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救助法建立过程

Ⅰ 社会救助法的草案

保障民生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
1990年成为我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的王利明，如今已是我国民法领域的领军人物，也是近几年来人大会议上倍受关注的人物。因为每年人大会议期间，他总能带来几份让公众瞩目的、十分有份量的议案。去年的人大会议上，他提出建议加快消费品安全保障法立法、建议制定证券无纸化法等三项议案。今年的人大会议上，王利明带来建议制定社会救助法和制定民法总则两份议案。
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由于贫富差距仍然存在，自然灾害频发，某些群众因病致贫、以及天灾人祸等原因，遭受重大人身财产损害，仅依靠自身力量和现有的救助渠道难以摆脱困境，急需获得社会救助。王利明认为，制定社会救助法是保障民生的需要。
目前社会群体中出现了自救性的乞讨儿童、生活极为困难的残障人士，缺乏生活来源的农村居民，无监护人的孤儿等，这些弱势群体迫切需要给予社会救助。此外，由于父母患病无力抚养子女以及父母不尽监护义务等原因，也造成某些儿童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亟需获得社会救助。王利明说，制定社会救助法，可以更好地保护弱势群体和未成年人的权利，也可以体现党和国家对弱势群体和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高度重视。
现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矛盾和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其中有的是由于受害人缺乏自我救济的能力和稳定的生活来源造成的。例如有的低收入家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如果社会不给予关爱和帮助，可能使其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尤其是有些家庭生活极度贫困的人士，因为工作、生活中产生一些纠纷未能够得到解决，又长期得不到社会的关爱，可能铤而走险甚至产生反社会的情绪。王利明介绍，我国近几年来在维护社会稳定中极为注重对纠纷的事后处理，对于那些生活极度困难的人士，如果通过社会救助，能起到事先化解矛盾的作用，可以降低维稳成本。
通过社会救助办法，关爱这些弱势群体，让他们始终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社会的温暖。这对于社会矛盾的预防和化解有着积极的作用。 王利明强调。
有限的救助资金用于最需要的人
王利明认为，所谓社会救助，是指国家和社会对公民在必要时无偿提供的物质帮助。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虽然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中对社会救助制度作出了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仍然非常简略，无法满足实际需要。
假如发生车祸以后加害人逃逸、高楼抛掷物致害中无法查找加害人，受害人遭受重大人身伤害，却得不到赔偿，如果不能获得社会救助，其就处于无助的地位。责任保险制度和侵权责任制度虽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损害填补的问题，但是，它无法完全解决受害人救济的问题。更何况，在我国责任保险的覆盖率较低、适用范围有限，赔付率较低，大量的事故损害的受害人不能获得保险的保障。这就有必要建立社会救助制度以弥补责任保险制度和侵权责任制度等的不足。王利明说，社会救助制度是完善我国多元损失救济制度的需要，当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救助只能起到辅助性的作用。因为我国还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社会救助资金的筹措相对困难，所以，不可能通过大规模的基金来救济受害人。通过明确社会救助的辅助性，可以使有限的救助资金运用于最需要的人。
王利明强调，社会救助法属于社会法的范畴，在社会保障法的体系中应当居于基础性的地位。
有利于基本人权的保障
我建议尽快制定社会救助法，明确救助机构的性质、救助的对象、救助的条件、救助机构的责任等问题，进一步加强社会救助制度的救济功能。王利明认为，社会救助法的基本框架应该包括：总则、社会救助的主体、救助对象、社会救助的实施程序、救助机构的义务和责任、对社会救助机构的监督。
王利明认为，社会救助立法要强调资金来源由政府主导、来源多元化，坚持保护弱者、关注民生、关爱弱势群体、保护未成年人，保障残障人士的基本生活条件，实现个人的尊严。
社会救助具有及时性、应急性、法定性和强制性等特点。王利明认为，对于受害人的救助应主要针对人身权益遭受重大损害的情况。除非财产权益的侵害，影响到其基本生存，如房屋被毁损无处安身，危及到基本人权的保障，才有可能需要社会救助。
王利明指出，社会救助的主体是救助者，即救助机构的设置。救助机构应当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团体法人，其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投入，同时广泛吸纳社会各界的资金。目前已经成立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等，都应当纳入社会救助基金之中。社会救助机构是独立于政府公权力之外的，其具有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应当有严格的规章制度限制其行为与权限。另外，由于政府在社会救助中权责的特殊性，必须通过立法界定政府的责任，使政府对社会救助的管理内容合法，权责明晰。
社会救助的对象主要包括弱势群体、经济生活极度困难人士、孤寡老人、失去监护人的未成年人、自救性的乞讨儿童。 王利明说，救助对象应当有便捷的认定程序，同时应当及时进行公开公布，接受人们的监督。并且要对于认定程序设置异议程序。
王利明强调，救助机构对侵权人的追偿权问题，也有必要规定。在受害人遭受他人侵害，暂时找不到侵害人时，由救助机构给予救助，找到以后，社会救助机构有权向侵权人行使追偿权。这是因为：一方面，社会救助基金是有限的，如果可以追偿而不追偿，就会使社会救助基金枯竭。另一方面，追偿权的行使也可以避免真正的加害人逃脱责任。
社会救助法还应当规定，社会救助机构应当接受主管机关的监督和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 王利明最后说。
王利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著名民法学家。

