横统一经济法，是社会主义经济法学流派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经济法理论，其影响不仅遍及战后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涉及今天的中国经济法思想。这种学说认为，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部门，具有特定的法律调整对象和特定的法律调整方式。其代表性人物拉普捷夫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社会主义经济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独立部门法。倡导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来规范国民经济中的纵向，横向经济关系以及纵横交错的经济关系。由于体制上的弊病，苏联的纵横统一经济法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缺陷，所谓的“纵横统一”实际上演变成了“纵统一横”，过于强调经济上的集中。苏联解体后，拉普捷夫对于转型期的纵横统一经济法做出了新的诠释，提出了一个与时俱进的经济法概念。
d.经济法商法化理论。南斯拉夫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它实行了“社会自治计划”，实质上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否定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南斯拉夫的经济法概念也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迥然不同，更加接近现代经济法的本来意义。《南斯拉夫法律网络辞典》认为，“经济法这一概念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商业法’或者‘商法’一词，商法是调整企业的地位和商业事物法规的总称”。 经济法概念在我国出现得较晚。1979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二次会议的官方文件提出：“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需要制定各种经济法”。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经济法确立为我国法律体系中七大法律部门之一，与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社会法、刑法和诉讼与非诉讼法（程序法）并列。 我国经济法概念受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日本以及苏联的影响，一直以来也没有统一定论。我国经济法概念的核心之争，在于经济法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A.否定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概念.
a.综合经济法说，也称为货综合法律部门说。这一学说由王家福教授和王保树教授于20世界80年代提出，认为经济法调整的并非单一的经济关系，它是以经济民法的方法、经济行政方法、经济劳动方法调整平等的、行政管理性的、劳动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多种基本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律规范之“集合”或“总和”。由此构成“综合的法律部门”。
b.学科经济法说。认为在法的体系下并不存在“经济法”部门，所谓经济法无非是运用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基本部门法的手段来调整经济关系的经济法规，或者说，经济法是对各种经济法律的概括。但是，经济法作为一门学科是必要的，因此传统的法学在经济的法律调整方面缺乏综合研究，建立以经济法规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科，可以弥补传统法学学科的不足。
c.经济行政法说。认为经济法是行政法中调整经济行政管理关系的一部分法律规范，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不应该独立成整体为法的部门。王利民、梁慧星教授认为，经济法就是经济行政法。
B.肯定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概念。
a.需要国家干预论。代表性人物李昌麒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言之，经济法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此学说不断发展和完善，历经了“国家干预-适度干预-谨慎干预”的理论进程，对我国经济法的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b.国家协调说。代表性人物是杨紫煊，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但是应当注意到，现代国家介入经济生活的方式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协调，有时可能是强制性的。
c.纵横统一说。这一学说源自苏联法学家拉普捷夫的经济法思想，代表人物是刘文华、史际春，认为我国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内部及其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公民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d.密切联系说，也称作管理-写作说。这是由纵横统一说发展而来并为《民法通则》颁布后法学统编教材采纳的一种经济法学说。其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主张经济法只调整上述横向经济关系的以部门，即与经济管理关系有密切联系的那部分经济协作关系。
e.宏观调控说。该说认为，我国经济法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间接调控的部门法，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性经济关系主要由民法调整，国家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社会公务性直接管理经济关系由行政法调整。
综合众家所长，目前我国经济法权威采用的概念是：经济法是国家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含义：经济法属于法的范畴，属于国内法的体系，但他不同于国内法体系中的其他法的部门。
上述所谓的权威概念也并非是真正的权威，随着我国经济与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与改革，经济法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必然在不断地变化与调整，而无论是管理也好、协调、干预也罢，都不过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手段的一种描述，以之作为经济法的概念提出，总是略显单薄。关于此一点在我的论文中曾多有提及，请参看链接部分。而从经济法的本质看，经济法的概念应当归结为如下表述：经济法就是以社会为本位，通过国家、社会团体和市场将有限经济利益和稀缺经济资源合理地分配，以营造一个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独立部门法律体系。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利益和资源分配法”和“经济发展法”。而这三个本质属性从三个方面一起共同构建出了经济法的本质。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不可以机械地把三个本质属性割裂开来看待，甚至认为它们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或者主观地认为某一方面的属性可以高于或者主导另两方面，甚至代替另两方面。比如以经济法是经济发展法来否定经济法的社会本位，以经济法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来质疑其利益分配功能的正常实现，等等。
经济法中的和解，债务人和债权人会议就企业延迟清偿债务的期限，企业进行整顿的方案，内容计划等问题达成的和解协议。
㈥ 经济法的定义为何有多种表述
很正常，学术研究百家争鸣，初学者记住通说或权威定义，适当了解其它定义。
我国的经济法概念
我国经济法概念受大陆法系国家德国，日本以及苏联的影响，一直以来也没有统一定论。我国经济法概念的核心之争，在于经济法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A.否定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概念.
