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英国合同法的区别与案例分析
『壹』 合同法中的允诺和自由意志（Will and Reliance Theory）：英国合同法中的基本法理
英国合同法的基本法理由允诺和自由意志两部分组成。允诺理论强调如果一方基于另一方的承诺进行下一步行动，合同则有效。自由意志理论则主张合同法应尊重并保护合同双方基于个人意志签订的合同。这些法理在解释合同行为或案件判决时发挥重要作用。
以下通过具体案例深入探讨这两个理论：
自由意志理论：在拉斐尔v维歇尓豪斯案中，双方对约定时间存在分歧，法院裁定合同无效，因双方无法达成共识。而在雀巢案中，尽管被告在计算版权费时存在争议，但上议院判决合同有效，认为顾客支付了三个巧克力包装纸，双方基于自由意志进行交易。
允诺理论：高树案中，允诺后不得否认的原则，防止一方在承诺后反悔导致另一方受损。法官Denning J裁定，尽管原告希望提高租金，但考虑到被告依赖允诺并支付减半租金，法院判决原告只能提高租金，但不能要求被告补全差额。
尽管允诺和自由意志理论在解释合同情况时存在争议，但在保护合同公平性时，法院可能倾向于保护受伤害一方，尤其是当合同影响了非自愿一方的公平性时，学术界会使用允诺理论来解释法院的判断。
主 题： 【法律】实质性变更要约未被接受则合同不成立
日 期： 2007-7-25 9:53:43
作 者：
来 源： 人民法院网
内 容： 裁判要旨
合同签订中，如果受要约人对要约内容予以扩张、限制或者变更，便不是承诺，而是对要约的反要约。有关货物价格、付款、货物质量和数量、交货地点和时间、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范围或解决争端等等的变更，均视为在实质上变更要约，如对方未明确接受，则合同不成立。
案情
2005年4月12日，中国外运山西公司将加盖其单方“中国外运山西公司进出口贸易部”印章的SA5077号合同传真发至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在大连的办事机构，向其发出要约。要约主要内容为：同意购买伊朗产铬矿块4000公吨，要求三氧化二铬含量为40％以上，基数为42％。价格为203.70美元/干吨CIF CY中国新港。付款方式为根据装运港结果即期付款95％，余额5％根据卸货港结果在CIQ基础上即期付款。装运时间为2005年6月底以前装运第一批2000吨，2005年7月底以前装运第二批2000吨。装运条款为允许分批装运，最小量为1000吨，不允许转运。信用证开证条款为被告于2005年6月初开立以原告为受益人的100％即期、不可撤销信用证。
2005年4月13日，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将合同条款进行两处修改后复传给被告中国外运山西公司。具体修改为：1.将合同条款第8条的装运时间由“2005年6月底以前装运第一批2000吨”修改为“收到信用证后35天装运第一批2000吨”；2.将合同条款第12条的信用证开证条款由“该信用证开立时间为2005年6月初”修改为“该信用证开立时间为2005年6月3日前”。
中国外运山西公司收到对方修改的合同后，中国外运山西公司业务负责人宋燕平在合同上签署了姓名，但未将该合同给对方传回。
2005年4月14日，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再次复传给中国外运山西公司，并在前次改动的基础上再次对SA5077号合同第11条的装运条款进行修改，将“不允许转船”修改为“允许转船”。并在合同页首写明“宋经理收，电话确认，您已同意以下修改条款，请复传！”
中国外运山西公司收到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的上述4月13日、4月14日两次复传后，均未就改动后的合同进行复传，对方多次催促其履行合同，其未以书面形式答复。
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于2005年6月25日和2005年7月9日将铬矿石4019.227干吨装船，并出售给营口新型硅产品有限公司，价格为162.5美元/干吨CNF大连。该合同与原合同相比较，差价为165592美元。
后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诉至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被告中国外运山西公司赔偿165592美元。
审判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一、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所在国新加坡及被告中国外运山西公司所在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均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缔约国，本案所涉及的买卖关系不在该公约第二条、第三条排除之列，因此审理本案应优先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二、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在收到被告中国外运山西公司2005年4月12日的发价（要约）后，在4月13日复传给被告的传真中进行了两处修改，该两处修改附加了开出信用证为装运前提，同时使装运时间由2005年6月底可能延后到2005年7月，是对装运时间的变更。