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法公约
A. 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中有哪些公约和条约
国际经济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新兴学科。在它的定义、范围、意义、地位问题上存在争议。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之间既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重大区别。国际经济法和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应该是与国内法平行的国际法体系中三个彼此完全独立的法律部门。
[关键词] 国际经济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联系区别国际经济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一个新兴学科。它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它的定义、范围、意义、地位问题上存在着争论。本文试针对争论中的某些具体问题,略抒己见。
一、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关系的几点认识
(一)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关系的三种分歧
国际公法通常简称国际法,在我国国际公法学界,王铁崖先生最早提出的一种观点是比较权威的,即“国际法是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有拘束力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总体。”“国家之间关系就是国际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法律关系,等等。国家经济法关系是整个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国际政治关系是国家之间最活跃的关系,而国际法律关系则是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国际关系。”
关于国际公法调整对象,许多国际公法著作都基本上沿用了王铁崖先生在《国际法》1995 年新版本中的定义:“国际法,简言之,是国家之间的法律,或者说,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法律,是以国家之间的关系为对象的法律……所谓国际法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法律。在国际舞台上除了国家是主要参加者之外,还有其他参加者: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和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
“为了对国际法有一个初步的概念,把国际法看作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有法律拘束力总体,也就够了。”
根据上述定义,人们容易想象国际公法中存在一个国际经济法分支,它是调整国家之间在经济领域关系的公法体系,是国际公法的一个新分支。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的关系是有学术分歧的,具体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国际经济法是国际公法的一个新分支。这种观点认为,国际经济法只是调整国家政府之间、国际组织之间以及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传统的国际法,主要用于调整国家政府之间、国际组织之间以及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政治关系,忽视了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专门用来调整上述国际经济关系的新的法律分支,这就是国际经济法。王铁崖先生在1980 年2 月2 日中国国际法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转变,在国际法上提出了许多经济问题,使国际法的范围扩大了。最近十几年,提出了国际经济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的主张,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国际经济法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其内容范围和体系如何,现在还很难确定。但是,国际经济法的确立是现代国际法的另一主要动向,这是明确无疑的。”王铁崖先生主编的《国际法》1981 年版对国际经济法的定义为:
“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总和。它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以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是一致的,是现代国际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国际经济法的主体与一般国际法的主体也是一致的,就是说,主要是主权国家,另外还有类似国家的政治实体及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梁淑英主编的《国际公法》对国际经济法的定义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国际法的新分支,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包括国家和国家组织,其调整对象限于主体间的经济关系。国际经济法的范围系指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公法规范。”
第二种观点是在国际公法的著作中根本不涉及国际经济法问题。端木正主编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国际法》、刘海山主编的《国际法》、王献之主编的高等政法院校规划教材《国际法》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第三种观点是国际经济法是调整国际(跨国)经济关系的国际法、国内法的边缘性综合体,应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这种观点认为,国际经济法是调整超越一国国境的经济交往的法律规范。它所调整的对象,不仅仅限于国家政府之间、国际组织之间以及国家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包括大量的分属于不同国家的个人之间、法人之间、个人与法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异国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的各种经济关系。这种观点是当前国际经济法学者普遍支持的观点。如陈安:“综上分析,一项普普通通的国际投资活动,一种屡见不鲜的国际经济法律关系,其所涉及和所适用的各门各类法律规范就如此之多。举一反三,由此可以看出:用以调整超越一国国境的经济关系的国际经济法,确实是一个涉及国际法与国内法、‘公法’与‘私法’、国际商法与各国涉外经济法等多种法律规范的边缘性综合体。它是根据迫切的现实需要‘应运而兴’的综合性法律部门;从而,国际经济法乃是一门独立的边缘性法学学科。”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不涉及国际经济法的行为纯属逃避,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故不能采纳。