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法侵权

Ⅰ 夫妻侵权国内外研究现状急！

所谓夫妻侵权，即配偶之间的侵权。是指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夫妻，实施了危害配偶一方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使对方的人身、财产乃至精神方面受到损害的过错行为。夫妻侵权行为作为侵权行为的一种，虽具有特殊性，但它仍然是一种违法行为，侵权人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形有三种：一是刑事责任，二是行政责任，三是民事责任。然而，针对家庭暴力等婚内夫妻侵权行为，我们的法律更多的是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婚内侵权行为所引起的民事责任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
一、影响夫妻侵权行为民事责任建立的原因
一是人的观念问题。大多数人讳言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主要是认为是夫妻间的事，属于个人的私事，正所谓法不入家门，完全可以由夫妻双方协商解决，法律介入会影响夫妻间的感情。况且，夫妻间即使发生一些矛盾，出现一些侵权行为，只要一方没有提出离婚，就说明这种矛盾和侵权并不重要，或者说一方对另一方的侵权行为予以默认，这完全符合民法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法律根本没必要介入。其实不然，夫妻间被侵权的一方，之所以容忍另一方的侵权行为，主要原因是缺乏婚姻内救济途径状告无门，而不得不放任这种行为的存在，因此建立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民事救济制度，已成当务之急。丈夫将妻子打伤，妻子不请求离婚却只请求丈夫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丈夫不抚养妻子，妻子不请求离婚却只请求丈夫给抚养费，而法院如果支持了妻子的诉讼请求，这可能会令多数中国人觉得不可思议，普遍认为夫妻一体，怎么赔？怎么给？给了也是共同财产。但在美国等很多西方国家中，诸如此类的案件可是屡见不鲜。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除有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外，最主要的是那些国家的夫妻财产制度与我们的有所不同。封建的夫妻一体主义的传统理论尚存于我国相当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基于这种思想，人们很难在婚后形成夫妻独立的财产制的意识。
二是立法问题。现行婚姻法也是以法定共同财产制为原则，以法定个人财产制为例外，虽也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但在现实生活中夫妻间很少采取约定财产制的形式，因此只有在离婚或配偶一方死亡时，才能确定夫或妻的个人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个人财产与共同财产往往无法界定。若发生夫妻侵权行为，赔偿问题无法提起，即使提出也缺乏实际操作性。为此，夫妻共同财产制已成为追究婚内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的障碍，为保障夫妻间独立的人格权和财产权，法律应明确婚内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而这一点在现行婚姻法中是没有明文规定的，不能不说是立法的一个疏漏和缺憾。有人认为新《婚姻法》第46条对损害赔偿责任已经做出了规定，但该条适用的前提条件是离婚，与婚内侵权不是一回事，而且新《婚姻法》司法解释第29条规定：若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仅依据新《新婚姻法》第46条请求损害赔偿，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条规定实际上排除了对婚内夫妻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的追究。目前，除了重婚能够被提起公诉，追究刑事则任外，象包二奶、家庭暴力等社会现象，在婚姻持续期间，法律一般是无法介入的。加之向夫妻间内部的一些侵权行为，如果不是由其中一方提出，外人也很难知晓。也就是说夫妻间被伤害方处于某种考虑，对这类侵权行为予以默认，使家庭暴力、包二奶等社会丑恶现象长期存在。这不仅污染了社会风气，沦丧了社会道德，而且严重的妨碍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二、建立夫妻侵权责任民事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一）建立夫妻侵权责任民事法律制度， 是维护家庭稳定的社会需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其和谐与稳定对于社会至关重要。俗语讲“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婚”，说明维护家庭的和谐稳定是我们国家的优良传统，也说明了一个稳定的婚姻家庭对家庭成员和社会的重要性。但近年来，我国离婚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由此而来的单亲家庭增加，涉及子女抚养、老人赡养等纠纷也随之增多。离婚不仅是家庭内部问题，更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离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一方对另一方的过错侵权。一个家庭之所以支离破碎，最终走向解体，决不是偶然的，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是夫妻间矛盾无法调和的最终产物。修正后的婚姻法第三章“婚姻家庭关系”中，虽然对夫妻之间的一些权利义务做出了规定，但缺乏强有力的保障措施，仅在第五章“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第43条、44条、45条对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和重婚行为，做出一些规定，提出一些救济措施。婚姻法对夫妻间侵权规定较少，且救济手段单一，仅限于行政和刑事“救济”，如何进行民事救济始终是空白。由于夫妻间的侵权决非以上几种（如侵犯夫妻的同居权、财产权等），而且基本上属于民事侵权。由于缺乏民事救济的途径，绝大多数的夫妻内部的侵权行为主要靠夫妻间协商解决，虽然夫妻间协商解决相互间的侵权问题，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也存在协商不成，侵权行为难以及时制止问题。使夫妻间侵权行为长期、持续的存在，最终导致婚姻家庭的破裂和解体。为维护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就需要对受夫妻侵权行为损害的一方，予以民事救济，制止侵权行为，以维护家庭的和谐稳定。