而装运时间的变更可能影响到交货时间。因此，依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该两处修改视为在实质上变更发价的条件，原告4月13日给被告的复传构成新发价。2005年4月14日，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在前次改动的基础上对合同第11条的装运条款进行修改，将“不允许转船”修改为“允许转船”。并在合同页首写明“宋经理收，电话确认，您已同意以下修改条款，请复传！”原告的这次修改是对交货方式的变更，同样构成新发价。对于原告的两次新发价，原告未能提供被告已作出承诺，并送达原告的证据。因此，原告关于合同已经成立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本案所涉合同未成立，对双方当事人没有约束力。
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出售给营口新型硅产品有限公司的铬矿石中，三氧化二铬的含量在SGS报告中显示为37.4%，我国商检局出具的报告显示为38.82％和38.89％，均不足40％。而原、被告双方的合同要求三氧化二铬的含量以42％为基数，不低于40％。因此，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出售给营口新型硅产品有限公司的铬矿石确实属于为原告筹备的货物。再者，铬矿石中三氧化二铬的含量低于40％也不符合原、被告双方所发出要约的要求，即使履行也可能被拒绝付款。
太原中院依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十八条第（一）项、第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16716元由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负担。
一审判决送达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本案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本案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对原告所发要约的两处修改是否构成新发价，即是否构成对要约的实质性修改，合同是否最终成立的问题。
合同的成立是指双方当事人依法就合同的主要条款经过协商一致，即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是合同是否存在的重要标志。如果合同不成立，双方当事人之间没有合同关系，也就无须讨论合同的履行、合同的终止、变更和解除的问题，更不存在违约责任的问题。
承诺的内容应当和要约的内容一致，是订立合同的一项基本原则，只有意思表示一致合同才能成立。承诺是无条件地全部接受要约条件，因为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按要约的全部内容与要约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如果受要约人对要约内容予以扩张、限制或者变更，便不是承诺，而是对要约的反要约，是新发价。承诺的内容与要约内容相一致，并不意味着承诺的内容与要约的内容绝对完全一致，只要求实质内容一致即可，也就是说只有承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才构成反要约，而对于要约的非实质性变更并不影响承诺的成立。目前《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都采用了这种处理方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十九条规定：（1）对发价表示接受但载有添加、限制或其他更改的答复，即为拒绝该项发价，并构成还价。（2）但是，对发价表示接受但载有添加或不同条件的答复，如所载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在实质上并不变更该项发价的条件，除发价人在不过分迟延的期间内以口头或书面通知反对其间的差异外，仍构成接受。如果发价人不做出这种反对，合同的条件就以该项发价的条件以及接受通知内所载的更改为准。（3）有关货物价格、付款、货物质量和数量、交货地点和时间、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范围或解决争端等等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均视为在实质上变更发价的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关于何种变更为实质性变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均认为有关货物的价格、数量、质量、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履行方式、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方式的变更为实质性变更。