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法241条

⑴ 什么是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根本违约制度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是营业地处于不同国家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会涉及许多复杂问题，本文主要依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试图分析根本违约制度。主要从各国类似的相关制度、根本违约的构成、类型、制度价值和后果方面进行初步探讨，得出《公约》的根本违约制度源于英美法，但是吸收了大陆法的合理成分，是当今世界贸易全球化和两大法系融合的产物，促进了合同违约制度的完善。
关键字：根本违约，可预见性，宣告合同无效
一、典型各国的根本违约制度
（一）英国普通法上的根本违约制度。根本违约（fundamental breach/substantial breach）来源于英国普通法，是从普通法中产生的一个分析范畴。对根本违约的判断，最初是根据违约所违反的合同条款的类型，19世纪末开始，英国法院将合同条款依其重要程度分为条件（Condition）和担保（Warranty），区分两者的主要意义在于：条件作为合同中重要的、根本性的条款，违反了条件即构成了根本违约，受害人不仅可以诉请赔偿，而且有权解除合同；而担保作为合同中次要的附属性的条款，只是“某种应该履行，但如不履行还不至于导致合同解除的协议 ”，违反担保，受害人只能请求损害赔偿而不能解除合同。
根本违约适用条件理论的优越性在于确定性，只要确定了违约当事人违反的是条件条款或是担保条款，法院或当事人可以比较容易的对违约行为是否是根本违约，能否解除合同作出判断，减少损失。但是这种理论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就是它存在操作上的障碍，因为在实践中判断区分当事人违反的义务在性质上是属于条件还是担保条款本身就是一个困难，而且，“条件”理论存在的另一个弊端是，只要一方违反了条件，即使对方并未因此遭受损害或损害极其轻微，对方也有权解除合同，这就常常成为对方当事人逃避对自己不利合同的手段，使得根本违约制度并未真正起到限制当事人轻易解除合同的作用。由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法以违约后果为根据，对非违约方的合同解除权加以限制，这主要是所谓的“中间条款”（Intermediate terms， Innominate terms）的合同条款新类型。这类条款比较复杂，无法简单地归入“条件”或“担保”条款。当事人违反这类条款，对方能否解除合同将取决于违约的性质及后果的严重程度。总之，英国普通法在判断是否构成根本违约问题上，经历了一个从以被违反的合同条款的性质为依据到以违约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为依据的过程，目前英国法已经主要是根据违约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来判断根本违约了 .
（二）美国法的重大违约制度。美国法与英国法不同，没有使用“根本违约”的概念，而是采用“重大违约（material breach）”或“根本性不履行（substantial non-performance）”概念，把违约分为轻微违约和重大违约，一般只有构成重大违约，非违约方才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之可能（因为有时即使构成重大违约，非违约方也不能立即解除合同，而应先给予违约方充分的自行补救的机会）。但实质上这一标准不适用于货物买卖合同，如果货物或提示交付的单据在任何方面不符合合同，即使轻微违约，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买方可以全部拒收货物（《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601条）。至于是否构成重大违约，《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次）》第241条规定的主要考虑因素是：（1）受损害方在多大的程度上失去了他所合理预期的从合同中应得到的利益；（2）受损害一方的损失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适当补救的；（3）如果受损害一方终止履行，有过失一方在多大程度上会遭受侵害；（4）有过失一方弥补过失可信度；（5）有过失一方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善意”与“公平交易”准则。那么，法官在判案中认定根本违约时如何具体适用呢？是只具备其中一个因素即可，还是同时具备五个因素才行呢？有没有一个份量比较重呢？纽约州上诉法院法官西巴黎克（Ciparick）在近期的一个案例中指出，是否适用“严重违反合同”理论，首先要看有过失一方会不会遭到难以承受的重大损害（即第3种因素） ；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美国法院在判定重大违约时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是违约的受损害方有权期待从交易中获得的利益在多大程度被剥夺了（即第5种因素） .因之，美国的重大违约作为合同解除权的限制条件不具有绝对性，且其判定标准复杂，缺乏明确的适用顺序，法官对此有充分的的自由裁量权。
（三）大陆法系并无根本违约的概念和统一标准。大陆法系对违约行为是根据债务人违反履行义务的形态来划分的，通常包括给付不能和给付迟延，也兼指给付拒绝和不完全给付。《法国民法典》第1184条虽然规定债权人于债务人一方违约（不论严重是否）时可通过法院来解除合同，但是法国法院往往将债权人不履行义务的行为严重作为合同解除的一个重要判定标准。《德国民法典》第326条及第326条规定了给付不能（包括全部给付不能与部分给付不能）、给付迟延（包括定期债务的给付迟延与非定期债务的给付迟延） 情形的合同法定解除条件，但其实质是以违约后果的严重性（即根本违约）作为判定标准，不过根本违约判定标准是结合具体违约形态的分析来体现的。
我国1999年颁布实施的《合同法》第94条规定了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在参照大陆法系违约解除制度的基础上，吸收借鉴英美法系的根本违约制度，以违约后果为主线，创造了颇具特色的违约解除制度 .
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的根本违约制度
1980 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简称《公约》）吸纳了两大法系立法成果，第25条明确使用了“根本违约”一词，并规定了根本违约的标准界定，即“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以至于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第25条），一般地，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根本违约的概念即用此普遍接受的定义。此外，《公约》于第49条、第51条、第64条、第72条、第73条规定了不履行、迟延履行、瑕疵履行、预期违约场合等可以宣布合同无效的根本违约具体判定标准，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根本违约制度。
三、根本违约的构成
为了在实践中更好的认定根本违约行为，有利于守约方或者法院作出准确的救济措施和判断，有必要分析根本违约的构成问题。对根本违约制度进行了全面规定的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因此下文将主要以《公约》来分析根本违约的构成。
一般的认为，《公约》在根本违约的构成上体现出的一大特色就是采取了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也有学者称之为“可预见性标准的结果主义”，与“单纯结果主义”相对应，后者只需违约后果严重到一定程度，比如“从实质上剥夺对方有权期待的东西”即可，德国和美国都采用此种立法例；而前者不仅仅要求违约后果严重到一定程度，同时需要违约人预见到或者应该预见到如此的后果时才构成根本违约。
（一）根本违约的客观要件是违约后果的严重程度，也就是“实质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这其中可以分解成两层主要的意思：
1、“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这即是指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期待利益，即如果合同得到正确履行时，当事人多应具有的地位或应得到的利益，这是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和宗旨。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它既可以是转售该批货物所能带来的利润，也可以是使用该批货物所能得到的利润，但必须是合同履行后，非违约方确定的应该或可以得到的利益。
2、违约给非违约方造成的损失必须达到“实质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公约》在这里使用了“实质上”（Substantially）一词，著名的“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中对该词条的解释是：“正式用法，意为在数量上和程度上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对这一概念作出一评注：“损害是否重大，应根据每一事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例如合同的金额，违反合同造成的金额损失，或者违反合同对受害人其他活动的影响程度。”理解这种利益的重要性应考虑正常的当事人确切了解合同的目的，对于合同利益的期待，认定“实质上”剥夺的利益应考虑两个方面因素，一方面是受害方损失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合同条款的规定，应考虑合同订立的具体情况，评估当事人是否把相关合同条款看得很重要。但可以说，这样的分析也是比较模糊的，在实践中如何认定可能更多的留给了法官自由裁量。
