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塞社会安全法

Ⅰ 怎么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自杀问题大一的社会学的角度去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大学生自杀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探究引起大学生自杀的原因，主要由社会转型、社会隔离、社会模仿、民族文化、家庭环境和学校教育等社会因素导致的。大学生是新时代的主力军，同时也是受社会转型期文化影响最大的人群之一，面对激烈地社会竞争大学生就会感到空虚无助，在生活上失去目标。例如，一些大学生受到充斥着暴力和轻生信息的网络文化影响，会使思想极端的他们走上轻生之路。其次是我国社会成员的贫富差距问题，很多来自贫困地区的大学生由于家庭经济地位的悬殊，心理会产生严重的失衡感和自卑感。久而久之，轻者影响学业，重者则走上自杀这条不归路。最后文化差异导致的文化震惊也是转型期大学生自杀的重要原因。
①与同辈群体的隔离。当代大学生与父母辈的大学时代相比存在很多差异。父母辈在大学时代的时候大多都是追求共同进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频繁，所以自杀率低。而当代大学生生活在信息化时代，多数很少与同辈群体交流，甚至有些群体为了彰显自己的个性都喜欢不走寻常路，时间久了就会养成孤僻的性格，因而自杀率较父母辈高。著名的社会学家涂尔干曾经就指出防治利己型自杀这一病根的唯一方法是恢复社会组织的统一性, 使它能把个人紧密地团结在集体的周围，使个人产生依恋集体的感情[3]。②与社会环境的隔离。许多高校对大学生的教育都是‘应试’型教育，学生在校所学的知识几乎与社会脱节，使得很多毕业生步入社会因无法适应社会的生活而被社会淘汰。而一些还未毕业的大学生因为目睹了学长学姐找工作的困难后对生活产生恐惧和绝望。③生活环境变化导致的隔离。很多学生初到学校因生活环境的差异，尤其是从南方来到北方或北方来到南方的学生，再加上老师与同学之间的陌生，就难以适应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
家庭是大学生社会化的初始环境，对他们的心理健康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家庭的好坏直接影响大学生以后生活的成败。但由于现在社会竞争加剧，许多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导致了两种极端方式教育孩子：一种是溺爱，孩子做错任何事都包容；一种是过分严格要求孩子，经常当着孩子面与其他家成绩优异的孩子做对比来贬低自己的孩子。更甚者，有些家长因为目标置换的原因而疏离，殴打自己的孩子。所谓目标置换是指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现有的目标被其他目标取代而无法达到原有的目标。出现目标置换家庭的孩子，因为无法达到父母所定的目标而产生恐惧和失落，有的选择了离家出走，有的则选择自杀来解决问题。所以，家庭的环境影响对每位大学生的心理成长都非常重要。
学校在教育方面存在过失也是导致大学生自杀率升高的一大原因。
预防：
（1）社会方面
增强学校与社会外界的合作。外界的社会组织可以为在校大学生提供一个让大学生在寒暑假期间有机会能够到一些组织实践，帮助他们在毕业前了解社会。同时也能让大学生得到锻炼，增强个人自信心。例如，有些城市的每年都会到各高校招收一定数量的研究生假期在部门挂职，在录用学生时要通过笔试和面试层层筛选，这样就能让大学生毕业工作前了解一些求职信息，将来能更好地融入社会，降低因求职不成导致的不良后果。加强社会整合，避免社会失范和文化震惊。社会学提倡的整合包括文化，制度和规范整合。这些不同的整合对当代大学生影响重大。从文化整合方面来看，文化震惊对大学生造成的心理问题是导致社会失范的原因，而多种文化整合可以避免因文化震惊导致的大学生自杀现象。因此，高校应改善单一的‘应试’教育模式，培养大学生多方面的学习方式，使每位大学生“德、智、体、美”方面都得到很好的培养。从制度整合方面看，高校不能为了应试教育而出台一些只注重表面功夫的制度，要多从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方面来改善当前的制度，减轻大学生的负担，降低自杀率。