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经济合同法的例子

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缔约过失责任有哪些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缔约过失责任有哪些规定

《合同法》第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例如，卖同一种商品，为不让对手卖出，故意与之洽谈，拖延时间，将自己的商品卖出。
2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情或提供虚假资料；例如，明明没有专业承包资质，谎称有。
3有其他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例如，卖保险箱，却泄露了密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有修改过吗

1、未被修改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99年3月15日通过，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 至今未进行一次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哪些需要改善

新合同法的重要改进及其不足
「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于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与1998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比，合同法又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变动和修改，较之合同法草案更规范、更完善。同时也应该看到合同法的个别条款，不论是在行文措词上，还是在条款内容的安排上都存在可以商榷和需要改进之处。本文通过将合同法与合同法草案的若干具体条款的比较，指出了合同法的长处及不足，并就其完善化提出了建议。「关键词」合同法，合同法草案，合同形式，要约失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于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并于1999年10月1日起实施。该合同法是一部关系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完善市场交易规则、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法律，是一部既借鉴了国际通行做法，又符合我国国情，既有现实可行性，又有超前预见性，既考虑通俗易行，又注意遵循科学立法技术的合同法。与去年9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比，合同法又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变动和修改，较之合同法草案更规范、更完善，许多条款更简洁、充实、具体，充分平衡了合同各方的利益。同时也应该看到合同法的个别条款，不论是在行文措词上，还是在条款内容的安排上都存在可以商榷和需要改进之处。本文主要通过将合同法与合同法草案的若干具体条款的比较，探究出它们的差异，指出了合同法的长处和其与合同法草案存在的不足，并就其不足提出了的具体看法和建议，以期能引起关注和进行深入研究。一、关于合同形式条款合同形式是当事人订立合同达成协议的表现形式，是合同内容的外观。它是关系著合同是否有效成立的一个重要问题。订立合同的形式一般有3种，即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书面形式是指合同当事人将合同内容以文字方式表达的合同形式。口头形式是指合同当事人合意表现为口头约定，而非书面文字。其他形式是指除了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之外的任何形式，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行为或者特定情形来推定合同的成立，如乘客乘上公共汽车并到达目的地时，尽管乘车人与承运人之间没有明示协议，但我们可以依当事人的行为推定运输合同的成立。从合同形式发展演变的历史来看，总体而论，古代合同法在合同形式上采取绝对的“要式原则”，即合同要按照法律规定的形式和手续订立，否则无法律上的效力，或者不能被强制执行。近代合同法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和主张“不要式原则”，即合同无须按特定的形式和手续订立，只要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达成一致，合同便具有法律效力。现代世界上，许多国家从便利经济交往，简化手续，提高经济效益的角度出发，在合同形式上采取更为宽松的态度，基本上采用不要式原则，法律只是要求某些特定的合同需采用书面形式，而其他型别的合同可以任何方式订立。例如法国法律把商事合同视为非要式合同，就是说这类合同的订立不受形式的限制，当事人为确定合同的成立可使用任何证据加以证明。在英国，汇票与本票、海上保险、担保、地产买卖、金钱借贷以及某些动产抵押等类合同须以书面订立，否则无效或不能被法院强制执行。除此以外，对其他类别的合同并无形式上的要求。有鉴于此，作为目前国际贸易领域重要国际公约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为适应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需要，对作为主要合同型别之一的货物买卖合同的形式也采取宽松的态度，明确规定货物买卖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在形式方面也不受任何其他条件的限制。由此可见，合同的形式正朝着更灵活、更简便的方向发展。关于合同形式，合同法草案第十条曾规定：“不动产转让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涉外合同、价款或者酬十万元以上的合同，除即时清结的以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法律规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依照其规定。前款规定以外的合同，当事人可以采用口头或者其他形式订立。“草案该条第一款首先确定了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三类合同，第二款说明除前款规定之外的合同规定可以采取口头形式或其他形式。为了便于把握、判断和执行在什么情况下应采用书面合同，该条极具特色的一点，就是在第一款规定了一个限制性条件和那些法律未特别规定的一般合同不包括涉外合同，规定了一个固定的经济上的判断标准。该限制性条件是不能“即时清结”，这里的“即时清结”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该规定的经济上的判断标准是价款或者酬为十万元以上。只要涉外合同、价款或者酬超过十万元以上的合同不能“即时清结”者就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就其采取固定的经济上的判断标准而言，笔者认为显然是受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影响，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201条规定价款达到或超过500美元的货物买卖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否则合同即不得通过诉讼或抗辩强制执行。但该条使用是否“即时清结”来对涉外合同或价款或者酬超过十万元的合同采用书面形式加以限制，却给其带来了明显的不足，这样规定显得过于笼统，不切实际，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它的不当之处在于仅以“即时清结”与否作为涉外合同或价款或者酬超过十万元的合同是否需要采用书面形式的唯一标准，在于这种一刀切的法律规定，因为“即时清结”与书面合同没有任何必然联络。现以我们熟悉的、在商事交往中使用最为频繁的主要合同型别-买卖合同为例来加以说明。按照草案的这条规定，不论买卖合同的标的额多大，只要即时清结，都可以不订书面合同。这样显然不利于交易的安全，容易导致欺诈的出现，在有些情况下，使卖方有机可乘，特别是在买卖的标的物属于价格昂贵，结构复杂的高技术产品的情况下，尽管这类标的物多半都超过十万元，若是即时清结，依照本条就可以不订书面合同，在这种情况下，买方购买时因受专业知识和检测手段的限制，不易当时发现其存在的瑕疵或缺陷，而在购买使用一段时间后才有可能发现其瑕疵所在，这时买方由于缺乏书面合同举证，若要向卖方索赔就十分困难，卖方时常可以缺乏书面合同、没有具有
