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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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一样，经济法不是自古就有的“神话”，而是法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注1）作为法律家族的一个新成员，经济法诞生于现代社会，其产生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必然性，对此不少学者已做过各具特色的论证，本文不再赘述。（注2）而关于此一点我们的表述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时期进入垄断阶段，生产力不断提高，令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深层矛盾进一步激化，使复杂多变的经济生活产生了市场机制难以调和的矛盾，要求国家机器结合价值规律作出职能调整，对经济生活进行直接干预、参与和协调。正是这种市场“无形之手”和国家“有形之手”的互动，推动了传统法律体系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出现内部的分化和重组；同时法哲学和经济学理论等相关思想文化的发展，也为经济法律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最终从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导致经济法作为一个崭新部门法的产生。（注3）
（一）西方经济法（资本主义经济法）的发展历程
学界一般认为，经济法产生于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世界，正式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注4）当时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实力在资本主义工业国家中名列前茅，一贯奉行自由放任经济的美国虽然属于英美法系，没有划分部门法的传统，却在之前制定了反垄断性质的《谢尔曼法》，并在德国经济法产生的同期对此类法律进行增补，促使它们得以真正施行，开创了从总体上由国家对经济进行消极干预的先河；（注5）而属于大陆法系的德国，一开始走的则是经济统制法的路子，且在相关的法律中正式使用了“经济法”这个词，并由以思维严谨著称的德国法学家对这种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形式进行研究，提出了经济法的概念，创立了经济法学。（注6）虽然初期的经济立法在不同国家形态内容各异，因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的不同有着各自鲜明的特色，各国对经济法的认知程度和范围界定也有差别，但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共通的问题，亟需政府放弃“守夜人”的角色，通过更多强有力的手段（特别是社会化的法律调控手段）干预经济活动，同时也引起了（大陆法系国家）职业法学家的关注和重视，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了比较一致的现象。（注7）
经济法真正转入相对成熟期，成为现代法律体系的重要成员或者说是“后现代法”的起点，则应当是资本主义国家经过长期的市场经济发展实践，发现不但存在“市场失灵”，而且也存在“政府失灵”问题，遂开始放弃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主流地位，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学理论为指导来协调市场自律和政府干预的矛盾，并尝试从法律上共同纠正来自市场和政府两方面力量的缺陷。（注8）尽管西方国家在不同时期法律调整经济的侧重点都不尽相同，对经济法本质的认识也并非完全一样，但是经济法社会本位法的属性（或曰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却在现代社会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和法律社会化运动的历程中开始明晰起来，（注9）昭示了一种立足于现代社会之上的、与传统截然不同的“时代精神”。（注10）
（二）东方经济法（社会主义经济法）的发展历程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道路可谓一波三折，经历了辛亥革命所引发的第一次法律革命，新中国成立所形成的第二次法律革命，和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第三次法律革命。（注11）在当代中国社会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的经济法，遂成为由“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和“建设现代民主政治”汇合而成的改革与发展的时代主旋律的积极回响。（注12）
社会主义中国是东方经济法的代表国家，中国经济法的概念发端于党和政府的理论家胡乔木同志根据其1978年7 月在国务院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成的长篇论文《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注13）其后一系列政府文件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要求制定经济法律法规的言论中频繁使用的“经济法”字眼，使得相关的立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开始启动。由于当时中国刚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之前那个“无法无天”的时代，正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未来发展方向还不大明朗，学术研究中姓“社”还是姓“资”的敏感问题也令学者们不敢放开手脚，所以在蓬勃发展的各种经济法理论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说多半跟政治、经济制度基本相同的前苏联经济法学说“原样照搬，如出一辙”。（注14）当然，这也算是一种学术上“省时省力”的权宜之计。
随着1986年我国《民法通则》的颁布及权力机关一纸《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草案）>的说明》的出现，（注15）日益壮大的民商法获得了其应有的地位，而经济法的地位虽然也得到了正式承认，但其界限却被人为划定了大致的圈子，使得经济法基础理论的各种学说观点发生改变。学者们因之在一件事情上基本达成了共识：经济法只调整一定范围内的经济关系，与民商法的调整范围是有区别的。到了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前苏联解体，以及我国决定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多经济法的理论结合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调节机制再次随势而动，出现明显的调整。但经济法理论界对内于一些基本问题分歧仍然比较严重，对外则与行政法的研究领域发生了较大的摩擦。（注16）
在实践中，我国到目前为止虽然在经济法主体、市场规制、宏观调控方面颁布了大量的经济立法，初步形成了一个经济法律群落，却仍然缺乏统一的理论指导，立法层级不高并且体系不完善，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出台单独的《反垄断法》、《国有资产法》，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随着1999年《合同法》的颁布施行，以及原来的《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同时废止，宣告了合同制度对经济法体系的排斥，也发出了一个初步的信号：经济法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了脱节的迹象。（注17）而在法院进行机构改革的过程中，更是把原来的经济审判庭撤销改为民事审判庭，表明了司法机关在审判实践中的一种极端不合理的狭隘的“小民事”倾向，（注18）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不利于经济法的方向行进，令经济法的理论和实践发展暂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顿境地。
我们必须承认，自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后，与在中国相对平稳发展的民商法理论和实践相比，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可以用“峰回路转”这个词来形容。这也从某种角度上说明了其本身的不成熟和不稳定以及发展的迅速性和曲折性。这些年形形色色经济法理论的层出不穷和大多数理论的“短命”状态，已经说明学者们在中国研究经济法现象这个新生事物是多么复杂和不易的事情。
但是，作为经济法理论的研究者，我们要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对于一切事物，尤其是最艰难的事物，人们不应期望播种与收获同时进行，为了使它们逐渐成熟，必须有一个培育的过程。”（注19）我们不奢望这篇文章可以建立起一种研究经济法的新体例，但却希望能够借以抛砖引玉，将经济法的理论研究从陈旧的传统思维和浮躁的学术风气中唤醒，则幸莫大焉。
一、经济法的缺位问题
这里所说的经济法缺位，主要指自经济法于现代社会产生后在各个方面上地位（位置）的缺失，使得经济法应该具有的价值和功能在经济生活中无法得到充分实现，有些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有些则在我国表现得更加突出。由此在社会主义中国造成的某些问题已经引起了经济法学者的注意，（注20）但大多数问题我们还重视不够或者没有进行系统研究，这与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地位是不相符的。以下将主要从经济法的历史发展、社会本源、理论研究、法律实践和价值体系五个方面来论述经济法的缺位问题，但在展开论述之前，我们先来探讨一个重要的关于如何认识经济法本质的小问题：
（一）写在缺位之前 - 一个逻辑前提的“缺位”
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角度看，经济法横空出世的实质是经济发展和法律发展互动的产物，即“经济发展最终决定着法律发展，法律发展又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反作用，经济与法律是互动发展的辩证统一体”。（注21）进一步从经济与法律互动的角度看：经济法的产生、兴盛和发展，就是要回应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抑制现实经济生活中愈演愈烈的经济个体权利自由有害扩张和政府权力意志无限膨胀，平衡和协调国民经济的运行。经济法的功能就是法律对经济关系能动性反作用的突出表现，是经济与法律和谐统一的需要，这可以成为我们理解时下颇有人气的“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市民社会－政治国家”）认知模式和“政府干预－干预政府”调整模式局限性的一种重要途径。