（二）主观要件是违约后果的可预见性（foreseability）。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当事人根本违约的后果必须是可预知的。对此，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分析：
1、《公约》对根本违约采用了过错原则。《公约》对于一般违约的构成上采取了英美合同法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但对根本违约则采用了大陆法系的过错责任原则，并采用了主客观相结合来确定违约人的过错问题。主观上，“违约方并不预知”其违约行为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例如，违约方并不预知其迟延交货可能会使买受人生产停顿，这样即使违约人的违约行为已经造成了严重后果，但因他主观上不具有恶意，因此并不构成根本违约；客观上，“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的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这种违约行为的严重性，客观标准是对主管标准的限制和合理化，不致使违约方仅以自己主观上没有预见而逃避本来应承担的根本违约的后果。
2、可预见性举证责任的承担。一般的，违约方或者“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能否预见的举证责任是由违约方承担的。这个可预见性的要件称其为主观要件是从违约方角度而言的，只有主体自己才能对其主观意思进行证明，这从人的认识理解常识即可推知了。在违约方无法证明自己的违约后果不具有可预见性时，法律就推断其应当有这种预见性。
3、违约后果可预见性的时间起点标准。这是引起广泛讨论的问题，第25条没有明确规定。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在对公约草案的评注中指出，如当事人对此发生争议，“应由法院裁定”。可见《公约》回避了这个问题而留给各国法院自由裁量。有的学者认为，根据《公约》第74条损害赔偿额的规定，可以推断出违约方预见其违约后果的时间应是在订立合同之时，也有的学者认为应预见的时间“可能包含从订约时至违约时的一段时间” .Honnold教授则指出构成根本违约的“可预见性”应从故意违反合同时起算，“如果卖方故意的背离合同规定延迟交货或发运数量或质量上违反合同的货物并且此时他应该知道这种背离合同将会引起对方当事人严重损害，这种违约就是‘根本性的’”。李巍老师在他的著作中认为“这种观点反映了第25条的本意，是可以接受的”，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买卖双方都可能发生根本违约， Honnold教授仅从卖方违约出发讨论的问题是不是一定有普遍性？同时，教授使用违约方“故意”违约的时间来认定不免给了违约方以主动权而不利于保护非违约方的利益。何时违约方才有故意违约的意思呢？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往往双方当事人处于不同的国家，意思表示的表达和接受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非违约方如果从客观表象来说已经认为违约方的行为构成了根本违约，意图进一步采取措施如宣告合同无效以减少损失，而这时如果违约方指出其没有故意违反合同，那么非违约方是不是就不能宣告合同无效呢？笔者同意一种观点认为，违约方可以预见其违约后果的时间应根据具体案件分为三种：（1）合同订立时；（2）合同订立后，违约行为发生时；（3）违约行为发生后。前两种情况下，如果违约方能够预见到其违约的严重后果，就可以构成根本违约，因为这时违约方应该也能够采取措施不去违约或减轻损失；第三种情况只有在违约方知道其违约的严重后果后有机会提出修补时，才能构成根本违约。比如卖方在交货后，发现货物与合同严重不符，并得知这种不符将给买方带来巨大损失，那么如果存在修补的机会，卖方仍应积极采取措施去修补，经过卖方的努力而使买方没有遭受到严重的损害，则不构成根本违约。如果卖方拒绝进行修补，尽管这种后果在合同订立时或违约时他是无法预见的，仍将构成根本违约。可以说，这种确定标准有一定的合理性，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在实践中的复杂性也关系到根本违约情况的复杂性，如何认定根本违约成立，而使非违约方取得救济权也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四、根本违约的分类
根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时间是预期还是实际不能，以及不能实现的程度是部分还是全部不能之标准，可以对根本违约作以下的分类。
（一）预期根本违约和实际根本违约
1、预期根本违约，也称先期违约（Anticipatory Breach），与实际违约相对应，是指在合同订立后，履行期到来之前，一方表示拒绝履行合同的意图。这是英美法系特有的法律制度，明确可见的有《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609条。大陆法系无预期违约概念，而有与默示预期违约规则相类似的不安抗辩规则。预期违约还可以分为明示预期违约情形和默示预期违约情形。明示预期违约，即合同有效成立后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前，一方当事人明确肯定地向另一方当事人表示其将不履行合同义务时，便构成根本违约，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1853年英国法院在审理Hochster v De La Tour一案中首次确认；默示预期违约，由英国法院在审理辛格夫人诉辛格一案（Synge v Synge）中确认，预期违约方并未将到期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意思表示出来，另一方只是根据预期违约方的某些情况或行为（履行义务的能力有缺陷、商业信用不佳、准备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行为表明有不能或不会履行的危险等）来预见其将不履行合同义务，此时可以终止自己相应的履行并要求对方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供其能够履行的保证，若对方未能在此合理期限内提供履行保证，即构成根本违约，预见方才可以解除合同。
2、实际根本违约
《公约》没有对违约进行具体形态的分类，而是采用了英美法的以结果加可预见性标准来规范根本违约，所以相对于预期根本违约，实际根本违约则是界定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根本违约，也是一般通常意义上讨论的根本违约。大陆法系把违约形态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如给付不能、给付迟延、给付拒绝和不完全给付，因此根本违约也就存在于这些具体的分类形态中。
（二）全部根本违约与部分根本违约
根据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不同，根本违约又可分为全部根本违约与部分根本违约。前者是指致使合同目的全部不能实现的违约行为，后者则指导致合同目的部分不能实现的违约行为。给付不能和给付迟延、给付拒绝和不完全给付及预期违约均存在全部违约与部分违约之分。前述各种具体违约形态根本违约标准之确定，是就全部违约分析而言的。若为部分违约，而合同内容为可分者，致使该合同部分目的不能实现，则构成部分根本违约，债权人可就该部分合同予以解除；但合同内容不可分者，部分违约致使合同目的全部不能实现，则构成根本违约，债权人可就合同全部予以解除（《德国民法典》第325条第1款第3项、第326条第1款第3项、《意大利民法典》第1464条、《日本民法典》第543条、《公约》第73 条）。《公约》第51条和73条则规定了卖方可分割履行的合同和分批履行的合同，只有当卖方的部分违约造成根本违反合同时，买方才有权宣告整个合同无效，否则只能认为是部分的根本违约，可以宣告部分合同或者是某批交货合同无效。
五、根本违约制度的价值
就《公约》而言，根本违约制度的价值在于一方面赋予了非违约方救济的权利，使得违约方根本违约时，非违约方可以请求交付替代物、宣告合同无效或请求赔偿损失等，尽可能的减少根本违约所造成的利益减损，保护非违约方；而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其严格的构成要件实际上限制了非违约方宣告合同无效或是解除合同的权利的行使。对根本违约的判断标准的选择，应力求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以“实质上剥夺了当事人根据合同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 和“可预见性”作为判断根本违约构成与否的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实现了这种平衡。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往往涉及面广泛，而且当事人之间信息沟通较差，履行过程复杂，履行过程中不符合合同的行为会时有发生，如果仅仅因为微不足道的与合同不符的方面而当然的认定违约方根本违约，赋予非违约方以宣告合同无效或解除合同的权利，那么国际贸易的当事方就会对缔结履行合同有所顾虑，这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是不利的。可以肯定的是，各国合同法对于合同基本态度都是尽可能的促使合同有效，以加强经济交往的频繁度，繁荣经济，因此，在规定根本违约制度的时候也需要加以严格限制。
六、根本违约的后果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如果根本违约，其后果就是赋予了非违约的对方当事人救济权利。下文主要分析《公约》对于根本违约的后果方面的规定。
（一）宣告合同无效