质量保证条款为由进行推脱，拒不认帐，导致争议的产生。这足以说明，买卖标的额十万元以上的买卖合同，即便即时清结，也应以书面形式订立为好。再者，按照该条规定，凡是不能即时清结的十万元以上的买卖合同，买卖双方均没有选择口头合同或书面合同的自由，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这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当事人之间未订有书面合同，仅有口头协议，即便双方当事人系长期业务中形成的交易伙伴，由于双方信赖度强，都对此加以承认并自愿认真履行，法律也不认可这种合同。当然如果这种合同发生纠纷，法律肯定是不会承认其效力的。这种规定显然缺乏灵活性，不便于买卖交易的迅速达成。而合同法第十条对合同法草案的该条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彻底摒弃了“即时清结”这一限制性条件，对合同形式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态度，明确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笔者认为合同法的该条这样规定适应了商事交易的不同情形，符合合同形式正朝更灵活、更简便的方向发展的客观规律，既借鉴了国外经验，又结合了中国国情，同时也便于与国际惯例接轨，体现了下述三个有机的结合：灵活性与限制性的有机结合。该条首先在合同形式上采取开放性的态度，明确对当前商事交易中普遍存在的，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认可的各种合同形式加以确认，指明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这体现了其灵活性。同时，该条又规定，法律另有规定，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办理，这又说明了其限制性。这样对那些确实需要以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种类，立法机关就能运用法律来加以明确规定，并要求当事人予以遵循，充分保证各类合同都能根据实际需要和各自不同的特点，以与其相适应的形式订立，从而便利于实际履行，防止争议的产生。尊重当事人的自愿与促成交易的达成的有机结合。该条贯穿的一项原则就是凡是不违反法律，民事双方自愿订立的合同就是有效的。这实际上就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且条款将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与书面形式一并进行规定，实质上是注重和承认了当代社会里商事交易是以讲速度而不注重形式这样一个现实，因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易范围与交易方式的增加以及人们对交易时间的迅速性要求越来越强烈，不要式合同尤其是口头合同的数量必然逐渐增加，并且会在买卖合同等类合同中显得更加突出，法律上明确对这些形式进行规定，承认其法律效力无疑会促成交易的达成，因而它体现了尊重当事人的自愿与促成交易达成的有机结合。现实可行性与超前预见性的有机结合。虽然目前在我国，人们的法律意识正处在一个不断提高的过程之中，但应予承认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健全和完善，诚实信用原则正受到愈来愈多人的重视，合同的严肃性亦在得到愈来愈多人的维护，基于这一情况，承认口头合同有效在当前是存在着一定的现实可行性的，而且未来社会商品生产愈发达，交换愈频繁，合同形式必然愈趋简单，条款这样规定就把现实可行性与超前预见性有机结合在一起。
二、关于要约失效条款要约与承诺是达成合同所必不可少的法定程式，它们构成合同成立的轴心。在合同法制定之前，我国的民事立法包括三部合同法以及有关合同的法律、行政法规，都没有关于要约与承诺制度的规定，这对鼓励交易、正确处理合同纠纷不利。因而在合同法中规定要约与承诺制度、要约与承诺的效力以及合同的成立和缔约者的责任，就会使在经济交往中需要签订合同的当事人有所遵循。这对于分清各当事人的责任，正确恰当地确定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益，鼓励交易，减少与解决纠纷，促进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合同法草案和合同法都较为详细地规定了要约与承诺制度，两者相比较，合同法更为完善和全面，这在要约失效的条款上反映得尤为明显。所谓要约的失效，也称为要约的消灭或者要约的终止，指要约丧失法律效力，要约人与受要约人均不再受其约束，要约人不再承担接受承诺的义务，受要约人亦不再享有通过承诺使合同得以成立的权利。通常要约失效的情况有：要约有效期届满。要约中若订明了要约有效期的，那么，在有效期内受要约人不作出承诺的，要约失去效力。要约中若没有订明有效期的，则经过合理期间受要约人未作承诺的，要约丧失效力。要约被拒绝。要约被拒绝指受要约人明确回绝或对要约人的订约条件作了扩张、限制或变更。在前一种情况下，受要约人根本没有交易的意思，要约自然无效。在后一种情况下，视为受要约人对原要约人做了新的要约，原要约效力自然终止。要约人撤回或撤销要约。要约人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撤回要约或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后撤销要约，其目的在于排除要约对自己的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要约的效力自然终止。对于要约的失效，合同法草案在其第二十条规定：“要约于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时失效”显然这条对要约的失效采取了过于简单的处理方式，仅规定了要约失效的一种情况，未能将其他几种常见的要约失效的情况进行具体规定，这不利于全面地规范合同订立的行为，容易导致执行过程中的争议产生，达不到充分保护合法当事人目的。合同法第二十条则对合同法草案的该条进行了必要的完善和补充，它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失效：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了实质性变更“。上述合同法该条规定的要约失效的四种情形里，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种情形。它规定的是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了实质性变更致使要约失效的情况。受要约人对一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的变更为反要约，提出反要约就是对要约的拒绝，使要约失去效力，要约人即不受其要约的拘束。这里关键是要准确理解何谓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为此，合同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在现实生活里，还有一种可能使要约失效的情况是，在特定条件下要约人或者受要约人死亡。但要约是否因要约人或者受要约人死亡而归于无效的问题，各国法律规定不尽一致，情况比较复杂，有鉴于此，合同法未对此加以规定。应该说合同法的第二十条既对合同法草案进行了必要的完善，基本上涵盖了要约失效的几种常见情况，亦还存在着不足，这就是尚未穷尽所有要约失效的情况。笔者认为似还应补上第种情形“法律上的原因”。“法律上的原因”致使要约失效的情形相当于因不可抗力而解除合同，例如，甲向乙要约出售A产品，但在要约有效期内，甲因法律严禁A产品出口，那么，该要约即失去效力。三、关于预期违约条款预期违约是一种源于英美法的先进的合同制度。它指的是合同依法成立后，在规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已有根据预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将不会履行其合同义务。按照英美法预期违约的理论，预期违约分为明示预期违约和默示预期违约两种。所谓明示预期违约，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合同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而明确肯定地向另一方当事人表示他将不履行合同。所谓默示预期违约，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自身
