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同法根本违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Ⅰ 国际商事合同规则和中国合同法的比较

合同法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比较分析与适用

我国最近几十年在国际贸易和其他商务往来方面日渐活跃。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对国际经济交往的游戏规则，更是不能置身度外，熟视无睹，国内法与国际公约、惯例、通则等游戏规则的接轨已势在必行。我国现行的合同法的一些相关规则已经借鉴了一些世界先进的立法理念，因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国际法学界的赞誉。其实，不独中国，其他如德国、瑞士、荷兰、法国等国家都在做与国际接轨的有益探索和尝试。

一、关于法律适用范围的比较

1、通则的适用范围

我国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与国际私法协会公布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通则）[1]有一定关联性，通则的有些规定，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可以适用的。我国《合同法》第126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该条规定与通则前言第2款规定一致，即在当事人一致其合同受通则管辖时，适用通则。因此，我国当事人在与涉外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可约定适用通则。该通则比《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公约》适用范围要更宽泛得多，具有相当的灵活性。除国际商事合同外，该通则也可替代国内法适用。如前言第4条规定，“当无法确定合同的适用法律对某一问题的相关规则的，通则可对该问题提供解决办法。” 该条规定旨在说明，即使合同是由某一特定国内法管辖，但对案件解决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从通则中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以往我国的司法实践在处理案件遇到困难时，一般求助司法解释、学理解释，还有专家论证。现在通则关于交易纠纷的一些规定又给我们开辟了解决纠纷的途径。通则不是国际公约，不具有强制性，适用与否完全可依当事人的意思选择，但是要明确的是，通则是由近20个国家的法律专家对国际交易的规则进行潜心研究的成果，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它较之国际货物买卖公约适用范围要宽泛得多。参照通则的有关规定，可为我国《合同法》的立法与适用拾遗补缺。通则的宽容之处在于，任何规定都不得限制根据有关国际法原则而应适用的强制性规则的适用，无论这些理制性规则是国家的、国际的还是超国家的（1.4条）；除通则另有规定外，当事人可以排除通则的适用，或者减损或改变通则任何条款的效力。因通则所具有的这种非强制性，当事人根据各自的情况既可以排除或部分排除该原则适用，使之更适合于当事人的特殊交易需要。“凡属于通则范围之内但又未被通则明确规定的问题，应尽可能地根据通则确定的基本原则来处理”（1.6），这就给我们在实务中遇到法律障碍的时候提供了有益的鉴镜。

2、关于格式条款的理解与适用

《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共有三个条款，从表面上看对出具格式合同一方不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少，非但起不到保护非格式合同一方，而且往往成为出具格式合同免责的武器。《合同法》第39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第41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于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格式合同亦称定式合同或标准合同，对于同一种类、性质并且重复交易的行为，采用标准文本，既节约了交易成本、洽谈时间、条款的争议，也有平等待人的“镜像”。这是人们通过长年累月的交易总结出来的经验，对此应予肯定。但是格式合同的弊端也很多，一是不允许当事人协商和修改（如借款合同、租赁合同、保险合同、房屋买卖合同等）；二是绝大多数条款，特别是免责条款都对出示格式合同一方有利，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强奸民意。而缔约的另一方往往是弱势群体，对某些条款即使不同意，但迫于急需无奈，也只有违心签字；三是有些专业术语，作为缔约的另一方难以理解，糊里糊涂签了字；四是这类合同都是出具格式合同的一方代理人或中介人代办，但这些人为了急于收取代理费或中介费的功利目的，常常会对另一方作虚假承诺。对于格式合同最为人们诟病的是保险合同。无论是人寿保险还是财产保险，都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部门立法，其目的并不在于“保险”，而在于“圈钱”。所以保险合同纠纷频繁出现，投保人屡受拒赔之苦。笔者经常承办这类案件，对于法律上的障碍困惑费解。

首先，所谓通常理解，可以说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无任何标准，这又给法官提供了自由裁量的空间，谁送礼多，谁就获胜。投保人是弱势群体，纵然满身是嘴，也难抵法官的“通常理解”。比如前例中的重大疾病保险合同的心脏病（心肌梗塞）一条，投保人和保险人完全可以各执一词。投保人称心率过速是心脏病的一种，保险人抗辩说，按通常的语法理解，这里的心脏病仅指心肌梗塞。从字面上看，保险人是有道理的，因为按照中国语法习惯的心脏病，只是特指括号里的“心肌梗塞”，这本身就会使法官处于两难境地，在实务中肯定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和诠释。

我们认为通则对于确认格式合同条款效力的规定倒是切中时弊：第2.20条（1）如果标准条款中某个条款是对方不能合理预见的, 则该条款无效, 除非对方明确地表示接受；（2）在确定某条款是否属于这种性质时, 应考虑到该条款的内容、语言和表达方式。第3.10条：（1）如在订立合同时，合同或其个别条款不合理地对另一方当事人过分有利，则一方当事人可宣告该合同或个别条款无效。除其它因素外，尚应考虑下列情况：（a）该另一方当事人不公平地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依赖、经济困境或迫切需要，或者不公平地利用了对方当事人的缺乏远见、无知、无经验或缺乏谈判技巧的事实，以及（b）合同的性质和合同的目的。（2）依有权宣告合同无效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法院可修改该合同或条款以使其符合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3）依收到宣告合同无效通知的一方当事人的请求，法院也可以如前款所述修改该合同或该个别条款，条件是该方当事人在收到通知后，并在对方当事人依赖该通知行事以前及时告知发送通知一方当事人。本章第13条（2）款的规定相应适用。” 我们认为，《通则》这些条款胜过《合同法》关于格式合同的所有条款，为此，我们建议关于在将来的《合同法》的司法解释中应将《通则》条款纳入国内法，这对于格式合同的纠纷处理将大有裨益。

3、关于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52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我们认为，对于上述合同规定无效，非但不能保护另一方（守约方）的合法财产利益，恰恰减轻了对不法民事行为人的惩罚力度。对此应借鉴通则第3.3条：（1）合同订立时不可能履行所承担义务的事实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2）合同订立时一方当事人无权处置与合同相关联之财产的事实本身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通则规定的即使是自始不能履行的合同，如一方当事人已将所有的房屋出卖给另一方并已过户，在合同已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合同效力，判令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在一方当事人将无权处置他人的财产的情况下，也不影响合同效力。这就是对擅自签订合同坑害他人的所谓不道德的人予以惩罚，对于欺诈、胁迫等致合同无效的条款，通则的规定也有利于受害人一方。请看通则第3.11条：（1）如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或一方当事人错误归因于第三人，或为第三人知道或理应知道，而第三人的行为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则可宣告合同无效，其条件与由另一方当事人本身签订的合同宣告无效的条件相同。（2）如欺诈、胁迫或重大悬殊归因于第三人，而其行为不由另一方当事人负责，如果另一方当事人知道或理应知道此欺诈、胁迫或重大悬殊，或者在合同宣告无效时还未本着对合同的信赖行事，可以宣告合同无效。这两条较优于合同法的地方在于：第一，对于合同的有效与否的决定权由守约一方决定。可以承认有效，也可以宣告无效，合同的效力不是由法律规定。第二，守约方宣告无效是对另一方的严厉惩罚。因为该条所谓的欺诈，其原因并不在于缔约的一方，而在于第三方的原因，这与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大相径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法律规范也属法律文化，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应当根据国情合理继受、过滤和消化对我们有益的立法理念，这应当成为我们的共识。关于格式合同的效力，除《通则》可资借鉴外，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规定也可参考。如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2款将“程序性的”和“实质性的”公平标准合而为一：（1）合同履行和相对履行之间“明显地不相称”，（2） 并且一方当事人“通过利用另一方当事人的困境、缺乏经验、缺乏判断力或无重大的决断力”而达成的合同，则合同无效。 [2]以色列对格式合同（标准合同）的限制更为严格，该国《合同法》第14条规定，“就契约文句之全部参酌其他情事检讨后确信限制文句对顾客不利，或给予供给等以有危害顾客之虞之利益等，证明该文句之全部或一部为无效”。[3]世界各国对格式合同的免责条款有的称为“灰色条款”，有的称“黑色条款”，对此效力都作了严格的限制，这符合20世纪以来的照顾弱者的立法潮流，对合同自由原则进行了修正，为此有学者将当前的时代称为“从契约到身份的回归” 的时代，颇有几分合理之处。 因此，笔者建议在未来修改合同法或作出司法解释时，将格式合同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利的免责条款，规定法院可以直接认定无效，这比所谓通常“理解”更为有利于保护弱势群体。