这是《公约》的提法，在英美法上，则为“撤销接受”，“拒收”等，此点可见《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601条“拒收”，2-608条“接受的全部或部分撤销”。大陆法一般称之为“解除合同”，包括合同中列明解除权条款或失权条款以及法律规定的法定解除情形。一般认为，《公约》采用“宣告合同无效”的提法，主要考虑到各国国内法对解除的理解和解释有很大差异，适用现有概念可能使人产生误解或混淆，因此采取这一中性概念 ，但这里的宣告合同无效和我国《合同法》上的合同无效制度有不同之处，我国的《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主要强调合同意思表示的非法性，侧重于公法意义上的救济，而《公约》的宣告合同无效则是违约导致合同无效，侧重于私法意义上的救济。公约中根本违约制度的完整建立除了首先明确规定了根本违约的定义外，就是在此基础上根本违约后果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49条、51条、64条、72条、73条的宣告合同无效制度，以及因为宣告合同无效而可以主张的损害赔偿。主要可以分为三类：（1）卖方违约，买方宣告合同无效。其中第49条一般性的规定了卖方不履行合同或者公约规定的义务构成根本违约，买方可以宣告合同无效；第51条是卖方违约中的特殊情况，可分割履行的合同，卖方如果部分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不符，那么买方也可以宣告整个合同无效；第73条（3）相互依存的各批货物，卖方对任何一批货物交付无效时，买方可以宣告整个合同无效（2）买方违约，卖方可宣告合同无效。第64条一般性的规定了买方根本违约，卖方可以宣告合同无效。（3）可适用于买卖双方违约，对方当事人可以宣告合同无效。第72条规定了一方当事人先期违约，构成根本违反合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宣告合同无效；第73条规定了分批交货的合同，一方对某批货物违约，另一方可以宣告该批货物无效，非违约方有合理理由认为今后各批货物将会发生根本违反合同，非违约可以在一段合理时间内宣告合同今后无效。笔者见一些著作中将第73条（3）的规定也一起纳入买卖双方违约，对方当事人可以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但严格按照公约条文的意思，显然仅涉及卖方违约，买方寻求救济的情况。
（二）交付替代物。这是《公约》第46条的规定，卖方交货不符构成根本违约，买方可以请求交付替代物。《公约》赋予当事人的权利不仅仅局限于宣告合同无效，因为很多情况下，非违约方更期待对方能够履行合同，达到缔约目的，而不是在对方根本违约后就宣告合同无效，消灭合同。对于这一点，可以说也是公约的一大特色，一般地，各国在合同法中也都相应规定了“交付替代物”、 “继续履行”等，《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614条中也规定了类似的“替代履行”，我国《合同法》第107条则规定了“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国内法的规定都是建立在违约方未根本违约的基础上的，《公约》赋予了非违约方宽泛的救济选择权，在违约方根本违约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宣告合同无效，也可以请求交付替代物以尽可能的实现合同目的，对此无疑是值得赞赏的。
总结：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是发生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的货物买卖合同。这样的合同往往标的额大，关涉双方重要的经济利益，一旦合同成立生效后，则更期待合同能得到全面适当的履行。然而由于世界市场行情的变化以及当事人之间空间和距离上的隔阂、信息的不对称，从而使合同得不到履行或者得不到全面适当履行的情况时有发生，根本违约也会在所难免，因此，全面适当履行合同义务毕竟是一种理想状态。《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明确规定了根本违约的定义，并辅以宣告合同无效和交付替代物使整个根本违约制度得以完善，成为当今国际贸易交往中得以广泛认可适用的规则，其与各国国内法对合同的规范相结合，促进了国际货物贸易的纠纷的解决和当事人权益的保护。

⑵ 求高手解析合同法第35条，三千字左右。（是合同法！不是劳动合同法！）

《合同法》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解析】本条是对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如何确定合同成立地点的规定。

非要式的合同，一般以承诺生效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要式合同，以要式达成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双方当事人在合同成立以前约定以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以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如果当事人以要约与承诺达成合同后又协商签订合同书的，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合同已于承诺生效时成立，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订立的地点，不适用本条的规定。
本条规定，也适用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成立前约定签订确认书的情况。
此外，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四条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约定的签订地为合同签订地;合同没有约定签订地，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
都是旨在解决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时，如何认定合同签订地的两个特殊问题。一是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与实际签字或者盖章地点不符的问题;二是合同未约定签订地，签字与盖章地点不同，何处为合同签订地。本条规定有效地统一了裁判尺度，规范了司法活动。根据《合同法》第35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然而，世界上的事物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仅凭本条法律还不能解决所有相关问题，需要从审判实践的角度，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加以完善。实务中，合同签订地条款通常是由双方当事人在同一地点订立的，实际签约地与合同签订地条款的记载基本是一致的，目的在于把合同签订地固定化。本条解释针对第一个问题，规定以合同约定的签订地为准，体现了约定优先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符合合同法的自愿原则。因为合同是当事人协议的民事法律行为，既然双方当事人约定了合同签订地条款，该条款就应当对其有约束力。这样规定也便于人民法院查明案件事实。否则，合同签订地条款就会成为无用条款，违背了当事人缔约的本意。
如果双方当事人没有约定合同签订地，进行异地签约，一方先在合同书或者确认书上签字或者盖章，再将合同书或者确认书寄给另一方签字或者盖章，最终完成签约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签字或者盖章后并未达成合意，认定最后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既符合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也符合长期以来的审判实践。1986年4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如何确定合同签订地问题的批复》指出：“凡书面合同写明了合同签订地点的，以合同写明的为准;未写明的，以双方在合同上共同签字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双方签字盖章不在同一地点的，以最后一方签字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该批复与本条解释的规定精神完全一致。
通常情况下，承诺生效的地点是合同成立的地点，亦即当事人经过对合同内容协商后，最终意思表示一致的地点。该地点应确定为合同签订地。对此，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有所不同，在以电报、信件订立合同的情况下，在大陆法系承诺生效采用送达主义，承诺生效的地点为收件人所在地;在英美法系承诺生效采用发信主义，因而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发信人所在地。在我国，法律规定必须办理特定手续才能成立的合同，以办理完特定手续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当事人对合同成立有特别约定的，应以办理完特定手续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譬如，双方当事人约定合同需要经过公证，那么公证的地点为承诺生效的地点，亦即合同签订地。关于合同转让后如何确定合同签订地的问题，应以转让合同共同签字或者盖章的所在地为合同的签订地;异地签订合同的，则以最后一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签订地。
正确认定合同签订地，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处理合同纠纷，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合同签订地是确定合同纠纷诉讼案件的地域管辖的依据之一。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管辖。这样做有利于原告选择管辖法院，贯彻方便诉讼和方便审理的原则;在涉外诉讼中，合同签订地对案件管辖更具有影响力。根据该法第241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有管辖权。由此可以看出，正确认定涉外合同的签订地，不仅可以方便我国当事人诉讼，节约诉讼成本，还能有效地维护我国司法主权，树立我国的法治权威。