行为或客观事实预示其将不履行合同。立法上明文对预期违约予以规定，建立预期违约制度，不仅会使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公平化，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预期违约诱发的违约危险，而且还可将预期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消灭在萌芽状态或降低到最低限度。此外，建立预期违约制度还可以防止长期争讼，特别是合同成立至履行期长达数年的长期合同，如果一方预期违约，另一方依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解除合同，就可以使纠纷及时解决。合同法草案吸取和采纳了预期违约制度，在其第九十七条明文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对方可以解除合同。”合同法没有改变合同法草案的这一措词，而是将它与其他违约情况主要是实际违约归并在一起，其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的目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从上述合同法草案和合同法对预期违约规定的条款的措词和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它既涉及预期违约里的明示预期违约，也涉及默示预期违约。在明示预期违约方面，它规定只要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不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的，对方可以解除合同。基于明示预期违约有当事人明确的意思表示，属于一种明显的、确定的毁约，比较容易判断，因而条款这样规定明确可行，容易操作。但条款对默示预期违约的规定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还有尚待完善和改进的地方。其不足具体表现为：条款规定过于简单，缺乏完善的判断当事人一方默示预期违约的客观标准，不便于实际操作。因为默示预期违约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至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自身行为或客观事实预示其将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合同，这也就是说，当事人一方是否构成默示预期违约，我们既可以从该当事人的行为来判断，也可以根据客观事实进行判断，而不是仅限于从当事人的行为上判断。这里客观事实比较常见的主要包括当事人一方的经济状况、商业信用、履行能力等。而合同法草案和合同法的该条款都仅规定从当事人一方的行为这一方面去判断默示预期违约，而没有规定从客观事实方面去判断默示预期违约，显然其判断的客观标准是不完善的，它容易导致对默示预期违约认定上的主观随意性。这里还需要注意的一个实际情况是默示预期违约在我国先前有关合同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中明文加以规定的并不多见，对绝大多数合同当事人来说相当陌生。鉴于这一实际情况我们更有理由认为在规定默示预期违约的判断标准的时候就必须慎重，应尽量将其规定得详细、全面，避免由于法律规定的缺漏导致的实际执行中的混乱，因而，条款在这方面显然尚待完善。救济方法不足。合同法草案和合同法的预期违约条款都规定，只要当事人一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的，对方就可以直接采取解除合同这种救济方法。这未免赋予守约方的权利过大，严重影响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平衡。笔者觉得守约方应在采取解除合同这种救济方法之前，作为一种必要步骤，首先应要求预期违约方提供履约担保，并同时采取中止履约这种救济方法。这是因为，在当事人一方预见到另一方不能或不会履行合同主要债务以后，他虽然已面临着不能履约的危险，但他还不能立即确定另一方默示预期违约，更不能马上就解除合同，因为这时当事人一方仅仅是根据另一方行为或客观事实所作的一种推断，这种推断并不能代替另一方的决定，并有可能与具体实际情况发生巨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轻易允许当事人一方以另一方默示预期违约为由而解除合同，对交易秩序的维护是不利的。所以当出现这种情况时，还是应该要求当事人一方首先应书面通知另一方，让另一方在合理时间内提供履约保证，并有权要求在另一方提供保证之前，采取中止履行其在合同项下的义务这一种救济方法。若另一方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供了履行保证，则证明其不构成默示预期违约，合同因而就不应该解除；若另一方不能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供履约保证，这就构成默示预期违约，在此情况下，当事人一方才有权采取解除合同这种救济方法。应该看到这种分步骤采取不同救济方法的模式在西方许多国家的相关法律中都有规定，并已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缺乏制约当事人一方滥用默示预期违约救济方法的规定。为了避免合同当事人一方滥用默示预期违约救济权，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必须预设一项责任，给该当事人必要的制约和牵制，这就是说，法律上应明文规定合同当事人一方未有另一方不能履行合同主要债务的确切证据时，中止或解除合同的，应负相应的违约责任，因此而造成另一方损失的要负责赔偿。另外，合同法将合同法草案单列一条的预期违约与其他违约主要是实际违约归并在一起用一个条款进行规定，笔者觉得不恰当，因为预期违约与它们存在重大差异。就拿预期违约与实际违约的差异来说，预期违约属于在履行前毁约，而不像实际违约是在履行期到来之后的违约，它与实际违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们发生的时间不同，由此导致它们两者呈现不同的特点，预期违约是表现为未来将不履行义务而不像实际违约那样，表现为现实的违反义务；预期违约所侵害的只是期待的债权而不是现实的债权。因而，为了便于合同当事人准确判断和把握预期违约，宜将预期违约作为一种特殊的违约形态，单独用一个条款加以规定，而不应像目前这样，与其他违约统在一起加以规定。基于上面的分析，笔者试就合同法上应对预期违约作出的规定单独拟定条文如下：“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对方可以解除合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因其行为或客观事实表明其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对方应中止履行合同，并立即书面通知当事人一方。若该方对履行合同提供了充分保证，对方应履行合同；若该方自书面通知发出30天内未提供履约的充分保证，对方可以解除合同。若没有当事人一方默示预期违约的充分证据，对方中止或解除合同的，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至于客观事实具体涵盖哪些内容，一方当事人在对方中止履约之后提供了充分保证，对方需要继续履行义务的履约期限如何计算，笔者觉得应通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此加以明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预期违约制度在我国较为准确有效地贯彻执行。「参考文献」王利明等著：《民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徐炳：《买卖法》，经济日出版社，1991。隋彭生主编：《买卖合同法》，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吴志忠：《美国商事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txt全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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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别的再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不适用于( )。