a.综合经济法说，也称为货综合法律部门说。这一学说由王家福教授和王保树教授于20世界80年代提出，认为经济法调整的并非单一的经济关系，它是以经济民法的方法、经济行政方法、经济劳动方法调整平等的、行政管理性的、劳动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多种基本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律规范之“集合”或“总和”。由此构成“综合的法律部门”。
b.学科经济法说。认为在法的体系下并不存在“经济法”部门，所谓经济法无非是运用民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基本部门法的手段来调整经济关系的经济法规，或者说，经济法是对各种经济法律的概括。但是，经济法作为一门学科是必要的，因此传统的法学在经济的法律调整方面缺乏综合研究，建立以经济法规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科，可以弥补传统法学学科的不足。
c.经济行政法说。认为经济法是行政法中调整经济行政管理关系的一部分法律规范，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不应该独立成整体为法的部门。王利民、梁慧星教授认为，经济法就是经济行政法。
B.肯定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概念。
a.需要国家干预论。代表性人物李昌麒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言之，经济法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此学说不断发展和完善，历经了“国家干预-适度干预-谨慎干预”的理论进程，对我国经济法的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b.国家协调说。代表性人物是杨紫煊，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但是应当注意到，现代国家介入经济生活的方式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协调，有时可能是强制性的。
c.纵横统一说。这一学说源自苏联法学家拉普捷夫的经济法思想，代表人物是刘文华、史际春，认为我国经济法是调整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内部及其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公民之间，在经济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d.密切联系说，也称作管理-写作说。这是由纵横统一说发展而来并为《民法通则》颁布后法学统编教材采纳的一种经济法学说。其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以及与经济管理关系密切联系的经济协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主张经济法只调整上述横向经济关系的以部门，即与经济管理关系有密切联系的那部分经济协作关系。
e.宏观调控说。该说认为，我国经济法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间接调控的部门法，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性经济关系主要由民法调整，国家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社会公务性直接管理经济关系由行政法调整。
综合众家所长，目前我国经济法权威采用的概念是：经济法是国家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管理和调控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含义：经济法属于法的范畴，属于国内法的体系，但他不同于国内法体系中的其他法的部门。
上述所谓的权威概念也并非是真正的权威，随着我国经济与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与改革，经济法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必然在不断地变化与调整，而无论是管理也好、协调、干预也罢，都不过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手段的一种描述，以之作为经济法的概念提出，总是略显单薄。关于此一点在我的论文中曾多有提及，请参看链接部分。而从经济法的本质看，经济法的概念应当归结为如下表述：经济法就是以社会为本位，通过国家、社会团体和市场将有限经济利益和稀缺经济资源合理地分配，以营造一个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最终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独立部门法律体系。经济法是“社会本位法”、“利益和资源分配法”和“经济发展法”。而这三个本质属性从三个方面一起共同构建出了经济法的本质。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不可以机械地把三个本质属性割裂开来看待，甚至认为它们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或者主观地认为某一方面的属性可以高于或者主导另两方面，甚至代替另两方面。比如以经济法是经济发展法来否定经济法的社会本位，以经济法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来质疑其利益分配功能的正常实现，等等。
经济法中的和解，债务人和债权人会议就企业延迟清偿债务的期限，企业进行整顿的方案，内容计划等问题达成的和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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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法的公平价值
摘要：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统一，也是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相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的公平。
关键词：公平 社会本位
一、以社会为本位是经济法公平价值的基石
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是指经济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相对，但又不是后者的集合或某种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后者合力的结果或有机总和。〔1〕经济法的公平价值具有独特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建立在以社会为本位的基石之上。
经济法是在公法对私法的介入，以国家之手对市场失灵的干预中产生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法学上形成了孟德斯鸠、霍布斯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自然法学派从天赋人权的哲学思想出发，认为法就是由人类理性和由事物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联系。法律是自然的理性表现，是客观存在的普遍规律。在经济学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占主导地位。他认为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客观经济规律会自发实现“自然秩序”。人是自我利益的理性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者，即理性人，在这种“自然秩序中”，当理性人在追求其个人利益的目标时，他好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实现公共最好福利。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他认为，最好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少的政策，政府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是有害的，政府的权力应主要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全，即“夜警国家”的模式。自然法学派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对近代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个时期，以国家干预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法受到削弱，民法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