(二）建立夫妻侵权责任民事法律制度，是弘扬精神文明的社会需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建立健康、向上、文明的新型家庭关系。夫妻应相互忠实，互相尊重；由于目前缺乏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侵权责任和民事救济措施的有关规定，使得在婚姻存续期间，被侵权的一方得不到及时法律救济，无形中助长和放任了侵权方的侵权行为的发生。被侵权方若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据现行的有关法律规定，离婚基本上成为唯一的选择，只有离婚时，无过错方才有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三）建立夫妻侵权责任民事法律制度，是落实男女平等的社会需要。男女平等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妇女权益保护法》第40条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民法通则》第105条规定：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民事权利。而夫妻地位平等，是男女平等在夫妻关系中的必然要求。所谓夫妻地位平等是指夫妻在家庭中的权利义务是平等的，任何一方不得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或者只尽义务而不享受权利。夫妻地位平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身关系平等，二是财产关系平等。新婚姻法第13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并在第14条、15条、16条、17条、18条、19条和20条等就夫妻间的人身、财产关系做出规定。应该说这些规定很具体全面，但对夫妻一方违反法律规定应承担什么责任，和怎样承担责任，缺乏相应的规定。实践中夫妻一方，常凭借经济的优势，不履行法律规定的夫妻的义务，垄断家庭的一切事物，而处于弱势被侵权的另一方，由于没有有效的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能逐步丧失独立地位，凡事不得不依赖、服从另一方，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男女平等、夫妻平等的规定成为形式，正所谓“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因此，只有建立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民事救济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夫妻地位平等，进而实现男女平等。
三、建立夫妻侵权责任民事法律制度的可能性
（一）夫妻间尤其是妻子主体地位的独立性增强，使建立夫妻间侵权行为民事救济制度成为可能。在古代社会是谈不上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民事救济的。因为无论是在奴隶社会或是封建社会，夫妻关系是一种尊卑、主从关系，妻子基本上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妻子的人格完全被丈夫所吸收，这种一体主义的婚姻，即谈不上夫妻间的侵权，也谈不上夫妻间的侵权行为的民事救济。解放后，在我们国家先后颁布的两部婚姻法中都明确规定男女平等，否定了夫妻一体主义的立法观，强调夫妻各自具有独立的人格。这就为夫妻间民事责任的承担奠定了主体上的可能性。现在人们最大的担心在于对夫妻间侵权行为进行救济，可能会影响夫妻间的和谐，认为夫妻内部事情，最好由夫妻内部处理就能够全部解决，它往往需要一方的逆来顺受为代价。这显然是不合时宜和潮流的。
（二）夫妻财产制的逐步完善，使建立夫妻侵权行为的民事救济制度成为可能。我国1980年《婚姻法》第13条、31条、32条对夫妻财产制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实行法定夫妻财产制与约定夫妻财产制并轨，以法定财产制为主、约定财产制为辅。以适应基本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婚姻当事人的夫妻财产关系多样化的要求。修订后的婚姻法第17条、18条、19条、39条、40条、和41条的规定，对我国夫妻财产制作了进一步完善，实行法定夫妻财产制、特有财产制和契约财产制三种并行制度。虽然修订后的《婚姻法》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为法定夫妻财产制，但婚姻当事人对夫妻间的财产制度可以选择。许多学者在探讨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法律救济时，认为夫妻间侵权行为发生后，无法实施民事救济，因为，夫妻的财产是共同的，夫妻间侵权后，即使进行民事赔偿，其所得的财产仍为夫妻共同所有。所以这种救济既没必要也不可能。随着夫妻财产制的完善，夫妻之间完全可以通过约定和民事救济，拥有自己的独立财产，这就为夫妻间侵权行为的法律救济，提供了可能性。
四、建立夫妻侵权责任的几点建议
（1）完善立法执法。虽然婚内夫妻侵权行为由于主体仅限于夫或妻而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但特殊主体并不妨碍侵权民事责任的承担。《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的侵权责任方式也可适用于婚内侵权行为，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而赔偿损失是适用最为广泛的一种侵权责任。人民法院还可依职权对民事违法行为人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剥夺部分财产处置权、剥夺部分权利、处以罚款等。如：婚前财产--房屋，所有人不得随意处置。如果婚内夫妻侵权事情节严重可部分剥夺婚前财产所有权，甚至全部剥夺，作为对被侵权方的补偿。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农村，男方把房子准备好，女方买家电、家具等。过十年八年，房子还是我的，家电、家具等已贬值，不愿意过你走人，而女方无房，无处安身，只得委曲求全，任其“包二奶”、家庭暴力或者“冷暴力”。
（2）加大夫妻间侵权道德舆论的宣传力度。夫妻间的侵权往往带有对伦理道德的否定性，即夫妻间的义务有些并非来自法律，而是伦理道德上的义务，这种义务的承担靠的是伦理道德而非法律，因此，对这种夫妻间的侵权，只能靠道德规范。要从整和社会资源方面入手，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司法行政、民调、普法、民间组织、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多方力量充分发挥各自的 作用，齐抓共管、相互协调，形成合力。可以先搞试点，有点到面，逐步推广。可以先搞家庭公约、村规民约、楼院公约作为一个规定，可以规定几条。如：不履行夫妻义务、无正当理由夜不归宿、赌博、网恋、打骂妻子（丈夫）、精神虐待可以通过道德评议会、家庭会予以训诫、据结悔过书、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罚款等多种形式，也可以罚做家务、罚做社会义工、在一定的场合检讨、重温婚姻誓言等多种方式进行。从道德、伦理方面约束夫妻间的侵权行为。