二者不同之处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要求更严格，采取了穷尽列举方式，除上述列举外未允许作其他扩张解释，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在上述列举后使用了“等等”字样，表明该公约允许裁判者在裁判时根据合同的具体情况作出何为实质性变更的判断，赋予了裁判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本案中，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对被告中国外运山西公司所发要约的三处修改中，第一处和第二处附加了开出信用证为装运前提，改变了装运时间，属于对合同履行期限的变更。第三处将不允许转船修改为允许转船，属于对合同履行方式的变更。上述几处修改完全属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规定的对要约作出实质性变更的情形，构成新要约。原告中嘉（新加坡）有限公司主张合同成立的理由不能成立，其要求被告赔偿损失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
该案案号为：（2006）并民初字0036号
案例编写人：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效熙
『叁』 货代滞箱费纠纷案例分析
滞箱费根据合同约定的费率进行计算，不适用减损原则，不具有惩罚性，当承运人重新获得集装箱的使用或合同终止时停止计算，不能无限期计算。承运人在货方拒绝履行合同构成毁约之时，有权选择解除合同并索赔实际损失或在有合法利益的情况下确认合同有效从而继续请求滞箱费。那么，下面是由yjbys凶案编为大家整理的货代滞箱费纠纷案例分析，欢迎大家阅读浏览。
一、案情介绍
托运人Cottonnex Anstalt委托承运人地中海航运公司将35个40英尺高箱的原棉从中东港口经海路运输到孟加拉国的吉大港。
货物分3批装运，共签发了5套提单，分别于2011年5月13日、5月20日和6月27日在吉大港卸载。原棉的市场价格骤降，收货人不提货，也没有任何人主张提货。诉讼时货物仍未拆箱滞留在吉大港。
2011年6月6日，收货人在孟家拉国高等法院提起针对信用证开证行和保兑行的诉讼程序，试图阻止信用证下付款。2011年6月15日，法院作出中间禁令，限制发证行对信用证承兑。
事实上，2011年5月23日，托运人已收到前2批货物(前4套提单)信用证项下的货款。2013年1月30日，保兑行向托运人支付了第3批货物(第5套提单)货款。2011年9月27日，托运人致函承运人，声称因货款已支付，所以其对货物不再有合法所有权。
2012年1月承运人提议将集装箱卖给托运人。该提议在承运人于2012年2月2日发送给托运人的邮件中有提及，“我方已给出合适的解决方案，购买我们的集装箱并且付清到目前为止的滞箱费。”托运人认为定价太高，拒绝了该提议。
孟加拉国海关当局明确表示，没有法院命令，禁止任何人将集装箱从现有的存放堆场移动。
提单约定卸货港免费期为14天。运价表约定，免费期届满后前10天每天每箱10美元;接下来10天每天每箱18美元;随后每天每箱24美元。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任何时间在吉大港立即购买到替代集装箱的成本为每个3262美元或更少。
2013年6月10日，承运人在英国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托运人支付至起诉时的滞箱费577184美元，及继续以每天840美元的标准累增滞箱费。
托运人抗辩：托运人不再享有货物所有权，只有收货人才有权提取货物;承运人指定卸货港还箱地点是货方还箱义务开始的前提，因此滞箱费并未起算;承运人并未采取拆箱或购买替代箱等合理措施减损;2011年底或2012年初时，托运人无力或(实际上和/或预期上)不能提取集装箱已构成毁约，因此支付滞箱费义务终止。
二、高等法院判决
高等法院指出，各方均没有援引诉讼请求为滞箱费的判例，并认为在不构成惩罚金条款的情况下，提单第14.8条是类似航次租约下由于承租人未能在约定的期间内装卸货而就迟延给予船舶所有人“滞期费”的约定损失赔偿条款(liquidateddamages clause)。无论是基于特定日期后承运人事实上并未遭受任何经济损失，或基于若承运人采取合理措施减损则不会产生这些经济损失，都不存在减少该赔偿数额的争议。
根据提单对“货方”的定义及第2条关于货方承担连带责任的约定，托运人应承担提单证明的合同下“货方”的全部责任。
承运人指定卸货港还箱地点并不是货方还箱义务开始的前提。滞箱费持续计算至货方返还集装箱或承运人拆箱或合同终止。
2011年9月27日，托运人明显毁约，因其不可能提取货物及迟延提取货物的期间过长以致阻碍合同商业目的实现。这种情况下，承运人保持合同有效和请求滞箱费的权利取决于其这么做是否具有合法利益。鉴于滞箱费条款的正当的目的是计算货方迟延归还集装箱所致的损失，若显然未遭受损失，仅为了请求滞箱费而保持合同有效，则该行为不具有合法利益。在2011年9月27日，承运人因集装箱在吉大港滞留而遭受经济损失无任何根据，此时保持合同有效的唯一目的是请求滞箱费，该行为是完全不合理的。