二、关于要约与承诺的比较

我国《合同法》借鉴通则最多的部分是要约和承诺的方式部分，即第1条—31条、34条，共计20条之多。这部分条款涵盖要约、要约邀请、要约的撤回、要约的撤销、承诺及承诺的期限及撤回等。通则关于要约和承诺计有12条，即2.1—2.12。两者内容大致相仿，但有些差异是值得重视的。《合同法》第13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通则第2.1条规定，合同可通过要约的承诺或通过当事人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而成立。但《合同法》对合同的订立方式只采用要约、承诺方式似乎绝对，也不大符合人们的交易习惯，而《通则》在要约和承诺之外加上“可通过当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而成立”则宽容和豁达，而且囊括其他所有的合意行为。仅此一点，合同法就稍逊一筹。市场交易的实践表明，所有的合同并不都是要约和承诺达成的。关于通则乃至其他民法典在订立合同方式局限于要约和承诺的错误已被德国法学家海因?克茨所发现。这位德国民法学家尖锐地指出各国立法的偏颇，“近来很多民法典规定，要约和承诺是合同订约的惟一方式”，这是错误的和非理性的。他认为，订立合同的要约和承诺的规则基本上是从18世纪发展起来的。《葡萄牙民法典》和《奥地利民法典》几乎没有涉及这一问题，在《法国民法典》中根本没有提及。但是，近年许多国家的民法典都规定了要约和承诺是订立合同的唯一方式。如《德国民法典》第145条“向他人发出订立合同的要约的人，受要约约束，但要约人已排除要约的约束力的除外” ；第147条“（1）向在场者发出的要约，只能立即承诺之……（2）向不在场者发出的要约，只能到要约人在通常情况下可预期收到答复时为止承诺之。” [4] 《瑞士民法典》第5条，“向不在场当事人发出的，没有承诺期限的要约，在要约人收到以合理方式在合理的时间内送达的承诺之前，要约有效。要约人可以推定其要约在合理的时间内到达要约人。在合理时间内发出的承诺，但到达要约人时迟到的，要约人应当立即将比情况通知对方。否则承诺产生法律效力。” [5] 2002年第1版第2页的《日本民法典》第521条、第522条也有此规定。荷兰1892年新修改的债法总则第217条，“合同经要约和承诺而成立，” [6] 也只能通过要约和承诺才能订立合同。意大利、蒙古等国也都未忽视要约和承诺这个20世纪最新的合同法范畴。除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之外，英美国家大都把要约作为合同订立的一个要素，尽管各国合同法理论或实务中对要约称谓有所不同，诸如投价、发盘、建议等，对承诺的称谓在各国贸易实务中称为“还盘”等。[7] 我国《合同法》借鉴通则最多的也是在关于订立合同须有要约和承诺的方式方面。笔者上引的德民、瑞债均指要约和承诺是指“不在场”的情景下才适用。我国《合同法》实际上根本没有必要必须将“同意”写进要约和承诺中，因为双方当事人是面对面地订立合同。这是我国《合同法》食洋不化，照抄照搬，违反人们交易习惯的结果。在罗马时代，合同义务原本是以订立契约为目的确立的。订约时双方当事人都需要亲自到场，即使这种手段被放弃，一般来说合同的订立仍需要双方当事人在场。……因此，罗马法学家从未认为有必要将“同意”用要约和承诺这两种陈述方式单独地表示出来。这种需要中介在可信赖的邮政服务出现和远距离订阅合同成为可能之后，才成为可能，这就是德民和瑞债指的双方当事人不是面对面的“不在场”的情况下才适用要约和承诺。如果将所有的交易都定格在要约和承诺的一种方式上，这是错误的。毫无疑问，在许多业已订立的合同案件中，任意将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视为要约而把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视为承诺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我们以土地买卖为例，其文件已起草并已公证，并由双方当事人同时签字，因此，很难说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了要约，且另一方当事人表示了他的“承诺” ；再如，一位消费者用现金买一包香烟时，显然，双方当事人是在订立协议。但是，将整个程序分解为“要约”和“承诺”，并讨论卖方交付一包香烟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约”和“承诺” ，卖方交付一包香烟是否就算作出了“要约”，或买方在收款处交付了现款是否就算作出了“承诺”，这几乎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或许对新任律师有些用处。在强行将合同订分立为“要约”和“承诺”时，另一难以处理的情形是，相对方向的建议和反建议在进行长时间的协商谈判后才达成协议，在合同成立时，很难作出明确决定，但是那种认为合同应通过要约和承诺订立的思想对于完成任务毫无意义。[8] 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订立合同从理论上讲，有要约和承诺是成立的。但对于面对面的交易行为，很难界定哪一方是要约，哪一方是承诺。如律师与当事人谈代理费的数额时，通常是在讨价还价过程中达成的代理协议。比如就某一收费标准，律师提议按标的额的5%收费，委托人说太高能否按3%，律师说不行，最少也得按4.5%，双方最后达成按财产比例的3.5%收费。这种讨价还价中有要约，有反要约（新的要约）；有承诺，有否定承诺，双方在订立合同时，互有要约和承诺，两种方式混合在一起，很难分得清何者为要约，何者为承诺。当然，在人对机器或物发生交易的场合，如自动售货机、投币买地铁票、在宾馆使用备用的特殊物品如安全套等，只要开封，就可视为承诺。物品上标明的价款是要约，投币或开封视为承诺，这是简易的交易，但是大量的交易远非如此简单。再如，建筑工程合同的订立则更为复杂。一般认为，招标公告是要约邀请，建筑施工单位前去投标是要约，招标人接受投标是承诺，一旦接受，合同便正式成立。[9] 笔者对这种认识不敢苟同。在司法实践中，招投标仅是建设工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整个建设施工合同中的一个链条，就投标人前去投标而言，因投标人数众多，在未开标之前，尚未涉及建设项目实体内容，即未涉及项目、价款、履行方式等合同主要条款情况下，合同即使是成立了，也是无内容的。按照我国《招投标法》规定，建设工程招投标有如下环节：招标（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发中标通知书→签订建设工程合同。建设部标准合同文本第二部分“通用条款”对此有明确的解释。上述组成部分均为建设施工合同的组成部分。这是一连串的民事行为，最后归纳在一个总的合同之中。若按高尔森教授的观点，在招投标中，投标人只要前去竞标合同就成立了，但一旦未中标，按此逻辑可以告投标人违约了，然而这岂不荒唐？笔者用此案例证明，何为要约、何为承诺并非楚河汉界一目了然。至此，我们认为，通则第2.1条的“或通过当事人的能充分表明其合意的行为”合同即成立的规定更加符合交易习惯。德民和瑞民将要约、承诺限缩在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均有理论的、立法的和实践的意义。因此，我们在代理具体案件的实务操作时不妨借鉴一下通行的相关规定，以解除法律解释上的困惑和障碍。