Ⅱ 婚内侵权的法律问题探析，这个题目的论文怎么写拜托各位知道的帮帮忙，我第一次，什么都不懂~~

【摘要】家庭是整个社会的细胞，而婚姻则是维系家庭的基础。家庭的文明与和睦是整个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而婚内侵权行为法律救济的缺失使解决婚内侵权问题难上加难。无救济即无权利。只有建立行之有效的婚内侵权行为的救济渠道，才能使婚姻关系稳定持久。
【关键词】婚内侵权 人身权 财产权 损害赔偿

婚内侵权的概念及特征
概念。婚内侵权，即夫妻侵权，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不法侵害配偶另一方的人身权利或者财产权利，造成对方的人身、财产乃至精神方面遭受损害的过错行为。正常的婚姻应是男女平等、恩爱互助、和平共处的。然而在现实的婚姻家庭中，却常常会出现夫妻一方对另一方的侵害事件，主要表现为家庭暴力和对婚姻、家庭义务的违反。
特征。婚内侵权作为一种民事侵权，既有民事侵权的一般特征，又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第一，侵权行为必须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侵权行为发生时间具有特定性。第二，侵权行为必须发生在合法夫妻之间。婚内侵权行为与其他侵权行为相比，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其主体的特定性。不具有合法夫妻关系的男女之间的侵权行为不能被认定为婚内侵权行为。第三，侵权行为的客体为夫妻一方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第四，夫妻间的法定权利和义务即配偶权及由配偶权派生的配偶财产权是婚内侵权的前提。第五，侵权行为的方式既包括作为又包括不作为。以作为方式构成的婚内侵权，有家庭暴力导致的人身伤害、私自处理共同财产导致对财产权的侵犯等。以不作为方式形成的婚内侵权，有怠于履行抚养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害等。
婚内侵权是对夫妻间法定权利的侵害。各国婚姻立法对夫妻间权利义务的设定不尽相同。例如，《德国民法典》规定了夫妻姓名权、从业权、操持家务义务、同居义务;《法国民法典》规定了夫妻同居权、忠诚义务、住所共同决定权及夫妻间的连带责任等。我国则规定：夫妻有相互忠实的义务，夫妻有各自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夫妻双方有平等的婚姻住所决定权，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有相互扶养的权利和义务，夫妻之间有日常家事代理权。但概括起来，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及于彼此的人身及财产乃各国婚姻成立之通例。
婚内侵权的种类
侵害夫妻间的人身权。这些人身权利主要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生命权是维护生命的安全、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是双方享有法律上人格的基础和前提。身体权是公民维护其身体完全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具体人格权。健康权是指公民以其机体生理机能正常动作和功能完善发挥，以其维护人体生命活动的利益为内容的人身权，这三种权利是专属于权利人自身的。夫与妻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借口剥夺另一方的生命权，侵害另一方的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是指公民、法人对自己的品德、才干、名声、信誉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即自己的名誉依法所享有不受侵害的权利。肖像权是指以一定的物质形式再现出来的自然人形象。肖像权作为一种具体的人格权，是以肖像所体现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为内容的民事权利。肖像首先体现了自然人的人格利益。人的形象为个人所固有，是个人存在的有形的特征。而肖像客观再现了人的形象，是自然人人格的外在表现形式。自然人对其肖像也享有一定的财产利益，如果夫妻一方在未经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转卖、使用对方肖像的，并且这种行为之目的并非为家庭财产之增长或夫妻利益之增进，则另一方就构成了对肖像权的侵害。
侵害夫妻间的配偶权。配偶权是指夫妻关系之间互为配偶的基本身份权，它是夫妻之间互为配偶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人专属支配，其他任何人负有不得侵犯的义务。对于夫妻关系而言，配偶权实质上是夫妻权利关系中的核心与基础，也是夫妻关系与其他民事主体间关系最主要的区别点。婚内对配偶人身权的侵害主要表现为：
一、有违夫妻忠实义务。从婚姻家庭领域的角度看，忠实主要就是指作为配偶权主体的夫妻，不得有婚姻外的性行为，在性生活上互守贞操，能够有意识地控制情感的出轨，保持感情专一。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违背主要为：婚外恋、与他人通奸、重婚等情形。
二、侵害夫妻同居权。同居义务是指男女双方基于配偶身份都负有同对方共同生活的义务，夫妻性生活是同居义务的重要内容。此外，还包括相互协助义务、共同寝食义务，这两种义务要求夫妻相互支持对方的意愿和活动，共同料理家事，相互扶养、扶助，当配偶一方遭遇危难，对方负有救助、救援义务。同居义务是法定义务，是夫妻双方共同的、平等的义务，非有正当理由夫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履行同居义务。
三、遗弃。遗弃是对配偶扶养义务的不作为行为。我国现行婚姻法对遗弃的解释仅包括经济扶养上的遗弃，却忽视夫妻间感情的交流与支援，但实际上，精神的遗弃给对方造成心理和精神上的伤害比拒不支付扶养费更为严重。因此，遗弃应当包含：不履行法定援助义务，即配偶在危难时拒不援助;性遗弃;出于恶意精神上长期冷落对方，夫妻关系形同虚设;经济上遗弃，即有扶养能力的一方拒不扶养没有生活能力的另一方。