第一种观点国际经济法是国际公法的一个新分支的代表人物王铁崖先生在其主编的《国际法》1995 年版本对国际经济法的定义是:“国际经济法是国际法的一个部门,广泛地说它是规范国家政府、国际组织、私人公司和个人之间的相互经济交易和经济关系的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国际经济法学是以国际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通常所说的国际经济法事实上是指国际经济法学,而非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的形成以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为基础,以跨国界的经济交易和经济关系的存在为前提。”[1](P486)我们把此版本中国际公法定义同国际经济法的定义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对“国际经济关系”一词存在语义分歧。王铁崖先生在解释国际关系时说:“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是国际关系,”这代表了传统国际公法学界对国际关系的解释,那么不同国家的企业、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否也应纳入国际关系呢?王铁崖先生没有也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笔者支持第三种观点。除了将其他两种观点排除外,笔者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中还将充分论证国际经济法应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理性。下面我们将在第三种观点的基础上看一下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的关系。
(二)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的联系和区别
笔者认为,如果国际公法规范是用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属于国际经济法范畴,如果国际公法规范用以调整国际政治关系以及其他非经济关系的则不属于国际经济法范畴。对于那些综合性的国际公约,既用以调整某方面的政治关系,又用以调整某方面的经济关系,则涉及经济领域的有关条款,属于国际经济法范畴,涉及非经济领域的条款属于国际公法范畴。
如果将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的内容作一比较,将会看到有以下重大区别:
第一,权利义务主体不同。国际公法的主体限于国家与各类国际组织(指各国政府之间的各类组织,下同),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则包括国家、各国政府间的经济组织、民间国际商务组织、国际商务仲裁机构以及不同国籍的国民(含自然人和法人,下同)第二,调整对象不同。国际公法传统上主要调整国家之间政治、外交、军事等非经济性质的国际关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领域的国际关系在国际公法调整对象中的比重才有所上升,但并不占主导地位。国际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则突出了国家、国际组织之间关于经济领域的各种关系,排除了它们之间属于政治、外交等非经济领域的各种关系。同时,国际经济法又囊括了大量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与他国国民之间、不同国籍的国民之间的属于经济领域的各种关系。
第三,法律规范的渊源不同。国际公法的渊源主要是各种领域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而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则排除了各种非经济领域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突出了经济性的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同时大量吸收了国际私人商务惯例以及各国国内的涉外经济立法。
综上所述,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虽然两者在部分内容上相互渗透和互有交叉,但两者不能相互取代。简而言之,它们是两种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各自独立的法律部门。
二、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私法关系的几点认识
(一)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私法关系的争议
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私法之间的关系是存在争议的。而争议的原因在于国际私法学界对国际私法的定义和范围有着不同的解释。余先予主编的《冲突法》说:“冲突法的名称出现于世纪,从19 世纪20 年代以后,冲突法在有的著作中又称为国际私法,19 世纪末以来,国际上为了避免或排除国家之间的法律冲突,通过条约统一规定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实体规范,出现了所谓统一实体规范。有些学者认为国际私法除冲突法外,还包括统一实体法。但另有一些学者则仍然主张国际私法仅指冲突法。”
韩德培先生主编的《国际私法》列举了三派主要观点。第一派认为国际私法仅包括或主要包括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冲突规范,该派观点广泛流行于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各国、日本及世界其他地区;第二派认为国际私法不仅包括调整涉外民事法律规范,还包括国际统一实体规范,该派观点出自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一些学者;第三派认为国际私法不仅包括冲突规范、统一实体规范,还包括国内法中专门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实体规范,该派观点则出自前民主德国、捷克和保加利亚的某些学者。在上述三派观点中,第一派观点在国际上是通行的。如果国际私法仅仅包括冲突法的话,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私法的关系就十分清楚了。但韩德培先生主编的《国际私法》对国际私法的定义是:“国际私法是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法的部门。”并且认为:“国际私法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只包括冲突规范和统一实体规范,但鉴于目前还没有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研究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国内法实体规范,因而本书也将涉及一些重要的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国内法实体规范。”此外,该书还对“民事法律关系”一词作了非常广义的解释,即“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是民事法律关系,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可以称之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这里还需要稍加说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是广泛意义上的民事法律关系。”所谓广泛意义上的民事法律关系,“既包括涉外物权关系、涉外债权关系、涉外知识产权关系、涉外婚姻家庭关系和涉外继承关系,也包括涉外公司法关系、涉外票据法关系、涉外海商法关系、涉外保险法关系和涉外破产法关系等。”这样定义下的国际私法通常被称为大国际私法。在这种定义下,经济关系都被称为民事关系,国际经济关系成了国际私法的研究对象。这样,国际经济法概念便失去了其必要性。那么,这样一种大国际私法,一方面,它要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冲突,另一方面,它还要调整涉外所有权关系、涉外债权关系、涉外继承关系、涉外公司法关系……如此庞杂的涉外关系,试问,国际私法一门学科能承担得了吗?