如果我认为承运人保持合同有效的权利是无限制的，那么我也应该判定该条款是惩罚金而不可实施，原因是，基于补偿原理，甚至在任何理性的承运人都不会遭受损失的情况下，允许滞箱费无限制赔付的条款无疑是不合法的。
因此，判决承运人有权利获得自其请求的日期开始至2011年9月27日止以请求的费率计算的滞箱费。
三、英国上诉法院判决
英国上诉法院认为，至2011年9月27日，集装箱迟延归还时间相对较短时间，不足以使得合同商业目的落空。到2012年2月初，迟延又持续了四个月。2012年2月2日承运人为解决僵局向托运人发出出卖集装箱的要约，但要约被拒。此时，合同商业目的显然落空。该买卖本可以解除托运人归还集装箱的义务及仍待履行的运输合同下的最终义务。因此，托运人毁约应从2012年2月2日开始。
承运人是否必须接受毁约从而使得合同终止?上诉法院认同毁约并不使合同下的原义务自动终止，而是给予守约方选择接受毁约并终止合同索赔损失，或确认合同有效继续索赔滞箱费的权利。但，一旦合同商业目的落空，合同不可能进一步履行，就好像托运人或其他责任承担主体已损坏了集装箱，守约方就不再有确认合同的选择权。
因此，判决承运人有权利获得自其请求的日期开始至2012年2月1日止以请求的费率计算的滞箱费。在此之后，托运人赔偿承运人每个集装箱3262美元损失。
四、英国两级法院判决评析
英国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的判决结论都认为滞箱费在合同终止的情况下停止计算。但在两个主要问题上，上诉法院的意见与高等法院的观点不一样。
首先是一个事实问题，托运人何时的哪些行为构成毁约。高等法院认为2011年9月27日，托运人致函给承运人的信件表明其明显毁约，因其不可能提取货物及迟延提取货物的期间过长以致阻碍合同商业目的实现。上诉法院并不认可该信件表明托运人不愿提取货物，且迟延的期间相对较短不足以使得合同商业目的落空。
其次是一个法律问题，当判断托运人的行为构成毁约后，承运人在本案中是否享有选择确认合同继续有效的权利。高等法院认为，承运人享有此权利，但因为没有遭受实际损失因此确认合同有效没有合法利益，因而是完全不合理的，所以滞箱费只能计算至毁约之日。上诉法院认为，当毁约导致合同商业目的落空时，当事人进一步履行合同已为不可能，守约方就不再有确认合同有效的权利，因此只能接受毁约和索赔损失。
五、对比中国法下裁判理念
滞箱费纠纷在中国海事审判实践中属于运输合同纠纷下高频常发的一类纠纷，但长期以来，各海事法院及上诉审高院对滞箱费的法律性质、承运人是否有减损义务、滞箱费如何计算、是否调整额度等都存在不一样的认识。英国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的判决展示了英国法下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值得我们关注。
(一)关于滞箱费的法律性质
英国两级法院的判决书认为承运人在运价表中约定的每日支付一定数额的'滞箱费条款为约定损失赔偿条款。约定损失赔偿条款的目的是，当货方未在约定的免费期内归还集装箱给承运人时，确定合同违约的损失数额。
我国司法界对于滞箱费性质的认识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是三种：违约损失、违约金和租金。笔者所在的广州海事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倾向于认为：承运人将其集装箱提供给货主装货，只是出于顺利完成其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下义务的考虑，这时托运人或者收货人使用承运人的集装箱也是为了保证运输合同的顺利履行。因此，在承运人完成运输协议项下的运输义务后，托运人或收货人再占用集装箱显然是不合理的，应当归还集装箱，这也是托运人或收货人依据运输合同应承担的附随义务。[1]若是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没有及时归还集装箱，就违反了运输合同的这一附随义务，应当承担《合同法》第107条规定的赔偿损失的违约责任。因此，滞箱费属于一种违约损失。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审申请人上海蝉联携运物流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上海蝉联携运物流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A.P.穆勒-马士基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③]中认可了滞箱费属于违约损失的观点。
(二)关于承运人是否有减损或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
英国高等法院认为，滞箱费条款是约定损失赔偿条款，一旦滞箱费开始起算，无论承运人事实上是否遭受任何经济损失，或若承运人采取合理措施减损(拆箱或购买替代箱)则不会产生这些经济损失，都不存在减少该赔偿数额的争议。换言之，滞箱费不能因为适用减损原则而停止计算。
英国上诉法院认为，在上诉案件中无需对减损原则是否适用给出最终结论，但暂时的观点是高等法院的判断是对的。提单第14.8条款，超出免费期归还集装箱的迟延都将剥夺承运人对可赢利动产的使用，进而导致损失。滞箱费率的共识是建立在其可就上述损失进行充分补偿的设想上。这些集装箱并不仅仅因为承运人为满足其他特定需求而获取了更多集装箱就变得不再有可赢利性。托运人认为承运人应购买替代箱减损的抗辩是假设承运人获取的任何集装箱，无论是否为了立即需要额外空间，都应视为托运人继续滞留集装箱的替代箱，这是不对的。承运人可能仅是单纯地增加了其库存。仅在合同终止且原集装箱未归还的情况下，新买箱才可能是真正的替代箱。