四、侵害夫妻共同生育权。生育权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公民基于婚姻基础而享有的决定是否生育子女以及如何生育子女的自由。侵害夫妻共同生育权主要有：妻一方拒绝丈夫合理的生育要求或无正当理由未经丈夫同意终止妊娠;夫一方违反计划生育，强迫其妻违法生育;妻一方与人通奸，卖淫怀孕生子;夫一方未经妻同意为他人供精;妻一方未经夫同意采用第三者精子人工授精或体外授精。
侵害夫妻间的财产权。夫妻财产权是夫妻之间直接体现一定经济内容的权利。依婚姻财产的不同归属，对夫妻财产权的侵害行为表现为：一、侵害夫妻共同财产。依现行婚姻法，婚姻存续期间的所得为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分权。因此，侵害夫妻共同财产表现为：未经对方同意，超越或滥用家务代理权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如未经配偶同意出售、购买房屋，以夫妻共有财产对外投资经营等;未经对方同意，以其他方法非法处分夫妻共有财产，如用夫妻共有财产给付本人对第三人的赔偿金;以夫妻共有财产给付非法债务;离婚诉讼前或离婚判决生效前隐匿、转移、毁损、转让夫妻共有财产;基于家庭冲突或醉酒毁损夫妻共有财产，如醉酒人损毁、焚烧家具等等。二、侵害配偶个人财产。依照现行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配偶个人财产包括婚前个人所有、受赠、继承的财产;婚后约定属个人的财产;归个人使用价值不大的特别财产，如一般首饰、衣物、书画等。所有人有绝对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对方不能限制、干涉。
确立婚内侵权赔偿的必要性
事实上，在我国建立婚内侵权制度是有一定难度的。首先，我国立法和理论界对婚姻本质的认识见仁见智。对夫妻关系抱持有契约论、制度论、身份关系论等不同的观点。婚姻是一种契约关系还是一种身份关系，抑或是伦理关系历来争议较大且没有定论。它既具有契约的特点又有很明显的身份色彩还带有伦理性，当事人承担的是侵权责任还是违约责任在理论上纠缠不清，这也是婚内侵权制度建立的理论障碍。
其次，表现为一种观念的冲突。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使得“三纲五常”、“清官难断家务事”，“家丑不可外扬”等观念深入人心。在现实生活中，夫妻一方如果受到婚内侵权的伤害，不到万不得以，是不会将自己受到的家庭伤害诉诸法院的。同时，一般的社会观念也不完全接受婚内损害赔偿，社会舆论过分强调夫妻感情为婚姻关系得以维持的重要条件等因素使得婚内赔偿也没有得到立法的肯定。
第三，现行婚姻法虽然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制，但没有约定时则采取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制。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夫妻采取的是婚后的所得共同制，因此只有在配偶一方死亡或离婚时，才能确定夫或妻的，个人财产份额，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个人财产与共同财产往往很难界定。因此，很多人认为，婚内侵权的赔偿实际上就是把钱从一个口袋放入另一个口袋，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夫妻婚后实行共同财产制导致的损害赔偿难于执行，赔偿意义不凸显正是建立婚内损害赔偿的客观障碍。婚内侵权赔偿责任制度建立虽然困难重重，但其制度的建立还是有相当的必要性。
确立婚内侵权赔偿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统一。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明确规定，公民由于过错侵害他人合法的财产、人身权利的，应承担民事责任。我国《婚姻法解释(一)》第二十九条规定，法院不受理婚内的侵权赔偿纠纷。虽然，《民法通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基本法，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应予优先适用，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对违反上位法的审查力度不够，没有相关的机构直接宣告该解释不能适用。同时不受理婚内侵权赔偿纠纷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法律的争讼，维护了家庭以及社会稳定，由此就造成了法律上的相互矛盾。该《解释》把离婚作为夫妻间履行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条件，事实上是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否定了婚内侵权赔偿。
我国目前的婚内侵权制度主要是由民法和婚姻法共同构筑而成，民法是我国的基本法，婚姻法是我国的特殊法，在适用的规则上遵循特殊法优于基本法。我国婚姻法虽然规定了婚内侵权的形式、解决方式、承担责任的形式，但此规定却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
首先，婚姻法规定的侵权形式仅限于以其他行为虐待家庭成员或实施家庭暴力，既没有规定如侵害名誉权、隐私权、人身自由权等典型的侵权行为形式，也没有规定违反夫妻忠实义务、同居义务以及侵害一方生育权等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的侵权责任;对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在财产方面的侵权责任更没有具体规定。
其次，婚姻法规定的侵权救济手段单一而且保护力度也非常薄弱，仅限于公安机关制止或依照治安处罚条例予以行政处罚，或请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予以调解，也没有明确规定侵权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责任。