Ⅱ 社会救助的救助体系

形成合理健全的社会救助立法机制，寻求公法私法外的社会救助法的存在空间和价值张扬，从法律思想和法律规范上建立具有相对独立价值的社会救助法子系统。 “一项法律的制定过程，往往是对某一制度理性思考的结果，一部良好的法律应当能够蕴涵社会所公认的准则与价值”。社会救助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救助，需要有效的政策和法律调控。社会救助政策随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而相应调整，同样，社会救助法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政策的调整和变化。社会救助法制建设受经济活动、政策等的影响是直接而巨大的。在此，涉及到法律与政策、法律与经济的关系等法学范畴基本理论问题，而且还涉及对法律的形成机制，特别是相关影响因素的作用机理等问题。因此，社会救助法治，除考虑立法自身的机制外，还要考虑经济发展水平，考虑政策变化，把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不能为立法而立法，假借法律规范的形式大行权宜的应急的社会救助政策，以之培植社会救助管理的制度主干；更不能以社会救助的特殊性而强化政策的作用，漠视或弱化法律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体系的思想价值和制度意义。
社会救助法的立法机制，还必须考虑法律规范的构成问题。我们认为，社会救助法的规范构成，包括稳定的“核心规范”，主要为社会救助的一些基本的实体和程序方面的制度。这些制度构成社会救助法律的基本框架，相对稳定。又包括易变的“变易性规范”，主要用以应急性、强制性的调节。这两个方面涉及到法律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稳定性与变易性等问题。考量我国社会救助工作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社会救助法律框架设计时，在确立核心规范，保持法律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同时预留出适度调整空间，兼顾稳定性与开放性、变动性，实现法律自动调整。另外，社会救助任务的加重催生了现代意义的社会救助法律制度，而经过归纳和抽象的法律制度也在社会救助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调适修补，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制度，具有普适性，不仅适用于转型时期，而且今后发达的社会救助体系中，还将经常地、持久地起到广泛的规制作用。因此，要推动社会救助立法上的标准化、指数化和模型化。 提供社会救助是政府的职责之一，这也符合当代各国福利行政、给付行政的发展趋势。“公民权利才是政府权力之源，政府是为人民而存在的” .政府（不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或者政府的职能部门）在我国当前的社会救助中掌控着话语权，是社会救助名副其实的决策者、管理者、执行者和监督者，其公权对社会救助的干预是全方位、全过程的。从权力划分来看，政府在社会救助中享有立法权、行政权和监督权；从责任划分来看，政府是社会救助的责任主体，承担制度设计并履行给付义务。公权干预是公民基本权利实现的决定性因素。对政府权力的法律控制是贯穿于社会救助法治全过程的中心主题。“由于缺少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使得我国公民的人权也面临权力的巨大威胁，应该说这是我国人权立法亟待完善和加强的地方” .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依法行政的核心，也是我国依法行政制度中的薄弱环节。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体系，必须首先规范政府公权，切实依法行政，以权利、监督、责任等制约政府公权。