笔者认为，这些认知和调整模式都是建立在传统的“市场（社会）－政府（国家）”二元理论框架下的，其基本特点是将政府和市场作为对等的非此即彼的两个主体、两方面的力量、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当市场出现缺陷时，需要政府权力适当介入和干预；而当政府对市场的调节失灵时，又需要对其行为加以限阻和规制。政府对市场的正确干预需要法律的确认和引导；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又需要法律的禁止和纠正。唯因市场不能形成自己的独立意志，只是一种经济规律的体现，而致政府身兼“规律认识主体”和“意志执行主体”双重角色，由此简单逻辑可以或明或暗地推导出经济法的本质就是“规范政府干预之法”而不可能是其它。（注22）时下流行的国家（政府）xx论、经济行政法论皆与该理论逻辑相联系，只是在这个逻辑构造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不同的国外经济学理论预设模式而已，叙述的角度和侧重点自然就有较大差异了。（注23）
当然，此种理论分析框架本身并无大错，它是经由总结西方各国经济学和经济法发展历史得来的经验产物，（注24）有其特殊的存在合理性（尤其是方便于对历史上和当代的西方经济法作定性定量分析）甚至具有局部真理性。但要在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国继续套用这个“万能公式”研究经济法，我们恐怕就该费一番思量了。
该理论框架或者说逻辑构造强调了一个重要前提：市场（社会）与政府（国家）必须永远处于一种制衡状态，它们是两种独立对抗之“力”；却忽略了另一个重要前提：市场（社会）与政府（国家）良性互动的现实性及相互协调的可能性，因此这个理论框架是有潜在逻辑缺陷的，而它偏偏又是在总结西方经济和经济法的发展历史基础上得来的。进一步说，所保留的市场和政府“对抗制衡”前提是与西方讲求分权与制衡的宪政制度及文化传统相联系的，所以该逻辑前提无形中在西方倍受重视，也符合西方的思维习惯；而所忽略的市场和政府“互动协调”前提，则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质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局限，西方学者相对认识不足，直至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沉疴积重难返，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全世界的提出才得以好转。再从世界两大法系来看：大陆法系“公私分野”的传统，突出了大陆法系经济法律调整框架的这个逻辑前提缺陷，虽然“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进程淡化了“公”、“私”的界限；英美法系“民行不分”的做法，使得经济法律调整框架中的这个逻辑前提缺陷转为隐性，却也同时缓和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这或许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大陆法系国家富有经济法的理论却致经济法实践不彰，而英美法系国家盛行经济法的实践却不给经济法正名的“难解之谜”。（注25）
我们认为，市场和政府“互动协调”这个逻辑前提的“缺位”，恰恰正是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法制度构造缺位的集中表现，也可以成为我们理解为什么在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不存在真正经济法的一条重要门径。经济法的五大缺位问题，从根源上讲都是从这个逻辑前提“缺位”而来。
（二）经济法的历史发展缺位
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开始，生产方式的改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商品经济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了生产社会化与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基石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并拓展到经济生活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垄断加剧，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广大民众的经济环境和生活状况恶化，阶级矛盾进一步升级。
一方面，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通过法律对社会经济进行调控和规范，在一定限度内改良经济基础，以期缓和经济和社会矛盾，稳定政治统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集中表现就是国家主动通过法律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由于大陆法系严格“公私”分野的传统，无法通过原有法律自身的修正突破私权至上的传统民商法难以维护正常竞争秩序和对经济宏观调控不力的局限，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本主义经济法便作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产生了。（注26）资本主义经济法在二战后逐渐走向理性和成熟，摆脱了为应付战争需要和经济危机的“随机、被动的实用主义性质”（注27），把立法的重点放在了宏观调控、社会福利和促进科技进步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国家为了渡过难关，对市场和国家的关系认识更加趋于合理化，对运用法律等手段综合调控经济运行的技术和经验也更加丰富，完全值得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加以大胆吸收和借鉴。
但是，资本主义国家自经济法产生之初就侧重于把经济法当作一种执行经济政策的工具，（注28）由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本身的局限性，因此从理论上缺乏对经济的法律调整本质的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也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法律体系的天平始终是向私有制倾斜的，（注29）不论法的社会化浪潮如何来势凶猛，也不论混合经济如何兴盛发展，这些表面现象背后的语言是：一旦国家为了私人资本的利益需要调整经济政策，以代表社会全体成员面目出现的公权力触角就会迅速转向，坚决让位于私权领域甚至帮助个别私权的扩张，与此种并非完全理性的经济政策联系紧密的经济法自然要受到冲击。（注30）例如日本是公认的经济法比较发达的国家，其经济法师承于有着浓厚学术传统的德国而又根据本国经济的特色有所创新，对于二战后日本经济奇迹的创造居功至伟，但处于核心地位的竞争政策法的发展意向却是不稳定的，经历了支持垄断到反对垄断数次反复，最终才在广大民众的强烈声讨下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对其本国经济法理念的形成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注31）而许多西方国家在“滞胀”后根据不断兴起又迅速衰落的各种新经济学说，经济政策的重心已经围绕着市场和政府做了多次调整，并且步伐不甚统一，这种面对时好时坏的经济状况“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和“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作风，在客观上也加剧了经济法统一理念形成的难度，使得经济法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缺乏协调度和稳定性，很难同传统法律有一个清晰的界限。（注32）
经济法这种定位飘忽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国家本身难以完全解决的，经济法虽然为社会本位法，却在私人所有权至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受到“私权警戒线”的困扰和局限，难以真正客观稳定地居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这一基本点。（注33）或者说，虽然资本主义经济法仍然在发展，其中的非经济因素也在逐步减少，但它的“社会本位”中所掺入的异质并不能彻底清除，令其在法律体系中应有的地位未能完全显现出来。
另一方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改良主义思潮”，在资本主义统治基础比较薄弱的国家，无产阶级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为指导，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了原来的政治制度，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上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注34）但是在初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这种“以单一公有制和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经济体制为本质特征的”（注35）经济基础开始显露出“后劲不足”的毛病，成了相对低下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这也是前苏联各界领导人不停地搞经济体制改革以求振兴国民经济的根本原因（包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处于不断的改革和尝试中）。前苏联虽然曾于70年代拟定过《苏联经济法典》要点草案，但是由于国家根本不承认任何“私”的东西，（注36）理论界出现的也不过是对经济关系几乎无处不包无所不容的“大民法”和“大经济法”之争，连社会主义民法都成了公法，反而没有了经济法的合适位置。只有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于1964年颁布了世界上惟一一部经济法典《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经济法典》，调整国民经济领导和社会经济组织活动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可以说是前苏联拉普捷夫纵横统一的经济法观点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实践。（注37）
“有一种观点只承认西方国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干预而产生了经济法，而社会主义国家是在没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因为创设经济制度而产生了经济法。其实不然，创设经济制度的不一定是经济法（往往是宪法），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更多地采用行政命令和政策规范经济活动，即使有个别经济法律规范，也只是经济法的萌芽，尚不能是真正意义上（作为部门法）的经济法。”（注38）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进一步说，由于没有客观地分析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过分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直接管理职能，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深入到经济的微观领域甚至企业内部，成了企业的“管家婆”，同时对市场调节机制的性质认识不清，排斥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作用，反而造成效率低下，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注39）而随后国家进行的改革又没有真正建立起有效的市场调节机制与国家调节相配合，呈现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极端状况，最终导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不甚成功。随着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各国的经济改革也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彻底转向，并让社会和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仅从非严格意义上看，虽然原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两国官方认可了经济法，（注40）但总体来看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法是缺位的，性质更类似于经济行政法，因为它所体现的这种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全面组织管理绝非通常意义所讲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国家干预，经济法没有真正独立的空间。（注41）