第三，《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三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与《民法通则》的规定是相悖的。在实践中有些司法机关正是根据该解释的规定排除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几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应负的责任，如重婚、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等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责任，以及实施家庭暴力、虐待家庭成员等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追究。对上述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赔偿附加了“离婚”作为前提条件。这意味着婚姻当事人一方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家庭成员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时，如果当事人不离婚，则不用承担侵权的民事责任。即使受害人单独提起损害赔偿，根据该《解释》的规定，法院也不予受理。这既不符合法理，也不符合情理。
总之，婚内侵权制度的缺位使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害人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而全面的保护。我国目前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当事人利益的诉求显得力不从心，而《民法通则》的规定又过于笼统和宽泛，并且二者还缺乏必要的衔接甚至相互矛盾，这是导致目前司法现状的混乱的主要原因。
确立婚内侵权赔偿有利于填补相关法律的空白。我国法律规定侵权人承担侵权行为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包括：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行为人行为违法;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损害事实;行为人的行为与该损害事实具有因果关系;只要没有特殊法律免责情况，侵权人即应承担责任。由此可见，我国《民法通则》并没有对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关系作任何限制，也没能对该侵权责任的主体作任何限制，更没有因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特殊婚姻关系而将侵权人排除在承担侵权民事责任之外，侵权人不能因与受害人存在婚姻关系而免责，这种立法的导向在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对于实施家庭暴力、虐待家庭成员的行为就可见一斑。从法理上说，任何人受到非法侵害都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九条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造成夫妻一方在受到婚内侵权时得不到保护与补偿的局面。无过错的受害者要么继续忍受对方的过错，要么只能离婚，除此没有其他的救济途径，这既助长了侵权者的嚣张气焰，也显然不符合法律“公平、正义”之精神。婚内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可以为不愿离婚同时有赔偿诉求的受害者提供一条法律救济的途径。一旦确立了婚内侵权赔偿制度，就可以为夫妻间的侵权行为提供一条有效的救济途径，消除夫妻间侵权得不到赔偿的现象，同时也弥补了法律对此问题规定的缺失。
确立婚内侵权赔偿可以构建和谐家庭。问题的解决不能靠堵，而要靠有效的疏通。夫妻感情是夫妻双方在相濡以沫，互助互谅的基础上共同建立起来的一种牢固的情感。对婚内侵权的行为，双方如果不能正视这个问题，将其用一个合理的正当的途径来解决，对于受害的一方而言，在物质与精神上都得不到补偿和宽慰，一味的隐忍只会使得双方的感情存在更多的危机，引发更大的家庭矛盾和纷争。婚内侵权的赔偿不仅不会损害夫妻的感情，恰恰相反，如果受害方得到公正的评判，无论从心理上还是精神上都会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安慰，才能真正解决婚姻中存在的隐患和隔阂，从这个意义上说，婚内侵权的赔偿更加有利于家庭的长久和谐。
确立婚内侵权赔偿有利于保护夫妻一方的人格权。我国《婚姻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我国《宪法》也明确提出保护婚姻家庭。此处的平等意味着夫妻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彼此的人格相互保持独立，不因为婚姻关系的存续而吸收相互间的独立人格。他们彼此之间是互不隶属的独立的民事主体，各方均享有完全的民事权利。由于思想的解放，“夫妻一体”的观念逐渐为“夫妻别体”所代替，夫妻之间的身份关系不再是夫妻之间不承担侵权责任的借口。夫妻虽然是共同组建家庭的基础，但彼此显然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现代民法的精神是尊重个人人格的独立与平等，所以，侵权人并不因与受害人之间存在婚姻关系而不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只要符合我国侵权行为法的规定而构成侵权的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即便二人是夫妻关系，如果一方因为另一方的婚内侵权行为受到损害，法律也应该给予救济。另外，“法不入家门”的观念正逐渐被抛弃，婚姻法修正案关于家庭暴力的明确规定正反映了这种立法观念的变更趋势。由家庭暴力、婚外情引发的婚内赔偿案件的频频发生使一部分群体产生了相应的利益需求，对于受婚内行为侵害的群体而言，如果法律的保护不能延伸到家庭的范围内，很多违法犯罪行为就会因此而得到规避，受害者的权益也会因为没有法律的规定而得不到保障。