笔者认为,国际私法仍然应该主要解决法律冲突问题。正像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样,一个部门法也不可能解决各方面的问题。虽然近年来的大规模造法运动产生了许多国际统一实体规范,使本来冲突法关注的一些问题发生了变化,但这并不是修改国际私法定义的充分理由。因为一方面解决法律冲突仍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国际法律课题,各国国内立法的增加必然带来新的冲突法问题,国际统一实体规范的出现也带来了国际统一实体规范之间以及国际统一实体规范同国内法之间的冲突问题,国际私法研究对象的这种变化是很正常的,也是所有其他法律学科都会经常遇到的;另一方面,国际统一实体法律规范大量出现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结果,并非国际私法学科解决问题之产物。随着国际统一实体规范的大量出现,必然有与其相适应的新学科出现,国际私法这样一个古典的学科,在内涵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没有必要进行外延式扩张。
(二)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的联系和区别
这里的“国际私法”指的是在世界各国民法和商法互相歧异的情况下,针对含有涉外因素的民法关系或商法关系,指定或确定应当适用哪国的法律,又称“法律冲突法”或“法律适用法”。
作为法律冲突的国际私法,可以分为用于调整国际(涉外)私人间经济关系的法律冲突规范以及调整国际(涉外)私人间人身关系的法律冲突规范。前一类冲突规范用以间接调整超出一国国界的私人间的经济关系,因此应属于国际经济法范畴,而后一类冲突规范由于调整的是人身关系而非经济关系,因此不应纳入国际经济法的范畴。
如果进一步把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私法作一比较,可以看出以下几点重大区别:
第一,权利义务主体不同:国际私法的主体,通常指不同国籍的国民(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以及各种民间性的国际组织机构。国家以及各国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一般不是国际私法的主体,只有当它们不以主权实体的身份而以一般私法法人的身份,从事超越一国国界的经济交往或经贸活动,它们才可能成为国际私法关系上的主体。国际经济法的主体,则既包括经济领域中超越一国国界的“私法”关系上的主体,也包括经济领域中国际公法关系上的主体,即国家以及各国政府间的国际组织。
第二,调整的对象不同:国际私法调整的超越一国国界的私人间关系,可分为经济关系和人身关系两大类。国际经济法则只调整前一类而不调整后一类。如果单从这方面看,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对象的范围,远比国际私法狭窄。但是,由于国际经济法调整的对象中还包括国家、各国政府间组织、不同国籍的国民相互之间大量的经济交往关系。因此,从总体上看,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对象范围又远比国际私法广泛得多。
第三,发挥调整功能的途径不同:国际私法是关于民法、商法的法律适用法,而不是实体法。实体法指的是可以直接地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并解决有关纷争的法律规范,而国际私法是指出应当适用哪国的法律来解决冲突并不直接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或解决有关的纷争。也就是说,国际私法作用的发挥是通过实体法中介来进行的,其调整方式是间接调整。
而在门类繁多、内容丰富的国际经济法的各种规范中,除了一些程序法的规范外,绝大部分都是实体法规范,它在调整过程中,无须经过任何中介,因而是直接调整。
第四,法律规范的渊源不同:国际私法的渊源主要是各国有关法律冲突或法律适用方面的国内立法,并辅以某些有关法律冲突或法律适用方面的国际惯例以及对缔约国有拘束力的具有同类内容的国际条约。国际经济法的渊源则排除了国际私法上述诸渊源中有关人身方面即非经济方面的法律规范,突出了有关经济方面的法律冲突规范。同时大量吸收了属于实体法和程序法性质的、有关经济领域的国际公法规范、国际私人商务惯例以及各国国内的涉外经济立法。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私法,从各自的总体上看,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
两者在部分内容上虽然互相渗透和互有交叉,但两者不能相互取代。简而言之,它们也是两种既有密切关系,又有明显区别的、各自独立的法律部门。
三、国际经济法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我们说国际经济法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主要有以下理由:
(一)国际经济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国际经济关系空前迅速发展的需要
一切理论都是实践的产物,理论总是为了满足一定的实践需要而产生的,关于法学分科的理论也不例外。
早在公元以前,地中海沿岸亚、欧、非各国之间就已出现频繁的国际经济往来和国际贸易活动。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各国商人约定俗成,逐步形成了处理国际商务的各种习惯和制度。这些习惯和制度,有的由有关国家的法律加以吸收,规定为处理国际商务成文准则;有的则由各种商人法庭援引作为处理国际商务纠纷的断案依据,日积月累,逐步形成为有拘束力的判例法或习惯法。可以说,这些商事法规或商事习惯法,实质上就是国际经济法的最初萌芽。
17 世纪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形成,世界各民主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交往空前频繁,国际经济关系空前密切。
自18 世纪以来,世界对外贸易就在数量上存在长期增长的趋势,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世界贸易出口相对于世界生产总值的增长是长期滞后的。这反映了生产国际化还停留在低级的、肤浅的水平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贸易增长率一贯的、持续的超过世界生产增长率。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反映了生产国际化向纵深发展的强劲趋势。国际经济法之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产生,首先就是因为战后国际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给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战后国际经济关系空前迅速发展不仅表现在国际贸易上,还表现在国际投资、国际技术转让、国际融资、国际税收、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等许多方面。这些方面都一再表明战后国际经济关系已经越来越直接、深刻地影响到人们的工作、收入、消费和生活。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必然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为了满足人们对国际经济法律知识的需要,国际经济法必然要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法律学科。
(二)国际经济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有利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与国际经济法三者的协调发展