合同法不适用：
(1) *** 依法维护经济秩序的管理活动，属于行政管理关系，不是民事关系，适用有关 *** 管理的法律，不适用合同法;
(2)法人、其他组织的内部管理关系，适用有关公司、企业的法律，也不适用合同法;
(3)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也不适用合同法。（4）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订立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不适用合同法。
合同法的适用范围是：
(1)适用于平等主体之间订立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2)适用的合同包括各类民事主体基于平等自愿等原则所订立的民事合同;
(3)适用范围既包括当事人设立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也包括当事人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是否构成作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是法律，不属于作品。
相关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第五条本法不适用于:
（一）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档案，及其官方正式译文；
（二）时事新闻；
（三）历法、通用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颁布于哪一年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同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不一致时优先适用那部法律？

担保法施行以前适用《合同法》，担保法施行后适用《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百三十三条担保法施行以前发生的担保行为，适用担保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司法解释。
担保法施行以后因担保行为发生的纠纷案件，在本解释公布施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审判监督程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担保法施行以后因担保行为发生的纠纷案件，在本解释公布施行后尚在一审或二审阶段的，适用担保法和本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颂布于多少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1999年3月15日通过，现予公布，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合同的条款包括哪些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二条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一）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标题；
（三）数量；
（四）质量；
（五）价款或者报酬；
（六）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七）违约责任；
（八）解决争议的方法。
当事人可以参照各类合同的示范文字订立合同。

⑵ 无效合同的例子

【案情简介】

黄某于2004年11月9日与A公司签订租赁合同，租赁该公司购物中心四楼950平方米的场地经营儿童乐园。但由于在购物中心四楼设置儿童游乐场所未经公安消防部门事先审核同意，所以，公安消防部门于2004年12月19日向购物中心下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限期整改，2004年12月25日向儿童乐园下达《责令停止使用通知书》，责令停止在购物中心四楼设置儿童活动场所。在此情况下，A公司认为该租赁合同难以继续履行，为避免扩大双方损失，要求终止履行合同，黄某不同意。后A公司提出与黄某重新订立合同，在二楼经营，黄某仍然不同意。2005年5月23日黄某将A公司及A公司购物中心起诉至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租赁合同合法有效，A公司的行为构成违约为由要求A公司及A公司购物中心支付700余万的巨额违约金并支付其他费用和赔偿损失。本案经一审法院审理后，双方均不服，提起上诉。

【争议焦点】

一审法院认定租赁合同无效，判决驳回要求A公司及A公司购物中心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但认定合同无效的过错责任在A公司，判决A公司承担35万元的赔偿责任，同时驳回了A公司的反诉请求。

A公司对判决承担合同无效的全部过错责任、驳回反诉请求的判决不服，提起上诉；黄某对判决不服也提起上诉。

双方进行了调解，调解过程中本律师依据事实和法律据理力争，最终使黄某妥协，双方达成和解，黄某向A公司支付10万元赔偿金，双方撤回上诉。

本案涉及合同的无效、违约责任、过错责任承担的法律问题。本案的焦点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合同是否有效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本案中A公司与黄某于2004年11月9日签订黄某租赁购物中心四楼场地经营儿童娱乐的合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消防法》、《城市租赁管理办法》之规定，合同应当无效。购物中心主体建筑高度为25.85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1.0.3.2规定，建筑高度超过24米的公共建筑为高层建筑；4.1.6条规定托儿所、幼儿园、游乐厅等儿童活动场所不应设置在高层建筑内，当必须设在高层建筑时 ，应设置在建筑物的首层或二、三层，并应设置单独出入口。本案租赁合同标的物为“高层建筑四楼”，依照国家标准，严禁设置儿童娱乐场所，而黄某却租赁高层建筑四楼设置儿童娱乐设施，违反了国家强制性标准《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依照《消防法》该儿童娱乐设施不得投入使用。另外，依据《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之规定，不符合公安、环保、卫生等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房屋不得出租。并且本案高层建筑四楼设置儿童娱乐设施，严重侵害了不特定的多数儿童及家长的人身安全的权利，损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综上，本案租赁合同约定高层建筑四楼设置儿童娱乐场所是违法的，依法应当无效。合同无效则，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无效，违约条款不适用。

对此，黄某则认为，其与A公司签订的合同并不是租赁合同，只是合作经营合同，通过租赁A公司场地合作经营，根据经营合同约定，应当由A公司“提供有关经营管理条件，负责工商、税务、文化等行政部门手续的办理和审批，处理在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由于A公司并没有依照合同约定义务制公安消防部门办理手续，因此导致纠纷，并给黄某造成损失，要求A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最终一审法院采纳本律师的意见，认定合同无效，驳回黄某要求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