第二，合同签订地是选择涉外合同准据法的冲突规范的连结点之一。根据《民法通则》第145条第2款和《合同法》第126条的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如果纠纷在中国法院解决，合同签订地即可作为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连结点，从而适用中国法律。即使合同约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地区法律，如果当事人不能提供，人民法院也无法查明，或者该国法律或者地区法律对此未作规定的，均可直接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处理纠纷。
以订立合同签订地条款、在合同上签字或者盖章等方式认定合同签订地，均以书面合同为前提，因此，本条解释仅适用于订立书面合同的情形，口头合同和其他形式的合同虽然也存在合同签订地，但不涉及签字盖章的问题。根据《合同法》第10条的规定，书面合同形式分为依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当事人约定所采用的两种，是指以文字等可以有形式再现内容的方式达成的协议。采用书面形式，可以使签订的合同规范化，有据可查，有助于防止争议和纠纷的解决。因此，我国许多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了多种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譬如，《物权法》规定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地役权、抵押权、质权等合同，《海商法》规定船舶所有权的转让、航次租船、船舶租用(包括定期租船合同和光船租赁合同)、海上拖航等合同，都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其他法律如《担保法》第13条、《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6条、《合伙企业法》第3条、《商业银行法第》第37条、《劳动法》第19条也规定订立具体合同要采用书面形式。此外，《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第8条也规定订立协议应采用书面形式。这些合同的成立都必须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确认，合同生效的地点应按照本条解释规定的方法来认定。
在合同上订立合同签订地条款、签字、盖章或者既签字又盖章，均不影响对合同签订地的认定，关键是双方当事人在一地还是异地签字或者盖章，异地签字或者盖章的先后顺序。本条解释的目的是认定合同在异地签字或者盖章的情况下以哪个地点为合同签订地。
认定合同签订地还要注意审查两点：第一，合同无效或者未生效。譬如，有证据证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的签字、盖章是假的;第二，当事人规避中国法律强制性或者禁止性法律规范。例如，双方当事人在北京签订了在我国履行的中外合资企业合同，却故意在合同中订立了合同签订地在东京的条款，企图制造连结点规避适用我国法律，对该约定签订地的条款的效力则不予认定。

⑶ 合同法 242条 250条

不矛盾。
《合同法》第~250条，是有关融资租赁合同。
第242条表明，在融资租赁过程中，在租赁期限届满之前，出租人始终对租赁物拥有所有权。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向承租人转移的是租赁物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而不是所有权。出租人的所有权可以对抗包括承租人在内的一切人，当然也包括对抗承租人的其他债权人和承租人破产时的破产清算人。因此，承租人破产时，租赁物不列入承租人的破产财产，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
第250条表明，双方可以就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届满后的所有权问题作出约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所有权则属于出租人。
融资租赁合同不同于普通的租赁合同，它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和租赁物的选择出资购买租赁物，一般情况下是由于A由于资金不足等原因，找了B去购买他所需的物品，B将其购得的物品再出租给A。那么B作为买受人从购买行为中取得了物品的所有权，作为出租人通过转移租赁物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取得租金获利。而A作为承租人，虽然不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但只花了较少的钱就对租赁物进行了占有、使用、收益。
而租赁期间届满，承租人可选择留购、续租或退租。这三种租赁物的处理方式中，出租人更愿意选择留购这一处理方式。留购是指租期届满，承租人支付给出租人一笔双方商定的设备残值(名义货价)，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因为一开始租赁物本身就是根据承租人所需购买的，出租人关心的是如何收回其投入以及盈利，而对租赁物的使用价值没有多大兴趣，所以大多数融资租赁交易均把承租人留购租赁物作为交易的必要条件，约定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的所有权归承租人所有。当然，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所有权自然仍在出租人手中。

⑷ 物权与债权的区别

债权是一种民法上的权利，而债务则是一种民法上的义务。和物权不同的是，债权是一种典型的相对权，只在债权人和债务人间发生效力，原则上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之关系不能对抗第三人。从会计意义看，债权是指单位未来收取款项的权利，包括应收账款、应收票据、预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股利、应收利息和应收补贴款告等。从会计意义看，债务是指由过去交易、事项形成的，由单位或个人承担并预期会计导致经济利益流出单位或个人的现时义务，包括各种借款、应付及预收款项等。有时也指所欠的债。两者的区别如下：1、债权债务是不可以单独存在的。钱是债权人的，他借给债务人。2 、债权是一种典型的相对权，只在债权人和债务人间发生效力，且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之关系不能对抗第三人。3、 债发生的原因在民法通则中主要可分为契约、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和侵权行为;债的灭失则有清偿、提存、抵销、免除等。4、 债权债务中的物权行为客观存在,它是法律行为的一种，只要承认债权与物权的划分,就必然要承认债权行为之外还有物权行为。

⑸ 矿业权转让的法律意见

我国现行的矿产资源所有权和矿业权制度主要散见于
四部法律:
《宪法》、《民法通则》、《物权法》、《矿产资源法》
三部法规:
国务院令240号《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241号《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242号《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
三部国土资源部文件:
——国土资发309号《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197号《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12号《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
现行法律框架对矿产资源所有权性质与归属、矿产资源所有权收益、矿业权属性、矿业权人的权利义务，以及矿业权设立（出让）、变更、转让到终止的申请、审批及登记、矿业权保护等都有规定。

矿业权是探矿权和采矿权的统称。本文所称“矿业企业”是指从事采矿、探矿经营活动的企业。较一般企业而言，矿业企业的主要资产——矿业权较为特殊，律师为此类企业上市提供法律服务除需关注其是否我国《证券法》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暂行办法》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一般性规定以外，还需就其矿业权的取得是否合法进行专项核查，并出具法律意见。正是基于矿业权的特殊性，上市公司的相关监管部门相继出台了上市公司矿业权信息披露规范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08年8月8日颁布了《上市公司临时公告格式指引第十八号：上市公司矿业权的取得、转让公告》，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08年8月25日颁布了《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矿业权相关信息披露》。此两份信息披露指引均规定上市公司需委托律师就其矿业权的取得或转让出具法律意见书，并规定了相关披露要点。该信息披露指引虽是针对已上市的公司拟取得或转让矿业权而作出，对于拟上市的矿业企业而言，该信息披露指引仍是律师发表意见的依据。
笔者现参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述规定，并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就律师在为矿业企业上市提供专项服务中需重点关注的矿业权取得方式的合法性问题进行解析。