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后,国际法面对的情况有很大改变。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表现在国际法上,就是国家之间通过缔结条约或创立国际组织来管理企业和私人的跨国经济活动。国际法律规范向纵深发展了,但按照传统的国际法定义,国际法是不研究这些领域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的国际法的研究方法暴露出研究层面单一、缺乏立体性的弱点。所以笔者认为应当把国际法和国际公法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
国际法是相对于国内法而言的一个法律体系的概念,而国际公法则是国际法体系中一个相对与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的部门法的概念。也就是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是国际法这个大体系中的分支。在这个体系中,国际经济法调整国际经济关系,而国际公法传统上只调整国际政治关系,国际私法的范围则只是国际法律冲突问题。这样一来,三者的关系就十分清晰明了了,三者也会在各自的范围内协调发展。
(三)国际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学科是各种国际经济关系内在统一性的需要
反对国际经济法成为一个独立学科,认为国际经济法只不过是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的理由通常是说,只有国际经济法局限为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其所包括的各种法律规范才具有法律特征上的统一性。Schwarzenberger 曾尖锐批评和Langen 的大国际经济法观点,他认为国际经济法这一主题的代价是很高的,国际经济法将面临失去法律统一性的严重危险。CliveM.Schmitthoff 也说:“体现跨国贸易法倾向的国际贸易法,成为私法中的首要部分……我们所在的世界仍然坚实地建立在民族国家观念的基础上,那种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已经陈旧的或过时的概念的看法,是错误的。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和有益的作用,其性质已从作为强权政治的象征转为社会正义的一种手段。”
用上述理由把国际经济法局限为国际公法的一个分支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些理由都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各种调整国际(或跨国)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客体都是统一的———即以企业为主的各种经济实体的跨国经济行为,各种国际经济关系都是企业和其他经济实体进行跨国经济活动服务的。国际经济关系的这种内在统一性,决定了各种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内在统一性。它们统一于共同的主体、客体和为国际市场服务的目标,这种统一决定了国际经济法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四)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方法是特殊的
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它不仅代表了一类新兴的法律规范,还代表了一种新的法学研究方法,或者说是一种新兴的法学观念。西方学者称之为跨国法观念。它集调整各种国际经济关系的国际法渊源、国内法渊源、实体法渊源、程序法渊源于一身,从而使各种国际经济法律关系被作为一个法学研究的整体。一些外国学者称国际经济法的定义的研究方法抛弃了传统法学的局限性,它没有把法律渊源的“国际”
或“国内”性以及法律目的的“公”或“私”性放在首位,而是把各种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把所有参加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都纳入国际经济法。
四、结语
本文并不泛泛地去反对学科划分中人为因素的能动性,问题在于人为因素应该服务于实践的需要。法律学科的划分必须首先根据法律的调整对象来归类,这是最科学的。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国际公法都是调整国际关系的,除法学之外,还有许多学科对国际关系进行分类,国际关系在各种学科中通常总是被分为国际政治关系、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民事关系等,这种分类方法体现了各种国际关系在各自特质上的独立性,因此被广泛接受。国际法学的分类应该与其他学科保持一致。我们并不否认各类国际关系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但在学科分类中,每个学科都应该把属于自己本身的东西和与自己有密切联系的东西区别开来,避免使自己的学科没有明确的边界。
B. 国际经济法概述
一、概述
(一)国际经济法的含义、范围及渊源
国际经济法包括同际货物买卖法、国际技术转让法、国际服务贸易法、国际直接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和围际税法。
从目前的国际实践来看,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制度则可表现为(或产自)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和国内立法等。
(二)国际经济法律关系主体
(1)自然人。
(2)法人。
(3)国家。
(4)国际经济组织。
(三)国际经济法律行为
1.国际经济法律行为的特征
第一,国际经济法律行为是国际经济法主体的行为。
第二,国际经济法律行为是国际经济法所调整的行为。
第三,国际经济法律行为是可以产生国际经济法律后果的行为。
2.国际经济法律行为的分类
(1)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
(2)单方行为和双方(多方)行为。
(3)积极行为与消极行为。
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一)《公约》的适用范围
1.《公约》适用的当事人的范围
本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①如果这些国家是缔约国;或②如果国际私法规则导致适用某一缔约国的法律。
2.《公约》适用的交易范围
公约只适用于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但并非所有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都适用公约。下列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则不适用公约:①购买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销售;②以拍卖的方式进行的销售;③依法律执行令状或其他令状的销售;④公债、股票、投资证券、流通票据或货币的销售;⑤船舶、船只、气垫船或飞机的销售;⑥电力的销售。
3.《公约》适用的权利义务范围
公约只适用于销售合同的订立以及卖方与买方因此种合同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4.《公约》适用的任意性
(1)当事人可以通过选择其他法律而排除公约的适用。
(2)当事人可以在买卖合同中约定部分地适用公约或对公约的内容进行改变。
5.我国对《公约》做出的保留
(1)关于书面形式的保留。我国在核准公约时对此进行了保留,即认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应采用书面的形式,公约有关口头或书面以外的合同也有效的规定对中国不适用。