（二）、谁承担合同无效的过错责任

合同无效，给对方造成损失，应当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赔偿损失。本案中，A公司没有尽到相应的审查义务，应当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但是导致合同无效的主要过错责任则在于黄某。A公司购物中心是主营百货商品的，对儿童娱乐行业的规章、规定不清楚，而黄某是儿童娱乐的经营者，应当知道行业规章、规定。并且，租赁场地儿童娱乐的经营者应当依法在开业前向当地公安消防机构申报，经消防安全检查合格后使用、开业。《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共娱乐场所的消防安全由经营者负责”，本案中，黄某是租赁A公司场地经营儿童娱乐场的经营者，黄某无视消防规定，签订了高层建筑4层设置儿童娱乐的本案合同，并且未经检查擅自使用、开业，应当承担合同无效的主要责任。所以,黄某无权向A公司主张赔偿。

对此，黄某认为，烟台芝罘区公安消防大队2004年12月19日给A公司送达《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要求“将变更设计改造方案报我大队审核”，限期整改，而A公司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将变更设计改造方案上报，致使消防大队于2004年12月25日向儿童乐园下达《责令停止使用通知书》，责令停止在购物中心四楼设置儿童活动场所。导致按合同未能实现。另外，对于《公共娱乐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共娱乐场所的消防安全由经营者负责”中所称的经营者，黄某提出，A公司对外提供发票，其向A公司支付租金，真正的经营者应该是A公司。

本案中客户虽然不是儿童娱乐场所的直接经营人，但是作为场地出租人，也存在过错。面对对方当事人提出的高额违约金请求，我们所作的不是顺从于对方当事人的思路，找寻我们没有违约以及对方当事人违约从而能够减少违约金的数额的理由，而是另外开辟一条路径，从合同的根本上找寻对客户有利的理由。本案中，我们抓住客户作为儿童娱乐场所经营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与我客户签订租赁合同，该合同自始无效，不仅不承担对方当事人要求的高额违约金，反而要求对方当事人赔偿因过错责任给我客户造成的损失，反败为胜。

本案关键问题在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的问题。判断合同无效的标准首先必须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只有法律和行政法规才能用来判断合同无效。法官在宣告一个合同无效的时候，只能在判决书里援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而不能直接援引规章包括地方性法规作为判断合同无效的依据。是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判决书里都不能够把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作为判断合同无效的依据？甚至作为参考都不行呢？我们觉得，如果在判决里要援引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作为判断合同无效的依据，那么应当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或者满足这么几个条件：第一，就是要考虑这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是不是有上位法的存在，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是根据上位法所制定的，是对上位法的具体的补充，在此情况下，我们认为法官是可以援引来作为判断合同无效的依据的。比如说上位法对某个问题规制的非常原则抽象，而这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把它具体化，做了详细的补充，在这种情况下是可以援引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第二，如果上位法授权地方或某一个部门对该法来作出解释，而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完全是根据授权所作出的解释，我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援引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来作为判断合同无效的依据；第三种情况就是如果这些地方性法规、规章，它制定的目的是要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特别是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法律、行政法规对某一个问题没有相反的规定或者没有作出规定，这个时候从维护公共利益这个角度考虑，结合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来判断合同无效，应当说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和依据的。

无效合同在合同纠纷中占有一定的比例，那么，出现无效合同以后该怎么处理呢？

一、返还财产。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依据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对方。因为无效合同从开始就无效，所以返还财产就是使当事人的财产关系恢复到合同签订以前的状态。也就是说，是谁的财产就应当归还给谁。如果标的物已消耗、损坏或灭失，或者已被善意的第三人合法取得而不能返还时，则可用赔偿经济损失的办法进行抵偿。

二、赔偿损失。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如果双方均有过错，那么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是指承担因自己的过错责任而造成的损失，即指双方当事人按照责任主次、轻重，分别承担经济损失中与自己责任相应的份额，而不是各自承担自己的损失，也不是平均分担损失。

三、追缴财产。对于违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合同，如果当事人双方都是故意的，就应当将双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如果只有一方是出于故意的，那么故意的一方应将从对方取得的财产返回给对方；非故意的一方已经从对方取得的或者约定取得的财产，应收归国家所有。同时，在追缴故意一方当事人的财产时，要注意保护非故意一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也就是说非故意一方的合法财产是不能追缴的。

【案件结果】

该案中涉及对经营者的认定，何谓经营者，经营者是向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公民、法人或者其它经济组织，它是以营利为目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与消费者相对应的另一方当事人。判断经营者的关键在于其是否以营利为目的提供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服务。本案中，A公司并不实际提供商品或服务，其对外提供发票，并收取租金并不能证明其是儿童游乐场的经营者。而黄某则是提供儿童游乐场服务的经营人，其应对儿童游乐场的消防安全承担责任。

但是一审判决中对于应由黄某承担合同无效主要过错责任的主张没有被法庭采纳，我方不服，提起上诉。黄某对判决合同无效不服也提起上诉。在上诉调解过程中本律师依据事实和法律据理力争，最终对方妥协，双方达成和解，对方向我方支付10万元赔偿金，双方撤回上诉。

【评析】

本案由最初对方主张客户支付700余万的高额违约金引发，到最后对方当事人赔偿客户10 万元赔偿金结束，可谓是打了一个翻身仗。为客户避免了损失的同时也追回了可观的利益，受到客户的高度表扬。这一案例也引起了人们对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的无效合同的讨论，给客户带来利益的同时也敲响了警钟，提醒企业在订立合同中应注意避免因忽视强制性法律法规而导致签订合同无效的情形发生。