然而，亚当·斯密所描绘的完全依靠市场调节，来达到的理性的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自然秩序”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幅图画：环境污染、资源过度开采、贫富分化、市场垄断、公共产品短缺等。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也桎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调节的盲目和滞后，个体组织生产的有序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个体利益的局部性与短期性，往往使个人利益得以彰显，社会公共利益受到忽视。对此，以个人为本位的民法是无能为力的。尚须“国家之手”的干预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进而恢复经济的自由与有序、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格局。经济法所追求的公平，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平。它强调人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须对社会的经济发展而不只是对个别人的特定利益承担义务。〔3〕有些行为，在民法来看，也许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这种行为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危害甚或造成威胁时，就会受到经济法的规制。如微软收购Intuit软件公司，可谓是个互赢的商业行为。Intuit的股东希望通过其企业被收购而获得微软的投资，并利用微软庞大的国际分销网分得好处。微软则希望获得Intuit公司开发的已占有个人财务软件市场近70%分额的Quicken软件。这场收购双方平等互利，完全符合民法的条件要求。然而美国政府担心收购完成后，微软会独霸全美的个人财务软件市场，执意向法院起诉，最终导致了这场交易的流产。〔4〕经济法总是以个别经济活动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对比效果为参照，来评价公平价值的实现。
国家干预也应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从某种方面讲，政府因其本身的特点，在某些时候，也有产生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首先政府干预经济，往往以国家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例如，保护耕地与发展经济占用耕地是矛盾的。所以，依照《土地管理法》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规划，严格占用耕地审批制度，遵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彻底落实占用耕地补偿制度。这样，就会既有利于保护耕地，维护农民的权益，又保障了国家的建设用地，达到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统一。但是，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也会有冲突。如国家为快速发展经济，过度占用耕地，则可能暂时有利于国家利益，而损害了社会利益。其次，政府干预手段的落后，反应的迟钝，往往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形势。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有优势，而微观管理方面不足。政府处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信息广泛，但也难免会有偏差，导致决策的失误。最后，政府作为社会的一个组织，在发挥经济职能，对社会进行规划、引导、控制、调节和监督的同时，难免会有寻租现象。且由于目前监督机制不完备，在我国官本位历史传统影响下，易滋生腐败。有鉴于此，在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过程中，干预的程度、方式、方面，都应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加强政府干预的科学性，提高政府人员的素质。
二、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统一
罗尔斯认为，形式正义执行法律和制度时应当平等适用于属于它们所规定的各种各样的人。由形式正义产生形式上的公平。在民法上，公平主要是指形式公平。它意味着机会平等。而机会平等至少要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即社会资源平等地向市场主体开放；竞争的起跑线均等；市场主体同等的不受歧视；市场主体平等的拥有实现其经济目的的手段。〔5〕民法所强调的机会公平，是以实现抽象的人格平等和个人自由为条件，将作为民事主体的人视为完全相同的理性人，而忽视客观存在的人所处的环境和其自身所具备的一切具体特征，给予民事主体同样的法律保护。
但是，法律的普遍性并不能应对社会生活的复杂组合。在以竞争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主体形式上的公平却产生着实质上的不公平。就如一个亿万富翁不可能与一个乞丐具有的条件一样，经济法认为，一个经济巨人与一个经济侏儒也是不在一个起跑线上的，即使法律赋予他们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诸如行政垄断、地方保护、信息偏差、经济实力、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差别因素的存在，给市场经济带来的实质不公，使得民法的形式公平难以实现。形式公平，也是经济法所要追求的首要目标。每个市场经营主体，不论其所有制形式、所在区域的不同，都有进入市场进行平等竞争的机会。经济法既不为某个市场经营主体在竞争中获胜创造特别优越的条件，也不特别给某个市场经营主体制造障碍，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失败。〔6〕
形式公平是经济法公平价值的基础，是在追求实质公平的条件下的形式公平。民法忽视市场主体的经济实力、技术经验等方面的个性特征，而对他们一视同仁的规定，势必造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盛行，产生实质不公平。经济法恰恰重视个体差异，将市场主体按一定的标准细化为不同类型，属于同等条件的，同等对待。如同样的消费者，享有的权利相等；同样的生产者，所拥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相等。
经济法以实质公平为其更高公平价值目标。实质公平是在承认经济主体的资源和个人禀赋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而追求的一种结果上的公平。〔7〕实质公平要求一方面对具备特殊条件、地位和能力的市场主体的某些行为进行一定的限制，增加其义务或减少其权利。以反垄断为例，从现代反垄断法实现来看，（一个企业）单纯的市场控制力通常并不被法律作否定性评价，只有当特定的具有市场控制力的企业将其控制力滥用时，法律才对其进行限制或禁止。而企业仅仅具有市场控制但未行滥用，或企业之行为虽有滥用之嫌，但其能力本身不具有市场控制力，则两者均不违反反垄断法。另一方面，实质公平对遭受或易于遭受经济特权侵害的弱小主体进行特别保护，赋予其更多的权利，而承受较少的义务。如各国的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如销售者在销售中存在欺诈，消费者可以商品价格的两倍向销售者索赔。为方便消费者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消费者因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属于生产者责任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生产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这些规定，从形式上看在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他们的权利义务是不公平的。但是，生产者有责任生产出质量合格的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有诚实信用的义务。与消费者相比，他们具有较多的专业知识，消费者处于弱者地位。由此可见，经济法的实质公平体现了对弱者进行保护的实质公平。
经济法形式公平与实质公平还相统一于社会本位的基石之上，体现在：经济法为社会公共利益，不同时期调整内容也不同，其公平价值取向也不同。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为鼓励吸引外商来投资，加速我国经济发展，促进改革开放的步伐，就出台了许多优惠政府，使得那些在资本、管理经济上比我国企业雄厚、丰富得多的外国企业，享受到了中国企业都享受不到的有利条件。这对我国企业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不公平的。在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并初步完善，作为WTO的成员，我国的市场竞争规则要同世界接轨，就要求市场经营主体平等地参与竞争，就需要逐渐减少外资企业的优惠条件，让他们享受国民待遇。再如，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企业的经济力量非常强大，所以，反垄断法是这些国家经济法的核心。而在我国目前，为增强经济全球化中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发挥企业的规模效应，应鼓励、支持建立大型企业集团，实现同我国企业间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
经济法既追求形式公平，即同等条件下同等对待；又追求实质公平，即不同等条件下不同等对待，二者是统一的。形式公平是实质公平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形式公平的实质公平是平均主义。平均就是在机会的拥有和财富的分配上，无视能力和特殊需要的存在而曲解为简单的按份分摊，是与平等背道而驰的。〔8〕实质公平是经济法的更高目标。实质公平是形式公平的必然发展。没有实质公平的形式公平，形式公平的目标也不能最终实现。
三、经济法的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