三、缔约过失：先合同责任、后合同责任、侵权责任？

对于缔约过失责任，是合同责任、非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目前在理论界尚存争议。缔约过失责任理论是由德国目的主义法学家耶林于1861年发表的《缔约上的过失、契约无效于未臻完全时的损害》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创立的，被誉为法学上的重大发现，填补了法学上的盲区，其基本内容是指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信赖利益损失时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个理论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承认。1994年通则第2.15条（恶意谈判）规定：（1）当事人可以自由进行谈判，并对未达成协议不承担责任；（2）但是，如果一方当事人以恶意进行谈判，或恶意终止谈判，则该方当事人应对因此给另一方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3）恶意，特别是指一方当事人在无意与对方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开始或继续进行谈判。

对于缔约过失责任，《欧洲合同法通则》称之为磋商过程中的责任。该通则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缔约过失关于恶意谈判中的第2.301条1——3项，第2.302条关于保密义务的规定几乎完全一致，这充分说明了国际商事游戏规则的趋同化乃大势所趋，人类的文明成果可以相互吸纳互为消长。[11] 诚如德国法学家海因?克茨在《欧洲合同法》德文原著前言中所预言的那样：如果说欧洲在经济方面必然要形成统一的单一市场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欧洲的私法起码在某种程度上势必要统一起来，那一天终会来临，鸿沟将会被填平。[12]这是智者之识。笔者认为何止欧洲，在将来的某一天世界会统一于一个游戏规则，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我们乐观的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我国《合同法》不仅成功的消化了耶林的缔约过失理论，而且在借鉴了通则的基础上还有一定的发展。

缔约过失的前合同义务的体现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磋商；（2）故意隐瞒重要事实或提供虚假情况；（3）未尽协力义务；（4）未尽先义务，以及未尽保密义务。

缔约过失后合同义务体现在第58条，即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这就是梁慧星先生所讲的“合同关系虽然消灭了，法律仍要求当事人负某种义务，违反了这种义务就要承担责任。这个责任不属于侵权责任，也不属违约责任，类似合同义务。” [13]

除此之外，还有后合同义务，即附随义务。该义务在缔约前存在，在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也存在，合同法第92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即合同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办、保密义务。我国《合同法》所提出新的规范，并未将缔约过失责任局限在缔约前的通则之中，而是根据市场交易的复杂性，加大了保护交易安全、惩罚违约的力度。遗憾的是，有的论文在2006年还引用明显过时的观点，[14] 仍局限在缔约前的过失责任范围内，这就落后于我国《合同法》何止十万八千里！所谓缔约过失责任，德国法称为先合同责任，它摇摆于合同法和侵权法之间。在缔约过失责任产生之初，关于应当将其置于何种责任之下的争议便开始了。迄今为止依然争论未休。据笔者归纳，在大陆法系之间关于缔约责任有三种归属方式：第一种方式为先合同义务，德国自2002年起将缔约过失纳入了合同法的框架之内（见《德国民法典》第311条第2款和第3款），其可归纳有如下原则：注意义务、信赖责任、附随义务、保护义务。如一方违反上述义务，则承担原合同可得利益。案件类型有缔约前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受损义务导致合同终止等。 缔约过失理论付诸于司法实践始于德国1911年的一宗“油毯”判例。帝国法院在该案中将适用于合同责任的规则延伸到了与侵权责任更为相关的事实上。一位女士走进一家商店，在购买了许多商品后，向店员说明要买一卷油毯。店员从货架上抽出她要买的一卷油毯时，不小心让另外两卷油毯从货价上滚落下来，砸伤了这位顾客和她的儿子。帝国法院将合同原则适用于这一案件，并论证说：原告是带着购买油毯的意愿走进这家商店的。因此在双方之间便产生了导致销售者应当保护消费者的特定关系。违反此义务，便应当承担合同损害赔偿的责任。由此引发的是，合同责任原则究竟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侵权事实领域？德国法官的论证表明，假如人们走进一家商店在收银台前等候过程中却踩在乳酪上而滑倒在地板上，合同责任应当包括这种侵权行为。依据油毯一案，若第三人与意在缔结合同之人之间存在某种特定关系，则注意义务则可能延伸到第三人身上。[15]我国近年也多有这种判例，如上海一家书店一学生从电梯掉下摔伤；北京一旅客雨天在饭店门前滑倒摔伤等，都是按缔约过失对待的。 梁慧星教授也举过一个商场因工作人员疏忽未盖地下室盖板，将一顾客脊骨损伤的案例，也称之为缔约过失责任。这是将缔约过失责任扩大化的倾向，值得商榷（下文将涉及该问题）。第二种方式为侵权行为。如2002年9月17日欧洲法院在判决中认为，根据国际管辖法，恶意终止合同磋商的损害赔偿责任应由《布鲁塞尔条约》第5条第3款调整。该款的调整对象是侵权行为或类似行为。将违反诚信原则、恶意终止合同磋商归属于侵权法，法国、比利时及卢森堡等多国持此观点。法国主流观点认为先合同责任属于侵权性质。1988年法典对此法律观点予以确认。比利时法学界的立法观点同样倾向于合同责任归于侵权责任之中，卢森堡法律体系主流观点也将先合同责任纳入侵权责任之中。第三种方式为将缔约过失与侵权责任相区别，其代表性的国家是希腊。其民法典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态度，该是什么就是什么，不将所有先缔约出现的损失或侵害都往缔约过失篮子里装。《希腊民法典》第197-198条依据缔约的目的来界定何为缔约过失、何为侵权行为。该法典首先承认缔约过失的赔偿责任，对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和先合同的首要地位予以确认，并创造健康的商业交易关系。对此，法学家们举例说，假使某人走进一家商店打量陈列的商品，或走进一家餐馆找位子，并不属于希腊所理解的缔约过失责任范围，因为他们与合同标的之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对学者们经常引述的德国法院判决的缔约过失案例，如“亚麻油地毡案”、“顾客香蕉皮滑倒案”、“菜叶案”，[16]希腊法学家认为应当适用侵权法，而不是缔约过失责任，所说缔约过失应为缔约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磋商或违反保密义务等才符合缔约过失构成要素。对此观点，笔者甚表赞赏。现略陈述浅见如下：