我国历经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后，党和国家痛定思痛，决定将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逐步将原来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变革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随着对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入，最终于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提出了完善市场经济法制环境的要求。（注42）而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又明确提出：“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后，正式开始了与世瞩目而又任重道远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建设。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下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如何理解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的改革要“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进而确立经济法在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是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还是原来社会主义国家所遗留“经济法”思维的一种延续？或者干脆为这种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结合另辟蹊径？经过我们刚才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实前两种经济法模式都存在缺位问题，这是造成我国经济法缺位的历史根源。（注43）由于真正的经济法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时间不长，我们要明确它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骑虎难下”的困境。相比较而言，资本主义经济法的功能在80年代后更具有完整性，从经验和技术上值得我们借鉴，但又不能盲目迷信、排斥创新，忽视我国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的制度传统和发展过程，以及政府在其中无以替代的导向作用。（注44）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性质的市场经济以及分别在各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法将长期存在，互相取长补短，从形式上存在一种趋同的方向。（注45）但完整意义上的更能发挥其应有功能的经济法，应当出现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中国，这绝对不是口号，而是一种必胜的信念和理性的预期。
（三）经济法的社会本源缺位
学者们一般认为，经济法为社会本位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注46）对此少有异议。但一个新的问题也产生了，那就是任何利益都应该有明确的承载主体，社会（公共）利益来自于全体社会成员，那么其承载主体或者说代表主体是谁呢？（注47）随着国家和社会向现代化的演进，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在实现个体利益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的实现也应当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得益彰。但由于个体利益的偏狭性和经济个体的逐利性，它们不可能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真正维护者，（注48）于是国家藉着其超越社会的形象代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干预人们的生活。可惜国家毕竟是一个抽象的主体，它也应当具体化为一些现实的政府部门或行政人员，这就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集团利益、政党利益对政府机构的渗透与干扰及我国的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独霸一隅提供了条件，反而令国家能够切实公正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立场值得怀疑。（注49）事实上国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必不可少，要不然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的经典论述。（注50）但政府毕竟不是万能的，也有干得不太出色的地方，甚至在某些方面政府可能表现得完全不能让人满意，同时还需要法律限定其职权的过度扩张。（注51）所以仅凭政府这柄“双刃剑”的一己之力，其代表社会（公共）利益行使各种管理职能的效率和可信度必将大打折扣。（注52）
我们先把目光投向西方社会，西方在“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的相向运动中，冲破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藩篱，虽然产生了一个既不是纯粹私人的也不是真正公共的领域，（注53）但在社会层面上并未出现权力真空或者权利真空。其主要原因是在西方还有一个与政府和市场这两种力量相平衡的“包括各种社会团体、民间非营利组织、宗教团体等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组织”之第三部门存在。这些组织具有组织性、志愿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和公益性的特点，（注54）它们是协调个人利益和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中坚力量。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在从事经济社会发展事业中异军突起，发挥了政府和市场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填补了社会经济发展领域上的一些空白，诸如环境保护，消除贫困和落后地区的教育等。虽然很多工作政府也在做，但事实证明，非政府组织往往比政府做得更好，更有效率。”（注55）
而且“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日益证明，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固然重要且不可或缺，但政府与市场之外的领域越来越凸显，它是与社会的多元化相伴而生的并生发出政府与市场都无法有效解决的新需求。这一空白点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去填补。”（注56）特别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为市场经济体制后，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正处于转变和调试之中，新兴市场主体的经济权利尚待进一步确认和伸张，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力量都存在“缺位”和“越位”并存的现象，发展新兴社会力量以填补需求空缺，抑制各方“非法越界”的问题便显得更加突出和迫切。
“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20年中，国家通过缩小控制范围、改革控制方式、规范控制手段，逐步扩大了社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促成了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分化，尤其是以产权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为基本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则直接促进了一个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形成。它表现在社会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提供发展和机会的源泉，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明显降低，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逐步形成；民营企业以及较为独立的企业家阶层、个体户阶层以及知识阶层，都有明显的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增强，工会、商会、保护消费者协会等一些中间组织已开始在经济活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注57）
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乐观地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第三部门，经济法等以社会为本位的法的制定和实施就此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注58）因为“与西方第三部门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相比，中国第三部门生存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不同。”（注59）