中国司法实践中有法院在案件[④]中认为无人提取货物，滞箱费持续计算，不存在承运人减损的义务问题。但大多数法院基于滞箱费属于违约损失的认定，认为根据《合同法》第119条的规定，承运人具有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滞箱费纠纷中，通常理解承运人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包括：及时拆箱、租箱或购置替代箱等，与英国判决中提到的“减损义务”内容基本是一致的。
至于承运人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何时开始及内容，各法院的理解不一，呈现多样化。司法实践中，有法院以滞箱费达到1.5个[⑤]或2个[2][⑥]同类型新箱的市场价值为限来界定承运人应开始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的时间。也有法院[⑦]认为承运人有理由确信货方不可能再行使对货物的权利时开始有义务进行减损或再给予合理的货物处理时间。广州海事法院的既往判决[⑧]多认为，自滞箱费达到1个同类型新箱市场价时承运人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开始，且此观点在航运实践中也逐渐得到各航运公司的重视。在此司法理念下，承运人防止损失扩大义务的内容为购置同类型新箱。原因在于：滞箱费的主要作用体现在督促用箱人及时返回集装箱，避免影响承运人对箱源的分配及运转安排，造成承运人经营成本增加。那么，承运人通过重新购置新箱的方式，可以有效避免集装箱被长期占用造成的营业损失(如果有的话)，是承运人作为非违约方的有效防止损失扩大的方式，而且购置替代箱与阶梯式递增计算的滞箱费相比，相对公平，亦在货方可预见的损失范围之内。有必要说明的是，承运人防止损失扩大的方式有很多种，包括内部调剂、向外租赁或购买集装箱，为什么是购买集装箱?因为承运人实际损失(如果有的话)难以计算的前提下，承运人需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比如报废箱的数目、市场行情等进行综合判断租或买。这是审判机构无法也不宜事先设定的纯粹而灵活的商业决定，但从平衡承运人和货方的角度考虑，货方所能预见到的顶格赔偿就是购买同类型的箱。为什么是新箱?因为运输流转时，重视的是集装箱能否满足货运要求而不是新旧程度，对货方而言，其预期是最多赔偿一个新箱。
(三)关于承担滞箱费的责任主体
英国法下，看合同约定。在卸货港无人提货时应由谁承担滞箱费这个问题出现在英国高等法院一审程序中。从判决来看，英国法下更重视当事人之间的合同自由约定。高等法院的里盖特法官从提单第2条约定的货方对承运人的连带责任推出，托运人应承担提单证明的合同下“托运人、收货人、提单持有人、货物接收人以及拥有、享有或声称占有货物或本提单的任何人，或代表该人行事的任何人”(货方)的全部责任，包括第14.8条下支付滞箱费的义务。这充分尊重了合同约定，但如果承运人起诉拥有货物所有权的买卖合同下买方(即使不是提单上记载的收货人，或者如本案的情况也是提单上记载的收货人但并没有主张提货)，依照本案判决逻辑，法院很有可能判决应由其承担全部责任。
中国法下，重视法律规定。中国司法实践似乎并没有特别重视合同是否有约定所有“货方”向承运人承担连带责任，相反，我国《海商法》第4章分散性地规定了托运人、收货人、提单持有人等的责任，而根据《海商法》第44条的规定，这些规定是强制适用的，违反这些规定的条款是无效的。
遗憾的是，无人提货时滞箱费由托运人或收货人承担在法律适用上遇到一个难点：我国《海商法》第86条和第88条关于责任主体的规定仅明确托运人应该承担责任，但收货人是否也应承担责任并不明确。司法实践中对此问题理解不一。
从广州海事法院的司法实践来看，其倾向于认为，在无人提货时，仅应由托运人承担责任。托运人和承运人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当事人，收货人是托运人在贸易合同中选择的，货到卸货港后，无人提取货物，运输关系尚未终止，承运人有权向托运人主张卸货港发生的费用，包括滞箱费。更何况，中国法下关于“收货人”身份的确认是以收货人向承运人主张提货权为前提的。[3]收货人承担义务的前提是其主动表明收货人身份，并向承运人主张提货，只有其主张了提货的权利，法律才要求其提货及承担还箱义务。而且，在某一具体的合同关系中，特别是集装箱运输，除非托运人同时也是收货人，否则托运人就应当对其所指定的收货人的真实存在和在卸货港提取货物向承运人承担默示担保义务[⑨]。因此，在无人提货情况下，承运人不知道收货人是谁或联系不到收货人，或不是合法的收货人或联系到收货人但其并不主张提货，托运人理应承担其选择收货人不当而给承运人造成的损失，这也符合审判实践。当然，在收货人主动表明身份并请求承运人交付货物后，无论随后其是否按时提货抑或未能在约定或合理的时间内提取货物，抑或拒绝提货，滞箱费的承担均与托运人无关，因为收货人主张运输合同项下的权利，理应履行与之相关的运输合同下的义务。
由此可见，在卸货港无人提货的情况下，承运人仅向托运人提起诉讼主张滞箱费时，英国法院和我国法院可能都会认定托运人为适格的责任主体，但在判定是否为唯一责任主体时可能存在不同的意见。