首先，要认定是否属缔约过失责任，应按缔约过失理论和通则、合同法的观点和规范去把握，即本文前面引用的如恶意磋商、隐瞒真相、协力义务、告知义务、附随义务等。如违反这些原则性规范可以确认缔约过失责任。第二，要依照当事人是否有缔约之目的认定是否确属缔约过失责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节假日或闲暇时，逛商店习以为常，有购物的，也有以消遣为目的的（不在少数）。第三，要把握缔约过失法律概念的含义。缔约过失责任概念有三层含义：一是缔约是前提，无缔约的明确目的，即使受到伤害也不能往缔约上靠。二是须有过失。过失有两种含义，一是疏忽大意的过失，二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这两种都不含故意之意。三是在具备前两个要素的情况下才存在责任承担问题。只有具备这三个要件，才构成民事行为的缔约过失责任。

Ⅱ 根本违约是什么意思需要支付多少违约金

根本违约，是指合同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行为，致使该合同的目的不能实现；根本违约的构成要件是一般违约的构成要件，加上因违约行为导致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其法律效果是当一方根本违约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根本违约是从英国普通法上发展出来的一种制度，其影响力之大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欧洲合同法原则中均有体现。其构成要件总体上存有条款主义与结果主义，我国立法上应采取结果主义的判断标准，同时在具体的判断上可参照所违反义务的类型标准。在迟延履行、履行不能、不完全履行、先期违约类型场合，根本违约都有特定构成标准。根本违约一旦构成，产生的法律效果有二：一是债权人可以解除债权；二是对合同解除权的限制。我国新颁布的合同法采纳了根本违约制度，一方面作为一种法定解除权发生的事由，另一方面实际上又对解除权的行使予以必要的限制。 简单的说 就是违反了合同义务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这种义务一般都是主要合同义务，比如买卖合同的付款义务 或者交付标的并转移所有权的义务。没有履行这种义务就是根本违约。质量瑕疵是否构成根本违约 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数量一般不会构成根本违约。交付时间 地点等情况也不是根本违约。根本违约的显著特征就是可以根据相关规定解除合同。违约金按照合同约定执行。但是不能违法。

Ⅲ 根本违约的详细解释

根本违约是区分违约严重程度之做法的近现代样板，通过区分违约不同的严重程度，相应地赋予不同的法律效果，这是违约责任法领域中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做法，有必要作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根本违约是发端于英国普通法的一个分析范畴，根本违约之判断最初是根本违约人所违反的合同条款的类型。在19世纪的英国，法院开始将合同条款依其重要程度之轻重区分为“条件”（condition ）和“担保”（warranty），相应地有不同的法律效果。“条件可定义为一种对事实的陈述， 或者一个允诺， 它构成了合同的基本条款（an essential term of the contract）；如果此一对事实的陈述被证明为不真实，或者该允诺未经履行，则无辜方可将此种违反作为毁约，并使他从合同的继续履行中解脱出来。”〔1〕（P115—116）换言之，违反条件被作为根本违约，非违约方可以因此而解除合同。而担保作为合同中次要的和附属性的条款，当它被违反时，并不能够使无辜方以毁约待之，不能够解除合同而只能够请求损害赔偿。
不过，对于上述产生于19世纪的英国普通法上的合同条款分类方法，在近些年有了新的发展，英国的法官们通过发展出一类称为中间条款（intermediate terms, or innominate terms）的合同条款新类型， 对非违约方的合同解除权加以了限制。从此，打破了19世纪的过分强调条款之性质的“条件”和“担保”之分类，开辟出了一个更富于弹性的基于违约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的检验方式。如果合同不履行并非违反条件，而是违反中间条款，非违反方当事人将自己从继续履行中解脱出来的权利将取决于违约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2〕（P123）。 英国法院近年来不断扩大中间条款的范围，除了法律或合同明文规定了为条件或担保的条款，几乎所有条款都可以被视为中间条款。总的说来，英国普通法上在判断是否构成根本违约问题上，经历了一个从以所违反的合同条款的性质为依据到以违约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为依据的过程，目前英国法已主要是根据违约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判断根本违约是否构成了。
英国普通法上对合同条款所作的“条件”与“担保”之分类，对美国合同法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美国法没有使用“根本违约”之概念，通常使用的是“重大违约”（marterial breach）或“实质不履行”（substantial non—performance）。当一方当事人构成重大违约时，另一方有权解除合同。尽管“重大违约”与“违反条件”在法律后果上相似，但实际上却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法。“条件”是对合同条款性质的表述，判断某一条款是否属于“条件”，必须考察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是否把它当作合同的要素（essence）， 因而是主观性的；“重大”违约则是对违约后果的描述，判断违约是否重大，必须考察违约给对方所造成的实际损害的大小，因而是客观的〔3〕（P172）。
就大陆法系的情况而言，在法国，法院在判断是否允许非违约方解除合同时，违约的严重程度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惟法国法就违约严重程度之判断并未形成任何统一的明确的标准和概念。德国对于违约的严重程度虽然没有给出一个统一的标准，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因一方的原因致部分给付不能、给付迟延或不完全给付时，如果“合同的履行对于对方无利益”，对方得解除合同。此处所谓“无利益”，是指受害方已无法获得订立合同所期待获得的利益〔4〕（P355）。 学说上认为德国法此一概念与英美法中的“根本违约”或“重大违约”颇为相似，惟其内容及适用要窄一些。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1980）第25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以至于实际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从公约的这一界定中可以看出来，它已经转向了违约所致损害的程度：它是否实际上剥夺了非违约方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了呢？通过公约第25条的规定，便能够对虽为对合同的稍微的偏离却致生严重结果的情形加以规制了。公约对根本违约的构成要求了两个要件：违约后果的严重程度与违约后果的可预见性。一旦构成根本违约，非违约方便可以根据第49条、72条或73条等的规定宣告合同无效（实即解除合同）。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4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也有关于根本违约的规定，只不过其所使用的概念是“根本不履行”，此即第7·3·1 条（终止合同的权利）：“1.合同一方当事人可终止合同， 如另一方当事人未履行其合同义务构成对合同的根本不履行。2.在确定不履行义务是否构成根本不履行时，应特别考虑到以下情况：（A ）不履行是否实质性地剥夺了受损害方当事人根据合同有权期待的利益；（B ）对未履行义务的严格遵守是否为合同项下的实质内容；（C ）不履行是否有意所致还是疏忽所致；（D）若合同终止， 不履行方当事人是否将因已准备或已履行而蒙受不相称的损失。3.在延迟履行的情况下，只要另一方当事人未在第7·1·5条允许的额外期限届满前履行合同，受损害方当事人亦可终止合同。”
欧洲合同法委员会1998年《欧洲合同法原则》第8：103条规定了“根本性不履行”，即“如有下列情形，不履行即为根本性的：1.严格符合债务要求是合同的核心；或2.不履行实质上剥夺了受害方依合同有权期待的东西，除非另一方当事人没有预见到而且也不能够合理地预见到该结果；或3.不履行是故意的，并且使受害方有理由认为它不能再信赖对方当事人未来的履行。”另外，根据第9：301条第一款的规定：“如果对方当事人的不履行是根本性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在我国统一合同法之前，《涉外经济合同法》虽然没有使用根本违约的概念，但第29条却采纳了它的实质内容。在新《合同法》中，根本违约系作为非违约方当事人解除合同的理由之一加以规定的，第94条第（3） 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严重影响订立合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的，对方可以不经催告解除合同。”