随着人类文明的加速发展，尤以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以来，人类面临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问题。世界财富的增长并没有使所有的国家以及每个国家中所有的地区受益，相反，却加大了他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人类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口大爆炸，使得他们能够而又不得不向大自然攫取更多的资源。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利用，导致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森林面积锐减、矿产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延续。在对传统的工业文明和发展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发展和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目前，可持续发展的比较权威的解释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9〕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人类有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权利，但这些权利必须通过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争取；第二，当代人在创造与追求自己的发展时，应承认并努力作到使自己的机会和后代人的机会平等；第三，为了今世和后代的利益，环境必须成为发展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10〕
经济法的公平观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观，既体现当代人间的公平，又蕴涵代际人间的公平，是追求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当代人间的公平，即维护所有当代人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并满足其为此的基本需要。它要求一国内地区间有平衡的发展。在一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由于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不同，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等。在某些特定时期，国家为了整体发展的需要，甚或对一些条件好的地区予以政策优惠，来推动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加剧了不平等的存在。我国东部和中、西部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区域经济不平衡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11〕代际间的公平，即当代人不能因为自身的发展与需要而损害人类世世代代满足需求与发展的条件，要给子孙后代以公平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能力的权利。科技的发展，使得后代人有可能开发出新的能源并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但其发展仍然离不开大量的自然资源。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应留给下一代一个清山绿水的世界。因而当代人既要考虑自身的发展，也要考虑后代人的发展。经济法还为实现公平的可持续发展作了具体的规制，如土地环境保护法、矿产资源法、水法、渔业法等，都有所体现。
经济法可持续发展的公平价值观，是注重社会效益的价值观。效益是指投入与产出或成本与效益之间的比较。经济法的公平价值，不仅限于经济效益，更强调社会效益。没有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就没有我国的现代化，也就没有社会效益。在消除地区经济差距上，东部地区要加强与中西部地区全方位的经济技术合作，支持和参与西部开发，更好地发挥中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中央也应多给予政策、税收、财政上的支持，如鼓励外商到中西部投资，加强中西部水利、交通、通信、电网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相关的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社会效益必然要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的短期高速发展。我们应走出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老路，将简单粗放的消耗型经济转变为高技术含量多的集约型经济，进行产业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注重生态效应与经济利益的统一。“经济法的效益观所追求的社会效益，在于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社会福利、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自由和自身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微观经济成果的优化和发展也是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之一。”〔12〕只有注重社会效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才有保障。
经济法的公平价值，是确立在社会公共利益基础上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它不只强调代内公平，更将视野扩展到代际公平，显示了其对整个人类发展的终极关怀。它也是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法律部门的产生、发展、繁荣的重要的活力源泉。
注 释：
〔1〕程宝山：《经济法理论的新思考》[J]，《郑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2〕李昌麒：《经济法》[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3〕江合宁：《对经济法与行政法价值定位的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4〕美国司法部将微软收购之举提交法院[N]，《国际电子报》，1995年8月7日，转引自：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67—168页。
〔5〕公丕祥：《论当代中国法制的价值基础法制与社会发展》[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2期。
〔6〕王保树：《经济法原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7〕李昌麒：《经济法学》[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
〔8〕卓泽渊：《法理学》[Z]，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9〕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7年。
〔10〕程信和、李挚萍：《可持续发展———经济法的理念更新和制度创新》[J]，广州：学术研究，2001年第2期。
〔11〕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12〕史际春、邓峰：《经济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刍议》[J]，法商研究，199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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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法学院王保树教授——谈中国商事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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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商事法律制度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保树
商事法律制度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但在我国还是一项年轻的法律制度。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也不可能有商事法律制度。在我国一商事法律制度的建立得益于改革开放，特别是得益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中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一）商事法律制度与商法
商法是商事法律制度的表现形式。它是调整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人们之间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关系，不同的法律部门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其中，商法承担着调整商事关系的任务。换言之，商法通过调整平等商事主体（即市场经营主体）之间的商事关系，规范商事主体及其商事行为，确认交易顺利、可靠、安全的原则，保护商事主体实现营利的合法权益，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商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法律部门。