从立法上来看，我国矿业权取得制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第一阶段为行政无偿授予阶段（1986年至1996年），取得矿业权无需支付对价，且不得转让矿业权；第二阶段为矿业权有偿出让并允许矿业权流转阶段（1996年至2003年），此阶段形成了矿业权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其中，矿业权一级市场以行政有偿授予为主、招标授予为辅；第三个阶段为矿业权一级市场强制“招拍挂”阶段（2003年至今），在此阶段，取得矿业权以有偿出让为主、协议有偿出让和申请在先有偿出让为辅，矿业权二级市场流转制度不变。因此，衡量矿业企业矿业权的取得方式是否合法需根据该矿业权的形成时间并结合当时的法律规定来判断。
一、1986年3月19日我国颁发了《矿产资源法》，1996年10月1日我国对《矿产资源法》进行了修订。在此次对《矿产资源法》进行修订之前，我国实行的是无偿行政授予矿业权制度（主要是无偿授予给国营矿山企业），且禁止矿业权流转，因此，此阶段不存在通过转让方式获得矿业权的情形。
（一）修订前的《矿产资源法》第四条规定，国营矿山企业是开采矿产资源的主体；第三十四条规定，国家鼓励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开采国家指定范围内的矿产资源，允许个人采挖零星分散资源和只能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以及生活自用采挖少量矿产。修订前的《矿产资源法》第三条还规定，采矿权不得买卖、出租，不得用作抵押。因此，此阶段只存在着国家无偿授予国营企业采矿权、乡镇企业、个人采矿权的情形。
（二）修订前的《矿产资源法》并未规定授予矿业权需要向企业收取使用费以及价款，仅在第五条规定“国家对矿产资源实行有偿开采。开采矿产资源，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因此，此阶段的矿业权属于无偿行政授予。
律师对于在此阶段取得矿业权的企业的矿业权的审查主要应关注其是否取得了相应的行政审批手续以及矿业企业是否按规定缴纳了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
二、1996年10月1日我国对《矿产资源法》进行了修订，国务院随后相继颁布了有关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实行矿业权有偿取得制度，企业需按规定缴纳矿业权使用费、矿业权价款。在取得方式上，规定了以申请取得为主的行政授予方式，并首次规定矿业权可以通过招标投标的方式有偿取得（需注意的是，在此阶段，矿业权的“招拍挂”并非强制性规定），同时还允许矿业权的有条件转让，由此，在本次对《矿产资源法》进行修订后，矿业权的取得出现了“二级市场”（即矿业权的流转市场），矿业权的有偿出让则属于“矿业权一级市场”。
（一）1996年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第十五条规定了以申请方式获得行政审批授予矿业权的出让方式，即，设立矿山企业，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并依照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由审批机关对其矿区范围、矿山设计或者开采方案、生产技术条件、安全措施、环境保护措施等进行审查；审查合格的，方予批准。第六条规定，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探矿权人在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后，经依法批准，可以将探矿权转让他人；已取得采矿权的矿山企业，因企业合并、分立，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或者因企业资产出售以及有其他变更企业资产产权的情形而需要变更采矿权主体的，经依法批准可以将采矿权转让他人采矿。
（二）为进一步明确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中关于矿业权申请、转让以及有偿取得等内容，1998年2月12日国务院颁布了《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等三个行政法规。《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规定，探矿权可以通过招标投标的方式有偿取得；国家实行探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探矿权使用费以勘查年度计算，逐年缴纳，申请国家出资勘查并已经探明矿产地的区块的探矿权的，探矿权申请人除需缴纳使用费外，还应当缴纳经评估确认的探矿权价款。《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国家实行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采矿权使用费按照矿区范围的面积逐年缴纳，标准为每平方公里1000元。第十条规定，申请国家出资勘查并已探明矿产地的采矿权的，除需缴纳采矿权使用费外，还应当缴纳经评估确认的采矿权价款；第十三条规定，采矿权可以通过招标投标的方式有偿取得。
（三）2000年10月31日国土资源部颁发了《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规定，矿业权的出让可以采取批准申请、招标、拍卖等方式，矿业权的转让可以采取出售、作价出资、合作、重组改制等形式，矿业权的出租、抵押按照矿业权转让的条件和程序进行管理，由原发证机关审查批准。该规定并未对矿业权出让需进行招拍挂作出强制性规定，批准申请仍然是矿业权出让的主导方式。
国有主体转让矿业权是否需按《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履行“招拍挂”呢？
2003年12月31日国资委、财政部联合下发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财政部第3号令），该办法规定，除经省级以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可以协议转让的外，企业国有产权的转让应在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中公开进行。那么，国有企业转让其矿业权是否需要遵守该办法的规定履行“招拍挂”的程序？笔者认为，矿业权的“招拍挂”已有国土资源部颁布的《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自2003年8月1日起施行）予以规范，如转让矿业权并不属于该办法规定的需要履行公开“招拍挂”程序的情形，则即便转让主体是国有企业，也无需按照国资委、财政部第3号令的要求公开“招拍挂”。笔者曾到某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进行过咨询，其审批流程也印证了笔者的上述观点。
对于此阶段通过一级市场取得矿业权的企业，律师主要应关注其是否取得了国土资源部门的审批，是否按规定缴纳了矿业权使用费、矿业权价款，通过二级市场转让方式取得矿业权的企业，应关注其转让手续是否完备，转让程序是否合法，通过二级市场租赁取得矿业权的企业，应着重关注租赁行为是否取得了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批准。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通过二级市场转让取得采矿权的，应重点关注矿业权转让合同是否取得了审批机关的批准。国务院1998年2月12日发布的《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申请转让探矿权、采矿权的，审批管理机关应当自收到转让申请之日起40日内作出准予转让或不准转让的决定，批准转让的，转让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我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笔者在为某上市公司并购矿业企业提供专项法律服务的实践中曾碰到这样一则案例。某国有企业A公司与某民营企业B公司以协议方式将采矿权转让给B,经国土资源部批准，B公司获得了采矿权许可证。但A公司与B公司另外还签有一份采矿权转让协议，约定采矿权转让的年限为20年，20年期限届满后，B公司需将采矿权转回到A公司名下。在该项目中，笔者需对B公司采矿权的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笔者认为，B公司已经审批机关同意获采矿权，其获得的采矿权合法有效，且其采矿权的许可期限应以国家法律规定为准；对于其与A公司另行签署的附期限的转让合同，由于未到国土资源部办理报批手续，属于“未生效的合同”，不能作为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也就是说，在该约定的20年到期后，除非B公司与A公司就转让合同重新报审批机关审批并获得批准，否则，A公司无权要求B公司到期将采矿权转回到A公司名下。
另外，关于股权转让是否视为采矿权转让、是否需要履行采矿权转让审批手续问题。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如矿业权持有人的股权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导致矿业权持有人形式虽未变，但矿业权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应认定为属于矿业权的转让行为，即名为股权变动，实为矿业权转让，需履行有关矿业权转让的报批手续。笔者认为，此种观点目前尚缺乏法律依据，股权转让只需按照《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登记即可。
三、2003年6月11日，国土资源部颁布了《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自2003年8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规定，主管部门对于符合规定情形的新设矿业权应当以“招拍挂”方式授予。在该办法生效以后，矿业权一级市场的取得方式进入以招拍挂有偿出让为主、协议有偿出让和申请在先有偿出让（申请在先有偿出让仅指探矿权出让）为辅的阶段。
（一）关于矿业权一级市场中的强制“招拍挂”。