Ⅲ 社会救助法内容

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制定本法。

国家建立社会救助制度，承担为公民提供社会救助的基本责任。社会救助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为基本内容，并根据实际情况实施专项救助、自然灾害救助、临时救助以及国家确定的其他救助。

社会救助应当遵循的原则包括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保障基本生活、鼓励劳动自救、公开、公平、公正、及时。

公民依照本法享有申请和获得社会救助的权利。申请和获得社会救助的公民应当如实申报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接受相关部门的核查。

社会救助所需资金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专项管理，专款专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时，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可以开展救灾募捐并接受国内外的社会捐赠。

国家提倡和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支持、发展社会救助事业，为社会救助事业捐赠资金、物资和提供服务，支持以社会救助为目的的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发展。国家鼓励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救助工作。国家对在社会救助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家庭，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给予最低生活保障。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定期调整。

申请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由户主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提出，经审核后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每月按标准发给最低生活保障金或者实物券，也可以给付实物。

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收入和财产状况发生变化的，户主应当及时告知当地民政部门。民政部门应当对取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的收入和财产状况进行核查，及时办理增发、减发或者停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手续。

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倍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家庭，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根据需要给予教育、医疗、住房等专项救助。

符合专项救助标准的家庭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在中等、高等教育阶段，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供助学金等救助，有关教育机构可以酌情减免学费。

符合专项救助标准的家庭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付参保费用有困难的，统筹地区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帮助。对经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报销后个人负担医疗费用数额较大的，可以给予适当补助。

符合专项救助标准的家庭住房困难的，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定通过提供廉租住房、住房租赁补贴、经济适用住房等方式予以保障，在寒冷地区还应当给予冬季取暖补助。

对符合专项救助标准的家庭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各级人民政府对基本生活因自然灾害受到影响的人员提供资金、物资、服务等方面的救助，保障其吃、穿、住、医等基本需求。其他突发公共事件需要采取救助措施的，适用本章的有关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自然灾害预警和自然灾害发生后，紧急疏散、转移、抢救和安置受灾人员，并为其提供食品、饮水、医疗、衣被、临时住所、日常生活用具、心理抚慰等应急救助。

自然灾害的危害消除后，受灾地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帮助受灾人员恢复重建因自然灾害倒损的居民住房。恢复重建应当做到因地制宜，科学规划设计，保证建设质量，达到防灾要求。

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的当年冬季、第二年春季以及其他困难时期，受灾地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受灾人员的基本生活，提供食品、饮水、取暖、衣被、住所和医疗等临时生活困难救助。

对因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或者其他特殊原因，导致基本生活暂时出现较大困难的家庭，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给予资金、物资、服务等临时救助。临时救助的标准和内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申请临时救助，应当向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城市街道办事处提交相关证明材料，经审核后上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批准。对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实行临时救助，依照《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负责社会救助工作的相关部门和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上级机关、主管机关或者所在单位责令改正，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申请人和救助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给予批评教育，直至停止救助，必要时责令退回救助款物；情节严重的，处以冒领款项金额或者冒领物资价值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居）民委员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应当向民政部门或者相关部门如实提供申请人和救助对象的相关情况。出具虚假证明的，由民政部门或者相关部门提请其上级主管机关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申请人或者救助对象对于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或者相关机构做出的不予救助或者调整、停止救助的决定或者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结果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又无法定赡养、扶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公民实施的供养救助，由国务院规定。

本法自年月日起施行。

社会救助法是一部涉及民生的大法，因此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注意。据悉，第八届、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济法》（当时的名字）列入五年立法规划。

Ⅳ 社会救助法社会救助法时间表

在2005年，相关政府部门开始制定社会救助法，专家认为中国已具备制定社会救助法的条件。最初，中国已实施了多项法律法规，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自然灾害救助、农村五保供养、农村特困户生活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以及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施为社会救助法的出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8年8月，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征求意见稿）》的公开征求意见通知，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这表明政府对社会救助法的制定非常重视，希望社会各界能参与进来，共同完善该法。

2010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多位代表提出议案，要求制定社会救助法。其中包括著名民法家王利明等96名代表，他们关注弱势群体，认为社会应以更系统的法律形式来帮助他们，确保他们得到应有的救助与关怀。