从规范整合方面来看，高校应制定大学生群体共同遵守的规范。在社会学刚创立的时候，社会学家涂尔干曾将社会学研究对象定位社会事实。社会学家卢克斯将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划分成了物质性的社会事实和非物质性的社会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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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性的社会事实包括道德、规范、价值、意识形态等。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社会的发展使人与人之间的机械团结被有机团结所取代，即过去紧靠自发的集体意识维系的人际关系被社会规范所取代。从涂尔干的说法中可以看出，现在的大学生在刚进学校时因为个人自身价值观念的不同都会有各自的一套规范，而当自己的规范与他人的发生冲突时，他们就会对此做出反抗，要么反抗他人，要么反抗自己。反抗自己的群体可能会因内心的冲动自我排斥而选择自杀。所以学校应制定一些大学生群体共同遵守的规范来使每位学生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
（2）家庭方面
父母是子女的启蒙老师，子女今后在学校或社会上的成败多是取决于家庭的教育方式。许多家长在教育孩子时重知识教育而忽略了情感教育，重身体健康而忽略心理健康，长期下去问题少年就会不断增多且对社会产生危害。子女有问题许多家长还把责任推向校方，殊不知其子女成长时期的挫折教育是如此重要。挫折教育可以克服因目标置换带来的不良后果。在许多大学生自杀的案例中，由于考试成绩不理想、恋爱受挫、人际关系不佳引发的自杀问题不计其数。所以家长应多重视对子女的情感教育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
（3）学校方面
建立合理的校园“安全阀”机制。“社会安全阀机制”是由著名的社会学家科塞提出的。他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或者是一个单位，平时遇到什么问题，倘若不把矛盾提出来，长期积压下去就会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所以，一个气氛和谐，学风正派的学生可以成为一个校园的安全阀，在这样的校园中生活，它可以帮助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交流，把不满的情绪发泄出去。从心理卫生的角度讲，过分压抑自己的情绪，只会使情绪困扰加重，而适度的疏泻可以把不快情绪释放出来，从而使紧张、痛苦、悲哀等情绪得到缓和。
（4）个人方面
积极加入学校的社团活动。大学校园的社团活动丰富多彩，大学生应该积极加入这些社团活动。如学生会、社联、艺术团等组织的趣味竞赛、辩论赛、文艺节目等等。通过加入这些社会团组织，不仅可以锻炼自我还能培养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学会与人沟通。经调查发现，在校期间积极加入社团组织的学生比不积极参加的学生更容易找到理想的工作和得到领导的赏识。走出校园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社会与校园的生活差异性很大，为了毕业能更好地融入社会，每位学生应充分利用假期时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这不仅能使自我得到锻炼，还能消除毕业后步入社会的不适应感。综上，大学生是一个高智商，高素质的群体，选择自杀可能是由于受社会因素影响而导致的结果。倘若这一关键时期有人从中干预对其进行疏导，一定能够杜绝悲剧的发生。但要做好对大学生自杀预防的相关工作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它需要学生本人，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面做出共同努力。