商法有形式意义的商法和实质意义的商法。形式意义的商法是以商法为名称制定的法典，它着眼于规范的表现形式和法律的编纂结构。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和法律编纂的原则不同，形式意义的商法也表现为不同的具体形式。实质意义的商法则是从规范的，总和上把握的一定的法域。它着眼于规范的性质、规范的构成和作用理念的统一。从实质意义上考察，商法不仅可以存在于商法典中，也可以存在于其他形式的商事法律、法规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商法典，但不可以没有商法。
我国虽然没有商法典，但在1992年以来，相继制定了海商法、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商业银行法、合伙企业法、证券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此外，国务院还颁布了相应的商事法规。这样，存在于这些法律、法规中的商事法律规范的总和就是我国的商法。
（二）中国商事法律制度的特点前已述及，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曾有商事法律制度。
因为，商事法律制度的存在土壤是市场经济。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之后，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策，并载入了宪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商法在我国扎根、发展的土壤，因而商事法律部门快速发展起来了，并且形成了它自己的特点：
1、它调整的商事关系是人们基于营利目的而发生的经济关系。商法之所以能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中，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有商事关系的存在。无疑，商事关系和民事关系具有共性，它们都是平等主体之间建立的社会关系。但是，商事关系在民事关系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它的特性，即营利性。所谓营利性，是指谋求超出投资的利益，并将其依法分配于投资者。商事法律制度不调整全部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只调整商事主体在商事活动中发生的具有营利性特征的商事关系。
2、具有私法的性质，但渗透着公法的因素。商法和民法一样，是私法的一个重要领域。首先，作为商法对象的企业，或是公司、合作社，或是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它们都是私法的主体，因而是私法对象的一部分；第二，商法调整的上述商事关系是个人之间的关系。缔结这种关系的个人不仅有自然人，也包括法人等，因而它们都是平等的主体。并且，这一关系是围绕企业（或自然人）经营发生的。这种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商事关系，无疑是私法调整对象的必要组成部分。第三，商法所保护的权利是企业从事商事活动的权利，其核心是保护企业的经营自由，其本质是保证企业实现其营利的动机。为了使企业实现其权利，必须确保企业的经营决策自由。这些，都是商法作为私法的任务。
当然，我国商法也和其他国家的商法发展趋势一样，渗透着公法的因素。如我国公司法关于公司登记、对公司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等，都表现了公法性质。这表明，商事权利需要多种法律规范的保护。
3、采用“民商合一’”的编纂体制。就世界范围而言，商法的编纂体制有两种：一是采用“民商分立”的体制，即民事、商事分别立法，于民法典之外另立商法典，使民法典与商法典各自独立存在。如法国、德国、日本、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均采此制。一是采用“民商合一”的体制，即民事、商事统一立法，有关商事的规定，或编入民法典，或以单行法颁行之，如瑞士、荷兰等国均采此制。立法的实践已表明，我国在商法编纂方面，也采用“民商合一”的体制。我国已有民法通则（应被视为现行的民事基本法），并已制定了合同法，正在草拟物权法。在此基础上，将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商法的编纂则不采取制定商法典的作法，而是采用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商业银行法、海商法等分别颁布的作法。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商事法技术性强，适应市场经济瞬息万变的需要，适时修改将是十分必要的。相对其他法律部门，其修改是较频繁的。因此，商事法以单行法颁行较以法典颁行适应性强。换言之，采用“民商合一”
的编纂体制较采用“民商分立”编纂体制更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商法与民法、经济法的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商法和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将是引人注意的。尤其是商法和民法、经济法的关系，更加引入注意。
1、商法和民法的关系。商法和民法是私法中的两大领域，关系十分密切。民法是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社会关系作出规定的一般法，商法则是对其商事关系作出规定的特殊法，两者是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以企业为中。
心形成了许多特殊物质生活领域，从而出现了许多特殊的社会关系即商事关系。这些关系的调整需求，要求有一些特殊的规定予以满足。而这些规定，不可能完全在民法的框架内完成，需要以特别法的形式实现。所谓商事法的特别规定，主要是：
（1）对民法个别规定的补充、变更。如票据法关于时效的规定。
（2）对民法一般制度的特殊化规定。如公司法关于公司的规定就是对民法通则中企业法人的特殊规定，或者说，它是为了实现企业法人制度作出的更具体的规定。
（3）创设民法所没有的特殊规定。如海商法关于共同海损的规定等。
基于这些特殊规定，在法律适用上，必须遵守以下原则：
（1）民法的一般适用和补充适用。在商事关系的调整中，民法的一般适用是一个原则。同时，凡商法对某些商事事项未设特殊规定者，民法的规定均可补充适用。
（2）商法的适用优先于民法。依照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特别法的适用应先于一般法。凡有关商事事项，应首先适用商法。如商法未予规定者，则依照前述的民法补充适用的原则，适用民法的有关规定。
（3）商法的效力优于民法。商事法律中关于商事登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规定，涉及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等。此类规定，其效力优于民法。
2、商法和经济法的关系。商法和经济法都是规范有关企业经济活动的法律部门。因此，历来有将商法和经济法统一把握的主张。但是，商法和经济法在具体性质上是不同的。商法虽以企业为对象，但仅调整商事关系即企业经营关系，注重商事主体个别利益的保护；经济法则确认和规范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预，仅调整政府及政府部门以社会公共管理者的身份进行经济管理中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注重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因此，将两者分别把握的主张已成为人们的一种共识。
二、中国现行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我国现行的商事法律制度包括两个方面，即规范商事主体的商事组织法律制度和规范商事行为的商事行为法律制度。
（一）商事组织法律制度
规范的商事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有关商事主体的法律规范是现行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而商事主体法律规范，除规定个人从事商事活动外，无一例外地表现为商事组织法，即各种企业法律制度。
1、公司法律制度
公司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为公司法，于1993年12月29日通过，它是规范现代企业形式——公司的重要法律。该法规定了公司种类、公司的设立、公司的组织机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的发行与转让、公司债券、公司的财务会计、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等。公司法的颁布使我国企业立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标志着我国企业立法从主要按照企业所有制的不同进行立法转向主要按照企业出资人的责任和资金组成结构的不同进行立法。我国公司法以建立规范的公司制度为其宗旨，摈弃了股份制试点中定向募集等不规范的作法，明确规定公司设立的条件，吸收国外通行的原则和作法，诸如股东平等原则、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公司组织机构合理分工与相互制约的原则、保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原则等，都为我国公司法所采用。公司法还突出了公司信用在市场交易安全中的地位，明确规定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强调公司资本的真实性和不得任意减资，注意维持相当于公司资本额的财产。这些，都为保护公司债权人、股东的合法权益，提高投资者信心，维护公司的稳定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公司法根据我国的国情和各国的通例，采用公司形式法定的原则，仅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价有限公司两种公司。但是，这两种公司为投资者建立公司和国有企业改建公司提供了制度框架，即公司法人制度的结构：