首先，从中国的传统观念来看，占统治地位的是家族本位和伦理本位观，缺乏西方社会自基督教兴起以来所具有的教会集团生活特质和公益思想。家族本位和伦理本位都与血缘关系密切，造就了中国人重人情，讲关系的“熟人社会”传统，一切养老恤幼等公共福利主要来自于家族内部，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很少。而本来具有较强公益性质，可以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宗教则一直处于政权的重压之下难以翻身，也没有西方宗教曾经有过的与王权平起平坐的辉煌经历，无法促成人们公益思想的形成。至于曾存在于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民间团体同样活动范围狭小、比较封闭，公益性不足，而且由于当权者视它们为异己力量，经常将这些团体置于非法状态，它们也难以蓬勃发展。
㈡ 经济法理论有哪些
一、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
经济法学，是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着重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规律的法学学科。作为一门重要的新兴学科，经济法学在法学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这与经济法在现代国家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直接相关。
从一般意义上说，经济法是调整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特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是现代国家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研究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规律的过程中，经济法学得以产生和发展。
与各国法律体系中的传统部门法相比，作为经济法学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其产生相对较晚。学界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经济法是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以后才产生的，并体现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德国等国家制定的有关规范市场竞争行为的法律，如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法》、德国1896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此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产生的一些“战时统制法”，如德国1919年的《煤炭经济法》等，也体现了国家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协调。上述各类新型立法，引起了研究者的浓厚弊春高兴趣，于是，德国学者开始称之为“经济法”，并提出了有关经济法的多种观点和理论，逐渐形成了新兴的经济法学。
其实，相对于上述各类立法，“经济法”作为一个语词的出现，要更早一些。例如，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和德萨米，就分别在其著作《自然法典》（1755年）和《公有法典》（1842年）中提及“经济法”的概念，他们都认为经济法是“分配法”；蒲鲁东也曾在其著作中提到“经济法”的概念；等等。但学界一般认为，他们所谈到的经济法，都不是现代法学意义上的经济法。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德国法学界提出的经济法概念才具有现代意义。因此，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法学，产生要更为晚近，其较为全面的发端，是以20世纪20年代德国学者的研究为标志的。
基于德国当时的经济和社会形势、经济政策与相关的史无前例的法律现象等客观因素，以及德国学者长于理性思维，强调法律概念、体系的严谨与缜密等主观因素，德国学术界率先展开了以“经济法”为研究对象的法学研究，从而使德国成为经济法学的发祥地。在租尺德国学者的带动下，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经济法研究在其他一些国家相继展开，从而使经济法学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二）学习和研究经济法学的基本方法
学习和研究经济法学需要从多个维度、运用多元的方法来展开思考和研讨，这样才有可能更好地解决各类“复杂性问题”。
学习和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可以有多种分类，从哲学与科学的二分法来看，可以将其分为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两大类其中哲学方法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方法论指导，科学方法又可分为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学习和研究经济法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诸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原理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重要内容，学习和研究经济法学都离不开这些原理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学习和研究方法贯穿于本书的各个部分正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普遍联系地、发展地看问题，全面揭示相关矛盾，对于认识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例如，依循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分析方法我们应当“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看到事物内部对立的两个方面，这样看问题才能更为全面，防止片面。在学习和研究经济法学的过程中，要把握经济法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发现经济法领域存在的诸多具体矛盾，对各类矛盾展开具体分析，找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这样，才能对相关的理论和制度既有全面认识，又能够把握其重点。
事实上，基于经济法领域存在的诸多类型的矛盾，可以在经济注学中提炼出多个层面的不同类型的“二元结构”，如经济法调整对象、体系的“二元结构”，经济法主体、行为、权利、义务、责任方面的“二元结构”，等等。这些“二元结构”作为经济法领域诸多矛盾的体现，只要有效提炼、揭示和分析，就有助于把握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各类制度之间、制度与理论之间以及各类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整个经济法体系和经济法学体系，深化经济法研究。又如，依据普遍联系的原理，既要关注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普遍联系，发挥整体法律体系的总体功效，又要关注经济法内部各类制度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更好地发挥经济法整体的系统功能；既要看到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的普遍联系，又要看到经济法学的各类理论的紧密关联；等等。因此，只看到经济法的特殊性和重要地位是不够的，还必须在更大的系统中，关注各个层级系统的各类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这对于解决经济法领域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非常有意义。
2.各类具体科学的方法
在各类具体科学的方法中，一般科学方法也很重要，主要包括逻辑方法、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等。其中，逻辑方法包括比较方法、分类方法、类比方法、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等。经验方法包括调查方法、统计方法等横断学科的方法包括系统论的方法、博弈论的方法等。
上述各类方法作为“一般”科学方法，均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例如，逻辑方法中的比较方法、分类方法、归纳方法与演绎方法等，都是人们从事各类研究时经常会用到的基本方法。“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仅以比较方法为例，在经济法领域，一方面，人们可以进行制度比较，包括对古今中外的经济法制度进行比较，也包括对经济法制度与其他部门法制度进行比较，等等；另一方面，也可以进行理论比较，包括对国内外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经济法理论的比较，对经济法理论与其他法学学科理论的比较，以及法学以外的其他相关学科理论的比较，等等。通过比较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经济法制度和理论的特质。
专门科学方法，是由某些具体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所提供的方法，如经济分析方法、政策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语义分析方法，等等。这些专门科学方法对于解决经济法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往往具有重要价值。其中，法律经济学方法、法律社会学方法等，已经在经济法学研究中有了较多的应用。
例如，经济分析方法中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法律分析方法中的权利一义务分析方法等，在学习和研究经济法学的过程中，都是非常基础的方法。此外，社会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语义分析方法等，在学习相关的经济法知识时，往往会具有特殊的意义。
上述方法的有机组合，可以构成学习和研究经济法学的方法体系。在上述方法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无论对于法学或其他社会科学，还是对于经济法学或其他部门法学，都不可或缺，至为重要，因而应是方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一般科学方法中的逻辑方法、比较方法等也具有重要功用。另外，专门科学方法中的一些方法，应视其与经济法学的联系是否密切而作出选择。例如，经济法作为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法，与经济生活联系至为密切，因此，经济分析方法自有其用武之地。至于其他学科的一些具体方法，应结合学习和研究经济法学的具体需要而作出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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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经济法的独立地位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其实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明确经济法的概念,证明其独立性,并在理论和现实的基础上对相关部门法加以区分.