Ⅱ 如何看待群体性事件

一篇文章奉上，请参考：
如何辩证地看待群体性事件

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稳定形势比较严峻。而影响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就是群体性纠纷和事件，对此各级党委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而人民也是有目共睹。但以我六年来从事基层维稳工作的经验来看，我们的基层政府在此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工作积极性差，如拖延、遮掩、隐瞒以及仅仅为了平息事态而解决问题，从而导致工作形势非常被动，甚至有形成恶性循环的趋势。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执行者看不清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可能因此带来的好处。而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我们找到群体性纠纷和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和解决办法，认识到我们是可以通过努力将这种坏事变成好事，由此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以及解决问题可能为我们带来的丰厚回报。

引发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原因

这篇文章中，我将未激化的群体性矛盾纠纷称为群体性纠纷，而将群众使用了非法、过激的行为来应对的、已激化的群体性矛盾纠纷称为群体性事件。

一、为什么说将群体性纠纷、事件的根本原因归于利益受损是错误的

人类社会的最大作用就是人与人的分工合作，合作意味着资源的集中使用，集中就必然导致部分人占有的资源减少，而另一部分人增加。而占有的物质、人力等资源换个名称就是利益。因此可以说利益的增加减少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想要通过避免利益受损来预防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发生，就需要让人类社会倒退回“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社会之前才能够做到，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认识不仅毫无实际的指导意义，而且会将我们如何解决问题的思路引入死胡同。并可能由此滋生退缩和失望的情绪，从而对我们解决问题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就如天气变化引发部分人感冒生病，如果把天气变化当作感冒的原因，那么预防感冒只能是将地球改造成一个恒温恒湿的大温室才可能，这种结论显然也是毫无意义的。而对于感冒原因的研究方向应该是，天气变化了，为什么有些人感冒而另一些却没有感冒？同理，探究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我们只有回答了“为什么有些人利益受损后可以妥协忍让，而另一些人则坚持不让步？为什么有些人在维护自身利益时采用合法手段，而有些人则采取过激行为？”，才能找到有实际意义的答案。

二、引发群体性纠纷的原因

我认为研究引发群体性纠纷的原因，应该从主客观两方面来看：

（一）利益冲突的必然存在，这是引发纠纷的必要客观条件。其中我们需要认识到隐性利益以及迁怒现象的存在。

隐性利益主要指公共利益以及其他可能群众内心安全、未来希望的很多东西。例如，杭州富家子飙车案，很多人认为群众和网民与此事无利害关系，纯属起哄闹事。但实际上群众和网民内心关注的重点并不是那位富家子卑微的命运，而是背后的司法公正与否。司法公正关系到所有人，乃至国家与民族的整体利益，而群众和网民的义愤又怎能说是无理取闹。说句危言耸听的话，如果连司法公正都不在引人注目，那将是国家混乱的开端。

迁怒是指人在忍受多次利益损失之后，在新的纠纷中突然爆发，并变得极度情绪化，不可沟通。迁怒虽然人人都知道不好，但它就像人类的一种本能很难避免。现在很多纠纷中的当事人胡搅蛮缠，无法理喻，政府部门处置人员因此以刁民来看待此类人员，这种现象背后往往就是迁怒在作祟。执法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感觉执法环境日益艰难，我认为其原因也是群众的迁怒。在一些复杂的纠纷中，处置人员必须看的高一些、远一些，认真调查考虑是否有迁怒的现象及为什么会有迁怒，这样才能找准纠纷的症结在哪里，从而进行妥善处置。

（二）、群众对利益冲突的态度，为其主观条件。态度可以分为谦让、妥协、坚持三种，谦让和妥协的态度一般不可能引发纠纷，坚持不让步的态度则必然引发双方之间的纠纷。

群众对冲突的态度取决于当事双方或多方之间的关系。团结合作关系的群众一般会采取谦让或妥协的态度，如父母与子女之间，抚养和赡养都是减少一方利益以增加另一方利益，实质上这也是利益冲突的一种，却一般不会发生纠纷。竞争甚至仇视关系的群众发生利益冲突时，一般会采取坚持不让步的态度，进而引发纠纷，如现今常见诸于报端的“口角之争引发血案”等。

由此可见，群众与群众（包含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就是引发群体性纠纷的根本原因，而利益冲突仅仅是引发群体性纠纷的触发条件。

三、导致群体性纠纷变为事件的原因

人们在发生纠纷以后，通常只能通过两种手段来挽回自身的利益，一是合法的手段，通过第三者以仲裁、调解、判决等手段来挽回损失；二是非法的手段，以过激的手段威胁对方屈服或直接抢夺，这种办法往往事与愿违，造成损人不利己的后果。

促使人们采取合法手段的原因在于人们相信政府、社会的公正、公平；而采取过激手段的原因无非就是人们不相信可以通过第三者来为他们挽回损失，以为只能通过自己动手来挽回损失。因此，人们对政府、法律、社会的不信任就是导致群体性纠纷变为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其中我认为，因为只有熟悉、清楚了才能谈的上信任，所以对政府、法律的认识不清如法盲等也可以称为不信任。

这里以及这篇文章其它的“政府”，泛指所有的公共权力机关，即老百姓眼中的政府，毕竟在他们看来，无论是人大、政协、法院、公安以及狭义上的政府机关等都只不过是一个整体的不同部分而已。