Ⅳ 如何理解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和合同法132条的区别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解读：无权处分者订立的买卖合同有效。这样更有利于维护买受人利益，履行期限截止，出卖人未取得所有权或处分权，导致不能交付出卖标的物，转移所有权的，买受人可依法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买受人此项权利必须建立在买卖合同有效的基础上才符合法理）。
第一百三十二条 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或者限制转让的标的物，依照其规定。
【释义】本条是关于买卖合同标的物的规定。
标的是指法律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包括交付财产、提供劳务、完成工作等。有时指物，在买卖合中买或者卖的某物就是标的，在这种情况下，标的就可以称为标的物。买卖合同的标的物附着所有权，所以标的物的买卖即是所有权买卖。
买卖合同的标的物应当是出卖人所有或者有权处分的物。一般情况下，出卖人于出卖时即为标的物的所有人，但在买卖合同成立时出卖人也可能尚未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实际上这样的事例是大量的，例如现实生活中的连环买卖，即一方是前一合同的买受人，又是后一合同的出卖人，该方在订立后一买卖合同时，可能还未成为标的物的所有人。但无论如何，出卖人在交付时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否则，适用有关无权处分的规定。合同法在总则中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3.3条也规定，合同订立时一方当事人无权处置与该合同相关联之财产的事实本身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在合同订立后未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也未取得处分权时如何保护善意第三人则是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指，在这种情况下，购买了标的物的善意第三人能否合法地保有标的物的所有权。有的学者认为，出卖人对买卖标的无权处分，却在交易市场出卖他人的物，善意第三人是应当受保护的，其原理是为保障交易安全。买卖人在交易市场购物，无需调查该物的所有权。只有该物属于追赃物，物的所有权人方有权可请求买受人返还，但也应向买受人支付买受人买受该物的价款。

Ⅳ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对于合同的履行具体规定有哪些

第五章合同的履行

1.当事人的合同义务可明示也可默示。

2.默示的义务源于：

(a)合同的性质和目的；

(b)双方当事人之间确立的习惯做法和惯例；

(c)诚信和合理性。

3.如为履行一方当事人的义务，有理由期望另一方当事人的合作，则当事人应当合作。

4.(1)如一方当事人的义务涉及取得特定结果的义务，该当事人有义务取得特定结果。

(2)如一方当事人的义务涉及在进行一项活动中尽最大努力的义务，该当事人有义务尽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类似情况下所尽的义务。

确定一方当事人的义务多大程度上涉及的是在进行一项活动中尽最大努力的义务还是取得特定结果的义务，其中应考虑到以下情况：

(a)合同明示地规定义务的方式；

(b)合同价格和其他条款；

(c)在取得预期结果的过程中正常所涉风险的程度；

(d)另一方当事人影响义务履行的能力。

5.如果合同未规定或根据合同不能确定履行质量，则一方当事人有义务使履行质量合理并不得低于此情况下的平均水平。

6.一方当事人必须在下列时间履行其义务：

(a)如时间由合同确定或可根据合同确定，则在此时间。

(b)如一段时间由合同确定或可根据合同确定，则在此段时间内的任何时候，除非情况表明另一方当事人将选择一个时间，或

(c)在任何其他情况下，订立合同后的合理时间内。

(未定期限的合同)未定期限的合同可以根据一方当事人发出的合理期限的通知而终止。

(一次或分期履行)如果在5.1.7条的(b)或(c)条件下，能一次履约，且并未表明有其他情况，则当事人必须一次履行完其义务。

(部分履行)

(1)到期应履行合同时，债权人可拒绝部分履行合同的提议，不论是否附有对 履行合同剩余部分的担保，除非他这样做没有合法的理由。

(2)因部分履行给债权人增加的额外费用，应由债务人承担，但不得损害任何其他救济措施。

(履行顺序)

(1)如双方当事人能够同时履行，则当事人有义务同时履行，除非表明有其它情况。

(2)如仅一方当事人需要一段时间履行，则该当事人有义务首先开始履行，除非表明有其他情况。

(提前履行)

(1)债权人可拒绝接受提前履行，除非他这样做没有合法的利益。

(2)一方当事人接受提前履行并不影响他履行自己义务的时间，如果该时间已定，而不管另一方当事人义务的履行。

(3)由于提前履行而给另一方当事人增加的额外费用，应由提前履行当事人承担，但不得损害任何其他救济措施。

(履行地)

(1)如果合同中未规定或根据合同无法确定履行地，一方当事人应：

(a)在债权人的营业地履行金钱债务；

(b)在自己的营业地履行任何其他义务。

(2)一方当事人必须承担合同订立后，因其营业地改变给履行增加的费用。

(价格的确定)

(1)如果合同未定价或没有确定价格的条款，在无任何相反表示的情况下，应视为当事人参考了订立合同时有关交易的可比较情况中为此类履行所普遍采用的价格，如无此种价格，视为参考了合理价格。

(2)凡价格由一方当事人确定而此定价明显不合理，则不管任何相反规定，应代之以合理价格。

(3)凡价格由第三人确定，而他不能或不愿定价，则应采用合理价格。

(4)凡决定价格需要参照的因素不存在或已不再存在或已不可获得，则取最近似的因素来代替。

(以支票或其他票据支付)

(1)可在付款地以正常商业程序中所使用的任何形式进行支付。

(2)但是，侵权人无论根据前款或出于自愿接受支票、其它付款命令或付款承诺的，被假定为只是在其能得到支付或承付时才如此做的。

(转帐支付)

(1)除非债权人已指定特定帐户，支付可通过将款项转至债权人已告知其设立帐户的任何金融机构进行。

(2)在转帐支付情况下，债务人的义务在款项有效转至债权人的金融机构时解除。

(支付货币)

(1)如金钱债务是以非付款地货币表示的，债务人可以以付款地货币支付，除非：

(a)该货币不能自由兑换；或

(b)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应仅以表示金钱债务的货币进行支付。

(2)如债务人无法以金钱债务表示的货币支付，则债权人可要求以支付地的币种支付，甚至在第(1)款(b)规定的情形下亦可如此要求。

(3)如以付款地货币支付，应根据到期应付款时付款时付款地适用的通行汇率支付。

(4)但是，债务人到期应付款而未付时，债权人可要求债务人根据到期应付款时或实际付款时适用的通行汇率进行支付。

(未规定货币)

如合同未表明到期以何种货币履行付款义务，应以有关贸易中可比情况下为此种履行当事人所通常同意的应付款地的货币支付。

(履行的费用)

各方当事人应承担为履行其义务所产生的费用。

(付款的指向)

(1)对同一债权人负有多项付款义务的债务人，可在付款时指明该款项所付的债务。但是，该款项应首先支付任何费用，其次是应付利息，最后为本金。

(2)如债务人未作此指定，债权人可在支付后的合理时间内向债务人声明款项所付的债务，只要该债务是到期的且毫无争议的。

(3)如根据(1)或(2)款未能确定付款指向，款项则支付符合以下顺序列出的标准之一的债务。

(a)已到期或将首先到期的债务；

(b)债权人最没把握获得履行的债务；

(c)对债务人而言负担最沉重的债务；

(d)最先发生的债务。

如前述标准均不适用，付款应按比例指向所有债务。

第5.1.21条(非金钱债务的指向)

作适当修改后，第十八条适用于非金钱债务的履行的指向。

第5.1.22条(申请政府许可)