(2)扩大适用范围的保留。中国主张,只有在合同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为不同国家,且这些国家均为公约缔约国时,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才适用该公约。
(二)《公约》的解释
在解释公约时,应考虑到公约的国际性质和促进其适用的统一以及在国际贸易上遵守诚信的需要。凡公约未明确解决的属于公约范围的问题,应按照公约所依据的一般原则来解决,在没有一般原则的情况下,则应按照国际私法规定适用的法律来解决。
(三)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订立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是通过一方提出要约,另一方对要约表示承诺后成立的。
1.要约
要约是一方当事人以订立合同为目的向对方所作的意思表示。
要约的撤回,是指要约人在发出要约之后,在其尚未到达受要约人之前,即在要约尚未生效之前,取消该项要约,使其失去作用。
要约的撤销,是指要约人在要约送达受要约人后取消要约的行为。
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进行实质性的改变.即构成反要约,也称为还盘。
2.承诺
承诺有效的条件:
第一,承诺须由受要约人做出。
第二,承诺需向要约人做出。
第三,承诺须在要约规定的有效期间做出。
第四,承诺须与要约的内容一致。
承诺可以撤回,只要撤回的'通知在承诺生效之前或与其同时送达要约人。
(四)卖方和买方的义务
1.卖方的义务
(1)交付货物义务;交付货物既是卖方的主要义务,也是其收取货款权利的前提条件。
(2)质量担保义务;质量担保义务是指卖方必须保证其交付的货物与合同的规定相符。
(3)权利担保义务
2.买方的义务
(1)支付货款。
(2)接收货物。
(五)违约救济方法
1.卖方违约的救济方法
(1)要求实际履行。
(2)交付替代物。
(3)修理。
(4)减价。
(5)宣告合同无效。
2.买方违约的救济方法
(1)卖方要求买方履行义务。
(2)宣告合同无效。
(3)卖方自己订明货物的规格。
3.适用于买卖双方的一般规定
(1)中止履行义务。
(2)损害赔偿。
(3)支付利息。
(4)免责。
(5)宣告合同无效的效果。
(6)保全货物。
(六)风险转移
1.风险转移的时间
如果买卖合同涉及货物的运输,自卖方将货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时起,或自卖方在合同约定的特定地点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时起,风险就转移到买方承担。如果卖方有义务在某一特定地点把货物交付给承运人,在货物于该地点交付给承运人以前,风险不移转到买方承担。卖方有权保留控制货物处置权的单据,并不影响风险的转移。
对于在运输途中销售的货物。从订立合同时起,风险就移转到买方承担。但是,如果情况表明有此需要,从货物交付给签发载有运输合同单据的承运人时起,风险就由买方承担。
在其他情况下,从买方在交货时间内接收货物时起,或从买方未接收货物而交货时间届满时起,风险就转移到买方承担。
2.风险转移的法律后果
货物在风险移转到买方承担后遗失或损坏,买方支付价款的义务并不因此解除,除非这种遗失或损坏是由于卖方的作为或不作为所造成。
如果卖方违约构成根本违反合同,不影响货物风险按公约的规定转移给买方,也不损害买方对卖方根本违反合同而可以采取的各种救济方法。
C. 请教关于国际经济法方面的问题
(一),请分析可能涉及到哪些法律问题和国际惯例?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主要涉及的法律有三类:
第一类是国际条约主要有:
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时效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1924年《关于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1978年《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等等。其中,1980《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迄今为止有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国际条约。
我国对《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关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有两项保留:1,必须采用书面形式;2,在我国,该公约的适用范围仅限于营业地点分处于不同的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
第二类是国际贸易惯例主要有:
《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和《华沙---牛津规则》。对于前者,我国在外贸业务中也大量使用。
第三类是有关国家的国内法:
我国对于货物买卖合同所产生的各种关系,主要由《民法通则》、《合同法》来调整。但是,对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尤其是外国当事人,上述规定就很难适用了。
(二),这些法律问题和国际惯例的效力如何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
解答:国际条约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最重要渊源。我国和美国均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缔约国,因此,如果合同中没有排除该条约的适用,即使没有约定也适用该公约。
国际贸易惯例是国际货物买卖法的另一个重要渊源。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内规定采用某项惯例,它对双方当事人就具有约束力。在发生争议时,法院和仲裁机构也可以参照国际贸易惯例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
我国对于货物买卖合同所产生的各种关系,主要由《民法通则》、《合同法》来调整。但是,对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尤其是外国当事人,上述规定就很难适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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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完整的法理简述》
国际货物买卖法的渊源有三:一是国际条约;二是国际贸易惯例;三是 有关的国内法。
一、国际条约
国际条约是国际货物买卖法的重要渊源。有关国际货物买卖法的国际条约主要有: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时效公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1924年《关于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公约》(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1978年《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公约》,等等。其中,1980《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迄今为止有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国际条约。
我国是该公约的成员之一。我国对该公约的态度是:基本上赞同公约的内容,但在公约允许的范围内,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以下两项保留:
1、关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的保留。
按照该公约的规定,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不一定要以书面方式订立或以书面来证明,在形式方面不受限制。这就是说,无论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都认为是有效的。这一规定同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关于涉外经济合同(包括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规定是有抵触的。因此,我国在批准该公约时对此提出了保留。我国坚持认为,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不采用书面形式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是无效的。
2、关于《公约》使用范围的保留。
《公约》在确定其使用范围时,是以当事人的营业所处于不同国家为标准的,对当事人的国籍不予考虑。按照《公约》的规定,如果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营业地是处于不同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又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就适用于这些当事人间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即《公约》适用于营业地处于不同的缔约国家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买卖合同。对于这一点,我国是同意的。
但是,该公约又规定,只要当事人的营业地是分处于不同的国家,即使他们的营业地的所属国家不是《公约》的缔约国,但如果按照国际私法的规则指向适用某个缔约国的法律,则该公约亦将适用于这些当事人之间订立的买卖合同。
这一规定的目的是要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使它在某些情况下也可适用于营业地处于非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买卖合同。对于这一点,我国在核准该公约时亦提出了保留。根据这项保留,在我国,该公约的适用范围仅限于营业地点分处于不同的缔约国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
二、国际贸易惯例
国际贸易惯例是国际货物买卖法的另一个重要渊源。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如果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内规定采用某项惯例,它对双方当事人就具有约束力。在发生争议时,法院和仲裁机构也可以参照国际贸易惯例来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关于国际货物买卖的国际惯例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国际商会制订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该通则制定于1935年,1953年做了修订,近年来为了适用国际货物运输方式的变化和电子技术的发展,又于1980年和1990做了两次修改。现行的文本是1990年修订本。该通则在国际上已获得了广泛的承认和采用,我国在外贸业务中也大量使用。
2、国际法协会1932年制订的《华沙---牛津规则》。该规则是针对CIF合同制定的,它对CIF合同中买卖双方所应承担的责任、风险与费用做了详细的规定,在国际上有相当大的影响。
3、国际商会制订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1993年修订本)和《托收统一规则》。这是两项有关国际贸易支付方面的重要惯例,它们确定了在采用信用证和托收方式时,银行与有关当事人之间的责任与义务,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我国在外贸业务中也普遍使用。此外,还有一些惯例,此处不一一列举。
三,国内立法:
我国对于货物买卖合同所产生的各种关系,主要由《民法通则》、《合同法》来调整。但是,对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尤其是外国当事人,上述规定就很难适用了。
D. 国际经济法:保护国际投资的国际公约是哪4个
保护国际投资的国际投资法体系不止四个公约,它是由调整国际投资关系的国内内法规范和国容际法规范综合形成的一个法律体系,由5个方面构成.
一是资本输出国关于外国投资的法律规范.
二是资本输出国关于对外投资的法律规范.
三是资本输出国与输入国间的双边投资协议.
四是国际投资的多边条约.主要包括:<<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以及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下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服务贸易总协议>>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等.
五是国际惯例.
E. 关于《国际经济法》的问题
内容摘要:《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自1988年生效以来,已成为调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统一法公约。与我国有贸易往来的发达国家,除日本和英国外,均是公约的成员国。可以预计,公约在未来将会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因此,研究公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公约的第一部分(适用范围和总则)是理解和运用整个公约的前提和基础,本文就此展开论述,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the analysis on sphere of application and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sg
abstract: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hereinafter called cisg)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substantative convention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relations since its effect in 1988.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have a wide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are states parties to cisg, excluding england and japan. therefore, the importance of researching cisg is very obviou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discuss part one (sphere of application and general provisions) of cisg because this part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and applying the whole convention.