由此可见，人们对政府、法律、社会的不信任就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群体性纠纷是群体性事件的触发条件。

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影响

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影响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经济、权利、义务等客观利益方面；二是认识、态度等主观意识方面。

客观利益方面，从国家和社会的总体利益来看，只要不发生打砸抢烧，就仅仅是内部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利益的总量并不发生改变。就像把东西从左手交到右手，最多是交接过程中发生了些微损耗。由此可见，解决群体性纠纷、事件无论什么手段，只要能平息事端，客观利益方面的影响将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点可以用“总量守恒”来解释。因此，这方面的影响没必要去深究。

主观意识方面是指，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平息的整个过程，将影响和改变当事者及旁观者对政府、社会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将决定未来群众与政府、群众与群众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依照左中右可以分为信任、怀疑、敌视三种关系。与不熟悉的人交往时，一般人都会先持怀疑态度，而在打交道的过程中，通过小心印证来加深或形成认识，由陌生变成熟悉，再根据认识的结果来决定双方之间未来的关系是信任还是敌视。

由于市场经济、政府改革、职能转变、老人离去、新人辈出等种种历史的、现在的、客观的、主观的原因，造成当今的群众对现在的政府并不熟悉。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发生则给群众带来了一个与政府打交道的机会。因此，群体性纠纷、事件在为政府带来麻烦和压力的同时，更给予了政府一个让群众认识政府的机会，也就是给予了政府一个取信于民和团结群众的机会。

依据群体性纠纷、事件的整个发展过程，群众会自己判断“政府、法律、社会、朋友等是否可靠、可信”，形成认识，进而决定与其他群众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信任的还是敌视的。对我们政府换个角度来说，就是民心向背的问题；而对社会来说，则是和谐与不和谐的问题。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句话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有不少人质疑“民心真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吗”。我国古代有“爱屋及乌”和“邻人疑斧”的典故，他们讲明了两种态度导致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这也说明了态度对人们的行为有着无比巨大的影响力。抗日战争中有日寇报复性的扫荡和“三光”政策，解放战争中数以百万计的民工支前，抗美援朝时各族人民更是勒紧了裤腰带，这些背后群众利益遭受的损害根本是无法统计的，但群众对党的支持始终未变，这就是“得民心”的好处。当今社会，政府还未有何风吹草动，无论好坏，都可能引起网民的质疑，导致政府工作效率的急剧下降，这就是群众对政府半信半疑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既不得民心，也不失民心”的表现。至于“失民心”的后果恐怕真会出现“漫天烟尘，遍地反贼”的景象吧。

由此可见，群众与群众、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是相互信任的，那么很多事情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果是冷漠仇视的，那么小事会变成大事，无事也要生出波折。因此，每一起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处置善后对于我们都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在群体性纠纷、事件的处置中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不仅会为我国未来的发展铺平道路，还会为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这就是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说：“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所不赞成的。但是这种事件发生后，又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从这一点上说来，坏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乱子。”

群体性纠纷、事件的根本解决

由前文可知，群众对政府、法律、社会的不信任就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群体性纠纷是群体性事件的触发条件。而群众与群众（包含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又是引发群体性纠纷的根本原因。信任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因此，群体性纠纷、事件的根本解决就在于改善群众与群众、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政府不仅是社会的上层建筑，而且也是其中最大的一个群体，拥有其他人和群体无以比拟的榜样示范作用，改善群众与群众、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至于如何做，政府就要先从取信于民，使群众信任政府开始。

在心理学中，人的基本需求从低到高依次有：生理需要、安全、归宿（爱）、和尊重。我认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是要依次解决绝大部分人的基本需求。经过30年改革开放，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可以说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即生理需要。因此现阶段我们社会发展的目标就应该是满足人们“安全感”的需求。我认为，安全感应包括生存和发展两个方面，生存安全包括生活、就业、医疗等，发展安全指发展机会的公平性包括垄断、贫富差距等。而人们是否信任政府等执法机关将严重影响其“安全感”的满足。因此，政府取信于民不仅关系到群体性事件的根本解决，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源于群众对政府的认识，而具体的认识则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具体行为以及历史为群众留下的印象等；二是群众自身判断和认识事物的准则，即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是社会风气和氛围上面。因此，政府取信于民一是要通过实际行动表现出值得群众信任的形象，二是树立良好的社会氛围和风气引导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行为做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对此，我有一些思路，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值得群众信任的形象体现在品德和才能两个方面。其中品德决定了政府与群众有没有共同的利益，而才能决定了共同利益的发展前景如何。