在当今社会，我们经常能看到街头乞讨的儿童和地铁车厢里的乞讨残疾人。这些场景让我们思考，社会应该以何种方式给予帮助。正如全国人大代表王利明所关注的，社会救助法的制定对于确保弱势群体得到公平、公正的救助至关重要。社会救助法的出台，将为社会提供一个更加系统、全面的救助体系，确保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援助。这不仅能够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还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让每一个人都能在社会中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关怀。

社会救助法是一部涉及民生的大法，因此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注意。据悉，第八届、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济法》（当时的名字）列入五年立法规划。

Ⅳ 社会救助法的时间表

社会救助法时间表
●2005年
相关部委开始着手社会救助法的起草工作。当初，专家认回为，中国答已经制定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自然灾害救助、农村五保供养、农村特困户生活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以及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等法律法规，因此，社会救助法的出台条件已日趋成熟。
●2008年8月
中国政府网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通知，公开征集意见。
●2010年3月
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汪夏、王保存等96名代表提出3件议案，要求制定社会救助法。
繁华的都市街头，人们会看到乞讨的儿童；在拥挤的地铁车厢，人们会看到乞讨的残疾人。善良的人们这时总会思考，社会应以怎样的方式帮助他们？ 全国人大代表、著名民法家王利明同样对弱势群体十分关注。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他带来了一份议案：建议制定社会救助法。

Ⅵ 如何建立法律援助制度与有关社会救助，司法救助制度的衔接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是指政府依据《法律援助条例》设立法律援助机构，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指派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司法制度。而司法救助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对于民事、行政案件中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援助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或免交。这两种制度都是国家为了保障公民平等实现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而建立的司法保障制度。
一、法律援助制度与司法救助制度的主要区别：
1. 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同：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是依法治国的方略的确立，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完善，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完善，以及律师制度的不断深化改革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司法救助制度是随着法律援助制度的推进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2. 实施的主体不同：法律援助的实施主体是各级政府依据《法律援助条例》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司法救助的实施主体则是人民法院。
3. 实施的具体内容不同：司法救助仅是诉讼立案许可的程序性行为，而法律援助则是对弱势群体的全过程帮助和支持，包括诉前调查取证、诉讼过程中的举证、质证等抗辩行为，旨在让弱势群体实现权益的最终兑现。
4. 援助对象范围不同：司法救助的对象和范围仅限于民事、行政案件中经济确有困难的原告当事人。而法律援助的对象不仅包括上述案件的原告当事人，还包括经济确有困难的民事被告当事人，以及刑事案件中因经济困难无钱请律师的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
5. 执行的法律制度体系不同：司法救助的依据主要是《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有关诉讼收费的规定，以及《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等。而法律援助执行的依据包括《法律援助条例》、《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及地方人大和各级政府的规章，以及司法部行业主管部门的规章。
6. 援助队伍数量和机构网络不同：司法救助由于仅涉及立案收费的缓、减、免审查，无需专门的机构和队伍，法院立案室（庭）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即可。而法律援助则有从国家到省、市、县，甚至乡镇的专门援助队伍和机构，还有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社区组织以及各种社团组织的参与，形成了广泛的社会网络。
二、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1. 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未能实现互免审查：尽管《法律援助条例》规定法律援助机构负责受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但司法救助的审批权仍在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下发的规定虽然建立了互免审查机制，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地方财政体制的限制，法院通常只是为援助对象缓交诉讼费用，而大部分当事人因交不起诉讼费而无法进入诉讼程序，使得法律援助陷入困境。
2. 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的范围不能满足当事人需求：法律援助的范围包括民事、刑事、行政案件和非诉讼案件，如劳动报酬、工伤赔偿引起的仲裁纠纷。但司法救助的范围仅限于民事纠纷和部分行政案件，且在实践中，法院对司法救助的申请仅限于受理费的缓交、减交、免交，对于其他诉讼费用如勘验、鉴定、公告、翻译费以及诉讼保全措施的申请费和申请执行费用等则无法实施司法救助。
三、解决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建议：
1. 建议将法律援助制度与司法救助制度合并为一项统一的制度，并制定全国统一的司法救助法。
2. 明确政府是实施司法救助的责任主体。
3. 建议重新科学规定司法救助的范围。
4. 建立司法救助经费保障机制，以保障司法救助事业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