⑶ 涉及到法律的案例

这有一些国际私法的案例

冲突规范

[案情]
1999年11月20日下午，某大学工人陈强在该校校园内骑自行车向右拐弯时，未打手势示意，被从后面超车的该校留学生杰克骑自行车撞倒。经检查，陈强右内踝关节挫伤，他的自行车前轮被撞坏，造成经济损失约140元。学校曾为双方进行调解，但双方在杰克应付给陈强的赔偿储额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于是陈强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受理了本案。
[问题]
1．法院对本案应如何适用法律？
2．假如本案的当事人双方都是外国人，法院由该如何适用法律？
[分析]
1．本案中被告杰克的行为构成侵权。根据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的原则，应以侵权行为地法为准据法。本案侵权行为的加害行为发生地和损害发生地是一致的，都是中国，所以法院应适用中国法。我国《民法通则》也是这样规定的。
2．依照《民法通则》第146条第1款的规定：“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使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所以，如果本案的当事人双方都是外国人，并且都具有同一国籍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可使用他们的国籍国法或者共同的住所地法；如果双方具有不同的国籍或者不在同一国家有住所，则应适用侵权行为地法。

冲突规范的适用

[案情]
某英国公民家生前立下了7份遗嘱文件，其中包括1份遗嘱和6份遗嘱附录书。遗嘱和2分附录书是按比利时实体法规定的形式作出的，其他4份遗嘱附录书虽未按这种规定的形式作出，但符合英国遗嘱法的规定。按照英国法，甲死亡时的住所在比利时，而依比利时法律关于外国人在比利时设立住所必须经政府许可的规定，甲死之时其住所仍在英国，因为它为获得这种许可。英国法院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该英国公民甲所立遗嘱是否有效？
审理此案的英国法官按英国冲突法的指引，对上述问题的解决适用了比利时法，承认依比利时法律作成的遗嘱和2份附录书在形式上具有有效性。但同时指出：英国法官审理此案应该像比利时法官一样去适用法律。由于比利时冲突法规定：“未在比利时合法设立住所的外国人所立遗嘱的有效性依当事人本国法确定”，因此，比利时法官会适用英国发起确定其余4份附录书的有效性。于是，英国法官将最终适用英国法确定其余4份附录书在形式上也有效。
[问题]
1．当英国冲突法规则在本案指向比利时的法律时，英国法官适用的是比利时的实体法还是冲突法？
2．英国法官适用法律的做法有无道理？为什么？
[分析]
1．这是英国法院最早采用反致的案例。所谓反致，是指对于某一涉外民事关系，甲国（法院国）根据本国冲突规范的指引，以乙国的法律作为准据法，而依乙国的冲突法规定却应适用甲国法作为准据法，结果甲国依据乙国的法律判决案件。
本案中，在确定遗属及2份附录书的有效性时，所依据的是比利时的实体法；而在确定其余4份附录书的有效性时，英国法官适用的是比利时的冲突规范。
2．对于反致，各国立法和实践的态度不一。英国法官适用比利时冲突规范的做法，其目的是为了避开英国冲突规则关于“遗嘱的形式要件只能以依遗嘱人最后住所地确定”的苛刻规定，以尽可能地确认反映当事人意愿的遗嘱在形式上的有效性。而当时，与英国相邻的欧洲国家，都规定遗嘱的形式要件依遗嘱人属人法（包括本国法和住所地法）或依遗嘱制作地法皆可。因此，从这一层面上看，英国法官的做法应具有合理性。

[案情]
W是美国居民，1956年，在沙特阿拉伯逗留期间，因其驾驶的轿车被美国石油公司雇员Z驾驶的卡车撞翻，W身受重伤。之后，W在美国石油公司营业执照领取地纽约起诉，请求法院判决美国石油公司做出侵权赔偿。初审法院根据“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的冲突规范，确定本案应适用沙特阿拉伯法律，要求当事人提供并证明有关沙特阿拉伯法律，结果原告未能提出或证明支持其诉讼请求的沙特阿拉伯法律，被告也未能提出或证明支持其答辩的沙特阿拉伯法律。法院最后以原告诉讼请求的证据不足为有驳回诉讼。原告不服，提起上诉。
[问题]
1．什么是外国法的确定？外国法的确定一般有几种方式？
2．在外国法不明时，如何解决法律适用的问题？
[分析]
1．外国法的确定也称外国法的查明，是指一国法院根据本国冲突规范指定适用外国法时，如何查明该外国法的存在和内容。
由于各国对外国法究竟是事实还是法律有不同的主张，因此外国法的查明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把外国法看作事实，由当事人举证证明；
（2）把外国法看作法律，由法官负责查明；
（3）基本把外国法视为法律，原则上由法官负责查明，必要时也可要求当事人予以协助。
2．在外国法不明时，如何解决法律适用的问题，各国也有不同的学说和实践。但各国的立法和实践主要采取以下两种方法来解决：
（1）以法院地法取代应该适用的外国法；
（2）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抗辩。