一、经济法的概念
经济法从其萌芽至今已走过了100多年风风雨雨的历程，它的产生以至发展都伴随着争吵，目前学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作为理论思维的第一步就是给经济法下定义，这也是经济法研究学者的首要任务。前人在此已做了相当的工作，总的说来，对经济法的定义可以分为两类观点：一是承认经济法是一个法部门，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定义；二是不承认经济法的独立地位，认为经济法是一个学科或是一种规范的综合等等。
否定经济法的普遍观点认为“经济法没有统一的调整对象和方法，所以无论是单个的经济法规或是这些法规的总合，都不能构成独立的法律部门”（1） 。而肯定派则认为经济法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和方法，坚持经济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地位（2）。综观两方的观点其最大的分歧就在于经济法是否有有别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和方法，这也是传统部门法的划分标准。还有部分学者为求证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对传统的部门法划分标准提出了质疑，认为法部门的划分并非如此，现在不得不对这一传统理论加以彻底的改造了（3）。当然还有提“法域说”和“法体制说”的。笔者以为我们没有必要一厢情愿的为建立一套理论而去任意否定已有的且被大家所公认的东西，否定这一点就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唐诗有言：“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句诗用来说明经济法的发展极恰。经济法的独立地位应该得到肯定，如何去诠释经济法呢？首先还得从法谈起，法律就是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那么经济法也是为调整一定的社会关系而存在，了解这一点给经济法下定义就不是一件难事。从苏联改造过来的“纵横统一说”在学界曾占有相当的地位，此说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的经济管理关系和横向的经济协作关系（4）。这一观点试图使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更加明显，但无意间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经济协作关系更多的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这不应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畴，而是民法调整的范畴。经济法主要是从公权力入手来调整公私融合的部分，也就是公私之间的交叉关系。现在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日益发展的经济民主社会，公权力应该在一定的地方适可而止，不应过多的涉入私权利。因此，经济法应定义为是调整国民经济的管理和协调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这一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首先，经济法调整的是纵向的经济管理和协调关系，这区别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其次，调整的主体其中重要一方是国家相关的经济机关，这是为摆脱行政机关对经济的盲目干预，确定一定的机关进行经济的管理和协调工作。虽然，经济法是以一定的强力为基础的，但强力并不是直接调整手段而是作为经济管理协调的坚实后盾。
二、经济法的独立性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经济法是不是一个法律部门的问题，而进一步研究其实重要的就是经济法的独立性问题，这个问题是上个世纪以来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可以肯定的说经济法是一个部门法。前面已对经济法的概念进行了分析，下面具体就经济法的独立性进行研究。
判断经济法是否为部门法须确立一个明确的部门法划分的标准，而不是不顾现实自封为部门法。部门法的划分有对象说，对象加方法说，还有方法说，还有目的说等。按照多数的观点认为特有调整的对象和方法是划分的标准。但方法相对于对象来说是次后的，特有的调整对象才是关键，任何法律部门都有其调整的对象，这是划分部门的根本标志，它是指法律部门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5）。虽然有人对这一传统的划分方法提出了质疑，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对经济法的基本界定说还是应当立足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及其根本特征，否则经济法就成了无本之木，无异于空中楼阁，经济法的科学性也就值得怀疑（6）。在前面的定义中已经阐述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协调关系。这种关系的一方主体是国家经济机关，另一方则是市场经营的主体，大到公司企业集团，小到“户”（7） 这种经营的单位。从客观上说，经济法调整的的对象是一种社会关系，具体说有宏观调控法（或者宏观经济法）、市场规制法、经济组织法等方面。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金融财税等，市场规制法包括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以及产品质量法等方面的内容，经济组织法主要包括了公司企业法等方面的内容。
调整的对象基本上就决定了经济法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在经济的管理协调过程中会使用包括民事、行政等方面的调整手段，这并不会影响经济法的独立地位，现实的情况非常复杂，使得国家必须用多方面的手段进行调整。另外经济法也不是没有自己的调整手段和方法，如“经济不名誉”处罚等。
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经济法有明确的调整对象并辅以一定的调整方法，它就具有作为一个法部门的独立性，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四、经济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
若要进一步明确其部门法的地位，须与相邻的部门法加以比较，不能区别就难说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涉及公私权利的问题，一方面它与民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它的主体是行政机关，与行政联系紧密，所以准确的区分经济法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关系才能说明经济法的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相较而言，其他部门法就没有什么可比较的必要，本文由于篇幅的限制，也不打算与民法和行政法之外的部门法相比较。
与民法相比较，双方调整关系的主体明显是不一样的，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经济法则是调整的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管理协调关系，与人身关系无关。明确的区分经济法和民法是为了让公权利不干预私权，让市场经济按价值规律发挥最大的作用。经济法与民法并不是对立的，经济法是民法的重要补充，可以说民法是经济法的基础，经济法是民法的保障。
众所周知狭义的民法不包括商法，商法是后来才出现的特别民法。尽管有民商分离和民商合一的不同，但商法属于广义的民法是没有异议的，其基本的价值理念与民法是相同的，调整的对象仍然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脱离这点商法就不成其为民法。一般认为商法包括公司法、保险法、海商法等，但这些同时又被纳入经济法的范畴，如何具体的区分商法和经济法呢？有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考证了商法的来源，认为商法本来就是一个不十分规范的叫法，也就是说没有商法，建议把调整平等主体的部分划入民法中，而余下的划归经济法（8）。笔者以为这完全没有必要，保持民商法的现有提法已是共识，所以属于商法的相关法中可以有经济法规范，只是双方的研究角度不同，商法可以从主体资格、权力自治等方面就以规定和研究，而经济法则从经济组织、竞争规范等方面进行规定和研究。商法与经济法并不矛盾，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其区分关键在调整的主体不同。
与行政法相比较，二者主体方面存在相似之处，行政机关有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也就是说国家一方面是统治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是管理者、组织者，在某些时候还是经营活动的参与者。其行使行政职能的由行政法调整，行使经济职能的由经济法加以调整。传统的行政法内容庞杂，不利于提高行政机关的效率并规范行政行为，一些原来行政领域的东西应分离出来纳入新的法律部门如经济法来调整，而一些未成熟又没有形成一套法律系统的法规继续留在行政法中，最终行政法调整余下的部分。所以行政法应该是规定行政机关的组织和职权，并规定公民在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的行政救济（9）。因此区分经济法和行政法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从调整对象上看，行政法只调整发生在行政活动中的行政关系，如公安管理关系，人事行政关系等，经济法调整的是经济活动中的管理协调关系，包括产业政策管理关系，工商管理关系等。再是从调整的方法上看，经济法更广，不仅涉及有民法和行政法的方法，还有自己特有的方法，而且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上更多的是采用间接调控方式。最后，经济法规范专业性更强，更复杂。