第一，股东财产和公司财产的分离。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财产权利结构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不同。依公司法第四条的规定，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产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这意味着，包括国有出资人在内的公司的股东在出资后仅享有股东权，公司则对出资人出资形成的财产享有包括所有权在内的全部法人财产权。因此，公司可依法对其拥有的财产占有、使用、受益和处分，实现了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的分离。
第二，股东承担有限责任。依照公司法第三条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其全部资本划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这样，公司法就确认了股东有限责任原则。其含义是：
股东仅对公司负责；股东以出资额为限负责；股东不对公司的债权人直接承担责任。这一原则无一例外地适用于所有股东，包括国家作为出资人的股东。由此，调动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也以法律形式解除了实际存在的国家对国有企业承担的连带责任。
第三，公司具有独立的人格。依公司法第三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价有限责任公司是企业法人。又依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换言之，公司具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公司法还依照合理分工、相互制约的原则，规定了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在内的公司组织机构。
这些，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企业提供了组织构造的模式。
2、合伙企业法律制度
1997年2月23日颁布的合伙企业法是我国第一个全面系统规定合伙企业法律关系的法律。它规定了合伙企业的设立，合伙企业的财产，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合伙企业与第三人的关系，入伙、退伙，合伙企业解散、清算等。合伙企业是我国企业形态的一种，它是依照合伙企业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合伙企业虽然是多投资主体举办的企业，但它不同于公司，其本质特征是出资人（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合伙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到期债务的，各合伙人应当承担连带无限责任。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人的出资和所有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均为合伙企业的财产，该财产由全体合伙人依照合伙企业法共同管理、共同使用。各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可以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执行合伙企业事务，也可以由合伙协议约定或者全体合伙人决定，委托一名或者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不参加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有权监督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检查其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情况。
合伙企业可以吸收新的入伙人，但新合伙人入伙时，应当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协议。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合伙企业法规定，入伙的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退伙人对其退伙前已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与其他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
3、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
个人独资企业法，是前不久才颁布的一部商事法律。它的宗旨是规范个人独资企业的行为，保护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独资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中最古老的一种企业形态，它是依照个人独资企业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实体。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实行准则主义，其设立本身不需经过审批。但是，某些领域个人独资企业必要的营业审批是需要的。个人独资企业有两大特点：一是出资人控制严，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对本企业的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其有关权利可以依法进行转让和继承；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可以自行管理企业事务，也可以委托或者聘用其他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负责企业的事务管理。二是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以其家庭共有财产作为个人出资的，应当依法以家庭共有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
4、其他企业法律制度
除上述三种企业法律制度外，我国还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企业暂行条例、农村集体企业暂行条例以及为特别公司——商业银行的运营制定的商业银行法。这些，都是规范市场经营主体的法律。
不同的企业法律规定了不同的企业法律形态，为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法律框架，也为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各种投资者自由选择企业组织形式提供了方便。
（二）商事行为法律制度
商事行为法律制度是商法中的重要分支，它是规范和引导商事行为的规则。我国的商事行为法律制度主要由企业直接融资的法律规则、间接融资的法律规则、预防和分散商业风险的法律规则、票据与票据交换的法律规则以及海上运输法律规则构成。除由于我国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一些重要的商事行为法律规范含于民事法律（如合同法）之中外，主要的商事行为法律制度有：
1、证券法律制度
1998年12月29日制定的证券法全面规定了证券发行与证券交易，目的在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国证券法实行一系列重要原则，包括：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证券发行、交易的当事入地位平等，遵守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对全国证券市场的统一监管与证券业协会的自律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证券法对证券的发行、交易，上市公司收购，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证券业协会和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等作出了较详细的规定。
依照我国证券法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或者审批。公开发行股票，必须依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发行公司债券，也必须依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报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审批。
证券交易当事人依法买卖的证券，必须是依法发行并交付的证券。非依法发行的证券，不得交易。依法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法律对其转让期限有限制性规定的，在限定的期限内，不得买卖。经依法核准的上市交易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所有证券交易均以现货进行交易。
证券法还规定了上市公司的信息公开义务。发行公司股票、债券，应当公告招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公司发行新股或者公司债券的，应当公告财务会计报告。上市公司发生可能对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而投资者尚未得知的重大事件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临时报告，并公告说明事件的实质。公司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这样做，可以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和实现公正交易创造条件。