国际私法的主体

[案情]
英国妇女A与法国人B（19岁）在英国结婚，而双方父母对之则毫不知情。婚后，B父母得知此事后，即带B回法国并向法国向院起诉，要求判决此婚姻无效。法国法院依据本国法“男未满25周岁，女未满21周岁，非经父母同意不得结婚”的规定，判决该婚姻无效。其后，双方在各自国家又分别结婚。但两年后，A的英国丈夫C提起诉讼，基于A与B的婚姻未因英国法律上的任何理由而被宣告无效或解除，故请求法院判决C与A的婚姻解除。英国法院据此判决A与C的婚姻解除。理由是，如依法国法即当事人B的本国法，B不具备缔结婚姻的能力，故法国法院判决A与B婚姻无效；而依英国法即依住所地法和婚姻举行地法，则B具有完全的缔结婚姻的能力，故英国法院判决A与B的婚姻有效，从而解除了A与C的婚姻。
[问题]
1．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应适用何国法律确定？
2．各国法律对当事人行为能力的确定规定了哪些例外？
3．我国法律对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作了哪些规定？
[分析]
1．由于自然人的行为能力与他的身份地位有直接的关系，而自然人的身份地位既包括他的自然状况，如是否成年、精神是否正常等，也包括同的法律地位，如是否已婚等。因此，一般主张依当事人属人法来解决自然人行为能力的法律冲突，只是对属人法的理解有所不同，如大陆法系国家是指当事人的本国法，而英美法系国家则是指当事人的住所地法。因此出现了本案英、法两国法院不同的判决结果。
2．随着国际贸易关系及相互交往的发展，为保护相对人或第三人因不明他的属人法规定而蒙受损失，保护商业活动的稳定与安全，各国在适用自然人行为能力依其属人法这一冲突规则时，仍有以下例外或限制：
（1）处理不动产的行为能力和侵权行为的责任能力，一般都不适用当事人属人法，而是分别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和侵权行为地法。
（2）有关商务活动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也可以适用商务行为地法，即商务活动当事人如依属人法无行为能力，而依行为地法有行为能力，则应认定为有行为能力。
3．我国《民法通则》第14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定居国外的，同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适用定居国法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补充规定为：
（1）定居国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如其行为是在我国境内所为，适用我国法律；在定居过所为，可以适用其定居国法律。
（2）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民事活动，如依其本国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而依我国法律为有民事行为能力，应当认定为有民事行为能力。
（3）无国籍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一般适用其定居国法律；如未定居，则是用其住所地法律。

涉外物权

[案情]
原告为一家在甲国A市和英国B市开办业务的银行，被告是一个住所在英国的已婚妇女。原告和被告在英国达成协议：被告同意向原告抵押在甲国A市的土地，作为原告银行向其丈夫贷款的担保；同时被告委托一个住在甲国A市的人代理她处理抵押的有关事宜。按照甲国的法律，被告无能力缔结这样的协议。后来，原告根据英国法关于特定履行（指法院通过对被告强制执行其依合同所承担的义务，对原告赋予的衡平法上的补偿）的规定，在英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强制执行被告以上述协议所承担的义务。法院判决认为，被告负法律责任，因为根据当事人之间合同关系的标的物（土地）所在地法，被告无缔结这种合同的能力，因而她们之间的协议是无效的。
[问题]
1．你认为英国法院是否享有对本案的管辖权？其依据是什么？
2．本案中，法院对不动产缔约能力适用的是何国法？为什么？
[分析]
1．本案中，英国法院享有对本案的管辖权。因为有关合同纠纷的诉讼，世界各国普遍采用合同的地界地和合同履行地两个标志来确定国际民事管辖权本案中，原、被告的合同缔结地在英国，且被告住所地也在英国，而原告是以抵押贷款合同为依据提起诉讼，因此英国法院享有对本案的管辖权。
2．本案中，法院对不动产缔约能力适用的是甲国法。因为关于当事人的物权行为能力，大陆法系各国通常依一般行为能力解决，即适用当事人的属人法；而英美法系国家则主要按动产、不动产个别解决当事人的行为能力问题，对不动产行为能力一改以物之所在地法。本案中，物之所在地法即是甲国法。

涉外知识产权

[案情]
日本某企业于1986年8月1日向中国专利局递交了“近视矫正器”发明专利申请。该项专利申请是由该日本企业委托上海专利事务所代理申请的。申请日为1986年8月1日，申请号为86106540.1，优先权日为1985年8月1日JP142475/85。
经中国专利局审查，批准授予该项专利申请的专利权，授权日为1992年6月10日，专利号为86106541.1，并淤992年9月23日在发明专利公报上公告。
[问题]
1．根据我国《专利法》的有关规定，上述日本企业可否自己直接向中国专利局申请专利？
2．倘若上述日本企业在中国有营业所，根据《巴黎公约》的有关规定，是否可以自己直接向中国专利局申请？其依据是什么？
[分析]
1．根据我国《专利法》第18、19条规定：“在中国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在中国申请专利的，依照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互惠原则，根据本法办理。”并规定这类外国人在中国申请专利或者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的，“应当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指定的专利机构办理”。因此，本案中，该日本企业不能直接向中国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而只能依照我国专利法规定，委托我国国务院指定的专利机构代理申请。
2．依照《巴黎公约》第2条规定的“国民待遇原则”，在保护工业产权方面，“公约成员国的国民在其成员国境内应享有各该国法律现在或将来给予各该国国民的各种利益，而不管他们在该国是否有住所或营业所。即便是非公约成员国的公民，只要他在公约任一成员国境内有住所或有真实地、有效的工商业营业所，也可享有与公约成员国国民同样的待遇”。按此原则，如果上述日本企业在中国有营业所，依据《巴黎公约》的规定，可以直接向中国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但是，我国在参加《巴黎公约》时有保留声明，我国现行的《专利法》采取的是有条件的国民待遇知足，因此该日本企业必须依照我国《专利法》的规定，委托专门机构办理其专利申请。