㈣ 李昌麒的学术观点
李昌麒教授鉴于任何一门法学学科的独立存在都是以一定的理论观点为其基石的，经济法也不例外，因此，他在整个教学和科研活动中，始终是把对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的研究作为其主要研究方向，力图构建一个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经济法基本理论体系。
把握现代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轨迹
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学家总是在不断寻求一种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或能够走出某种经济困境的理论支点。这个支点一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主张，往往就要为这个国家掌握政权的统治者作为政策目标而加以采纳，进而通过立法把这种政策上升为普遍的规则，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立法实际上就是其经济政策的法律化，与此相适应，法学家们也总是沿着某种经济学说而确立的经济政策目标及其相应的经济立法来阐明自己的法学主张。因此，在他的论证体系中，也总是沿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影响资本主义改革目标的经济学家们的主张，来阐述经济法理论及其立法实践，从而才能从深层次上把握经济法产生的客观必然性，进而加强对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认识。
把科学社会主义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
法律思想本来是属于法律史学研究的范畴，但是考虑到历史上杰出人物的法律思想对法学理论乃至立法都要产生重要的影响。然而，纵观我国和外国的法律史，往往又忽略了对经济法律思想的研究，因此他认为，无论是从教学还是科研角度来讲，都有必要把经济法律思想纳入经济法基本理论的研究范畴。于是他沿着最早提出经济法概念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法律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经济法律思想，邓小平建立法治社会的法律思想的逻辑顺序，对它们的经济法律思想进行了概括。这种概括不仅有利于拓展人们的知识领域，也有助于丰富经济法的基本理论研究。
多学科多维度阐明经济作为独立部门法的依据
经济法为什么应当成为我国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部门，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这种状况的存在不利于树立人们对经济法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的认识，为此，他提出了公私法兼容论、对象论、专业化分工论、优化调整论、协调发展和共同作用论等“五论”作为确立经济法是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认识论基础和客观依据。“公私法兼容论”表明经济法既不是纯粹的公法，也不是纯粹的私法，而是两者兼而有之的“第三法域”。“对象论”表明凡是体现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都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它是民法和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所不能包容的。“专业化分工论”表明不是所有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同类社会关系都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进行调整，而应当按照法律专业化的分工原则，分别由不同的法律部门进行调整，即组织行政关系由行政法调整，经济行政关系由经济法调整。“优化调整论”表明现代部门法的调整不应是一种一般过得去的调整体制，而应当是一种能够达到最优化调整目标的体制，只有把现实生活中那些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从行政法和民法调整体制中划分出来，由一个新的经济法部门调整，才能达到最优调整的目的。“协调发展和共同作用论”表明不要对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和社会法作“一刀切”的划分，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交叉，不要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否定另一个法律部门的独立存在，而应当按照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主导方面来确定其部门法归属。
把经济法定位于需要国家干预经济之法
政府之所以要干预经济，是因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它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和局限性，集中地表现为市场失灵，而市场失灵是以调整行政隶属关系和平等关系为己任的行政法和民法所难以克服的，因此只能由经济法调整。为此，他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定义方法，即把经济法的功能与经济的调整对象和范围结合起来的办法，将经济法定义为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对此，人们将其称为“需要国家干预论”。“需要国家干预论”与一般的干预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使用了准确的切入点即市场缺陷理论，并以“需要”两字加以配合，因而显得独树一帜。“需要干预论”表面上使用了“需要”这样一个不确定且模糊的词语，但是事实上它包含了均衡干预、有效干预、被干预者对干预者的干预以及经济民主、经济法权威等理念，从而有助于国家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采取相应的经济法干预措施。
正确处理国家权力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关系
他在对国家权力促进和阻碍经济发展的“二重性”进行分析以及对过去社会主义国家过多地强调权力干预、资本主义国家过多地强调权力放任进行批评之后，提出我国的经济法的任务是要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和放弃干预这两个极端中走出来，建立一个既不是放弃干预又不是一味干预、而是一个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要求的权力运行机制。为了更好地揭示经济法的历史作用，他运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法，比较系统地阐明了国家运用法律特别是经济法的方法干预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部历程，进而把经济法划分为传统经济法和现代经济法。认为传统经济法是以对政府的“完全理性假设”为认识论基础的，因而它是从全面干预出发构筑经济法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的，这时的经济法表现为强烈的扩权趋势，其特征是经济控制权的高度集中；而现代经济法则是以对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设”为认识论基础的，因而主张政府只应适度地干预经济，这时的经济法表现出追求授权和限权相结合的趋势，其价值目标是经济民主和经济公平。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概括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在过去经济法学界，由于对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因而对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概括就显得较为混乱。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他一方面对过去在经济法基本原则研究中的缺陷进行了反思，另一方面又按照他所理解的经济法的基本属性把资源优化配置、社会本位、经济民主、经济公平、经济效率和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同时它又是国家运用经济法律干预经济的基本价值取向。
概括经济法的调整方法
根据他对经济法基本属性的认识，他把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概括为指令性的调整方法、指导性的调整方法、国家直接介入经济的调整方法以及激励与惩罚相结合的调整方法。同时，认为这四种方法又不是行政法、民法和刑法调整方法的简单的分别实用，而是经济法独有的调整方法。
把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纳入经济法调整范围