key words: cisg sphere of application general provisions
一、 公约的适用范围概述。
公约作为统一的国际实体法,可以被当事人直接采用和在一定条件下自动适用,克服了利用冲突法规
则选择准据法的间接性和不确定性,但是公约不能解决所有与国际货物销售相关的法律问题,不仅它本身规定不适用于某些合同争议,而且就销售合同法应有的范围看,公约也仅仅规定了一些主要问题,“本公约只适用于销售合同的订立以及买方和卖方因此种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公约第4条)。至于其他法律问题,如合同的效力、违约金定金条款的效力等,都不属于公约的调整范围,要由相应的国内法去解决。
二、 公约的适用范围中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
1、 公约以营业地位为标准来决定销售合同是否具有国际性,遗憾的是公约没有给营业地下定义,尽
管“公约”起草过程表示永久性的企业是必须的,货栈和卖方代理所都不算“营业所”。由于各国代表对“营业所”有不同的理解,最后的意见是由裁判机关考虑可以界定营业地的相关因素(如组织权限、营业活动情况),在个案(case by case)的基础上确定“营业所”。
当乙方或双方都有一个以上的营业所时,这个“营业所”标准就会引起麻烦。公约第10条第1款规
定:“如果当事人有一个以上的营业地,则以与合同及合同的履行关系最密切的营业地位其营业地┈”以此表明哪一个营业所应被用来确定一项交易的国际性。但即使这样也可能会含糊不清――“营业所指与合同和履行合同关系最密切的那个营业所”(下划线处即笔者强调处)。这样,在有一个营业所与合同的签订关系比较密切而另一个与履行合同义务关系比较密切的地方,关于那个营业所是相应的“营业所”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秘书处评论①指出,“其中的短语‘合同及合同的履行’是指交易的整体,包括与要约承诺及合同履行相关的所有因素。”但是秘书处的评论并非公约的正式评论,实际上,公约没有任何正式评论,因此实践中不同的法院、仲裁庭是否会采纳秘书处评论中所说的从整体性的角度来确定营业所是个未知数。然而,第10条第1款的后一句“但书”又限定了在从多个营业所进行选择时可用的事实,范围定在“当事方”都了解的事实基础上,才能签订有约束力的合同。这就要求谨慎的当事人在合同内明确说明他们认为各方的哪一个营业所与“合同有最密切的关系”,以解决可能的指代不明问题。
2、 根据公约第95条,缔约国可以声明对第1条第1款b项做出保留,以防止公约的扩大适用。中
国做出了保留,因此,中国的“公约”版本就是,当某个合同是由在不同国家有营业所的当事人签订并且只有一个国家是缔约国时,“公约”就不适用了,虽然根据国际私法规则应该实施缔约国的法律。例如:中国一方与在英国(非缔约国)的另一方签定的销售合同不受公约的制约,即使根据国际私法规则可以适用中国的法律。如果中国法律适用,是由国内的《涉外经济法》或《合同法》而非公约来调整双方当事人的合同。即使诉讼是在法国,即一个没有提出这种保留条款的缔约国,为了说明第1条第1款b项,中国不是一个缔约国。但是,如国缔约国没有对第1条第1款b项做出保留,则公约可以通过国际私法规则得以间接适用。例如:当事人甲的营业所在缔约国a而当事人乙的营业所不在缔约国内,a国没有对第1条第1款b项做出保留,合同中也没有法律适用条款,如果仲裁庭根据国际私法规则决定适用a国法律,则应适用公约而非a国的国内法。
3、 公约没有给“销售合同”下定义,因此,它在用于某些种类的交易时就会产生问题。已知的问题
包括“寄售”,即买方可以把任何卖不掉的货物退还;易货贸易或对销贸易,用这种方式把货物兑换成其他货物而不是货币;租赁合同,规定一方将其财产使用权在一定时期内转让给另一方,而收取预定租费的合同。
寄售合同属于委托销售,由于买方没有买断货物,因而货物所有权不发生转移,双方当事人之间不存在买卖关系,公约不适用。
关于易货贸易能否适用公约,则有很大争议。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声明是否将其纳入公约的调整范围,以避免争议。
至于租赁合同,由于租赁期间出租方转让的是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所以,公约不适用。即使是融资租赁合同,承租方在租赁期届满时有优先购买租赁物的权利,也不能掩盖在这种交易中将货物让于他人使用的因数是最重要的这一事实。而且,不管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上都发展了一套区别于货物买卖制度的租赁规则。例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便制定有“国际融资租赁公约”(1988年5月28日)。
此外,关于特许权合同。一般来说,此种合同本身不适用公约的规定,因为此种合同通常并不将货物买卖义务规定为合同的中心,而其中心问题是权利的转让。但是,依据此种合同所进行的货物买卖则属于公约的适用范围。
4、 公约没有给“货物”下定义,而是以排除法,从反面确定公约的货物销售范围。公约第2条分别
按买方购买货物的目的(a项)、货物交易的方式(b、c、d项)、货物自身的性质(e、f项)做出了排除。从公约制定的历史可以看出,公约立法者希望对“货物”作更广泛、更有弹性的解释,以适应国际货物贸易的发展。
5、 公约第三条排除了两种类型的货物销售合同,即第1款的“但书”和第2款的内容,但其用语过