（一）、品德的好坏用来回答“政府会不会帮助群众”这个问题，这影响到群众愿不愿意与政府合作。例如，“腐败”造成的物质利益损失相对于国家整体而言并没有多大，但就其性质而言，它是拿着人民和国家给的薪水，办着损害人民和国家利益的事情，这是一种典型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天下恐怕没什么人会愿意与背信弃义的人合作吧，即使迫不得以与之合作也必然是处处提防，时时小心，导致工作效率的低下。因此，诸如“腐败”等品德败坏的行为的损失及危害是无法估量的。国家与社会不是政府一个群体的，它们属于每个人、每个群体共同所有，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和谐需要所有人和群体的共同合作努力。因此，品德对于政府、社会、国家都是至关重要。

品德，主要体现于人们对各类事物的看法和态度，而这些看法和态度实际上就是具体事物和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相互结合的产物。相较而言，事物是偶然的、具体的，意识形态是必然的、普遍的，因此，品德的好坏取决于世界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我个人总结了以下几点与品德相关的认识：

1、对利益的认识和态度

利益意味着资源，金钱意味着物质资源，权利意味着人力资源。政府对利益的认识和态度将决定着政府作为公众资源的分配者在群众眼中的形象是吝啬的、大方的、奢侈的还是节俭的。这些不同的形象源于资源的稀缺性和使用方面的不同。资源不可能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的欲望，这决定了资源的使用必然是有选择性的。资源的使用有三个目的，一是生存，二是发展，三是享受。对于生存和发展使用的多就是大方，少就吝啬；对于享受方面使用的多是奢侈，少是节俭。因此，政府在对于资源的分配使用上，针对不同的使用目的需要有不同的态度，对于民生、发展等方面应宁滥勿缺，对于享受、服务等方面应宁缺毋滥。

我们当地有一破产国企有200多名伤残退休职工，很多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按劳动法的规定应享受工伤补贴合计800余万元，政府拖了两年多没有给予解决，说是数目太大，不好办。反之，有一单位局长配了两辆车，一轿车、一越野车，合计100多万，还不计每月的油钱、修理、保养费用。我想，让10来个局长节约节约，这800余万就应该有了吧。这样对比下来，政府如何能够给群众留下好的印象。

就资源的使用方式来讲，集中使用可以减少浪费，提高使用效率，所以政府在近几年的发展中倾向于做大做强，这也符合中国的国情，它的正确性也毋庸置疑。例如现在社会的经济发展比前10年、20年稳定、有秩序的多，这体现在质量的提高、品牌的发达和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的减少。但资源的稀缺性也注定这种使用方式必然导致少数人发展机会增多，多数人发展机会减少。多数人发展机会的减少必然会带来经济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减弱。这在当今社会体现在90年代流行公务员下海经商，如今一个公务员的位置往往会有数以百计的考生去争取。而资源的过度集中导致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导致贫富差距的拉大，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发展机会更加不平等，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也应该是上世纪初美国制定反垄断法的最根本原因吧。因此，政府在资源使用上一定要深刻体会科学发展观，把握好集中的度，做到“全面可持续”的发展。

换个角度来看投资，拿1亿元给一个富翁，仅仅换来一个“锦上添花”，同样拿给1万名下岗职工却可以换来1万份“雪中送炭”。这其中的差别一目了然，所以，“全面”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物质方面，也应将感情和精神方面包含进去。