鉴于国家已经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和推进分配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环节而统一考虑，因而，他把经济法的具体调整对象归结为市场主体调控关系、市场运行调控关系、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和社会分配调控关系。把市场主体关系纳入经济法的调控范围，主要是基于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的认识；把市场运行关系纳入经济法的调控范围，主要是因为国家权力在形成市场秩序中起着其他法律部门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把宏观经济关系纳入经济法的调控范围，主要是基于政府责任的考虑；把社会分配调控关系纳入经济法的调控范围，主要是因为国民收入如何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意志，因此对社会分配领域，国家不能不进行适度干预。
树立属于经济法自己的法律关系范畴
认为经济法律关系仍然是由主体、内容和客体所构成，所不同的是他把经济法的主体分类为经济决策主体、经济管理主体和经济实施主体，这既可以与民法和行政法主体相区别，又能体现经济法自己的特性，从而有助于构筑经济法自己的主体制度；把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概括经济权限，即经济职权和经济职责、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总和，从而构筑了经济法自己的权限结构体系；把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归纳为经济调控行为、与国家调控因素有直接关系的物、科学技术成果和经济信息，从而构筑经济法自己的客体范围。
法律部门的划分应以整体性与互动性为前提
他认为我国法学界在对民法、行政法、经济法和社会法等“四法”的划分上却出现了教条化的倾向，突出地表现为：（1）固守法律部门划分的传统标准，忽视了法律部门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交叉与融合；（2）部门法的本位主义倾向比较明显，不适当地夸大了某个法律部门的作用及其地位而轻视其他法律部门；（3）过分注重法律部门的划分，忽视了法律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甚至出现了“你想包容（吃掉）我，我想包容（吃掉）你”的探索路径。这是对“四法”各自的调整对象难以达成共识的一个重大障碍。为了克服这种障碍，他在对“四法”特有的本质属性及其功能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在研究“四法”关系的时候，不能把思维仅仅局限于研究它们的区别，同时还要研究它们之间的互动作用，进而提出了在我国整个法律体系框架内，建立各个部门法互动机制的命题。他认为法律部门之间的互动是法治有效运行的基本环境，法律部门的划分本身应当是以法律部门的整体性与互动性为前提的，如果过多地、孤立地强调法律部门的绝对划分，而看不到它们的互动作用，这不仅可能造成人们对“四法”认识上的隔阂，而且也有悖法律部门划分的最终目标，同时还可能影响科学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的形成和完善。
构思了我国经济法律法规体系的框架
他认为，研究经济法的最终目的是要落脚于在我国应当建立起什么样的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法体系。对此，他作了两方面的思考：一是从经济法的等级层次出发，可以将它划分为统帅性的基本经济法、领域性的基本经济法以及行政性和地方性经济法三个层次。同时，认为我国制定一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经济法》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应当逐步推进它的出台。二是从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出发，认为我国经济法体系应当由市场主体规制法、市场秩序维护法、宏观经济调控法和社会分配法所构成。鉴于分配关系的经济法调整一直未能引起经济法学界的广泛注意，因此早在1994年在他主编的司法部规划教材《经济法学》中，就将社会分配法作为整个经济法体系中的一个子部门加以论述，之后他又鉴于我国过去的经济学和法学研究中，通常只是笼统地把效益与公平兼顾作为一项分配原则，但并未清晰地指出应当怎样兼顾，于是他在2002年7月出版的由他主编并撰稿的法学主干课程教材《经济法学》中的“社会分配法概述”时，提出了应在不同分配层次上适用不同的分配原则的主张，即初次分配坚持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再分配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益的原则，从而达到效益与公平在整体分配过程中的有机统一。这一认识与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提出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和“再分配注重公平”是一致的。
构筑了经济法的实施保障体系
首先，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即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体系框架已经基本建立的形势下，经济法制建设的重点或者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和冲突，应放在经济法的实施上，已经制定的法律不能实施的负效作用要比无法可依的负效作用大得多。为此，他在建立经济法实施保障体系的时候作了五个方面的强调：一是强调了经济法实施中的新课题即经济行政执法和监督。认为经济行政执法和监督的任何偏差，不仅影响政府职能的正确发挥，同时还会影响政府的形象和与群众的联系。二是强调了排除经济法实施中的最大障碍即经济审判工作的地方保护主义。早在1988年3月5日，他就在 《经济参考》上发表了反对经济审判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的文章，并对经济审判工作中地方保护主义的形式、根源、危害和克服对策作了深层次的论述。这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又把克服经济审判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作为法院审判工作一项重要任务而提了出来。三是强调了经济法实施的直接形式是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四是强调了经济法实施中一个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即经济法实施中国内经济法的冲突问题，并对这些冲突的种种表现及克服对策提出了见解。五是强调了解决经济法实施中的最后一道难题即执行难，并对造成执法难的当事人原因、社会原因以及法院原因进行了中肯的揭示。
㈤ 德国为什么称为经济法之母
因为经济法最早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资本主义国家学家关于经济法的概念，主要见于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学术文献中。1896 年，德国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制定了《德国民法典》，该法典以后为一些国家所仿效，故大陆法系又称为罗马一德意志法系。
经济法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系统、全面、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在现阶段，它主要调整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要从以下三点把握这个概念：
（一）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三）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
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不能简单地认为经济法就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民商法也调整经济关系。
(5)试述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扩展阅读：
经济法的特点：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兴的法律部门，与传统的相邻法律部门相比，其主要特点有：
1、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
经济法的产生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必然结果，它把调整的重点始终放在引导各类经济主体依法进行经济活动，保证经济关系的正确确立和有序的进行上，以形成本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
2、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
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相比较，在调整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的关系上，各有自己的主导思想。经济法是“社会责任本位法”，它以社会利益为基点，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社会组织或个人，都必须对社会负责，在此基础上处理和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
3、经济法是商品经济发达的法
只有当商品经济成为社会的主导，经济法才会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因而经济法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
4、经济法是以经济为目的的法
经济法始终调整经济关系，调整的目的就是使社会的整体经济能持续、稳定的发展，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而且在这个调整过程中甚至会有意使局部利益或个体利益有所损失。