1.《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在新设探矿权、采矿权时，符合该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情形的，应当通过招拍挂的方式授予探矿权、采矿权；对于符合该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范围，且有该办法第九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通过招标的方式授予探矿权和采矿权。
2.2006年1月24日，国土资源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该通知按照《矿产勘查开采分类目录》中的矿产分类对矿业权的强制“招拍挂”进一步作出了明确规定。
（二）关于矿业权一级市场中的申请在先出让（仅指探矿权）和协议出让探矿权、采矿权。
2006年1月24日国土资源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规定，属于《矿产勘查开采分类目录》规定的第一类矿产的勘查，并在矿产勘查工作空白区或虽进行过矿产勘查但未获可供进一步勘查矿产地的区域内，以申请在先即先申请者先依法登记的方式出让探矿权。
该通知还规定，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探矿权采矿权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批准允许以协议方式出让：国务院批准的重点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和为国务院批准的重点建设项目提供配套资源的矿产地；已设采矿权需要整合或利用原有生产系统扩大勘查开采范围的毗邻区域；经省（区、市）人民政府同意，并正式行文报国土资源部批准的大型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国家出资为危机矿山寻找接替资源的找矿项目。协议出让探矿权采矿权，必须通过集体会审，从严掌握。协议出让的探矿权采矿权价款不得低于类似条件下的市场价。
该规定中，关于已设采矿权的矿区的毗邻区域，采矿权人取得新的采矿权的方式其实是属于一种以协议方式优先获得矿业权的特殊情形。2003年6月11日国土资源部颁布的《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条规定，符合矿产资源规划或者矿区总体规划的矿山企业的接续矿区、已设采矿权的矿区范围上下部需要统一开采的区域，主管部门不得以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授予采矿权。因此，除非采矿权人自愿放弃协议取得采矿权的权利，采矿权人是有以协议方式优先受让其矿区毗邻范围的采矿权的。
对于在该办法施行以后以出让方式在矿业权一级市场取得矿业权的企业，律师应重点关注其矿业权是否属于应当履行“招拍挂”程序的项目以及是否履行了规定程序；如属通过协议出让方式取得的矿业权，则律师需要关注其是否符合协议出让的条件；如属申请在先取得探矿权的，律师需要关注其申请、报批文件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对于在这一阶段通过矿业权二级市场以转让、租赁方式取得的矿业权，律师仍需以1996年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1998年2月12日国务院颁布的《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以及2000年10月31日国土资源部颁发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审查其转让行为是否符合规定。
四、关于探矿权人通过申请直接取得采矿权的特殊情形（即“探转采”）。
1996年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第六条规定，探矿权人有权在划定的勘查作业区内进行规定的勘查作业，有权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的采矿权。2000年10月31日国土资源部颁发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六条规定，在探矿权有效期和保留期内，探矿权人有优先取得勘查作业区内矿产资源采矿权的权利，未经探矿权人的同意，登记管理机关不得在该勘查作业区内受理他人的矿业权申请。2003年6月11日国土资源部颁布的《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第十条规定，探矿权人依法申请其勘查区块范围内的采矿权的，主管部门不得以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授予采矿权。2006年1月24日国土资源部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业权出让管理的通知》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探矿权人申请其勘查区块范围内的采矿权，符合规定的，应依法予以批准，切实保护探矿权人的合法权益。上述规定表明，国家对于“探转采”的申请只要符合条件的，即应予以批准。
“探转采”是否需缴纳价款呢？财政部、国土资源部2008年2月28日联合下发的《关于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第六条作出了规定，对于国家出资勘查矿产地的探矿权已转为采矿权，既未缴纳探矿权价款也未缴纳采矿权价款的，采矿权人应缴纳采矿权价款；对本应设置采矿权却设置了探矿权的，应缴纳采矿权价款，已缴纳过探矿权价款的，可从应缴的采矿权价款中扣除。
对于企业系以“探转采”方式取得采矿权的，律师应关注原探矿权取得过程，核查该探矿权的取得以及“探转采”是在上述哪一个阶段完成，对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核查其是否履行了相关报批手续。

⑹ 比较我国合同法与CISG的区别和联系

一、合同的订立
如果比较 CISG 第二部分“合同的订立”( 第 14 条 － 第 24 条)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订立”( 第 9 条 － 第 43 条)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合同法对于 CISG 规定作了相当充分的借鉴和吸收。比如，关于要约是否具有拘束力以及要约是否可以撤销，这是合同缔结法统一化过程中遇到的最为困难的问题之一，因为不同国家的做法并不一样。CISG 第 16 条等规定反映出了调和不同见解的意图，第 1 款以要约可撤销为原则，不过，它对这一原则作了限制。中国原来的民法理论受德国民法理论的影响，承认要约的形式拘束力[4]290，目的在于保护受要约人的利益，维护正常交易的安全。不过，中国合同法并没有明文规定要约的形式拘束力，而是参考了 CISG，规定了要约的撤回及撤销，惟对此作了若干的限制( 中国合同法第19 条) 。
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国合同法“总则”与“分则”的结构，就会明白，该法规定的合同的订立并不限于买卖合同，而是对于所有的合同都可以适用的。
二、合同解除
( 一) 根本违约
根本违约( fundamental breach) 的思想被中国合同法接受了，体现在第 94 条第 2 － 4 项。但是，与 CISG 第 25 条相比，二者有一些差异。其一，CISG 第 25 条对于根本违约的构成作了限制: “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这在中国合同法中是没有的。对于这一差异，有的学者指出: “我国法律规定对根本违约的判定标准不如《公约》那么严格，没有使用可预见性理论来限定根本违约的构成，只是强调了违约结果的严重性可以成为认定根本违约的标准。这实际上是抛弃了主观标准，减少了因主观标准的介入造成的在确定根本违约方面的随意性以及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因素。”（注：参见王利明: 《合同法新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4 页; 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7 － 288 页。中国学者对于公约第 25 条“可预见性”要件的理解，在公约起草时便已有同类观点存在。Schlechtriem 教授对此指出，这个概念更容易被错误地理解为主观归责因素。由于这里最决定性的问题是对合同以及约定的义务的解释，所以最终涉及的就是对每一项义务违反所产生的影响的证明和举证责任。参见[德]彼得·施莱希特里姆: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评释》，李慧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8 页。）其二，对于所违反的合同义务，CISG 没有进一步要求，只强调其结果（被违反的义务是( 用德国法术语) 主要义务( Hauptpflicht) 抑或是附随义务( Nebenpflicht) ，是给付义务( Leistungspflicht) 抑或是保护义务( Schutzpflicht，参照德国民法第 241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 ，是无所谓的; 附随义务( 或许宜称为附加义务) 也可能对债权人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可能决定合同“应存续抑或解消”。Vgl． Peter Schlechtriem，Internationales UN － Kaufrecht，4． Aufl． ，2007，Rn 114．）;中国合同法第 94 条第 2 项和第 3 项强调了违反的是“主要债务”，同条第 4 项则未再要求“主要债务”，中国的学说解释亦承认在个别场合，附随义务违约亦得构成根本违约，发生解除权[5]462。
( 二) 协议变更或者终止合同