(四)滞箱费条款是否具有惩罚性
英国法下，滞箱费条款没有惩罚性。在英国高等法院的判决中，里盖特法官从the Makdessi案判决书及其引用的判例中抽取几个关于惩罚金条款的关键原则：(1)惩罚金是合同条款约定的一方违约时应支付的一笔款项，其目的是阻止违约，保障合同履行。(2)款项是否是惩罚金这个问题取决于根据合同订立时的情形对合同条款作出解释。(3)主张款项是惩罚金的一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法院在判定商业合同的某条款属于惩罚金条款前应非常谨慎。(4)款项如果是“真正的预先估计的损失”，即，其目的是对违约引起的损失提供赔偿，则不属于惩罚金。(5)一笔款项并不仅仅因为在多种情况下都应支付，且在其中某些情况下支付数额超过或可能超过违约造成的损失就属于惩罚金。但是，若在所有或多数或某一重要类别的情况下，该笔费用过大且与可能造成的损失(或可能造成的最大程度的损失)完全不成比例，这可能表明其属于惩罚金。(6)近来判例表明，即使支付款项并不是普通法下可作为违约赔偿得到救济的“真正的预先估计的损失”，若存在商业合理性就不会被认定为惩罚金。这个合理性可能在于有利于提前明确知晓违约的经济后果和避免争议。(7)最后，核心问题是，支付条款是否因约定的数额与违约造成的损失赔偿相比过高，且没有足够的商业正当性而不合理。
英国高等法院认为，如果滞箱费条款给予承运人无限制的权利来忽视托运人毁约的事实及请求无限期的滞箱费，该条款是惩罚金。如果是惩罚金，则该条款不可实施。但本案中承运人并不具有无限制的权利。
英国上诉法院认同高等法院关于承运人并没有无限制的权利确认合同有效及请求无限期的滞箱费的观点，但认为本案根本就不会产生滞箱费是否具有惩罚性的疑问。从未有人认为，航次租船合同下以每日费率支付滞期费的条款仅因为没有明确限制承租人责任期间就具有惩罚性。正如里盖特法官的观点，在个案中，法律基本原则已限制了承租人责任范围。
中国司法审判实践普遍认为滞箱费的收取具有惩罚性，并不符合我国民事责任的补偿性原则，如果滞箱费的收取完全不考虑承运人遭受的实际损失大小，对于货方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司法实践通常以此作为调整滞箱费金额的理由之一。
(五)关于滞箱费何时停止计算
英国法院和我国法院都认为，只要违反了合同约定的在免费期内归还集装箱的义务，滞箱费自免费期届满开始起算。但除了集装箱重新置于承运人使用外，在滞箱费何时停止计算的问题上观点存在极大的不同。
英国法下，滞箱费在合同终止时停止计算。英国高等法院认为，除了集装箱归还或拆箱以外，滞箱费在合同终止时停止计算。当托运人毁约时，若承运人选择终止合同时滞箱费停止计算，但托运人有义务赔偿因合同终止而给守约方造成的任何损失(这类损失的计算并无限制，因此适用减损原则);若承运人选择继续保持合同有效则滞箱费继续计算。英国上诉法院同样认为滞箱费在守约方选择接受毁约时停止计算，不过毁约导致合同商业目的落空时，承运人只能选择接受毁约。
中国法院认为，滞箱费从防止损失扩大义务开始时停止计算。滞箱费的计算受限于违约方“可预见规则”和“防止损失扩大规则”，因此，法院对过高的滞箱费进行调整，如上文提到，司法实践中对于防止损失扩大义务何时开始及内容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广州海事法院倾向于认为当滞箱费金额达到1个同类型新箱市场价时，承运人防止损失扩大义务开始，随后产生的滞箱费不予支持。
由此可见，主张“即使集装箱未归还，支付滞箱费的义务在特定期间后停止”的观点，在英国法下基于可推出合同义务终止的法律原则，在中国法下是基于“可预见规则”和“防止损失扩大规则”。
六、结论
英国上诉法院和我国法院对滞箱费纠纷的审判逻辑都是依据各国法律渊源做出的，共性之处在于都认为滞箱费不可以无限期计算下去，不同的是，英美法的思路是判断合同义务终止的时间，中国法下则依据合同法关于违约损失受限于“可预见规则”和“防止损失扩大规则”的规定，从承运人具有防止损失扩大义务的角度来阻止滞箱费无限期计算下去。相较之下，英美法下更加重视合同自由约定，无论是责任主体还是赔偿额度，都更有利于承运人滞箱费的诉求。
参考文献：
[①]MSC Mediterranean Shipping Company S.A. V Cottonex Anstalt [2016] EWCACiv 789，该案由Lord JusticeMoore-Bick, Lord Justice Tomlinson 和Mr. Justice Keehan于2016年5月25日开庭审理，2016年7月27日作出判决。本案一审索引号为[2015] EWHC 283(Comm.)，由高等法院商事法庭王座分庭的里盖特法官(Mr. Justice Leggatt)于2014年12月1日和2日审理，判决书出具日期为2015年2月12日。
[②]英文原文为“container demurrage”，在中国司法审判实践中，多称之为“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为行文方便，本文统一为“滞箱费”。
[③]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作出日2015年11月26日。
[④]青岛海事法院(2009)青海法海商初字第384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鲁民四终字第83号民事判决改判。
[⑤]如宁波海事法院(2013)甬海法商初字第215号民事判决。