凡一国的法律要求取得影响合同效力或使其履行不可能的政府许可，且该法律或各种情况并无其它表示，

(a)如只有一方当事人的营业地在该国，该当事人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以获得许可；并且

(b)在任何其它情况下，其履约需要许可的一方当事人应采取必要措施。

第5.1.23条(申请许可的程序)

(1)按要求应采取必要措施以获许可的当事人应依此行事，不得不当迟延。他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任何费用。

(2)在没有不当迟延的情况下，该方当事人应在任何适当的时候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准予或拒绝给予许可的情况。

第5.1.24条(既未准予又未拒绝给予许可)

(1)如尽管责任方当事人采取了所有必要的措施，而在约定期间或，无此约定期间时，在合同订立后的合理期间内，既未准予又未拒绝给予许可，任何一方当事人有权终止合同。

(2)凡许可只影响某些条款，则第一款不适用，只要在适当地考虑了所有有关情况后，即使被拒绝给予许可，有理由继续维持合同

第5.1.25条(拒绝给予许可)

(1)拒绝给予影响合同效力的许可时，合同无效。如拒绝只影响某些条款的效力，仅该部分条款无效，只要适当地考虑所有相关情况后，有理由继续维持合同的其他部分。

(2)凡拒绝给予许可使合同的履行全部或部分不可能时，适用不履行规则。

第二节艰难条款

第5.2.1条(合同必须信守)

如果履约使一方当事人变得负担加重，他仍有义务依下列艰难条款履行其义务。

第5.2.2条(艰难的定义)

不论因为一方当事人履约费用增加或一方当事人所获履约价值减少，凡发生从根本上改变合同双方均势的事件，就出现艰难的情况，并且

(a)事件在订立合同后发生或为不利一方当事人所知；

(b)在订立合同时，不利一方当事人没有理由考虑到该事件；

(c)事件非受不利一方当事人所能控制，且

(d)事件的风险不由不利一方当事人承担。

第5.2.3条(艰难的效果)

(1)在出现艰难情况下，不利一方当事人有权要求重新谈判，应没有不当延迟地提出该要求并应说明依据的理由。

(2)重新谈判的要求本身并不能使不利一方当事人有权拒绝履约。

(3)如在合理时间内不能达成协议，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诉诸法院。

(4)法院作出艰难裁决后，如果合理，可以

(a)在确定的日期根据确定的条件终止合同，或

(b)为恢复合同双方的均势而修改合同。

第六章不履行

第一节总则

第6.1.1条(定义)

本通则中“不履行”系指一方当事人未能根据合同履行其任何义务，包括有缺陷履行和迟延履行。

第6.1.2条(另一方当事人的干预)

一方当事人不得依赖另一方当事人的不履行，如果该不履行是由前者的行为或不行为或由其承担风险的其他事件所致。

第6.1.3条(拒绝履行)

(1)凡双方当事人应同时履行，则任何一方当事人得在另一方当事人给予履行前拒绝履行。

(2)凡双方当事人应相继履行，则应迟履行一方当事人可在应先履行一方当事人完成履行以前不予履行。

第6.1.4条(履行的额外期限)

(1)在任何不履行的情况下，受损方当事人可以通知另一方当事人，给予一段额外的履行时间。

(2)在此额外期间，受损方当事人可不予履行其相应的义务并要求损害赔偿，但不得采取任何其他救济措施。如他收到另一方当事人的通知，获知后者在该期间内将不履行，或者如在该期间界满时仍未按约履行，则受损方当事人可采取本章规定的任何救济措施。

(3)如在未根本性迟延履约时受损方当事人已发出给予一段合理的额外期间的通知，他可在该期间界满时终止合同。如给予的额外期间长度不合理，则应将其合理延长。受损方当事人可在其通知里规定若另一方当事人不能在通知规定的额外期间履行，合同应自动终止。

(4)当未履行的义务只是违约当事人合同义务的一小部分时，第(3)款不适用。

第6.1.5条(不可抗力)

(1)当事人对不履行可以免责，只要他证明此不履行是由于非他所能控制的障碍，而且对于这种障碍，没有理由预期在订立合同时能考虑到或能避免或克服它或它的后果。

(2)如障碍只是暂时的，在考虑到这种障碍对合同的影响来说是合理的一段期间内可以免责。

(3)未能履行义务的一方必须将障碍及其对其履行义务能力的影响通知另一方。如果该项通知在不履行义务的一方已知道或理应知道此一障碍后一段合理时间内仍未为另一方收到，则他对由于另一方未收到通知而造成的损害应负赔偿责任。

(4)本条规定不妨碍当事人行使终止合同或不予履行的权利。

第二节履行合同的权利

第6.2.1条(履行金钱债务)

如一方当事人有义务付款而未付款，另一方当事人可要求付款。

第6.2.2条(履行非金钱债务)

若一方当事人负有一个非付款义务而未履行，另一方当事人可要求履行，除非：

(a)法律上或事实上不可能履行；

(b)履行或有关的执行带来不合理的负担或费用；

(c)应获得履行的一方当事人有理由从其他渠道获得履行。

(d)履行具有排他的个人的特性；

(e)应获得履行的一方当事人在他已知或应当知道不履行之后的合理时间内不要求履行。

第6.2.3条(对有缺陷履行的修补和替代)

履行合同的权利包括在适当情况下要求对有缺陷履行予以修补、替代或其它救治的权利。第6.2.1条和6.2.2条的规定相应适用。

第6.2.4条(法院判决的罚金)

(1)凡法院判定违约方当事人履行，如该当事人不执行判决，法院还可令其支付罚金。

(2)罚金应付给受损方当事人，除非法院地法律另有强制规定。支付受损方当事人罚金并不排除任何损害赔偿的请求。

第6.2.5条(救济的改变)

(1)受损方当事人已要求履行非金钱债务但在规定的期间或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没有获得履行，可对不履行采取其他任何救济措施。

(2)如法院对于履行非金钱债务的判决不得得到执行，受损方当事人可以采取任何其他的救济措施。

第三节终止

第6.3.1条(终止合同的权利)

(1)一方当事人可终止合同，只要另一方当事人未能履行合同义务而构成了根本不履行。

(2)确定未履约是否构成根本不履行时，应注意到以下重要情况：

(a)不履行是否实质上剥夺了受损方当事人根据合同有权期待的利益，除非另一方当事人并未预见也不能合理预见该结果。

(b)对尚未履行的义务的严格遵守是否是合同项下的基本要素。

(c)不履行是否是有意的或疏忽大意；

(d)不履行是否让受损方当事人有理由相信他不能依赖另一方当事人未来的履行；

(e)如合同终止，违约方当事人是否将由于准备履行或履行而蒙受不相称的损失。

(3)在迟延的情况下，受损方当事人也可终止合同，只要另一方当事人在据第6.1.4条给予的额外期界满时仍未履行。

第6.3.2条(终止合同的通知)

(1)一方当事人终止合同的权利通过通知另一方当事人来行使。

(2)如履行有迟延或与合同不符，受损方当事人将丧失终止合同的权利，除非他在已知或理应知道此履行迟延或与合同不符合的一段合理时间内，通知另一方当事人。

第6.3.3条(预期不履行)

凡在一方当事人履行之日前，很明显他将根本不履行，另一方当事人可终止合同。

第6.3.4条(如约履行的充分保证)