于含糊。第1款中的“大部分”(substantial part)如何判断?是以材料的数量还是以材料的价值来确定呢?有学者认为,确定供应材料的多少一般应以材料的价值来确定。笔者亦同意此种观点。至于多少属于大部分难以预计,应根据具体案件进行衡量,而不应僵硬的坚持以某一个百分比(如50%)为标准。
第2款排除的是供货方的绝大部分义务在于提供劳务或其他服务(如技术知识产权)的混合合同(mixed contract)。“绝大部分义务”(preponderant part of obligations),指的是提供义务的经济价值占整个合同的绝大部分,如果服务部分的价值超过合同总价的50%,公约不适用。例如:计算机软件的卖方为满足客户特殊需要提供经过改制的软件产品,则卖方的主要义务是提供服务,不应由公约调整。但想使公约调整混合合同,除满足上述一个条件外,还须使得供应货物、提供劳务的义务必须同规定在一个合同中,而且两者之间要有紧密的联系,不可分割。公约在这里并没有涉及合同的可分割性的问题,一个合同是否可分割,应由合同适用的国内法解决。秘书处评论公约草案第3条亦表明了这种观点。
6、关于第4条(a)项与第9条第1款规定的关系问题。
公约第4条规定公约不适用于任何惯例的效力,而第9条第1款确认了当事人同意的贸易惯例有约束
力,两者看似矛盾,其实不然。第9条的规定实际上不受第4条规定的影响。第4条(a)项的含义是公约不负责解决贸易惯例的法律效力问题。惯例的法律效力留待合同适用的国内法去处理,如同合同的效力由国内法而非公约决定一样。如果惯例不违反国内法的强制性法律规则以及该国的公共政策,它们就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否则当事人即使选择了惯例也无法律上的效力,不得代替公约或相应的国内法的规定。而第9条体现的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的精神,一项惯例的有效性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是当事人同意采用。由此可见,这两条规定同时存在并不矛盾,调整的是不同方面的内容。我们也可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惯例对合同是否有约束力,首先要看当事人是否将其引入自己的合同之中;其次,要看该惯例与合同所适用的某个国内法是否抵触,是否被该国内法承认。实际上,使用惯例的最大障碍是它在法律上的性质以及各国法院依据本国法对同一惯例所形成的不同解释。
7、 公约第5条规定:“本公约不适用于卖方对于货物对任何人所造成的死亡或伤害责任。”这一条将
公约的调整范围与产品责任法、侵权法区别开来。但公约并未排除缺陷产品给买方造成的财产损失问题,而很多国家的产品责任法也调整财产损失的赔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适用相应的国内产品责任法,还是应适用公约呢?公约第7条第1款,“在解释本公约时,应考虑到本公约的国际性质和促进其适用的统一”,可见应该适用公约,否则会损害公约的统一法的功能。此外,如果买方根据国内的产品责任法或侵权法,可能负有沉重的举证责任(如证明卖方有过错),而适用公约则减少了买方的这种举证责任(无须证明卖方有过错)。
8、 公约第6条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使本来可以由公约调整的合同关系不适用公约,相反的问题是,
当事人能否通过协议使不符合公约条件的合同关系适用公约?这就是所谓的参加公约(opting in cisg)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对于公约第2条(a)项、第4条(a、b)项以及第五条所规定的事项,因为会涉及到有关国家的强制性法律,所以当事人不能通过共同约定来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否则会造成约定无效的后果。至于当事人明确排除第2条(d、e、f)项或第3条的规定,使上述条款中规定的销售适用于合同的管辖,在不违反公共政策、强制性国内法的前提下,似乎应该准许。如果交易与缔约国无关,并且不符合第1条第1款b项规定的情况,此时当事人之间约定适用公约,可能要遭到那些要求交易与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有“合理联系”的国家的反对。再假如只有合同一方在缔约国内,双方约定适用公约,能否得到允许?笔者认为,由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不违反强行性国内法的前提下,已为多数国家所承认,因而这种情况下公约可被允许约定适用。在我国的实践中,内地公司企业与香港、澳门的公司企业之间签订的合同也被视为涉外经济合同,那公约是否可以适用呢?有仲裁裁决表明,这种情况下,公约不能自动予以适用。虽然香港、澳门属于中国,但根据公约第93条,我国政府并未声明公约可用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因而,香港、澳门的公司企业与营业地位于公约其他缔约国的公司企业之间的货物买卖合同,不适用公约。但如果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适用公约,则会被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