CISG 第 29 条第 1 款规定，合同只需双方当事人协议，就可更改或终止。类似的规则在中国合同法中规定在第 77 条第 1 款和第 93 条第1 款。二者的差异是，CISG 第29 条第2 款规定，规定任何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必须以书面做出的书面合同，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更改或根据协议终止。但是，一方当事人的行为，如经另一方当事人寄以信赖，就不得坚持此项规定。中国合同法对于合同的协议变更或者解除，并没有规定类似的规则。但是，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有特别的约定，要求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的协议须采取书面形式，该约定仍有效力。另外，依中国合同法第 36 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该规定也可以适用于当事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协议，最终的效果，与 CISG 相去不远。
( 三) 解除通知的生效
依 CISG 第 26 条及第 27 条，解除合同的声明须向相对人发出通知，方始有效。依通常解释，该 通 知 不 以 送 达 为 生 效 要 件[6]48。依Schlechtriem 教授的观点，从 CISG 第 26 条及第27 条本身的措辞和制订者们的本意出发，应该确认意思表示是从发出时生效的。尽管他本人从法的应然性角度出发，赞同 Neumayer 的观点，即形成权性质的意思表示不应当被视为在受领 人 完 全 没 有 知 晓 的 情 况 下 就 可 以 生效[6]109。而依中国合同法第 96 条第 1 款，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在这一点上，中国合同法与 CISG 存在差异。
( 四) 解除的法律后果
中国合同法第 97 条和第 98 条的规定与CISG 第 81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规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差异体现在，CISG 规定“如果双方都须归还，他们必须同时这样做”。中国合同法没有这样明文的规定，学者解释上主张，可以类推适用合同法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规定( 第 66条)[5]263。
CISG 第 82 条规定了买方丧失宣告合同无效或者要求卖方交付替代货物的权利。类似的规则在中国合同法上并不存在。在学者解释上，学者指出，《德国债务法现代化法》废止了原来民法典第 350 －354 条，于第 346 条第 2 款规定了以作价偿还来代替返还，解除权并不消灭。德国法的这一转向，殊值重视。我国《合同法》就上述问题，未设明文规定，可以视为法律漏洞，在填补漏洞时，宜取法德国新法做法，不以因解除权人的事由使受领的标的物严重毁损灭失或者其他事由不能返还，作为解除权消灭的原因，而应当肯定解除权人仍保有其解除权，但行使解除权后须对受领的标的物作价偿还[5]484。
三、违约责任与免责
( 一) 关于先期违约
CISG 第 71 条和第 72 条是对先期违约( an-ticipatory breach) 的规定，同时，第 71 条也吸收了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 Unsicherheitseinrede) 的内容[6]256。在中国合同法中，一方面规定了不安抗辩权，另一方面，也吸收了发端于普通法的先期违约制度。与 CISG 相比，一个形式差异在于，中国合同法并非规定在并排的两个条文，而是在不同的地方，规定了这两个制度，分别是第 68条、第69 条、第94 条、第108 条。
由于混合继受了两个法系的相似的制度，所以，中国合同法上述条文的解释适用遇到了问题，有的学者认为这里存在一些冲突或者不和协，特别是对于默示的拒绝履行场合的解除，是否需要经过催告及合理期限，在第 94 条第 2 项的规定上没有反映出来。在学说上，有见解主张宜采体系解释方法，对于94 条 2 项中“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形，在解释上应参照第69 条，进一步要求解除权的发生以“催告”为前提[5]462。这一解释结论，如果对照 CISG第72 条的规定，也可以进一步获得印证。
( 四) 要求特定履行
关于特定履行( specific performance) ，CISG采取折衷方案( 第 28 条) ，以“法院没有义务做出判决，要求具体履行此一义务”为原则，以“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对不属本公约范围的类似销售合同愿意这样做”为例外。CISG 第46条规定了买受人的履行请求权，第 62 条规定了出卖人的履行请求权。中国合同法第 107 条作为违约责任的一般条款，并列规定违约方“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肯定非违约方有履行请求权，在通常解释上，非违约方原则上有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法院对于非违约方的选择有一定的裁量权。中国合同法第 109 条规定了金钱之债的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第 110 条规定了非金钱之债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这种区分，虽然可以从形式上能够分别对应于 CISG 第46 条和第62条，从实际内容上看，似乎没有鲜明的受 CISG影响的痕迹。
中国合同法第 110 条针对非金钱债务规定了三种排除履行请求权的情形: ( 1) 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 ( 2) 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 ( 3) 债权人在合同期限内未要求履行。与之相比，CISG 虽未作相似的规定，但通过解释，也可以获得相似的效果。比如，学者指出，在 CISG 中在货物交付原始不能场合并不妨碍合同成立，由此引发是否可能就不能的给付请求履行的问题，不过，参照CISG 第 46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有排斥对于出卖人过酷且不合理的要求交付代替货物以及要求修理的意旨，故应解释为，对于不能义务的履行请求不予承认[7]22。
中国合同法第 111 条针对质量不符合约定，规定了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其中的“修理、更换、重作”属于强制履行的表现形态[8]314，被称作“补救的履行请求”[5]543。CISG 第 46 条第 2 款规定了更换，同条第 3 款规定了修理，并分别规定了相应的请求权要件，前者要求“此种不符合同情形构成根本违反合同”，且要求“必须与依照第 39 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通知发出后一段合同时间内提出”; 后者要求“必须与依照第 39 条发出的通知同时提出，或者在该项通知发出后一段合同时间内提出”。与之相比，中国合同法第 111 条的规定比较富有弹性，“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救济方式，这里的“合理”一词，其实也是在赋予裁判者以裁量权。另外，修理、更换、重作，作为强制履行的表现形态，也要适用《合同法》第 110 条对履行请求权所做的限制[5]546，包括“债权人在合理期限内未要求履行”场合( 第110 条第3 项) ，排除债权人的履行请求权。值得探讨的是，《合同法》第 110 条第3 项与《合同法》第 158 条所规定的检验期间( 瑕疵发现期间) 的关系。我个人初步的意见是，二者所规定的属于同一类性质的问题，可将前者理解为一般规定( 在总则部分) ，将后者理解为特别规定( 在分则部分) ，并依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解决( 三) 减少价款
CISG 第 50 条规定了减价 ( price rec-tion) ，就此规定，是理解为对于大陆法继受自罗马法的减价之诉( actio quanti minoris) ，抑或理解为合同改订的一种情形，抑或理解为普通法( common law) 中的一种损害赔偿，看法并不统一。大陆法圈的文献倾向于持“合同的一部解除”或者合同改订的观点加以说明; 而在普通法圈中，一方面引用大陆法圈的见解，又以之可以通过本来的损害赔偿加以处理，对于减价规定的设置表示怀疑，这样的文献也是存在的。不过，也有学者提示，从 CISG 对于条文的安排来看，减价( 第 50 条) 被放在合同解除( 第 49 条) 与出卖人的一部不履行( 第51 条) 之间，故将减价放在合同的一部解除( partial avoidance) 的位置上，也是可能的[7]24。
中国合同法在总则第 111 条规定了“减少价款或者报酬”，在立法体系安排上，将减价规定在合同法总则，而不是像德国民法第 441 条规定在“买卖”部分（注：对于德国新债务法的规定，Zimmermann 教授不无遗憾地指出，鉴于新债务法起草人的总体目标是尽可能地将对于隐蔽瑕疵的责任统合进规范违约的一般制度，看到在新的德国民法典中保留着分裂着的减价规定，真是让人吃惊。See Reinhard Zimmermann，TheNew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pp． 115 － 116．）。中国的学说对于减价的探讨尚不多见，既有的探讨将减价权理解成为一种形成权，同时认为与其将减价权建构在“一部解除”思想之上，不如建构在“合同变更”思想之上[9]21。
( 四) 损害赔偿