有理由认为另一方当事人将根本不履行的一方当事人可要求对如约履行提供充分保证并同时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若在合理时间里不能提供这种保证，提出要求的一方当事人可以终止合同。

第6.3.5条(终止合同的一般效果)

(1)终止合同解除双方当事人实现和获得未来的履行的义务。

(2)终止合同不妨碍对不履行请求损害赔偿。

(3)终止合同不影响合同中关于解决争端的任何规定，或者甚至在合同终止后仍将执行的其他合同条款。

第6.3.6条(返还)

(1)终止合同时，任一方当事人可要求返还他所提供的一切，只要他同时返还他所收到的一切。如以实物返还不可能或不适当，合理时可以金钱补偿。

(2)但是，如合同的履行已延续一段时期且合同是可分割的，只能对合同终止生效后的那段时间的履行请求此类返还。

第四节损害赔偿和免责条款

第6.4.1条(损害赔偿的请求权)

任何不履行均使受损方当事人获得无论是单一的还是与其他救济并行的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除非不履行根据第6.1.4条可以免责。

第6.4.2条(完全补偿)

(1)受损方当事人对于由于不履行遭受的损害有权得到完全补偿。这种损害包括他遭受的任何损失和被剥夺的任何收益，应考虑到受损方当事人由于避免发生的费用或损失而产生的任何收益。

(2)该损失可以是非金钱性质的，例如包括肉体痛苦或精神痛苦。

第6.4.3条(损害的肯定性)

(1)只对以合理程度的肯定性确立的损害，包括未来的损害，进行补偿。

(2)对可能出现的机会的损失可根据可能性的程度进行补偿。

(3)凡不能以足够程度的肯定性确定赔偿金额，法院对于确定赔偿金额具有裁量权。

第6.4.4条(损害的可预见性)

违约方当事人仅对合同订立时他预见或有理由预见到的很可能因其不履行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

第6.4.5条(存在替代交易时损害的证明)

凡受损方当事人终止合同并在合理时间内以合理方式进行了替代交易，可对合同价格与替代交易价格之间的差价以及任何更多的损害要求补偿。

第6.4.6条(由时价产生的损害的证明)

(1)凡受损方当事人终止合同且未进行替代交易时，但对于约定的履行存在时价，可对合同价格与合同终止时的时价以及任何更多的损害要求补偿。

(2)时价是指合同应当履行地在类似情况上对交付货物和提供服务通常收费的价格，如果该地无时价，时价为可合理参照的另一地的时价。

第6.4.7条(不履行部分归咎于受损方当事人)

如损害部分归咎于受损方当事人的行为或不行为或其应承担风险的其它事件，损害赔偿的金额应扣除上述因素导致的损害部分，应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各自的行为。

第6.4.8条

(1)违约方当事人对于受损方当事人本可采取合理措施减少的损害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受损方当事人有权对试图减少损害而合理发生的任何费用要求补偿。

第6.4.9条(损害赔偿的利息)

除非定有约定，对非金钱债务的不履行的损害赔偿的利息自不履行之时。

第6.4.10条(未付金钱债务的损害赔偿)

(1)如果一方当事人未支付一笔到期的金钱债务，受损方当事人可以要求支付该笔债务自到期时起至支付时止的利息。

(2)利率应为付款地的支付货币的银行对于最佳借款人的平均短期贷款利率，或者，凡该地在此利率，则为支付货币的发行国的此利率。上述两地均无此利率时，应为支付货币的发行国的法律规定的适当利率。

(3)受损方当事人有权对不付款给他造成的更大损害要求额外的损害赔偿。

第6.4.11条(金钱补偿的方式)

(1)损害赔偿应一次付清。但是，当损害的性质使分期付款适当时，可以分期付清。

(2)可以指明分期付清损害赔偿。

第6.4.12条(估算损害赔偿的货币)

以金钱债务所表示的货币或以遭受损害的货币两者中最为适当的货币估算损害赔偿。

第6.4.13条(免责条款)

一项条款，限制或排除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的责任或允许一方当事人的履行实质上有别于另一方当事人合理期望的履行，如果考虑到合同的目的，援引该条款是极为不公正的，则不得援引该条款。

第6.4.14条(对不履行的约定的支付)

(1)凡合同规定不履约一方当事人应支付受损方当事人一笔特定金额，受损方当事人有权获得该笔金额，而不管其实际损害如何。

(2)但是，凡特定金额大大超过了因不履行和其他情况造成的损害，则可减少该特定金额，而不管任何与此相悖的协议。

Ⅵ 根本性违约违约都包括那些具体内容

一、《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25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如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失，以致于实际上剥夺了他方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为根本违反合同，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的情况下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根据该公约的规定，如果违约方存在违约行为，而且违约引起的严重程度“实际剥夺了相对方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即我国《合同法》所称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即为根本违约。
二、司法实践中，判断违约后果，实质上剥夺了受害人所期待的东西，必须接合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很难找到一种划一的，固定的标准，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秘书处对联合国国际贸易销售合同公约草案所作的评注中指出：“损害是否重大，应根据每一事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例如合同的金额，违反合同造成的金额损失，或者违反合同对受害人其他活动的影响程度，”这一评注对于理解根本违约是有意义的，但却过于简单和抽象，很难为当事人或法院判定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的标准，根据一些国家特别是英美国家法院的判例以及学者的观点，判定违约后果是否重大一般可以考查以下因素：
1、 违约部分的价值或金额与整个合同之间的比例，如果卖方少交或交付与合同不符的部分货物的价值占全部合同金额的大部分，一般认为构成根本违约。
2、 违约部分对合同目标实现的 影响 程度，在某些案件中，尽管违约部分的价值并不高，但对合同的实现有着重大的影响，这种情况下，一般也可以认为构成根本违约。
3、 当迟延履行时，时间对合同目标实现的影响程度，对于一些具有时间性强的商品 ，交货迟延往往使买方无法实现商业目标。
4、 违约的后果及损害能否得到修补，公约允许卖方在履行期到达之前或之后，自付费用对其违约行为进行修补，除非这种补救对买方是不合理的，因此，即使违约行为是 严重的，可能导致剥夺受害人所期待的东西，但如果这种违约是可以修补的，它并不构成根本违约。
5、 在分批交货合同中，对一批交货义务的违反对整个合同的影响程度，如果合同是可分的，则对某批交货义务的违反一般不构成根本违约，如果该合同是不可分的，某批交货与合同不符，就可能导致整个合同目标无法实现，一般构成根本违约。
6、 违约后果的可预见性，公约第25 条规定，构成根本违约，除了必须具备违约后果严重这一客观条件外，还必须是违约人可以或应当预见的，这是根本违约的主观要件 ，采用了一般违约相反的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在具体判断方面，公约采取的是一个客观的标准，即“合理第三人”的标准。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也有关于根本违约的规定，其使用的概念是“根本不履行”，第7.3.1条（终止合同的权利）：“（1）合同一方当事人可终止合同，如果一方当事人未履行其合同义务构成对合同的根本不履行；（2）在确定不履行义务是否构成根本不履行时，应特别考虑以下几种情况（A）不履行是否实质性地剥夺了受损害方当事人根据合同有权期待的利益；（B）对未履行义务的严格遵守是否为合同项下的实质内容；（C）不履行是有意所致还是疏忽所致；（D）不履行是否使受损害方当事人有理由相信，他不能依赖另一方当事人未来的履行；（E）若合同终止不履行方当事人是否将因已准备或已履行而蒙受不相称的损失；（3）在迟延履行的情况下，只要另一方当事人未在7.1.5条允许的额外期限届满前履行合同，受损害方当事人亦可终止合同。”
与公约相比，国际商务合同通则在根本违约的构成方面，强调条款性质与违约后果相结合考虑的标准，对合同当事人主观过错的考察也十分引人注目，另外，增加了信赖利益，即受损害方有理由相信，他不能信赖另一方当事人未来的履行，亦即如果该违约构成了对作为合同基础的信赖关系的破坏，即使违反合同的性质、后果并不严重，或者可以通过修补得以完善，受损害方当事人仍然可以解除合同。
三、我国学者认为，合同的解除是在合同成立后基于一方或双方的意志使合同归于消失，它通常是合同不能正常履行时，当事人不得已采取的一种做法。合同解除关涉合同制度的严肃性，因此，法律对解除合同应采取慎重态度，对法定解除权的行使应作严格的限制。1993年修改的经济合同法第26条规定法定解除权的原因为不可抗力致使经济合同的全部义务不能履行和由于一方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没有履行合同两种情形，因其过于宽泛，引起理论界与司法界的一致诟病。现行合同法第90条来看，强调“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不履行主要任务”是适宜的，然而，司法实践中的判断标准仍有待有关司法解释界定。