2、关于对规则的认识和态度

规则指现实中的道德、法律、规定、原则等，这点本质上也应该是“科学发展观”的一部分内容。对规则的认识和态度决定了人的做事方式，是灵活的还是死板的，是有原则的还是不择手段的。规则服务对象是有区别的，我们可以将服务于全局、全体、普遍对象的规则称为普遍规则，主要表现为法律、道德等；将服务于片面、部分、具体的对象的规则称为特定规则，主要体现为特定群体、部门的规章、规定等。当规则和我们具体的需求发生冲突时，如果规则是普遍规则，那么，遵守规则是有原则的，不遵守规则是不择手段的；如果规则是特定规则，那么，遵守规则就是死板的，不遵守规则是灵活的。

普遍规则，如道德、法律等，它们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对于政府来说，遵守这些规则才能体现出政府与群众利益的一致性，不遵守自然会使政府与群众利益分离开来，进一步导致政府与群众的对立。因此，对于普遍的规则，政府一定要坚持遵守。

特定规则，如部门规章、特定时期的特殊规定以及上不得台面的潜规则等，它们代表着特定群体的利益，对于政府来说，遵守这些规则意味着将人民全体的利益置于特定群体的利益之下，这必然导致全民、公共的利益损失；反之，不遵守这些规则，坚持自身的行为就可以被视为维护了全民、公共的利益。因此，对于特定的规则，政府要敢于改革，勇于创新。

正确合理的建立使用新规则往往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一系列问题，就如现在很多政府部门和机关都非常喜欢通过建立新规则来解决问题，如下发文件、制定制度等，但在此同时，也必须对过度建立使用规则的危害有深刻的认识。对于群众，过度建立和使用规则不仅增加了做事的成本，也抑制了其创造性和活力；对于政府，它不仅同样增加了管理的成本，也为官僚主义、推诿扯皮等现象提供了滋生蔓延的环境和温床。因此，对于建立规则的一定要慎重，避免出现过犹不及的现象。

当今社会有一种很不好的现象，“领导一重视，没事办不成；领导不重视，没事能办成”。之所以办成与办不成因为，领导不重视，遵守的规则就太多，事情自然办不成；领导一重视，很多规则就可以忽略，事情自然能办成。它引申出来的的含义往往造成群众的误解，领导的指示高于规则，领导可以不受规则的限制。这就导致了，即使通过“领导重视”解决了问题，也会给带来群众带来威胁的心理暗示引发不信任，甚至也变相的验证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论调。因此，政府在行使职能特别是处置群体性纠纷、事件时，必须要严于律己，淡化“领导的作用”，强化“法律的作用”，即便因此会增加一定处置的成本。

3、对自身的认识和态度

对自身的认识和态度决定着一个人是骄傲的还是谦虚的，是积极主动的还是消极被动的。

骄傲的表现在于认为自身无所不能、是不可取代的存在。一个不可取代的存在是不需要伙伴的，更不会真正的信任和尊重那些可以被取代的人的。但是你不信任别人，别人又怎么会信任你呢？

从唯物历史观来看，经过了文艺复兴、大航海时代、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欧洲的生产力提高，科学、技术方面的矛盾日益被人重视，这种情况下，如果牛顿爵士没有发现物理学三大定律，那么，10年或者几十年之后，必然会有另一个欧洲人，更可能是一个英国人发现这些物理学定律。因此说，牛顿是非常伟大的，但他绝不是不可替代的。这也应该是他说出“假如我看得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上”的原因。再如，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新纪元，但他同样不是不可替代的，即使没有他，中国也必然会出现一个
“楚始皇”或者“汉始皇”之类的人物来做同样的事情。

正确的认识应该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历史又选择了某一些人作为了自己的代表，这些代表又发挥自己的才能或加快或减慢了历史前进的步伐，但这其中没有一个代表是不可以替换的，不可替换的只有广大的劳动人民。

现在社会上常常听到“李XX市长在这里修了甲工程，造福于民”，但实际上没有“李XX”，也会有“张XX市长”拿“修甲工程的钱”在这里修个乙工程来造福于民。因此最大的功劳不应挂在某个人身上，应归于创造了财政税收的所有人民群众身上。对于社会，常有房地产商甲，说自己修了多少多少房子，缴纳了多少税收，做了多大贡献。但实际上，如果没有了甲，人民群众创造的房地产市场，必然会选择另一个“乙”，来“修多少多少房子，缴纳多少税收”甚至还更多。因此房子和税收的最大的功劳，仍然应归于全体人民以及他们创造的市场，而非极个别的富翁。