2、票据法律制度
1995年5月10日颁布的票据法，是我国第一个全面规定票据事项的法律。它的宗旨是规范票据行为，保障票据活动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历来，票据立法体制有“分离主义”和“包括主义”之别。票据立法的“分离主义”是指将汇票、本票归于一项立法，将支票归于另一项立法；票据立法的“包括主义”是将汇票、本票、支票合于一项立法。我国票据法属于“包括主义”的立法，其特点是采用汇票、本票、支票三票合一的编纂体制，即以汇票为主，将汇票、本票、支票的出票、背书、承兑、保证、付款等规则统一规定于票据法之中。票据是出票人依照法律规定签发的、约定自己或委托他人在见票时或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持票人的有价证券。票据有多种功能，包括支付功能、汇兑功能、信用功能、抵销债务和融资的功能。因此，票据交换是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票据仅作为支付、汇兑手段。票据法的颁布和实施，为票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发挥它的各种功能创造了条件。
3、保险法律制度
保险有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两种。1995年6月30日颁布的保险法是规范商业保险的基本法，对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保险经营规则、保险业的监督管理、保险代理人和保险经纪人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保险法通过对保险关系和保险业管理关系的调整，充分发挥保险作为经济补偿制度的功能，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确保经济和社会的安定。我国保险法主要实行下列原则：第一，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分业经营的原则，即同一个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第二，保险利益原则。所谓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否则，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原则的目的在于，限制损害填补的适用，避免赌博行为和防范道德危险。在人身保险中，则还在于维护被保险人的人身安全。第三，有利于弱者的原则。保险法实行法定解除机制度，除保险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除保险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同时，对于保险合同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第四，保险公司稳健、安全运营的原则。保险公司的经营涉及千家万户，必须做到稳健、安全运营。适应其需要，保险法规定了保险准备金提取制度、偿付能力维持制度、资金运用制度等。
4、海商法律制度
海商法律制度是调整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的商事法律制度。我国1992年11月7日颁布的海商法是第一部规定海商制度的法律，它是我国海商法律制度的集中体现。该法系统规定了船舶、船员、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船舶租用合同、海上拖船合同、船舶碰撞、海难救助、共同海损和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为调整海南关系、解决海事纠纷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海商法是国内法，但由于海上运输具有较强的国际性，因而各国在制定海商法时不得不参照国际立法和国际惯例，以求得国际海上运输法律规则的相对统一。我国的海商法是第一部大量将国际公约的规定引入国内立法的法律。其中，有些部分将公约的实质性条款全部引入，有些部分有选择地吸收。海商法还引入了国际惯例，诸如共同海损的确定、分摊和理算，均采用了国际惯例。由于海商法吸收了当前国际立法、国际惯例和国际海运实践的最新成就，受到国际海南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好评，被人们认为是同国际社会接轨最好的一部法律。
我国的商事法律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发展起来的。但它紧密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规范商事主体和其行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为国有企业提供了公司法人制度框架，指明了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经营主体的健康发展之路。
三、中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国商事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迅速的。但是，由于商事立法大发展的时期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变时期，商事关系变动性强，不容易把握，加之时间较短，因此，表现商事法律制度的商事法律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一是在内容上，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一方面，基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注意到市场经济的国际性，我们在商事立法中借鉴了许多国外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还不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不可能完全吸收国外商事立法的先进经验。并且，在立法中不得不反映经济体制转轨的痕迹。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很快，具有过渡性特点的商事法律制度不可能完全适应商事关系调整的需要。二是在形式上，条文简单，不够详细，可操作性不强。因此，我国商事法律制度需要改革和完善。
（一）制定商事主体的一般规则如前所述，我国在实际上实行的是“民商合一”的立法体制。因此，民事主体法律制度是商事主体法律制度的基础，完善民事主体法律制度也是完善商事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我们寄希望于将来制定民法典。但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表明，民事主体不能够都成为商事主体。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搞“全民经商”。之所以多次纠正司法机关经商、军队经商、公安机关经商，而仍出现反复，除了认识问题、管理问题以外，缺乏商事主体规则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同时，我们在经济法律中课以市场经营者更多的注意义务（如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就是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民事主体，而是在民事主体的基础上具备一定条件后成为商事主体了。所以，应该制定一部关于商事主体一般规则的法律，使人们明确什么是商事主体？什么是商事行为？等等。在这方面，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已作了一些探索，他们制定了一个商事条例，对商事主体（商人）等一系列一般规则作出了规定，值得认真总结。
（二）完善商事组织法
如上所述，我国已经有了各项商事组织的法律，各种企业的组建和运营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是，不能说都很健全。许多企业方面的法律，亟待修改。尤其应特别提及的是，公司法需要尽快进行修改，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公司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制度不完整。一是公司立法本身留下了空白。譬如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批公司设立无效的案件，但现行公司法没有对公司设立无效作出规定。二是公司法多处授权由国务院另行作出规定，但国务院一直未作出规定。这表明，这些必要的规则需要由公司法直接作出规定。
2、公司制度不统一。现行的公司法律制度实际是两套：一是1993年底颁布的公司法，一是外商投资企业法律确认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则。虽然公司法中表述了两者的关系，但两者冲突甚多，需要统一。
3、公司法分设股份有限公司规则和有限责任公司规则的必要性，应充分突出出来而未充分突出出来。尤其是公司组织机构的规则，虽然是分别规定的，但差别性不大，使人难以感到分设的必要。甚至，区分这两种公司的意义被淡化了。
因此，有必要对其作出修改。如何完善和修改公司法？
首先，应明确一个指导思想，即借鉴制定统一合同法的经验，彻底修改公司法，实现公司法律规范的统一。一是废除公司法律制度上的双轨制，不再保留外商投资企业法。适应这一要求，在实现公司法的一元化同时，制定外资法，规定关于对外资进行管理、引导、监督的规则。二是将有关企业集团的规则纳入公司法框架之内，不对企业集团单独立法。
其次，完善公司法的重点应放在公司的设立和公司组织机构上。
在公司设立规则上，应进一步健全公司设立中责任的规定，补充公司设立无效的救济规则。
在公司组织机构的规则上应突出解决以下问题：