5、经济法是综合调整的法
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是纵向经济关系，但对横向经济关系会产生明显的影响；采取的手段既有惩罚性的，也有补偿性的，既有鼓励类的，也有禁止、限制类的，体现了明显的综合调整的特征。
㈥ 美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一)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
“经济法”一词最早见于法国空想主义者摩莱里的着作《自然法典》中,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盛行重商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张政府对本国经济给予扶助,甚至不惜通过战争以打击?排挤外国的同业竞争者?这一时期,经济法缺乏产生的现实基础?自18世纪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处于自由市场阶段,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崇尚亚当·斯密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和理性主义国家职能说?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充当“守夜人”的角色,政治统治成为国家的中心职能?国家虽然也要对一些社会经济进行管理,但从属于国家的政治统治[1]?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行政法尤其是民商法得以高度发展,行政法和民商法的发展没有为国家干预意义上的经济法留下多少余地?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经济危机连续发生?特别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使不少国家遭到重创?各国政府为了解决危机带来的问题,纷纷打破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绝对界限而全面介入经济生活?这时期主流经济学是国家干预主义说,代表人物为凯恩斯?他在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系统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系列观点和政策主张?可见,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看不见的手”已不能完全适应市场需要,要解决市场中存在的问题,只能运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由于政府介入经济生活,打破了传统的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划分界限,在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单纯的公法和私法手段都不能解决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需要一个新的法律部门来调整,这就是经济法?20世纪70年代后,国家干预主义遭到质疑,以供给学派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卷土重来时期,凯恩斯主义的统治地位被新经济自由主义所取代?供给学派不反对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干预,但坚决反对国家过多和全面的干预?认为经济生活应以市场直接的自我调节为主,国家间接的宏观调节为辅?
(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产生发展概况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法产生之前,调整经济关系的主要是民商法?最初,资本主义国家十分重视市场秩序规制立法,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国家都强调对经济实行宏观管理与监督,着手制订各种不同的计划,试图在“无形之手”和“国家之手”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点[2]?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市场竞争自由与政府调控权威相得益彰?德国经济法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一战前),这时期的主要立法是1894年德国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的第一部法律——《保护商标法》,1896年出台了《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斗争法》?第二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颁布的经济法有《一般授权法》?《关于限制契约的最高价格的通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时的魏玛共和国为了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一方面废除了战时经济统制法,另一方面又沿袭战时经济法的立法原则,先后颁布了《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钾盐经济法》?《防止滥用经济权法令》等一系列经济法,从而开创了把经济法这个概念明确用于立法本身的先例[3]?第三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战后德国分裂为东德和西德?西德在美国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下,走上了“第三条道路”,实行社会市场体制?战后初期,根据占领军的指令,实行《反卡特尔法》?1966—1967年德国发生了经济危机,为了保障经济持续增长,颁布了《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该法是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法律?日本政府借助经济法通过两种方式介入市场,亦即经济法通过两种方法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其一,维持竞争秩序,发挥市场机能;其二,国家对整个国民经济及市场运行予以规制,发挥政府调控作用[4]?日本经济法产生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20世纪初期,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形成和壮大?日本的卡特尔在明治中期已产生,最初,日本对卡特尔采取保护与扶植的政策?日本政府先后颁布《出口组合法》和《重要出口商品生产组织法》,它们属于规制未加入卡特尔的组织使之从属于卡特尔的强制卡特尔法,1931年《重要产业统制法》和1932年《工业组合法》也是促进卡特卡的法律[5]?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战后,日本统治者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非常重视运用经济手段调整和管理经济,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为了防止已被解散的财阀复活垄断资本,日本政府于1947年颁布了《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的法律》,还颁布了《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法》?1952年始,日本进入20年高速发展期,这时期的重要立法有《企业合理化促进法》?《中小企业基本法》?《农业基本法》?《消费者保护基本法》等?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围绕摆脱危机?振兴经济?通过立法活动不断完善原有的各种经济法,这一时期主要的立法有《投机防止法》?《稳定国民生活紧急措施法》?《石油供应适度化法》?《关于能源使用合理化的法律》?《中小企业破产互助法》?美国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前),产业革命完成后,美国出现了对自由竞争产生极大妨碍的垄断,引起了人们普遍忧虑和不满?美国政府审时度势,主动出面干预,颁布了一系列反垄断和反限制竞争的法律?主要经济立法有:1890年国会通过了《保护贸易和商业免受非法限制与垄断之害法》,后又通过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二阶段(自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使美国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罗斯福上任后,通过颁布经济立法全面干预经济生活?这期间,美国颁布了70多部经济法令,如《紧急银行条例》?《金融改革法案》?《产业复兴法案》?《土壤保护法》?《新农业法》?《国家劳动关系法》?《恢复和救济法》等[6]?第三阶段%26lt;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26gt;,二战后,美国运用凯恩斯主义理论,自觉用经济立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手段则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一种经常性和必然性手段?这时期的主要经济立法有1981年《经济复兴税法》?《经济复兴法》和1986年《税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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