http://www.5alw.com/Article/Print.asp?ArticleID=2135

Ⅶ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说明及作用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从统一法分类宽泛的角度看，它既可以被称为示范法、回统一规则，也可答被称为国际惯例。从实用的角度看，一国在制定或修订合同法时可以把它作为示范法，参考、借鉴其条文；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它作为合同的准据法（适用法），作为解释合同、补充合同、处理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此外，当合同的适用法律不足以解决合同纠纷所涉及的问题时，法院或仲裁庭可以把它的相关条文视为法律的一般原则或商人习惯法，作为解决问题的依据，起到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及适用法律的补充作用。

Ⅷ 根本违约的构成论

根本违约作为发生解除权的事由，在违约救济法中居于重要地位，接下来我们分析根本违约的构成要件问题。
通过前述对根本违约问题所作的法制史及比较法考察我们可以看出，根本违约的构成要件问题也有一个演变过程。在早期英国普通法上，是通过区分合同条款是属于条件抑或是属于担保来判别是否构成根本违约的，这种做法可以称为“条款主义”。这种条款主义因合同条款既不能确切地作为条件，也不能确切地作为担保，于是发明出了所谓的“中间条款”，而对中间条款的违反，其效果的判断是无法简单地从其条款的类型上作出，而是要通过违约行为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上作出，至此，便步入了“结果主义”阶段。如果说“条款主义”之判断标准具有明确的形式主义色彩的话，那么“结果主义”之判断标准即具有显见的实质主义之性格。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结果主义”之判断标准已发展成为判断根本违约构成与否的主流标准。
在确定是否构成根本违约时，总体上说存有条款主义与结果主义两类做法。尽管目前所见到的采纳根本违约的立法例在“结果主义”这点上基本一致，但在是否同时采取可预见性标准上却存在分歧。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及欧洲合同法原则均采用了可预见性标准进一步限制根本违约或根本不履行的构成。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在此问题上没有采纳可预见性标准，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抛弃了主观标准，减少了因主观标准的介入而造成在确定根本违约方面的随意性现象以及对债权人保护的不利因素。”〔5〕（P541—542）在统一合同法起草过程中也没有采纳可预见性标准限制根本违约之构成。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我们也就有必要对根本违约的构成要件问题加以探讨。另外，由于根本违约是从违约及其后果的严重程度方面对违约行为所作的分类，那么它是可以与依其他标准对违约行为所作的描述和分类并存的，比如根本违约可能与迟延履行并存，可能与不履行并存，与不完全履行并存等。因而，我们仍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在不同的违约形态中根本违约之具体构成，这也可以作为我们对根本违约之构成的类型化分析。
我们国家立法上的根本违约应采取什么样的构成标准呢？本文以为原则上应采结果主义的判断标准，同时在具体的判断上可参照所违反义务的类型标准。首先，我国合同法上并不区分“条件”与“担保”两类合同条款，法律术语中虽然也有“条件”与“担保”，但其含义与英国法并不相同。这样，也就不存在英国法那样的采条款主义的基础。其次，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将合同条款区分为重要条款和一般条款来实现英国法上“条件”与“担保”条款的作用，但是，英国法相关的发展历程已显示出，这类做法最终还是通过“中间条款”及合同解释走上了结果主义的道路。再次，对于《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的规定的以严格遵守合同义务作为合同的实质内容，进而以之为判断根本不履行的标准，本文以为虽然有其合理性，而且符合合同自愿原则，但在处理方法上，在我国似乎可以作为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进而收到与之相同的效果，而不必强令其归入根本违约的范畴。复次，对于不履行是否有意所致还是疏忽所致的“过错主义”的判断标准，笔者以为有探讨的余地，一方面，这种做法只是处于辅助地位，根本上仍然要依结果主义标准，而一旦采用了结果主义标准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基本上也就没有再适用“过错主义”标准的余地了。另一方面，我国法上虽然有责任与过错成正比的思想，比如在违约金问题上就有所体现，但是尚未见到以故意违约为由允许解除合同的做法。如果说有可能的话，也只能是在一些特别的合同类型中，债务人故意违约构成了对作为合同之基础的信赖关系的破坏，则可以此为由解除合同关系。最后，在判断是否构成根本违约时，可以结合大陆法的特点，从所违反的义务的类型加以判断。现代债权法的一个重大发展是表现在债之关系上义务群的不断发展和扩张，在判断是否构成根本违约时，可以与此相结合，如果违反的是主给付义务，通常可以断定构成根本违约；如果违约从给付义务、附随义务等，通常并不能因此而解除合同，只有当对此类义务的违反危及作为合同基础的信赖关系时，可以此为由解除合同。

Ⅸ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合同的履行具体规定有哪些

一、《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发展历程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简称PICC）是国际统一私法协会1994年编撰，后分别于2004年和2010年修订。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修订工作，2016版预计2017年上半年颁布。

二、《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关于合同履行的规则

关于合同履行的规则体现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第六章，主要内容有：

履行的时间：在合同规定的时间或合理时间内履约；债权人可拒绝提前履行；

履行的地点：若合同没有明确约定，金钱债务，在债权人的营业地履行；任何其他义务，在债务人自己的营业地。

履行的费用：每一方当事人应承担为履行其义务时所发生的费用。

合约必须遵守：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的负担加重，该方当事人仍应履行其义务，但需受到有关艰难情形规定的限制。

此外，还对支付的货币、申请许可、不履行等问题做了详尽约定。

三、评价

从统一法分类宽泛的角度看，它既可以被称为示范法、统一规则，也可被称为国际惯例。从实用的角度看，一国在制定或修订合同法时可以把它作为示范法，参考、借鉴其条文；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它作为合同的准据法（适用法），作为解释合同、补充合同、处理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此外，当合同的适用法律不足以解决合同纠纷所涉及的问题时，法院或仲裁庭可以把它的相关条文视为法律的一般原则或商人习惯法，作为解决问题的依据，起到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及适用法律的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