[⑥]谢晨，季刚，方懿，王寰瑾，唐沁：《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相关实践问题研究》，载于上海海事法院《调研与参考》2015年第1期，第31页，该文“建议以该两个月合理期限产生的超期使用费加上承运人购置新箱的费用，即一个新箱市场价格的两倍作为超期使用费的赔偿限额。”
[⑦]如厦门海事法院(2004)厦海法商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闽民终字第1072号民事判决、青岛海事法院(2013)青海法海商初字第111号民事判决。
[⑧]比如广州海事法院(2011)广海法初字第741号民事判决、广州海事法院(2012)广海法初字第297号民事判决。
[⑨]厦门海事法院(2004)厦海法商初字第20号民事判决。
[1]司玉琢编.《海商法学案例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 161。
[2]谢晨，季刚，方懿，王寰瑾，唐沁.《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相关实践问题研究》，上海海事法院《调研与参考》,2015年第1期，第31页。
[3]司玉琢编.《海商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124。
『肆』 中国法律与美国法律有什么不同
美国和中国的法律区别很大，但是不能笼统地说美国是英美法系（也叫普通法系、判例法系等），中国属于大陆法系（也叫成文法系等），因为说美国属于英美法系可以说是公认的，但是说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则有失公允，尤其是我国的法律制度是属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自成一家的，不能简单地划入某个法系。比如说我国的合同法在合同的订立程序上就是采用英美法系的制度，但是在判断合同的成立上却又有些许不同，在要约和承诺的具体规定上也有自己的特色，而且没有对价制度的构建等。具体的说，美国和中国在具体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法学教育和司法体制上都是有区别的。
举证之类的东西，英文也叫burden
of
proof，就是举证负担，也就是举证责任的承担，就是列举本方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或主张是正确的，按照我们民诉法的规定，一般情况下是“谁主张，谁举证”，就是你要主张什么，就需要证明什么，同时在某些案件中会有举证责任倒置，就是让被告举证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形，尤其是推定过错责任制下更是如此。
三方举证，按照字面理解不像是第三方举证，请您再次核对一下，是否确实是三方举证。
『伍』 国际商法合同法案例分析，求解答
因为卖方来装运日期晚于合同规定日自期，由于卖方过错导致合同违约，非违约方也就是买方有权通知卖方解除合同，并可以申请违约方给予违约损害赔偿。根据CISG和英国法，买方可以解除合同，并不能宣布合同无效，因为合同并没有造成无效的事由，合同是有效的，只是有违约行为。
若本案的标的物是专为感恩节供应的火鸡，则该标的物具有时效性，必须赶在感恩节之前送达。如果卖方延迟交货，则合同的目的不能达成，构成根本违约。买方可以解除合同并请求卖方进行违约损害赔偿。
『陆』 英国商务法-合同法 一道案例分析题
答案是可以。理由如下：
本案中，b给a发email的行为属于要约，a收到email合同后没有直接承诺接受，而内是提出了容新的约定内容，这可以视为是反要约，即一个新的要约，由a向b发出，此时b同意了，这相当于对新要约的承诺，此时新的合同成立，并且一般合同自成立时即生效，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新的合同有b发给a的email合同的内容，也增加了双方新的口头约定，无论是书面形式（在本案中是电子版本）还是口头形式，只要有证据证明约定过程的真实存在，这些都是对双方具有拘束力的合同的内容。因此，新的那些被b遗忘增加的条款是具有约束力的。
『柒』 超市价签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
今天看了英美合同法的几个关于要约与要约邀请的案例，与大陆法系之规定作了下比较，觉得挺有意思，随便讲讲。
关于超市之陈列标价物到底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争议颇大。以前我一直认为是要约，这是根据中国大陆法律关于要约的定义得出的。我国《合同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我们稍作分析就会发现超市陈列标价物之行为的确符合该法条的这两点规定：一、“内容具体确定”。首先，超市所列标价物下方都放置有价签，此物欲售几元几角写得明明白白，所以标的之价款确定；其次，标的本身即放置于货架上之顾客欲购之货物自然也是明白确定的，其性能、质量、规格、型号尽皆一目了然。所以要约的第一个要件符合。
二、“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超市既然将此物明价标出，并置于货架，其欲以此价出售此物之意思也不言而喻，若顾客以此价购买此物，则超市当然不得拒绝，即一经顾客承诺，超市即受该意思表示之拘束。所以，要约的第二个要件亦符合。