如果卖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受方可以按照公约第 74 条至第 77 条的规定，要求损害赔偿( CISG 第 45 条第 1 款 b项) 。如果买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约中的任何义务，卖方可以按照第 74 条至第 77 条的规定，要求损害赔偿( CISG 第 61 条第 1 款 b项) 。CISG 第 45 条第 1 款 b 项所规定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所基于的原理是，卖方担保其对于合同义务的履行。该责任并非基于过错、在卖方控制下的特定情事的存在或者关于履行的特别合同担保，而只是由于不履行合同义务而产生责任。如果不履行是由于第 79 条所谓的无法预见的客观障碍，则不产生损害赔偿义务（注：See Hub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45 Rn 37 － 38． Vgl． auch Müller － Chen in: Schlechtri-em / Schwenzer ( hrsg． ) Kommentar zum Einheitlichen UN － Kaufrecht，5． Aufl． ，2008，Art． 45 Rn 8．）。在 CISG 第 61 条第 1 款，违约亦无须是由于买方的过错，尽管人们须意识到存在着依第 79 条和第 80 条免责的可能（注：See Hag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61 Rn 2．）。CISG 就违约方损害赔偿责任的发生，不以过错为要件，但有免责的可能，这种规定在中国被称为“严格责任”，并被认为是合同法的发展趋势，进而影响到了中国《合同法》的起草[10]45。对此，虽有中国学者从立法政策立场提出反对意见，（注：参见崔建远: 《严格责任? 过错责任?》，载《民商法论丛》第 11 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0 页以下; 韩世远: 《违约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8 页以下。）《合同法》第107 条最终并未将“过错”作为违约责任或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在这点上，应该承认中国合同法确实受到了 CISG 的影响。
CISG 第 74 条规定确定损害赔偿范围的可预见性规则( foreseeability) ，这一规定被中国合同法第 113 条第 1 款完全吸收。CISG 第 75 条规定的替代交易场合的损害赔偿计算方式、第76 条规定的未从事替代交易场合依时价计算损害赔偿的方法，在中国合同法中虽未明确规定，在中国实务中的做法，也是大致相当。CISG第 77 条规定的减轻损害规则，中国合同法第119 条的规定与之大致相当。
( 五) 免责
CISG 第 79 条规定的免责事由是“不能控制的障碍”( an impediment beyond his control) ，中国合同法规定的免责事由则是“不可抗力”( force majeure) 。后者被定义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第 117 条第 2款) ，而 CISG 所用的不是 and，而是 or。因而，中国合同法上的免责事由被限定得严格。CISG 第 79 条第 5 款规定，“本条规定不妨碍任一方行使本 CISG 规定的要求损害赔偿以外的任何权利”。这包括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中国合同法第 94 条第 1 项规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而，二者在这点上是共同的。
四、买卖合同
( 一) 买卖的标的物
CISG 所规定的买卖的标的物，正如其名称所反映出来的，是货物( goods) ，同时 CISG 又明确排除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经由拍卖的销售、根据法律执行令状或其他令状的销售、公债、股票、投资证券、流通票据或货币的销售、船舶、船只、气垫船或飞机的销售、电力的销售( CISG 第 2 条) 。
中国《合同法》所规定的买卖的标的物是有体物，并不包括权利。这里的有体物，并不以动产为限，尚包括不动产。当然，土地不能成为买卖的标的物( 只是土地使用权可以流转) ，故这里的不动产主要指房屋之类建筑物。这里的买卖，既可以是商事买卖，也可以是民事的买卖，包括消费者为买受人的买卖。拍卖只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买卖。
( 二) 卖方的义务
卖方的义务( CISG 第 30 条、中国合同法第135 条、第 136 条) 、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地点( CISG 第31 条、中国合同法第 141 条) 、出卖人交付标的物的时间( CISG 第 33 条、中国合同法第138 条、第 139 条) 等，中国合同法学习了 CISG。
( 三) 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统合入违约责任
中国法是大陆法系大家庭中的一员，因而，起源于罗马法的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便很容易被想当然地以为存在于中国法中。这一问题，在中国统一的合同法之前，学说上存在分歧。中国合同法第 153 条规定了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出卖人提供有关标的物质量说明的，交付的标的物应当符合该说明的质量要求。第 155 条规定，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买受人可以依照本法第 111 条的规定要求承担违约责任。第111 条是合同法总则“违约责任”章中的一个条文，它规定: “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 61 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对于中国合同法的上述规定，尽管有个别学者认为瑕疵担保责任在中国合同法上相对独立，它与一般的违约责任竞合，买受人可以根据个案择一而主张[11]，主流的学说则主张出卖人的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在中国合同法上已被统合进了违约责任，中国法奉行的是违约责任“单轨制”，而不是违约责任与瑕疵担保责任并存的“双轨制”[12]。中国合同法的这一立场，实际上是学习了 CISG。违反 CISG 第 35 条第 1 款而质量不符的情形，既可以包括有瑕疵的履行( peius) ，也可以包括给付他种物( aliud) ，且均可因瑕疵通知期间的徒过( 错过责问 Rügeversaeumung) 而“治愈( geheilt) ”[6]123。同样，依中国合同法第 158条，买受人怠于将标的物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不存在另外追究出卖人一般违约责任的余地。在中国合同法之后，同为大陆法系一员的德国民法，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也已实现了这种统合[13]79 －121。
CISG 第 35 条对于标的物在数量、质量、规格、包装方面的符合性作了专门规定，对此，中国合同法并没有完全照搬，而是分散地作了规定。换言之，在中国合同法上，买卖标的物的合同符合性并非集中地规定的，而是分散的。其中，对于质量的符合性，规定在第153 条、第154条( 指引向第 62 条第 1 项) 、第 155 条( 指引向第 111 条) 、第 168 条、第 169 条等。对于数量的符合性，虽然没有像质量那样明确规定了出卖人的相关义务，但从其他条文可以看出，合同法还是作了相关的要求的，体现在第 158 条、第162 条以及第 72 条等。对于所谓“规格”，合同法没有专门的规定，而是体现在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 比如第 153 条) 或者凭样品买卖( 第169 条) 。合同法没有像 CISG 那样使用“通常使用的目的”和“特定目的”，但在第 169 条规定了凭样品买卖出卖人的买受人不知道样品有隐蔽瑕疵的，即使交付的标的物与样品相同，出卖人交付的标的物的质量仍然应当符合同种物的通常标准。这里的“通常标准”概念，在功能上与 CISG 所谓的“通常使用目的”相当。对于包装，中国合同法第 156 条照搬了 CISG 第 35条第 2 款第 4 项。
CISG 第 38 条规定了买方检验货物的时间。中国合同法第 157 条的规定并不完全一样，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在没有约定场合的及时检验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中国合同法没有进一步区分情形详细规定，而是作了简化处理。这一做法并不意味着中国合同法的起草人认为 CISG 的规定不合理，而是考虑到了中国的现实，特别是从便于使立法通过的考虑，在一些规定上删繁就简。
( 四) 风险负担
中国合同法第 142 － 149 条是关于买卖标的物风险负担的规定，这些规定显而易见是受到了 CISG 的影响，但又有所变化。
中国合同法吸收 CISG 的地方体现在: 规定了风险移转的交付主义( 第 142 条，CISG 第 69条第 1 款) 。规定了一些特别的规则，包括: 债权人迟延场合的风险移转( 第 143 条) 、在途标的物买卖中的风险负担( 第 144 条，中国法缺少但书) 、第一承运人规则( 第 145 条) 、特定地点规则( 第146 条) 。中国合同法规定了出卖人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标的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影响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的转移( 第 147 条、CISG 第 67 条第 1 款后段) 。并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受人承担的，不影响因出卖人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买受人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第 149 条，CISG 第 70 条) 。
中国合同法第 148 条规定: 因标的物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这一规则以CISG 中是没有的。这一条是参考美国统一商法典作出的规定[14]229，但是，该条与统一商法典第 2 －510 条相比，也不是完全一样的，而是作了若干改动。
由于 CISG 中不存在标的物交付原始不能场合合同不成立的规定，该合同仍得有效成立，出卖人不交付标的物只是构成违约[6]36，故CISG 中的风险负担制度，被认为是与以双务合同概念为媒介的履行牵连关系机制无关[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