婚内侵权赔偿责任制度的构建
婚内侵权行为构成要件。婚内侵权应该和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一致，即遵循四要件说。一、过错。主观上的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婚内侵权行为的主体为婚姻家庭中配偶的一方，其主观方面应为故意，即主观上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侵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却实施侵害行为。鉴于夫妻关系的特殊性，夫妻一方如果因一般过失而侵害了另一方的权益，可以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存在重大过失的除外。二、行为违法。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3月8日《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解释》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以侮辱、诽谤、丑化等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侵害死者人格利益等，近亲属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传统民法理论认为，行为人的行为侵害了他人合法的民事权益，又没有阻却违法的事由，就可构成违法。因此，对于婚内损害赔偿而言，行为违法表现为婚姻关系中配偶一方违反民法以及婚姻法的规定，实施了侵害另一方合法权益的行为，包括财产权和人身权的行为，并且没有法律规定的抗辩理由，即构成行为违法。三、有损害事实。是指对配偶财产权和人身权的损害，既可以是物质损害，也可以是精神损害，该损害必须是确定的、真实的、可补救的。根据现今民法的基本理论，人身利益的损害可以以金钱给予补偿已经成为通例。四、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只要夫妻一方实施的侵害行为的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即可认定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婚内侵权的归责原则。侵权的归责原则一般可分为过错原则、推定过错原则和无过错原则。而在婚姻法中有规定，离婚时有过错一方应对无过错方进行一定财产补偿，这符合过错原则。婚姻法属于民法的范畴，但是婚姻法在突出平等、自愿这一民法的基本特征时，其与普通民事法律相比较还带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过错的评断标准也各不相同，婚姻关系中孰是孰非不能一言以蔽之。因此，在适用过错损害赔偿原则时，对过错的认定需要摆脱伦理道德的束缚，应该从婚姻法的角度来加以考虑。对于过错的认定，应该以违反现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判断依据。
婚内侵权承担赔偿责任的具体形式。一般来讲，责任的承担方式不应有所限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民事侵权责任方式：赔礼道歉，加害人停止侵害，具结悔过，人民法院依据职权强制对加害人训诫等在内的责任方式，加害人以独立的个人财产对受害人进行物质和精神损害进行赔偿。对于前几种方式，判决后易于执行，而赔偿损失却不大容易操作。在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法定婚姻关系时，赔偿责任承担的困难主要体现在对夫妻个人财产认定上的困难，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当前法律规定婚姻中财产制度主要存在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两种制度：一、对于夫妻间对财产有特别规定的，只要约定合法，则能认可约定的法律效力，赔偿金可由侵权方从约定属于自己个人所有的财产中支付给对方，转归受害者个人所有。二、夫妻对财产关系虽然没有特别的约定，但是如果侵权方拥有其他依法认定为个人所有的财产或婚前财产足以支付赔偿金的，可以从侵权者的个人财产中直接支付赔偿金归受害方个人所有。三、夫妻间既无特别约定，侵权方又无明确的婚前财产或其他明确的个人财产。在这种情况下，侵权方拥有的只是与受害方共同共有的财产，而这种财产在婚姻关系终止前是不能分割的，所以侵权赔偿难以实现，而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又往往是最为常见的。
根据侵权行为法的基本理论而言，在当事人之间如果产生了侵权之债，由此在夫妻之间产生了债权债务关系，当事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主张损害赔偿的，应当适用侵权行为法的相关规则，当事人可以根据法院的判决协议用夫妻共同财产赔偿，此赔偿额转为受害方个人财产。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协议，一方可以根据法院的判决请求强制执行。
总之，我国目前夫妻财产制的现状的确是婚内损害赔偿执行难的一个主要障碍，但不是婚内损害赔偿制度不能建立的全部原因，相反却是社会各界想要加以克服的一个问题。夫妻个人财产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婚内赔偿判决执行难的现状，使婚内赔偿判决有实际的意义，司法机关通过支持婚内损害赔偿的判决，以强制执行的方式也可以达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惩罚侵权人的违法行为、维系和规范夫妻关系的目的。
综上所述，婚内侵权已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出于传统观念的限制、立法的缺失以及司法实践的困阻等原因，使得婚内侵权这一社会问题迟迟未得到根本解决。婚内侵权赔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实际上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所在。