合同之债

[案情]
甲国的甲公司委托乙国的乙公司用乙公司的A拖轮将甲公司的B钻井平台从美国的路易斯安纳州拖航至意大利。该合同包括的管辖权条款为：“产生的任何争议由伦敦法院审理。”拖航开始后的第四天，在墨西哥湾的国际水域遇暴雨，造成钻塔支架折断，致使钻机严重受损。根据甲公司的指令，A拖轮带着损坏的钻塔驶至佛罗里达的萨帕姆港避难。由于甲公司的请求，A拖轮在萨帕姆港被扣，并被迫提供350万美元的保释金。嗣后，甲公司无视协议中由伦敦法院管辖的条款，在佛罗里达起诉了乙公司，指证A拖轮再拖航中有过失，且违反了合同，并要求350万美元的损失赔偿。乙公司则在伦敦高等法院反诉甲公司，并要求其支付违反合同的损害赔偿和救助报酬。英国法院接受了扩大管辖权，并宣布享有对该案的审理资格。
在该案的审理中，英国法院以当事人选择由伦敦法院审理而推定适用英国法。
[问题]
1．本案中的意思自治是明示还是默示？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2．中国法律是否承认默示的意思自治？
[分析]
1．本案中的意思自治是默示的。因为在明示的意思自治中，当事人必须明确指出适用的准据法；在默示的意思自治中，当事人只是制定管辖法院，并不直接指定准据法，而制定管辖法院就含有以法院地为准据法的默示意思。
2．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和《合同法》第126条规定，涉外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使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为选择法律的，适用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这表明，在涉外合同领域，我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一样，也采用意思自治原则，并将其作为确定涉外合同准据法的首要原则。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诺干问题的解答》第2条第2款中明确规定：“当事人的法律选择必须是明确的”，从而又排除了默示的意思自治。目前，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虽已废止，但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案情]
原告A（妻子）与被告B（丈夫）于1918年在甲国结婚，并在甲国共同生活了15年，其间养育两个孩子。1933年，被告抛妻弃儿，只身前往乙国，途中在丙国取得离婚判决，而后与另外一个女子结婚。1935年，原告从甲国来到乙国丁州，并在丁州与被告达成别居协议。双方在协议中约定：被告每月给原告80英镑，以维持原告和孩子的生活费；妻子（原告）则不得基于丈夫（被告）的离婚或再婚向任何有关当局对丈夫提起诉讼。随后原告回到甲国，并在甲国继续抚养孩子，但被告却从未依约定支付生活费。为此，原告于1936年向甲国法院提出别居之诉，理由是被告通奸。1938年，甲国法院判决被告向原告给付生活费。
但由于被告不在甲国，甲国法院的判决未能奏效。原告于是在1947年向乙国丁州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按双方1935年达成的别居协议取得被告应付的款项。被告辩称，原告在甲国提起诉讼已使1935年的协议失效，从而结束了原告按照该协议享有取得抚养费的权利。丁州地方法院认为，由于合同当事人未选择适用的法律，因此应适用合同缔结地法律；别居协议在丁州成立，所以应使用丁州法律。而依丁州法律，原告在甲国提起诉讼，获得临时给付的裁决，已使1935年双方的别居协议失效。因此，地方法院支持了被告的抗辩理由，驳回了原告的起诉。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原告继续上诉至丁州上诉法院。
1954年，丁州上诉法院审理该案时，福尔德法官主张适用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地法律，而不适用合同的缔结地法律，并且，他认为，该案与甲国关系最为密切，如订立别居协议的双方是甲国公民，他们在甲国结婚并生育子女，且在甲国共同生活达15年之久，等等。至于丁州，与该案的关系仅为别居协议的订立地，且此因素也纯因偶然造成。据此，丁州上诉法院最终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以甲国法律作为准据法审理该案。依甲国法律，当事人之间订立别居协议后，一个甲国丈夫和父亲的主要责任，不因妻子的诉讼而自动失效；被告（丈夫）应向被抛弃在甲国的原告及子女给付抚养费。因此，丁州上诉法院依据甲国法律推翻了渊深法院的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问题]
1．什么是最密切联系原则？
2．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最大特点是什么？
3．丁州是别居协议的订立地，为什么最密切联系地却是甲国？
[分析]
1．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指，案件发生争议时，如当事人未约定适用的准据法，则应适用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为准据法。
2．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灵活性与相应的法官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的空间。在国际私法案件中，法律事实和当事人的行为往往发生或完成于不同的国家或法域，可与多国发生联系，以任何一国法律作为准据法都可以找出一定理由。其中哪个或哪些联系最为密切，并无明确的、一成不变的定律，依赖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因而最终适用的准据法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3．丁州虽然是别居协议的订立地，但别居协议中并未采纳任何丁州法律或习惯中的特有成分，丁州与双方当事人纠纷的根源——双方婚姻关系的缔结或解除没有联系。乙国也不是双方的国籍国。而甲国则既是双方当事人的国籍国，又是他们的婚姻缔结地和子女出生地，并且双方再次共同居住达15年之久。可见，该案纠纷的根源发生在地在甲国，也即甲国是最密切联系地。

⑷ 经济法的合同法问题！求助！谢谢

在汽车维修合同中，如果存在指定修理厂的条款，这种合同可能会被认为无效。原因在于，它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或捆绑销售的行为，这些行为在法律上通常是被禁止的。消费者有权选择任何合格的维修服务，而不仅仅是那些被指定的修理厂。因此，若修理厂或保险公司试图通过这种方式限制消费者的维修选择，这将被视为不正当竞争或捆绑销售。

对于因汽车长期未能修复而产生的损失，消费者有权要求赔偿。修理厂和保险公司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尤其是当他们违反合同条款或相关法律法规时。例如，如果修理厂未能按照约定的时间和质量完成修理工作，或者保险公司未能及时支付维修费用，导致车辆长期无法使用，这些情况下消费者可以向相关方提出索赔。

在处理这类纠纷时，消费者应当保留所有相关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维修记录、维修费用单据、保险公司拒绝理赔的文件等。这些证据可以作为支持消费者索赔的有力依据。此外，消费者还可以寻求法律援助，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某些情况下，消费者可能需要与修理厂或保险公司进行协商，以达成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这可能包括重新安排维修工作、调整赔偿金额或提供其他形式的补偿。然而，如果协商无法解决争议，消费者可以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修理厂或保险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总之，修理厂和保险公司应当尊重消费者的权益，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合同条款的公平合理。消费者在遇到类似问题时，应该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必要时寻求专业法律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