（1）完善董事、监事的产生程序。所谓董事、监事的产生程序，包括董事、监事的提名程序和选举程序。现在，董事、监事的提名不规范，有政府部门提名的，也有在换届时由董事会提名的。显然，这些作法是和公司法的精神有距离的。前者，是政企不分在新形势下的表现；后者，等于自己提名自己为董事侯选人。公司法应明确规定董事、监事的候选人的提名权属于股东。
股东认为必要时，可以授权他人提名。
（2）完善股东大会制度。进一步充实股东大会召集、举行和作出决议的规则，包括股东出席会议法定
㈨ 我想考清华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法研究生 请问要看什么书
08国际法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 或 202俄语 或 203日语 或 241德语 或 242法语
③617法理学
④884国际公法与国际私法
复试时专业综合考试内容：国际经济法学
清华大学法学院不设参考书！！！！！
根据法学院本科生用书得知：
法学绪论（入门课）：沈宗灵《法理学》（不常用）
宪法学：许崇德《中国宪法》
民法学（1）（总论部分、物权）：马俊驹《民法原论》（主要是上册）
民法学（2）（合同法）：崔建远《合同法》（修订本）
刑法学（1、2）：张明楷《刑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教程》
婚姻与继承法学：杨大文《亲属法》、同系列的《继承法》
中国法制史：叶孝信《中国法制史》（新编本）
知识产权法：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教程》
刑事诉讼法：陈光中、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
商法学（1）（商法总论、公司法）：
王保树《中国商事法》（同时也是商法学2）
王保树《中国公司法原理》等等（主要是这两种）
外国刑法学：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济法：王保树《经济法原理》
国际法：Akehurst’s Mordern Intro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今年的招生简章还没出
2010年的具体你要告诉我你报的专业啊
㈩ 王保树的人物生平
王保树教授1964年8月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曾在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等单位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工作。1979年1月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从事民商法学、经济法学研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经济法研究室主任、副所长、《法学研究》主编，为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商法、经济法学科发展以及全所其他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8年，应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邀请，王保树教授调入清华大学并担当复建清华大学法学院的重任。1999年，经过艰辛筹备，清华大学法学院顺利复建，王保树教授出任首任院长。在清华大学筹建法学院和担任院长期间，王保树教授为法学院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殚精竭虑，引进了大量优秀师资，在国内较早获得民商法学科博士点，为法学院的学科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积极建章立制，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使法学院在较短时间内形成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并步入全国领先行列。王保树教授长期担任清华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法学》第一任主编等职，为法学院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独特贡献。
王保树教授是中国商法和经济法学科的主要奠基人，是中国最早开展经济法和民商法研究的学者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迫切需要加强经济立法，王保树教授根据国家需要，积极投身于经济法、民商法等领域的研究。王保树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就率先开展了经济法基础理论、企业法、公司法、竞争法等的研究，先后独著或合著了《工业企业法论纲》（1985年）、《基本建设法简论》（1985年）、《合同法》(1986年)、《经济法》(1988年）、《经营法学》（1990年）、《中国企业法论》（1992年，日本）等具有深远影响的学术著作，为推动我国经济法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99年，王保树教授作为主编出版了《经济法原理》，提出了“社会公共性”理论，该理论成为经济法学最具说服力和影响力的理论之一，为经济法的理论体系和学科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王保树教授长期担任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为民商法和经济法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
王保树教授是商法学科的开创者和引领者。90年代以来，王保树教授在长期的教学和研究基础上，提出系统的商法理论体系，主编完成了我国商法学领域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中国商事法》，出版了《商法总论》、《中国公司法原理》等多部经典著作，系统阐述了商法基本理论和公司法原理等问题，为商法在我国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王保树教授创造性提出了超越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制定商事通则的主张，对完善我国商法具有重要意义。王保树教授还作为主要创建人，于2001年组织成立了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并一直担任会长，使商法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为中国商法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主编的大型连续出版物《商事法论集》、《商事法专题文库》，推出了一大批商法优秀科研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为商法研究的深入和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王保树教授于2001年创办了“二十一世纪商法国际论坛”，至今已连续举办14届，该论坛已成为国内外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商法国际论坛，极大推动了中国商法的国际学术交流。
王保树教授积极推动和参与民商法、经济法等领域重要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1998年，应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邀请，王保树教授与江平、王家福、梁慧星、王利明教授等9人共同组成“民法起草工作小组”，负责编纂民法典草案。王保树教授参与了1993年《公司法》的制定，在《公司法》进行重大修订之际，他不仅参加了全国人大的立法小组，还组织中国商法学界的主要专家提出了系统的“《公司法》修改专家建议稿”，对《公司法》的制定和完善产生了重要影响。1999年和2001年，王保树教授应邀参加了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和第二十次法制讲座，并以主讲人的身份为委员们作了题为《中国的商事法律制度》和《现代企业法律制度》的讲座，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商事和公司企业立法的完善。结合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王保树教授向具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授权的深圳经济特区人大常委会提出制定《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的建议，并成功推动《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于1999年通过后实施至今。在逝世前几天，王保树教授还带病参加了6月13日在京举办的“民法典编纂与商事立法研讨会”，并深刻阐述了制定“商事通则”的主张。
王保树教授还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热心公益事业，推动国家法治进步。经常应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法制办、国家工商总局等机构邀请提供立法咨询和政策建议，积极为国家法治建设建言献策。
作为一名法学教育家，王保树教授硕果累累、桃李满天下。他注重学生的个性和自由，鼓励学生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他不仅给研究生上课，还坚持给本科生讲授商法总论等课程。王保树教授先后培养了数百名法学博士和法学硕士、法律硕士，他们中已有多位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其中朱慈蕴、刘俊海、梁上上、张舫、钱玉林、邱本、文学国、曹富国、李劲松、陈现杰、习龙生、苏虎超、谢增毅、孟芊、刘亚禅、谢朝斌等多位弟子已经成为中国学术机构、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等单位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