Ⅲ 婚姻法过错方承担什么责任

法律主观：

我国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因重婚、有配偶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凯做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一规定标志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我国正式确立，在离婚过程中无过错方配偶将有权要求另一方配偶就法定婚姻过错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一制度的确立对完善我国婚姻立法制度、保障婚姻当事人合法权益、抚慰受害人的精神、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维持社会的安定及维护法律的公正形象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上述第46的规定无过错方配偶要请求对方承担婚姻过错赔偿责任必须自身无过错，即请求方如也有过错则不能请求赔偿。笔者认为婚姻法规定的“无过错方”这一概念很难把握，在实践中将使许多受害人无法得到赔偿，也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可操作性大大降低。法律在这里没有明确无过错的内涵是什么，即何为无过错？这里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对另一方配偶的婚姻过错行为的产生无过错，如丈夫实施家庭暴力完全是其性格暴躁的缘故，妻子从来没有骂丈夫，也没有其它任何可能导致丈夫将会实施家庭暴力的行为，这样可以说妻子无过错；第二种理解是赔偿请求提起方对婚姻过错行为的损害结果无过错，即其因为对方的婚姻过错行为受到精神和物质的损害，并导致离婚，对这一结果的发生无过错。以上两种理解存在很大的区别，仍以丈夫实施家庭暴力为例，妻子经常辱骂、冷淡丈夫等行为，可以视为是丈夫实施家庭暴力的原因之一，以第一种理解妻子可能就不是婚姻法中所要求的无过错方，将无权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以第二种理解看，妻子经常辱骂、冷淡丈夫等行为只是损害结果发生的间接原因，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所以妻子依然可以成为婚姻法上的无过错方。但不管我们做哪种理解，新婚姻法以无过错作为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前提都是欠妥的。如以第一种谈孙销解释认定无过错，则在现实中能够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况将是少之又少，因为不管是重婚、同居还是暴力，在复杂的现实中，促使一方做出上述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存在多种原因，如妻子不关心丈夫、有婚外恋、经常无端怀疑、辱骂丈夫等，以第一种解释认定无过错，妻子则显然变成了有过错，无法提出离婚损害赔偿。再者以第一种解释认定有无过错也是与侵权行为法的理论相违背的，侵权行为法上的违法行为和过错都是针损害对结果而言的，违法行为需与结果有因果关系，过错也是主观对结果的一种态度，而非对中间行为而言。以第二种解释认定无过错，则在现实中绝大部分受害人将是无过错的，因为照第二种理解，妻子不关心丈夫、有婚外恋、经常无端怀疑、辱骂丈夫等并不构成侵权法上的过错，妻子不关心丈夫可能是丈夫与她人同居的原因，但却不是妻子因丈夫与她人同居而自身受到受害并离婚的原因，妻子不关心丈夫与其自身受到受害是没有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的，也是妻子无法预料的。但如果以第二种解释认定一方的无过错，无视另一方的诱因行为，对赔偿义务方也是有失公平的。何况，在实践中各种复杂的情形都会出现，要逐一仔细分辨另一方的一些诱因行为是否构成侵权法上的原因也是十分困难的。新婚姻法提出无过错方这一概念是欠妥当的，不管法律将对这一概念做何种解释，都将会对离婚损害赔偿诉讼的一方当事人造成不公。有鉴于此，在法律对无过错方这一概念没有消除之前，在立法没有修改之前，在审判实践中不能拘泥于该条所限制的“无过错方”，而应依照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和民法原则，采取区别过错、过错相抵的原则来裁判案件。只要一方存在四十六条所规定的赔偿情形，另一方不论有无过错及过错大小，都允许其提出赔偿请求，同样，也应允许另一方提出相应的抗辩，并在审判中查清损害的事实，区分过错的有无、大小和程度，在过错相抵之后，由过错大的一方予以赔偿。这样，才能体现审判的公平和公正，才能取得更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法律客观：