谦虚的表现则是在于不仅深知个人能力的不足和局限性，也知道要弥补自身的不足和局限性，必须融入到集体和人民群众当中，信任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相互帮助，共同发展。我们党很早以前就提出的“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口号，实际上也是谦虚的间接表现。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我们知道意识源于物质，但又反作用于物质。人类的意识虽不可以改变物质的
“存在”，但却可以通过改变物质的“存在方式”来为人类服务，这是人类社会之所以发达的原因。在现实中就是，我们相信客观世界的客观存在，但我们同时也相信经过我们的努力可以给现实世界带来变化，这也是积极主动的表现。用铁人王进喜的话就是：“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如，虽然我们坚信“800元不可能交换到价值1000元的东西”的市场理论，但同时我们也认为可以通过“分期付款”、“以工代钱”等很多办法先将“1000元的东西”交换到手。

相对还有两种错误认识：一是认为意识高于物质，过高的估计了意识的作用，表现为盲动或冲动；二是认为意识应完全服从于物质，忽视了意识的能动性，表现为消极被动。我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和当今文化的主流都以无神论为主，唯物主义在我国深入人心，因此“盲动、冲动”的错误在我国相对较少，“消极被动”的现象相对较多。“盲动、冲动”的害处在于破坏，例如中国革命史中“左倾”路线造成的危害；“消极被动”的害处在于缺乏面对困难的勇气，轻则不思进取，重则“背叛”。例如，抗日战争中的“重庆政府”和“汪伪政府”，它们的共同点就是迷信于飞机大炮的威力，这也必然导致了其屈服于飞机大炮的后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就是共产党自强不息的信心勇气和“自力更生”政策。

现在，很多政府部门在寻找工作失利的原因时，第一条原因往往是缺钱少人。这个原因导致政府不断成立各种各样的专职部门，增加各种各样的编制和规章制度。我们单位在1990年前后总共也就七八十人，而如今却有三百多人，二十年涨了四倍还多，需要遵守的规定也从一本书变成了很多本书，结果实际的力量虽增加了不少，但工作效率也下降了很多。

资源的稀缺性，注定了没有人可以始终有足够的资源储备去应对这个世界千变万化的情况。而且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革命和变革的初期无一是储备了足够的资源以后才开始的，因此对于困难我们必须找到自力更生的勇气和信心，否则会失去前进的动力。如今的维稳工作面临很多困难，如果始终将工作做不好的原因归于金钱、人力、部门、制度不足的话，此项工作将永无结束之日。

4、对人民群众的认识和态度

唯物历史观告诉我们，国家和社会不是政府的，它是全体人民的。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不是政府一家的责任，而且政府也没有能力承担这样重的责任，因为发展最核心的生产任务是由广大劳动人民来承担的。政府的职能在于为广大劳动人民创造一切便利的条件，让人民可以更好更快的进行生产，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告诉我们，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是合作伙伴的关系。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朝廷将人民群众要么看作奴才，要么看作敌人，即使最英明的皇帝也最多将人民群众看作自己的子民。在这种认识态度之下，朝廷因为一己之私，自然希望人民群众越笨越好，这就是愚民的由来。而其直接后果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间接后果是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缓慢，例子是中国近现代110年的屈辱。

聪明、勇敢和有集体观念的人民群众虽然有些时候为政府带来了一些压力，但同时他们更多的是为政府带来前进的动力和为民族带来复兴的希望。如“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帝国、普及全民教育之后统一德国的普鲁士以及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等。

为了拥有聪明、勇敢和有集体观念的人民群众，我们政府应该建立健全机制以激励那些有见解、见义勇为、关心群众集体财产及其他公共利益的人和事，并批评那些人云亦云、懦弱、自私自利的人和事。现在有些领导一听到有关群体性的东西，第一反应就是调查幕后指使之人并打击处理之，处理完之后，还得教育人家：“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行了，谁叫你管这么多闲事。”如果让这种现象继续蔓延发展，恐怕国家危难之时将无真正的可用之才。