既然超市陈列标价物之行为符合我国《合同法》所定要约之所有要件，则该行为在我国自该属于要约。
可是反观美国之各州判例，则大多将超市陈列标价物之行为判为要约邀请（invitation of offer），而非要约（offer），其道理何在？何优何劣？
在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v. Boots Cash Chemists Ltd.一案中，英国药剂师公会控告Boots超级市场，违反英国药品管制法之规定，将受管制之药品未在有药剂师监督下，出售给一般大众而提出控诉。此案的具体事实是：该超市将本该由药剂师监督出售之某类受管制药品置于货架上，顾客自行将该药品自货架上取下，到收银处付款，收银处有药剂师站岗，发现不符规定者，则命令收银员拒绝收款出售此药。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超市陈列该药物之行为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因为，若为要约，则顾客之取货行为为承诺，合同成立，而合同成立时，药剂师并为在场监督，超市违法；若为要约邀请，则顾客之取货行为为要约，收银员收款行为为承诺，则当时有药剂师在场监督，在本案中，只有顾客之承诺行为，超市未收下货款，即没有承诺，超市合法。最终，法院判决该超市陈列标价药物于货架之行为为要约邀请，超市胜诉。
纯粹从法理的角度判断，该超市的行为应该是要约，而非要约邀请，而法院自所以判为要约邀请的原因是：如果将超市陈列标价物之行为视为要约，则意味着，当顾客将货物取下置于购物篮的一刹那，承诺发出，合同成立。则此时，篮中之货物已是顾客之所有物，其享有所有权，则若顾客未付款而携带该物出超市，超市工作人员将无权阻拦，因为合同已订，货物之所有权已经属于顾客，顾客不付款，只是对超市欠账，明拿不是抢劫，暗带亦不算盗窃。超市与顾客之间并不熟识，如果任凭顾客将未付款之货物带出超市，超市又该如何追偿欠款？
此外，将超市陈列标价物之行为定为要约，还会产生另一个法律推理的困境。如果超市之此行为为要约，则顾客取货置于购物篮之行为为承诺，合同成立。如果该顾客转了一会，看到其他同类货物更合自己的要求，那么其将篮中之物取出，放回货架之行为则属于对已成立合同之撤销，必须经过合同另一方即超市的同意。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在实际生活中，只要顾客在付款前将货物放回货架，都视为未购买该物。如果要将该情况勉强在法理上说通，只能认为超市与顾客间关于合同之成立附有条件，该条件即付款。但付款一般应理解为对于生效合同之履行，将其视为合同成立或生效之所附条件颇为不当。
基于以上种种之考量，英美法系之判例大多将超市陈列标价物之行为认定为要约邀请。如此一来，顾客之取货行为仅为要约，而收银员之收款行为方为承诺，那么刚才罗列的几种法理与现实冲突之尴尬情况也就迎刃而解了。
那么为什么虽然从我国《合同法》之规定同样可以得出前面罗列的尴尬结论，但在现实中却没有发生呢？没有哪个顾客未付款而敢堂而皇之地将货物带出超市，更没有顾客私携货物出超市被保安抓住时敢以以上理由作为抗辩。为什么？
我觉得原因有二：
其一，国人老实而且善良，不善钻营。不说民事领域，就算是刑事领域，如果你做的事有违道义，天怒人怨，即便法律没有规定，一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把你做了就做了，半句怨言没有，也没有谁觉得不妥。而英美国家的人由于法治多年，十分狡猾，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法未禁止之事皆可为，对于法律漏洞或矛盾之处异常关注以图谋利。如果今天法官将超市陈列货物之行为判为要约，难保明天不会被法律狡徒所利用，出现前面所述的尴尬局面。
其二，最重要也是最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国人中象俺这样具有高度抽象理论思维能力而同时又具有丰厚合同法知识的人。嘿嘿。
『捌』 中国合同法和英美合同法对比
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和承诺的方式。要约，是指一方当事人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一个有效的要约包括：1、内容具体明确；2、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3、要约应具备合同的主要条款。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第四百六十九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
书面形式是合同书、信件、电报、电传、传真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以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方式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书面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