新婚姻法过错行为种类：离婚过错方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含游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判定。重婚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结婚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行为，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或者与之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行为。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家庭暴力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以补偿。”该条确立了离婚补偿制度，它是指依法分割夫妻财产时，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可以向另一方要求补偿。补偿是从分割后的财产中支付，分割的财产不足支付的，从其个人财产中补足。这一制度的确立，体现了对当事人在婚姻家庭中所作贡献的客观评价。婚姻家庭生活，要求配偶双方在感情、时间、精力、经济等方面持续不断地投入。但就多数婚姻而言，夫妻对婚姻家庭的贡献与从中获得的利益是不平衡的。实际生活中，承担了较多家庭事务的一方，往往其职业发展和其他方面的发展受到了较大的牵制，而配偶他方，则基于对方的奉献和牺牲，从婚姻家庭中获得了很大的利益。补偿权的建立是男女平等原则的体现，但在实践中付出较多义务方并不能得到补偿。它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不足的方面;一是如何判断一方付出较多义务，当事人难以说清楚。二是请求补偿的金额、方式、期限没有作任何规定，原则性太强将导致法官引用此款时不当侵害另一方的财产利益。鉴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一个方面完善“补偿权”：法院应依职权取证，一般来说，被请求人的社会地位或经济地位明显优于请求人，请求人在承担证明付出义务较多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因此在请求一方能力有限或其他一些原因，法院有时也应根据请求方提供的线索，适用《民事诉讼法》第65条的规定依职权调取证据，法院适当行使调查权有利于弄清事实，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Ⅳ 婚姻法第46条是什么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因一方有四种过错情形之一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可以要求过错方给予损害赔偿，这四种法定过错情形是：

（1）构成刑法上的重婚行为的；

（2）有配偶而与其他异姓同居但尚未构成重婚行为的；

（3）实施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致一方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家庭暴力行为的；

（4）采取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等手段虐待一方或者遗弃一方的。有以上四种法定过错情形之一，经无过错一方请求，过错方应当承担相应的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4)婚姻法侵权扩展阅读

为婚外情调查合同支出的费用不属于《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范畴。

【案情摘要】赵某与何某系夫妻关系。2006年何某怀疑赵某与他人同居生子，何某聘请调查事务所进行调查，费用总计6000元。后调查事务所提供了赵某婚外情及同居生子的证据，何某支付了6000元。何某起诉至法院，要求离婚，分割财产，同时要求赵某支付精神抚慰金50000元及调查费6000元。

【法院处理】法院支持了何某要求判决离婚、分割财产的请求，判决精神抚慰金20000元，驳回了赔偿调查费的请求。

【最高法院民一庭意见】离婚损害赔偿中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的内容均是基于配偶一方导致离婚的过错行为，强调的是对因受配偶侵权行为损害的无过错的配偶提供经济和精神上的救济，为婚外情调查支出的费用不属于《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